中财网山东哪的大馒头最出名:为什么近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会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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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近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会落后？
(2008-04-18 01:5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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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近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会落后？
为什么近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会落后，这个问题发人深省，问到了国人的灵魂深处。早在民国初期，包括梁启超在内的一批中国近代文化先驱们就开始探讨这个问题。1964年，英国的李约瑟在其《东西方的社会与科学》一文中对阐述了自己的见解，此后，这个问题被称作“李约瑟难题”。至今，人们对李约瑟难题的探讨仍然没有停止。
在讲述这个问题以前，我想先做一下相关的说明。
李约瑟命题拥有以下一个前提：古代（17世纪以前）的中国文明都远远领先于西方；到了近代（或说西方工业革命以来，或说文艺复兴以来），中国就逐步落后了。那么，这个前提成立吗？有人就提出了怀疑，即李约瑟命题是一个假命题。席文指出，“中国早期工艺技术的成就，并不取决于它应用当时科学知识的程度。因此，因为古代中国工艺技术的成就，就断言它有比欧洲更高的科学成就，也是缺乏根据的。”这个观点有它的合理性，试想，我们的祖先很早就会使用铁器，可是这些铁器的来源却是陨石，而非人工冶炼；后来出现了精美的青铜器，其冶炼和制造技术堪称一流，可谁又能说明这些技术只是偶然的发现还是前人不断摸索的经验。确实，很多时候古代的某种工艺只是一种偶然发现，而非科学活动。只是到了近代，才有人开始整理这些发现，去探索、研究、归纳，才出现了科学和科学家。
即使这个前提是成立的，那么当时的中国为什么会领先呢？需要看到的是，欧洲长期处于中世纪教会的黑暗统治之下，任何不同的见解都被当作歪理邪说无情打击，科学是不会长足发展的，即使出现倒退，也是合情合理的。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的政策当然是开明多了，尤其是汉唐两个朝代几百年的经营，中国是在一个没有竞争对手的基础上发展，这样的领先算得上真正的先进吗？我们不是讲居安思危吗？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长期的独领风骚本身是否蕴藏着失败的缘由呢？
第二个是关于评价标准问题。张秉伦和徐飞认为，“李约瑟把近代以来产生于西方的各种科学理论与传统的一个集合定义为近代科学，然后又问为甚么产于西方，这是同义反覆”。因而，我们认为，用欧洲早期科学和近代科学为标准来衡量非欧文明，是不恰当的。江晓原指出，“据和现代科学水平接近的程度”，来说中国古代科学成就的“杰出”，来衡量一种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也大成问题。
我们现在回到前提，回到李约瑟问题上来。为什么近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会落后？通俗的史书上讲了四个原因，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二是封建教育制度（科举制度）的腐败，三是闭关锁国，四是腐败的封建制度和国家政策。这样的说法十分含糊，而且我觉得不够深刻。其实，要回答这个答案其实是很难的，或许只有一个通晓东西方文化的巨人，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上，站在超越历史和现实，超越文化和文明的高度上，才可以看清这一切。作为一名中国青年，一个理工科的学生，我的认识难免偏颇和肤浅，但我觉得，我们不妨通过中西文化比较，进入民族灵魂的内部，尤其是中华传统的深处，寻找缘由。
让我们先看看东西方文化形成的背景。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在中华大地呈现人类文明早期，游牧文化和农业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交替、交流、共存。我们的祖先轩辕黄帝便是游牧文化的代表，而神农炎帝则是农业文化的传播者。公孙轩辕氏第一次用武力统一了全国。从此，谋求国家统一便成了历代英雄的使命。可出乎轩辕氏预料的是，在其取代了炎帝部落的统治之后，游牧文化并没有更好地发展起来，历史的主流依然是农耕文化，一直延续了几千年。毕竟游牧文化是不稳定的，倾向于野蛮的，逐水草而居。历朝历代的变革正是围绕土地问题展开的。有人甚至怀疑中国并不曾经历过奴隶社会，中国几乎是从原始社会一下子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唐尧虞舜，唐和虞正是两位帝王的封号，这说明了在原始社会晚期中国已经有了以土地分封为基础的封建体系萌芽，而并不是奴隶制。只有在新疆，远离中原的地方，实行的是农奴制。
农业文化的代表者是农民。诚然，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多数来源于地主阶级，只有他们才有经济实力和机会接受教育。孔子的出身是地主，他的学生多数也是地主。他作为中国第一名教师，要求学生交的学费是“束修”，也就是肉干，在那个年代，对于一般家庭而言，这绝对算得上很奢侈。地主也罢，农民也罢，归根结底其思想还是来源于农民。
农民思想单纯，思想趋向于线性。看到什么，想到什么，便记录下来，所以语言简单，只言片语，微言大义。道家思想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一点。
农民生活固定，因而形成了中央之国的概念，自称中国。思想相对保守，有时盲目排外，很难接受新的概念，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便是如此。历代重农轻商，到汉武帝时重农抑商第一次达到极端。因而历代有的只是土地改革，没有也不可能发生工业革命。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党能够取得抗战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三大法宝之一便是土地改革。这符合中国的国情。
农民生活在一定的家族之中，即使是地主阶级，除非有什么特殊能力，比如做官，是很少有机会脱离家族而生活的。在这样的社会里，统治着是按照家族理解国家的，在明朝尤甚，“家天下”的概念发展到了极致。君主自称君父。海瑞因直谏而犯罪，罪名有点荒唐，叫做“无父”，儿子顶撞父亲那是要杀头的。在这样的社会里，父亲的权威天然高于儿子的权威。正因为如此，通过历代传承，中国人很少相信宗教，子曰“敬鬼神而远之”。中国人有一种难以割舍的祖先崇拜、认祖归宗之情。儒家文化正是以家庭和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调和、中庸的和谐之道。
而被认为是西方文化发源地的古希腊则是一个岛国。海上贸易十分频繁。因而希腊人永远不会明白“四海之内”便是“普天之下”的道理。
商人整天跟抽象的数字打交道，讲究概念的区别。其后代发展了认识论、逻辑学。
商人习惯于变化，其所经营的商品要满足不同消费者不同的需求、变化着的需求。创新精神是不可或缺的。
商人必然生活在城邦之中。在城邦里，不可能按照家族来理解这个社会，谁能证明自己比别人对这个社会更有价值呢？不同于中国的“家天下”，他们发明了“民主”、“议会制”等等。
在这样的社会里，充斥的是理性与自由之光。因而这样的社会相对不够稳定，人们总是在寻求更多的个性与自由。直到有一天，宗教征服了所有的心灵，成为了灵魂的主宰。千百年之后，当上帝不再那么有权威之后，千百年被压抑的激情又释放了出来，禁欲走向纵欲。
当我们看清了东西方的传统精神之后，我们开始进一步分析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缘由，就显得明朗多了。我们不妨从通俗史书所给出的四个原因为基础，以传统为主线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一）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
西方科学有一种刨根究底，穷追不舍的精神，注重单个因素的作用。古希腊哲学和自然科学还没有“分家”，后人为了研究方便把有关世界本原论以及对于运动一般规律的认识归到哲学里；而把关于物质构成的认识，诸如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说”、阿拉克萨哥那的“种子说”以及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学说，转移到了对物质结构的认识层面上。
后期的“原子论”的意义已经接近近代化学原子论的基本思想，近代化学原子论创立者道尔顿承认它的原子论得益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思想，大科学家牛顿也认为古代“原子论”对他的科学研究影响很大。这是因为从整体论到单元个体论，不仅仅是认识层次的变化，同时也是认识方法的变化。
如果说整体论采用的是综合法，那么“原子论”用的就是分析法。而近代科学总体采用的研究方法就是分析法或分解法。比如研究对象从单个物质进入到单个分子，从单个分子又进入到单个原子，从单个原子又进入到原子核，从原子核又到基本粒子（质子、质子、电子），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夸克、层子水平上了。认识层次的逐渐分化是近代科学的一大特点，而这个思想最初来源于古希腊的原子论，可以说没有古希腊的原子论也就没有今天的各种自然学科。
我们再看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前面讲过，农民的思维单纯简单，缺乏逻辑，朴素唯物主义得到充分的发展，因而中国古代哲学是带有浓郁思辨性质的自然观，如“阴阳说”主张阴阳和谐是一切事物运动变化的内在原因；“五行说”则认为万物都由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元素组成，气“自动自修，自峙自流”是一切运动变化的原因。
我国古代自然观更多讨论的是世界的本原问题和对运动规律的思辨解说，纯粹是各家的主观臆测。对事物的认识是从整体角度考虑的，注重的是辩证统一。对问题的讨论只是泛泛而谈，不做深究。由于思维方式的差异，在古代中国是不可能出现象古希腊“原子论”那样的思想的，而且这些辩证思想与我国古代自然科学没有多大的联系，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中没有起多大作用，只有中医学是个例外。
在辩证统一原则的指导下，中国科学一直把和谐统一作为最高境界，注重整体的完整一致，忽视个体的力量。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国人讲究“人道即天道”。杨振宁认为，中国人“天人合一”的观念是近代科学在中国不能萌芽的原因之一。杨振宁和爱因斯坦一样，把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视为近代科学的源泉之一，并认为中国古代文化缺少这个源泉。中国传统对于逻辑不注意，说理次序不注意，要读者自己体会出来最后的结论。陶渊明诗云，“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中国人讲究的是意会，很少追根问底。
实际上，中国传统中不仅缺少合乎逻辑的严密推演法，也缺少合乎逻辑的严密归纳法。《易经》的“取象比类”、“观物取象”的所谓归纳法，其实是在“天人合一”的神秘主义观念指导下的不合乎逻辑的类比法。例如：“枯杨生华，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中国人利用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似乎可以解释一切现象，根本“不需要”再进行科学探索。
东西方自然哲学的思想理论虽然有明显的相似性，特别是对世界本来的看法，无论是中国的“五行说”，还是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很难说它们之间有什么本质的差别。但是古希腊自然哲学遵循形式逻辑原则力求形式的圆满，而中国自然哲学遵循辩证逻辑原则，注重哲理的思辨，不考虑命题在形式上的统一。
这种科学思维方式的差异，使中西古代的自然哲学走向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一种是自然哲学进一步理论化，形成严密的符号逻辑系统，并和严格的实验相结合，形成自然科学理论；另一种是进一步抽象概括并与道德观念相结合，形成远离自然科学的伦理哲学。结果，中国走上了从第一开始就缺乏严密的理论指导，只凭经验和需要选择研究方向，所以演绎形成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
从思维方式差异出发，对李约瑟难题的求解中，有两个有趣的观点值得一提。
一是数学缺乏说。有人认为中国人一向沉迷于一些虚无的理论，没法将其变成只要学过数学的人就懂的知识，于是科学变成了曲高和寡的空中楼阁。
古希腊人喜爱几何，注重数学推理和证明。许多哲学家同时也是大数学家。柏拉图为曾在他创办的“柏拉图学院”门口写有“不懂数学者不准入内”的牌子。在古希腊，数学不但着重于向理论方向发展，遵循严密的逻辑形式，而且创建了一些研究数学理论的基本方法，如归谬法、归纳法、演绎法、公理化法等。而中国代数学在这方面却是个空白。虽然中国古代数学成就不菲，但偏重于代数运算，例如祖冲之把圆周率推算到3.1415926<π<3.1415927之间。但是，中国古代数学没有形成一套理论体系，知识比较零散，没有形成体系。
德国哲学家及数学家莱布尼兹在1697年的《中国近事》一书中说：“看来中国人缺乏心智的伟大之光，对证明的艺术一无所知，而满足于靠经验而获得的数学，如同我们的工匠所掌握的那种数学。” 至于中国在科学方面没有达到极高的造诣，“简单的原因是，他们缺乏欧洲人的慧眼之一，即数学。”
爱因斯坦也曾说过：“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
李约瑟同样认为“当自然科学与数学的融合成为普遍现象之后，自然科学才能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但是他研究发现：“中国数学思想基本是代数学思维模式而不是几何学式样的”，而近代科学的发端恰赖于几何学，如牛顿“在写《数学原理》的时候他并没有用微积分，他证明每一个定理时用的都是几何的方法。
二是语言决定论。在《风俗论》一书中，伏尔泰认为：“如果要问，中国既然不间断地致力于各种技艺和科学已有如此遥久的历史，为什么进步却微乎其微？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人对祖先流传下的东西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崇敬心，认为一切古老的东西都尽善尽美；另一个原因在于他们的语言的性质——语言是一切知识的第一要素。”伏尔泰所说的第一原因，属于文化因素范畴。第二原因，则点出了语言问题。李约瑟将语言与原子论联系起来，给语言决定论作了极好的注解。从本质上可以说原子论的思维方式即近代科学化整为零的分析式的思维方式。“一个引人注意因而或许重要的事实是，所有发展了原子学说的文明所使用的语言都是拼音的。正如几乎无限变化的词可用相对少的字母以不同拼法所形成的那样，想出以数量很少的作为基础成分的微粒借不同方式结合而形成具有不同性质的大量物体的思想，就是十分自然的了。而中国的每个字都是一个有机整体，一个形体，而且习惯于象形文字语言的思维很难接受物质由原子组成的思想。”因为我们使用象形为主的汉字，因而难以确立原子论，进而难以形成近代科学的思维方式。
这就是语言决定说的主要观点。我觉得虽有一定道理，但是并不完全可信，其实中国的汉字象形字并不多，即使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所列出的9353个汉字中，真正的象形字只有242个。中国字更多的形声字，也是可以分为好几个部分的。
（二）中国传统中对科学技术的排斥
通过中西方思维方式比较分析，我们找出了近代科学在中国没有萌芽的原因。但是这只能说中国人没有发现科学；但是我们更要看到，中国传统是排斥科学的，这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发展起来的更顽固的原因。
1、封建文化的约束
孔孟之道最大的特点在于以道德代替一切。梁启超在他的《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我国人有“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之观念；杨振宁也指出，国人在观念上认为技术不重要，认为是"奇技淫巧"。
封建道德不鼓励独创。中国人在世界上以保守、含蓄而著称。这归结于几千年传统文化具有保守、从众、迷信等特点。儒家学说中有一些著名的观念，如“父母在，不远游”的观念，阻碍了许多人放弃了雄心勃勃的探险活动，扼杀了许多人对未知世界的种种幻想，使中国的地质力学自从张衡发明地动仪后就没有很大的建树。鲁迅先生说过：外国人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人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人用罗盘航海，中国人却用它看风水。
“文化制约说”认为现代科学及因果律模型，都是西方形而上学与西方文明之主流的结晶。”而犹太教及基督教传统的超绝神学，与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机械式模型相辅相成，共同造就了作为现代科学的基础的因果律标准模型……若没有这些文化传统作为科学知性的基础，西方科学就不可能产生。韦伯认为，新教伦理的理性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和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起着重大作用。
然而在中国，宗教意识较为淡薄。取而代之的是哲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在中国，哲学与知识分子人人有关。而中国哲学的特点是“在表面上，中国哲学所注重的是社会，不是宇宙；是人伦日用，不是地狱天堂；是人的今生，不是人的来世。”
狄德罗在分析中国没有出现欧洲那样近代科学天才的原因时指出，主要在于东方精神的束缚。在他看来，东方精神趋于安宁怠惰，只囿于最切身的利益，对成俗不敢逾越，对事物缺乏热烈的渴求。而这一切恰恰与科学发展所需要的探索精神格格不入。历史上几个时期，东方文化熏陶下的中国人确实体现出了好静的性格，喜好坐而论道；西方人则好动，更偏于做而论道。
中国古代的技术，很多方面都超过了其他国家。我们有对自然现象的兴趣。从墨子的光学观察，到沈括对磁偏角的研究，都是实验物理的先河。宇宙观更是中国古代哲学家重视的题目。但是，由于实验和理论没有结合起来，技术的发展怎么也跳不出耳闻目睹的范围；对自然的观察只被人当作一种消遣；诸子百家的宇宙观不是幻想就是作为伦理政治思想的箭垛。在古代中国，经验和思维似乎是毫不相干的两回事。
还有一种有趣的观点是“墨家绝世说”。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中，墨家的学说在许多科学领域有相当大的贡献，如时空观、几何学、力学、原子论、光学等等。亡了墨家即除了科技的根基，因此有文献认为墨学终成绝世之学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的主要原因。
这当然有其道理。然而儒家道家可流传至今，而当时的显学——墨学为什么会成为绝世之学呢？一个原因是墨家宣传的非攻、兼爱、尚贤等主张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有可能成为一种‘令人生厌’的学说”，即墨家中绝于世的直接原因可能在于秦汉政权的镇压，但深层的原因却在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统治阶级所进行的文化选择。墨家中绝于世除外在因素外，也有其学派的内在原因，在此便不赘述了。
2、传统文化的过分“完满”
“五行说”是满足相邻相生、隔一相克等循环性要求的所用元素最少的唯一体系，符合思维经济性原则。因此它极具涵盖力和包容性，对科学实践中认识的一切现象均可予以“解释”，这是以它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科学思想带有模糊性的内在原因。正因为它能解释一切，它也就阻碍了新的科学方法的诞生，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传统科学思想方式带有满足于似是而非而不追根求源的缺陷。视这样的理论为终极真理，则中国古代文化人要做的也只有摆卦究玄坐而论道了。按玻普尔的观点“阴阳五行说”算不上科学理论，因其不具备可证伪性。“阴阳五行说”的巨大包容性对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影响，虽没有刀光剑影，没有流血牺牲，却把人们的思想局限在一个框子里，使人们自以为已经找到了真理，从而不再有进一步探索的念头。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宗教裁判所’压制科学相比，难说哪一个遗害更深。
前面我们提出，在一千多年没有竞争对手的基础上，中华文化独领风骚，这是否就蕴含了一种失败的命运呢？
“地理位置决定论”认为，没有什么能比若干邻近而独立的国家，通过贸易和政策联合在一起，更有利于提高教养和学问。中国恰恰在这一方面有很大的缺陷，从而使原来可能发展出更完善和更完备的教养和科学，在许多世纪的进程中，收获甚微。从外部来说，其原因在于没有更多的外贸对象。但从内部说，是由于中国处于一大位的状态之下，说一种语言，在一种法律统治下，赞成相同的生活方式；对权威的宣传和敬畏，造成了勇气的丧失。
在长期的优势下，国人已经形成了特有的民族自负感。当欧洲已经派出先锋考量这个大国的时候，清朝的统治者还把英帝国、葡萄牙这种虎狼之国当作番邦，要求其纳贡。只是由于路途遥远，允许其纳贡没有年限限制。当人家要求各地赔款的时候，慈禧太后还说“量我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或许在她眼中，这些“番邦”的胃口无异于当年金国向南宋要求割地赔款。
耶稣会士巴多明认为使中国科学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就是里里外外没有刺激与竞争。假如中国邻帮有一个独立的王国，它研究科学，它的学者能够揭露中国人在天文学中的错误，中国人也许可以从他们的昏昏欲睡中醒来，皇帝变得关注推动这门科学的进步……”
明末清初有个叫杨光先的遗老，他有句“名言”：“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此人死后近二百年还有人赞其曰：“正人心，息邪说，孟子之后，一人而已。” 可见这期间中国学者大多从主观心理到客观事实都是抗拒西方新科技的。
清朝还有一种思潮即“西学中源”说，这是对待西方科技文化的变态心理的衍生物。如清代数学家梅文鼎就说整个几何学就是勾股术；康熙也说：“阿尔日巴拉即天元术。” 所谓阿尔日巴拉即代数学。杨振宁认为，以后整个清朝有些大学者如戴震、阮元等都继续发挥“西学中源”说。由于他们的影响，使中国的学者在清朝三百年间没有真正吸取西方人的科技。……清朝的‘西学中源’说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此时的中国已将汉唐时因强大自信心而展示出的对外来文化包容的大胸襟丧失殆尽。
（三）封建制度的阻碍
1、思想禁锢
（1）八股取士
八股是明朝的发明创造，影响了近五百年的知识分子。当时的考试科目分为三场，第一场考经义，即四书五经；第二场考试实用文体写作；第三场靠时务策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义。
当时的考生们不需要复习很多内容，只要背好四书五经就行了，题目只能在这里出。写文章时有规定的字数，一般不超过五百字。关键在于格式和个人发挥，八股文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出题、中股、后股、束股、收结几个部分，其中精华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四个部分不能随便写，必须用排比对偶句，共有八股，所以叫八股文。
这种写法十分古板，很多人都是一边写一边乱编，只为了凑字数，达到对偶的效果。文字表面上看，十分整齐；细看内容，废话满篇。
八股考试选出的人才很多都是书呆子。著名的明朝学者宋濂这样形容“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
（2）推广心学
明朝规定，所有的文章必须仿照古人立言，要按照圣
2、闭关自守
明成化年间，由于日本海寇猖狂，明朝政府正式实行海禁。
而清朝时期，各种教派力量参与了多次宫廷政变，例如“耶稣会党太子”，得罪了雍正，“竟为西学输入之一障害”。所以，清朝的统治者有理由对外来力量产生一种排斥。这是不得已但却也是不明智的举措。
3、重农抑商
古代帝王认为“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老子讲：“绝圣弃智”。“好智者多诈”，因此提倡重农抑商。从战国到汉初，一方面是工商业发达时期，一方面也是中国思想最灿烂的一个时期。但是，由于汉武帝厉行了重农抑商的政策，使工商业的发展被扼杀。
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是明清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新现象。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首先在手工业生产部门出现。到清朝中期，资本主义萌芽得到发展。在明清两代，那些徽商、晋商发财以后，都广置田地，开办当铺，认为田地是最可靠的产业，放高利贷可以安坐获益。这就大大阻碍着社会财富向产业资本转化，困而限制了资本主义的成长。在我们资本注意发展滞后的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却急速上升，新兴资本家对财富的占有欲，直接推动了当时大规模的全球探索和科学研究活动，从此，西方的科技突飞猛进，把中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中国科技从此衰落，在之后长达500年的时间里一蹶不振，重农抑商，实在起了不小的影响。
竺可桢认为，中国农业社会的机构和封建思想，使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自然科学。
4、官僚专制
“社会制度决定说”认为现代中国科技的落后，与中国在当时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关系有关。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完成由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转型的国家,也是封建社会历史最长的国家。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封建地主阶级也曾求助于科学技术,使得在科技的某些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他们并不倡导发展科技,他们对技术的要求仅仅是巩固自己的统治，满足自己的欲望。
科学需要民主，民主促进科学，科学与民主相辅相成。封建专制的官僚统治是科学赖于繁荣的民主制度的死敌。正是因为专制和独裁是科学发展的严重障碍。科学技术知识是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如实反映。它必须尊重客观事实，重视实验和实践，讲究理性思维，服从科学真理，并且需要能对问题进行自由探讨。科技领域的这种本性，自然要求民主和自由，没有学术民主和自由，科技事业是难以发展的。
历史告诉我们，要实现科技可持续良性发展，必须存在一个以科技、文化、治学为职业的社会阶层，使他们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以及言论自由，是最基本的条件。
5、激励机制的匮乏
中国几千年来，主流社会对科技进步一直缺乏应有的足够重视。这就是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主要原因，也是封建制度下的必然结果。有人指出，
巴多名分析制约中国科技进步的原因时说：“首先，凡是可能在此方面取得成功的人将得不到任何报偿。从历史上看，数学家的疏忽受到重罚，却无人见到他的勤劳受到奖赏，也无人见到他们因观察天象就可以免于贫困。…总而言之，它无足轻重，在那里无法有甚奢望。”
不仅明清时期如此，李约瑟还发现：“足以令人奇怪的是，在明代以前似乎只能例外地发现某一重要工程师在工部中获得高级职务。这可能是由于真正的工作总是由文盲或半文盲的匠人和熟练的一批手艺人去做，他们从不能跨过在上述衙门中将他们与‘白领’的文人隔离开的鸿沟。最大的发明家无疑来自平民、匠师和手工业者，他们从来不是官员，甚至连不官也不是…有时我们甚至找不到这类人的姓名，这种情况使人想到这些人是否接近于生活在半奴役状态下，而不习惯道出姓氏。”“搞方伎，没出息”，是对科技活动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地位的高度准确概括。
相反，在16、17世纪的欧洲，提倡学术研究和尊重学者成为一种风尚。例如1705年，物理学家牛顿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英国女王和王子特地步行到剑桥大学参加授爵典礼，以示重视。
有人认为最大的制度问题便是在于缺少激励。更何况近代以来一次次的文字狱，文化大革命呢。
（四）系统论、控制论的解释
近三四十年发展起来的自然主义实在论，通过对当代科学哲学的综合，结合关于复杂适应系统的新学科，把科学看成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非线性的、复杂的、适应的、自组织调节系统。他们提倡研究科学与哲学，科学方法与理论，科学与技术，科学技术与社会，理解与管理，方法与政策之间的互动和共同演化。
系统论、控制论把科学看成是社会中的一个内部有结构的子系统，它又与社会中其他子系统（经济、政治、文化、哲学、技术）相互发生作用。他们认为西方有构造性的自然观，逐步形成了科学理论与受控实验、科学与开放性技术体系相互促进的循环加速机制，因而近代科学得以形成和发展。而中国是伦理中心主义的有机自然观，不进行受控实验，大一统型技术不形成开放性技术体系，因而不能形成近代科学加速发展的机制。
吴彤认为近代科学之所以未能发生于中国，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社会为科学性知识的演化提供了一个被组织环境，没有形成一个开放的、非线性的、远离平衡态的自组织系统。
最后想说明的是，关于李约瑟难题的解答，一直是一个开放而有深度的问题。不同背景的人给出的解答大相径庭。21世纪的中国，正在大踏步向前，然而直到今天，我们距离欧美，差别还是太远。关于李约瑟难题的解答显得必要而有深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