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星异种无修在哪找:老者的追求————贺梅门造新书《幸运者说》出版

老者的追求————贺梅门造新书《幸运者说》出版

这几年梅老兄送了我三本书，一本是《永远是年轻》，是写他在总政歌舞团的十七年；一本是《歌声萦绕的兵团岁月》，主要写他在内蒙兵团的那些难忘的日子，所写内容从1971年延续到2007年；第三本就是我们今天要庆贺的《幸运者说》，按梅兄的注解，写的是1933年到1953年这二十年间的事，但我看很多情节也伸展到了如今。看了这三本书，我脑子里出现了个题目：

《老者的追求》

第一，梅兄应是地地道道的老者。1933年生人，今年是78岁，虚岁是79岁。按古人的说法，“人过70古来稀”，活到70岁很不容易。我查了下古之文人的寿数， 司马迁是55岁，班固是60岁，柳宗元46岁，杜甫58岁，李白61岁。看来古人60就是条很难逾越的界限。79岁与60岁比起来，确实是老者。

第二．梅兄始终在苦苦追求。古也好今也好，78岁，都为名副其实的老人。在传统的印象里，80岁左右的老人，不用说晚上，就是白天一半的时间眼睛也是闭着的，身子是坐着卧着的，处在两耳不闻窗外事，喝茶抽烟半睡眠的状态，叫“颐养天年”。然而我们眼前的这位79岁的老者，眼睛睁的大大的，脑子不停地在转，腿脚不停地在走，精力十足地在苦苦追求，“追忆往事，求索未来”。这是种精神，是人的一种思想境界，一种不枉此生，为后人留下点东西的心路。先辈已为这种精神作了个精确的概括，就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腊烛成灰泪始干”。毫无疑问，梅兄就属于只有抽尽、燃尽才停手止步的那种人。很可贵，向梅兄致敬！

梅兄的这些书，可归到回忆录的体系里，也可称为纪传体史学著作。自古以来，纪传体即是文学，也是史学，但首先是史学。司马迁《史记》中的“列传”以及部分“本纪”和“世家”，班固《汉书》中的“帝纪”和“列传”首先是重要的历史文献，其次也是重要的文学名篇。

历史，有客观的历史和文本历史，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任何朝代的文本历史，都和客观的历史有差别，即文本历史都程度不同地对客观的真实历史进行了剪裁、篡改、作伪。因此，对一个写书人或者史学著作的基本要求就是要“书法无隐”，书写历史时不因某些原因，有意地掩盖、删节、抹杀真实的历史。或者叫“秉笔直书”，有一是一，实事求是。要做到“书法无隐”、“秉笔直书”自古就有风险，弄不好会坐牢掉脑袋。比如春秋时齐国的太史因为记载“崔杼弑其君”一事，被手握大权的大夫崔杼所杀。史官之弟继续记载，又被崔杼杀害。史官的第三个弟弟仍秉笔直书，这件事总算被记载了下来。所以秉笔直书，史家必须有求真求实，不怕坐牢杀头的勇气。

由于特殊的政治生态，中国的文本近代史和现代史，都是残缺不全的历史。拿抗日战争来说，八年抗战，似乎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殊死搏斗的就是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游击队。正面战场的浴血奋战和辉煌战果被掩盖、删除了，等于一部抗战史的一大半被砍下来活埋了。现存的抗战史不是中华民族抗战的原史，而是一部抗战史的修改稿。因此，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是当前史学工作者和一切文化人的重要使命，是对为中华民族流血牺牲的英灵的一份敬畏，也是堂堂正正做人的一份良心。但目前体制内的那些历史学家很难做到这一点。俗话说的好，“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体制外有敢担当的，媒体人崔永元就是一个，非历史学家搞了个《我的抗战》，自筹资金，历时八年，用500多人的口述，找回了被埋藏几十年的那段历史。看了梅兄的书，令我惊奇，他在书的第四章居然活灵活现地记述了一个国民党师长的抗日经历。书中是这样描写的：

奉命守卫常德县城的是国民党陆军第七十四军五十七师，该军副军长兼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率领8000将士据守孤城。这支部队曾在上高战役中与日第三十四师团浴血奋战，赢得“虎贲”称号。余程万的部队也真有一种如虎向敌人突贲的劲头，以8000血肉之躯迎战装备精良的4万日寇，孤军奋战16昼夜，最后几乎全军阵亡。在“弹尽、援绝、人亡、城已破”的危难时刻，余程万师长带领副师长、政治部主任等死守，与倭贼作最后拼杀。至11月3日凌晨，余师长率身边所剩将士从笔架城下沅水，游到南岸突围。这时清点人数，浩浩8000余众，仅剩78人。

我读到这里，止不住热泪盈眶，7000多条生命啊！不管他是共军还是国军,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这件事还没有完，梅兄继续写道：

常德大会战结束不久，乡间流传着一个让人世间心痛的消息。说五十七师突围后，蒋介石闻知五十七师个别没有来得及突围的士兵举起了白旗，异常震怒，下令将师长余程万押送重庆按军法处决。乡间闻此消息，民众群情激愤，多达6万人签名作保，求免余程万一死。众多国民党将领和重庆知名人士也都为余说情。如此，余程万师长才免一死，但仍被判处二年徒刑。

看到这里，对国民党、蒋介石不抗日的种种说词，不勉有些愤怒和不平。写文字的人，基本的操守，就是要实事求是。因为会舞文弄墨，如果良心没了，会把无耻和谎言，描绘成光芒万丈的真理，而把善良的好人涂抹成魔鬼。我看到文革中有位大文人，署名华卫东的写的一篇文章，开头就说：“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最高统帅毛主席的率领下，终于彻底揭露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咀脸。现已查明，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刘贼就已几次叛变投敌，是一个双手沾满革命同志鲜血的大刽子手，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忠实走狗。”把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描绘成为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如此颠倒黑白的文人，在中国现代史上还真是大有人在。

宋人吴缜论对评价史书提出了三个标准，一是事实，二是褒贬，三是文采。在这三条中，秉笔直书、求实是第一位的，好的史文需有褒贬、有思想、有观点，对人和事有自己的看法，或曰价值判断。但这个判断必须以事实为根据。就像前面那位大写家对刘少奇的贬言，实为信口雌黄，血口喷人。

我看梅兄对这三条做的都很出色。在本书第九章，梅兄几次提到林彪：

1949年6月间，林彪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120万虎狼之师，挟打遍大半个中国的摧枯拉朽之势南下。

迎接林彪司令员凯旋北上。

我们越战越勇越战越强

跟着英明的林司令，嗨！

勇猛的向前方！

我不知梅兄写这些文字时心里怎么想的？时到如今，林彪还是个敏感的政治话题，一般文人都退避三舍不去碰撞。梅兄不知从那里借了个斗胆，直面褒扬林彪。在这些文字后面的那些思考、判断、勇气，特别令人敬仰。我们现在还无法对林彪做出个客观、园满的历史评价，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有一条原则，叫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在1949年以前的东北战场上，林彪是员虎将，是东北野战军的司令员，是解放战争的功臣，这是历史事实，要秉笔直书的话，写解放战争，就绕不开林彪。一部权威的史书中关于辽沈战役，居然没有司令员林彪的名字，没有指挥员战争怎么打？这样的史书就不真实，就不是正史。至于后来林彪发生了变化，搞唯心主义，搞个人迷信，神化毛泽东，那应记在晚年林彪的帐上。把解放战争中的林彪和文革中的林彪区别开来，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

宋人吴缜论评价史书的第三条标准是“文采”。梅兄在本书中有很多精彩的论述或曰点晴之笔。

总之，这本书可读性很强，读后让人受益。通过书上的这些文字，可以看到写书人的诚实、善良、正直、仁义和刚正不阿

最近有位老先生说：

家国情怀、

梅老兄的这几本书，就是这文化风景线上的几道亮丽色彩。忧国忧民，和对“道”的承载，依然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现在转化为对严重的时弊和改革倒退的忧虑、对普世价值的追求。还有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史的真相的努力。这些在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中特别强烈，同时在中青年中仍不乏有志者。┅┅这构成了一道闪闪发光的文化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