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新闻灾难:新闻媒介也“杀人”

• 　　“姚文元秃笔一挥，写就《评“三家村”》，打响了‘十年内乱’的第一枪。姚文元一出，忠良纷纷受苦，仅直接因这篇妖文而惨死的就有五人，间接的不知有多少。”——这第一个直接致死的是邓拓。

各大报纸展开集中批判

1966年4月，在“上面”点名批判邓拓等人之后，北京市委不得不组建了一个批判小组，由市委宣传部李琪主持，集中批判了他们三人所谓利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借传播知识为名，贩卖封、资、修货色。

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前线》杂志率先违心地公开批判了《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编者按表示，过去发过的这些文章又没有及时地批判，这是错误的，从而决心对《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展开严肃的批评。

1966年5月8日，江青、张春桥指使其写作班子抛出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以显著位置刊在《解放军报》上；同日，《光明日报》也以显著位置刊登关锋化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同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联合摘编《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所谓材料，并逐篇加按语予以定论。此后，《人民日报》转载了这两篇文章和材料。

1966年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并要求《人民日报》刊登时不许错一个字，如有错误，唯总编辑是问。

1966年5月11日，《解放军报》以林彪的腔调发表社论，指出：同吴晗等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里，把问题上升为搞“复辟”，是在为“复辟”造舆论。

同日，《文汇报》发表了戚本禹《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把北京市委直接领导下的报刊，说成是长期以来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大肆宣传所谓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是资产阶级向党进攻的工具，还对北京市委、彭真提出了肆无忌惮的指责。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多次播出这些文章，点名批评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江青、关锋、姚文元、戚本禹、林杰等人批判“三家村”的这些文章，把邓拓、吴晗、廖沫沙发表的连载专栏文章诬为“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社会主义大进攻”，不仅声言要涤荡“新闻、教育、文化、学术界”中的“三家村”的“赞赏者”和“追随者”，而且声言要对“指示”、“支持”、“吹捧”者挖最深的根子，正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同时，这些文章剑拔弩张，杀气腾腾，在煽动极左思潮、罗织罪名栽赃陷害方面，为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在全国泛滥的大字报和报刊上的所谓“大批判”文章起了恶劣的“示范”作用。

这样，“北京市委、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的‘罪状’‘天造地设’般铸成，无法挽回”，而且，“阴谋家铸成了‘三家村反党集团’的冤案后，为了清除所谓社会基础，随即广开杀戒”。“姚文元秃笔一挥，写就《评“三家村”》，打响了‘十年内乱’的第一枪。姚文元一出，忠良纷纷受苦，仅直接因这篇妖文而惨死的就有五人，间接的不知有多少。”——这第一个直接致死的是邓拓，第二个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接下来便是吴晗的妻子、吴晗和吴晗的女儿三人。

“三家村”唯一的幸存者廖沫沙，先是承受了1966年夏秋之季到1968年间每天无休止的揪斗、毒打、坐喷气式，接着是1968年开始的八年囚徒生活，后来便是1975年开始到1978年春的三年流放生活，直到1978年春，廖沫沙才从江西劳改林场回到北京城。1979年，历史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之时，幸免于难的廖沫沙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巫咸遍地逢兔狱，上帝遥天不忍闻。

异样的宣传报道

《辽宁日报》：“白卷考生”张铁生横空出世

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该省兴城县白塔公社下乡知识青年张铁生的一封信。此信是张铁生在参加当年辽宁高等学校入学文化考查时，因为不会答题而写在物理化学试卷背面的。信中说：为了实现自己上大学的“自幼理想”，“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学考试中”能对他“这个小队长加以照顾”。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得知这一情况后，将原信作了删改，指令《辽宁日报》加按语发表。《辽宁日报》在编者按中说，张铁生“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试卷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辽宁日报》的按语和张铁生的信，并再加按语予以鼓吹。随后，各地报刊纷纷转载。《红旗》杂志、《文汇报》等以张铁生的信为引子，围绕着高等学校招生的文化考查发表文章、评论，说搞文化考查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江青还在讲话中说张铁生“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这“才是真正的又红又专”，甚至把张捧为“反潮流的英雄”。

“反潮流的英雄”、“白卷考生”张铁生的“横空出世”，可谓是“文化大革命”中实行废除考试的招生制度的直接产物。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与其他许多方面的工作一样，大、中、小学的毕业分配工作和招收新生的工作被迫停止。局势稍有稳定后，1968年4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转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根据报告的要求，大量实际未完成规定学业的大、中、小学学生毕业离校，各类学校的招生工作也由此提上日程。

自1970年起，中小学开始全面、大批地招收新生，新生入学的首要条件是政治表现，一切文化考核均被取消，这就使得中小学学生的入学率始终保持上升的趋势，而与这种上升趋势同时存在的却是教育质量的明显下降；而在“文化大革命”“斗、批、改”阶段的教育革命中，高等院校招生工作的问题表现得格外突出、集中。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简称《报告》），供各地参照执行，《报告》规定的“招生办法”为“实行群众推举、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招收的新生以政治表现、出身为首要标准，文化标准一开始就被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这就使得招生工作中依靠权力和关系的“走后门”之风在一开始便明目张胆。此风愈演愈烈的结果，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强烈的不满，中央不得不于1972年5月1日明文发布《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

1973年4月3日，国务院批转《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提出：本年除继续采取前一年的办法外，还要“重视文化考查，了解推荐对象掌握基础知识状况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保证入学学生有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

但是，这种做法和结果很快就引起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在高校招生中进行必要的文化考核，就是“分数挂帅”、“智育第一”，是反对“教育革命”，反对“文化大革命”，是修正主义“复辟回潮”。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出现了前文所述的“白卷事件”，而且，“以张铁生的‘白卷’为契机，结合在其他各条战线上对批判极左思潮的反扑，江青、张春桥掀起一股反对文化考查、反对文化学习的恶浪，刚刚开始的高校入学文化考查又陷于停顿”。

“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

1975年，周恩来同志病重。2月后，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提出了“以三项指示为纲”的口号。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全国整顿工作迅速见效，全国形势有了明显好转。

8月14日，毛泽东在同一位教师的谈话中，说了对古典小说《水浒传》的一些看法。“四人帮”一伙借此大做文章，利用毛泽东同志对《水浒传》的评论，在评《水浒传》的过程中，在全国新闻媒介上大批党内的“投降派”，大批宋江，以影射邓小平，学术研究彻底沦为政治的婢女。11月，“四人帮”用挑拨离间的办法，取得毛泽东的支持，提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他们以“翻案不得人心”为中心口号，指使新闻媒介批判“走资派还在走”，从多方面批判和否定邓小平为纠正“左”倾错误所做的整顿工作。当时见于报刊上的连篇累牍的文章，几乎完全是一个调子，都为“四人帮”所左右，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甚至“四五”天安门事件后，“四人帮”一伙仍在全国制造万炮齐轰邓小平的舆论局面，指使各新闻媒介大量发表“批邓”的文章和报道。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人民群众自发地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但“四人帮”严密地控制新闻报道，强调“不要突出总理”，压缩悼念周恩来的新闻报道的规模。

在姚文元的直接操纵下，《人民日报》多次出现激怒人民群众的报道内容和版面安排。11日，姚文元把原来以整版篇幅刊载唁电的安排，硬压缩为半个版，另半个版刊载《文化大革命端正了北大科研方向》的报道。14日，即周恩来逝世追悼会的前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通栏题发表《大辩论带来大变化》的报道。这一天首都上百万人去天安门哀悼，而《人民日报》的一、二、三版竟然没有出现周恩来的姓名！此外，“四人帮”控制的写作组，还在北京、上海的报刊上发表多篇影射性文章，其中《光明日报》在2月13日头版刊载的《孔丘之忧》公然写道：“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

3、4月间，以天安门为中心，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和抗议“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活动声势越来越大，花圈、诗文、小字报铺天盖地。4月4日清明节，到场群众达数十万人之多。4月5日，群众的悼念与抗议活动被镇压。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报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把矛头指向广大群众和邓小平，称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这篇报道，在全国人民中激起了极大的反感。人民日报社收到署名“一名现场工人民兵”的信，信中装着刊登这篇报道的《人民日报》第一版和第二版，在第一版上写着：“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从今改为：法西斯党机关报。”信封正面写“北京人民日报总编辑收”。

正所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而历史也终归还事实以清白。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基本结束。 (本文来源：新闻午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