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花文洁迅雷:邓小平的最后二十年 2

　　1989年，北京城在风风雨雨中度过。11月9日清晨，当长安街旁电报大楼报时钟声沉稳有序地响过之后，沉寂一夜的京城醒过来了。这时，在景山公园附近的一个住所里，有一位老人按时起了床，同往常一样准时吃过早饭，然后坐下来看书报，阅文件。

　　女儿领着小孩走进来，老人问："还下雨吗？"显然，他起床后已看到窗外飘飘洒洒的细雨，湿润了深秋大地。女儿答道："开始下雪了。”老人听罢，立刻站起身来，把窗子用力推开，可能感到兴致未尽，索性打开大门走到室外。

　　室外寒冷，空气湿润，点点雪花伴随着星星细雨飘然而落。老人望着这雨夹雪，感受着寒风的吹拂，语音中带着感慨："这场雨雪下得不算小呀，北京正需要下雪啊！”

　　这位老人就是邓小平！他忘却了寒冷，禁不住信步走到庭院，融进了飘飘扬扬的风雪之中，久久不愿离去。

　　这一天，他要了结一个夙愿--退休。

　　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建立退休制度，这是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之后，提出的一个重要主张。早在1977年，他在重新恢复领导职务之时，就提出了干几年便退下来的要求。

　　1975年2月，身患重病的周恩来总理给毛泽东呈上一份请示报告。报告建议：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表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实际上开始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一年，邓小平71岁。

　　这一举措像一把尖刀插在了急于抢班夺权的"四人帮"心上。急红了眼的王洪文跑到上海肆无忌惮地叫喊："10年后再看。"这一年，王洪文刚满40岁。

　　王洪文的话传到中南海。在71岁与40岁的比较中，邓小平显得格外清醒。他找到李先念等老同志交换对王洪文这句话的看法，说："10年之后，我们这些人变成什么样子？从年龄上说，我们斗不过他们啊！”几个老革命家从王洪文的话中觉察到党和国家面临一场潜在的危机，那就是：老一辈革命家大都年事已高，一旦撒手人寰，谁来接班？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让“四人帮”或“四人帮”派系的人执掌党和国家的大权，那么对我们的党、我们的民族将是一次灾难。

　　从此，接班人的问题伴随着王洪文的那句话就一直深深地刻在邓小平的脑海之中，一刻也没有忘记过。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伴随着拨乱反正和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展开，建国以来因历次运动遭受迫害的干部纷纷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由于从反右运动到“文革”结束持续了20年，原来的年轻人早已进入中年，中年人也变成了老年人。面对着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繁重任务，一方面，干部队伍严重老化，力不从心；另一方面，因无位子，年轻干部又上不来。如果让刚刚恢复工作的老干部一下子退下来，老干部本人思想上不大容易接受，而且在客观上也会出现一个干部断档的问题——老干部是国家政权的主心骨，一时少不了他们，处理太急了行不通。因此，需要采取一个过渡的办法，来解决这个日益突出的矛盾。

　　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顺利完成新老干部交替是从组织上保证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措施，新老交替的关键是要解决老同志占着位子的问题。由于传统习惯势力的影响，在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普遍地、长期地存在着一种只能上不能下，只能进不能出，只能升不能降，只能留不能去，只能干不能退的倾向，要从庙里请出老菩萨谈何容易！

　　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出来工作后，在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后就着手解决组织路线问题。邓小平感到，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和方针的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干部。确定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还不够，还要有人干。谁来干？靠老干部坐在办公室画圈圈不行，没有希望。一次，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讲道：“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急需培养、选拔一大批合格的人才。这是一个新课题，也是对老同志和高级干部提出的一个责任，就是要认真选好接班人。老干部现在大体上都是60岁左右的人了，60岁出头的恐怕还占多数，精力毕竟不够了，不然为什么有些同志在家里办公呢？为什么不能在办公室顶八小时呢？我们在座的同志中能在办公室蹲八小时的确实有，是不是占一半，我怀疑。我们老同志的经验是丰富的，但是在精力这个问题上应该有自知之明。就以我来说，精力就比过去差得多了，一天上午、下午安排两场活动还可以，晚上还安排就感到不行了。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邓小平接着说：“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把老同志都陆续请回来了，并且大体上恢复了原来的或者相当于原来的职务。这样，我们的干部就多起来了。把老同志请回来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正确的。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缺少一批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干部。而没有这样一批干部，四个现代化就搞不起来。我们老同志要清醒地看到，选拔接班人这件事情不能拖。否则，搞四个现代化就会变成一句空话。”邓小平清醒地看到顾问制度只是一个出路，要真正解决问题不能只靠顾问制度，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

　　从1980年起，邓小平即开始做退休的准备工作。8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透露："中央正在考虑再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名称还可以考虑），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这样就可以让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同时，也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更加精干，逐步实现年轻化。”

　　1981年，华国锋辞职时，党内外一致要求邓小平出任党中央主席，甚至连一些外国领导人也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了此种愿望。邓小平力排众议，推荐年轻的同志主持党和国家领导工作。7月2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帷幕刚落下没几天，邓小平便又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提到设顾问委员会以容纳一些老同志的设想，并说：“这是为后事着想。”1982年1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要老同志让路，让中青年干部上来接班的问题时，把它比喻为“一场革命”，并疾呼：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

　　但当时有部分老干部对此不甚理解，认为老干部刚恢复工作又要离休，屁股还没有坐热，中央对老干部不公正。还有一些人甚至认为，三四十岁的人是“文革”经历者，他们没学到什么东西，提拔干部没他们的份儿。看来，邓小平还得做一些劝说工作。

　　真正考虑成熟并下定决心设立顾问委员会是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夕。1982年2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柬埔寨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时说，干部老化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7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谈到"老干部在上面，中青年干部上不来"的问题时转述了聂荣臻的一句话：聂荣臻提出，步子要稳妥。我赞成。他有一个意见，就是要结合，老的一下丢手不行，老的要结合中青。他还说，干部年轻化，台阶可以上快一点，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们这些人交不了账。如果再拖5年，怎么办？

　　9月6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新党章的第三章第22条里明确了中顾委的组成原则和职能作用：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中共十二大上，邓小平出任过渡形式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他意在为退休做铺垫。会上，邓小平就中顾委的性质和任务作了重要讲话。他说：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个新东西，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成立的，是解决我们这个老党、老人实现新旧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老同志退出一线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顾问委员会就是这样一个组织。可以设想，我们再经过10年，最多不要超过15年，取消这个顾问委员会。

　　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前，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人共同约定"一齐退下来，而且是一退到底。即退出中央委员会，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也要求‘全退’”。对于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全退”的要求，尤其是对邓小平“全退”的要求，中央许多人表示不能接受，特别是老同志。后来，经过中央政治局反复讨论，并征求多方意见，决定邓小平、陈云、李先念3人"半退"，即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但仍担任一定职务——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陈云担任中顾委主任，李先念担任全国政协主席；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全退”，即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三老“半退”、四老“全退”的带动下，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又有一批老干部退出第一线的领导岗位，增选为中顾委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的顾问委员会委员，一批年轻干部走上了一线领导岗位。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京召开。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标志着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建立。

　　邓小平挥了一下手，说："退休是定了，退了很有益处。"他理解在座几位政治局常委的心情。此时，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平息不久，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还没有3个月，大家还希望他来掌舵。于是，邓小平耐心地解释：如果不退休，在工作岗位上去世，世界会引起什么反响很难讲。如果我退休了，确实不做事，人又还在，就还能起一点作用。

　　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作交待时讲了一番话。他说："我过去多次讲，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我已经慢慢练习如何过退休生活，工作了几十年，完全脱离开总有个过程。下次党代表大会不搞顾问委员会了，还是搞退休制度。我退休的时间是不是就确定在五中全会。犹豫了这么几年了，已经耽误了。人老有老的长处，也有老的弱点。人一老，不知哪一天脑筋就不行了，体力到一定程度也要衰退。自然规律是不可改变的，领导层更新也是不断的。退休成为一种制度，领导层变更调动也就比较容易。”邓小平的这段话强调了顾问委员会只是为建立退休制度而采取的过渡性措施，下次党代会不需再设立了，要纳入正常的退休制度。

　　邓小平与新一代党的领导人座谈时，真诚地提出，"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以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现在看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党和国家不利。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 邓小平认为，实行退休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坚定地表示：退休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吧。

　　未等前一支香烟的雾团散去，邓小平又点燃第二支烟，他伸出两个指头说："第二个问题，退的方式。"对这个问题，邓小平反复考虑，并且也同杨尚昆谈过，就是越简单越好。邓小平认为，简化比较有利，特别是从自己简化更为有利。而利用退休又来歌功颂德一番，实在没有必要，也没有什么好处。邓小平说：“来个干净、利落、朴素的方式，就是中央批准我的请求，说几句话。”他一一地看着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诚恳地嘱咐：“我退休方式要简化，死后丧事也要简化，拜托你们了。”

　　江泽民、李鹏等常委被邓小平毕生为党、为国、为民的精神所深深感动。邓小平很快又提到第三个问题，即"我退休时的职务交待"。他环视着刚组成不到100天的中央领导班子，最后把目光落在江泽民身上，说："军委要有个主席，首先要确定党的军委主席，同时也是确定国家军委主席。”他加重了语气，一字一句地说：“我提议江泽民同志当军委主席。”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语重心长地谈了新建立的中央领导集体加强团结、加强权威，冷静观察，应付国际形势变化等问题。同一天，邓小平郑重地向政治局呈上了请求退休的报告，要求实现“全退”。这封不足700字的辞职信，字里行间无不体现着这位老党员、老公民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赤诚之心。

　　邓小平终于说服了中央常委。政治局决定，将邓小平退休问题提交十三届五中全会讨论。

　　10月，在中美关系紧张的严峻时刻，美国前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访华。当基辛格走进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时，精神矍铄的邓小平身着深灰色中山装，面带笑容地迎上前去同他热情握手。邓小平对基辛格说：“博士，你好。咱们是朋友之间的见面。你大概知道我已经退下来了。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制度，中国现在很稳定，我也放心。”

　　中午吃饭，全家饭桌上的话题自然离不开邓小平退休的问题，有的说："咱们家应该庆祝一下。"有的说："我捐献一瓶好酒。"邓小平则从容平静地表达了自己的心境：“退休以后，我最终的愿望是过一个真正的平民生活，生活得更加简单一些，可以上街走走，到处去参观一下。”孙子笑了，说了一句：“爷爷真是理想主义。”

　　下午3时，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表决，接受了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消息传来，一直在家等候的邓小平即刻驱车前往会场。在休息厅，江泽民上前一步，激动地握住邓小平的手，建议第三代领导人以及在场的杨尚昆等老一辈革命家一起合影留念。在会议大厅，邓小平同中央3个委员会的委员以及列席会议的代表亲切会见。掌声中，邓小平激动地说：感谢同志们对我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发我的退休请求。衷心感谢全会，衷心感谢同志们。

　　代表5000多万中共党员和12亿中国人民，中共中央总书记、继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把邓小平送出了会场。临别时，江泽民表示："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夜幕降临，喧闹了一天的京城趋于平静。但在邓小平家中，却是一片灯火通明，笑语不断。晚饭的时间到了，四个孙子、孙女跑着跳着来到邓小平身边请他去吃饭，还送给他一张他们赶制的贺卡。邓小平打开一看，贺卡的四个角上别着四个蝴蝶结，分别代表他们自己，中间画了一颗红心，表达了孩子们的心愿。贺卡上边还端端正正地写有一行充满真诚的字：

　　“愿爷爷永远和我们一样年轻！”

　　邓小平眼看贺卡，耳听女儿们的讲解，欢快的神情浮在脸上。大女儿邓林眼疾手快按下快门，留下了那令人难忘的一幕。看完贺卡，孙辈们分别上前来亲吻敬爱的爷爷，刚满3岁的小孙子竟亲了爷爷一脸口水，逗得全家人开心大笑。邓小平也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在家人的簇拥下，邓小平来到餐厅。墙壁上，一排鲜红的大字映入眼帘："1922--1989--永远！"邓小平理解了家人的心意，脸上浮现出轻松的微笑。

　　到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的时间，邓小平又坐在电视机前。这个节目他每天必看，因为这是他了解世界的另一个重要渠道。他知道，今晚《新闻联播》的内容与自己有关。

　　果然，播音员那准确、抑扬的音调传了出来："11月6日至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五中全会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全会高度评价邓小平同志对我们党和国家建立的卓著功勋。全会认为，邓小平同志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在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他多年来一再提出的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的夙愿，表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怀。”

　　这铿锵有力的声音，走进了千家万户，大江南北，传遍了五洲四海。消息传开，人们从惊愕之后无不对这位中国改革开放伟大的总设计师身体力行，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作出表率，表示崇高的敬意。

　　将军们目不转睛地静静倾听着。他们从心里敬佩眼前这位红军的创建人之一、称呼了几十年的"邓政委"。他们衷心地敬仰这位身无军衔、就任8年军委主席，在新时期指引人民军队走上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道路的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如今，他主动辞去军委主席职务，功高隐退，怎不令人由衷地敬仰呢！

　　最后，邓小平满目深情地环视着出席会议的代表们，向大家袒露着肺腑之言：'我虽然离开了军队，并且退休了，但是我还是关注我们党的事业，关注国家的事业，关注军队的前景。“

　　11月1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正式会见了最后一批外宾。站在屏风前面的邓小平，容光焕发，同来访的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的日本客人一一握手。当着几十位日本客人，邓小平说：“在我离开领导职务之际，应该见见老朋友。你们这个团可能是我见的最后一个正式代表团。我已经85岁了，再不退，不知到哪天就变成终身制了。”

　　短短几句话，像以往那样说得明快、平和，几十位在场的中外记者却由此得到一条重要信息：今天，敬爱的小平同志将正式告别他60多年的政治生涯。

　　他说："退就要真退，这次就百分之百地退下来。我今后不再代表集体、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客人，要体现真正退休。"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后又说：“今后有些老朋友来中国，可能不见不礼貌。我可以去客人住地拜访，谈友谊，谈非政治性的事情。要让党、政、军领导放手工作，我不插手。这和他们的成长和工作很有必要。”

　　话题自然而然地引到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上面。邓小平赞扬说："江泽民同志是一个很有本领的人。作为知识分子，他比我知识多，当然经验比我差一些，但经验是可以锻炼出来的。他今年只有63岁，有这个领导班子我很放心。"接着，他又谈到了治理整顿和发展中日友好关系问题。

　　会见开始前，记者就把想和邓小平合影留念的愿望和陪同会见的邓小平的女儿讲了。他的女儿很理解记者们的心情，说："等会儿会见外宾结束后再说，好吗？”大家高兴地回答：“好！”福建厅内，友好会见正在进行；大厅外，大家已经准备着和邓小平合影。

　　会见结束后，日本客人握着邓小平的手充满感情地说："为了中国的繁荣、亚洲的繁荣和日中友好，希望你健康长寿！"邓小平用力地握了一下手，含笑点点头表示感谢。日本客人刚一离去，记者们就围了上来要求合影。邓小平欣然同意，并幽默地说：“好，这比会见外宾要轻松得多了。”大家边笑边说：“这也是您最后一次会见正式记者。”大厅内一片欢笑声。

　　随后，大家簇拥着邓小平走到屏风前，"咔嚓"、"咔嚓"的声音不断响起，有的同志为了离邓小平近点还不时地调换位置尽量站靠在邓小平身旁。邓小平很理解大家的心情。正式会见最后一批外宾，正式接受最后一批记者采访。就这样，邓小平告别了领导工作岗位，正式退休了。

　　早在1980年8月，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回答提问"你对自己怎么评价"时说：

　　"我对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

　　"问心无愧"，这是世纪伟人邓小平对自己一生的评价。是的，他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中国和中国人民，正是他对祖国的忠诚和对人民的热爱，使他无私无畏，无怨无悔。

　　人总是会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邓小平的高明之处在于退得成功，退得顺利，每退一步，其开创的事业都会向前迈进一步。有人说，从1980年辞去副总理职务开始，到1992年南方谈话和接见中共十四大全体代表，邓小平共用了12年多时间完全退下来。这显然做的是很有步骤，并且十分稳妥的。邓小平的退是为了进，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为了中国的长治久安，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千秋大业。这就是政坛伟人的政治艺术！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区域开始由沿海向内地转移。实现这一具有战略意义转移的第一大决策，是开发开放上海浦东。

　　在中国近代史上，上海曾是远东最大的贸易金融中心和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被称为"东方巴黎"。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仍是全国特大型工业商经贸济中心城市之一，对国家财政的贡献曾长期傲居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之首，独领风骚几十年。但进入80年代，南部沿海经济特区迅速崛起，广东、江苏等省的经济发展显示了强劲的势头，上海“老大哥”的霸主地位开始动摇了。

　　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邓小平以其独特的视角看到了上海在对外开放方面拥有的优势：地理位置、交通条件、人才资源、自然资源以及历史积淀的与国际交往的联系和经验等等。这些，都预示上海有着迅速发展的内在潜质，有着重塑国际化、现代化大都市之形象的先天条件。

　　如果说长江是一条绵延千里的巨龙，那么位于长江入海口的上海就是龙头。只有龙头高高昂起，吟啸四海，才能有腾云环宇的龙的飞升！

　　在中国对外开放这块棋盘上，邓小平将上海浦东开发开放视为举足轻重的一枚棋子。

　　1990年初，邓小平视察上海，特别关注了浦东的开发开放。他说：上海的浦东开发，不是上海一个地方的事。浦东开发，可以带动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发展，所以是全国的事。

　　回到北京后，邓小平对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们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我还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邓小平特地要求当时的李鹏总理负责抓一下浦东的开发和上海的发展问题。

　　3月3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进行谈话。他指出："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长期过紧日子。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10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5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艰苦奋斗，都很必要，但只靠这些还不够。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

　　"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扩大开源。”说到这儿，他加重了语气：“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关于开发和开放浦东问题的批复》。9月，国务院批准建立上海浦东外高桥保税区。浦东这块被多年遗忘的角落开始沸腾了！

　　时隔一年，1991年的邓小平又踏上上海这片热土。此时，浦东开发正处于启动阶段。

　　2月18日，即农历大年初四的上午，邓小平兴致勃勃地登上了新锦江大酒店41层的旋转餐厅，一边透过宽敞明亮的玻璃窗眺望上海中心城区的面貌，一边嘱托身旁的朱镕基：“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

　　旋转餐厅里挂着两张大幅地图，一张是上海地图，另一张是浦东新区地图，地图旁摆着浦东开发的模型。一切就像当年组织重大战役时的情景一样。邓小平看着地图和模型，说：“抓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是靠这个竞争。”

　　朱镕基向邓小平汇报了浦东开发开放中"金融先行"的一些打算和做法。邓小平听后，精辟地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

　　"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邓小平对上海的负责同志说："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一席语重心长的话语，使上海市的负责同志都感到心里特别敞亮……

　　邓小平在上海期间与离开上海后不久，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以社论的形式非正式地传达了邓小平的思想观点。这年2月15日，《解放日报》头版发表了题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的文章。文章的署名是“皇甫平”，据说是寓“黄浦江评论”之意。这篇文章结合上海浦东新区的开放、全国的改革开放形势，对邓小平上海谈话的精神加以阐释和发挥。文章说：“从辛未羊年开始，今后的10年，是中国历史的关键10年，也是振兴上海的关键10年。10年看头年，辛未羊年，对于上海来说，应该是一个‘改革年’。”

　　这篇文章选择的发表时机煞费苦心，单凭选在2月15日，也就是在农历辛未年的大年初一来发表，也说明了文章组织者的良苦用心。文章积极“鼓吹”、倡导改革开放，将邓小平上海讲话的主要精神——强调改革创新的精神贯穿其中。

　　3月2日，皇甫平的第二篇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发表了。文章主要论述邓小平关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不属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它们只是一种方法和手段的思想观点。

　　20天后，即3月22日，《解放日报》再次发表文章，批评“新的思想僵滞”，提倡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的探索精神，题目是《扩大开放的意识更强些》。

　　4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皇甫平的第四篇文章，题目是《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

　　皇甫平的四篇文章，虽然是结合上海实践发论，但由于文章“鼓吹”市场经济、反对思想僵滞，并且鲜明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而且，四篇文章将思想解放与选人用人联系起来，遂引发了全国性的更大层面上的关于“姓社姓资”的大论争。

　　其实，《解放日报》并没有停止论争，对于论争采取了策略化的处理，将“皇甫平”改为“吉放文”，继续发表文章。此后，陆续发表的文章有《论干部的精神状态》、《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改革要有胆识》等。

　　□车轮滚滚。专列上的主人公，是共和国一位并不普通的普通公民。车至武昌，他有话要讲，言简意赅。车到长沙，那严肃的眼光隐含着一丝微笑。车抵深圳，老人毫无倦意："想到处去看看。"

　　1992年1月17日，农历腊月十三。一列火车从北京开出，向着南方奔驰而去。这是一趟没有编排车次的专列。除了中枢机关和随行人员之外，谁也不知道此趟专列载的是什么人物；包括中枢机关和随行人员在内，谁也不曾料到这趟专列的南方之行将会载入史册。

　　专列上的主人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普通公民、一位并不普通的普通公民--邓小平。熟悉邓小平的人都知道，他向来重视天伦之乐，喜欢和家人在一起。这次南下，正值寒假，他把全家都带上了。

　　虽已是耄耋之年，但邓小平精神矍铄，身体健康。选择新年伊始出京，无疑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刚刚过去的一年，国际上矛盾错综复杂，风云变幻莫测；与动荡的世界相比，中国的稳定则为海内外所称道。刚刚开始的1992年，将是不平凡的一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将要召开，它将是继往开来的一次重要的大会。

　　此刻，他坐在南行列车上，回顾1991，展望1992，纵观世界形势，思考中国未来，运筹着大计方略......

　　车轮滚滚。专列穿过华北平原，越过中原大地，过黄河，跨长江，于1月18日到达武昌。

　　邓小平此次南行，目的地是广东。因此，出发前没有向沿途各省打招呼，也不想惊动地方负责人出来迎送。这一天，停车武昌，是因为有话要讲。电话打到湖北省委，把省委书记关广富、省长郭树言请到车站。

　　专列在武昌停留了短短20分钟。邓小平在站台上一边散步，一边向关广富、郭树言作了言简意赅的重要谈话。邓小平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练。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练。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起草，要求不得超过5000字，我完成了任务。5000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

　　这席话决非无缘无故讲的，而是有感而发，有的放矢。近来形式主义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会议多、文件多，简直成了灾。这个奠基，那个落成；这个开业，那个开幕；这里通车，那里通航……剪彩、揭幕、庆典，一个比一个盛大；酒会、宴会、招待会，一个比一个排场。名目繁多的检查评比令人应接不暇，这个大检查，那个大检查，不吃不喝过不了关；这项那项评比，不送不请别想得奖。诸如此类，举不胜举。邓小平向来对形式主义深恶痛绝，尤其反对会议多、文件多。

　　邓小平的武昌谈话迅速传到北京。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1月21日起草并向党中央、国务院呈递了《关于减少领导同志过多事务性活动的建议》。江泽民、李鹏当即批示同意。

　　在漫步中，熊清泉简要地汇报了湖南的工作。熊清泉见邓小平兴致很高，重视情况汇报，又把湖南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目标作了简略介绍。邓小平高兴地说：“构想很好。实事求是，从湖南实际出发，就好嘛！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

　　针对湖南前几年改革开放晚、步子慢的情况，邓小平严肃地指出："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经济发展要快一点，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那严肃的眼光隐含着一丝微笑。

　　时间很快过去，就要开车了。熊清泉恳请邓小平返回时在长沙住一段时间。邓小平微笑道："不麻烦了。"迎送他的同志们祝愿他健康长寿，他欢快地回答：“大家都长寿。”又高兴地向大家招手：“来，一起照个相。”摄影师举起照相机，一个个温馨的笑脸拍下来了。这笑脸给湖南人民留下了希望与力量。

　　一月的鹏城，花木葱茏，春风荡漾。1月19日上午9时，专列到达深圳火车站。一节车厢门打开，车站服务人员敏捷地把一块铺着红色地毯的长条木板放在车厢门口。不一会儿，穿着深灰色夹克、黑色西裤的邓小平出现了！人们的目光和闪光灯束都一齐投向这位领一代风骚的伟人身上。

　　他，身体十分健康，炯炯的眼神，慈祥的笑脸，身着深灰色的夹克、黑色西裤，神采奕奕地步出车门。他的足迹，在时隔八年之后，又一次踏在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这块热土上。

　　下车后，邓小平满面笑容地同前来迎接的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一一握手。谢非向前一步，搀扶着邓小平，发自肺腑地说：“我们非常想念您！”李灏动情地说：“我们全市人民欢迎您的光临。”郑良玉说：“深圳人民盼望着您来，已经盼了8年了！”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大声地对老父亲说：“人民欢迎，广东和深圳的领导欢迎你。”邓小平同省市负责人乘一辆中巴，一直驶到下榻的市迎宾馆桂园。在这里恭候的市委副书记厉有为、市委常委李海东迎上前来，握手并问好。

　　千里迢迢，舟车劳顿，市负责人劝他老人家好好休息。但是，邓小平却毫无倦意，兴奋地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想到处去看看。"

　　随行人员说，小平同志身体好，昨晚在车上休息得不错，既然他兴致高，就安排活动吧。在桂园休息约10分钟，邓小平和谢非等在迎宾馆内散步。散步时，邓楠向小平提起他在1984年为深圳特区题词一事。邓小平接着将题词一字一句念出来："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一个字没有漏，一个字没有错。在场的人都很佩服他那惊人的记忆力。

　　散步后，邓小平在省市负责人陪同下，乘车观光深圳市容。上车时，邓小平说：“坐车出去走，不会招摇过市吧。”陪同的人说：“不会，不会，您放心。”

　　车子缓缓地在市区穿行。这里，八年前有些还是一汪水田、鱼塘，羊肠小路和低矮的房舍。现在，宽阔的马路纵横交错，成片的高楼耸入云端，五颜六色的广告招牌引人注目，到处充满了繁荣兴旺、生机盎然的现代化气息。看到这些，邓小平十分高兴。李灏说：“深圳这些年来，除个别年份外，深圳的发展速度都很快，平均年增长超过20%。利用外资情况也比较好，国有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增长也很快。”邓小平问：“外资比重有多大？”李灏说：“约占25%，在总量中不到四分之一。”邓小平点了点头，感慨地说：“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如今，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一栋栋走进邓小平的视野，窗外红绿相映、黄蓝相交的景色感染着邓小平。邓小平情绪高昂，他大声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一席话说得在场的省、市负责人心里激动起来，感觉浑身的劲更足了。

　　车子行至火车站前，女儿邓林指着火车站大楼那苍劲有力"深圳"两个大字对父亲邓小平说："您看，这是您的题字，人们都说写得好。” 邓楠打趣说："这是您的专利，也属知识产权问题。"说得邓小平笑了起来。

　　汽车转弯向南，驶上一条更宽阔、更高级的新建马路--皇岗路。车速加快，瞬间即到了皇岗口岸。望着宏大、气派的口岸设施，邓小平满意地笑了。他登上口岸最高处，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只有一河之隔、但有公路桥连接的香港落马洲。他深情地久久凝视着香港方向，目光非常坚毅，使人感到他对香港回归及回归后的前途充满信心。

　　看过皇岗口岸，乘车返回市区。邓小平显得很兴奋，一路与省市负责人交谈。

　　这天晚上的晚餐也是在十分热烈的气氛中进行的。大家谈笑风生，无拘无束。邓楠对父亲说：“给您准备了您喜欢的家常菜，知道您已不吃辣椒，这盘辣椒是给我们吃的。”邓小平风趣地说：“这好，各取所需，不强加于人。”

　　邓楠又说：“对深圳人民来说，您是一朵大牡丹花，大家爱您！”

　　邓小平说：“我可不能一花独放。红花要有绿叶扶，没有绿叶花不好看。再说，绿叶还要接受阳光照射，通过光合作用给鲜花提供营养。”

　　这时，女服务员小曾十分崇敬地说：“邓爷爷，您是我们心中的太阳，没有您，深圳哪有这么好的今天！您的理论思想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使我们走上了一条发展、富裕的道路！”邓小平指着小曾说：“你也成了小理论家了。”

　　不一会儿，邓小平又若有所思地对大家说：“做人不能处处突出个人。智慧来自集体。好的领导能把群众的智慧汇集起来，充分运用。”他指指邓楠说：

　　“你现在也是领导，要注重调查研究，不要脱离实际。科学发展要多听专家意见，你才是个明白人。”

　　晚饭后，邓小平照例散步半小时左右。他一边散步，一边同深圳市负责人交谈。散完步，往回走时，市领导建议从原来的路上走回去，邓小平却坚持走另一条路，并风趣地说：“我不走回头路！”

　　在谢非、李灏的陪同下，邓小平乘快速电梯直达53层的旋转观光层。这是高达160米的大厦的最高层，楼顶是一个电动控制的旋转楼层，人坐在任何一个位置都会慢慢地鸟瞰到深圳的东西南北。室内古香古色，室外天高云淡。邓小平站在巨大的玻璃墙边，随着旋转观光层的转动，俯瞰深圳市容。

　　工作人员挪过一把扶椅，邓小平面窗而坐。李灏告诉邓小平，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即是通向火车站的人民路、建设路、和平路，再往远看，那就是香港，就是新界的元朗，一群白色的高楼像雾飘在山中间。

　　邓小平看到高楼林立，鳞次栉比，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很是高兴。他充分肯定了深圳在改革开放和建设中所取得的成绩。然后，他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邓小平思路清晰，记忆力强。他谈笑风生，有时一两句幽默的话语，引得大家发出一阵阵笑声。在场的省、市负责同志聚精会神地聆听他老人家的谈话，不时还插上几句，谈话气氛轻松活跃。在谈话中，他强调要多干实事，少说空话。他说，会太多，文章太长，不行。谈到这里，老人家指着窗外的一片高楼大厦说，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

　　这次参观国贸大厦时,谢非原是有准备的,他带了一个小录音机放在口袋里——当邓小平讲话时，他按下的是放音键，可是没有按下录音键，结果，没录下音来。谢非后来说：“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政治错误。”幸好，谢非的秘书陈建华也录了音，而且录得很完整。

　　离开旋转观光层下到一楼大厅时，大厅的音乐喷泉，随着优美的乐曲，喷出图案多变的水柱和水花，蔚为壮观。

　　一楼到三楼，站满了群众，人山人海。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好不容易才挤到人群的前面，当公安人员要他后退时，他一边顺从地后退，一边央求说：“我当了几十年右派，是邓小平解放了我，让我看看他老人家吧！”这番话感动了大家，也感动了在场的公安局长梁达均，他做了一个手势，示意给老人一个方便。

　　邓小平坐电梯下来时，群众以雷鸣般的掌声表达他们对倡导改革开放政策的邓小平的爱戴和崇敬之情，表达他们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拥护和支持。人人心花怒放，个个喜笑颜开。这是多么令人难忘的时刻！人们为有幸能一睹邓小平的风采而激动万分，也为他的身体健康、精神饱满而无比高兴。

　　群众在尽情地鼓掌，阵阵掌声响彻国贸大厦。邓小平满面笑容地频频向群众招手致意。

　　离开国贸大厦，邓小平一行乘车去深圳先科激光公司参观。车子到达先科激光公司时，该公司董事长叶华明等人迎上前去，同邓小平紧紧握手。

　　叶华明是叶挺将军的儿子，1946年4月8日叶挺将军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叶华明和弟弟叶正光曾先后生活在聂荣臻元帅家。邓小平常去聂帅家，见过叶华明和他弟弟。

　　此时，邓小平握住叶华明的手亲切地问：“你是叶老二吧？”叶华明激动地握着这位慈祥老人的手，并伸出四个手指回答说：“不是，我是老四！”

　　当时，先科公司的一位四川籍歌手还当场用先科生产的音响唱了一首歌《在

　　希望的田野上》。邓小平听完后，高兴地带头鼓掌说：“声音很好，我听得很清楚，音响效果也不错。”

　　从贵宾厅出来，邓小平一行来到激光视盘生产车间。当叶华明介绍他们每年要生产一部分外国电影激光视盘时，邓小平关切地问：“版权怎么解决？”叶华明回答说：“按国际规定向外国电影公司购买版权。”邓小平满意地说：“应该这样，要遵守国际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定。”

　　邓小平边走边详细询问公司的情况，从职工待遇到产品原料来源到生产质量，无不涉及。

　　"锦绣中华"，是集中国名胜古迹于一体的世界最大的微缩景区。中国民俗文化村，是中国民俗艺术的荟萃之地，是集民间艺术、民族风情、民居于一园的大型游览区。1月21日，是中国民俗文化村建设者永远难忘的日子。这一天，邓小平到这里的中国民俗文化村和锦绣中华微缩景区游览。

　　邓小平的身影出现在中国民俗文化村东大门广场。顿时，民俗文化村沸腾起来了。广场上欢声雷动，鼓乐喧天，身穿鲜艳民族服装的各族青年男女，载歌载舞迎接邓小平的到来。邓小平乘电瓶车，由徽州街西行，缓缓驶向各个民族村寨，领略了千姿百态的民族风情，欣赏了古朴纯美的民间歌舞。正在这里游览的群众、港澳同胞和外国朋友，纷纷驻足道旁，鼓掌向邓小平致意。邓小平频频向他们招手。

　　到新疆维吾尔族民居，邓小平走下电瓶车，在这里坐下来，兴致勃勃地观看维吾尔舞蹈。他边看边问华侨城负责人、香港中旅集团分公司总经理马志民："我来了会不会影响你们今天的收入？”这位负责人告诉他，今天是照常对外开放，不会受影响，邓小平会心地笑了。

　　维吾尔族青年演员们在漂亮的新疆地毯上，唱歌跳舞，弹起了冬不拉，敲响了手鼓，跳起了欢快的新疆舞。姑娘们舞姿翩翩，人在旋，裙在旋，满头的辫子也在飞旋。邓小平看了非常高兴。

　　演出结束时，邓小平站起来鼓着掌，向演员们走去，称赞她们表演得好。这时，邓小平的小孙子也走过来，邓楠抱住他，说：“亲亲爷爷。”小孙子亲昵地吻了一下爷爷的面颊，邓小平十分开心。

　　接着，邓小平到锦锈中华微缩景区游览。在"天安门"前，他走下电瓶车观赏了"故宫"景色。然后，他走到"故宫"景点旁边的小卖部，很感兴趣地欣赏玻璃柜内的纪念品。在“布达拉宫”前，邓小平停了下来，他说：“这里的景点很多我都到过实地，布达拉宫却没有去过，以后也没有机会去了。”他的家人提议：那我们就在“布达拉宫”前照张全家相吧。于是，就在此照了全家相，之后邓小平也与陪同的负责同志合影留念。

　　"我们在一起几十年了啰。"邓小平深情地说。

　　"我们是1932年认识的。"杨尚昆说着扳起指头数起来，"42、52、62......92，60年了！"

　　这时身背三部相机的杨绍明走过来，握着邓小平的手："邓伯伯，新年好！"邓榕介绍说："他是全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呀！"听后，邓小平幽默地说：“你们杨家有两个主席了！”全场大笑起来。

　　邓小平和杨尚昆一同步入观赏植物区。这是一个大温室，培育着古今中外种类繁多的珍稀植物，林林总总，使人目不暇接。他们首先观看距今已有一亿五千万年的恐龙时代的树种——桫椤。邓小平说：“还有一种古代树种，叫水杉，现在全国都有了。有一棵很大的，在三峡附近。”说着，他还用手比画一下。

　　植物园负责人陈潭清说：“是的。水杉树种距今约七千五百万年，是在三峡附近湖北省利川县水杉坝发现的。”在场的人都很佩服邓小平丰富的知识和良好记忆力。

　　一行边走边看，当看到金花茶时，邓小平问：“这叫什么花？”陈潭清说：“叫金花茶，国家一级保护植物。”邓小平说：“这不是最好的茶花。云南有一种茶花，有碗口那么大，那好看，叫什么茶花？”邓榕笑着说：“那就叫碗茶。”

　　邓小平仔细观赏其他植物，兴味极浓。看到一种叫"发财树"的植物，邓榕风趣地对父亲说："以后咱们家也种一棵。"再往前走，有一棵无叶小树，牌子上写着“光棍树”，邓小平指着牌子问：“为什么叫光棍树？” 陈潭清回答：“因为它不长叶子。”

　　转弯来到一片竹林。在湘妃竹、人面竹、方竹前，邓小平伫立观赏。植物园负责人介绍说，毛主席的诗句"斑竹一枝千滴泪"中的斑竹，就是指这种湘妃竹。相传舜死于苍梧，他的两个妃子、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悲痛至极，泪水沾竹，滴淌成斑，所以，斑竹又称湘妃竹。邓小平说：“成都竹子很多，有红的、黑的、紫的、黄的，也有方的。”陈潭清说：“成都的望江公园各种竹子都有。”在场有人说：这里有的竹子就是悄悄地从成都“弄”来的。于是，邓小平开玩笑说：“这也属知识产权问题啊，我是四川人，要你们赔偿啊。”周围的人不由自主地全都笑了起来。

　　邓小平被这些珍稀植物吸引住了，他观赏得很仔细，注意听介绍，还不断提问。他指着一棵天鹅绒竹芋问："它长不长芋头？"陈潭清答：“不长，只供观赏。”邓榕接着说：“爸爸很喜欢吃芋头。”陈潭清说：“这种竹芋的叶子，只是好看而已，摸起来毛茸茸的，有点像天鹅绒毛，所以它的名字叫天鹅绒竹芋。”邓小平听了好奇地摸了一下：“真是有一点像天鹅绒啊！”

　　10时10分，邓小平和杨尚昆在一片开阔的草地上，各领一家人分别种下了一棵长青树--高山榕。种完树后，邓小平和家人在湖边散步，一家人其乐融融，尽情享受这温暖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欣赏这如诗如画的湖光山色。

　　□一路风尘仆仆，处处妙语连珠，让万里春风，在神州大地又一次春潮涌动。群众踮起脚尖欢呼着……一篇文章一炮打响，曾名不见经传的陈锡添因此一跃成为中国新闻界名人

　　时间过得真快，邓小平在深圳，一晃几天就过去了。1月23日，在谢非的陪同下，邓小平结束在深圳的考察，登上了海关快艇，启程来到珠海特区。专程前往迎接的珠海市委书记、市长梁广大和市委副书记黄静一见到邓小平，就激动地握着他老人家的手说：“我们盼您盼了很久啦！珠海人民盼了您很久啦！”邓小平微笑着说："我也希望来看看。"

　　整整八年，当邓小平第二次来珠海视察时，这里已成为一座充满现代气息的花园式海滨城市。在汽车驶近珠海影剧院时，他指了指窗外说：“我1984年来这里时，记得有一座大房子，现在都盖上新大楼，变化真大呀！"这位88岁高龄的老人家记忆依然是那样清晰，令在场的珠海市领导们感到钦佩不已。

　　参观市容中，邓小平对珠海城市建设的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这里跟新加坡差不多呀，这么好的地方谁都会来，我要是外商的话，我也会来这里投资的。”

　　在珠海期间，邓小平马不停蹄地视察。他不停地观看，不停地倾听，不停地思考。观看特区的变化，倾听人民的心声，思考中国的未来。他语重心长地对人们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倒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拱北，是珠海特区最早开发的地区，芳园大厦是这一带最高的建筑物之一，距离澳门咫尺之遥，登上大厦最高层的旋转餐厅，即可俯瞰新兴的经济特区和有400多年发展历史的澳门。1月26日上午，邓小平视察了亚洲仿真公司后驱车来到这里，并乘电梯上到29层的旋转餐厅。随着旋转餐厅的慢慢旋转，邓小平边观望边与身边的广东省、珠海市负责同志亲切交谈。他充满信心地对大家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从总的方面来说，没犯错误，我们跟着这个路线走，中国永远不会倒，不仅不会倒，而且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飞速发展。从历史长河来说，用那么100年，社会主义就会发展到中等水平。"

　　结束了在旋转餐厅的浏览，走进下楼的电梯。陪同的邓榕对父亲说："楼下有好多群众想见您！"一听，邓小平高兴起来："我一定要去看看他们。”

　　掌声，欢呼声，如山呼海啸，此起彼伏。人们喊着，蹦着，后排人踮起脚尖跳跃起来，惟恐错过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而被挡在厚厚的人墙后面的人索性你抱我看一下，我抱你看一眼，让衷心爱戴的小平同志的音容笑貌印进心中！陪同参观的地方领导同志看到这激动人心的场面，眼睛湿润了……

　　1月29日下午2时40分，邓小平离开珠海，前往顺德视察。邓小平一路风尘仆仆，处处妙语连珠，让万里春风，在神州大地又一次春潮涌动。

　　1月30日，江西吹来了春风。这一天，邓小平乘火车去上海，沿浙赣线从湖南进入江西境内。车轮以欢快、轻松的节奏，穿过南昌市区附近的向塘西站，穿过广袤的鄱阳湖平原，于当天下午3时40分，徐徐进入鹰潭车站，停靠在月台旁边。一节车门打开，邓小平神采奕奕地走下车来，满面笑容地和江西省委书记毛致用、省长吴官正等一一握手。

　　虽然有长途乘车的劳顿，邓小平却毫无倦意，精神饱满，步履稳健。他一边沿着月台缓步，一边亲切地和毛致用、吴官正谈话。

　　毛致用在湖南工作期间，曾先后两次，接待过赴湘视察的邓小平，并陪同至韶山等地参观，所以很熟悉。邓小平一见到毛致用就关心地问："你来江西几年了？"毛致用说："快四年了。"

　　邓小平对吴官正也熟悉。他对吴官正说："你是从武汉来的。来几年了？"

　　吴官正答："五年多了。"

　　江西是农业大省，邓小平十分关注江西的农业发展。他问："江西去年的年景怎么样？"毛致用说："年景还好。1991年农业全面丰收，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5.5%，工业总产值增长14%，财政收入增长10.3%，实现收支平衡。农民人均纯收入达702元。改革的步子是这些年来迈得最大的一年。" 邓小平听了很满意，连声赞许说："那好。"他对农民增收感到欣慰，说："农民收入702元，那不简单。"

　　接着，邓小平又问："去年遭灾了没有？"毛致用回答："遭受到比较严重的旱灾，但农民积极性高，所以仍然是一个丰收年。"

　　吴官正说："现在的问题是粮食压库严重，库存有180亿斤，其中在库外露天堆放的有40亿斤。"邓小平说：在粮食问题上，江西是作了贡献的。你们有困难可以向中央反映，你们有这个权利。对江西，中央要照顾一点。

　　邓小平的记忆力很强，念念不忘江西人民对国家作出的贡献。在三年困难时期，江西人民节衣缩食，艰苦奋斗，调出大批粮食支援全国。1958-1959年度外调了9.5亿斤大米，1959—1960年度又调出14亿多斤大米，同时还补上库存1.18亿斤，是当时全国仅有的两个增加库存的省份之一，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表扬。这次邓小平又旧事重提，说明党对作出了贡献的地区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江西广大农民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得到了实惠，看到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性和巨大威力，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快速发展，连年丰收。但是，大发展也带来了一些新的困难：粮食库存增加，压库现象严重。邓小平对江西解决粮食压库问题的关心和支持，使在场的省委、省政府领导深受教育和鼓舞。

　　邓小平对江西的情况很了解，他指出，水旱灾害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水土保持不好。要坚持把植树造林搞好，否则没希望。他问："你们植树造林怎么样？"吴官正说："这几年我们每年造林600万亩左右，森林覆盖率达到40.3%。"邓小平听了连连点头，说："那好。"

　　邓楠又插话说："老人家对江西很有感情，在车上不停地讲到江西。" 邓楠的话引起邓小平对峥嵘岁月的回忆。他深情地说，我对江西是有感情。邓小平指着毛致用、吴官正说：“我在江西呆的时间比你们长。当初，我在瑞金当过县委书记，那是几个人推举的，后来中央认可了。那时苏区的工作，兴国是第一，瑞金是第二。”

　　是的，在艰苦卓绝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在中央苏区工作、生活了四个年头。一次，邓小平在讲到这段历史时说：1931年8月间，我们到了瑞金，这时正值红军主力反对敌人三次"围剿"的时期。瑞金是中央苏区的后方，但当时被反革命分子篡夺了县的党政领导权，杀了不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弄得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是死气沉沉的。这时在红军中工作的谢唯俊同志在瑞金，由上海来的余泽洪等同志也到了瑞金，大家商议推我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当时与上级没有联系），谢、余等都帮助我做了一段工作。我们迅速地惩办了反革命分子，为被冤屈的干部平了反，开了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干部（几乎全是本地农民干部）群众积极起来了，全县局面大为改观（关键在于有了大批与群众有联系的本地干部）。三次“围剿”被粉碎后，开了几万人祝捷大会，热情是很高的。

　　1932年5月，邓小平奉江西省委之命，从瑞金调往会昌担任县委书记。会昌和它南面的寻乌、安远两县是中央苏区的边沿地带，三县毗邻，地势险要，是江西南面的重要门户，也是中央苏区的重要边区。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加强中央苏区的边区工作，更有效地粉碎敌人从南面进攻，中央和江西省委决定，将会昌、寻乌、安远3县联成一个整体，在会昌的筠门岭建立会昌中心县委，领导会昌、寻乌、安远3县的革命斗争。1932年7月，在会、寻、安3县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共会昌中心县委，邓小平任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是一个实干的人，也是一个有魄力的人。凡是在他主持工作的地方，他都能迅速地打开局面，创造局面。从1932年到1933年，他在会昌这一区域的工作，彻底改变了会昌这一红区边沿地带的面貌，而且在他的战友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邓小平说：在博古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不久，大约在1933年三四月间，我被调离了这个工作（指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到江西省委当了一两个月的宣传部部长，随即临时中央开展了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撤销了我的省委宣传部部长职务，给了我以严重警告的处分，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我到乐安后不到10天，又令我回到省委（据说乐安是边区，怕出问题），不久，调到总政治部当秘书长。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副主任是贺昌。我当了两三个月秘书长后，要求另调工作，于是分配我为总政治部宣传部的干事。除一般宣传工作外，还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这个工作我一直干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前夕。

　　沧桑几十载，弹指一挥间。1992年，距邓小平离开中央苏区已经有了半个多世纪，然而在邓小平的记忆中，当年苏区的斗争风云依然历历在目，苏区的干部、群众和一草一木都牵动着他的心。

　　时间过得真快，邓小平在鹰潭火车站，一晃半个多钟头就过去了。他老人家没喝一口水，也没有坐下休息，在月台上时而信步，时而驻足，与毛致用、吴官正侃侃而谈。快分别时，毛致用、吴官正依依不舍，邓小平握手告别。列车一声长笛，驶出了鹰潭站，向上海方向疾驰而去。

　　春节前的上海，洋溢着一派繁荣与欢乐的景象。这是邓小平自1985年以来第5次与上海人民一起欢度春节。这是邓小平南方之行壮举的最后一站。前往车站迎接的上海市市委书记吴邦国、市长黄菊，握着邓小平的手激动地说：上海人民欢迎您来过年并指导上海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微笑着说，我来过年，要看看南浦大桥，看看上海的经济发展情况。

　　正月初四（2月7日），邓小平、杨尚昆来到了已经通车的南浦大桥。站在达50米高的桥面上，望着大桥雄姿，邓小平由衷地称赞说，南浦大桥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真伟大。他指指大桥横梁上镶着的“南浦大桥”4个大字，说：看来我为大桥题的字，没有给大桥丢丑。一语引起众人欢快的笑声。

　　2月初，上海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接到上级部门的一个电话通知：春节休息后有重要接待任务。一听，总经理陆德纯想：会是哪一位中央领导来呢？1月中旬，江泽民总书记刚刚视察了贝岭公司，还题过词，这次会不会是……

　　陆德纯想到了邓小平。不过，他也只是猜想而已。

　　2月10日这一天上午，天气虽然晴朗，但春寒料峭，最高气温只有摄氏7度。地处上海西南的漕河泾工业开发区，地势开阔，西北风长驱直入，显得格外寒冷。可是，在上海贝岭微电子公司，300多位员工的心中却是暖流涌动，因为此时他们已经知道小平同志要来自己的公司视察。这振奋人心的消息就像春风一样，吹遍了贝岭公司的每一个角落。

　　陆德纯早早地迎候在公司的大门口。他觉得最重要的准备，是要把生产搞好，把管理抓好，把员工队伍建设好。他有一个设想，今天小平同志来公司视察，不仅要让他老人家看到公司的最新技术成果，还要让他看到公司员工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

　　9点15分，几辆面包车驶进了贝岭公司。车门开了，陆德纯迎上前去，握住了老人家温暖的手。

　　接待室是陆德纯临时安排的。因为公司会议厅还在建造之中，陆德纯决定把接待室放在硅片制造部。这里离主厂房较近，邓小平年纪大了，从这里去视察厂房、设备和生产情况，都比较方便。

　　在接待室里，陆德纯向邓小平汇报了公司的概况、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转让等情况。邓小平听得很认真，有的地方没有听清，还要向身旁担任“翻译”的女儿追问一句。邓小平和杨尚昆一边听，一边拿起加工好的硅片仔细察看。他们还饶有兴趣地看了12分钟介绍贝岭的录像，对公司的全貌和总体生产情况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

　　超净化车间是邓小平视察的一个重点部门。这里的空气净化要求极高，严格规定每一个进入车间的人都要换净化工作服。陆德纯想，更换服装麻烦，且还要通过风淋通道，由高强度的清洁空气以清除所有进入者身上的灰尘——小平同志这么大年纪，万一被风吹感冒了怎么办？权衡再三，陆德纯最后决定，请邓小平通过过道观察窗来察看。

　　接着，邓小平又为在场同志分析，前苏联原是一个经济技术发达的国家，由于闭关自守而导致落后，最后落得个国家解体的悲剧。他加重语气强调：“关键是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他鼓励大家，要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把门开得大一些。这时，卓琳轻声对陪同的同志说：“老爷子经常思考着改革开放的大问题。”

　　2月18日，正是中国人民传统的元宵节。晚上，邓小平兴致勃勃地来到沉浸在节日气氛之中的上海第一百货商店。由于公务缠身，邓小平已有几十年没有去过商店浏览购物。邓小平到来的喜讯此刻已传遍了整个商店，营业员们纷纷聚集在通道两旁，邓小平走到哪里，哪里就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他亲切和蔼地向周围的群众点头微笑，许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

　　参观完了三楼的服装柜台，邓小平正准备走向电梯时，看见不远处有一只文具柜台，便信步走上前去，饶有兴致地看起了里面的文具。刚才受到接见的全国劳模、正在附近的马桂宁立即走过来当起了“临时营业员”。他热情地向邓小平一一介绍各种新款铅笔、圆珠笔和各式异型橡皮。邓小平女儿邓榕在一旁说：“您就买一点吧。”邓小平当即表示赞同，由女儿代付款十元买了四盒上海的名牌产品中华牌铅笔和四支口红形橡皮，准备送给孙子孙女们。马桂宁用包装纸将铅笔橡皮包好，装进塑料袋递给了邓小平，吴邦国在一旁笑着对他说：“马桂宁同志在为您提供优质服务啊。”一句说得邓小平笑了，马桂宁也笑了，周围的人都笑了。

　　2月20日，邓小平带着上海人民对未来的信心，带着浦东开发的宏图离开上海返回北京。

　　1992年，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关头，邓小平亲临南方视察，并以他一惯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有的放矢地发表了一系列廓清人们思想中姓"资"姓"社"模糊观念的言论。对此，党内人士一般是从中央文件中获悉的，而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则是通过一篇被全国报刊转载、名为《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新闻通讯才了解到的。

　　这年1月18日下午5时许，时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的陈锡添在办公室接到电话通知：速到市委接受一个特别采访任务。陈锡添马上驱车赶到市里，宣传部负责人告诉他：明天一早邓小平同志抵深圳视察，市里决定全市媒体只选派你一位文字记者全程跟随采访。

　　听到这个消息，陈锡添非常激动，记者的职业敏感使他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采访任务，感到很荣幸。陈锡添想："从小平同志上次视察深圳至今，已经过去8年，8年间深圳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是否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完全变成了资本主义？一向倡导实事求是的小平同志此番前来，亲眼看、亲耳听是一方面，肯定还会发表关系我国改革开放走向的重要观感。"后来发生的一切果然印证了陈锡添的猜测和判断。

　　从1月19日至23日，陈锡添每天都是凌晨2时以后才入睡，因为白天要跟随邓小平采访，只有晚上的时间才能静下心来，同当时任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吴松营一起整理记录。有些场合，自己临时因故不在邓小平身边，他还要找当时在场的有关领导追访，对重要言论及时进行补记。深为邓小平一系列谈话精神鼓舞的陈锡添寻思：当老人家在视察中表露的思想日后通过我们这些记者的笔触传达至千家万户和大江南北时，对全国的改革开放的局势该会产生多么重大的促进作用啊。

　　陈锡添的这一想法获得当时报社主要领导的支持，并决定作为近期最重要的报道隆重推出。为抢时效，采取的是边写边发排，由社长区汇文审阅的特殊运作方式。陈锡添已经对有关材料烂熟于心，对文章基本构架成竹在胸，一旦闸门打开，文思犹如泉涌。24日，1.1万字的长篇通讯一气呵成。

　　25日上午，陈锡添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拿着已经打印出来的长篇通讯稿小样同当时的社长区汇文一起到深圳市委宣传部送审，时任深圳市委宣传部部长的杨广慧却说："发吧，稿子我就不看了，你们社里自己把关，但一定注意，要把小平同志写成人，不要写成神。"

　　当夜，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被排上了次日出版的《深圳特区报》一版头条位置。

　　此时的陈锡添非但不敢欣欣然，反而不由地生出几丝惶恐。他对那些自己反复核实过的材料和对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表述是否准确仍有些不放心，心想，如果出一点纰漏，影响就大了。

　　这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66届毕业生，竟然为自己几十年新闻生涯中的一篇行将见报的通讯作品第一次失眠了。

　　3月26日，通讯在《深圳特区报》一版头条位置刊出；同日下午，《羊城晚报》送到，陈锡添发现该报以少有的规格几乎全文摘发了自己的报道时，"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原来以抢抓新闻"快、准、狠"闻名全国新闻界的《羊城晚报》，当看到该报驻深记者传回的《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时，立即掂量出它的分量，马上决定对基本已拼好的26日报纸的主要新闻版作重大调整，以较大的篇幅摘登。

　　28日，上海《文汇报》及北京《中华工商时报》全文转载。

　　28日晚，《光明日报》指示驻深记者站向陈锡添要邓小平视察南方的照片，并决定30日进行全文转载。当陈锡添将此消息转告新华社深圳支社时，支社于29日晚迅速将通讯全文传至北京的总社。

　　当30日的《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全文转发了《深圳特区报》的报道后，新华社也于当日正式向全世界播发了《东方风来满眼春》全文。同时又以少有的规格为播发此文专门配发了一条消息......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从次日开始，全国几乎所有省市区的主要报纸都在一版显要位置刊发了《东方风来满眼春》。

　　《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一炮打响，曾名不见经传的陈锡添也因此一跃成为中国新闻界名人。

　　《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的不寻常反响，自然也引来那些对中国兴趣愈来愈浓的外国新闻界的关注。

　　4月2日的《参考消息》头版头条以《外电评中国报道邓小平深圳之行》为题，译发了美英日三国媒体的部分反应；即将访日的江泽民总书记，在4月1日会见日本驻华记者，被问及他对日前发表的《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的评价时，十分肯定地回答："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的重要讲话，早已在全党和全国传达。现在发表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报道，可以使全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他的讲话精神，以便全面地贯彻落实。"

　　□他最后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取消中顾委。他说："大会开得很好，希望大家继续努力。”望着年富力强的党中央书记江泽民，88岁的邓小平高兴地笑了。

　　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谈话，经过整理作为终卷篇收入他的文选。南方谈话，可以说是老人的“政治交代”，南方谈话之后， 中国改革开放掀起了第二次浪潮。

　　邓小平视察南方之后，全国上下掀起了改革开放的新高潮。首钢也如一炉钢水，出现了热火朝天的喜人景象。首钢人思念邓小平，邓小平也牵挂着首钢。

　　5月22日，邓小平在夫人卓琳及女儿邓楠、邓榕的陪同下，驱车来到北京西郊的首钢。在一片欢声笑语中，邓小平参观了月季园的各种花卉。他连声称赞这里的花比他家里的还好。首钢一位负责人随口应道，那我派几个人给你改造一下。邓小平马上摆摆手说，不用了，你还是专心致志管理企业，把钢铁抓好。

　　在随后的座谈中，邓小平听取了首钢改革发生的变化后，点点头说："我赞成你们。"他伸手指指自己的头，接着说："主要是解放思想，换个脑筋就行了，脑筋不换哪，怎么也推不动。脑筋一活，想得就宽了，路子也就多了，干得也就更好。”

　　"换脑筋"，朴实无华，言简意赅，这3个字揭示了解放思想的历史作用，触及了阻碍改革的深层原因，找出了推动改革的原动力。

　　听完汇报之后，邓小平参观了首钢刚竣工投产的四号高炉、第二炼钢厂、机械厂重型车间。邓小平来到哪里，哪里一片欢腾。看到邓小平，首钢职工的心情格外激动，大家奔走相告，举着鲜花，举着标语牌，向邓小平表达敬意。邓小平向周围的人群频频致意，和身旁的工人一一握手。整个厂区沸腾了，首钢职工沉浸在无比幸福之中。

　　金秋10月，是收获的季节。中共迎来了第十四大召开的日子，这是在我国改革开放空前发展之际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其实，邓小平南方谈话已经给这次党的代表大会定下了一个政治基调，为这次大会做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这次代表大会，为我们党、为当代中国的历史，建立了一座重要的里程碑。这座历史里程碑的奠基者和铸造者，无疑就是邓小平。

　　于是，人们非常关注邓小平。开幕前一天的新闻发布会，数百名记者带着全世界的关注，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邓小平是否出席本次大会？”这是十四大的第一新闻，邓小平出席大会是新闻，不出席大会也是一个新闻。当记者没有得到是与否的答案时，不得不反复提出这个问题，新闻发言人不得不5次重复的回答："小平同志作为十四大特邀代表，已接受了邀请。"

　　12日上午9时，全世界数以亿计的观众收看十四大开幕电视转播时，不约而同地搜索邓小平的身影。然而，开幕式上，没有见到邓小平。在随后的会议期间也没有见到邓小平，闭幕式上也没见他出现。

　　其实，邓小平和全国人民一样，十分关注十四大。十四大报告第4稿出来时，他花了两个半天时间仔细审阅，又用两个半天时间对报告提出修改意见。他从总体上对报告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这个报告有分量，是一次革命。同时，他特别指出，报告中讲他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的范围内，绝不是一个人有脑筋就可以想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他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出来，加以提倡，要写得合乎实际。

　　十四大开幕那天，邓小平坐在家中电视机前，认真听了江泽民宣读的报告。结束时，邓小平满意地说："讲得不错，我要为这个报告鼓掌。”说着，就在电视机前鼓起掌。十四大召开的这7天时间里，邓小平每天翻阅着十几份报纸，仔细了解大会进程。19日上午，看到十四大胜利闭幕，选出新的领导机构时，他无限欣慰地说：“真是群情振奋！”

　　这是邓小平最后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取消中顾委这个机构。同大家合影之后，精神矍铄的邓小平在江泽民等的陪同下，沿着宽敞的宴会大厅绕场一周，时间达20分钟。最后在代表饱含深情的目光中离去。

　　7名中央政治局常委送邓小平往回走，在即将跨进电梯的一刻，邓小平突然转过身来，对江泽民说："大会开得很好，希望大家继续努力。”江泽民紧握邓小平的手，激动地说：“现在大政方针已定，我们要真抓实干。”望着年富力强的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88岁的邓小平高兴地笑了。

　　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更高更新的发展阶段。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如滚滚春潮势不可挡，在整个中国涌动。

　　1993年10月31日，星期天。邓小平一行在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张百发的陪同下，乘坐一辆乳白色丰田面包车逛京城。

　　邓小平十分关心北京市的建设。早些年前，他就希望像一个普通的北京市民一样出来走一走，看一看。但是，他太忙了。现在退休了，他要常出来逛一逛京城。这次出行前的1个月，他就惦记着要出来，看看北京新建的马路、老百姓的房子。

　　退休以后在北京视察，他不止一次地让张百发为他当向导。他说过，我现在是普通老百姓了，不要过多地惊动部长、市长。这天，他一见到张百发，就高兴地打招呼：“队长！队长！”

　　虽然国庆节已经过去了1个月，但街头的花坛仍时有所见，傲然盛开的菊花点缀着街头巷尾。上午9时，邓小平乘坐的车子驶入宽阔的长安街。同车的医生要求，活动控制在1个小时以内，因此视察路线确定以看新落成的道路为主，先经长安街看市区，再上东南三环快速路、四元立交桥和首都机场高速路。

　　车子缓缓行进。邓小平坐在车上，透过车窗注视着掠过的人群、建筑、街道。窗外掠过的每一幢高大建筑物，他都要问问是什么楼，国际饭店、海关大楼……，新建的长安大戏院将在那儿建起。“再有两年可以投入使用了，到时请您去看戏。”张百发笑着对邓小平说。

　　出建国门，奔劲松路，上了东三环高架桥。邓小平看着窗外，感慨地说："北京全变了，我都不认识了。"

　　交谈中，张百发建议邓小平常出来走动走动。邓小平说，年纪大了，不愿多走动。张百发怂恿他，有些老人同您年纪一般大，还打网球呢。邓小平笑着说，他们胆子都比我大，我不行啊。

　　谈笑间，一条现代化的道路--机场高速公路展现在眼前。邓小平要下车看看。因外面有风，车上人劝他："到四元桥吧，那里气势恢弘。” 车子到了四元桥停下，随行的大夫却坚持不让邓小平下车。邓小平向车上的人做了个无奈的表情，然后问亚运村在哪儿？张百发将亚运村的方位指给邓小平看。

　　离开四元桥，车子驶上了平展宽阔的机场高速公路。在通过一排民族风格牌楼式的收费站时，邓小平问张百发："收多少钱？" 张百发回答说：“像咱们坐的这种车，过一次交20元。"

　　邓榕转身将手伸向父亲，调皮地说："拿钱。" 邓小平以浓重的四川口音风趣地回答："我哪里有钱？！从1929年起，我身上就分文全无！”一席话，说得坐在身边的卓琳和全车的人哈哈大笑起来。

　　已是10点多钟，邓小平仍兴致不减。在返程途中，他指着脚下的高速公路问张百发："这样的路算不算小康水平？" 张百发回答说："已经超过了。”

　　当历史的镜头对准政治舞台外的邓小平，或许，这一侧面的"镜像"更为引人入胜。

　　邓小平临危不惧，沉稳内向，平时言谈不多，但却富于幽默感。邓朴方这样说："父亲的沉默往往比语言更为有力！"

　　生前，他曾多次说过："我不要别人为我写传，不要过分地宣传个人"。他平时很少对别人，包括自己的家人讲述个人的家世。谢世后，随着大型电视文献片《邓小平》的播放，人们才对邓小平的家乡与身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对子女的教育，常常是身教重于言教。在同儿女谈话、谈心、聊天、忆历史、讲传统时，他从来不向他们摆自己的功，诉自己的劳，说自己的好，称自己的能，夸自己的才。有时子女问到他在那些重要关头或重大问题的处理和重大战役的胜利起到了什么作用时，他总是淡然微笑地说得那么简单。

　　长征路上，每一位红军战士都有讲不完的故事。可是，当女儿问父亲在长征时干了些什么工作时，他用一贯的简明方式回答--"跟着走”。谁能想到，关于父亲的历史，他的子女是“文革”中看小报才第一次知道的。邓林说：“他在家中与我妈妈都不谈自己的经历，从不说‘废话’。”邓小平老了，才和子女说话多一点，也爱听他们讲话。孩子们也越来越都感到他是一个内向、含蓄、感情不外露的人。

　　邓小平性格沉默寡言，而夫人卓琳性格开朗，爱说爱笑。为了协调这种性格上的差异，卓琳在婚后不久就向邓小平提出了要求："我有什么话对你说，你要耐心地听下去，不对的可以批评，但不能不让我说。”邓小平则表示完全同意妻子的建议。正是这种相互包容和理解，使得邓小平和卓琳的爱情与婚姻非常幸福美满。

　　其实，他不言则已，一言必中，诙谐而善辩。在他异常鲜明的个性中，充满着矛盾的和谐。平常，他言谈不多，但言简意赅，当他酝酿成熟、深思熟虑而作出决策或决断之时，所发出的声音则是掷地有声、字字铮铮，往往震撼山岳。他曾教过课，作过许多报告，据当年的一些学员回忆：邓小平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风趣有余，不停地打着手势，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向学员讲解革命道理，作报告也如同拉家常。

　　邓小平不喜欢一些形式的东西，是一个务实派。晚年在外地休假时，地方有关领导总爱请他接见、讲话，他都尽可能婉言谢绝，说："我来休假，就是休假嘛！”在他身上绝无丝毫哗众取宠的习气，共产党人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在他身上灼然可见。

　　是的，作为政治家，他既是一个威严的人，又是一个幽默的人。在重大原则的问题上，他从来没有、也决不会作出半点让步。在待人接物上，他又十分平易近人，举止随和，谈笑风生，富于幽默感。他的个性反映到语言上，就是鲜明、新颖、别致，富有个性化。如“扭着不放”、“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这些带川味的个性语言实在形象、生动，让人回味无穷。

　　坦诚、直率而不矫揉造作，这是邓小平性格的一个显著特征。他对不赞成的东西决不曲意逢迎。比如，他是传统京剧艺术的爱好者，他对江青搞的京剧改革和革命样板戏并不赞成，因而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据说，有一次，看江青主持拍摄的一部新影片，邓小平未等终场就走了。他就是这样从不掩饰个人真实的观点，这种坦诚就是他的个人魅力。

　　热爱祖国山山水水的邓小平，喜欢游览名山大川，从自然物象中吸取智慧。早年在长征路上，他就经受过千山万水的洗礼。新中国成立后，游览过井冈山、峨眉山、长白山及漓江、西湖、长江三峡等名胜山川。他仰观俯瞰，兴趣盎然，被祖国大好河山的雄伟壮丽深深吸引。

　　60里山路蜿蜒曲折， 75岁高龄的邓小平却走在前面开路，一口气登上30来个陡峭的台阶，竟把随行的亲属甩在了后面。尤其有趣的是，他这样一位年长的老者还不时回过头去一再嘱咐年轻人要当心。时而，稍事休息后，他弯腰挽起裤管，接过手杖，铿锵一声“走！”顿时大家增添了力量，一行于是又继续前行。期间，他向大家传授了两条登山的经验：一是把裤脚卷到膝盖上面；二是走起来步子不要太快。大家按照他的方法一试，果然轻快多了。

　　许多来自海内外的宾客，获悉邓小平登览黄山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都盼望能在此胜地见一见他。保卫人员出于安全考虑，还是想悄悄控制一下上山游客的人数，结果被邓小平发觉了。他严肃地说：要让群众上山，不要搞得戒备森严。一路上，遇到身后有年轻人或挑担子的老百姓，他就连忙停到路边让道，招呼随行的人员：“让一让，请他们先走。”然而，许多游客往往赶到邓小平身边就不走了，同他亲切攀谈起来。邓小平是那样谦和，使游人一点也不感到拘束。

　　当快到鳌鱼洞时，有一位年轻姑娘气喘吁吁地从后面跑了上来。邓小平一行以为她急着赶路，连忙让路。但她走到跟前却突然停了下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邓伯伯，您好！我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本来已经下山了，听到您老人家在这里，我们又赶来了……”他便问这位学生念的什么专业，当听说读的是新闻专业时，不由感叹：“噢，难怪消息这样灵通。”邓小平幽默而风趣的话语，把大家都逗乐了……

　　用3天的时间，邓小平举步攀援，踏过了黄山众多的山峰。饱览黄山秀色后，他风趣地说："爬了黄山，天下的名山都不在话下嘛！"真可谓踏遍青山人未老！

　　邓小平总是把自己看成人民中的普通一员，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在吴山越水，西子湖畔，留下了一个又一个小平同志和普通群众相处的动人故事。1983年2月11日，他来到杭州灵隐寺，不少游客认出了他，人群中立即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他向人们挥手致意，还不时地握握游客的手。当他看见一位小女孩在大人的怀抱中拍着可爱的小手欢迎他时，就笑着用手摸了摸孩子的小脸说：“这娃娃长得好胖啊！叫什么名字？”从南京来杭州探亲的孩子父母激动得满脸通红，一个劲地教孩子快叫“邓爷爷好”。两岁的孩子乖巧地叫了声“邓爷爷好！”邓小平高兴地笑着说：“好！好！”第二天，他在三潭印月又碰到了这位小女孩。邓小平直呼只有一面之交的小女孩。小女孩大声地叫“邓爷爷好！”并展开双手扑向他的怀抱。邓小平用他那温暖的手抚摸着孩子，亲昵地说：“来，跟爷爷亲亲！”孩子高兴地在他的脸上亲着，邓小平亲热地搂着她，和孩子的小脸庞紧贴在一起。

　　在三潭印月，还留下了邓小平让一位青年工人拍照的故事。当时，一位来自宁波的青年工人正在三潭印月游玩，当他看到邓小平一行人向他缓步走来时，便端起相机对着邓小平按下了快门。见到有人拍照，邓小平赶忙停下脚步，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非常和蔼地与这位青年攀谈了起来，问他是哪里人，做什么工作，是不是坐火车来的，等等。当得知这位青年是宁波人时，他高兴说：“宁波不错，很大嘛”。这位青年拍摄的照片，后来在上海出版的《青年报》上发表，获得广泛好评。

　　大海，是他革命生涯的起点。1922年，18岁的邓小平在法国参加旅欧中国共产党，从此，他走上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大海，磨炼了他坚强的意志。从百色起义到浴血太行，从挺进中原到决战淮海，从横渡长江到挥师西南，他出生入死，南征北战，为共和国的创建立下了不朽功勋。邓小平一生迷恋大海，与波峰浪谷有着深厚的感情。捐献角膜、解剖遗体，将骨灰撒入大海——这是把毕生毫无保留地献给祖国和人民的邓小平的遗愿。回归大海，回归大自然，他的遗愿得到了实现。

　　大海，浩渺宽广，一望无涯。喜爱到大海中游泳的邓小平，其襟怀像大海那样深沉、宽广。"我能游泳，特别喜欢在大海中游泳，证明我身体还行；还打桥牌，证明我的脑筋还清楚。”晚年邓小平常常这样对友人说。游泳和打桥牌这两大业余爱好，使他在体力和智力上得到交替松弛与反复磨练，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邓小平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桥牌运动的创建人。"文化大革命"中，桥牌被当成资产阶级娱乐方式遭到禁止。1978年7月，北京的几位桥牌元老周家骝、裘宗沪和郑雪莱曾联名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希望在中国开展桥牌运动。很快，邓小平作出批示：“请体委考虑。”之后，桥牌运动才在中国重新开展起来。在邓小平的关怀下，1979年，国家体委举办了第一次全国性的桥牌比赛。1980年中国桥牌协会成立，并加入了世界桥牌联合会。

　　1981年12月，国际桥牌新闻协会为表彰邓小平为中国桥牌运动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将最高荣誉"戈伦奖"授予了他。1988年7月，他担任中国桥牌协会荣誉主席。1989年2月26日，世界桥牌联合会授予他"世界桥联荣誉金奖"。1993年6月，在国际桥坛久负盛名的美国桥牌名家鲍比·沃尔夫以世界桥牌联合会主席的身份来华访问，向邓小平颁发了“主席最高荣誉奖”，以感谢他多年来为中国及世界桥牌运动所作出的巨大贡献。邓小平曾说过：“桥牌如同音乐一样是一种世界语言，理应成为中国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相互交流、理解与友谊的桥梁。”

　　"桥牌女皇"美籍华人杨小燕说，邓小平的牌技可不仅仅是业余水平，可够得上专业水平了。战争年代，邓小平统帅精兵决胜疆场的雄姿，只有在枪林弹雨中穿过的老将军们有幸亲睹；不过，邓小平在桥牌桌前展示的运筹帷幄的风采，使和平年代长大的年青一代不难想象他革命年代的凛凛威风。谁说将军无闲情？邓小平曾操着富有音乐感的四川话说：“打牌要和高手打嘛，输了也有味道。”

　　邓小平自己也说："唯独打桥牌的时候，我才什么都不想，专注在牌上，头脑能充分地休息。"的确，他需要思考的问题实在太多了，所以他往往连散步时也在思考各种问题。况且，他干什么事情都永远那样认真、那样专心致志，因此打桥牌被邓小平利用来作为换换脑筋的有效休息手段。

　　在桥牌桌前，他总是那样平易近人地与人一起娱乐，大家都赞赏他雅量高致，在他身上看不到丝毫颐指气使的影子。正因为如此，世界桥坛都为有这样一位可敬的桥牌爱好者而引以为豪。有时，他还将全家人动员起来，一同观战，激战中，会不时冒出几句轻松幽默的话语，场上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据对战者介绍，“邓小平牌风稳健，自始至终保持冷静，不论打牌或叫牌，都颇有扼制对方、驾驭全局的气概。面临危局时，更表现出处变不惊、临危不惧的大将风度。”他“打牌时情绪是轻松愉快的，即使输了牌局，也没有不开心的表现”。

　　邓小平能否适应长时间的桥牌比赛？对此，经常陪邓小平打桥牌的聂卫平说："完全没有问题。有一段时间，他每周日都要打桥牌。每次从下午3时打到6时，大家一起吃饭后，再从7时打到10时多。他严格遵守时间，非常注重效率。打牌中，他总是注意在不成局的牌上节约时间，而在成局、满贯或难度较大的牌上多花一点时间和精力。自始至终，他总是精力充沛、头脑清醒。”

　　邓小平非常关心中国围棋事业的发展。据悉：第二届中日围棋擂台赛进行到第15场比赛时，中国队只剩下聂卫平一个人了，而日本队还有5名选手。第4场比赛在北京举行，聂卫平战胜了武宫正树，取得了四连胜。聂卫平曾回忆说："我家离比赛场地很近，我人还没到家，老爷子就让秘书打电话，向我表示祝贺，并请我吃饭。我真是非常感动。在所有的运动员中，得到老爷子打电话祝贺并请吃饭待遇的，我可能是第一人。”

　　他对体育的爱好简直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游泳、桥牌、足球、棋类、散步、登山等都是他的业余爱好。他对体育运动的广泛爱好源于对体育运动的深刻理解，并把个人的爱好、兴趣同锻炼身体、训练脑筋、磨炼意志、陶冶情操结合起来，始终不脱离革命工作这个中心。

　　他的女儿曾对记者介绍说，父亲生平主要有三个爱好，一为足球；二为言菊朋的京剧，年轻时为此着迷，后来只是耳朵不好使唤而放弃此好；三为桥牌。不过，足球恐怕要算是他历史最久远的业余爱好。据悉，早在书声琅琅的少年时期，足球场上就已经闪动着邓小平敏捷、灵活的身影。青年邓小平远涉重洋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在繁重的劳动和艰苦的学习之余，足球依旧对他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有一次举行奥运会足球赛，他十分希望能够一睹为快，却苦于没钱，于是深感懊丧。忽然，一个念头闪进他的脑海，“对了！衣服当了不就是钱？”想到这里，邓小平飞快地跑回寓所拿出自己一件外衣送到当铺，买票看了这场精彩的足球赛。

　　就是这样，中国足球运动从没有离开过他的视野。为了振兴中国足球，邓小平尽了很大的力量，倾注了许多心血，办到了一切可能办到的事情。当中国足球队接连铩羽而归、国人议论啧啧之际，邓小平大声疾呼“从娃娃抓起”。这位在战争年代叱咤风云的历史伟人登高一呼，举国上下应者如云，少年足球事业如雨后春笋般勃然而兴，千万个小选手活跃在绿茵场上，中国足球事业显露出喜人的曙色。这载负着一个伟人热望中国足球事业走出困境的深切希望。

　　除足球之外，邓小平喜欢篮球等球类运动。1979年他访问美国时，东道主得悉他喜欢篮球，还在文艺节目中特意安排了一场篮球表演。谁会想到，他的业余爱好居然很好地用在了外交上？

　　他的生活很有规律，严格按自订的作息制度运行。喝酒可以说是邓小平的一种嗜好，但他从不贪杯。这位中国的“头号烟民”说戒就戒，放下就没有再抽。

　　1989年11月，邓小平终于辞去了自己最后一个职务--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一个伟人主动离开政治舞台，同他步入政治舞台一样，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全家人支持他退休，为的是他能更加健康长寿；而他自己一直希望早点退下来，为的则是国家的前途、党的利益。退休后，邓小平的生活是恬静的，虽然晚年含饴弄孙，意趣超然，却时时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关心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对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工作决不加以掣肘。

　　作为妻子，卓琳非常了解邓小平的生活习惯和爱好。邓小平爱看书，看马克思、列宁著作及中国历史经典书籍、中外文学名著。因此，卓琳平时很注意收集、借阅邓小平喜爱看的书籍。据说，少年时代的邓小平聪颖过人，书读三遍即能背诵。在莫斯科学习期间，更是接触到大量的革命理论书籍。他早年的读书经历，给他后来的革命活动和生活带来了巨大帮助和精神安慰。邓小平看书时不死记硬背，不读死书，而是特别着眼于运用，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进行思考，着眼于用书本知识正确指导新的工作实践和事物新的发展。他以读书为一大乐趣，乐此不疲，孜孜不倦。家里订了10多份报纸，他每天"雷打不动"，都要将它们浏览一遍，家人常开玩笑地说他是家里的"信息源"，是各种新消息的“发布官”。

　　据报道，邓小平还喜欢看小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在国内出版的新著《金庸小说论稿》中提出：邓小平是内地最早阅读金庸小说的人。邓小平夫人卓琳女士说，邓小平在70年代后期自江西返回北京，就托人从境外买到一套金庸小说，很喜欢读。1981年邓小平接见金庸时，第一句话就是："你的小说我是读了的。"

　　自己读书，劝人读书，他还指导编书。1993年，近90岁的邓小平冒着酷暑，亲自审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文稿。他很认真，一篇一篇地看。邓小平认为，这本书是从大的方面讲的，从大局考虑的，认为这是一个政治交代性的东西。他认为革命要靠“两杆子”——“枪杆子”与“笔杆子”。重视“枪杆子”的邓小平也是个“笔杆子”，他才思敏捷，文笔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早在战争年代，与他共事的同志形容他写东西是“倚马可等”。简洁、明快、短小，是他文风上的突出特点。

　　晚餐在6点半，常常是一个汤和一碟炸花生、黄豆、杂果仁。吃饭时，爱了解子女的一些情况，但只听不作回答。晚饭后，没有特殊情况一般要看中央台的“新闻联播”。晚10时许，结束一天的生活。

　　喝酒也可以说是邓小平的一种嗜好，但从不贪杯。他喜欢喝法国的葡萄酒，但更喜欢喝贵州出产的茅台酒、杭州的黄酒。有一次同一些退下来的老同志团聚，竟接连喝了6杯茅台而脸不改色，仍旧谈笑风生。70年代初，他蒙难江西时，喝茅台困难了，就喝当地最便宜的酒，有时夫妇俩自己酿米酒。他在1989年退休的当天，邓朴方深知父亲的喜好，提出送一瓶好酒给父亲。后来，医护人员出于对邓小平身体健康的考虑，建议他不喝白酒为好，邓小平欣然接受，改喝加饭酒，进餐时一小杯，从不过量。

　　曾在邓小平家做过近两年厨师的管建平回忆说："打心眼里说小平一家是过日子的人。两年里，我做什么，他们吃什么，绝对不挑食。只是他们的口味重一点，偏爱辣，我便在做菜时多放点辣椒、辣椒粉就行了。”据介绍，邓小平用餐时喜欢各种各样的青菜都吃一点，于是管建平特意为邓小平准备了一个小盘子，各种菜都夹上一点，戏称为“五味俱全”。回锅肉、扣肉、粉蒸肉、臭豆腐、腌胡萝卜丝，是他常吃的。“他家有一个习惯——不浪费，剩饭剩菜一律下顿做成烩饭、烩菜接着吃，就是炖菜剩下的汤都要留到下顿吃。”无论法定节日还是民俗节日，或者遇上谁的生日，邓家把握住一点，从不办酒席；只有在亲友、同事和部下来时，卓琳才会特地关照厨师加菜，还特地让厨师少放辣子。

　　20世纪80年代初，在邓小平身边工作的保健医生傅志义说：“小平同志从不吃补品，唯一可算'补品'的，是每天吃几颗大粒维生素。在他身边工作3年，我竟从未见他患过感冒，也很少见他吃药。”作为保健医生，傅志义明白像邓小平这样有多年烟龄的老人，如果一下子让他戒掉，反而会引起机体的平衡失调，带来危害，“况且他自己也在克制，平时在办公时基本上不抽，会见外宾参加重大国事活动也尽量少抽”。

　　有人说，邓小平是中国的“头号烟民”。当然，这话是从其政治地位而言的，并非是说他的烟瘾最大。即便是战争时代，他也没有离开香烟。在长征途中，没有烟抽，他和罗荣桓两人曾沿路找点破纸、干树叶子，用破纸包上当烟抽。在江西下放劳动的日子里，邓小平抽着烟，在深深的思索中忧国忧民。在恢复工作后他日理万机，抽着烟沉思默想，万家忧乐在心头，以民众苦痛为怀，构思着改革开放的每一个方针、每一项政策、每一次决策。吸烟在这时成了激发灵感的诱因。

　　人们曾经看到，在会议上，邓小平侃侃而谈，听者聚精会神。谈着谈着，他从放在桌上的"熊猫"牌烟中取一支，叼在嘴上，"噌"的划燃火柴点烟，深深地吸上一口，烟雾在空中飘浮，接着他又顺着先前的思路讲下去……

　　吸烟危害身体。为此，家人十分替他担心，为他作出了种种限制性安排。1986年9月2日，他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采访时，一如往常那样掏出了香烟。记者迈克·华莱士也要了一支，可仔细一看觉得这烟不对劲：“哈哈，过滤嘴比烟还要长。”华莱士的这个发现使邓小平大为得意：“这是专门对付我的。我抽烟的坏习惯改不了啦。”

　　事后，那位全国人大代表，一提起他在人民大会堂给邓小平写字条提意见的事，逢人便说："邓小平同志这样认真地接受我们的意见，真使我们非常感动。” 这件事被传为佳话，党的领导人和普通代表之间平等相处、自觉遵守公共场合的秩序，赢得了人们的尊敬。退休后，出于健康的考虑，邓小平开始戒烟。对于一个有长期“烟史”的人来说，戒烟无疑是一件需要有坚韧毅力才能做到的事，但邓小平说戒就戒，放下就没有再抽。

　　□邓家这个大家庭里，老爷子是家庭的核心，背后的“秘书”则是家庭的中心。和孩子们在一起，邓小平总是无比开心。他平常说话不多，但跟小孩子可有话说了，逗呀、抱呀……

　　在北京景山后街的一条胡同里，有一个两进的普通院子，灰砖灰瓦，方方正正，院内的花、草、树木，郁郁葱葱。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生前的生活世界，全家是1977年搬到这里的。至今，与邓小平相伴走过了58个春夏秋冬的卓琳还生活在这里。

　　卓琳比邓小平小12岁，两人都属龙。院子里有两棵靠得很近的油松，一棵高大挺拔，一棵婀娜多姿，并肩矗立，好像两个人相依相伴。于是，孩子们称这两棵树为“双龙树”。卓琳闲庭信步时，总爱倚靠看双龙树干静静地回忆些什么……

　　同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一样，他的婚姻家庭也历经了一些曲折坎坷。邓小平曾两次失妻。如果说第一次是由于天灾所致，第二次则是“人祸”所为。但邓小平与卓琳的结合可称得上是生死不渝、相濡以沫的终身伴侣。

　　卓琳的经历，虽不像邓小平那样波澜壮阔、震撼人心，但却同样充满曲折而耐人寻味。她出生在一个富甲乡里的工商名绅家庭里，是家中第七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孩子。卓琳的父亲是云南有名的"火腿大王"，曾因某种原因而被"软禁"过，于是才四五岁的她同母亲先后赴越南、香港、广州，千里寻父。她小时候从周围的好多事情中感受到人世间对女性的不平等待遇，并为之愤愤不平，小小心灵常常萌发莫名的反抗意识。

　　念中学时，有一个女音乐教员常常在课堂上向学生们宣讲革命道理、宣讲共产主义，卓琳对此感受深刻。有一天，这个教员突然被捕了。在押赴刑场时，这位戴着手铐脚镣的女教员慷慨悲歌，高喊共产主义的口号。那英勇就义的场面与大义凛然的共产党人形象，深深铭刻在卓琳心里。于是，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放、追求革命的概念，渐渐在卓琳的心底明晰。

　　1931年，卓琳被挑选为云南省体育代表团少年选手成员参加在北平举办的全国运动会。当从云南出发刚刚到达香港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国难当头，运动会自然开不成了，云南队只好撤返。没想到才走到香港就要返回，卓琳心不甘、情不愿，于是写信给家里，表示不回云南，要求去北平读书。家人同意后，她经上海辗转北平，在一个补习班学习数月。次年，考入北平女子一中。

　　1935年，在一二·九运动中，19岁的卓琳同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加入抗议洪流，用不可遏制的愤怒高呼"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径。对她来说，这是一次灵魂的洗礼，她的思想觉悟发生了质的飞跃。

　　1939年秋，邓小平与卓琳相识在延安。卓琳说："他（邓小平）是从前方回来的，和邓发住在一个窑洞里头。我是在公安部工作，他们经常到公安部来，因为公安部女同志多。有时候也叫我们到他们住的地方去玩，他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了，我不知道。他就找跟我一块儿到延安的女朋友，让这个女朋友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不同意。那个女朋友和我谈了两次，我不愿意。我说我年纪还轻，不想那么早结婚，于是我拒绝了。"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129师政委，卓琳是一个年轻女生。对这位从前方来的长征干部，卓琳自然缺乏了解。

　　据卓琳讲，当时她很怕跟一个工农干部成家，因为去延安的那些干部多是工农干部，"我不是看不起他们，而是怕他们没有知识，跟他们说不到一块儿"，因此她不敢同这些人谈情说爱。后来，邓小平两次主动找上门来，卓琳听了他的有关情况和介绍后，觉得他还不错，是个知识分子。"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那个时候自己已经23岁了，我说算了吧，凑合吧。"

　　不多久，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战友们以淳朴的方式为卓琳夫妇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几天后，卓琳便随丈夫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婚后，快言快语的卓琳慢慢适应了同沉默寡言的邓小平的相处，也渐渐理解了丈夫的心，她默默地支持着丈夫。

　　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场到解放战争，邓小平率领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卓琳随后就带着孩子们也赶到那里。"以前都是他们在前方打仗，我们家属都在后头住的地方；打完仗休整的时候，他们再接我们去。后来，进军西南时，他下命令不准任何人带家属。我不干，不能把我们'丢'了不管，是共产党员的我一定要跟着你去，你砍我的头也要跟着你去。他没办法了，只好向我'投降'，带着家属。"那段日子不堪回首，在战争年代卓琳拖儿带女所经历的苦难实在难以表述。"日子是很苦的，男孩子尿尿，汽车走着，就那么把着。女孩子要尿尿怎么办呢？就拿一种水罐给小孩接尿，接了以后倒在汽车外头。”

　　战争年代，卓琳就和邓小平一道奔赴前方，转战南北。卓琳是1952年带着全家从重庆随邓小平来到北京的。当时，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去工作，言行要谨慎。这一要求也非常符合卓琳的性格，她本来就是一个不爱出风头的人。进北京后，她多次谢绝了一些单位、团体请她参与工作的邀请，专心致志地为邓小平当秘书、整理日常文件。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又有一些组织请卓琳出面工作，她还是谢绝了，她曾对自己的好朋友、著名外交家黄镇的夫人朱霖说：我的任务就是把家管好，把孩子管好，不让小平操心，让他专心致志地干好工作。

　　在家里，卓琳是"中心"，而邓小平是"核心"。家里开支都是由卓琳计划、执行，邓小平从不过问，当然卓琳总是尽量将开支向丈夫倾斜。在3年困难时期，邓小平爱喝龙井茶，比较贵，也爱抽点烟。一向精打细算、省吃俭用的卓琳对丈夫舍得开支。每天上午下午，她各给丈夫泡上一杯浓浓的龙井。邓小平喝完后，她自己则接着喝剩下的茶根。

　　多年的共同生活，使卓琳十分了解邓小平爽直、真诚的内心世界。因而，无论政治风云怎样变幻，始终不能改变她对邓小平的一片深情，丝毫动摇不了他们夫妻间多年建立起来的信任。特别是在“文革”年代，邓小平遭到诬陷、迫害的时候，她始终以善良、真诚的心去爱抚和温暖丈夫那颗深受伤害的心。邓小平的一生之所以能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杰出贡献，与他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家，有一位温柔、善良，不断给自己支持与帮助的妻子是分不开的。

　　可以说，邓小平的成就是离不开卓琳对他生活上的照顾和精神上的支持与理解的，是离不开卓琳用行动给予邓小平最大的帮助与关爱的。

　　卓琳关心邓小平，邓小平也十分爱护卓琳。有一次，卓琳患了重感冒，她担心传染给邓小平，就嘱咐警卫人员：不要让老爷子到我的房间，免得传染给他。邓小平那天要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出门前他特意嘱咐工作人员：给卓琳找个医生看看。会议结束，邓小平一进门就问：卓琳怎么样了？他不顾警卫人员的劝阻，径直来到卓琳的房间，仔细询问病情，嘱咐卓琳一定要多喝水，按时吃药。夫妻情深可见一斑。

　　邓小平关心和爱护高雅的国粹艺术，支持十足的"戏迷"卓琳看戏，卓琳每每去看戏邓小平都是知道的，因为卓琳总是向老爷子"请假"，以免挂念。邓小平只要不太忙也会问问哪个剧场、看什么戏。卓琳看完戏后只要老爷子没睡着，她就“汇报”李少春和杜近芳等表演如何精彩、如何获得全场喝彩等等。程派传人李世济有时也应邀到邓家汇报京剧的情况，送给卓琳一些自己的录音、录像带。当然，只要有可能，卓琳必劝老爷子去看戏，邓小平对许多剧的内容也很熟悉。卓琳非常关心老戏新演，如战友京剧团排演《白衣渡江》和《柳荫记》时，从经费到演出她都给予具体的帮助。

　　卓琳还喜欢听评书，她曾请人帮忙找了很多诸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评书的录音带，没事的时候就听上几段。在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中，她尤其喜爱的是《红楼梦》，其中不少精彩段落还能背下来。自己不但订阅了《红楼梦研究》，还多次为“红学”研究捐款。

　　在家里，卓琳虽是主妇，但烹调手艺并不被孩子们看好。在孩子心目中，父亲的烹饪技术要高出母亲一筹，他做的菜特别具有川菜风味。因而，有时候，邓小平特意为卓琳寻找“实习锻炼”的好机会。

　　爱儿女，乃人之常情。邓小平疼爱子女，从来都是一视同仁，平等相待，从不厚此薄彼。当然，对在"文革"中被造反派红卫兵迫害致残的长子邓朴方，他给予更多的是同情和抚爱。第一次见到瘫坐在轮椅上的邓朴方，当时被下放到江西的邓小平和卓琳面对现实，用慈祥的父爱和温暖的母爱去抚平儿子心灵和肉体上的创伤。内心分外难受的邓小平，帮邓朴方脱下衣服，用毛巾轻轻为儿子擦澡。为了充实儿子的精神生活，他将《资治通鉴》等中外名著送到邓朴方的床头。在邓朴方向命运抗争以及所取得的成就中，无不包含着父母的一片苦心。

　　邓榕的话，让人想起了朱自清笔下那个父亲缓慢的背影，一个有血有肉的邓小平的慈父形象跃然纸上。作为慈父的邓小平，十分喜爱自己的孩子。然而，出于工作的需要，他很少和孩子相聚，共享天伦之乐。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邓小平夫妇观点比较一致，都比较民主，注意尊重孩子们自己的选择，培养他们自强、自立的意识。在与子女相处时，他抓住各种机会，利用聊天或摆龙门阵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对他们进行革命传统和艰苦奋斗的教育。以往每次重大政治运动来临，邓小平都要将子女们召集在一起，要求每个人自珍自重，谁出了问题他也不保。

　　卓琳夫妇俩都非常喜欢孩子，同他们在一块倍感天伦之乐的温馨。自己的5个孩子、邓小平的妹妹及妹妹的孩子、卓琳姐姐的孩子都生活在邓家，由卓琳照顾。和孩子们在一起，邓小平总是无比开心。他平常说话不多，但跟小孩子可有话说了，逗呀、抱呀。在邓小平晚年时，卓琳“规定”孙辈每天定时要看爷爷，要来亲爷爷，要在爷爷面前坐一坐。每天老爷子还没起床，卓琳就把孙辈抱到他被窝里去陪老爷子。卓琳说：“他呀，最喜欢跟小孩玩了。小孩在他办公桌底下玩啊闹啊，他有事则专心地做自己的事，没事时就跟他们玩，或分发给他们一些巧克力。”在与孩子们的接触中，邓小平从不说教，可他的品格却深深影响着孩子们，既亲切又威严。

　　□爱穿“小鞋”的邓小平，对工作人员比较随和、关心，对下级他有着同志般的体贴与关照、朋友般的真诚与谅解。如身边工作人员经济上有困难，总是尽力给予帮助

　　许多伟人，特别是革命家、政治家，往往富有普通人的亲情冷暖。邓小平就是这样一个富有人情味的平民领袖。他以自己真挚情感，表达出那特有的乡情、恋情、亲情、友情、同志情，并渗有浓浓的真情。

　　邓小平故居是一座普通的农家院落，是当时川东农村中常见的木结构的三合院，青瓦土墙泥地，朴实无华，屋后有苍翠浓密的竹林。如今，这牌坊村被人们称为“伟人村”。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复出后，四川省政府和广安县政府曾有意在此筹建纪念馆，但邓小平坚决不同意："照现在样子原封不动，让乡亲们继续住在那里。”然而，邓家的房舍归村里所有，但当地人还是将旧居拨出老房三间供来访者参观。

　　自1920年离开家乡后，邓小平再也没有回去过，但他一直关心着家乡的建设与发展。1982年，卓琳代表丈夫亲笔致书在家乡的舅父与舅母，一者问好，二者嘱咐他们不可给当地政府添麻烦。出于这种缘故，二位老人依靠邓小平每月寄回的几十元钱和自己微薄的工薪过着简朴的生活。

　　在北京出发前，他还特地邀请了他南征北战的老战友王震一家同行。邓小平说，不要太麻烦大家，接待警卫人员要减少，大家都要回家与亲人团聚嘛！吃的也不能太破费，要像老百姓过年一样的习俗来办，以川菜为主，吃家常便饭就行，腊月三十晚上的团年汤元和大年初一的长寿挂面加豌豆尖不能少就行！王震同志是湖南浏阳人，体弱多病，喜欢吃什么多征求他的意见。

　　接待人员与金牛宾馆厨师们按照邓小平的要求，并结合邓小平历次回川喜欢吃的东西做准备。他们先后采购了达县用柏桠薰的老腊肉和腊猪头，南充他老家的冬菜炒碎肉，永川的豆豉炒回锅肉，以及他喜欢的白油菜苔、圆根白萝卜、青菜薹等时令蔬菜。伙食标准为北京客人每人每天30元，省内接待、警卫人员每人每天15元，春节加餐另计。

　　2月5日上午，四川省委、省政府春节团拜会在金牛宾馆新落成的东楼宴会厅举行，四川省党政军领导和各界专家和知名人士，劳动模范聚集一堂。与往年春节团拜会不同的是，大家都知道邓小平住在金牛宾馆，他肯定会参加团拜会，也让大家有机会向这位伟人祝福拜年。9时30分，邓小平及夫人卓琳、王震及夫人由接见厅步入会场，顿时全体起立，掌声雷动！邓小平笑容满面，双手合十高高举起说：“向各位拜年啰！”接着与党政军主要负责人一一握手。团拜会在热烈欢快的气氛中进行，四川省、市文艺团体表演了短小精彩且川味浓郁的节目。会后，邓小平和王震在金牛宾馆东楼大厅前与四川省党政军领导合影留念。

　　大年初二，安排邓小平等参观杜甫草堂、武侯祠。当天是成都难得的一个艳阳天，由于天气特好，杜甫草堂游人很多，当邓小平一出现时，家乡人民，都怀着深深的敬意，感谢这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乡亲给祖国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生机和实惠。邓小平向群众不断挥手致意，人们鼓掌祝老人健康长寿！场面壮观热烈，十分感人。群众中有一对中年夫妇要求见一见邓小平他老人家，他们是郊县农村来的，改革开放后办乡镇企业，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他们一定要向他老人家说几句心里话，以表达感谢之情。在杜甫草堂的休息室里，邓小平会见了他们，实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愿望。那个四五岁的孩子跑到邓爷爷面前，邓小平十分高兴地抱起孩子拍照留念。

　　邓小平对工作人员随和而且关心，对下级着同志般的体贴与关照、朋友般的真诚与谅解。每逢过年，总是叫他们早点回家团聚。如身边工作人员经济上有困难，总是尽力给予帮助。每年入冬后，邓小平的一些老乡会从四川捎来四五箱广柑和柚子，他照例分给他的秘书和工作人员，还叫人拣些送给邓颖超、康克清、王光美和聂荣臻。他的谦和、关爱之情感染着周围的每一个人。

　　郭勤英是1978年8月来到邓小平身边做医护工作的。郭勤英在接受笔者专访时回忆说："来之前，领导找我谈话，说组织上安排我到邓小平同志家工作。当时，我很高兴也很紧张，只是怕工作做不好。"

　　作为301医院的优秀党员，郭勤英和傅春恩凭借自己政治可靠、工作的认真负责以及良好的护理、医疗保健技术，在邓小平身边尽职尽责作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对医院、医护人员，邓小平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他曾说："医院是谁也离不开的地方，人吃五谷杂粮哪能担保一辈子不生病。"在他心目中，医院还是人才密集的智力群体。到医院查体，有更多的机会走到知识分子中间去。他非常尊重医护人员，每次到医院总是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人或普通病人，没有任何特殊要求，总是为医护人员着想，不给他们增添麻烦。“我没事”，几乎是所有与他接触的医护人员都熟悉的他的一句口头语。对专家的诊断和治疗，邓小平也总是给予充分的信任。有一次手术前，老专家向他汇报，他说：“我没事，你放心吧。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出什么问题，由我、由我们全家负责——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们医院。”他对为他服务的医生和护士总是心存感激，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医院的医生、护士都很敬业，很辛苦，技术上也很强，我很感激他们对我的关心和服务”。医院有规定，医护人员不得要求与住院的首长照相。邓小平则主动提出与医护人员合影。

　　身为医护人员，跟随邓小平会见一些外宾也是常有的事。郭勤英说，在首长身边工作期间，她真切感受到了政治家邓小平在外交场合的卓越才干与风范。“每每接见外宾，他总是先同对方拉拉家常，聊聊天，使大家都放松放松，聊出气氛来再同人家谈正文。这就是他的外交艺术。”采访中，郭勤英对笔者说：“有时，首长请外宾吃饭，他控制在一个小时，很守时。”

　　有一次出差到外地,晚上,公务员把邓小平的衬衣拿去洗,服务员以为是工作人员的,就说:“这么破的衣服是你穿的吧?”公务员解释说:“哪是我穿的,是首长的。”服务员一看邓小平还穿这么旧的衣服,非常感动。“他平时在家里不讲究吃穿,只有在开会或见外宾时,才穿上毛料衣服,中山装家里也就三四套吧,换着穿。”郭勤英说：“首长的袜子,无论短袜还是长袜,都是线袜,穿的时间长了,袜底磨薄了,就弄上那种尼龙,加厚袜底。有一天他坐在椅子上,脚搭在小脚凳上,女儿毛毛看见了就说:老爷子,你的袜子都透亮了!这时我们才注意到,他的袜子因为磨的时间长了都发亮了。”

　　邓小平的家人平时穿着也十分朴素。受其影响，身边工作人员的穿着也都随便。郭勤英说：“现在人们的日子都好过了，越来越多的人注重穿着打扮，和外界相比我们就显得有些土。后来在首长身边工作的年轻人外出时穿上漂亮的衣裳，而回到工作岗位时又换上了朴素的衣服，直到今天也仍是这样，这已成了习惯。”

　　有一次邓小平在家里看电视,郭勤英在值班。电视里播报义务献血的新闻,郭勤英在旁边讲解,主要是义务献血法制化的问题,这时,邓小平看着自己的胳膊。郭勤英问"首长怎么了"?他说,“你看,我的胳膊的血管有红颜色,我也可以献血。”郭勤英赶紧说：“首长,不用你献血,法律有年龄限制,有年轻人去献”。他又表示“以后要把角膜捐献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