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5皇子上单出装:改革开放第三定律:收放定律

　　在1985年7月,邓小平算到了2050年。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发展65年的利益,一方面是三五年内的乱子,甚至是大风波。这种眼界和承担,让人想到于右任书赠蒋经国的对联:“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计算的格局不同,人的历史地位大不一样。图为1992年邓小平与家人在深圳皇岗口岸眺望香港。本报资料图片 定律内容:收权还是放权,取决于执政者的利害计算

　　□吴思

　　1.收放定律

　　1986年9月15日,胡耀邦向邓小平汇报工作,谈到有争议的问题,邓小平说:“现行的路线不能动摇。我们的政策是还要放,而不是收。”(第506页)

　　在中国的改革史上,“放”是主旋律。改革开放,放权让利,放开搞活,都有一个放字。放,就是放权,扩大自由。收,就是收权,缩小自由。这里主要指政府与民众权利边界的调整,尽管最初是说中央与地方的权力调整,后来又包括了政府与国企之间的权力调整。这些调整至今仍在进行,摸着石头过河,已过中流,尚未登岸。

　　中国的经验是“一放就活”。放可以带来利益,因为自由的自作自受性质可以调动积极性。这个道理对民众有效,对国企有效,对地方政府也有效。产权和市场制度可以调动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地方财政包干可以调动各地政府当家理财的积极性。地方政府一旦追求财政利益,追求GDP政绩,便会顺应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推出改革政策,甩掉国企包袱,开始政策优惠的竞争。

　　收放的尺度和次序如何决定?由权力核心的利害计算决定。如果放的收益大于成本,包括调整过程的风险和成本,民众权利的边界就扩张。反之则缩小。收益等于成本时边界静止。收放次序,依照净收益的大小排列,并据此区分轻重缓急。这就是收放定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规律,可称为改革开放第三定律。

　　应该强调的是,成本与收益的权衡者,在改革开放之前是毛泽东,在改革开放之后,大体是一个核心和十来个人组成的领导集体。在地方和部门的授权范围内,各位一把手也是部分收放尺度的掌握者,他们往往成为收放的最初试验者和全面改革的提议者,因为他们最先面对难题。

　　2.毛泽东的计算

　　收放定律可以追溯到建国之初。那时政策的主流是收而不是放,收的背后同样是利害计算。

　　1953年11月4日,毛泽东批评邓子恢的“确保私有”和“四大自由”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他说:“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20页)

　　毛泽东认为:“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营,这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解决供求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19页)

　　在毛泽东看来,改造私有制和生产关系,走向集中和计划,不仅可以建立先进而公平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可以增产粮食,提高生产力,解决供求矛盾,一举两得。从科学实验的角度看来,提高公有制水平对提高生产力水平的促进作用,在得到验证之前,只是一种假说。倘若实验结果与推测不符,就应该修改理论假说。当然,这样做需要科学的态度,不能抱有后人所称的“所有制迷信”。

　　实践表明,毛泽东的预测错了。在收紧自由边界的过程中,“生产力暴动”,农民杀猪砍树。收缩到位后,粮食一度大幅减产,出现大饥荒。毛泽东后退一步,危机缓解,可供求矛盾始终紧张。相反,“三自一包”能够增产,但他认定这条路没前途。1962年7月,在大跃进失败,靠包产到户救命取得成效的时候,毛泽东和邓子恢争论道: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还要搞吗?如果搞包产到户,不用几年就有人雇工,讨小老婆。(《邓子恢传》,第561页)

　　在毛泽东心目中,共产主义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逐步提升公有制水平,则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他确信,抓革命可以促生产。这些判断不容怀疑,构成了一套信仰。

　　总之,在毛泽东看来,放是小惠,收是大义兼大利。

　　3.三中全会的意义:两项更改

　　田纪云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功绩,“就在于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第395页)换句话说,就是以科学态度取代宗教信仰态度,用经济发展指标取代不切实际的空想。

　　新的真理评判标准和价值观确立之后,收放计算就简单了,GDP和财税数据都是简明的硬指标。从这个角度读起来,从大包干到对外开放,从改革流通体制到十大改革措施,田纪云文集中充满了利弊权衡和得失计算。计算结果,前边已经概括为两个定律,第一定律可以描述全社会的收益,第二定律可以描述政权的收益。

　　至于风险和成本,作者认为有三项:“每一项改革措施,都是在同传统经济体制、传统观念和某些个人暂时利益的矛盾与磨合中推进的。”(第65页)

　　4.观念之争不断升级

　　田纪云说,改革开放大体是成功的,但他笔下也有两次失败。一次是洋浦开发区下马,一次是价格闯关。

　　1987年,海南省委省政府与香港熊谷组公司达成口头协议,承包开发洋浦,把一片30平方公里的半岛建成自由工业贸易区。1988年1月,田纪云率领各部委负责人做可行性考察。

　　田纪云写道:“不料在我率组去海南考察的同时,全国政协也派出了一个工作组去海南进行考察,我们前边走,他们后边到。我们看什么,研究什么,他们也看什么,研究什么,但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洋浦开发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方案,是割让新的租界地,并向中央、国务院正式写了报告。由于意见完全相反,我随后向国务院写的报告如石沉大海。就这样洋浦开发被搁置起来,而咒骂丧权辱国之声不绝于耳。“1989年4月28日,小平同志在中共海南省委关于设立洋浦经济开发区的汇报材料上批示:‘我最近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宜拖延,但须向党外不同意者说清楚。’不久风波发生,洋浦开发也就搁置起来。直至1992年,在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春风的推动下,海南省终于与熊谷组达成了承包开发协议,条件还是那些,一点没变。但时间耽搁了4年,黄金时代的投资机遇已经过去。”(第493页)

　　这次失败是由于价值观冲突,同一件事,一方认为有大利,一方认为有大害。这种情形贯穿改革开放的始终。

　　田纪云写道:“就农村改革而言,从一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就有人反对。说这是分田单干,是复辟资本主义。

　　……对改革开放和搞经济特区,一开始也有人反对,他们认为,改革开放会带来资本主义。……你多利用一点外资,他就会说,多一个外资企业,就多一分资本主义,就会威胁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你划出一小块地方承包给外商开发,他就说,你这是出卖国家主权,丧权辱国。你多发展一些乡镇企业,他就说,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会腐蚀我们的党,腐蚀我们的干部,把乡镇企业视为对社会主义的威胁。你多发展一点私营企业、个体户,他就说,这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你讲要搞厂长负责制,他就说,这是走单干道路,不利于集体经济发展和共同富裕。如此等等。”(第423页)

　　面对激烈的观念之争,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和著名的“三个有利于”。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尽管如此,观念之争还是难以平息。在反对派强大的意识形态攻势面前,邓小平又发明了“不争论”的策略。这种策略反映了改革者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弱势。30年来,重建意识形态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三个代表,再到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新观念比过去更加宽容平和,但也和改革一样,虽过中流,尚未登岸。

　　5.计算者的眼界和格局

　　田纪云笔下的另一次失败是价格闯关。

　　1987年,政府试图全面放开物价,引发抢购风潮。民众从银行大量提款购物,防备物价上涨。如果及时推出银行保值储蓄,民众可以用存款而不是囤积物资的方式,应对货币贬值。可惜决策失机,抢购风潮愈演愈烈,政府宣布价格改革中止。

　　这是改革过程中真实的利益冲突。新体制虽好,但在新旧转化过程中,某些个人和社会集团的利益可能暂时受损,引发动荡。肯不肯承担这种风险,在长远利益与短期风险之间如何抉择,邓小平的一番话让人印象深刻。

　　1985年7月11日,田纪云去邓小平家汇报价格改革的思路和初步方案,在笔记本上记下了邓小平的这番话。

　　邓小平说:“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所以,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这件事必须坚持下去。”“物价改革是个很大的难关,但这个关非过不可。不过这个关,就得不到持续发展的基础。……今后即使出现风波,甚至出现大的风波,改革也必须坚持。否则,下一个十年没有希望。”田纪云写道:“后来他多次强调,搞价格改革是要冒点风险的,但只要搞改革就会有风险,小乱子难免,只要不出大乱子就行。他也同意,价格改革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针,走一步看一步,顺利时就步子迈大一点,发现问题就及时调整,把步子放慢一点。”(《炎黄春秋》2007年第12期)

　　在1985年7月,邓小平算到了2050年。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发展65年的利益,一方面是三五年内的乱子,甚至是大风波。这种眼界和承担,让人想到于右任书赠蒋经国的对联:“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计算的格局不同,人的历史地位大不一样。

　　6.收放计算的案例

　　在收放计算中,拍板的虽是政府,出题者通常是民众。田纪云总结说:“中国农村的改革,首先来源于广大农民的创造,来源于他们在实践当中的自主选择。之后,党中央,国务院充分肯定农民的创造,并积极组织引导,使这一改革由点到面,由局部到全局,由单项到配套地推广开来。”(第127页)这是民众首创+政府追认的模式。

　　农民的首创也来自计算。田纪云说:“众所周知,安徽、四川一些贫困地区搞家庭承包责任制是冒了极大风险的,凤阳县小岗村村干部搞的大包干的‘秘密协议’很能说明问题。但是,农民实在无路可走了,他们要吃饭,他们要生存,继续走一大二公的路子实在走不下去了,于是,他们胆子壮起来了,有点天不怕地不怕了,要为生存而斗争了。”(第202页)

　　改革者出现在改革收益最高的地方。小岗农民特别穷,纠偏的价值便特别高。他们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吃大锅饭,安全,但要挨饿。二是大包干,能吃饱饭,但可能坐牢。坐牢也给吃窝头,吃不饱也饿不死,算不得多大损失。问题是谁来抚养孩子。于是,小岗村的秘密协议设立专门条款,解决生产队干部的孩子抚养问题。孩子问题解决之后,两害相权取其轻,大包干更合算,中国农村的改革悄然启动。

　　面对农民闯关,决策者同样两害相权取其轻。三年大饥荒时农民也闹过包产到户,当时的决策者有两个选择:容许农民包产到户,或者让他们饿死。毛泽东被迫开了口子,容忍包产到户。1962年9月,危机缓解,不至于大规模饿死人了,毛泽东随即收紧政策,批判包产到户。由此体现的价值排序是:只要饿不死,就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田纪云介绍了万里的另一种选择。万里出任安徽省委书记,下乡考察,他说:“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学大寨的那一套左的东西特别积极,农村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困难……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样子,门窗都是泥土坯的,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第515页)

　　万里的质疑,暗含了邓小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思路。当时农民吃不饱,主要是怠工的结果,而怠工又是对毛泽东强制集体化的回应。这套官民斗法形成的格局,也在马克思的计划之外,确实不好称之为社会主义。

　　当安徽农民再次闹起包产到户时,万里表态支持。杜润生记载了万里和到安徽调查包产到户问题的某位老干部的对话:

　　某:包干到户,不同于田间管理责任制,没有统一经营,不符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不宜普遍推广。

　　万:包干到户,是群众要求,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有什么不符合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行?

　　某:它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

　　万: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

　　某:我要社会主义!

　　万:我要群众!(《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页)

　　万里的选择,体现出另一套价值排序。他抛弃了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

　　除了观念分歧,决策者还有财政方面的计算。1980年4月2日,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到邓小平那里汇报工作。他说:“工业、农业都要甩掉一些包袱。农委同志建议如甘肃、内蒙古、贵州、云南等省份,中央调给他们粮食很多,是国家很大负担,可不可以考虑,对这些地区,在政策上放得宽一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索性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让他们自己多想办法,减少国家负担。”邓小平说:“我赞成依林同志刚才讲的意见。在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贫困的地区,像甘肃、贵州、云南等省,有的地方可以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明确表态支持包产到户。一个月后,他再次赞扬了安徽肥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的大包干,说效果很好,生产发展了,对影响集体经济的担心是不必要的。(《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第115页)

　　邓小平这两次拍板式的讲话,一次计算了财政收支,一次权衡了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担忧,做了最有利于政府的决定:放。农民也一样选出最有利于自己的应对:如果吃大锅饭,就怠工；如果大包干,就好好干；如果怠工导致挨饿,比坐牢还难受,就冒险搞大包干。首创者是农民,决定者是政府。收放的边界,落在政府利益最大化的那道线上。

　　这种民众首倡+政府决策的模式,还可以用来解释个体户和经济特区。

　　个体户来自城镇失业青年,在政府无力安排工作的条件下,是容许他们创业并雇工呢,还是让他们继续失业成为不安定因素呢?经济特区发端于逃港大潮,在偷渡难以控制的条件下,是让香港人在这边建工厂呢,还是让偷渡者逃到香港去打工?政府选了前者,都经过了地方提议、中央认可的程序。口子一开,个体户遍地,民营企业发展,外资企业涌入,市场经济壮大。政府一路算计、一路追认、一路惊奇:这些边缘主体创造财富的热情、能力和作用,大大超出了决策者的预期。

　　7.改革尚未成功

　　按上述逻辑推算,农民的土地权利,可以推进到使用权一线。再向所有权推进,就难免遭遇强力阻击———政府的土地财政将有天文数字的损失。中国的经济自由度达到53分,受益于这种计算逻辑。中国的经济自由度只有53分,也受制于这种计算逻辑。

　　经过长期的大幅度纠偏,第二定律所描述的危机大大缓解。纠正剩余的偏离,将遭遇特权和垄断既得利益集团的抵抗,权势及其亲属的利益难免受损。放的成本递增,收益递减。这时候,经济改革陷入僵局,还可能在垄断和特权的扩张面前倒退。

　　田纪云引用邓小平的话说:“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第46页)这句话非常准确地描述了本阶段改革的态势和出路。

　　1995年,田纪云到深圳去调查,听取深圳人大常委会汇报后,他说:“如何使国家长治久安?仅仅把经济搞上去还不够,还要相应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促政治,政治反过来影响经济,相辅相成。本来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像选举法里规定多少个代表可以联名提候选人,地方的差额选举,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人大常委的差额选举等等,都是改革的成果。

　　“这次修改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有人提出要去掉代表联名提候选人。我认为,如果把这么一点民主都去掉,这是我们政治进程上的一个大倒退。有人对差额选举不赞成,不习惯,因为有的地方党委提名的候选人没选上,而选上了代表提名的候选人,认为这是打乱了党委的部署,也有人认为落选的人不光彩。我跟你们说,差额选举就是给人民一点选择的余地,……候选人可以向代表发表一篇讲话,讲讲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思路、施政方略,看看你有没有那个能力,那个水平,不然,连你是条汉子还是一个窝囊废都不知道,怎么能选得好?”(第472页)

　　在收回民主权利的主张背后,我们看到另外一种利益。2002年,田纪云作为人大副委员长来到厦门,谈到了地方人大监督政府工作问题。他说:“你们希望的监督法现在一下子出不来,要出来也肯定不是你们希望的。既然这样,不如不出来。按现在的宪法办事,会更灵活一点。如果出来一个不可操作、没有实际内容,连你现在已经进行的工作也不能肯定的监督法,这对你们不是一个支持,而是一个限制。”(第382页)

　　监督法出台的困难,再一次让我们感觉到抵制监督的强大力量。

　　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特别艰难,因为改革将损害决策集团的自身利益和短期利益。不过,田纪云认为:“由人治向法治过渡,是人民的追求,是历史的发展规律,也是我国走向繁荣昌盛,以强国姿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由之路。”“我们说的法治不应该是‘治民’,而应该是‘民治’,就是人民当家做主治理国家。”(第46页)

　　倘若决策主体变为选民,收放定律也将升级为公共选择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