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握沙子的伤感图片: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必须以扩大消费为目标 \\我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30年的基本经验

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必须以扩大消费为目标
在当前的实际情况下,在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经济增长机制中,扩大消费是第一位的
调整后的收入结构必须有利于扩大消费才能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我国经济增',1)">
长目前的实际情况,一方面是消费在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相对不够,另一方面是比较多的产品的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在这种情况下,要特别强调靠增加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因为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情况下,继续过分强调扩大投资的作用容易扩大过剩生产能力和造成投资失误,而扩大消费则会促进产品的实现,实现生产与消费的平衡。消费扩大了,产品实现了,投资的效益有了保障,投资自然会扩大。而且这时的投资扩大是由消费需求推动的,是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实现的资源配置。这样,不仅消费增加了,而且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也有可能形成。
当然,实现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经济增长也要扩大出口。但是,出口不能是目的,只能是扩大消费的手段。出口当然可以使产品得到实现,但是靠国内居民消费需求的增加比起靠出口来使产品得到实现,不仅同样有利于生产与消费的平衡,而且还是我们唯一的生产目的。如果我们把用于扩大出口方面的有些投入转而用于扩大消费,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可能更加有利。因为用于扩大出口的有些投入最终是有利于进口者的,对于我国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有限。所以,在当前的实际情况下,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经济增长机制中,扩大消费是第一位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目前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必须以扩大消费作为基本的目标,即调整后的收入结构必须有利于扩大消费,这样才有可能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应强调提高一般劳动者的工资待遇,强调收入差距以劳动贡献的差距为基础
以扩大消费为目标的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必须强调提高按劳分配的比重。现代社会,劳动者成长的成本不断提高,他们的收入也应该相应提高,否则无法提高劳动者素质,不能实现经济增长向主要依靠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比较多的劳动者只能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其收入不足以提高他们自身的素质和培养高素质的下一代新型劳动者。这将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未来。另一方面,劳动者收入偏低,收入差距过大,影响整个居民收入用于消费部分的比例,使消费需求不足,产品难以实现。因此,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应强调提高一般劳动者的工资待遇,强调收入差距以劳动贡献的差距为基础,扭转收入差距脱离劳动贡献的差距而扩大的趋势。
国民收入再次分配必须强调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国民收入的再次分配,也要根据扩大消费的需要进行调整。我国几千年的发展史,直到今天,从来没有建立起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居民赡养上辈,抚养下一代全都以家庭为单位来解决,因而形成了量入为出,留有储蓄的消费观。在没有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这样的消费观是完全必要的。因此,时至今日,我国居民的储蓄倾向都比较高,即使是低收入者,也要尽量留有储蓄。这在生产过剩或者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下,不利于产品的实现,影响消费与生产的平衡。而且储蓄下来的资金容易用于扩大生产增加过剩生产能力,或者为资本市场的投机行为提供条件。要改变这种状况,唯一的办法就是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根据经济增长的实际,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因此,在国民收入的再次分配中,必须强调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同时要扩大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领域的公共服务。这样才会减轻居民个人支出的负担,使他们有可能扩大当前消费。此外,财政收入用于投资的部分如果超过了一定的比例,就会直接影响用于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和扩大社会公共服务的支出。所以,在生产或者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情况下,国民收入的再次分配也必须以扩大消费为目标。同样,消费扩大了,生产能够实现,投资有了动力,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才有可能形成。
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还要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在我们刚刚建立起来还很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特别要防止所谓“灰色收入”部分的扩大。它一方面妨碍了居民收入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妨碍了财政收入的增加。如果不对各种不规范的收入进行限制和调节,对行业垄断和部门垄断行为造成的不规范收入进行限制和调节,则会严重影响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的调整和扩大消费目标的实现。(李新家/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保农民增收关键要促进农民就业
王小梅
日前，在新华理论频道看到一篇《扩大就业是经济增长之本》的文章颇有同感，尤其在当前条件下对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指导意义。正如2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所说：农民收入是农民生活的基础，是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基础，也是开拓农村消费市场的基础。为坚决防止农民收入徘徊，今年中央一号文件',2)">
明确要求要做好农民就业工作。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在新形势下对农民增收的高度重视。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04年以来，在中央强农惠农政策激励下，我国农村发展形势持续向好。农民收入增幅连续5年超过6%，是20多年来的第一次。资料显示，近5年来，农民人均纯收入累计增加2000多元，年均增收400多元，这也是历史上的首次。然而，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支撑农民增收的两个主要来源都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一方面，国外经济增速明显放缓，我国工业产品出口受阻，一些企业关闭和停工，导致农民外出就业困难、工资水平降低。尽管对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农民工失业问题，中央早有准备，去年12月份，国务院办公厅还专门发文，敦促各地做好农民工的就业工作，其中主要包含沿海企业尽可能少解雇农民工、对失业农民工提供职业技能培训、以工代赈、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做好农民工土地保障权益等五大政策。但目前仍有约两千万的农民工由于经济不景气失去工作或者还没有找到工作就返乡了。
另一方面，国内粮食、棉花、生猪等主要农产品价格下行压力较大，致使农民依靠务农增收的形势也趋于严峻。让农民高兴的是：近期中央又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一是为防止谷贱伤农，今年继续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如白小麦、红小麦、混合麦最低收购价分别提高13%、15.3%、15.3%，稻谷最低收购价格水平也将作较大幅度提高。二是加大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等四项农业补贴力度，预计将增加到1200亿元左右。
因此，笔者认为：在当前经济发展遇到严重困难和严峻挑战的形势下，要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持续增收，除了要继续加大惠农政策增收力度,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大力拓展农村非农产业增收渠道外，关键是要做好农民就业这篇文章。
这需要各级政府既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也要着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具体来说：一是要进一步形成促进农民就业创业的政策环境。要研究制定促进农民就业创业的税收优惠政策，降低创业门槛；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解决农民创业的资金短缺困难；健全农民权益保障机制，加强农民就业创业制度环境建设。
二是要加快建立促进农民就业创业的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要建立城乡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农民就业创业服务体系。
三是要努力营造更加广阔的农民就业创业平台。要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创业机会和创业空间；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引导广大农民群众进城入镇、经商创业；结合地方产业特色和区位特点等要素，搞好市场开发。
四是着力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要继续抓好“阳光工程”等一系列培训活动，全面提高农民素质，特别要加强农民返乡创业培训，切实增强农民就业创业能力。     五是要引导企业多留用农民工、少裁员，对那些暂时找不到工作者，地方政府要给予必要的关爱，为他们解决生活之忧。让他们真切地感受到经济寒冬下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贫富差距扩大为何难以拉动内需
日前有专家公开表示，收入差距过大，多数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是国内市场消费比例低、内需难以启动的根本原因。但海外也有文章说，中国的富人挥金如土，月均花费7万，居亚洲之首，同样能刺激消费。贫富差距过大为何难以拉动内需？如何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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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国内需求？
改革开放30年来，在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喜人成就的同时，我国也出现了贫富差距扩大的迹象。在这一过程中，居民的消费需求呈相应变化趋势。2007年，居民消费需求占我国GDP的36%，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数据为60%至70%。国内消费需求还未成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手段，消费不振问题正日益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消费需求不足与贫富差距之间存在相对应的关系，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一般经济学理论认为，在既定财富规模条件下，分配越均等，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的部分就越大。收入差距过大，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消费需求不可能保持上升。贫富差距扩大，正是内需不足的关键原因之所在。
事实上，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收入高的个人、家庭总是比收入低的更倾向于将收入中更多的部分用于储蓄。如果此时产品创新较多，投资机会较多，那么因分配问题而产生的消费需求不足还可能被部分抵消。但如果产品创新不足或市场环境不良，则消费需求不足就很难得到解决。因此，在同样的社会财富状况下，分配不均的社会比分配平均的社会储蓄更多，消费更少。
具体来说，众所周知，富裕家庭和贫困家庭的需求对象、需求层次是不同的。富人有消费能力，但对于品种单一、技术水平较低的一般产品，该拥有的早已拥有，没有特别的需求和愿望，不会产生现实的有效需求。此时，要么进行投机，在缺乏严格监管的情况下催生股市、房地产泡沫；要么就可能挥金如土，进行奢侈消费，带来资源浪费。而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尽管有着强烈的需求和愿望，但可支付能力有限，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下很难形成现实的有效需求。
某种意义上，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就是这一双重约束的结果。一方面，近年来美国的技术创新相对较少，资本找不到更好的出路；另一方面，西方主要大国都存在社会财富占有不均的现象，穷人的“过度需求”成为虚假需求。这两方面的因素同时作用，就会导致金融危机影响的全面扩散和蔓延。
当然，就我国情况来说，除贫富差距因素外，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还有很多。一方面，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需求刺激政策未能相应带动私人投资的发展；另一方面，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居民收入偏低，负担较重，严重制约了消费信心。此外，技术创新不足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方面，美国是47.7%，我国只有28.7%，甚至还低于发展中国家35%的平均水平；而在高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需求的转化率上，美国有80%以上，我国只有20%。新产品无法及时推出，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消费欲望。
因此，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关键是完善经济发展结构和收入分配体制。
1、财政政策应引导产业结构在地区之间的梯度转移。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过分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不仅不符合生产要素禀赋决定的分工要求，不利于企业降低成本，也不利于中西部地区劳动者就地就业，不利于地方经济和收入水平的全面提高，进而会抑制二三线城市或区域消费市场的发展。因此，要积极鼓励产业发展和转移，提升全体消费者对一般产品的需求。而在市场环境和消费氛围较好的地区，有必要通过技术创新，发展科技含量较高的产业，生产新型、附加值高和多样化的产品，满足居民多样、多层次需求。
2、切实全面地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一方面，加快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自由流转，实现农地集约化、农业适度规模的产业化经营，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从而有效提高种田农民的收入。另一方面，对由于各种原因不愿或无法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不一定也不可能让他们全部涌向城市，走出一条农村工业化道路也是可以的。通过农村工业化，吸收农村劳动力在家就业，就能提高这部分人的收入，并改变我国农村面貌，开发农村市场。此外，农业产业化和工业化的蓝图，还能给城市富余资本提供新的投资方向，并能吸纳一大部分知识和技术人才进入到农业领域实现就业，真可谓一举多得。     3、建立覆盖面更广更实的社保体系，完善收入分配。在医疗保障取得突破的同时，还应在社会养老、失业以及住房等方面，建立覆盖面更广、效果更实在的保障制度。另外，处理好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企业工作人员等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分配问题，切实增加居民特别是城市低收入居民的收入，也有必要抓紧进行。(冒佩华/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
“先富”与“共富”
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同志指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在一定意义上，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就是“先富”与“共富”关系。处理好这个关系，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至关重要。
唯物辩证法',4)">
认为，事物发展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先富”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中提出来的一项政策，就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要发展生产力，就不能搞平均主义，因为平均主义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不能激发整个社会的活力。邓小平同志说过：“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5页）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先富”政策发挥了巨大作用。改革开放30年，我国社会充盈着蓬勃旺盛的创造活力，中国人民迸发出巨大的创造能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单就经济而言，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增长到2008年的30多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超过9%，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三，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
但是，“先富”并不是让富者更富、穷者更穷，导致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同上书，第111页）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同上书，第364页）“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同上书，第155页）这就是说，“先富”只是手段、途径、方法，“共富”才是目的。而如果搞两极分化，不仅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原则，违背了我们共产党人的原则，而且民族矛盾、区域矛盾、阶级矛盾都会激化，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激化，整个社会就有可能陷入动荡。
事实上，改革开放的30年，我们走的正是一条共同富裕的道路。从1978年到2008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加到15781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4761元，群众家庭财产普遍增多，吃穿住行用水平明显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初步建立，贫困人口基本生活得到保障，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
毋庸讳言，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确实也拉大了收入差距。不论是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还是城镇内部、乡村内部，收入差距都扩大了。这不仅不利于扩大居民的最终消费需求，阻碍经济的发展，而且无法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因此，我们党采取了一系列战略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如建设新农村，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发展医疗卫生事业，采取各种手段提高普通群众的收入，等等。     当然，解决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并不是要回到“大锅饭”，而是要把提高社会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实现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由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周隆滨/《光明日报》原副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如何认识收入差距扩大问题
·《理论热点面对面·2007》⑩· "晒工资"现象的冷思考:如何认识收入差距扩大问题     编者按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为党的十七大召开营造良好的思想理论氛围，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组织专家学者撰写了第五本通俗理论读物——《理论热点面对面·2007》。本网将连续发布《理论热点面对面·2007》，今日发布第十篇。
前一段时期，网上曾经流行"晒工资"现象，很多网民竞相把自己的工资条贴在网上进行比较。从网民的帖子中可以看出，大多是出于好奇去了解同行或其他行业的工资情况，但从比较中也看出了不同行业、不同区域的收入差距。"晒工资"现象"晒"出了人们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关注，反映了人们对解决收入差距扩大问题的呼声。
的确，收入差距扩大问题是这些年来人们一直十分关注的热门话题。尽管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调控措施，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并未得到根本扭转。对此，我们应该怎样看？到底怎样才能逐步解决这个问题呢？
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原因何在？
2007年2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06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05年，各地区的"城乡收入差"比上一年扩大500元以上，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不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3。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的收入差距比上一年拉大462元，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拉大545元。2000年到2005年的五年间，城镇居民中10％最高收入组与10％最低收入组的收入之比从4.6倍上升到9.2倍，扩大了一倍。最近，中国劳动学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02年至2006年，全国在岗职工工资连续4年实现两位数增长，但不同行业、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不尽合理，部分行业及企业普通职工工资增长缓慢。其中行业工资差距问题尤为突出。2000年，行业最高人均工资水平是行业最低人均工资水平的2.63倍，2005年增加到4.88倍。这些数据所反映的，正如人们普遍所感到的那样，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仍在进一步扩大。那么，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何在？
收入差距扩大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关。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制度被打破，逐步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对于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也就自然产生了。特别是允许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由于社会成员所拥有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的质和量的差异，必然导致收入差距有所扩大。尤其是近几年，劳动在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明显下降，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所占比重明显上升，进一步扩大了普通劳动者与投资者、管理者的收入差距。     收入分配调控政策不完善、作用发挥不充分，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市场经济条件下，初次分配主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它不可能自发调节收入差距，因此需要政府在二次分配中进行调控干预，以保证分配公平。近年来，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调节收入分配的政策措施, 如通过实施"三减免、三补贴"等惠农政策促进农民增收，多次提高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积极落实优抚对象生活、医疗待遇政策，大力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完善最低工资制度，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等等。但目前这方面的制度还不完善、不配套，特别是执行力度不够
怎样做到有肉吃、不骂娘?
人们常用“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来形象地反映对收入分配不公的意见。那么，如何看待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中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问题，又如何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呢？
其实，尽管“骂娘”表明一个人对现状不满，但毕竟他是在吃到肉之后的骂娘，这与饿着肚子骂娘是有天壤之别的。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5)">
制下，企业和个人缺乏自主选择权，财富创造的积极性低下，物资严重短缺，不要说吃肉，就是吃饭都成了问题。经过30年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取得巨大发展，人均GDP从几百美元增长到超过2000美元，老百姓的饭桌上有肉了，腰板也直了。
企业和个人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是怎样激发出来的呢？一个重要的策略和手段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也就是承认差异，不仅承认劳动能力的差异导致报酬的差异，而且让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分配。这一方面从物质利益上调动了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使居民收入差距出现扩大趋势。于是，后吃到肉的看到先吃到肉的，吃到小块肉的看到吃到大块肉的，吃到肥肉的看到吃到瘦肉的，在吃了肉之后都忍不住要骂娘。
有没有一条既让大家都吃到肉又不骂娘的途径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曾采用以下一些办法：一是把“肉”撤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二是为大家发放“肉”票，取消物质刺激；三是不管你为“肉”的生产做了多大贡献，大家平均分配。实践表明，这些办法的效果都很不理想。既然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那么，人们为什么要操心费力地去生产又多又好的“肉”呢？那时，虽然骂娘的声音比较少，但饭桌上的肉也没有了。
“吃肉”与“骂娘”问题的实质，是如何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先要解决多生产“肉”的问题，然后才有可能解决“吃肉”过程中“骂娘”的问题，即首要的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要解决多生产“肉”的问题，就必须解决生产“肉”的动力问题。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把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前所未有地调动起来。市场经济中的效率原则和资源配置中的产权规则使那些勤劳的人、有才能的人和拥有资本并进行创业的人先富起来，进而激励大家为了过上好日子，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努力致富。“吃肉”中的差异既会导致“骂娘”，也会产生激励。当大家为了吃到“肉”而努力多生产“肉”时，“肉”就会越来越多。如果一定要消除这种差距，那也就扼杀了创造财富的积极性。
当然，如果只强调提高生产“肉”的效率而忽视分配“肉”的公平，那么，随着差距的不断扩大，必然引发各种摩擦和冲突，最终会影响生产“肉”的效率。因此，无论是为了减少社会摩擦，还是为了加快经济发展，都需要十分重视公平问题。推进社会公平，不仅要通过加大教育投入、加大对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加大财产性收入在劳动者收入中的比重等措施，为全体人民创造机会平等的条件，而且要加强反腐败力度，防止腐败分子凭借权力把别人碗里的“肉”窃为己有。同时，还要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尽可能弥补初次分配中分“肉”不均的不足，让全体人民都能够分享到更多的改革发展成果。     尽管大家都不喜欢听“骂娘”声，但由于初次分配中的不均等等原因，“骂娘”声又是难免的。既不影响生产“肉”的效率又能在吃肉中减少“骂娘”声的有效途径，就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让社会永远保持旺盛的财富创造力，不断促进经济发展，同时统筹兼顾各方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杨瑞龙/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我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30年的基本经验
收入分配体制是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三十年的改革，我国逐步建立起了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收入分配体制。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导致当前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因此，回顾我国收入分配体制三十年来的改革历程，对于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以此完善当前的收入分配体制具有重要的意义。
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历程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国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一分配体制进行了改革，克服了平均主义，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
（一）克服单一按劳分配体制中的平均主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进程。我国的对内改革主要是改革阻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收入分配制度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所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以收入分配体制作为整个改革的切入点。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克服原有收入分配体制中存在的严重的平均主义倾向，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按照时间的先后，这一阶段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分为农村和城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两个阶段：
1.农村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我国农村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主要措施是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指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它具体可分为包干到户和包产到户两种形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保留集体经济必要的统一经营的同时，集体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承包给农户。承包户根据承包合同规定的权限，独立作出经营决策，并在完成国家和集体任务的前提下分享经营成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方面坚持了农村集体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同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推动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2.以城市为重点推进全面改革
在农村进行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改革取得成功之后，我国决定把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推广到城市。城市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以职工工资制度的改革为重点。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其主要措施包括：①建立以承包为主的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其基本原则是：责、权、利相结合，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相统一，职工劳动所得同劳动成果相联系。②在企业中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③企业职工资金由企业根据经营状况自行决定，国家只对企业适当征收超限额奖金税。④在企业内部，要扩大工资差距，拉开档次，以充分体现奖勤罚懒、奖优罚劣，充分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充分体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繁重劳动和非繁重劳动之间的差别。同时要改变脑力劳动报酬偏低的状况。1985年1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国营企业工资改革问题的通知》，决定从1985年开始，在国营大中型企业中实行职工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按比例浮动的办法。20世纪80年代的工资调整和改革，不仅增加了职工的工资，更重要的是调动了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对于鼓励职工"各尽所能"、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二）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体制
随着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加深，对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不断深入。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条件下，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生产社会化、现代化的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在分配方式方面，《报告》提出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
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我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93年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规定进一步推进了我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首先，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制度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前提条件之下，第一次明确提出把竞争机制引入劳动者个人报酬。其次，建立国家对职工工资的宏观调控机制。《决定》指出:"国有企业在职工工资总额增长率低于企业经济效益增长率，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低于本企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前提下，根据劳动就业供求变化和国家有关政策规定，自主决定工资水平和内部分配方式。"同时，国家设立最低工资标准，并积极推进个人收入的货币化和规范化。最后，完善收入再分配机制，完善收入分配体制。例如，逐步建立个人收入应税申报制度，依法强化征管个人所得税，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通过收入分配政策和税收调节避免收入的两级分化。
（三）建立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相结合的收入分配体制
党的十四大所确立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私有经济的发展，改变了我国单一的所有制形式。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国有企业的工业产值为3916亿元，占全国工业产值的77.6％，国有企业在我国的工业中处于主体地位。从1982年开始，国有企业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比重快速下降，到1988年其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比重下降到56.8%。特别是1992年以后，国有企业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比重的下降速度进一步加快，到1996年国有企业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比例下降到28.5％，四年时间下降23个百分点。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营企业占全国工业产值的比重不断上升，特别是1992年之后，其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比重快速上升，四年时间上升14个百分点。到1998年民营企业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比重已经由1980年的23.6％上升到55.5％，占全国工业产值的大部分。由此可以看出，民营企业等私有经济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同时指出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收入分配方面，十五大报告提出要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前提条件下，要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同时，要取缔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通过税收手段调节过高收入。十五大明确了按生产要素分配方式是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重要内容，进一步完善了我国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体制。
（四）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收入分配体制极大的提高了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然而，由于我国收入分配体制的不完善，致使在收入分配领域存在许多问题。比如，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因而，2003年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2006年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完善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两个《决定》中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方面：（1）要进一步推进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我国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制度；（2）要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共同富裕。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三十年的基本经验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
自从党的十三大明确了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之后，这一制度始终贯穿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整个过程。首先，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情况所决定。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低，需要公有制经济以外的所有制经济的存在，以此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需求。通过对所有制结构的不断改革，我国逐渐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这就必然要求确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与此同时，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是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条件之下，通过发展市场经济来推动经济发展。一方面，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必然要求坚持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另一方面，发展市场经济必须允许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和发展，那么就必须允许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
初次分配领域改革坚持市场取向，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增强经济活力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单一按劳分配收入分配体制中，由于国家行政力量取代市场通过各种计划进行收入的初次分配，造成收入分配体制严重的平均主义倾向，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生产的积极性，阻碍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从1978年开始，我们开始对计划经济条件按劳分配的收入分配体制进行改革，逐渐把市场机制引入收入初次分配领域。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明确了我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收入分配体制。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则旗帜鲜明的指出要把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到收入分配体制之中。市场机制在收入分配领域地引入，彻底打破了我国收入分配体制中存在的平均主义，激发了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革所决定
收入分配体制三十年的改革再一次证明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收入分配体制的社会发展规律。在改革开放初期，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是在坚持公有制的前提条件下进行，如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市的承包制。相对于我国计划经济条件下长期实行的按劳分配的收入分配体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市的承包制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但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原有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满足其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单一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为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变革生产关系成为改革的首要任务。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在坚持公有制为主的前提条件下、发展商品经济。党的十五大最终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所有制结构由单一公有制--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的前提下、发展商品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演进过程决定收入分配体制必然随之经历单一按劳分配--打破平均主义--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演进过程。
收入分配体制既要发挥市场的作用，又要发挥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
我国计划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体制的最大弊端是在初次分配领域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倾向，削弱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通过对收入分配体制三十年的不断改革，把市场机制引入了初次分配领域，极大的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然而，市场机制本身也存在许多缺陷，引发市场失灵。比如，公共产品、外部性、垄断、信息不对称等。因此，市场机制在初次分配领域的引入产生了许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过大。因此，需要发挥国家对收入分配体制的宏观调控作用。一方面，通过制定最低工资等直接对初次收入分配领域进行宏观调控。另一方面，国家要建立健全收入再分配机制，对初次收入分配的结果进行再分配，以保证社会公平。如，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管等。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建议
经过三十年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我国建立起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基本分配制度。在新的收入分配体制下，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又涌现出来，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影响到社会安定团结的大局，影响到和谐社会的发展。
随着我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的农村和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78年，农村的基尼系数为0.2124，城镇的基尼系数为0.16。根据国际标准，基尼系数在0.2以下，则居民收入分配处于绝对平等。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非常平等。然而，随着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进行，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开始扩大。农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在1985年出现一次跳跃，基尼系数由1985年的0.2267蹿升到1986年的0.3042，上升34.19%。此后，农村居民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平缓增长，到1999年达到0.3361，到2003年则达到0.37。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从1984年开始不断上升，到1999年达到0.295，2003年城镇基尼系数增长到0.295。
在农村和城镇内部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出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城乡收入比由1978年的2.57：1增长到2003年的3.23:1。在上述三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全国居民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不断增加，2006年全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6，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水平。全国的收入差距扩大是由城乡内部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引起的，但是城乡内部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则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现行收入分配体制不完善是导致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它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初次分配秩序混乱。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国家对收入的初次分配干预过多，导致严重的平均主义。随着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不断进行，把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到收入初次分配领域，有效解决了初次分配中的平均主义问题。由于市场本身存在缺陷，导致市场失灵，加之国家对初次分配领域的宏观调控机制没有建立起来，致使初次分配领域分配秩序混乱，主要表现在：行政力量在初次分配领域仍然发挥作用；垄断行业以垄断地位获取垄断利润。国家在初次分配领域的宏观调控缺失。
再分配机制不健全。国家通过收入再分配机制可以对初次收入分配的结构进行再分配，有效矫正市场失灵对分配结构的扭曲，保证老、病、残、幼等弱势群体从社会获得维持其基本生存的收入。因此，收入再分配机制是国家收入分配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和社会保障是国家进行收入在分配的重要机制。由于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滞后，直接导致政府的收入再分配作用的弱化。主要表现在：税收制度不健全，限制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加速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因此，建议：在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方面，主要是改革公务员工资制度，消灭灰色收入；推进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消除垄断行业职工不合理的高收入；健全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机制，调整收入分配。     在完善收入再分配机制方面，主要是完善税收制度，加强税收对收入的调节力度；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杨宜勇/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池振合/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