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王国快速升级:周恩来如何巧妙周旋促成毛泽东重用邓小平？

周恩来如何巧妙周旋促成毛泽东重用邓小平？ 

周恩来与邓小平

　　林彪集团毕竟是“文化大革命”极左政治孕育出来的历史“怪胎”。它的覆亡，客观上为周恩来扶正中华民族这条历史巨轮的航向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历史契机。

　　恰恰在这时，毛泽东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大权交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利用这一条件，在致力于纠正和清除各个领域“左”的错误和流毒的同时，首要的一条就是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一大批党、政、军老干部。这一“解放”的实质就是把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集团所篡夺的党和国家一大部分权力收回到党内正义力量手中，而不致使落入江青集团之手。

　　1971年10月上旬，周恩来提议撤销原为林彪集团所操纵的“军委办事组”，设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毛泽东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

　　10月4日，毛泽东在同军委办公会议成员谈话时说：“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关键时刻，毛泽东表示了对周恩来充分的信任。

　　接下来，一个更为关键性人物的身影日夜徘徊在周恩来脑海之中。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而后又被林彪的“一号命令”赶出中南海到江西新建拖拉机厂进行“劳动监护”的邓小平。

　　然而，邓小平不同于一般“靠边站”的老干部。“揪出了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直被当作“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加以宣传。要“解放”邓小平，客观上就意味着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而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当时是毛泽东所不可能允许的。

　　因此，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确实是一个敏感又敏感的问题。必须寻找恰当的时机，“水到渠成”。

　　不过，周恩来也清楚：从林彪灭亡后毛泽东的一些谈话看，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时机不会太远了。

　　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代表时，指着叶剑英对代表们说：你们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的。

　　这表明，经历了林彪事件后的毛泽东对过去被打倒的一些老干部的看法已开始出现了变化。

　　1972年1月6日，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江青一伙攻击、陷害的陈毅元帅在北京溘然长逝。到1月10日下午陈毅的追悼会即将开始之际，毛泽东毅然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要参加追悼会的电话后，立即意识到毛泽东此举的意义重大。因为这无形中就把追悼会提高到最高规格。这不仅对正在台上倒行逆施的江青一伙是一个打击，而且使一大批尚未得到“解放”的老干部从中看到了希望，受到了鼓舞。无疑，对周恩来正在考虑如何尽快“解放”干部也是极为有利的。

　　周恩来以最快的速度激动地要通了中央办公厅的电话：“我是周恩来，请马上通知在京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务必出席陈毅同志追悼会，通知宋庆龄副主席的秘书，通知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凡是提出去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的，都可以去参加。”

　　追悼会上，里穿睡袍、外罩大衣的毛泽东动情地拉住陈毅夫人张茜的手，不仅高度评价“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是立了功劳的”，而且还提到邓小平，说邓小平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把“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说成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毛泽东在邓小平出来工作问题上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

　　周恩来在一片低沉的哀乐声中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他期待已久的信号。他当场暗示陈毅的子女，将毛泽东的话传出去，为邓尽早“复出”先造舆论。

　　同时，周恩来自己也利用各种场合，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看法传出去。1月下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地会议代表时，当着江青等人的面指出，不能把邓小平的问题搞成敌我矛盾。他说：在揭批林彪集团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意思的。

　　在一旁的江青脸上火辣辣的。
　江青一伙对邓小平的将要复出极为恐慌经过周恩来的百般努力，历史终于洞开了邓小平复出的大门

　　1971年11月5日，邓小平在新建拖拉机厂全厂职工大会上默默地听完了林彪事件的传达后，兴奋地说：“林彪不死，天理难容。”随后，他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揭批林彪、陈伯达等人的罪行，同时也表示：“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68岁了，还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

　　1972年8月4日邓小平的信通过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到了毛泽东的手上。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了如下批示：

　　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以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周恩来看到毛泽东的批示后，甚为激动。没有人能比周恩来更清楚更准确地把握这一批示的实质了。批示的实质在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肯定。在于毛泽东为邓小平的复出再次发出了一枚绿意浓浓的“信号”。

　　周恩来当即指示中央办公厅：将毛泽东的批示连同邓小平的信印制若干份，分送政治局委员传阅。8月15日，他又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
　　　与此同时，周恩来又以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搞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形式的活动，并指示将原来的公务员、秘书调回邓小平的身边。

　　江青一伙对邓小平的将要复出极为恐慌，百般阻挠。就在周恩来批判极左，为邓小平等一大批干部早日出来而积极工作时，江青一伙却把周恩来此间的言行诬为“修正主义的回潮”、“右倾回潮”。为此，邓小平的复出延误了好几个月。

　　也就在这段期间，周恩来的小便出现了不正常的红血球。早期膀胱癌的诊断以及自己对身体的感觉，使周恩来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而当时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也令人忧虑。在1月，毛泽东因心肌梗塞突然休克，令周恩来大惊一场。邓小平的复出随着越来越现实的谁来接班的问题而益发显得急迫了。

　　1972年12月17日晚，周恩来来到毛泽东处。谈到老干部的问题时，毛泽东谈到了远放在桂林的谭震林，说：“谭震林虽有一时错误，但还是个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谭震林曾因对林彪、江青一伙的不满于1967年2月和陈毅、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大闹怀仁堂”，被林彪、江青诬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

　　次日，周恩来致信纪登奎、汪东兴，要他们具体承办让谭震林回来一事，同时也趁机提出：邓小平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随后，周恩来又找纪登奎、汪东兴二人面谈邓小平复出之事。

　　12月27日，纪登奎、汪东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写出了恢复邓小平副总理职务的建议信报周恩来。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

　　历史终于洞开了邓小平复出的大门。1973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通知邓小平一家回北京。周恩来亲自找汪东兴，要他安排好邓一家回京后的住所。

　　3月上旬，周恩来连续主持几次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问题的决定稿。会上，经过两种力量的激烈交锋，终于在3月10日通过了这一决定。会后，周恩来立即写报告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些天来政治局会议讨论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及国务院副总理的情况，同时提出：由中共中央正式作出一个决定发至全国各基层党组织，将邓小平出来工作的事通报全党及党外群众。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报告上批示：同意。

　　3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党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

　　4月12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宴请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这次招待会，邀请了众多的中外记者。周恩来特意让邓小平出席这次招待会。这是在政坛沉寂了六年之久的邓小平第一次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公开露面。招待会结束后，世界各国记者都匆匆奔向电报大楼，向全世界传播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

　　至此，周恩来也稍稍舒了口长气。当年，当邓小平一家将启程赴江西时，周恩来亲自拨通了江西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电话，指出：毛主席说过，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到农村锻炼，不能当全劳力，要有人照顾他们。同时，周恩来还否定了江西省革委会负责人准备把邓小平一家安置到交通不便、生活条件差的赣南山区的意见，建议应选择南昌市郊为宜，所住房子也应最好是独门独院的两层楼房，既能出来在院子散步，又要能保证安全。周恩来的这种特殊安排，是否意味着他当时就预料到邓小平必将重返政治舞台，我们今天不得而知，但周恩来的安排无疑是在危急之中将被林彪推向急流险滩的邓小平拉向了一个避风的小港湾，为邓小平政治生涯的再度“起航”给予了希望和保证。 毛泽东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
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当军委委员。”
“四人帮”听后目瞪口呆

　　曾参加过4月12日盛大招待会的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在她后来所着的《邓小平》一书中，对当时同一大厅内的权力对峙场面作了这样的描述：

　　眼前的景象是：这边站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们不久前剥夺了他(指邓)的一切权力；那边是政治牺牲者，但他现在又站在权力的大厅里，是副总理之一。此时此刻，他们能互相猜度些什么呢？

　　这位匈牙利记者的洞察力是深刻的。这里，我们无需去揣测当时双方各自丰富的心理内涵，只是有一点是无疑的：江青一伙对邓小平的复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在江青那两块阴森森的镜片后面，露出的是一股“别高兴得太早，走着瞧”的凶光。

　　一个月之后，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有关事宜。无疑，这对于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步入中央核心领导层又是一个机会。

　　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为了让邓小平更好地开展工作，是否可以考虑让他重返政治局。因为当时的副总理除邓小平外都是政治局委员。

　　江青一伙闻知后，又恨又怕。他们四处活动，极力阻挠邓小平进入政治局。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聚集到钓鱼台康生处，密谋策划。江青说：“邓小平要进了政治局，今后还有我们的发言权吗？”

　　康生在一旁谋划说：“邓小平进政治局，我是不同意的，群众是有意见的。这个情况你们搞个材料向主席报告嘛！”

　　有了康生的支持，江青更加肆元忌惮：“我要当面向主席提抗议。问问他‘文化大革命’还算不算数了？走资派还要不要批判？”

　　张春桥不愧为“军师”：“康老，我记得1967年4月份你在军委会议上有个讲话，是专门批判邓小平的，讲得非常全面、深刻。”

　　王洪文说：“对，应该把康老的讲话找出来让群众学一学，现在许多人连邓小平犯的什么错误都记不清了。”

　　康生说：“其实，不用我的讲话，也能挡住邓小平，在全会的时候，告诉委员们别投邓小平的票就是了。”

　　江青一伙在幕后千方百计把他们在上海的死党和帮凶大量塞进中央委员会，以增加他们在中央委员中的比重。

　　8月，中共十大在北京召开。在十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仅仅进入了中央委员会。

　　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都踏进了中央政治局，由此，他们在政治局中结成了“四人帮”。他们的一大批骨干分子也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十大从组织上仍然继续了九大的错误。

　　江青一伙甚是洋洋得意。

　　然而，三个月之后，毛泽东终于下了决心，接受了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建议，把邓小平请回了政治局，并任命他为军委委员。12月12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兼会客室召集政治局会议，当众宣布了这一重大决定。

　　毛泽东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继续说：“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请回来的。”

　　“四人帮”出乎意料，目瞪口呆。

　　周恩来等人在意料之中，凝神地微笑。

　　随后，周恩来亲自草拟了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任职决定的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请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特此通知　中共中央　1973年12月22日”

　　此后，凡遇有重大国事和外事活动，周恩来都有意让邓小平一起参加。邓小平在政治舞台上频频亮相。

　　“四人帮”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他们寻找各种机会，压制和刁难邓小平。

　　1974年3月下旬，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由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问题。江青在会上以种种借口为理由，反对邓小平去，她害怕邓小平在国际舞台上产生更大的影响。会后，周恩来顶着江青等人的压力，毅然在外交部关于邓小平作为代表团团长率团参加联大特别会议的报告上批示：同意这一方案。江青阅后，大发雷霆，逼迫外交部撤回这个报告。

　　3月25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会见后，周恩来就邓小平率代表团出席联大会议一事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表示：让邓小平出席联大，也是他的意见。周恩来立即将毛泽东的意见告知政治局其他同志，并要在场的王洪文转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次日，周恩来再次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邓小平出席联大会议问题。江青仍不知趣，反对邓小平出席联大会议，并大闹政治局。周恩来请人将会议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信：

　　江青：

　　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

　　　　　　　　　　　　　　　毛泽东　3月27日

　　迫于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江青才不得不有所收敛。

　　4月6日，邓小平率代表团前往参加联大特别会议。周恩来亲自到首都机场为邓小平送行。4月19日，当邓小平载誉归来时，周恩来又在首都机场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显然这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送往迎来，而是凝聚着周恩来对邓小平的深情厚谊以及为扩大邓小平在国际国内影响的良苦用心。

　　按照医生的要求，病重的周恩来早就应该住院治疗。但为了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也为了提防江青一伙趁邓小平出国期间在国内搞鬼，周恩来坚持不住进医院。他有时白天工作，晚上治疗；有时靠输血和其他治疗办法来维持工作。直到邓小平参加联大会议归来后，才住进了解放军三○五医院。

王洪文去长沙告状，碰了一鼻子灰，悻悻而归
“四人帮”的发难却换来了邓小平一再升职，重权在握

　　1974年10月11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在近期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与此同时，有关四届人大由谁来“组阁”的斗争，也一天天明朗、尖锐。

　　同林彪一伙一样，权欲熏心的江青集团，早就在打四届人大的主意了。他们明白，现在已经到了“组阁”的关键时刻。这时，他们的“对手”不仅有周恩来，而且又添了一个邓小平。必须用一切手段打败“对手”，抓住“组阁”的大权。

　　早在10月6日晚上，已得知毛泽东建议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江青迫不及待地赶到医院，向刚接待完外宾尚未休息的周恩来一连串地提出她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军队参谋长人选的“意见”，实际上是想在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全面开始之前，搞“先入为主”和“先发制人”。病中的周恩来这时虽然身体虚弱，却头脑清楚。他以极大的克制和耐心与江青周旋了整整两个钟头，对所有实质性问题未作一字表态，实际上是不赞成江青的“意见”。江青一无所获，败兴而归。她一回住所便向王洪文嚷道：“我保留我提名的权利！”借以发泄对周恩来的不满。

　　此时江青还不知道，就在她赶到医院之前，邓小平已经同周恩来作了一次单独谈话。两天之后，邓小平又再次与周恩来在病室长谈。自然，两位老战友谈的是有关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问题。

　　10月13日，正到处寻机发难的江青从《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有关“风庆轮”事件的报道，其中有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所谓“洋奴哲学”的内容。江青如获至宝，挥笔批道：“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又称：“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江青批示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紧随其后，异口同声地提出这件事是“路线问题”，要求国务院、交通部抓住此事进行所谓“路线教育”。

　　与“四人帮”大段大段地横加指责、上“纲”上“线”的批语形成鲜明对照，邓小平仅在这份材料上画了个圈，而周恩来后来也只在江青派人专送的传阅文件上批了“已阅”两个字。两位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对江青一伙的无理取闹均不屑一顾。

　　10月17日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早有预谋的江青等人联合向邓小平发起突然袭击。他们把把谓“风庆轮”事件定性为“崇洋媚外”、“洋奴哲学”的一个典型，把攻击的矛头直指周恩来、邓小平领导下的国务院。

　　会上，江青首先站起来质问邓小平：“对这件事，你是支持，还是反对？或者想站在中间立场上？你要表明态度。”

　　对江青一伙的这种惯用伎俩，邓小平过去已碰见多次了。但他一般都以沉默来表示“态度”。而这一次，江青那种蛮横无理、惟我独尊的腔调和做派，使他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邓小平逼视对手，严词回击道：“对这件事我还要调查，不能搞强加于人，一定要赞成你们的意见！”

　　这是邓小平自1973年复出以来，第一次公开“顶撞”这位“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对此，江青颇有些意外。她怔了好一会儿，才突然明白过来。在一阵撒泼之后，又用泼妇式的语言攻击、谩骂邓小平。

　　邓小平忍无可忍，愤然起身，退出会场。这时，在一旁静观事态的张春桥望着邓小平的背影，恨恨地说道：“早知道你要跳出来，今天果然跳出来了！”

　　中央政治局会议不欢而散。

　　当夜，“四人帮”在江青处碰头。经过一番策划，决定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正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告邓小平及周恩来的“状”。

　　第二天，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擅自飞往。下午，刚抵长沙的王洪文便按照他们几个人事先商量好的口径，匆匆向毛泽东作“汇报”。他说，昨天，在政治局会议上，为了“风庆轮”这件事，江青同志与邓小平同志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看来邓还是在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邓那样大的情绪，可能和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有关。王洪文又说：我这次来这里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是冒着危险来的。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周总理虽然有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他们来往这样频繁，一定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应当说，在毛泽东刚批评过江青等人的宗派活动后不久，“四人帮”又旧病复发，千里迢迢派人状告周恩来、邓小平，确实是一次极不寻常之举。他们矛头所指已不仅仅是邓小平，而且还包括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支持邓小平的老一辈革命家。

　　这样，在“风庆轮”事件及其实质--四届人大“组阁”的问题上，便出现老一辈革命家与梦想“改朝换代”的江青一伙“两军对垒，阵线分明”的局面。

　　听了王洪文的“汇报”，毛泽东对王洪文进行严厉批评，指出：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又说：你回去后，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王洪文碰了一鼻子灰，只得悻悻而回。

　　在北京，江青等人派出王洪文后，仍不放心。当他们得知外交部的王海容、唐闻生将随邓小平陪外宾去长沙见毛泽东后，便迫不及待地两次召见王、唐二人，要她们向毛泽东反映国务院“崇洋媚外”的问题，甚至诬告邓小平“大闹政治局”，是又一次“二月逆流”。
　　　然而，就在邓小平即将飞赴长沙之前，王海容、唐闻生连夜赶到三○五医院，向周恩来报告了江青的图谋。对此，周恩来明确表示：“‘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策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他又说，对这件事还要继续做些工作，慢慢解决问题。

　　原来，在17日政治局会议之后，周恩来已从邓小平等政治局委员的谈话中了解了事情的经过。他十分清楚，江青等人大加攻击的所谓“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问题，不仅是对邓小平，也完全是冲着自己来的。几年前，正是经他批准，适当购进了一些外国船只。“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借题发挥，胡搅蛮缠，真是太过分了！

　　10月20日，王海容、唐闻生二人随邓小平陪外宾到长沙。在毛泽东会见外宾之后，王、唐向毛汇报了江青等人的不正常活动，同时，转述了周恩来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毛泽东听罢十分恼火。他把这件事同两天前王洪文“告状”的举动联系在一起，愈感江青的所作所为非同一般。他告诉王、唐二人：“‘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件小事，且先念同志已在解决，可江青还这么闹，这么搞很不对头嘛！”他要王、唐回京后向周恩来、王洪文转达他的意见：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周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开人大的时间除了看准备情况外，还要视总理病情而定。他还要求告诉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最后，毛泽东郑重提出建议：邓小平任党中央副主席、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江青一伙做梦也不曾想到，他们精心策划的在政治局发难和赴长沙告状的结果，竟是邓小平一再升职，重权在握！
毛泽东痛斥江青：江青有野心
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
自己做党的主席

　　王洪文自长沙回到北京后，在一周内便数次同周恩来谈话，其间，自然不敢违背毛泽东的指示，对参与“四人帮”宗派活动不得不作些“检讨”。

　　与此同时，王海容、唐闻生也频繁出入三○五医院，向周恩来转达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周恩来听罢倍觉欣慰。

　　11月初，周恩来在病室伏案疾书，向在长沙的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情况，表示：坚决拥护和执行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的指示。并告：我的身体情况比7月17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近期召开人大，定能吃得消。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

　　周恩来还在同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谈话中表示：衷心拥护毛主席的指示，要继续支持小平同志的工作。

　　从10月底至11月中旬这段时间里，三○五医院门前车水马龙，来客不断。周恩来简直是将西花厅的办公室、会客室、会议厅统统“搬”到了病房。

　　11月12日，邓小平陪同外宾再赴长沙，见到毛泽东。当天下午，毛泽东向邓提及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风波”，对邓小平公开抵制江青一事十分赞赏，高声说道：“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我赞成你！”又说：“她(指江青)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
　　　邓答道：“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后来我到她(指江青)那里去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毛泽东兴奋地点头：“这个好！”

　　谈话中，邓小平又表示：“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毛泽东笑道：“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嘛。”

　　最后，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考虑到周恩来身体的承受能力，他要求报告稿不便太长，只二五千字即可。邓小平当即应诺下毛泽东的重托。

　　同日，对江青已极度不满的毛泽东，提笔在江青写来的一封要求“组阁”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在短短一个月内，毛泽东已数次对“四人帮”进行批评，发出警告，但这些不能改变江青一伙的本性。在接到毛泽东的批评信后，江青又于11月19日复信毛泽东，名为“检讨”，实为伸手要官。她写道：“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乏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地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地一分为二地分析。”接下来，她揭去伪装，露出“峥嵘”：“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对此，毛泽东毫不让步，他一针见血地批道：“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不久，毛泽东又针对江青提出的“由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的“组阁”意见给予痛斥：“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这时，离四届人大开幕时间已不到一个月了。
　周总理抱病飞长沙，毛泽东再一次肯定
邓小平“人才难得”。“四人帮”的“组阁”梦终于彻底破产

　　已拖延10年之久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真可以说是多灾多难，开之不易。

　　1970年，林彪一伙为在四届人大通过的新宪法上设国家主席(实际是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曾大闹当年的庐山会议。4年之后，江青等人又瞅准四届人大的时机，不择手段地耍阴谋由他们来“组阁”。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表明，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不除，才真是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民无宁日。

　　1974年12月间，在这关系到由谁来掌握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关键时刻，周恩来不顾自己频繁做治疗手术、体质每况愈下的不利状况，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毅然担当筹备召开四届人大这一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历史重任。

　　12月中旬，他在审阅出席四届人大代表名额的分配名单后，致信中央政治局，提议增加若干老干部的名额。随即，他又审阅、修改了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并予以批准。

　　在最关键的人事安排问题上，周恩来更是反复斟酌，煞费苦心。针对“四人帮”一伙竭力要把他们选定的“新生力量”安插在文化、教育、体育等部门的情况，周恩来约邓小平、李先念等人多次进行研究，商量对策。最后确定，###关系重大，不能让步，应以周荣鑫掌管为宜；而文化部、体委则可作些妥协，以封住“四人帮”的嘴。

　　12月18日下午，周恩来在医院里同邓小平作1974年的最后一次单独谈话，定下有关四届人大的各项重要方案。至此，历经几度风雨、几度春秋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12月23日中午，周恩来准备离开三○五医院，飞往长沙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行前，医务人员再次发现他便中潜血，应立即进行检查治疗。这时，一直参与周恩来治疗工作的叶剑英经慎重考虑后，代表几位老同志表示：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眼下暂不能提这件事。他要求随同周恩来前往的医护人员，必须尽一切努力，控制住病情，保证周恩来往返和在长沙时的绝对安全。

　　当天，周恩来和同往的王洪文飞抵长沙。在湖南省委九所宾馆6号楼会议室内，周恩来、王洪文与毛泽东会面。一见面，毛泽东便请周恩来坐到自己身边，关切地询问他的病情。周恩来一一做了回答。

　　从23日至27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连续进行了四次谈话。鉴于江青一伙在筹备四届人大期间一次次的帮派活动，毛泽东再次严厉批评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使用“四人帮”这个提法。毛泽东还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他告诫王洪文：“我几次劝你，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总是听不进去！这一次，你既然来了，就多住几天，好好想一想，写个书面检查。”

　　在严词批评“四人帮”的同时，毛泽东高度评价了邓小平。他说：“他(指邓)政治思想强。”毛泽东边说边用手指指脑袋。“Politics(英语‘政治’)比他强。”毛泽东的手又指向王洪文，“他(指王)没有邓小平强”。

　　为强调言中之意，毛泽东抓起一枝铅笔，在纸上写下一个很大的“强”字。周恩来见状，十分赞同地重重地点了点头。在场的王洪文此时不仅尴尬，且十分紧张，他呆在一旁不知所措。

　　谈话中，当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根据商定的人事安排，由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军委总参谋长时，毛泽东再次明确表示：“就这样。让小平同志做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说着，他又在纸上写下“人才难”三个字。周恩来深解其意，脱口说道：“人才难得。”毛泽东含笑搁笔。

　　毛泽东转过头来对王洪文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并关照周恩来：“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会后，你安心养病吧！国务院的工作可以让小平同志来顶。”周恩来再次郑重地点头。

　　12月26日，是毛泽东81岁生日。这天，他把王洪文派往韶山“参观”，自己与周恩来作了一次单独长谈。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指示，并同周恩来共同审定了四届人大会议上的各项人事安排方案，作出具有深远影响的“长沙决策”。

　　半个月之后，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的国务院领导核心，“长沙决策”得以实现。至此，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梦寐以求的“组阁”阴谋彻底破产。

　　1974年-历史将永远记

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会上坦然地向大家表示
“我已经得了癌症，以后工作时间不会太长了”

　　1975年1月10日晚，北京京西宾馆会议厅灯火通明、庄严肃穆。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闭幕会正在这里举行。

　　刚从医院赶到会场的周恩来，身着略显宽大的深灰色制服，面容清癯而双目炯炯有神。他端坐在主席台上，亲自主持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

　　在通过全会各项议程之后，周恩来用迟缓、沉稳的语调向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发表讲话：

　　“这次中央全会结束前，我请示毛主席，有什么话要我向大家转达。毛主席讲了八个字：‘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现在，我要向大家讲的就是毛主席的这句话，‘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希望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以及中国解放军的工作，都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安定团结，把今年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在到会的许多老同志中，有不少人很久没有见到患病住院的周总理了。此时此刻，他们眼见总理的病容，聆听总理的嘱托，无不为之动容；同时，也深深为总理的健康担忧。

　　一周之后，新华社才迟迟播出中共十届二中全会的消息。这是一则短得不能再短的全会《公报》，其中，按过去惯例应作报道的出席会议的人员情况、会议主持人及讲话人等，都统统不见了。报道中的最后一行字是：“会议选举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对于生前最后一次参加并主持中共中央全会的周恩来来说，有这一句话，也就足够了。

　　然而，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不过是周恩来在进入1975年后抱病参加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当中的头一个会议。
　　　1月13日晚8时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式会场-人民大会堂万人大厅内，又再次响起周恩来总理坚定、清晰的苏北口音：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治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这是周恩来总理代表国务院向2800多名代表作《政府工作报告》。在这份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不足5000字的报告中，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向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号召。而这一号召，报告人10年前就在这个地方提出来了，今天，他不过是又重申了这一目标。

　　会议期间，周恩来到天津代表团参加小组会讨论。热爱自己总理的代表们纷纷向周恩来致以问候。面对一张张诚挚的面孔，周恩来似乎感到已无必要再掩饰些什么。他郑重地向大家表示：我已经得了癌症，工作的时间不会太长了，这也是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在，我正在医院里同疾病作斗争，在可能的情况下，我还要继续和大家一起奋斗，共同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

　　周恩来讲上述这番话时，代表们痛心地发现，眼前的周总理同几年前相比就像是变了一个人：因过度操劳，他消瘦得几乎变了形；脸上、手上都布满了皱纹和老年斑；动作和声音也显得那样苍老、疲惫……
　　　在1月17日召开的全体会议上，宣布了根据中共中央提议、由本次会议任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名单。在总理周恩来后面的副总理当中，出现了邓小平、李先念、王震、余秋里、谷牧等一批久经考验的革命家的名字。这标志着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新的领导班子的形成。

　　新的国务院任命公布后，一直为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担忧的人们，才真正感到了安慰和希望。

　　2月1日下午，周恩来赶赴人民大会堂，主持有12位副总理出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列席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一开始，周恩来便开门见山地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医院是不想放我出来，但我还是想争取每星期来和大家见一次面……”接着，周恩来用郑重的语气开始宣布各副总理的分工：

　　“邓小平同志，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

　　这时，在周恩来身边的邓小平正沉稳端坐，若有所思。会前，周恩来曾考虑是否由邓来主持今天的会议，但他最终还是决定由自己来主持。其经由正如他对身边人员所说，有些话小平同志本人不好讲，还是由我讲好。

　　宣布完各副总理分工后，周恩来又接着主持召开了有国务院各部部长参加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会上，周恩来继续发表讲话，提出：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决定，我们从今天开始来完成四届人大以后的工作。今天是开始。对于我来说，恐怕也只能够完成这个‘开始’的任务了。以后的事情，主要是由各位副总理来做。”

　　他停顿一下，环顾会场，加重语气说道：

　　“毛主席讲，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现国务院新班子以小平同志为首，一共12位。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我希望，新的国务院能出现新的气象，领导全国人民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

　　周恩来的讲话，博得全场的热烈掌声。（文章摘自 《中南海人物春秋》 作者：顾保孜/著 杜修贤/摄影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