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右键没有压缩:托洛茨基：斯大林的做法十分下流

核心提示：目前，这种正式地把斯大林同列宁相比的做法是十分下流的。如果在性格的广度上来进行比较的话，斯大林甚至不能同墨索里尼或希特勒相提并论。

托洛茨基简介：生于1879年10月26日，卒于1940年8月20日。俄国与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左翼领袖，工农红军、第三国际和第四国际的主要缔造者。以对古典马克思主义 “不断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独创性发展闻名于世。

本文摘自《斯大林评传》作者：托洛茨基 出版：上海三联书店

内战结束的时候，斯大林在政治上还是默默无闻的。党内的应声虫们当然知道他，但是并不把他当做一个重要的领导人看待。尽管他是具有无上权威的政治局的成员，然而对于一般党员群众来说，他却是中央委员会中最不出名的委员之一。国内一般很少听到关于他的话，非苏维埃世界甚至没有感到有这个人存在。

然而，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对党的政治机器的控制变得如此强大有力，列宁认为，他的势力是如此有害，以至列宁在1923年3月同他断绝了一切“同志关系”。又过了两年，在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成员中声望仅次于列宁的托洛茨基已经被斯大林掌握的机器贬黜到了一种岌岌可危的政治处境之中。斯大林不仅代替病中的列宁成为党的领导三人小组的成员，而且成了三巨头中最强有力的人，后来还成了列宁的唯一的继承者。

不仅如此，随着岁月的增进，他还取得了列宁从未享有过的那样大的权力——那的确是比悠久的俄国专制历史上任何沙皇所享有过的专制权威还大的权力。〔这种情形是怎么造成的呢？斯大林从政治上默默无闻一跃而在政治上飞黄腾达的原因何在？它的过程又如何？〕

每一个历史阶段，甚至像革命和反革命那样的大变动的阶段，都是前一个阶段的产物，都根源于前一个阶段并具有同它类似之处。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有些作家争辩说，布尔什维克专政只不过是沙皇制度的新版，他们像鸵鸟一样无视于君主制度和贵族阶级已经废除，资本主义已经铲除并实行了计划经济，国教已经废除并以无神论教育群众以及地主阶级已经废除并将土地分配给农民这些事实。

同样的，在斯大林战胜了布尔什维主义以后，这些作家中有许多人——例如那些以前曾经批评过布尔什维主义而现在变成了斯大林主义的同路人的维伯、韦尔斯和拉斯基之流——闭眼不看主要的难以歪曲的事实，那就是，尽管在非常时期曾经不得不采取镇压的手段，十月革命毕竟带来了有利于劳苦大众的社会关系方面的巨大变革；相反地，斯大林主义的反革命却引起了不断把苏维埃社会秩序变得有利于少数享有特权的热月党式的反动官僚的社会变革。同样不顾基本事实的是，某些资本主义的叛徒，其中不少曾经是斯大林的仆从，他们把头深深藏在苦恼的幻灭的沙堆里，而看不到以斯大林为首的反革命尽管在表面上同法西斯党魁的反革命有某些类似之处，然而在某些决定性的、根本的实质问题上却是有区别的；他们看不到，这种区别的根源在于斯大林反革命的社会基础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领导的反革命运动的社会基础有所不同，看不到这种区别是同无产阶级专政（不管受到热月党式的官僚们如何歪曲）与资产阶级专政之间的区别，同工人阶级国家与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区别并行不悖的。

再者，斯大林的经历同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这两个独裁者的经历比起来也有其独特之处，而这一点是这种根本区别的一个证明——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说是一个缩影。这两个人都是某种运动的倡导者，都是超群的煽动家，都是民众的喉舌。他们在政治上的崛起，虽然看起来似乎荒诞不经，却都是在举世瞩目之下凭着自己的动力发展起来的，而且是从一开始就同他们自己领导运动的发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斯大林崛起的性质却完全不同，它与历史上的任何事件都不相同。他的历史似乎缺少着前一个阶段，他的崛起的过程是在一种无法穿透的政治帷幕背后发生的。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他的充满权力的身躯突然间从克里姆林宫里走了出来，全世界第一次意识到斯大林的存在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一个独裁者了。世界上的有识之士都怀着更为热切的关注从个人方面和政治方面探讨着斯大林的性格。他们在他的个性的特征上搜寻着研究他的政治前途的锁钥。

要理解斯大林以及他后来获得成功的原因，必须首先弄清楚他的个性上的主要动因：权力欲、野心、嫉妒——那种活跃的、永不熄灭的对比他更有才能、更有权势、地位更高的人的嫉妒。墨索里尼曾经用他骨子里的那种特殊的吹嘘的口吻对一个朋友说道：“我还没有见过一个能够同我相比的人。”斯大林甚至对他最亲密的朋友也不敢说这样的话，因为那样做太粗鲁、太荒谬，也太可笑了。单是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干部当中，就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一切方面都超过斯大林，除了他的野心勃勃以外。

目前，这种正式地把斯大林同列宁相比的做法是十分下流的。如果在性格的广度上来进行比较的话，斯大林甚至不能同墨索里尼或希特勒相提并论。不管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是多么贫乏，这个意大利人和德国人都还是反动势力的成功的领袖，他们从自己所领导的运动开始的时候起就表现出主动性，并且唤起群众行动起来，在一团乱糟糟的政治斗争中开辟出新的道路。

斯大林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布尔什维克党是列宁缔造的，斯大林在党的政治机器里发展起来并且始终没有同它脱离。他除了通过这个机器以外，自己从来没有任何别的处理群众和历史事件的办法。在他掌握大权的初期，自己都对自己的成就感到突如其来。他举棋不定，左顾右盼，前怕狼后怕虎，总是想退缩或者躲到别人背后去。

尽管我们在十月革命中是独力取得政权的，然而，我们明确表示出我们愿意通过谈判同其他苏维埃党派进行合作。但是他们却提出了异想天开、荒谬绝伦的要求，他们的要求无异于要把我们的党斩首示众。我们只好同当时似乎有一些可能合作的唯一的另外一个苏维埃政党即左派社会革命党组成了联合政府。但是，在1918年3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为了抗议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辞去了政府职务，7月间他们通过暗杀德国大使米尔巴赫这一既成事实以及阴谋进行政变在苏维埃政权背上砍了一刀。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党的先生们告诉我们怎么办呢？让十月革命、我们的国家和我们自己被前联合政府中的奸诈的伙伴毁灭，被德意志帝国军队的铁蹄践踏吗？

事实是不容歪曲的。历史证明，在接踵而至的事件的冲击之下，左派社会革命党土崩瓦解，它的许多最勇敢的党员，包括暗杀冯？米尔巴赫伯爵的布鲁姆金，变成了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党人看到，在布鲁姆金所干的愚蠢而后果严重的挑衅行为背后存在着革命的动机，于是把他吸收作为正式党员并委以重任，他们这样做只不过是报复心强呢还是“自由主义”呢？（这样的人还远远不止布鲁姆金一个。他的情况只不过是更为人熟知而已。）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背叛，虽然使我们失去了一个盟友和同路人，却没有给我们以损害，相反地使我们加强了最后决战中的力量。它终止了左翼共产党人的变节，党的队伍团结得更加紧密了。在军队里和苏维埃机构中的共产党支部的影响大大提高了，政府的政策更加坚定了。

在英勇的革命时期的初期，布尔什维克党人的错误是在对待非布尔什维克政党上失之过于宽容和忍让。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报纸从十月革命的第一天起就像嗥叫的狼、奔走的豺和狂吠的疯狗一样掀起了大合唱。只有最黑暗的沙皇反动派的无耻的机关报《新时代》，摇着尾巴企图用“服从”的语调来进行绝顶巧妙的活动。

列宁把它们全部看穿，并且看到了容忍这一帮家伙的危险。“难道我们还能让这群乱七八糟的东西肆无忌惮地搞下去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有机会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天哪！我们有着多么厉害的独裁统治哟！”这些吃人野兽的报纸一把抓住了“剥夺剥夺者”这句话，在社论、诗篇和特稿中大做文章。“他们对‘剥夺剥夺者’那句话还有什么话没有说过啊！”列宁有一次用好笑的绝望的口气喊道：“这句话到底是谁说的呢？”我问道：“还是纯粹的捏造？”——“完全不是！”列宁反驳道，“我的确用过这些字眼，说过就忘记了。而他们却把这些字眼编了那么一大套！”他幽默地挥了一下手。

到了1919年春天，中央集权已经达到那样严重的程度，以至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实权都被党中央委员会夺去，这种转移实际上只不过是把权力从斯维尔德洛夫的政府办公室撤到他的党委办公室去，而在地方上苏维埃委员会已经完全听命于同级的党委会了。各地党委会又处于由列宁主宰的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的支配之下。但是这个过程这时还没有具体化，一直到许多年以后才在斯大林的任内全部完成了。

在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这种牺牲党的民主而加强中央集权的过程，由于季诺维也夫提出的某些正式建议而进一步加速了。季诺维也夫表面上是根据自己的主意行事，而实际上是列宁的工具。他一方面建议，为了提高效率，中央委员会把它的部分职权下放给它所委派的3个机构——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另一方面又建议成立一个委员部，叫做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

代表大会上的反对派不欢迎这些建议。奥辛斯基极其反对成立政治局：“请允许我谈谈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案，根据这项提案……政治局……有权决定一切紧急问题。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每月才开两次会，而且，如季诺维也夫同志小心地提到的，是为了讨论一般政策问题……换句话说，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只不过是讨论讨论而已。这一切的实质是，由5个人组成的政治局决定所有重要的问题，而全会则进行一般性的谈话、讨论。这样一来，其他的14个委员都降为次要的委员了。”

〔这个新委员部的职责是要根除所有苏维埃机构中的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然而，在斯大林掌握下它很快就成了政治阴谋的温床，并且成了他用来建立自己的政治机器的主要工具之一。〕

后来形成斯大林主义这个体系的新兴人物还不止这三个人。雅罗斯拉夫斯基早在1919年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就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莫洛托夫和彼得罗夫斯基是在1920年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当选的。这三个人加上米哈伊洛夫和奥尔忠尼启则是在1921年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正式中央委员的。古谢夫、安德烈耶夫、基洛夫、古比雪夫、乌格拉诺夫和丘巴尔也是被斯大林推上政治舞台的一些地方领袖或中央的次要干部。当斯大林本人表面上还是布尔什维克领袖中比较次要的角色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使越来越多的急功近利的布尔什维克政客们相信，他能够使忠于他的人在政治上得到好处。他的领导至少是具有这种特色的。

斯大林认为，在最初同他合作的人当中，最忠实于他的是奥尔忠尼启则和捷尔任斯基，这两个人都不为列宁所喜欢。奥尔忠尼启则肯定说是富有力量、勇气和坚强的性格的，但是他本质上是个缺少文化、脾气暴躁、完全没有自制力的人。在他还是个革命家的时候，他的勇敢和坚决的自我牺牲精神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当他做了大官以后，他的粗鲁和生硬就盖过了其他品质。列宁过去曾经对他很有好感，这时却愈来愈疏远他了；奥尔忠尼启则觉察到了这一点。他们之间的不和终于爆发了，列宁建议，由于奥尔忠尼启则滥用职权，应该停止他的党籍一年到两年。

同样地，列宁对于捷尔任斯基的友善关怀也冷淡下来了。捷尔任斯基由于他深刻的固有的诚实、热情的性格和突发的力量而与众不同。他不受权力的腐蚀，但是，他的能力往往与交付给他的任务不相称。中央委员会改选时，他总是能再次当选。但是，只要列宁还活着他就没有希望进入政治局。1921年，也许是1922年，捷尔任斯基这个极端骄傲的人，用带着一点屈从的口吻向我抱怨说，列宁不把他当做一个政治人物看待。我当然尽我所能来消除这种印象。“他不把我当做组织者和政治家看待。”捷尔任斯基坚持说道。

“是什么东西让你这样想吧？”

“他顽固地拒绝接受我以铁道人民委员的身份向他打的报告。”

列宁对捷尔任斯基在那个岗位上的工作成绩显然并不满意。

事实上，就组织者这个词汇的广义而言，捷尔任斯基都算不上是个组织者。他往往是根据他自己的性格而不是根据他的工作方法把他的同事们集合并组织起来。这显然不是整顿铁道人民委员部的办法。到了1922年，奥尔忠尼启则和捷尔任斯基对他们的处境感到十分不满，而且心情非常不愉快；斯大林马上招收了这两个人。

1920年9月全俄党代表会议上最初提出要成立的所谓监察委员会是另一个在造成斯大林的权势中起过显著作用的党的组织机构。根据会议的决议，监察委员会是在中央委员会“之外”建立的，而不是像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那样是中央委员会的一部分；它有权考虑所有提出的申诉，并且“同中央委员会协商一致”作出判决，同中央委员会举行，“在必要时”“联席会议”或向代表大会提出上诉以解决某些棘手的问题。类似的，但不受中央监督委员会约束的地方监察委员会也在各州党代表大会上成立起来。尽管最初不是那样，后来这些监察委员会终于变成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所属分支机构。

在此期间，党内产生了一种微妙然而深刻的变化。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为争取党内民主的斗争已经显现出来了，它主要是围绕着国家、党和工会之间的正确关系展开的。以施略普尼柯夫和柯伦泰为首的所谓工人反对派提出的纲领被领导集团谴责为“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的偏向”。根据官方历史学家的说法，这个纲领要求工会以生产组织者的身份，不仅要把国家的职能而且要把党的职能也接管过来。另一方面，托洛茨基争论道，虽然在消费方面必须实行平均主义的政策，但是在生产方面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必须坚持采用“突击方法”。

据托洛茨基的说法，这就意味着“使工会机构从属于经济管理的行政系统”；而据反对他的人的说法，这却意味着把工会转变为国家机构。列宁认为，工会应该置于党的控制之下，并且比任何时期都更应该成为一种广大的“共产主义学校”。在这次争论中，斯大林支持列宁的主张。在代表大会上还发表了一些其他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意见，但是主要的问题是以列宁、托洛茨基和柯伦泰为首要发言人的各个集团之间的三角争论。讨论还不限于在党代表大会以内进行，在公开场合和所有苏维埃机构里都展开了讨论。

但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年代里，斯大林的粗暴一再使他感到厌恶，越来越妨碍他们之间的顺利合作。斯大林之所以继续秘密地反对列宁主要就是由于这一点。满怀嫉妒和野心的斯大林，处处都感觉到列宁在聪明才智和道德品质上比他高超得多，不能不日益变得抗命不羁。〔尽管程度上随时有所不同，这种不稳定的〕关系〔在所有实际工作中勉强〕维持着，直到列宁因患重病〔而不能积极参与国事〕时为止，这时候他们之间的关系转变为赤裸裸的斗争，最后以破裂而达于顶点。

〔早在1920年春天〕庆祝列宁的五十寿辰的仪式上，斯大林就发表了一通演说，数说列宁的错误。很难说他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不管怎么说，这篇演说叫人听起来那样不入耳，以至第二天，4月24日，《真理报》和《消息报》〔在报道这次庆祝会的消息中〕只提了一句，“斯大林同志谈到了他们在革命以前一道工作期间的几件事”，再没有别的了。然而同时斯大林又通过发表文章的形式，在一篇题为《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的一般性的纪念文章中表明，他向列宁学习了些什么而且还要学习些什么。这篇文章就其理论和文学价值而言是不值一看的。只要提一下这篇文章是用这个论断开头的就够了：“在西方，例如在法国或德国，工人政党是在工会和政党合法存在的条件下……从工会中产生出来的。在俄国却相反，无产阶级政党是在极残酷的专制制度下……形成的。”①

他的论断当然适用于英国，不过他却没有引英国作例子，但是它不适用于法国，而对于德国就完全不适用了，在那个国家里，党是白手起家把工会建立起来的。直到今天，斯大林对于欧洲的工人运动史还同1920年那样一无所知，因此，要想从他那里得到这方面的理论上的指导是不可能的。

这篇文章之所以有意思还不仅在于它的标题，而且在于斯大林关于列宁的全部想法。斯大林赞扬列宁首先是个组织者，其次才是政治领袖。斯大林首先提到“列宁（同志）的……莫大功绩”在于“他向孟什维克的组织上的松弛现象展开猛烈进攻”。列宁的组织计划受到了赞扬，因为他“高明地概括了优秀的实际工作者的组织经验”。

再者：“因为只是由于实行了这种组织政策，我们党才能建立内部的统一和惊人的团结，而得以毫发无损地摆脱克伦斯基执政时的七月危机，肩负起十月起义，安然地度过布列斯特时期的危机，组织了对协约国的胜利……”①

只是在这一段话以后斯大林才又写道：“然而俄国共产党在组织上的优点还只是事情的一面。”②接着他又转到党的工作的政治内容、它的纲领和策略上去。说一句不算夸张的话，没有别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说没有一个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会对列宁作出这样的评价。的确，组织问题并不是政策的基础，相反地却是理论、纲领和实践形成以后所得出来的推论。然而，斯大林把组织问题这个杠杆当做基础看待却并不是偶然的，所有涉及纲领和政策的问题对于他来说，实质上永远是组织这个基础的装饰品。

在同一篇文章里，斯大林最后一次多少有点正确地形成了当时还是相当新颖的布尔什维克观点，即在我们这个时代，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应该起的作用。斯大林以嘲笑孟什维克的口吻写道，在那些没有把过去的革命的历史学通的人看来，似乎“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俄国革命的领导者，领导权应当让给俄国资产阶级（就是那个叛卖革命的资产阶级），农民也应当让资产阶级保护，而无产阶级则应该始终保持极左的反对派的地位。孟什维克竟把恶劣的自由派的这些庸俗老调当做‘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定论捧出来！……”③

奇怪的是，不过3年以后，斯大林就把这种孟什维克的观念不折不扣地运用到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上去，后来又以非常嘲讽的态度运用到1931到1939年间发生的西班牙革命上去。如果当时斯大林真正消化了并且彻底理解了列宁主义对革命的概念的话，这种巨大的转变是完全不会发生的。但是，斯大林所消化了的只是列宁主义有关党的中央集权机器的概念。他一旦抓住了这个概念，就再也不能从理论方面来考虑它的根源，它的纲领上的基础也变得根本不重要了，而由于他自己的过去，他自己的社会出身、培养和教育，他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小资产阶级的观念、机会主义和妥协思想。在1917年，只是由于列宁不容许他那样做，他才没有实现同孟什维克的合流；在中国革命期间，他打的是布尔什维克的旗号，实现的却完全是孟什维克的理想，用布尔什维克的手段，亦即他认为实质是布尔什维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机器，实施着孟什维克的纲领；在西班牙革命期间，他用更高明得多的手法，以绝顶的效率推行着同样的政策。

1920年，斯大林还像在1913年那样认为列宁太喜欢争辩和分裂。此外，他在为列宁的这种倾向作辩护的时候并没有消除掉那些指控列宁喜欢夸张、喜欢走极端的罪名。

不到3个月，列宁就病得不能参加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了，但是他还是挣扎着参加了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又过了两个月，列宁说话已经感到困难，右臂和右腿的活动也不方便了。原因是1922年5月26日发作了一次急性的动脉硬化症，这个消息直到6月4号才公布出去。经过一个夏天的时好时坏，列宁在10月间恢复了工作，11月间甚至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纪念十月革命5周年的演说。

当列宁的病第一次发作的时候，包括苏俄在内的全世界的人民群众所得到的印象是，他的病并不严重，很快就可以恢复工作。他是一个身体和意志都十分坚强的人，还只不过50来岁。政治局的委员们最初也都真诚地抱着这种看法。后来，他们了解到情况恰恰相反，不过他们也没有纠正大家的看法，甚至于没有把真相告诉苏联的工农群众和党内一般同志。

既然列宁只是暂时患病，政治局当然就继续行使职权。尽管一般公众认为托洛茨基是最有希望接替列宁的人，并且比较年轻的党员也抱同样的看法，然而，党领导机构里的政治庸人们却并不认为这个几年前还是个反对派的托洛茨基有资格做他们的伊里奇接班人，他们也不认为政治局的其他委员中有谁能够取代列宁。这些委员相形之下都不过是些扈从而已。不管列宁是暂时患病还是长期离职，唯一能接管他的工作的是一个由党的高级干部，即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组成的指导委员会。据说，这样的指导委员会在列宁患病后不久就成立了。

但是，实际上成立的是一种变态的机构。继承权落到一个三人小组手中，这个小组以季诺维也夫为首，以加米涅夫为副，而斯大林是最年轻的成员。就这样，季诺维也夫由于在政治局中得到大多数委员的支持，勉强成了列宁的接班人。他之所以得到多数委员的支持，并不是由于大家认为他的能力最强最有资格，相反地是因为他们认为他最缺乏领导能力，而且在政治上也最脆弱。

在政治局的7个委员中，列宁病了；托洛茨基认为他是列宁的理所当然的接班人的看法得不到支持，这种在党的领导机构以外广泛流传的看法使他成为政治局里和党内庸人眼中最可怕也是最可恨的人；季诺维也夫得到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的坚决支持，他们认为，在他的领导下可以最无顾忌地发表意见并采取行动以扩张他们的势力范围；斯大林这时还没有准备好出头露面，只好勉强表示支持；而托姆斯基则被迫表示支持。虽然在政治局内部和中央委员会内部，季诺维也夫都得到了多数委员的支持，但除了他本人以外大家心里都很明白，他只不过是个代行领导职务的傀儡，只有在他所采取的措施符合其他人的愿望的情况下，他才能保住这个名誉地位，直到真正的领袖做好准备来取而代之的时候为止。

列宁希望谁来继任他呢？一直到1922年12月16日他的病第二次发作使他躺下来之前，他并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他满心期望可以恢复健康，重新担负起领导的责任来。他在几天以后写的遗嘱中，显然是试图就各个继任人选提出坦率的意见，而不是作出硬性的决定。正因为他的压倒一切的威望使他握有大权，他才不愿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他提出他赞成和反对的方面，推荐人选，特别提到了由于斯大林的“粗鲁”和“不忠”应该免除他的总书记的职务，但是除了提出关于他的继任人怎样才能合作得最好的忠告，以及关于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的严重争执会给党和布尔什维克的事业带来灾难的警告之外，就再也没有说什么别的。

然而，不到两个月之后，他就发现不得不采取决然而义无反顾的措施，正式同他的助手之一的斯大林断绝了同志关系——这意味着断绝一切政治上的和私人的联系。这个“革出教门”的行动发生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筹备期间，列宁在他的病第三次严重复发之下卧床不起，没有能参加这次代表大会。这是第一个没有列宁参加的代表大会，也是第一个充满着由总书记亲手挑选的代表的大会，它标志着列宁主义政权末日的开始，标志着斯大林主义这个新的政治方向的降临。

〔列宁同斯大林的破裂，在列宁作了多次耐心的努力以求避免之后，终于爆发了。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季诺维也夫和他的最亲近的盟友在1922年11月底支持斯大林担任总书记之职，以期利用后者对我的敌视来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这时候，列宁对这个人选表示了异议，〔他在同他的密友们作的一次非正式的讨论中〕这样说道：“这位大司务除了辣菜之外再不会做什么别的。”列宁很担心他的病会复发，他急于要利用他的病再度发作并可能引起致命的危险以前的时间，通过一致的协议，特别是同斯大林本人的协议，来建立一种和谐的集体领导。〔因此他作了热忱的努力使他自己的工作同书记处的工作互相配合起来，他极其注意维护斯大林的威望。直到1922年10月21日，列宁还在一封措词尖锐的电报中批驳了格鲁吉亚反对派向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提出的十分激愤的抗议。同样地，列宁继续给他支持，要不然就把在其他问题上对他的批评缩小为温和的责备。只是在列宁终于坚信斯大林是不可救药的时候，事情才爆发了出来。格鲁吉亚问题只不过是导致最后破裂的若干事件中的一个而已。〕

伊雷马什维利对我们说，斯大林在第比利斯遭遇到普遍的敌视。在第比利斯社会党人于某剧院举行的会议上，斯大林成了敌对性示威的对象。可以想见，身为老孟什维克的伊雷马什维利亲自控制了这次会议，当着斯大林的面指责他。我们听说，其他发言的人也同样谴责了斯大林。可惜，这些发言的速记记录没有保存下来，而大家也没有义务过分相信伊雷马什维利的回忆录中的这一段话：“一连几个钟头，斯大林被迫一语不发地听着反对他的人发言并且承认这些指控。斯大林竟然不得不容忍这样公开而勇敢的慷慨的发言，真是不仅空前而且绝后的事。”

〔接着发生的事可以用简单几句话来说明。〕斯大林再一次辜负了列宁的信任。为了在格鲁吉亚给自己建立坚实的政治支持，他背着列宁和整个中央委员会，借着奥尔忠尼启则的帮助，同时也得到了捷尔任斯基的支持，在那里煽动了一场不折不扣的反对最优秀的党员的“革命”，同时背信弃义地用中央委员会的权威把自己掩盖起来。由于他同格鲁吉亚的同志们开会的情况达不到列宁那里，斯大林就抓住这一点企图用假的情报把他包围起来。列宁觉察到有问题，就命令他的私人秘书处搜集有关格鲁吉亚问题的全部情况；经过研究，他决定把问题公开提出来。很难说，最使列宁感到震惊的是什么：是斯大林个人不忠诚呢，还是他长期以来无力把握住布尔什维克党的民族问题政策的要旨？很可能是两者都有。

在探索事实真相的同时，列宁在病床上口授了一封纲领性的信件来阐明他在民族问题上的根本立场，以便使同志们不至于就他在当前有争论的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产生误解。

〔列宁还通过他的两位私人秘书要托洛茨基也在即将举行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帮助格鲁吉亚辩护。列宁的请求是用电话打来的，而那些案卷——关于民族问题的信件和笔记——则是由格莉亚塞和福季耶娃两位小姐带给托洛茨基的，她们还随身带来了为列宁记录口授信件的沃洛季契娃小姐写的一个便条，上面通知他说，接替列宁担任政治局和苏维埃内阁主席的加米涅夫“即将在星期三到格鲁吉亚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她问我，我本人是否有什么信要带给列宁。列宁的几位秘书在1923年3月7日，星期三那天，拜访了托洛茨基。〕

“看了我们同你往来的信件之后，”格莉亚塞对我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容光焕发。那样就使得局面不一样了。他指示我把他原来打算要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为炸弹抛出去的原始材料交给你。”在这之前加米涅夫已经通知我说，列宁已经写了一封信同斯大林断绝了一切同志关系，因此我建议说，既然加米涅夫要在当天动身到格鲁吉亚去参加一个党的代表大会，把关于民族问题的信件给他看一下，让他好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可能是有好处的。福季耶娃回答道：“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这样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没有指示我把这封信交给加米涅夫同志，不过我可以问他一下。”几分钟之后，她带着下面的口信回来了：“千万别这么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加米涅夫会把这封信给斯大林看的，斯大林可能作出糟糕的妥协，以便日后再来打击我们。”

“换句话说，事情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至伊里奇认为甚至于在正确的做法下也不可能同斯大林达成妥协了，是不是？”我问道。

“是的，”她肯定地答道，“伊里奇不信任斯大林。他要在全党面前公开反对他。他正在准备一枚炸弹。”

列宁的意图现在是十分清楚了。他要用斯大林的政策作例子，在党的面前揭露（而且是如此无情地揭露）把专政加以官僚主义式改造的危险。但是在这以后，紧接着，可能就在半个小时以内，福季耶娃又带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另一封信回来了。她说，他已经决定立刻采取行动并且将已经写好了（上面引过的）的那封便笺给姆季瓦尼和马哈拉泽，并且指示要把抄件交给加米涅夫和我。

“你对这个变化作何解释？”我问福季耶娃。

“显然，”她答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感到病情在恶化，他要赶快把能办的事情都办掉。”

〔两天以后列宁的病第三次复发了。在代表大会前夕举行的中央委员会4月16日的会议上，斯大林看来竭力要就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特别是格鲁吉亚问题所写的笔记和信件，通过对托洛茨基的隐蔽的攻击来保护他自己。下列的托洛茨基写的两项文件在这个问题上提供了一些线索：〕

（一）

关于斯大林同志4月16日的声明

（1）列宁同志的文章是秘密地并且是由列宁同志本人通过福季耶娃同志交给我的，而且，尽管我曾经表示想要把文章的内容告诉各政治局委员，列宁同志通过福季耶娃同志表示坚决不同意这样做。

（2）由于在我收到这篇文章两天之后列宁同志的病况就恶化了，同他在这个问题上的通信自然也就终止了。

（3）不久之后，格莉亚塞同志向我要那篇文章，我就把它交回了。

（4）我把它抄了一份供我自己使用（为了修改斯大林同志的提纲，为了写文章，以及诸如此类的事）。

（5）列宁同志就他关于格鲁吉亚事件的文章和其他文件所作的指示（“我正在准备一些演讲和文章”）我一无所知；我猜想正式的指示是在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列宁的夫人）、玛丽娅？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列宁的姐姐），或者是在列宁同志的秘书手中。我认为，由于某种不需要说明的原因，我不应该向任何人打听这件事。

（6）只是在昨天我才从福季耶娃同志给我打的电话以及她写给加米涅夫同志的便条中了解到列宁并没有就这篇文章作出安排。由于列宁同志并没有就这件事表明他的愿望，只能根据政治上可行的原则来作出决定。按理说，我个人不能担负作出这类决定的责任，因此我把这件事提交中央委员会。在我听说列宁同志并没有就如何处理他那篇文章给以任何直接而正式的指示之后，我一分钟也没有浪费就把这件事提出来。文章的原件现在保存在他的秘书手中。

（7）如果有谁认为我在这件事上面做得不妥当的话，我建议或者由代表大会的争议委员会，或者由某个特设委员会来进行调查。我看不出有什么别的办法。

1923年4月17日。

（二）

斯大林同志：

亲收无副本

昨天你在同我个别谈话的时候谈到，你十分清楚我在有关列宁同志的文章的事情上并没有什么做得不妥当的地方，你还谈到你要就这一点草拟一个书面的声明。

直到今天上午（11点钟）我还没有收到这样一个声明。可能你是由于昨天作报告而耽搁了。

不管怎么说，直到此刻你还没有批驳你提出来的第一个声明，这样就使得某些同志认为有理由在某些代表中间传播与那个声明相应的说法。

由于我不能容许在这件事情上有丝毫含糊之处——其原因当然是你所不难理解的——我认为有必要赶快制止这种情况。如果你在对这封信的答复中不能告诉我说，你将在今天之内向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提出声明，以扫除在这件事情上存在任何暧昧不明的可能性的话，那么我将得出结论，认为你已经改变了你昨天的意图，我将请求争议委员会对这件事进行彻查。

你比任何人都更能理解并且体会到，我之所以直到如今还没有采取这个步骤，并不是因为它会对我的利益有丝毫损害。

1923年4月18日。第二○一号。

4月23日斯大林在代表大会上就民族问题发言的时候，在结束语中说道：“许多人引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札记和论文中的话。我本来不想引证我的导师列宁同志的话，因为他不在这里，我怕可能引证得不正确，不恰当……”①这些话无疑是历史上曾经记录在案的绝顶的阴险狡猾的典范。斯大林深深知道列宁是多么愤怒地反对他的民族政策，深深知道，只是由于患了重病，他的“导师”才未能在这个问题上把他这位“门徒”轰到九霄云外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