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父亲刘和刚歌词:外蒙古独立的历史真相

外蒙古独立的历史真相  

 上个世纪的前半叶，北国大漠，烽烟迭起，你争我夺。旧中国积贫积弱。１９４５年，外蒙古在外部势力的支持下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这段历史进程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

 一、清政府时期

 早在１９世纪的８０年代，沙俄就开始通过不平等条约不断在外蒙古扩张势力，把外蒙视为它的势力范围。
　　１９１１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早已觊觎外蒙的沙皇俄国，利用清朝政府危在旦夕，无暇顾及边防的时候，由其驻库伦（即现在的乌兰巴托）总领事出面，策动外蒙古的活佛和王公们脱离中国。１１月３０日，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在库伦宣布“独立”，成立“大蒙古国”。接着，俄蒙军队包围了清政府驻库伦的办事大臣衙门，解除了清军的武装，并将办事大臣三多及其随从人员押送出境。

  二、北洋政府时期

 民国成立后，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在外蒙古问题上，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找库伦当局谈判，遭到拒绝；武力镇压又遭沙俄政府的强烈干涉。内外交困的北京政府别无出路，只得与沙俄谈判寻求解决外蒙问题。
　　１９１３年１１月，沙俄当局迫使北洋政府签订了《中俄声明》。声明虽然也承认外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要求外蒙取消独立，却规定中国不得在外蒙古派驻官员，不驻军，不移民；逼迫中国承认外蒙的“自治权”（即在形式上承认中国对外蒙的所谓“宗主权”），由俄国实际控制外蒙。１９１５年６月７日，沙俄政府、外蒙当局和北洋政府三方又在外蒙的恰克图签订了《中俄蒙协约》，确认１９１３年的“中俄声明”，并予以具体化。
　　据此，１９１５年６月９日外蒙宣布取消“独立的大蒙古国”。时任总统的袁世凯册封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为“呼图克图汗”，并赦免搞“独立”的有关人员。外蒙实行所谓“自治”；但实际上日益沦为沙俄所控制的地方。
　　１９１７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虽然在１９１９年和１９２０年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从中国掠夺的一切。但是，在外蒙古问题上，它却继承了沙俄的衣钵。以后的事态发展表明，苏维埃俄国不想，也没有把外蒙古真正看做是中国的领土。
　　１９１９年７月２５日（也就是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后不久），苏俄政府对外蒙也发表了一个声明，说，“外蒙古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它的一切权力属于蒙古国，任何外国都无权干涉它的内政”。并表示，苏俄要求立即同外蒙古建立外交关系。
　　其间，来了一个插曲：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７日，外蒙当局又突然致电北京政府，要求取消“自治”，恢复前清的旧制。几年前闹独立的外蒙古封建势力难道真想回到祖国的大家庭中来吗？不是的。外蒙古本来是靠了沙俄的支撑来维持其“自治”的。现在沙俄政府垮了台，远东的沙俄残余势力自顾不暇。外蒙的外援断绝，于是导致了财政困难、社会混乱，民众反对“自治”。库伦当局难以自保，只得求助于北京。于是，北洋政府的总统徐世昌顺水推舟，在１１月２２日下令取消外蒙的 “自治”，恢复旧制；同时，废除１９１３年的《中俄声明》和１９１５年的《中俄蒙协约》。
　　但是时隔不久，１９２１年外蒙古又闹起了第二次“独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当时北洋军阀由于直皖战争，内斗激烈，北方局势混乱。于是，各种外部势力又想混水摸鱼。远东白俄的军队在东北日本军人的支持下侵入外蒙古，是年的２月２１日，他们占领库伦，扶植起新的政权。外蒙古的活佛、王公们又一次宣布“独立”。接着，苏俄红军借口白俄军队入外蒙，也进军库伦。７月，在红军的支持下，外蒙古成立了亲苏的新政府，实行君主立宪制。
　　１１月５日，外蒙古宣布成为“独立国”，建立“人民革命政权”。同日，苏联和外蒙古订立了《苏蒙修好条约》，双方相互承认为合法政府。为了保护这个政权，苏俄军队一直留驻到１９２５年３月。北洋政府对苏俄的出兵以及随后成立的政府，虽然提出过抗议，但鞭长莫及、无能为力。

三、国民政府时期

１９２４年１１月２６日，外蒙古政府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度，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
　　当时，中国的政局长期混乱：南北对峙，北伐战争，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国共分裂，中苏断交；以及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件”后东北沦陷和１９３７年抗战开始。没有一个中国政府有能力去处理在苏联保护下的外蒙问题。事实上，外蒙古从此就脱离了中华大家庭，日益成为苏联的卫星国。苏联也不再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问题了。
　　例如，苏联为了自身的安全，于１９４１年４月１３日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并且双方发表联合声明说：为了维护两国的友好关系，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这样，两个本来都属于中国的领土成了他们手中的赌注。这是苏联外交史上很不光彩的一页。对此，重庆的国民政府外长王世杰曾郑重声明“绝对不能承认”，他强调说：“《苏日中立条约》，对于中国绝对无效。”
　　二战临近结束的时候，眼看即将成为四大战胜国之一的中国，在外蒙古问题上却再一次遭到沉重打击。

１９４５年２月，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举行三国首脑会议。在商讨对日作战问题时，斯大林提出苏联对日作战的条件之一是“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斯大林的要求得到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同意。他们并就此签订了一个秘密的协定，世称“雅尔塔协定”。斯大林所说的“现状”就是指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斯大林知道这是件很烫手的事，所以提出由美国出面通知中国政府，并取得其同意。
　　这是他们背着中国搞的一笔肮脏交易，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公然践踏了公认的国际准则。

１９４５年６月１５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奉命把雅尔塔协定的内容正式通知了蒋介石。蒋介石感到愤怒，却又无可奈何，只得同意派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和蒋经国赴莫斯科谈判。

１９４５年６月底至８月中旬，中苏双方在莫斯科举行多次会谈，争论激烈。斯大林几乎是以威胁的口吻对宋子文说：外蒙古必须独立。如果中国不同意，苏联就不会出兵打日本。中国事实上已无力来管理外蒙，何况目前外蒙和内蒙正准备联合起来要搞大蒙古共和国，这将危及华北。宋子文据理力争，毫无结果；也曾经提出过给外蒙“高度的自治权”的主张，作为妥协，但苏方一概拒绝讨论。

这样，在严酷的既成事实面前和强大的国际压力下，无可奈何的蒋介石只得指令宋子文接受苏方条件，同意“苏联出兵击败日本后，在苏联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不援助中共”等条件下，允许外蒙古独立。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宋子文、王世杰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双方关于外蒙问题的换文是这样说的：“鉴于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愿望，中国政府同意，将在日本战败后举行公民投票以确定外蒙的独立。”

当然，所谓“公民投票”，也不过是蒋介石为了下台阶而采取的一种办法。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２０日，外蒙古当局一手操办了这次“公民投票”（记名投票）。据外蒙古方面的报道称：共有４９万选民，“９８％的选民参加了投票，一致赞成独立”。奉命前往观察外蒙古“公民投票”的国民政府内政部常务次长雷法章，事后对这次投票的评介是：“其办理投票事务人员，对于人民投票名为引导，实系监视，且甚为严密”，“此项公民投票据称为外蒙人民重向世界表示独立愿望之行动，实则在政府人员监督下，以公开之签名方式表示赞成独立与否，人民实难表示自由之意志。”

１９４６年１月５日，国民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蒋介石在大陆垮台、逃往台湾后，又想起了外蒙古问题。他似乎有点“悔不该当初”。１９５３年，他宣布废除１９４５年中苏条约中关于外蒙古的换文，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并下令把外蒙古重新纳入“中华民国”的版图之内。而且还在国民党的中央会议上，沉重地“检讨”了一番，说：“承认外蒙独立的决策，虽然是中央正式通过一致赞成的，但我本人仍愿负其全责。这是我个人的决策，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

 五. 蒙古近代史------苏俄分裂中国的历史罪证

 明末清初蒙古族分成分成了漠南(今内蒙古)、漠北(今蒙古国)、漠西(厄鲁特)三大部。之所以称漠南、漠北、漠西，是因为在蒙古地区中间，有一条戈壁沙漠，沙漠以北为外蒙古(又称喀尔喀蒙古)，以南为内蒙古，以西为厄鲁特(今新疆的一部分)。
        清朝入关前，漠南蒙古已经归属清朝，漠北、漠西蒙古也向清朝称臣纳贡。后来，漠西蒙古分为互不统属的四部，即准噶尔部、土尔扈特部、和硕特部和杜尔伯特部。四部中以准噶尔部最为强大，噶尔丹夺得准噶尔部汗位后，合并了和硕特部、杜尔伯特部并控制了南疆*****族地区，成为一支强大的割据势力。关于土尔扈特部在明末由于与准噶尔部不和，本迁到伏尔加河下游，逐渐被沙俄控制，受到了民族歧视和奴役，于1771年由首领渥巴锡率部回归祖国，受到乾隆皇帝的热情接待和妥善安置。
       1688年噶尔丹率兵向漠北蒙古进攻，漠北蒙古几十万人奔向漠南，请求清政府保护。康熙将漠北蒙古安置在漠南蒙古的科尔沁部，随后亲自率兵在乌兰布通大败噶尔丹；1696年在昭莫多一战中击溃噶尔丹主力，不久噶尔丹病死。对噶尔丹反击的胜利，使清朝控制了漠北蒙古，并进而控制了新疆天山南北地区。

面对沙俄的侵略，清朝凭借1686年雅克萨之战的余威，于1727年即雍正五年与沙俄签订《中俄布连斯奇界约》，规定了中俄中段边界，由沙宾达巴哈至额尔古纳河为止，以北归俄国，以南归清朝，这实际上就明确规定了广大蒙古地区是中国的领土，清政府在这里设置了乌里雅苏台将军管辖区，还设立了办事大臣、参赞大臣，分别驻于乌里雅苏台、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科尔多。库伦办事大臣还有办理中俄交涉的权力。清朝末年为了加强对外蒙古的统治，又增设了阿尔泰大臣。为了巩固边防，清政府在外蒙古与沙俄交界地区，建立了宽50俄里的特别地带，这个地带东起阿巴盖图，西至沙宾达巴哈，约有两千余俄里。在这条边界线上清政府设置了87处驻防卡伦，这些卡伦都由满、汉、蒙军各旗派人驻守。

 虽然《中俄布连斯界约》明确规定了中俄的中段边界，但俄国并没有放弃对外蒙古的野心，历届沙皇和大臣都采取各种措施向外蒙古地区扩张势力，力争使戈壁沙漠成为中俄两国的“天然边界”。20世纪初，沙俄制定了进一步侵略中国北部地区的计划，企图直接占领长城以北的大片领土，并获得在东亚的霸权。不断派遣间谍进入蒙古地区搜集情报，收买、拉拢和胁迫一些王公和活佛，策动他们分裂和背叛祖国。

辛亥革命前夕，清朝政府的统治发生危机，俄国乘机加紧策动外蒙古独立，俄国本来是要直接吞并，但受一战前巴尔干局势的牵制，时机未到。外蒙古一些亲俄的封建王公和活佛也提出了联俄独立的问题，遭到不少爱国王公的反对。辛亥革命爆发后，沙俄直接派军队进入库伦，以武力压制爱国王公的反对。

1911年底，在俄国的武力支持下，外蒙古宣布“独立”，成立“大蒙古国”，立活佛(活佛在蒙古语中又称博克多格根)哲布尊丹巴为“大皇帝”，年号“共戴”，驱除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第二年即1912年11月3日，俄国与外蒙古当局签订《俄蒙协约》(即《库伦条约》)及附属《专条》，规定俄国扶植外蒙古“自治”，同时沙俄在外蒙古享有广泛的权利。这样外蒙古实际上就在俄国的控制之下了。

《俄蒙协约》的签订激起了中国各界的极大愤慨，孙中山通电袁世凯，认为“此事关系民国存亡”，必须坚决否认。11月7日北京外交总长梁如浩照会沙俄政府，声明：“无论贵国与蒙古订何种条款，中国政府概不承认”。11月25日新任外交总长陆徵祥也发表声明，宣布“蒙古国领土主权完全属于中华民国”。从1912年11月底起，中俄代表在北京举行谈判，其间因发生“二次革命”而中断，历经一年，于1913年签订《中俄声明文件》“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中国政府为自治蒙古的宗主”，外蒙古与外国无签约之权。根据这个条约，中国除得到一个空洞的宗主权外，几乎丧失了对外蒙古的全部权利，事实上承认了沙俄对外蒙古的控制。本来北洋政府是要签订一个正式文件的，但由于袁世凯害怕国会的反对，转而绕过国会以声明的形式发表。

根据《中俄声明》，从1914年9月起，中俄蒙三方在恰克图开会，解决外蒙古的各项未决问题，三方代表都提出了各处的方案，由于意见不一，争执不下，至1915年6月，由于中方的连连让步，才于7日由三方代表签署了《中俄蒙协约》：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 哲尔尊丹巴取消“大皇帝”称号及年号“共戴”，其汗号由中华民国大总统册封；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的“自治”和沙俄在外蒙古的各种特权。《协约》签订的当天，袁世凯就宣布册封哲布尊丹巴为呼图克图汗，所有外蒙古王公喇嘛的爵职名号照旧不变，赦免全部参加外蒙古“独立”之人，两天后，库伦活佛致电北京政府，宣布取消“独立”。7月19日北京政府颁布《库伦大员公署章程》和《乌、科、恰佐理专员公署章程》，在库伦设办事大员公署，并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恰克图设佐理专员公署，中国在名义上恢复了对外蒙古的宗主权，但没有驻军和向外蒙古移民的权力。至此外蒙古实际上成为沙俄的殖民地。在谈判前沙俄突然派军队进入外蒙古西北地区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强行霸占了这一块地方，并宣告大俄罗斯帝国“将唐努乌梁海地区置于她的保护之下”，沙俄的这一侵略行径，不仅当时的北京政府没有承认，以后的南京国民政府也没有承认。

1917年俄国发生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自治蒙古失去了自己的“保护者”---沙俄，无奈被迫放弃自治权利。中国政府乘势于1919年派陈毅将军去库伦担任办事大员，与“大蒙古国”的博克多格根(活佛)政府进行谈判，签署了《改善蒙古未来地位64条》，其中第一条就规定“蒙古自治政府自动取消”，1919年11月22日由中国政府委派有皖系大将徐树铮，以《中国大总统公告》的方式，昭示天下，宣布取消外蒙古自治，并将陈毅召回北京。北京政府在库伦设立“中华民国西北筹边使公署”，由徐树铮领兵1万人在外蒙古驻防，并统筹蒙务。至此历时8年的“大蒙古国”自治政府覆灭了，中国政府对外不仅拥有全部主权，而且进行着有效管辖。值得一提的是徐树铮，他是皖系的主要成员，所练西北边防军所用军饷来自段祺瑞政府向日本的贷款(可见日本也在参与争夺外蒙古的控制权)，其目的也不是真正巩固国防，而是为了在军阀割据中拥有更大的实力。

1920年夏直皖大战爆发，徐树铮率西北边防军精锐回北京布防，但遭到失败。战胜的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将西北边防军或编入自己的队伍，或给资遣散，一时之间造成外蒙古中国兵力空虚。当年夏天虽然被任命为“蒙古镇抚使” 的陈毅重回外蒙古，但对其控制力却在逐渐下降，而且在苏俄的影响下，出现了下层人民的革命运动。

1921年苏俄红军借口追歼(一说受到了当时蒙古政府的邀请)受日本支持的原沙俄白匪进入外蒙古领土，中国军队被逐出。接着在苏俄的帮助下蒙古成立了君主立宪制的人民政府，由封建主和下层革命势力共同执政。1924年5月20日哲布尊丹巴去世，接着6月13日宣布蒙古为人民共和国，不设总统，共和国最高权力属于大呼拉尔(相当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24年11月8日第一届大呼拉尔召开通过宪法明确了这一点。

 就在此时（1924年5月31日）中国与苏联共同制定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其中第五条明确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古完全为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尊重在该领土中国之主权。但苏联说是这样说，实际上走的却是另外一条道路即支持外蒙古独立，并与之建交。此后无论是北京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都没有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随着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逐渐抬头，外蒙古实际上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

1945年英国首相丘吉尔、美国总统罗斯福、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召开了雅尔塔会议，会上作为对日本作战的条件，苏联要求条件之一就是维持外蒙古的现状，为减少英美盟军在远东、太平洋战场的损失，美英同意了这一条件，并为此签订了秘密的《雅尔塔协定》。二战结束后英美才照会当时的蒋介石政府。蒋介石无可奈何，不得已派出以外交部长宋子文为首的代表团赴苏联谈判，遭到了宋子文的拒绝，并愤而辞职，国民政府只好另选王世杰代理外交部长，并派蒋经国同行。1945年8月代表团到达苏联莫斯科，被迫达成了以下结果，如果外蒙古公民投票能证实蒙古人民对独立的愿望，中国国民政府当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主权与独立，并以其现在的边界为边界(详见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附件)。

在得悉《雅尔塔协定》之后，斯大林与蒋经国有一番交涉，斯大林质问：“你们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它独立？”蒋经国回答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坚持抗战八年，就了把失地全部收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被赶走，反而把这么大的一块地方割让出去，岂不失去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谅解，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种情形下，国民一定会反对政府，那么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同意外蒙古并归给苏联政府。……”等蒋经国侃侃而谈过，斯大林才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话：“倘使你们国家有力量，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这番谈话实际上已经确定了抗战胜利后8月份中苏谈判的基本立场。对于此结果代理外交部长王世杰也不想签约，但在蒋经国的劝说下，以回去无法向老头子交待为由，最后签约。其实际目的是希望苏联在今后的国共战争中保持中立，实际上苏联人做到了这一点，在三年解放战争中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帮助。

在这样的形势下，蒙古人民共和国于1945年10月20日举行全民投票公决，根据投票结果，百分之百的投票者拥护外蒙古独立(苏联和蒙古的资料)。在美国的压力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于1946年1月5日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并于2月13日声明愿意并准备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此举遭到了爱国人士的强烈反对，迫使蒋介石政府收回了声明，但外蒙古独立的合法性在国际上已经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后来蒋介石政府对此事缄口不提，进而反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直至现在，台湾当局仍然认为其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在台湾出版的中华民国地图上仍然包括着外蒙古。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10月2日苏联表示愿意同中国建交，10月3日双方正式建交，10月16日蒙古人民共和国主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至此备受国人关注的外蒙古独立风云就这样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外蒙古建交的方式最终在事实上承认了其国际地位的合法性。虽然退缩到台湾的国民党对此大加反对，但最先承认的却是他们，这一点必须加以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