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中华文明的进步史上，至少有五大贡献。 （一）文献学上的贡献。我国传世的第一部文学作品《诗经》，是由孔子整理成书的。《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古时有诗3000余篇，孔子选取其“可施于礼义”的305篇，按风、雅、颂分类，形成《诗经》文本，并作了解说。《论语》中对《诗经》有很多记载，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不学诗，无以言”等。
《尚书》又称《书》、《书经》，中国古代最早的历史文献。相传为孔子编定。
（二）史学上的贡献。孔子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春秋》的作者。全书仅1.6万余字，却记载了上起鲁隐公元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共242年的鲁国历史。孔子修《春秋》，是出于拨乱反正的政治目的。《孟子·滕文公下》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史记·太史公自序》称，《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孔子修《春秋》，确立了许多书写历史的原则和凡例，最著名的是所谓“春秋笔法”，即：用简约的文字表达复杂的微言大义，褒善贬恶，“一字之褒，如同华衮之荣；一字之贬，无异斧钺之诛”。孔子修《春秋》，通过把历史的原始记录改写成历史著作，创立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史学。应该说，不是司马迁而是孔子，才是中国史学之父。因孔子作《春秋》，“春秋”二字便成了历史的代名词。
（三）哲学上的贡献。《易》是大道之源，也是中国哲学之源。《汉书·艺文志》记《易》之由来，“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认为在《易》之早期发展史上，有三个至关重要的阶段：伏羲始作八卦是第一阶段，周文王由八卦演为六十四卦是第二阶段，孔子作《易传》是第三阶段。《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孔子好《易》，是“观其德义”。孔子以其非凡的慧觉注意到《易》的“德义”层面，发现了蕴含于《易》之中的丰富哲理，于是作《易传》十篇予以系统阐发。可以说，孔子是改造《易》，使《易》转向哲学，从而引发了易学革命的第一人。
（四）政治上的贡献。孔子从“仁者爱人”出发，坚持以人为本，实行仁政德治，将社会公正、秩序、诚信和人民的福祉摆在第一位。提出为政要从自身做起，“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孔子主张为政以德，认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治优于“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法治。他的政治理想，一是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一是实现“天下有道”的“小康”社会。这是孔子为中国人设定的两个理想社会的目标。
（五）教育上的贡献。孔子创办民营学校，是打破奴隶主阶级对教育资源垄断的第一人。孔子高举“有教无类”的旗帜，冲破了教育上的分配不公，是教育面向平民的第一人。孔子先后培养了“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是中国模范教师第一人。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被尊为“万世师表”。孔子在教学活动中，选编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教材；传授礼、乐、射、御、书、数等六种技艺；将弟子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进行教育。孔子在其丰富的教学实践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教育理论。
二、古圣先贤论师道
（一）孔子及《论语》论师道
孔子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被奉为圭臬（guīniè古代测日影、正四时和测度土地的仪器，比喻标准、准则和法度），指导了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教育，而且今天看来，仍然有许多内容与现代教育理念相吻合，闪烁着科学和智慧的光芒。
1、教育目标是培养君子仁人。孔子认为，通过兴办教育可以对国家和个人，产生巨大的影响作用。《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由仆。子曰：‘庶矣哉！’冉由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即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特别重视学生思想品格和伦理道德教育，并将其放在首要地位。《论语》多次提到要致力于培养“士”、“君子”、“成人”。孔子十分重视德育，智仁勇并举，而以仁为中心。他的教学内容相当多的是以道德教育为统领。《论语·述而》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其中与操行、道德、礼义有关的内容占很大一部分。他又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艺”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能。关于这一点，《论语·学而》篇中讲得就更明确了：“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意思是说，弟子在家里要孝顺父母，在外要敬重兄长，说话要谨慎、诚实，广泛地友爱大众，亲近仁德之人。做到这些之后，有多余的力量，再来学习文化知识。这就是我们今天素质教育所提倡的“育才先育人，育人先育德，育德先育魂”的渊源。
2、教育对象是“有教无类”。孔子在《论语·述而》中指出：“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就是说，无论贫富、贵贱、智愚，只要带一束“干肉”作为“学费”，有志于学，都可以收为弟子，施以教诲。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教育革新。它冲破了此前学在官府、只有少数富家子弟和官宦阔少才享有受教育权利的樊篱，以实际行动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等级制度，倡导平民教育。孔门弟子人数众多，成分复杂。既有鲁国权贵之子孟懿子，又有“贫且贱”的颜渊、仲弓；既有“家累千金，结驷连骑”的子贡，又有曾为罪犯的公冶长。
孔子收子路为徒还有一段故事：有一天孔子走在曲阜街头，看到一个年轻人，头插公鸡毛，身披野猪皮，带把剑，像个不良少年的样子，那就是子路。孔子问他，你怎么不来跟我学习呢？子路说，何必学习呢？南山有竹，资质非常好，砍下来当箭可以射穿犀牛皮。子路认为自己就是南山的竹子，天生资质很好。孔子对他说，那么你把南山的竹子前面削尖，装上箭头，后面插上羽毛，不是可以射得更深吗？子路立刻懂了，他说就算我资质好，稍微加上后天的磨练，可以有更杰出的表现。就立刻拜孔子为师。
孔子这种不分华夷，无论贵贱，广收学徒的做法，满足了社会的需求，顺应了历史的潮流。这也显示了一个伟大教育家的宽广胸怀。
3、教学原则是因材施教。“因材施教”是宋代朱熹对孔子教学经验的经典概括。《论语·雍也》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对中等以上才智的学生，可以给他讲授比较高深的学问。对中等以下才智的学生，则不宜讲授高深的学问。孔子非常注意观察学生，对所有学生可谓了如指掌，他曾说：“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唁”，“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学生同样问孝、问仁、问政，他的回答往往因人而异，繁简不同。在子路与冉由探讨“闻斯行诸？”同样问题时，他的回答竟然迥然不同，他的解释是，“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子路好勇斗狠，孔子就避其锋芒，谆谆诱导，以礼相待，宽大为怀。使子路幡然悔悟。由此可知，学生千差万别，教师就应该胸中有数，既不能拾优弃劣，又不能良莠不分，最好是各有所得，统筹兼顾。
4、教学方法是“循循然善诱人”。“循循然善诱人”就是“启发式”教学，是孔子首创。《论语·述而》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即学生必须要有疑问，然后老师才加以引导。不到他努力想懂而懂不了，我不去引导；不到他努力想说而说不出，我不去引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即，告诉他一个角落如此，他不能随之联想到另外三个角落如此，我就不再多说了。此外，孔子还讲究由浅入深，由易到难，以己推人，取譬喻义，学思并重，由博返约等多种诱导方式启发学生，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孔子还要求弟子学思结合，举一反三，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并且要做到学以致用。要采取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5、教育目的是“学而优则仕”。孔子曾提出“为政在人”、“举贤才”的主张。子夏用“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对孔子的教育目的加以概括。尽管对这句话的解释分歧不小，但将学习与做官紧密联系起来，则是毋庸置疑的。做官的人应该是受过教育的人，学习成绩优异的人应该被授予一定的官职。教育就是要培养治国安邦的贤能之士。孔子认为，子路果敢大胆，子贡通达事理，冉求多才多艺，从政都不会有什么问题。《论语·公冶长》说：“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公冶长可以让他到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管理军费，冉求可以让他到一个有千户居民、百辆兵车的地区做地方官，公西赤可让在朝廷上办理外交事务，接待来访宾客。
（二）孟子及《孟子》论师道
孟子的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一生以学习孔子为志愿。在稷下学宫的讲坛上，孟子是代表儒家学派进行辩论和讲学的大师。孟子热爱教育，尊重教师，乐于为师，对学生的态度是“往者不追，来者不拒。”(《孟子·尽心下》)他把收徒讲学、传授知识，看成人生的乐趣之一。他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尽心上》）这是第一次提出把培养天下优秀人才当作人生的乐事，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把“教”与“育”二字联用。
孟子门下授业弟子众多, 最著名的有万章、公孙丑、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孟仲子等。孟子作为教育大师，曾显赫一时。他带领学生们周游列国时的规模、气派以及受到的礼遇远远超出了当年的孔子，经常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教育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1、朴素的教育兴国理念。孟子最早认识到教育对于强国富民的重要意义。《孟子·离娄上》指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他认为好的政治既不是完善的政治制度，也不是高明的统治手段，而恰恰是教育。孟子认为统治阶级“得天下”之道在于得民心，而得民心之道，用一般政治的手段不如用教育手段有效。孟子认为，在解决了老百姓的吃饭穿衣问题后，就要兴办学校，普及教育，主张“设为庠序（xiángxù古地方学校，夏称校，殷称庠，周称序）学校以教之”，以“明人伦”。他在《孟子·告子上》中说：“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因此他虽然相信性善，但也很重视后天环境对人性情的改变，所以提倡发展教育，使弟子明白人伦孝悌之道。通过教育讲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等“人伦”规范，提高民众的仁义道德水平与智慧能力，形成良好的社会习俗，天下也就“归仁”了。
2、启发思维的教学原则。启发思维，指在教育中抓住最佳时机，深入细致地做好教育工作。它来源于孔子“循循善诱”的思想。孟子对此方法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孟子·尽心下》提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提倡学生大胆质疑、设问，然后诱导释惑，把孔子所重视的“阙疑”精神向前推进了一步。我们当然不应该提倡怀疑一切，但“疑”与“思”有一定的联系，不疑则不思，提倡多问几个为什么就是“思”，是启发思维的起点。
在启发思维的过程中，孟子重视思维的灵活性。《孟子·离娄下》提出：“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勿为。”他认为，礼义如果离开它的精神实质，只有表面的形式，那就不应当遵守。在教育过程中，必须启发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与积极性，循循善诱，引导前进。
3、磨练意志的教学思想。历代学者主张锻炼意志，以利于人们建功立业。《孟子·告子上》指出：“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这样，才会增加能耐，提高本领，承担大任，有所作为。孟子还勉人积极进取、舍生取义，与孔子勉励人们持以恒心、杀身成仁的思想如出一辙。人的意志正是在勤奋学习，刻苦工作，敢于吃苦，勇于牺牲的过程中得到锻炼的。
4、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循序渐进，首先要专心有恒。孟子反对那种三心二意和心不在焉的学习态度。他认为，是否专心，对学习的好坏关系极大。不仅要专心，还要坚持不懈，不能一曝十寒。“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曝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孟子·告子上》）他曾例举“掘井”作譬喻说：“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意思是说，做一件事譬如掘井，掘了六七丈深还没掘到地下水，依然是一口废井。人而无恒，半途而废，犹为弃井也。这是处事的一般道理，同样适用于教育。它既指教导者教导之恒，也指学子求学之恒，师生都能够做到持之以恒，才能使教育不至于半途而废，劳而无功。教育是一个持之以恒的艰苦过程。《孟子·告子上》讲过一个家喻户晓的典故：“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是其智弗若与？曰：非然也。”如果请弈秋这样的围棋高手教两个学生走棋，一个专心致志，另一个胡思乱想，以为有一只天鹅快要飞来，想着去拿弓箭来射它。其结果，后者的学习一定不如前者，这决不是由于他们智力的差异，而是由于他们专心与不专心的关系。对教育来说，学习上的差异决定于人对学习的专心与否，而不是决定于人的天资高低。
（三）荀子及《荀子》论师道
荀子是稷下学宫儒家的一位大师。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稷下学宫度过的。他受学于稷下，成长于稷下，成熟于稷下，并最终成为稷下学宫中最负盛名的领袖人物。他立足于儒道，汇通百家之学，成为集百家之大成的思想家、教育家。《史记·孟子旬卿列传》记载：“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荀子早年在齐国的稷下学宫主要从事游学活动。后来游历于齐、秦、赵、楚等国。他曾经三次担任稷下学宫“祭酒”之职。李斯、韩非子都是他的学生。后来荀子逐渐发展成主持学宫各项事务和活动的领导者，可见，他当时在教育方面的名望之高。
荀子的教育理论基础是性恶论。他从这个观点出发,认为人之所以能尊尚道德,作出好事,就是由于加强对他们教育的结果,使他们变恶为善。他在长期的教育实践活动中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融合诸家思想形成自己独特的师道观，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1、学、思、行结合的思想。荀子《劝学》指出：“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强调在善学、博学的基础上进行深入思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学是思的基础，思是学的深入。荀子认为思是学与行之间的关键，学不思则不明。因此，他认为理想的“大儒”不止是博学多能，而最重要的是有超常的理性判断能力，就是“知礼”，思考就是要以礼作为准绳来判断知识的曲直是非，反对不求本义的杂乱识记。荀子认为“行”既是学习的方法，也是学习的目的。“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行”，才是学习知识的真正目的。总之，学、思、行相结合，构成整个学习的完整过程，缺一不可。这也就是荀子所言的“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
2、持之以恒的思想。《荀子·劝学》开宗明义强调：“学不可以已。”就是说，学习知识来不得丝毫间断或停止。这是荀子在总结学习经验中提出的科学论断。在指导学生学习时，就要积微见著，积善成德，教导学生持之以恒。荀子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qíjì千里马）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这些言论至今被视为关于学习的至理名言。坚持是必要的,但要目标明确,方向对头,而不能见异思迁。如果用心不专一,学习也不会有所收获。荀子的学习观，对今天的教育教学仍然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尊师重道的思想。荀子提倡师道尊严的思想，受到历代学者推崇。他认为，教师是崇高而伟大的职业，只有儒者和君子圣人才能承担。教师是以礼义来教化士农工商的职业工作者。因此，他特别强调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荀子·礼论》中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天地君亲师是礼之本”，“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可见，教师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因此他告诫统治者：“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贱师而轻傅则人有快，人有快则法度坏。”（《荀子·大略》）荀子认为，是否尊重教师，关系到青少年一代人格的养成，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安宁。教师应当受到统治者和全社会的敬仰和重视。
（四）墨子及《墨子》论师道
春秋战国之际,占据教育主导地位的有两大学派：“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子·显学篇》)它们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对开启民智、提高人们的文化意识,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墨子认为，以“耳目之实”获得的直接感觉经验是认识的唯一来源。判断事物的有与无，不能凭个人的臆想，而要以大家所见、所闻为依据。墨子以他的认识论为出发点，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宗旨，大力兴办教育。他主张通过“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建设一个民众平等、互助“兼爱”的社会。他一生的活动主要是“上说下教”，门下弟子众多，通过一种民间秘密结社性质的组织，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他的教育思想不像孔子那样系统完整，但他所提出的许多主张是相当深刻的，也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宝贵遗产。
1、主张造就“兼士”。墨子认为，作为一个以天下为务的人才，不仅要有各种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有“兼爱”天下的道德境界。《墨子·尚贤上》提出了所要造就的“兼士”要达到三个标准：一是“厚乎德行”。就是要有高尚厚重的道德品行。二是“辩乎言谈”。即具有很强的语言表达能力，能言善辩。三是“博乎道术”。是指在知识才能方面，不仅要掌握墨家的思想主张，而且要懂得实用技术，通晓治国安邦的权术。同时，他还要求墨家弟子做到“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墨子·修身》）他强调学生要具有高尚的品格和心忧天下的道德素养。
2、重视因材施教。墨子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学科体系。他根据社会分工的不同，把教学分为农学、纺织学、手工学、机械学、建筑学、商业学、军学等，涉及的面非常广泛。同时根据弟子接受能力的不同，又分为优等生、中等生、末等生。墨子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因人、因时、因事、因地的不同，而施于不同的教育。他提出：“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墨子·耕柱》)据此可知，墨子根据教育对象个性、爱好、志趣的差异，挖掘弟子潜力，发挥弟子特长，分别施加教育。墨子说：“夫知者，亦必量力所能至”(《墨子·公孟》)，“子深其深，浅其浅，益其益，尊其尊。”(《墨子·大取》)就是说，要照顾到学生的知识能力，使教学进度快慢得当，深浅得当。
3、主张立言践行，反对华而不实。《墨子·经说上》指出：“行：所为不善名，行也。所为善名，巧也，若为盗。”意思是说，做事的目的不为得到好的名声，而是为了天下着想，就是力行。所作所为是求功名，就是取巧，是盗名逐利。另外，墨子以身作则，躬身实践的精神，亦堪称世人的楷模。他强调无论成功与挫折，都要坚持自己的“道”。连一向敌视墨家的孟子也赞叹墨家道：“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充分说明了墨子兴办教育的成功。
（五）《大学》论师道
《大学》原为《礼记》第42篇。宋朝程颢、程颐兄弟把它从《礼记》中抽出来，编次章句。朱熹把《大学》重新编排整理，分为“经”一章，“传”十章。认为，“经”是孔子的话，曾子记录下来；“传”是曾子解释“经”的话，由曾子的学生记录下来。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认为：“《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二程百般褒奖宣扬《大学》，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因此，《大学》被认为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古代大学的教科书，是儒家关于教育的纲领性论著。
《大学》仅有2000余字，文字精短，思想高深。《大学》的思想一般被概括为“三纲领”、“八条目”，二者密切联系，是一个有机整体。《大学》开篇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亲民，也就是新民，即革新、弃旧图新、去恶从善），在止于至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就是“三纲领”，构成了《大学》的基本思想。又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八条目”是实现“三纲领”的途径。十章分别对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本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出解释。
“明明德”，是指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
“新民”，是指让人们革旧图新。
“止于至善”，是指要达到最好的境界。
本末”，是指做事要分清主次，抓住根本。
“格物致知”，是指穷究事物的原理来获得知识。
“诚意”，就是“勿自欺”，不要“掩其不善而著其善”。
“正心”，就是端正自己的心思。
“修身”，就是加强自身修养，提高自身素质。
“齐家”，就是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家族。
“治国平天下”，是谈论治理国家的事。怎样治理国家呢？首先要作表率。自己讨厌的，不加给别人。得到众人的支持就会得到国家，失去众人的支持就会失去国家。
（六）《学记》论师道
《学记》是儒家的重要经典著作《礼记》49篇中的一篇。《学记》全文共20节，1229个字。其篇幅短小精悍，内容丰富、精辟、深刻，被认为是中国和世界第一部教育典章制度专著。
《学记》写作于战国晚期，据郭沫若考证，作者为孟子的学生乐正克。《学记》主要论述了教育的作用、政策、制度、方法等。首次从理论上对教育教学进行了全面总结。它所提出的一系列教育教学原则和方法，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教育目的与作用。《学记》继承了先秦儒家的一贯思想，把教育作为实施政治和进行社会管理的有效手段。《学记》提出：“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就是说，只有通过教育教化才能够提高社会道德水准，树立符合统治阶级需要的社会风尚。
同样，教育对个人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学记》提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意思是说，自古以来，凡是有作为的统治者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仅仅依靠发布政令、求贤就士等手段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统治者要想使百姓遵守社会秩序，形成良风美俗，实现天下大治，必须加强社会教化，通过教育手段，提高国民的文化素养和道德自觉。人虽具有天生的善性，但不接受教育，不经过努力学习，就无法懂得道理，更不能遵守统治者的法令。这就像一块美玉一样，质地虽美，但不经过仔细雕琢，就不能成为美器。古代帝王深谙此理，他们在建设和发展国家的过程中，始终高度重视优先发展教育，教化人民。
2、教育制度与学校管理。《学记》在强调教育的作用，阐明教育目的的同时，还规划了学校教育制度，提出在不同的行政机构中建立不同等级的学校，以形成纵横交错的教育网络。《学记》提出：“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xiáng）,术有序，国有学。”家、党、术、国是从地方到中央的行政区划，塾、庠、序、学就是设在家、党、术、国的学校。这一提议对中国封建社会教育体制的形成影响极大。汉代以后，逐渐形成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并立的比较完备的教育体制。
其次，《学记》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教学进程和考核标准。“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这是古代学校教育中确立年级制的萌芽。意思是说，大学每年都招收新生入学，大的成绩考核每隔一年进行一次：第一年考察学生“离经辨志”，即给经书析句分段的能力和学习志趣；第三年考察其是否“敬业乐群”；第五年考察其是否能够做到“博习亲师”；第七年考察其“论学取友”的能力，符合标准的，叫“小成”。再过二年即九年考察学生能否做到“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即对知识能融汇贯通，其思想和行为皆能坚实不移，符合标准的就叫“大成”。
由此可见，《学记》所提倡确立的成绩考核制度具有循序渐进、智德并重的特点，反映了中国古代教育重德重智的传统。
3、教育原则与方法。《学记》总结先秦以来教育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从指出问题为切入点，提出教育教学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原则和应该采用的方法。
（1）教学相长。《学记》在世界教育史上首次提出“教学相长”的命题。《学记》指出：“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教学相长”的本意是指教师自身的学习是一种学习，教导别人的教育实践活动也是一种学习。因此，《学记》提倡教师一方面必须向书本学习，在向书本学习中发现自己在知识积累上的缺陷和不足，使自己不断提高进步。另一方面就是向教学实践学习，向学生学习，在教学实践中发现自己讲不明白的问题，即“知困”，才能促使自己自强不息，不断提高业务水平。“教学相长”深刻揭示了教与学之间的辩证关系，“学”因“教”而有所进，“教”因“学”而有所深。这一光辉命题的提出，是《学记》对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的重大贡献。
（2）豫时孙摩。“豫”就是预防为主的原则。《学记》提倡“禁于未发之谓豫”，即当学生的坏思想、坏毛病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就要防微杜渐。实践证明改造旧的要比塑造新的艰难得多。所以无论是文化知识的教学，还是道德品质的养成，都应坚持预防为主，塑造为主，改造为辅的原则。“时”，就是“当其可之谓时”，要求教学必须把握住恰当的时机，及时施教，及时点化。“孙”就是“不凌节而施之谓孙”，即教学要遵循一定的顺序进行，否则，“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学生就会苦不堪言。“摩”就是“相观而善之谓摩”，就是强调师友之间的切磋琢磨，互相取长补短，在集体的研讨、争鸣、竞争中共同进步。否则，如果一个人孤独地学习，脱离集 体环境拒绝学友的帮助而闭门造车，必然“孤陋而寡闻”。
（3）长善救失。《学记》指出：“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就是说，学生学习存在四个方面的缺陷，或贪多嚼不烂，或知识面太窄，或避重就轻，或浅尝辄止。这四种缺陷是由于学生学习时的心理状态不同所造成的。做为教师，必须了解学生的学习心理，了解不同学生之间的心理差异，做扬长避短、补偏救弊的工作，促进学生将缺点转化为优点。
（4）藏息相辅。《学记》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善于处理好正课与业余爱好之间的关系，使正课学习有主攻方向，业余爱好广泛多样，二者相辅相成。《学记 》说：“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就是强调，业余爱好可以辅助正课学习，因为如果课外不弹奏各种乐器，课内就不能熟练地学习琴瑟；课外不学习歌咏，不吟咏杂诗，课内就不能深刻地理解《诗经》；课外不练习洒扫应对进退这些杂事，课内就不能很好地学习礼仪。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正确处理课堂学习与业余爱好之间的关系，使“规定动作”学有所成，“自选动作”形式多样，整个教学活动张弛有节、严肃活泼。
（5）启发诱导。《学记》提出：“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意思是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启发诱导。引导学生却不要硬牵着他们的鼻子走，这样才能使师生之间和悦相亲；对学生严格要求，但却不要压抑其个性与需求，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感到学习虽有压力但却容易达到目标，不至于“苦其难而不知其益”；引导学生打开思路，但不要急于提供现成的答案，才能养成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这样就算是善喻了。这是《学记》对孔子启发诱导教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七）韩愈《师说》、《进学解》论师道
韩愈（公元768年～824年），字退之，河南河阳（今焦作孟州市）人。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
韩愈虽然不算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人物，但是他的许多著作都是宣传儒学思想的，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韩愈《师说》是中唐时期，针对当时士大夫骄傲自满、轻浮狂躁、“耻学于师”的现实状况，从而呼吁人们尊师重道。《进学解》通过师生问答的形式，意在勉励生徒刻苦学习，求取进步。这两篇名著阐发的一些教育主张和观点流传千古。
关于教师的作用。《师说》指出：“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就是说，教师有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传道”。韩愈所说之道就是儒家之道，即“先王之道”、“圣人之教’。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进行思想品德和政治思想教育，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韩愈把“传道”放在“受业”、“解惑”的前面，表明他把教育学生做人比做学问看得更为重要。二是“受业”。“受业”，即“授业”，主要是传授儒家经典，同时，教给学生读写算的能力，进行文化知识技能方面的教育。三是“解惑”。所谓“解惑”，是指在传道受业过程中，学生会遇到许多不解之事，教师就是解答学生的各种疑问、疑惑。韩愈还说：“人非生而知之者”，既然不是“生而知之”，就需要有人为他传道。既然不是“生而知之”，就需要有人为之解惑。这样短短的几句话，充分说明了老师的重要性，如果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进一步说明了老师的重要作用。
2、关于师生关系。韩愈继承了儒家关于“学无常师”、“不耻下问”的观点，明确提出“圣人无常师”，他还举例说“孔子师郯子(tán)、苌（cháng）弘、师襄、老聃(dān)。”
郯子是春秋时期郯国国君，据说孔子曾向郯子学习政治。郯子治郯讲道德、施仁义、恩威有加，百姓心悦诚服，使郯地文化发达，民风淳厚。当时26岁的孔子，其博学早已闻名鲁国。孔子还是来到郯国向郯子请教。离开郯子时孔子感叹：周天子那里已经没有这类人才了，像郯子这样有学问的人，已经散落于四方了。
苌弘是周国人，春秋时代音乐大师。据说孔子曾于前518年和前495年，两次到周国向他求教音乐理论、天文知识以及探讨《韶乐》与《武乐》的优劣、异同。孔子与苌弘的会晤，对他删《乐经》、著《春秋》帮助很大。
师襄与孔子是同时代鲁国的著名乐官。本来孔子弹琴的技艺已经相当好了，但他不满足。在他听了师襄的弹奏之后，就下定决心要向师襄学习，并使自己的琴技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老聃即老子，姓李名耳,春秋末年思想家,道家创始人。当时老子名声很大，孔子曾经从鲁国专门来到周国都，向老子请教“礼制”的问题，并称赞老子博古通今，通礼乐之源，明道德之归，“其犹龙邪！”现在洛阳东关大街北侧有一座牌坊，古碑上面刻有“孔子入周问礼处”。
韩愈引证孔子所说：“三人行，则必有我师。”进一步提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也就是说不管什么人，只要谁先懂得道，谁有学问，谁就是老师，实际上是在“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标准上，进一步讲清楚何以为师的道理，这是符合择师之道的。
3、关于治学态度。《进学解》一开篇，就以精炼明快的语言指出：“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意思是，学业的精进在于勤劳，荒疏在于嬉戏，德行的成就在于深思，毁坏在于因循随意。这句话深刻揭示了学习成败的规律，至今成为大家熟悉的学习格言，不少人把它作为座右铭。所谓“勤”即口勤、手勤、脑勤。“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口中不停地吟诵儒家六经文章，手中不断翻阅诸子百家的文章，夜晚点灯读书，夜以继日一年到头辛勤不息。
《进学解》鼓励学生自身努力进取，不要过多的考虑外界的因素。指出：“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意思是作为学生，重要的是要考虑学业能不能精进，而不要埋怨官府不明察，不能录用自己，忧虑的是自己的德行能不能成就，而不要担心官府不公正。
（八）朱熹《朱子语类》论师道
朱熹（公元1130年—1200年），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是程朱学派的主要代表。朱熹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
尽管朱熹不是山东人，但综观朱子之思想渊源中有众多源头活水，核心主要吸取了儒家孔孟等圣贤的思想精华。明王祎认为：“朱子之道，固集至贤之大成者也。”著名学者贺麟提出：“朱子之所以成为儒学之集大成者，乃在于他把握了孔孟的真精神和活灵魂。”毫无疑问，朱熹是先秦儒学的继承者、复兴者，是宋代新儒学大师。
《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最重要的代表著作，包括《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是四部书的汇集。
《朱子语类》是朱熹讲学语录的汇编，共140卷。朱熹一生从事著书和讲学活动，尤其热衷于书院教育。
我国宋代有著名的四大书院：江西庐山五老峰下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湖南衡阳北石鼓山下的石鼓书院，河南商丘县城的应天府书院（亦称睢suī阳书院）。其中，朱熹主持重建了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两大书院，并亲自参加书院规章的制定和教学管理工作。朱熹在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成就。
1、关于教育目的和作用。朱熹重视教育对于改变人性的重要作用，提出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他说：“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在朱熹看来，要克服“气质之偏”，革尽“物欲之蔽”，以恢复具有的善性，就必须“尽人伦”。所以，他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在他制订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中，也明确把上述五伦列为“教之目”，置于首位，指出“学者学此而已”。
从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的思想出发，朱熹严厉抨击了当时以科举为目的的学校教育。他要求改革科举，整顿学校，改变“风俗日敝，人材日衰”的状况。重新强调“明人伦”的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2、关于“小学”教育和“大学”教育。朱熹把一个人的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并分别提出了不同的任务、内容和方法。
8岁至15岁为小学阶段。朱熹十分重视这个阶段的教育，认为小学教育的任务是打造“圣贤坯模”。他认为如果儿童时期没有打好基础，长大就会做出违背伦理纲常的事，再要弥补，就极为困难了，“而今自小失了，要补填，实是难。”因而，他认为小学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小学主要以“教事”为主，就是“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他认为，在儿童阶段空讲大道理是无济于事的，最好是从具体的行为训练着手，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他从经传史籍以及其他论著中广泛采集有关忠君、孝宗、事长、守节、治家等内容的格言、训诫诗、故事等，编成《小学》一书，作为儿童教育用书，广为流传，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还撰写了《童蒙须知》，对儿童日常生活中应该遵守的礼仪、行为习惯作了具体规范。
15岁以后为大学阶段。大学教育是在“小学已成之功”基础上的深化和发展，教育内容的重点转为“教理”，即“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朱熹说：“国家建立学校之官，遍于郡国，盖所以幸教天下之士，使之知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待朝廷之用也。”大学的教材主要是《四书》和《五经》，大学的培养目标是国家的有用之才。
3、关于教学和读书方法。朱熹认为，学习的首要内容是儒家经典，因为它凝结着天理精蕴。他说：“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蕴则已具于圣贤之书，故必由是以求之。”读圣贤之书的目的在于穷其理。他说：“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先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精致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朱熹去世后，他的弟子门人总结整理其有关读书的经验，归纳为“朱子读书法”六条，对后世具有重要影响。
（1）循序渐进。朱熹循序渐进的读书方法有三层涵义：一是指学习的过程应当根据难易程度确定次序，由浅入深，由小及大。他指出：“事有大小，理无大小，故教人有序而不可躐（liè,超越）等”，“君子教人有序，先传以小者近者，后传以远者大者”。二是指知识的积累和持之以恒的治学态度。他注解《论语》“譬如为山”时说：“学者自强不息，则积少成多，中道而止，则前功尽弃。”三是指在读具体的书方面，要按照首尾篇章的顺序，“未明于前，勿求于后”。强调扎扎实实，一步一步推进。
（2）熟读精思。朱熹指出：“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所谓熟读，就是要把书本背得烂熟。所谓精思，即是反复寻绎文义。为此，朱熹强调：“读书有三到：心到、眼到、口到。”
（3）虚心涵泳。读书必须以虔诚虚心的态度去领会圣贤的用心和寓意，不能有半点的主观臆断或随意发挥。就是以客观的态度，还古书的本来面目，并不执着旧见，不好高务奇、穿凿立异。“读书须是虚心，方得。圣贤说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着心去秤停他，都使不得一灰杜撰。学者看文字，不必自立说，只记前贤与诸家说便了。今人读书，多是心下先有个意思了，却将圣贤言语来凑他的意思，其有不合，便穿凿之便会。”
（4）切已体察。所谓切已体察，就是读书时，使书中道理与自己经验或生活结合起来，以书中道理去指导自己的实践，落实到提高自身修养上来。就是“须要将圣贤言语，体之于身”。
（5）着紧用力。所谓着紧用力，就是以刚毅勇猛的精神去读书，以坚持到底而不懈怠的精神去读书。正如朱熹所言：“宽着期限，紧着课程”，“撑上水船，一篙不可缓”。
（6）居敬持志。朱熹视此为读书的“致精之本”。他认为读书的关键在于学者的志向和良好的心态。居敬，就是兢兢业业，诚心诚意，严肃认真与精神专一的态度。持志，就是树立一个具体目标，坚定志向。朱熹说：“立志不定，如何读书？”为此，朱熹的讲学堂名为“居敬堂”，寄寓其 “循序渐进，居敬持志”的教学宗旨。
三、师道观的思想内涵
从古圣先贤对师道的论述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师道观的大体轮廓。这里，主要从四个方面探讨一下传统文化师道观的思想内涵，也就是如何处理有关教育的四大关系。
（一）教育与国家、民族的关系
教育自古以来就是为社会服务的。社会的发展进步离不开人的推动。一个繁荣的社会必须充满高素质的人。培养高素质的人离不开高素质的教育。学会如何做人，乃人生之第一要事。而传统文化恰恰是“齐之以礼”的文化，是教化人的文化。可见，社会依托于教育,教育是社会的根本。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
在传统文化研究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发现一种现象，即从先秦开始，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们往往把治理国家的希望寄托于教育。教育成为古代政治、经济最后的希望。在中国是这样，在西方同样如此。如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同样认为，教育是解决现实政治问题和实现理想政治的重要方式。孔孟也都把希望寄托在教育身上。孔子认为，教育本身就是政治，教书育人是影响政治、实现政治清明和社会进步的主要手段。
1、政治、经济对教育的决定作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教育同样受占有物质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所支配，要受他们的思想所支配，受他们的经济力量所支配。
政治经济对教育的制约表现在，规定谁受教育，受什么样的教育，规定教育目的、培养目标、教学内容等。比如，在孔子以前，夏、商、西周三代，文化教育完全为奴隶主贵族所垄断，所谓“学在官府’是这一时期教育的显著特征。再如，孔孟的教育目的是“学而优则仕”，即培养具有仁义之心的“仕”、“君子”，其教学内容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孔孟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特别推崇“孝悌”教育，这是当时的政治经济需要决定的。《大学》提出：“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同时强调“上所施，下所效”，只要统治者做出表率，百姓自然就会跟从、仿效。这样就会社会安定、天下太平。
中国古代教育以国家办学为主，教育设施与行政设施相适应，地方官吏既是行政长官又是万民的教师，担负着本地教化重任，负责向中央推荐人才，所谓“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教育目的是为了培养统治阶层，教育本身显然是由当时政治经济所决定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教育，就是与选拔和培养统治人才的科举制度相适应的“政教合一”制度。
2、教育对政治、经济的巨大反作用。政治、经济决定教育，教育又对政治、经济以巨大的影响。教育要为经济基础服务，为政治服务。教育为政治、经济服务主要是通过培养人来实现的。先秦时期和秦汉时期，齐鲁两国的商品经济在全国一直居于领先地位。《史记》有“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等记载。这种局面的形成，既与齐鲁的政治经济改革和地理环境、人口因素有关，又与当时两国的文化教育极其发达相联。
从教育为政治服务方面看，孔子认为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因为通过教育可以把社会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等，传播到弟子、民众中去，这样就会对政治产生重大影响。有人问孔子为什么不从政呢？孔子回答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就是说，通过教育把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风尚传播开来，就会影响社会风气，影响政治，这本身就是为政。从孔子培养弟子的目标看，强调“学以致用”，就是按照从政的标准来培养的。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孔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问：“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问：“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论语·雍也》）也就是说，他的弟子已经具备了果断、达理、多艺这些品质，达到了从政的标准，有机会的话，完全可以去从政。
从教育为经济服务方面看，孔子认为，要治理好国家，不仅要努力发展经济，使百姓富足起来，还要加强教育，即“庶—富—教”的思想。有一次，孔子到卫国去，冉由替他驾车。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这段话表明孔子把人口、富庶、教育，当作立国的三个基本要素。千百年以来，在传统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儒商闻名全国，为齐鲁大地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发挥了巨大作用。儒商，就是指以儒家学说作为行为准则的商人。而渗透到儒商骨子里的正是儒家教育所倡导和躬行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准则。其中 “信”，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诚信”，是决定商业经济成败的关键因素。
荀子更是把教育提高到了决定国家政治经济兴衰的高度。他说：“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贱师而轻傅则人有快，人有快则法度坏。”（《荀子·大略》）
3、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社会是由人构成的。有人，才有人类社会，才有人类的文明。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的人，孤立的、脱离社会的人是不存在的。什么是人？《尚书·周书·泰誓上》说：“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人，首先属于天地生化而成之万物，也是万物之中最秀灵者。
儒家认为，社会治乱的根本在于人心。因此，要从根本上达到社会的治理，就应当从教育入手，从人心的治理入手。这一点是有其深刻意义的。周朝的“礼崩乐坏”，归根到底，是教育的缺失，是人心缺乏治理而导致的。这也是为什么在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之后，统治者把重视“人”的儒家思想定为一尊的主要原因。儒家关于治理人心、和谐人伦关系的思想，被历代统治者沿用了两千多年之久，为维护社会安定和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孔子强调，教育是改变人之本性、促进人的发展的根本途径。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而且孔子本人的智慧也是通过学习得来的，“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孔子的教育对象是有教无类；孔子的教学内容，有侧重于知识传授和道德教育的“大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又有侧重于技能培训的“小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孔子的治学态度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孔子的教学方法则是“因材施教”、“循循然善诱人”的启发式教学。这样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必然是高素质的、全面发展的人，即所谓圣人、君子、仕、成人。《大学》开篇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提出了“三纲领”和“八条目”，强调修身是治人的前提，修身的目的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说明治国平天下和个人道德修养的一致性。
孔子教人总是从孝悌忠信入手，最看重的则是“孝”的教育。《论语》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可见，儒家对人的教化的根本是“孝”。孝悌是做人的根本，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根本。因此，理解了“孝” 这个字，也就理解了儒家育人思想的精髓。从“孝”这个字的构成来看，“孝”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个“老”字，下面是个“子”字。“孝”这个字的含义就是说，上一代与下一代是一体、不是两个。如果有“两个”这个观念，那就不是孝了。中国人祖祖辈辈保持着祭祀祖先的传统，外国人不理解，他们不懂得“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道理。中国人祭祀祖先，远祖不忘，对眼前的父母哪有不孝敬的道理呢？儒家从纵的方面讲“孝”的教育，从横的方面，则讲兄弟之间的“悌”，并把它推广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可见，孝悌教育做好了，自然“做人”就没有问题了，整个社会的人伦关系就会井然有序了。
（二）教与学的关系
教育原则与方法，就是教育教学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要求。它是丰富的教育教学实践经验的结晶。由于传统文化代表人物各自的哲学观点和对教育教学过程规律的认识不同，因而提出了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教育教学原则和方法。
1、因材施教。因材施教，就是要求教师在教育教学中，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和个别差异出发，有的放矢，因人而异，量体裁衣，对症下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使每个学生都能扬长避短，获得全面发展。它是符合认识论的一条教育规律。
因材施教最早出自《论语·为政》。有一次，子路向老师讨教：“如果我听到一种正确的主张，可以立刻去做么？”孔子说：“总要问一下父亲和兄长吧，怎么能听到就去做呢？”子路刚出去，冉有悄悄走到孔子面前，恭敬地问：“先生，我要是听到正确的主张应该立刻去做么？”孔子马上回答：“对，应该立刻实行。”冉有走后，公西华奇怪地问：“一样的问题你的回答怎么相反呢？”孔子说：“冉有性格谦逊，办事犹豫不决，所以我鼓励他临事果断。但子路逞强好胜，办事不周全，所以我就劝他遇事多听取别人意见，三思而行。”朱熹注解《论语》时，引用程颐的话说：“子游能养而或失于敬，子夏能直义而或少温润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与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孔子非常熟悉弟子们的特点，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始终如一地各因其材而施教。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切”。可见，同样问一个问题，而孔子的回答却因人而异。他还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孔子用“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的方法，观察弟子，或问同而答异，或问异而答同。
墨子认为，不同的教育对象在程度、能力等方面是有高低、强弱之分的，作为教师，就应该因人而异，区别对待，做到“深其深，浅其浅，益其益，尊其尊”。
2、循序渐进。朱熹说过：“读书之法，在循序而渐进，熟读而深思。”循序渐进强调学习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要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近及远，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具体到抽象。就是孔子所说的“无欲速”，“欲速则不达”。
我古代圣贤早就认识到了循序渐进的奥妙。老子指出：“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老子》第六十三章）就是说，解决困难的事，要从最简单的着手，做大事，也要由细微的地方开始。所以真正的圣人，不自以为了不起，谦虚容人，故反而能成大事。学习是一个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的过程。老子用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这一道理，“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第六十四章）
《孟子·尽心上》对循序渐进也作了生动比喻：“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就是说，流水是有规律的，要循序渐进，不把坑坑洼洼填满不向前流；君子立志于道，要逐步通达。《孟子·公孙丑上》用“揠苗助长”的寓言，来告诫违反事物发展规律，急于求成的人。宋国有个人，嫌他种的禾苗老是长不高，于是到地里去用手一株一株地拔高，累得气喘吁吁地回家，对他家里人说：“今天可真把我累坏啦！不过，我总算让禾苗一下子就长高了！”他的儿子跑到地里去一看，禾苗已全部死了。
荀子对循序渐进地诠释则是：“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
朱熹说：“君子教人有序，先传以小者近者，而后教以远者大者”，“譬如登山，人多要至高处，不知自低处不理会，终无至高处之理”，“圣贤教人，下学上达，循循有序”，“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乎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
3、启发诱导。启发式教学的主旨在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启发式教学思想是孔子在世界教育史上最早提出的。《论语·述而》精辟地论述了启发式原则：“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就是说，不到他努力想弄明白而不得的程度不要去开导他，不到他心里明白却不能完善表达出来的程度不要去启发他。如果他不能举一反三，就不要再反复地给他举例了。朱熹在注解《论语》“不愤不启”一章时说：“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
孔子还提出：“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ɡǔ,没有识别力）”。话未到当说时而说，谓之躁，话当说而不说，谓之隐，没有观察君子的颜色就说话，谓之瞽。教师就要使学生进入积极的思维状态，使其始终感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处于“欲罢不能”的状态。孔子善于在弟子处于一种充满求知欲望的积极状态下，启发诱导，因而获得弟子对他的称赞：“夫子循循然善诱人。”
孟子曾说：“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孟子·尽心上》)意思是说，君子教导别人应该如射箭一样，拉开弓却不把箭射出去，而是启发引导，让弟子观摩体会。
《学记》提出：“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学记》认为如果不采用启发式教学，而是让学生死记硬背，“虽终其业，其去之必速”。 就是说，虽然课业勉强读完了，也会很快忘得一干二净。
所谓“学问”，一半在学，一半在问。朱熹认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适时启发，学生也要善于质疑。他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
4、学思结合。学，主要是感性认识。思，主要是理性认识。学是思的基础，思是学的深化。学与思相互联系，相辅相成。
孔子精辟地阐述了学与思的辩证关系。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罔（wǎng），是蒙蔽，欺骗，殆（dài），指危险。意思是，学习而不思考，就会被知识的表象所蒙蔽；思考而不学习，则会因为疑惑而一无所得。他还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提出：“吾偿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同时，他教导弟子：“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意思是，只要肯动脑筋，没有什么东西是可望不可及的。因而，孔子强调，善于思考，勤于思考。提出“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所谓学思结合，对学生来讲，学，就是要向老师学习、向书本学习、向周围的同学学习；思，就是在学习中善于思考、善于质疑、善于联系实际。对老师来讲，学，就是边教边学，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知识，提高教学水平；思，就是教学相长，善于从学生的反馈中，汲取经验教训，不断对自己的教育教学作出反思、修正、提高。
5、知行统一。学习是一个从未知到知、从不能到能的过程。知最后要落实到行，即实践能力。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学而优则仕”，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来会处理政治、外交等事务，如果诵读了《诗》，把政事交给他，而不能通达，派他到国外办事，在辞令方面，又不能专对，读诗虽多，又有什么用呢？
荀子认为学习是一个“耳闻—眼见—明理—践行”的完整过程，而付诸于实践层面，才是学习的最终目标。他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荀子·修身》）意思是，未有听说不如听说过，听说过不如眼见为实，眼见为实不如明晓事理，明晓事理不如亲自实践，学习的功夫到实践这一层次也就停止了。这近似于《中庸》所倡导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荀子·劝学》还强调，正确的学习过程是“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则。”意思是，把所学的听入耳中，记在心中，融会贯通到整个身心，表现在一举一动上，即使是极细小的言行，都可以作为别人效法的榜样。不论是教育方法，还是学习方法，关键在于“行之”，“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
朱熹继承了儒家关于笃行的思想，在教学上重视知与行的辩证关系。《朱子语类》卷九提出：“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
明代大儒王阳明说：“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即认识和行为是同一过程中相互渗透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的。“行”是学有所成的最后阶段，既然学有所得，就要努力践履所学，使所学最终有所落实，做到知行统一。
（三）教师与学生的关系
教师与学生是教育教学的两个最关键的要素。教师与学生是一对矛盾，在处理这对矛盾中，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良好的师生关系是一种无形的潜在的教育力量，它对学生接受教育的意愿起着制约作用，也影响着整个教育过程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育教学的质量。
孔子和其弟子堪称良好师生关系的典范。孔子热爱学生，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学生对他尊重敬仰，亲密无间。《学记》提出：“亲其师，信其道”。《师说》提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1918-1970）也强调：“没有爱就没有教育”。这都充分表明，良好的师生关系是进行有效教育的前提和基础。
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1、民主平等。教师与学生，在学校教育的组织系统中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从“教”的角度看，教师是教育者，学生是受教育者。从“学”的角度看，教师的教是外因，学生的学是内因。从教师和学生的人格上来看，则是相互平等的。师生关系中，情感因素具有不可替代的调节作用。师生间爱的河流是双向流动的。教师和学生如果能处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彼此真诚相待，互相尊重，无拘无束，教学相长，平等对话，互敬互学，在这样的关系中，才能真正做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才是最理想的师生关系。
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就是使教师与学生处于民主平等的地位，把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有机结合起来。在孔子和他的弟子身上最能体现师生平等的关系。《论语·公冶长》记载，孔子在和他的学生谈到颜回时，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颜回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孔子问子贡和颜回比，谁强些？子贡说我怎能和他比，他能闻一知十，我只能闻一知二。孔子说你不如他，我自己也不如他。他从颜回身上看到了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孔子不以圣人自居，和学生完全处于一种平等地位。
在《论语》中，老师与学生平等对话是贯穿全书的一个特征。《论语·公冶长》记载：“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孔门的老师与弟子围坐一起，各抒己见，毫无顾忌。这是孔门最常见的一种讲学方式。而此时，子路发言总是带有侠勇之气，而颜回的讲话谦虚、谨慎，师生之间平等交流，学生有所得，教师也有所得。
2、尊师爱生。学生对教师尊敬信赖，教师对学生关心热爱，是良好师生关系的重要特征。学生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爱护学生是期望他们承担起建设未来的重任。教师要把爱的高尚情感投给所有学生，期望所有学生都能成长进步。
孔子高扬“有教无类”的旗帜, 这是师爱的最高境界。他把师爱普及于每一个学生，所收学生不分贫贱，不分老少，不分智愚，不计前科，而且聚弟子三千之众。可见，孔子是本着一颗仁爱之心为平民办学，在下层中“诲人不倦”，这是何等高尚神圣的师爱情怀啊。孔子和他的学生之间互相尊敬，吃住在一起，感情深厚，关系融洽，情同手足。孔子弟子颜回之死令孔子伤痛至极，倍感遗憾。《论语·先进》记载，“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颜渊死了，孔子哭得极其悲痛。跟随孔子的人说，您悲痛过度了！孔子说：是悲伤过度了吗？我不为这个人悲伤过度，又为谁呢？他看到他的学生闵子蹇、子路、冉有、子贡的表现，感到由衷的高兴。原宪家贫，他常接济。冉伯牛有病，他去看望，并十分感伤。他和学生之间亲密如同父子兄弟之情。孔子赢得三千弟子的信赖，并取得辉煌的教育成果，与他对学生的深厚感情是分不开的。
爱是相互的。学生的学习离不开教师的扶持和引导。因此，学生又必须尊重教师，信赖教师，依靠教师。《学记》提出：“师严而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古时天子上朝面南而坐，臣子北面而朝。若天子到学校向老师请教，则面东，教师面西，不以臣子相待，以表示尊师重道）”，“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在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君主尚且可以不以臣下之礼对待老师。学生对教师的尊敬来自于教师的渊博学识、高尚的品行和崇高的威望。从而使学生对老师感到一种威严而信服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对学生的学习，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感召力、影响力。
在《论语》所纪录的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孔子不愧是为人师表的典范。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正因为如此，学生们对孔子不倦的教导很感动。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颜回的感叹是学生对老师的最高赞叹。也只有像孔子这样的老师，才获得如此崇高而近乎神秘的描述。孔子的弟子曾陪伴孔子周游列国14年之久，足迹遍布卫、陈、蔡、曹、宋、郑、楚等国。在陈、蔡曾被兵马围困，绝粮7日。所到之处，不受欢迎，到处碰壁，被人骂作“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累累如丧家之犬”。尽管如此，他的弟子们仍始终跟随左右，不曾有半点异心。孔子逝世后，学生为他守孝三年，“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学生们深深怀念着这位伟大的父亲般的恩师。这充分体现了孔子与弟子之间深挚的师生感情。
我国古代曾经流传下许许多多尊师敬师的感人故事：
程门立雪
杨时，字中立，福建人。自小与众不同，善写文章。后中进士。当时，程颢、程颐讲孔孟之道，洛阳的学者都去拜他们为师。杨时被调去做官都没有去，在颍昌拜程颢为师。杨时回家的时候，程颢目送他说：“吾的学说将向南方传播了。”程颢去世后，杨时在卧室设灵位哭祭。程颢死以后，又到洛阳拜师程颐。一天，他去看望程颐，程颐正闭着眼睛休息，杨时就侍立门外。当程颐察觉的时候，门外的雪已经一尺多深。但他依然站在那里。汉明帝敬师
汉明帝刘庄做太子时，博士桓荣是他的老师。后来他继位作了皇帝“犹尊桓荣以师礼”。他曾亲自到太常府去，让桓荣坐东面，设置几杖，像当年讲学一样，聆听老师的指教。桓荣生病，明帝亲自登门看望，一进街口便下车步行前往，以表尊敬。进门后，拉着老师枯瘦的手，默默垂泪，良久乃去。当朝皇帝对桓荣如此，所以“诸候、将军、大夫问疾者，不敢复乘车到门，皆拜床下”。桓荣去世时，明帝还换了衣服，亲自临丧送葬。
秦始皇拜荆条
秦始皇第四次出巡，乘着车辇，浩浩荡荡从碣石向东北的仙岛前进。路上，秦始皇不觉回想起自己幼年的老师，虽说严厉，可令人钦敬难忘。第一次授课讲的就舜爷赐给我们家的姓。他先分别讲了“亡、口、月、女、凡”，然后再合成一个“嬴”字。第二天就要背写。“老师，这字太难写了。”“一个嬴字就难住了，将来要治理秦国，难事多着哩，能知难而不进吗？”说着就举起了荆条……后来，听说老人家去世了。突然，车停了。前卫奏道：仙岛离此不远，请万岁乘马。于是，秦始皇换马到了岛上。始皇环视渤海，思绪万千。然后，忽然下马，撩衣跪拜起来。李斯问他为何跪拜。秦始皇说：“此岛所生荆条，正是朕幼年在邯郸时老师所用的荆条，朕见荆条，如见恩师，怎能不拜。”后来，人们就把这个岛称为秦皇岛。传说岛上的荆条为秦始皇敬师的精神所感动，皆垂首向下，如叩头答谢状。
张良拜师
张良年轻时，计划刺杀暴君秦始皇。失败后，为躲官府通缉潜藏在下邳。有一天，张良闲游到一座桥上，遇见一位穿褐衣的老翁。那老翁见张良走近，便故意将鞋坠落桥下，让张良下桥去捡。张良很不高兴，把鞋捡上来交给老翁时，老翁又让他帮着把鞋穿上。于是，张良跪着帮老翁穿鞋。老翁临走时留下了一句话：“小子可教矣！5天后黎明时分在这里等我。”张良按老翁的话，5天后天刚亮，就来到桥上，不料老翁早呆在那里，见了张良便怒斥道：“跟老人约会迟到，岂有此理。过5天再早些见我。”说完就离去了。又过5天后，鸡刚打鸣，张良便匆匆赶到桥上，可是不知怎么的，他还是比老翁来得晚。老翁这回更不高兴了，拂袖而去。这下张良急了，又过了5天，他索性觉也不睡，午夜便来到桥上。老翁来了，见着他便点头称是，并从袖中拿出一本书，神秘地说：“你读了这本书，就可以做帝王的先生了。说完飘扬而去。天一亮，张良打开书一看，原来是太公望兵法书。张良特别高兴。后来张良认真研读老翁授给的那部兵法书，真的当上了汉高祖刘邦的高级参谋。
3、心理相容。心理相容就是群体成员在心灵上的协调一致与互相谅解。师生心理相容是指教师和学生之间，在心理上彼此协调一致，相互接纳。心理相容会造成师生之间融洽的气氛，对维系正常的师生关系起着良好的情感作用，对教育教学任务的完成起着重大的促进作用。
师生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心理关系。师生之间一般要经历“接触、亲近、共鸣、信赖”四个步骤，才能建立起较为亲近的关系。师生之间要加强在思想、情感、兴趣、爱好等方面的双向交流。通过这种交流，可以建立起友好、理解、亲近的心理关系，形成有利于教育教学活动的心理环境。所以，要创造条件，加深师生之间的了解，缩短师生之间心理上的距离，从而建立起真诚的师生关系。综观孔子的育人生涯，他从来没有把教师的地位看得多么神圣。相反，他说“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孔子也从来没有把“师”的地位绝对化，他认为“能者为师”。由于每个人都有长于别人的地方，因此教师的角色不是完全固定的，师生有时也会发生角色转换，从而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心理相容还包括教师要善待后进生，发扬孔子的“恕道”精神。孔子给后人树立了一个良师的形象。《论语·阳货》论述“仁”的含义是“恭、宽、信、敏、惠”，把“宽”放到了第二位，《论语·里仁》也有“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就是说，教师要以宽厚的胸怀，善于与性格、品行、智商有差异的学生，甚至后进生实现心理交融。《论语·述而》提出：“与其沽也，不保其往也。”即在学生犯错误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学生心灵中还有善的一面，不能因为他有缺点就全盘否定，而是着眼发展，既往不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暇豚，陵暴孔子。”子路对孔子不礼貌，但孔子并不计较，而是循循善诱，感化了子路。苏霍姆林斯基也强调，对那些因受家庭乃至社会环境条件不良影响而表现异样的孩子，要以“朋友和志同道合者那样”的态度和方式对他们。那样，才能使他们感到无比的温暖，才能点燃他们追求上进的希望之火。
4、教学相长。教师与学生互切互磋、教学相长，是构建良好师生关系的重要方法。教育教学活动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师生双边互动的过程。在师生共同参与的活动中，师生存在着相互促进、彼此推动的关系。因此，良好的师生关系也是在教学相长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
学生知识技能的掌握、品德修养的提高，不能单靠教师的传递，还要靠学生自己的领悟、体验、修炼。教师的作用只是做学生掌握知识的领路人，提高觉悟的启迪者。教师不应该也不可能代替学生自己的学习与思考。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同时我们还要看到，知识学问是广阔无垠的。一个再好的老师，他的知识往往也存在局限性。正如韩愈所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说明，教师尽管闻道在先，但并非尽知天下之事。因此，教师就需要了解自己的学生，从学生身上汲取营养和智慧。
对于教师，孔子主张“学无常师”，“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可以择善而从之。对于学生，孔子认为“后生可畏”，主张“当仁不让于师”。荀子提出：“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冰。”也体现出教师与学生水乳交融、老师应虚心向后辈学习，学生也会后来居上超过老师的思想。教师要善于根据来自学生反馈的信息，调整教学思路、修正教学方法、完善知识结构，这就进一步促进了教师的提高。
（四）德育与智育的关系
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历来重视德育，在教育教学中始终把德育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论语》强调，“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孟子强调“养吾浩然之气”。《三字经》有“教之道，德为先”的说法。他们所倡导的德育内容主要有：“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尊礼而重信”的文明精神，“天下为公”的奉献精神，“仁者爱人”的博爱精神，“百善孝为先”的伦理精神，“以义制利”的取财有道精神，“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人格精神，“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献身精神等等。儒家倡导的德育体现了传统文化崇高的道德意境和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
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关于智育教学的内容十分宽泛。孔子主张要搏、要广，不能偏颇、单一。学生一般是先从启蒙读物学起，主要是《老子感应篇》、《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朱子家训》、《格言联璧》、《增广贤文》，称“七小经”；再学《四书》、《五经》、《孝经》；再学诸子百家。最后学诸史，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和《资治通鉴》。当然，教学的许多内容同样也包含德育的成分。
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始终强调德育与智育并重，不偏不倚。《论语》谈学习，从不局限于知识的学习。如孔子对弟子按照“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进行教学，即所谓“孔门四科”。显然其教育分科是德智并重的。当然，具体到某个学生身上，则可能德智各有所长短。如《论语·先进》记载，孔门弟子中，德行科最优秀的是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科最优秀的是宰我、子贡；政事科最优秀的是冉有、季路；文学科最优秀的是子游、子夏。而孔子恰恰抓住这些特点，“因材施教”，充分发挥所长，克服所短，取长补短，全面发展。
孟子在论述教育方式时说：“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同材）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淑、艾yi同义，意为拾取，即私下拾取，指不是直接作为学生，而是自己仰慕而私下自学的。这也就是所谓“私淑弟子”）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孟子·尽心上》）显然所谓的“君子之教”，既强调成全品德，又强调培养才能。
《学记》在论述不同年龄阶段要达到的教育目标时提出：“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其中，“离经”、“敬业”、“博习”、“论学”，偏重于学生的学业水平，可视为智育的范畴；而“辨志”、“乐群”、“亲师”、“取友”，则涉及到学生品学修养的各个方面，可视为德育的范畴。可见，《学记》同样不是重智轻德，也不是重德轻智。
从教师的职责看，《师说》指出：“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在教师三个方面的作用中，“传道”是传授儒家之道，主要是“四书”、“五经”，侧重于德育；“受业”，是传授“六艺”等技艺，侧重于智育；而“解惑”则是亦德亦智，既解做人之惑，又解学业之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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