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出版集团地址:烙刻：记忆中的影像

作者：巴义尔


序：铭记与忘却
人不能铭记一切，也不能忘却一切，要该记的记，该忘的忘。至于什么是该记的，什么是该忘的，则是一个复杂的命题。简而言之，只要是有利于我们进步的，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我们都应该铭记；只要是无益于我们进步的，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我们都不妨忘却。该忘的不忘，会使前进增添负担；该记的不记，我们就无法驱除蒙昧，走向文明。而实际的情况是，人的忘性要远远大于记性，尤其善于忘却那些本来能给我们带来丰富经验教训的坏的事情、坏的经历。这便是俗话说的“记吃不记打”。
　　今天的我们尤其健忘，不仅因为我们记性小，忘性大，还因为我们赖以生存的空气中施放了致人健忘、麻木的有害气体。不但儿孙们难以追记爷爷时代的真相，就是一些爷爷，也无视史册扭曲，任凭往事如烟，甚至在行将就木的今天，还把大烟膏当作口香糖来咀嚼。
　　一个健忘的、不允许正常记忆的民族是可怕的，因为他随时有可能重复历史做出任何可怕的事情。
　　《烙刻在记忆中的影像》是一本有趣的书，也是一本修复、维护人们记忆的书。
　　说它有趣，是因为书中收录的这些图片，对于40岁以上的中国人是那样的熟悉亲切，又是那样的遥远依稀，我们手捧这“熟悉遥远”的影像，肯定会获得某种趣味的享受，就像夕阳下的老者路遇了青年时代的恋人。至于青年人，难道他们对爷爷们早年的情人和罗曼史就真的丝毫不感兴趣吗？何况在教科书上他们已经初识了其中的一些。
　　说它修复、维护记忆，是因为本书对“健忘症”会多少有一点缓解效果；对弥漫的致人健忘、麻木的气体会有一点抵御作用。活着的人读完还可把它放在书架上，等待着还未出生的人取下来继续阅读。
　　书名中的“烙刻”有被迫和自愿两层含义。这些影像自然已经深深地烙刻在了故人的记忆中；但我们希望它们继续烙刻在新人的记忆中。只是这新旧两种烙刻的本质意义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必须说明的是，因为淡化、回避了现代人的观点，使得本书不是一册厚重深刻的读物，它只是把这些堪称“中国现代史缩影”的照片罗列在这里，同时提供一些比较真实、鲜为人知的拍摄背景资料。至于这些照片所反映的历史和事件的更深层的真相和意义，只能有待后人来揭示了。扣击记忆的门扇，减缓不该忘却的忘却，留下思想的引子—我们目前只能做到这个程度。
　　作为编者，我首先要感谢这些照片的拍摄者及相关人士对成书无私的帮助，尤其感谢作者巴义尔在工作之余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项“工程”。如果此书还能给读者带来一些阅读乐趣，如果它还有一点现实的、历史的价值，就让我们在回味、铭记这些影像的同时，也稍微留意一下拍摄这些照片的人吧—虽然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并不是什么知名人士，可能也不属于永久铭记的内容。此书得以面世，我们还要感激、铭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按照出版规定对本书的审查、把关。
　　理性地回顾历史，理性地审视现实，理性地思想未来。
　　因为不想让读者以过于轻松愉快的心情读这本书，所以就说了这些有点沉重的话，并代为序。
　　—编者 窦海军
　　

《占领总统府》：一个王朝的终结(1)
占领一个当局的最高府第，就意味着这个当局的末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部队占领了国民党总统蒋介石的老巢，无论此时的老蒋有何种理由，也无法和当年毛泽东离开延安时的战略转移相提并论了。毛泽东兴奋地写了那首著名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这个时刻被电影记录了，也被照相机记录了。这张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照片是谁拍摄的？它是怎么拍的？是在占领当天拍的吗？
　　这是由当时的战地记者邹健东拍的。当时他是新华社华东野战军（三野）前线总分社八兵团分社的摄影记者。这个社刚成立就上前线了，负责人是李扬，摄影记者只有邹健东一个。据说在四个野战军里只有这里有专职摄影记者，提到这一点，邹老很得意。
　　那时候大军南下，已经是势如破竹了。我带着一台缴获来的莱卡相机，还有一盘从《华东画报》讨来的100英尺胶片。开始他们还不给，我说渡江是大事，必须给我！这是我拍照以来胶卷最“富有”的一次。要知道那时没钱买，有了钱还得去敌占区买，很困难。
　　一路上我拍了很多。像《我送亲人过大江》、《百万雄师过大江》等都是这些天拍的。解放军在1949年4月21日就“百万雄师过大江”，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逃往桂林，23日解放了南京。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所以一路上没遇到太大的抵抗，解放军在追击的过程中还歼灭了5个军。
　　我进城时，城里已经打扫干净了，人们高兴得不得了，人人脸上都挂着笑容。我进城是5月4日，和电影队的3个人，还有3个运输员，一共7个人。那几天我在南京街上也拍了一些纪实照片，当时更想去看看总统府，于是就约上当时的采编主任季音和文字记者金雨困一块去了。
　　总统府是什么地方，过去哪能随便去呢？现在是处于解放军的保护下。邹健东怀着激动好奇的心情走进了这个多年来藏于深闺、世人难窥其真实面目，后来在电视、电影中反复出现过的建筑。
　　据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旅游民国—南京”丛书中的《探秘总统府》介绍：
　　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强渡长江成功后，立即向南京作钳形穿插，以形成对国民党统治中枢南京的威胁。23日晚，解放军“三野”在南京江面渡江成功。24日凌晨，“三野”第35军104师312团官兵在师参谋长张绍安率领下，率先进入南京挹江门。很快就与起义警察接上了头，并由他们带路，直向总统府奔去。夜幕下的总统府，三扇大铁门紧闭，前院空空荡荡，早已是人走房空。整个总统府，从前到后，到处飘洒着纸张文件，还不时冒着缕缕青烟。只有几个房间还闪烁着忽明忽暗的灯光。张参谋长、褚宝兴营长等率部抵达总统府后，发现总统府大门虽然是紧闭着，但只是用插销插着，并没有上锁。当部队到大门口时，里面立即就有了反应。很快，就出来了两三个人，很配合地将大门打开。6名战士用力推开了沉重的镂花大铁门，大队人马立即涌入，很快就控制了整个总统府大院，各就各位等候天明。解放军官兵来到了总统府办公楼“子超楼”。官兵们挨个房间巡视,最先到的是二楼蒋介石和李宗仁的办公室。“总统办公室”、“副总统办公室”的木牌还赫然挂着。蒋介石的一张大办公桌上，还端放着一套《曾文正公全集》，台钟、笔插、毛笔、镇纸等等，依次放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台历，上面显示的是：
　　…………
　　东墙上，还是那张蒋介石最为属意的1943年任总统时的着色大幅戎装照片。一切照旧。可见，李宗仁当代总统时，还挺“规矩”，并没有进蒋介石的总统办公室“取而代之”，而仍然在蒋介石对面的副总统办公室“办公”。这一点，李宗仁还是有数的。张参谋长在秘书室一堆零乱的文件中，顺手捡出几张纸一看，竟然是蒋介石为庆祝“徐蚌会战”大捷的嘉奖令。战士们一起凑过来，引起一片会心的哄笑。
　　据邹健东回忆，他拍摄这幅照片是在5月初。为什么不是在4月24日解放军占领总统府的那一瞬间？一是因为那时邹健东还没有进城，二来也许他的想法还没成熟。看了总统府之后，邹健东的心情比进了南京城时还激动，这个昔日高深莫测的豪华府第，如今却在解放军战士的脚下，这个对比是多么的强烈！于是他就想到了要把这个时刻记录下来，即使过了时间也没关系。他找到了守卫在这里的连指导员说明了自己来意，指导员说这事要请示。
　　几天后，邹健东高兴地拉上新华社的文字记者金雨困一块又来到了总统府。那天天气好极了，上午10点左右，邹健东把战士们请到了楼上，在照片上看来那么“高大雄伟”的“总统府”，竟然只有两层楼高。战士们兴高采烈地登上了楼，挎着枪，全体唱着歌，情绪十分高涨。从画面上看，靠近旗杆的一个战士在指挥唱歌，战士们的影子倒映在楼顶上，使画面十分活泼，那刀剑般的影子和战士们手中的钢枪相呼应，“总统府”三个字在战士的身后依稀可见，旗杆上的国民党旗子早已不见，倾斜的建筑线条和电线的斜线使本来不稳的画面得到了平衡。
　　我是用莱卡相机拍的，拍了四五张，再往后退就是街边的墙了。那楼上大概上了两个排的兵，知道要照相，他们很开心啊。拍完后我就到“中央社”—国民党的通讯社去冲胶卷。当时“中央社”都没人了，只有一个搞暗房的还在。我把胶卷冲了，放大后一看效果不错。上海解放后我才拿到《华东画报》去发表。现在底片可能在解放军画报社或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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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总统府》：一个王朝的终结(2)
这幅照片的寓意性实在无可替代。尽管它是在解放军占领后好几天才拍的，但照片的基本事实毋庸质疑，而且它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的总统府”这样一个极具象征性的瞬间。这也是作品长久以来被人们称道和它屡屡被收入中国革命史、中国军事史、中国新闻史、中国摄影史的原因所在。
　　又据《探秘总统府》介绍，1949年4月24日解放军占领总统府后，于当天就开始对总统府中的物品进行清理。除了在各个办公室整理国民党来不及带走的文件、家具外，还在总统府的各个地点清理各类物资。总统府前院的西侧的车库中，停放着崭新的雪佛莱、福特、别克轿车各一辆。后院车库中，发现美式中吉普一辆，基姆西卡车一辆，汽油170加仑。在总统府图书馆中，还清点出全套的《国民政府公报》和《总统府公报》。在餐厅中，还发现了大量珍贵的景德镇青瓷餐具。这就是1930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专门在江西景德镇订制的那批瓷器，人称“国府御瓷”。最令人称奇的是，在“子超楼”蒋介石的总统办公室中，居然发现了一对曾国藩的鸡血石章，一对翡翠石章，两串清代的朝珠，一套线装雕刻版《曾文正公全集》。为何在这里会出现这些珍贵的清代物品呢？接近蒋介石的人都清楚，蒋介石对清朝重臣曾国藩一向推崇备至，以至达到顶礼膜拜的程度，对曾氏的物品当然是情有独钟。蒋介石“引退”，是1月20日前后，蒋介石满以为这次离开南京，也只是几个月的工夫，按照以往“下野”的经验，重登总统宝座只是时间问题，所以并没有将这几件珍贵的东西带走。可蒋介石没想到，这一去就不复返了。在“子超楼”中，还遗留有一大批极其珍贵的古玩瓷器，如玉扳指一只，黄地绿龙瓷盘一对，景泰蓝铜瓶一对，五彩花瓷瓶、花瓷盘各一只，嵌石屏风一座……这些珍贵的物品，都是中国文物中的极品，价值连城。由于南京出现的真空时间较短，估计只有不到一天的时间，加上总统府的大门关得比较紧，还有几个老仆役守着院子，所以没有遭到抢劫。
　　现在这里已经被改名为“中国近代史博物馆”了。在这里经常举办关于“解放”的展览，其中就有邹健东的许多摄影作品，包括《百万雄师过大江》、《我送亲人过大江》、《占领总统府》（又名《天翻地覆慨而慷》）等几十幅。
　　“在国民党垮台的地方拍的照片，又在这里举办了时间长达一年半的《渡江解放南京的历史瞬间—邹健东摄影展》，这是我最高兴的事儿了。”邹老拿着展览的宣传册自豪地说。
　　

《开国大典》：照片辉煌的背后(1)
《开国大典》这张照片拍的就是开国大典，就是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
　　《开国大典》的照片随着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陈正青的名字也被刻在了摄影史和新闻史上，人们看到《开国大典》，就想到了陈正青，尽管那时不止一个人在拍，但通过新华社发向全国全世界的名为《开国大典》的照片就是陈正青的。然而照片的作者没有照片那么辉煌，作为这样一位优秀的摄影记者、前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陈正青在1966年“文革”初期就和妻子含冤自杀，留下了四个孩子，最大的只有19岁。这四个孩子在恐惧中一夜之间变成了孤儿。
　　陈正青1936年从上海放弃了大学生活，投奔了革命圣地延安，1949年亲眼看到了新中国的诞生，1966年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走完了他49岁的生涯，留下了无尽的遗憾。时光飞逝，人们似乎要忘记了一些历史的细节，而另一个声音在说，不能忘记历史！
　　我们找到了那四个孤儿中的女孩陈平，听她追忆心中的父亲：
　　1966年，我才14岁。那一段时间，我曾见过我父亲在撕照片，撕的什么我不知，后来听说有人告他“反动”，理由是他整理照片时按年代排列把蒋介石的照片排在了毛主席的前面。8月的一天，我从外面回来，邻居家的女孩告诉我：你们家被抄了。几乎是同时，我也看到了有几个人在抬东西，原来那是我家的五斗橱里的两个抽屉，里面装满了我们家的东西，爸爸神色不安地被那些抄家的人带走了。进屋一看，地上有一尺多厚的书和其他东西，就像电影里的那样，一片狼藉。我只是哭，不知该怎么办。晚上爸爸回来了。家里一片紧张空气。爸爸妈妈到了很晚还没睡，两个哥哥在住校，原来有的保姆也被赶走了，我和弟弟早就睡了。大概是夜里12点，妈妈叫我起来，把他们俩的手表、存折、粮票等东西，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了一些话，大意是你们今后生活要靠自己……一块交给了我，我只管哭着说：我什么也不要！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醒来时天早亮了，我奇怪爸爸妈妈的房间还关着门，平时他们早就起来了。透过玻璃后面的纱帘能看到他们还在床上，但门打不开。我就叫来邻居家的比我大的孩子们，他们把玻璃打碎后开了门，但发现爸爸已经没气了，妈妈还在打呼噜，但叫不醒。我看到床上有张纸条，大概是遗书之类的。不知谁叫来了摄影部的人，来了个后开门的吉普车，把爸爸妈妈放在两边的长椅上，盖上毛巾被就走了。那张纸条也不见了。这就是我看到的最后一幕，从那以后再也没看到我的父亲母亲。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兄妹四人成了孤儿。那天是1966年8月27日。
　　一夜之间，四个孩子的天塌了。除了恐惧，孩子们没有任何招数能面对这样的打击。陈正青是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兼研究室主任，妻子何慧是摄影部资料组组长，她还曾任摄影部国际组组长，俩人都是秀才，尤其是何慧在延安时一口流利的英语让许多人吃惊。她是个大家闺秀，一向做事认真，为人诚实。陈正青更是家境殷实。他父亲陈仲经曾是国民党的行政院考诠部次长，陈正青从小就叛逆了家庭，把原名陈为勋改为陈正青，似有“正本清源”之意。他从上海大同大学毕业经西安奔向延安。从这一点看，陈的选择是认真的，是一种理想的追求，而非生活所迫。但同时，他的知识分子身份也给他日后的生活带来了某种不便，甚至是灭顶之灾。
　　早在“三反”、“五反”运动时，陈就被抓成“老虎”（把这两种人叫老虎），组织批判他，揭发他。罪名只是一些多借相机之类的。最终把他从行政11级降为12级。自杀的那天，白天开了批斗会，家门口也贴上了标语：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国民党训政老爷……这也许是针对他工作中比较认真，有时会批评人，管得严点。那天开着卡车，抄了好几家，从我们家拿走了一些衣服，还有什么我不知了。本来我父亲就很自觉了，那时让腾房子，我们那时住4间房子，结果响应号召给腾了一间，那间房子成了仓库，我哥哥经常偷着进去玩，把里面的沙发跳破了。这下母亲生气了，自己掏钱赔了，回头来批评我们，说公家的东西不能损坏。我们吓得去捡了许多碎玻璃卖了两角钱，交给妈妈，妈妈说碎玻璃也是公家的，要交公，把这两角钱交了。这事给我们的印象太深刻了，至今不忘。也懂得了做人的道理。
　　新华社给我们四个孩子每人每月12元，这点钱不如我爸爸月工资的三分之一，生活一下子掉进了深渊。家里的东西都被偷走了，手表、存折、衣服都没了，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直到1968年和1969年，我们四个都下乡插队，分赴内蒙古、吉林、山西等地。下乡前让我们腾房，把三间变成了一间，就这一间也住上了人。走了以后我们连房子都没了，真正的无家可归了。到了1976年以后，我们才陆续回来。四个人里有三个被安排在新华社工作。给我父母亲平了反，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我被安排到摄影部的车间里工作，有一天一位师傅跟我说，你们家有钢琴啊。我奇怪他怎么知道，后来一聊才知道，他就是抄家者之一。后来我还听说，本来我妈妈是有呼吸的，但到了医院要抢救，摄影部有人说这是黑帮，不要抢救。整整一个星期后我妈妈才去世。
　　

《开国大典》：照片辉煌的背后(2)
《开国大典》被无数报刊采用，那个令人激动的时刻深深地印在了中国人的心里。本来天安门城楼并不稀奇，但是自从它成了开国大典的场所以后，就出了名。毛主席后来也无数次登了天安门城楼，但这第一次是永远无法代替的。这张照片的得来也是不易的，据中国照片档案馆副馆长蔡毅回忆：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大会下设新闻摄影科，由华北军区政治部华北画报社、中央电影管理局北平电影制片厂照相科、东北局东北画报社选调干部承担此次报道任务。参加会场摄影的有吴群、陈正青、侯波、林杨、杨振亚、孟昭瑞6人，吴群任科长。
　　吴群说：在这次会议的现场摄影采访中，起作用最大、完成任务最好的要数陈正青同志。32岁的陈正青在当时摄影科诸人中年纪最大，参加革命和入党最早，摄影艺术水平较高，工作活动能力较强，所以大家公推他担任这次会议的摄影主力，让他充分发挥专长，在现场下功夫多拍主要人物的活动及重要的场面、生动的情景。这次会议摄影科总计选编发稿7次，发出175张照片，陈正青的就占56幅，几乎占三分之一。特别是中国人民的敬爱领袖毛泽东同志主持大会、在会场内外的一些重要活动形象，他取景最认真，拍得最多，最好。据一些老同志回忆，仅毛泽东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的镜头，陈正青就拍了135整整一卷。其中这幅是使用次数最多、流传最广的。
　　据资料显示，这次会议的所有摄影师共拍了16000张照片，其中只有童小鹏（后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拍了一张彩色的。能够上城楼的只有陈正青、侯波、杨振亚三人，林杨当时在飞机上，没有拍成地面的场景，杨振亚拍了游行队伍和阅兵场面。
　　事后，编辑出版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摄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纪念刊》、《“新中国画库”第一种—开国大典》摄影集，另外还有一本《华北画报》编的专题画报，封面就是陈正青的《开国大典》。
　　对于父亲的作品，陈平表示，那是一种光荣，也是一种责任。放在谁的身上，也会努力地去完成任务。本来能被派上去就是一种选择，能够去的人一定是政治上可靠，技术上过硬。那时候有照相机的人就不多，所以压力也大。陈平说：
　　我们非常爱我们的父母亲，过早地失去他们是不幸的，但我们没有消沉堕落，如今我们都生活得很好，父亲的照片能够被人们记住，对国家有用，这是我们最大的荣幸。
　　提到开国大典，就要提侯波。因为当时只有他们三个人能上城楼，据侯波回忆，杨振亚本来是安排在城楼上的，但他临时下去拿东西，结果上来时已经开始了。陈正青作为记者是要发稿的，而侯波是中南海摄影科科长，没有发稿任务，要留资料。1988年，作为中国领导人身边的摄影师，徐肖冰、侯波夫妇共同举办了摄影展览，侯波的开国大典照片第一次与观众见面，人们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的照片。内容虽一样，但角度不同。能够亲临现场的人们已经不多，作为当时在场、如今健在的摄影家，侯波的感受更直接一些。
　　那天一早我就到了天安门，事先我已经来看过地方了，这么大的事儿，我又激动又紧张，根本顾不上看下面的游行和阅兵那些热闹的场面。早晨不到10点我就去了，实际上下午3点才开始，为了能拍好这次大典，上级从《华北画报》、《东北画报》、北平电影制片厂照相科选派了多名政治可靠、技术过硬的记者和摄影师。能够上城楼的有陈正青、杨振亚和我，其他在广场上的有吴群、林杨、孟昭瑞等，总共有30名摄影记者在拍。那时我才25岁，没见过这么大的场面，新中国的诞生本身就让人兴奋，但我还是在30万人的欢呼声中按下了一张又一张。我用的是德国的禄莱相机，阿克发胶卷，印象中我拍了不到10卷。本来还有杨振亚，他临时忘了点什么，就下楼去拿，结果上来时已经开始，他没拍到毛主席正在讲话的镜头。
　　这样说来，能够拍到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宣读的镜头只有陈正青和侯波了。巧的是，侯波的丈夫、著名摄影家徐肖冰这时也在天安门上拍，但他是作为电影队的领队在忙乎，另一支电影队由吴本立率领。同时还有苏联派来的导演、摄影队，要借此机会拍两部电影：《解放了的中国》、《中国人民的胜利》。那时苏联是老大哥，不仅装备好，还有彩色片，而中国人连导演、灯光、摄影都要跟人学。画面上能看到的几个话筒大多是苏联的。
　　这一天，获得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兴高采烈，街上的红布白布早都卖光了，人们自己做红旗，广场上人声鼎沸，天上飞机隆隆，地上坦克轰鸣，周围礼炮作响，城楼上频频招手。这边毛主席宣布新中国成立，那边朱总司令宣布要消灭一切残余的反动派。好不壮观，好生豪迈！
　　后来，画家董希文画了著名的油画《开国大典》，却是历经磨难，一会儿要把高岗涂掉，一会儿又要把刘少奇涂掉……桩桩都是故事。开国大典的播音工作由齐越和丁一岚承担，他们都是著名的播音员，那次还创造了一个新词：实况转播。
　　有意思的是，天安门在此前并不太出名，自从在天安门阅兵后，随着新中国邮票上有了天安门之后，它才渐渐出名，成为象征红色中国的城门楼。
　　

上甘岭的照片，上甘岭的故事(1)
即使对战争史毫无了解的中国人，也会因为电影《上甘岭》及那首插曲《我的祖国》而知道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上甘岭战役”。电影固然好看，但它终究是后来的艺术作品，而不是现场的真实纪录。了解这个战役的人可能会说：“那个年代、那样惨烈的战斗，不可能顾得上照相之类的事儿。”事实上，在英雄的上甘岭志愿军战士中，就真的还有战地摄影记者，其中一位就是高亚雄。
　　我当时是15军（军长是秦基伟）45师（师长是崔建功）的摄影员，那时每个师都有专职摄影员。那时不叫记者。上甘岭战斗中我也在坑道里，在总共43天的战斗里，我近20天在前沿阵地。坑道里被炸得一直在掉土，没有任何亮光，空气混浊。毒气、凝固汽油弹、火焰喷射器、炸药包……敌人什么武器都用上了。坑道里大小便不能及时处理，烈士的遗体不能及时掩埋，硝烟味、硫磺味、血腥味、屎尿味弥漫在坑道里，让人窒息。坑道里最缺的是水，干粮—压缩饼干根本就咽不下去。有的时候甚至要喝尿，但是没水喝，尿也很少啊……
　　下面，让我们读着这幅珍贵的照片，再听一遍上甘岭的故事吧。
　　一份关于秦基伟将军的回忆录里这样描述上甘岭战斗：1952年的朝鲜战场，中朝部队接连取胜，但美军不想在谈判桌前丢面子，并想在战场上赢得更多的谈判筹码，于是就形成边谈边打、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的局面。到了10月，美军蛮横地单方面中止了谈判，美方首席谈判代表哈里逊叫喊：“让枪炮来说话吧!”接下来便开始了他们的“金化攻势”。当时的五圣山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它是朝鲜东海岸到西海岸的连接点，控制着金化、铁原和平康三角地带，是朝鲜中部平原的天然屏障。如果志愿军占有它，就可俯瞰敌人纵深，直接威胁“联合国军”的金化防线，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倘若“联合国军”夺取了五圣山，就等于从中部突破了志愿军防线，进而危及整个北朝鲜战线。而不足平方公里的上甘岭，又是控制五圣山命脉的高地。所谓的“金化攻势”的要点，就是拿下上甘岭，突破五圣山防线。
　　当时中朝军队已经转入战略防御，并在上甘岭地区构筑防御工事近一年的时间。美军第八集团军总司令范佛里特原计划只用两个营的兵力，5天时间，伤亡200人便可拿下上甘岭。
　　1952年10月14日凌晨3时30分，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通过美联社驻汉城记者向全世界宣布：“金化攻势开始了(指上甘岭攻势)!”半个小时后，美第八集团军第7师和配属的韩2师的16个炮兵营的300门大炮、40架飞机和120辆坦克，向上甘岭和两个高地发射炮弹30余万发，投炸弹500枚。我军表面工事几乎全部被毁。这一天，45师135团歼敌1900余人，击毁坦克3辆、缴获坦克1辆，自己也伤亡500余人。
　　高亚雄回忆：
　　我也随部队上了前线。我虽然是摄影员，但是在那样的条件下也很难拍到好照片。大部分战斗是在夜间进行的，我只有在白天反击的时候才能拍。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就是在一次白天的反击中拍的，而且只拍了一张就又回到坑道里。照片上的战士我都不认识了，因为伤亡太大，为了保持部队的番号就不断地补充人员，连队不断地在重组，只知道是45师的。
　　高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终因敌强我弱，弹药供应不上，志愿军被迫转入坑道，坚持斗争。坑道战比阵地战更艰难。敌人利用有利地形对15军坑道采取筑垒封锁、石土堵塞、轰炸爆破、断绝水源、施放毒剂和烟熏等毒辣手段，妄图消灭坑道中的志愿军。
　　坑道战是艰苦的。许多坑道每人每天只能吃到半块饼干，许多人喝不到一滴水，只好用互相喝尿来解除难忍的干渴，官兵们还戏称为“光荣茶”。战士们把饼干放入嘴里能把舌头割破，人丹放在嘴里竟化不了。由于医疗条件差，许多伤员牺牲在坑道中。有一个坑道，10多名战士直到饿死，还端着冲锋枪守在坑道口。
　　“谁能送进坑道一个苹果，就给谁立二等功!”这是上甘岭战役坚持坑道战阶段的立功标准。两个高地的各个坑道，距五圣山主峰最近的地方500米，最远也不过1000多米，但要通过10道封锁线。即使到了坑道口，要进去也很难，每走一步，都可能流血牺牲。派去一个班，活着进坑道的只有三分之一，为送一壶水，甚至要付出几条生命。
　　十五军后勤部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组织机关和部队靠“匍匐运输”、“接力运输”等方式，将3万发迫击炮弹和大量食品、物资送入坑道。整个上甘岭战役运输人员伤亡就达1700余人，占我军整个伤亡人数的14％。秦基伟曾对尤继贤说：“打罢上甘岭，给后勤记头功。”
　　坑道里挤满了战斗员、伤员和烈士的遗体。硝烟、血腥混合在一起。粮没了、水没了、药也没了……双方已经都很难坚持了，这时就看谁能沉住气了。为了掌握情况，志愿军决定抓俘虏。通过审讯俘虏，秦基伟心中有了数。他在日记中写道：“敌人两个师已有半数以上死伤，按美军(每个)师万人，伪军(南朝鲜)万人，合计3万人。现在能够参与战斗的不到1万人，敌人为争夺我们两个连的阵地，用了两万人的死伤，而阵地仍然夺不去。我想，敌人是不愿意这样来拼消耗的，美军不是缺钢铁而是缺少人力……”据此他决定开始筹备反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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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甘岭的照片，上甘岭的故事(2)
11月11日15时45分，志愿军的榴弹炮、火箭炮、迫击炮、山炮、野炮，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敌军倾泻。秦基伟指示炮兵要巧妙地运用火炮的威力：15时45分炮火进行第一次急袭后，停歇5分钟，再急袭5分钟，然后假意发出步兵攻击信号，但并不冲锋，把敌人引诱到前沿工事后，才使用火箭炮覆盖，几十门榴弹炮也一起轰击。这几次急射，1万多发炮弹铺天盖地落到敌人阵地，高地北山一片火海，地堡飞上了天，铁丝网被炸断，敌人的尸首四处飞扬。
　　战斗共持续了43天，双方共投入了10多万兵力。原本是个局部规模战斗，竟发展成了一个著名的战役。战斗中，“联合国军”向上甘岭两个小小的山头共倾泻了190万发炮弹和5000枚炸弹。最多的一天高达30万发炮弹，平均每秒钟就达6发，每平方米的土地上就有76枚炸弹爆炸。上甘岭的上空，差不多每天都是硝烟缭绕，犹如阴云。随手抓一把沙土，就有一半是铁屑、弹壳。整个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先后打退敌人900次的进攻。“联合国军”伤亡25498人，伤亡率在40％以上；同时还有300架飞机被击落击伤；坦克40辆，大口径炮61门被击毁。志愿军伤亡11529人，伤亡率在20％以上。这样的伤亡率和日平均伤亡数，对美国人来说是个极其可怕的数字，因为美国认为伤亡率最高的太平洋战争中的硫磺岛战役，也只有％。就这样，敌人所谓的“一年来最强大的攻势”，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消息传到北京，全国人民沸腾了。12月16日，毛泽东发表论朝鲜战争局势及其特点的讲话，高度评价了上甘岭战役。1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庆祝上甘岭前线我军的伟大胜利》的社论，把庆祝上甘岭胜利的活动推向了高潮。
　　谈到拍摄，高亚雄说：
　　上甘岭是个朝鲜的小村子，就是两个小山头。我有一个从解放战争时期缴获的莱卡3型相机，还有一盘阿克发黑白片—那还是在国内战场上我们的战士缴获的两盘胶卷之一。另一盘战士们不知是什么，就给打开了，全曝光了。整个战斗期间我就拍了100多张底片。那时也没有意识要多拍之类的。上战场时我还有手枪，加上照相机，是个“双枪手”。我和另一个搞摄影的两个人在坑道里共享一个炮弹箱，在这上可以蹲坐—坑道里空间很小，有时挤得像过节时的火车厢。不冲锋的时候我就在坑道里拍，那时坑道里黑黑的，还没有闪光灯，只有镁光粉。用火柴一点就“扑”的一声，还有白烟，很呛。尽管这样，战士们还是很愿意照相。他们说，照吧，呛就呛点吧。开始我用B门，打开相机，然后点燃镁光粉。镁光粉也不多，我们就把美国人扔的没炸的那些照明弹捡回来，把其中的镁光粉倒出来，用军用电池连在照相机上，电池又连在镁光粉上，这里按快门，那里镁光粉就着了。这土办法挺好。
　　有一次我和那个搞摄影的一块走，半路上那位说要方便一下，我们就找了个隐蔽的地方，正在方便时，敌人的炮弹就铺天盖地的把我们刚才的路炸了个稀烂，我们庆幸自己命大。
　　我在朝鲜受了两次伤，一次是炮弹片打到眼睛旁边，还有一次是打到腿上。另一个宣传队的副队长乔松亭也和我一样被打到了眼睛旁边，他牺牲了。拍完了我就把底片交给了通讯员，由他交给军里，冲洗后由他们负责发稿。上甘岭战斗时我才19岁，许多战友很年轻就牺牲了。战士们经常在坑道里说，“活到20岁就够本了！”可见伤亡有多大！像黄继光那个连队，就打得剩了5个人。炮弹一来，一下子几个连队就没了。我能活着就不错了，幸存的老战友如今还经常联系，战场上的感情是最真挚可靠的。我们的师长今年去世了，他最后升为中将。
　　上甘岭的照片总共用了20多张，照片都在哪里发的我也不知道，反正发了不少。有一次我接到了700多元稿费，而那时我的工资才21元！后来这些底片在哪里我也不是十分清楚，有些可能在军事博物馆，有些可能在解放军画报社。朝鲜战争之后我们出版了一本画册，里面也用了我的不少照片。
　　今天看来，那个场面应该是能出很多好照片的。有一个战士叫王仕佑，他带着另外两个战士一直在坑道里、战壕里穿梭着打，先后消灭了几百个敌人！回来时浑身是土和血，什么也听不见—耳朵早被震聋了!那形象多感人啊，可惜我就没想起来拍，只拍了他在坑道里给祖国人民在写信的镜头。假如有现在这样的技术和观念，那我一定会拍很多照片的。这是我最大的遗憾，是“时代性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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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胜利：《欢送志愿军回国》
反映抗美援朝的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多年被选入课本，电影《上甘岭》更是家喻户晓。那些英雄人物、英雄故事及相关的艺术品之所以魅力出众，除了事件本身的吸引力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作品可以在事后比较从容地创作，可以修改，可以发挥集体的力量。而摄影作品则不行，百分之一秒的瞬间，一切就基本上都已经决定了。这是新闻摄影有别于其他新闻形式、艺术形式的一大特点，是摄影独有的难度，与绘画、电影、电视相比，照片的独特魅力也由此而生。
　　吕厚民的作品《欢送志愿军回国》就是一幅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终结作品。它已经成为了一个符号，与一战二战的那些经典照片一样，成为不可重复、不可替代的新闻摄影经典之作。由于朝鲜战争是二战后由美国等西方国家发起、旨在对抗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而应战的有中国、朝鲜等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甚至还有一些苏联军人秘密参战。从某种意义上讲，后者取胜，就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胜利。《欢送志愿军回国》的热烈场面所传达的更深一层的信息，便是“我们胜利了”！
　　这张照片是1958年9月拍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最后一批回国的队伍。当时是在朝鲜东部的咸兴北道沙里院，志愿军的队伍行走在刚刚修复的城市里，这已经是朝鲜战争停战后的第5个年头了。
　　我那年随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赴朝鲜，一天上午到了沙里院志愿军的驻地时，那里已经有很多朝鲜群众和人民军战士在和志愿军们握手拥抱，好多人都满面热泪，那场面实在感人。我也受感染，拍了不少，但总觉得没把那种气氛表现出来。当时人挤人，根本没工夫去考虑，到了跟前又太近，那时也没有广角头，后来我就想找个高处。突然一看，路边有辆吉普车，经过车主的同意，我就立刻跳到车盖上，可以说那是惟一的高角度了，正好能拍到欢呼的大场面。被抬起的是志愿军军官，下面都是朝鲜人民军战士。人们喊着：“中朝人民友谊万岁！打倒美帝国主义！”刚拍了几张，朝鲜人民军发现我了，于是把我当成目标了，也把我当成一个中国英雄抬了起来，欢呼着，我很激动，但却拍不成照片了！
　　队伍一直走着，高角度也没了，但我庆幸自己拍到了最激动人心的场面，那是中朝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啊！我用的是禄莱相机，伊尔福黑白卷。不久由中国摄影学会和新华社分别送到国外展览，1959年获莫斯科国际摄影比赛金奖，1961年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国际摄影比赛银奖，1963年获古巴国际摄影比赛一等奖。在国内外的各种报纸杂志画册上刊登的就多了。
　　在古巴获奖以后，有人通知我说古巴那边邀请我去，我当时正在毛主席身边当专职摄影记者，必须请示。我们正好在杭州，这件事汪东兴同志向毛主席请示，汪又问了我想去否，我说想去。结果没想到主席批了，我就这样经过最高领袖批准得以第二次出国。那次去古巴连拍带看走了一个月。回来后第二年在北京办了个访问古巴后的摄影展。
　　法国摄影大师布列松讲：“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件事里都有一个决定性的瞬间。这个时刻来临时，环境中的元素会排列成最具意义的几何形态，而这个形态也最能显示这桩事件的完整面貌。”无疑，这幅作品就是抓住了“决定性的瞬间”。历史就这样被凝固了。后来虽然还有许多关于朝鲜战争的照片，但表现中朝人民的友谊、中朝军队的兄弟般的关系，就只有这幅作品最有代表性了。
　　惟一可惜的是，笔者没有找到画面中的人物如今安在，如果画中的主人看到这幅照片，一定会激动无比，时时想到那难忘的一刻。我们曾试图寻找，惟一的线索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最后一批回国者”，但短时间内难以办到。我想，那些人物若在，应该是70岁以上的老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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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照片，一桩姻缘(1)
毛主席没想到，韶山的那些少先队员们也没想到，拍摄这幅作品的侯波也没想到，这样一幅作品成就了一桩奇特有趣的婚姻。紧紧依偎在毛主席身边的一对男女少先队员后来竟成了夫妻。
　　1959年6月，毛主席回到了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其中一项活动是参观韶山的学校，师生们自是满心欢喜。就在这满是喜气洋洋的时刻，少先队员们向伟大领袖献上了鲜花和红领巾，作为毛泽东身边的专职摄影师侯波早已把这灿烂的景象收入镜中。照片的形式堪称完美—构图充实，人物位置恰当，所有人物的表情都在最好的状态……
　　这幅照片的大量印刷品随即出现在全国各地，挂到了千家万户的墙上，进入了学生课本，进入了几十年来能进入的各种媒介。它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欢乐、质朴、朝气、美好，领袖为中心。
　　照片上紧靠主席的男孩蒋含宇、女孩彭淑清在1963年分别考上大学并在1971年结为伉俪，婚姻将他们这幸福的时刻永久地延伸了下来。几十年来他们还到各地演讲，办收藏展，讲述领袖，讲述革命，讲述美好的人生，把这幸福的时刻又最大限度地扩展到全国各地，直引得无数男女好生羡慕！
　　现在蒋含宇、彭淑清夫妇回忆起来仍是激情满腔。
　　我们就出生在毛主席的故乡韶山。那年毛主席的到来，给韶山带来了“真正的节日”。6月25日下午，学校少先队辅导员把我们俩叫到大队部说，明天有重要的首长来我们学校，经研究，决定由你们俩代表韶山少年向首长献花、赠送红领巾。根据种种迹象我们已经猜到是毛主席要来了，这是多么不寻常的任务啊！我们俩想什么花最香，什么型号的红领巾合适，动作怎样才算熟练，因为自己戴领巾是顺手，给别人戴是反手。全校700多名学生，只有我们俩才有这个光荣，我们兴奋得几乎一夜没睡。
　　26日早晨7点多钟，毛主席就来了。有同学喊:毛主席来了！我们怕花蔫了，头一天就没摘，一听到喊声，赶快到校园花圃摘了花飞跑到主席面前，敬了个礼，把花献给了毛主席。主席接过花闻了闻，问我们:你们几岁？我们回答：14岁，上初二。毛主席接着说：要努力学习，争取做个好学生。我们点着头，激动得直流眼泪。
　　欢呼的人群不断簇拥着主席向前走，进到校园里，毛主席不断地问这问那，气氛十分热烈，毛主席从小学部到操场，听完校领导汇报后到了中学部，辅导员示意让我在这儿先向毛主席献红领巾，然后合影留念。这时蒋含宇走到主席面前踮着脚尖把红领巾系上，主席问：你真的把红领巾送给我了？含宇点了点头。主席说，那我就把红领巾带到北京了，我现在又年轻了，变成少先队员了。大家都笑了，那样开心，那样爽朗。侯波就在这个时候拍下了这张不朽的名作。
　　时间过得真快。10点多钟了，警卫员告诉毛主席说该吃早饭了，毛主席说：他要我回去吃饭，你们同意不同意啊？大家依依不舍地说：同意！毛主席缓缓地走向大门，全校师生目送着毛主席，高唱《东方红》，高喊“毛主席万岁”、“毛爷爷，再见！”
　　没多久，我们就得到了这张珍贵的照片。后来我们有了一张翻拍的底片，但是同学们总要，我们就不断地洗，直到把底片都洗坏了，很可惜。40多年来，这次幸福的会见激励着我们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并一直是我们力量和勇气的源泉。我们俩后来一起上了高中，1963年含宇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我上了北京石油学院炼油机械系。大学四年级时我们相恋了，是共同的经历给了我们共同的信念和追求。1968年我们毕业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我们选择了辽宁农村和企业。1971年我们就在辽宁凌源县结了婚，花了40多元钱。从毕业到结婚，4年间我们只见了3次面。后来我们又响应党的号召，到了江汉油田参加石油大会战，80年代又到江西参加建设炼油厂。
　　蒋含宇彭淑清夫妇从没把见到毛主席的经历当作一种资本来换取自己的好处，而是处处以此为动力，为鞭策，在平凡的岗位上勤勤恳恳。至今，彭淑清一直在九江石化总厂从事设计、审核工作，是高级工程师；蒋含宇任江西省石油总公司党委副书记，如今都已退休了。这些年来，他们从大学校园到辽宁到湖北再到江西，除了几个柳条包和十几箱书之外，最为珍贵的陪伴就是那张照片了。是这次机会使他们从青梅竹马的友情上升到了爱情，而几十年了，他们认为只有踏踏实实地做人，才是对毛主席他老人家最好的报答，一辈子不给主席丢脸。
　　或许这幅照片太出名了，这个故事也太美好了。几十年来，夫妇俩应邀作了许多次报告，到各地演讲，收到了2000多封信函，同时也收到各地寄来的纪念毛泽东主席的书法、绘画、诗词、著作等作品共1000多件，为此，他们还于2000年、2003年、2004年在南昌、长沙、福州等地举办了四次大型收藏展。每每见到有关毛主席的书籍或纪念品时他们都要买，如今收藏量已经很可观了。
　　照片已经把要说的话都说了，似乎没什么可评价的了，但诗人们还意犹未尽。仅摘几段借以抒情：
　　毛泽东：《七律·到韶山》
　　别梦依稀咒逝川，
　　故园三十二年前。
　　

一幅照片，一桩姻缘(2)
红旗卷起农奴戟，
　　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
　　臧克家：《毛主席戴上了红领巾》
　　毛主席戴上了红领巾，
　　少先队里高大的人，
　　笑的风要把人身撼动，
　　纸面上仿佛听出了声音。
　　…………
　　毛主席戴上了红领巾，
　　千言万语笑里寻，
　　这笑就像对少年们说：
　　世界属于你们也属于我们。
　　这次访问的波动是如此之大，不仅诗人们大发诗兴，后来作家周立波还写了一篇散文《韶山的节日》。这篇散文后来被“四人帮”批了好几年。文中提到的罗瑞卿也被整，直到“文革”结束。理由是文中提到了毛泽东的前妻杨开慧，这就犯了江青的大忌。周立波描述道：
　　1959年6月25日晚，毛泽东同志在罗瑞卿同志和其他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了自己的故乡湖南湘潭韶山冲。这一天成了这个山冲的真正的节日。大家站在韶山招待所门前那块细沙地坪里，用欢呼、拍手和男女朴质恳切的笑谈来迎接自己的亲人。第二天，毛主席起来后洗完脸就往外走，也没说去哪里，罗瑞卿等人就跟在后面。主席到了山顶，在一个长满茅草的小坟前面停住了，大家看了墓碑，才知道小坟是领袖父亲和母亲的合葬墓。事先大家都不知道毛泽东同志要到这里来，连纸花也没带一朵。幸亏有位青年同志头脑还算灵活，他在近边折了一些松枝，用野草捆成一束，交给主席，毛主席从容地献到坟前，在肃穆的空气里鞠了一躬，大家也鞠了一躬。到达山下，毛泽东同志随即去视察韶山学校。
　　学生们从各个角落各个课堂一群群涌出，欢呼、拍手，把老人家团团围住。宾主都笑得那么开怀，那样尽兴。戴着红领巾，毛主席被孩子们的笑脸簇拥着，照了一个像。
　　侯波那次跟着主席拍了不少照片。有主席给父母上坟的，有去学校的，有参观工厂的，当时拍的就是黑白片，但后来有人给上了色，于是照片上的笑容显得更加灿烂了。侯波回忆道：
　　1959年6月，毛泽东主席回到了阔别32年的家乡—湖南省湘潭市韶山冲。毛泽东是伟人，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他对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他参加革命后，一直未回过故乡。他这次回韶山，自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他的归来，使韶山冲沸腾了。
　　乡亲们盼来了亲人，韶山的山也乐、水也乐，人们像过节一样热闹。毛泽东到韶山的头一天天色已晚，第二天5点钟他就从住地出来，上了一个小山顶，拜谒了父母亲的坟。下山路上，就看到了故居前已经是人山人海。
　　毛泽东下山后先到老邻居家，他向这家主人问过好，递给男主人一支烟，谈起家常。他出门多年乡音未改，倍感亲切，屋内传出阵阵笑声。我站在门外，拍下了这欢乐的瞬间。后来又去了学校，这才有了这张照片。
　　1992年，蒋含宇利用在北京开会的时间找到了侯波、徐肖冰的家，事先他已经打听到了二老的单位了。一敲门，正是侯波开门。“啊，是小蒋。长大了，长大了！”接着就是问长问短，从韶山合影之后，整整33年，两个孩子与“媒人”才见面。双方自然很感慨。侯波说:你们太幸福了，感谢主席为你们牵了线，一定要好好珍惜呀！此后，夫妇俩和女儿还去过几次，互赠礼品，续上了这段情感之线。
　　时光荏苒，主席已经逝去。没有这张照片，就很可能没有日后这长久甜蜜的回忆，韶山人那样的灿烂笑脸也就无法传遍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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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接见亚非拉青年朋友》
1959年5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16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朋友。那时候，西方世界极力封锁中国，而中国人却不怕这些，西方不亮东方亮，中国转而向亚洲、非洲和中美洲、南美洲的国家展开了务实诚恳的外交工作，赢得了这些国家的好感，为最终经这些国家提案使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作了良好的铺垫。提到这幅照片，就必须提到当时的背景。受英国殖民者的影响，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时，印度就曾经试图阻挡。后来印度与中国的关系一直紧张。直到1959年３月17日夜里，###等人逃往印度，中印关系越发紧张。同年８月，印度军队袭击中方哨所，挑起事端。世界上都知道了这些事。毛泽东对这些青年人说：“中国和印度的吵架不过是一件小事，我们这两个国家的友好关系史有1000多年了。朋友们知道，中国人民的敌人在哪个方向？在西南方的印度吗？不是。我们的敌人在东方，这个敌人的名字叫美帝国主义。”
　　应该说，毛泽东是外交高手。他不怕美国苏联这样的大国，也不怕西欧这样的中等国家。早在1946年，毛泽东就提出，美苏之间有着一个极其辽阔的地带，美苏就是要争这个中间地带。1957年，他又明确地提出关于“中间地带”的思想。以后他又把中间地带划分为“第一中间地带”和“第二中间地带”，第一就是指现在的“第三世界”，第二指的是第二世界。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也就容易和他们走到一起。向第三世界国家寻求友谊就是中国的基本国策。邓小平在1984年会见巴西客人时说：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
　　万隆会议后，直到1965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达46个，其中亚非国家占多数。周恩来在1963年的一次出访非洲国家，竟然长达近3个月。在拉美方面，古巴革命斗争胜利后受到美国威胁时，中国首先予以承认并给予援助。就在这幅照片产生的前后，中国军队开始对台湾当局占领的金门、马祖等岛屿进行炮击，大炮声打乱了美国的阵脚，搞不清中国是什么意思。另一方面，毛泽东也严正拒绝了苏联人要在中国建立联合潜艇舰队和长波电台的无理要求。搞得美国很头疼，苏联人也没脾气。
　　从1957年到1966年这10年间，中国顶住来自美国和苏联的压力，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努力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非拉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支持他们为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因为这些国家也是深受大国的压迫和剥削的。中国人不仅把这些国家的朋友请进来，还主动出访这些国家。如刘少奇率团去印尼、缅甸、柬埔寨和越南；周恩来出访亚非13国等。中国带去了友谊和援助，并且后来与法国建交，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欧洲也不是铁板一块”。这一段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后掀起的第二个建交高潮。这幅照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拍到的。
　　那天我在中南海里等着拍照，合影的位置都站好了，但是突然间这些外国青年们进来直奔毛主席，大家都簇拥着毛主席，互相挤作一团，气氛热烈。完全打乱了原来的位置安排，周总理只好站在他们前面临时当指挥，但是大家也顾不上了，翻译一个劲儿劝大家站好，谁也不听。周总理就站在我旁边，拍合影的相机也准备好了，当时去的新华社还有两位记者，但他们站得稍远些，我因为就在中南海，比较熟一些，所以就靠得很近。这些外国青年特别喜欢毛主席，尽管语言不通，但还有翻译，大家都往主席身边靠，总理见状也就主动往后退，我刚要拍，突然发现有人在伸出手做V字形手势，正好在主席的头上，我就赶快把相机避开。主席头上要“长角”可不得了。这样拍了以后才正式拍了合影。最后给了他们每人一张合影，这张气氛热烈的照片就没给到他们手里。后来发表之后，流传得比较广，有拍电影的人去古巴时看到这幅照片被放成很大在街头展览，他们回来告诉了我。后来凡是中国和非洲、拉丁美洲有关的展览或一些政治、商务活动时也经常用这张照片。
　　当时气氛那样热烈，应该是说了不少好听又好玩的话，但我忙于拍照，也不知他们说了些什么。
　　侯波是善于抓拍人物情绪的高手。那张《毛主席和韶山少年在一起》的充满快乐的照片也是侯波这一年在韶山拍摄的。也许别人更注意到集体合影时的情绪，而忽略了在合影之前或之后的人物情绪的放松和兴奋状态。
　　摄影家陈正青评论道，“这幅照片是内容和形式相结合的。人物关系融洽，亲密，情绪饱满，又是高角度，显示了中国人民大力支持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的态度。”
　　直到现在，这幅照片仍然是有关毛主席的和有关中国与亚非拉国家关系的一个标志性照片，凡是提到毛主席、提到中国外交史都要展示一下这张照片。而拍合影的照片似乎也很难超过这幅照片的气氛了。
　　

绝版的“四巨人”合影(1)
四位巨人聚在一起，大概只有在开会时才能出现，通常是在大会堂里。而这幅作品上四位领导人满面春风，气氛祥和，所处的环境也比较独特。摄影师抓拍得也恰到好处，不仅四人的表情雍容自然，而且构图庄重而不呆板、饱满而不拥塞，是一幅各方面都非常恰到好处的伟人合影。看着这幅照片，人们很难想象，此后的不长时间里，这几位领导人的境遇却截然不同：两年后，刘少奇就被打成“叛徒、工贼、内奸……”根本没机会出现在公众面前，最后竟然饱受折磨、死无葬身之地。直到刘少奇去世，他也没有看到这幅照片。另一位朱老总，虽然在世在位，却也在照片这个说明问题的“待遇”中忽上忽下，一会儿出现，一会儿又被删掉，直到“文革”后期，这三位领导人才集体亮相，而打倒“四人帮”之后，这幅照片中的四位巨人才完整地亮相。政治风雨吹打着这幅照片，让这幅经典之作又多了一个朦胧而悲壮的故事。
　　这是新华社记者安康在1964年11月拍摄的，是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专程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活动归来，毛、刘、朱亲自到机场迎接。此次赴苏，虽然与苏共中央新任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进行了会谈，但早在赫鲁晓夫时代就已十分紧张的苏中关系并未得到缓和，而且分歧越来越大，直到后来兵戎相见。当时毛泽东为了显示自己的强硬外交原则，才组织了这次“超级规模”的迎接，仪式后面向全世界暗示的潜台词是：中国决不看任何人的脸色！
　　如此重要的仪式，其他人自然不敢怠慢。新华社摄影部中央组竟派了###、吕厚民、郑小箴和安康四位“摄影大将”，到场的其他国内外记者也不少。按惯例，总理下飞机后有人献花，然后毛主席等人才走上去握手寒暄，记者们忙于拍摄，几分钟后就都走了，整个仪式也就结束了。这期间你能拍上就拍了，没有也就过去了，绝不可能再有机会补拍。
　　好在记者们都有训练，像这种活动早早就目测好距离，胶卷、相机、闪光灯之类早已准备妥当，绝不敢有丝毫懈怠。平时他们就练习对焦之类的基本功，但在巨人面前，仍然会紧张的。据安康回忆，当时的老记者齐观山就常说：“闪光灯一亮，我的头发就会白了一根！”安康用的是莱卡M3，装的广角头，还有一台禄莱相机。他站的位置正好在四人的中间，握手，献花，问候，一切似乎是按部就班，例行公事。马上就要走了，其他记者也都离开了，不知为什么，安康仍然在等着，突然，整个仪式的高潮出现了：不知道谁说了句什么话，四位巨人一起笑了起来，安康的快门也同时按了下去！
　　那时候我只顾拍照，哪里知道他们说什么啊，每次拍下来都是满头大汗，紧张得要命。而且我们连说明都不用管，早有新华社文字记者去了，报纸的照片位置早都留着呢，我的任务就是赶快去发稿。那次我是机动记者，本应是###发稿，因为他是专职跟总理的。我冲了胶卷后就放了起来，结果吕厚民（那时他是驻中南海的专职摄影记者）说，老安不是也去了吗？拿来看看。我拿出来一看，他们就认为这张好，快快，赶快发稿！交给编辑后就没我的事了。至于怎么发，怎么裁都不是我们操心的事。第二天一见报，原本是四个人的横画面，成了毛主席和周总理两人在交谈的竖画面。那时“文革”还没开始，为什么不把四个人的用完整呢？我也不知道。
　　从此，这张照片的见报频率越来越高，但是画面经常不一样：有时是两个人的，有时是三个人的，还有时是一个人的，直到“四人帮”倒台后，这张照片的完整画面才出现，后来印了大量的印刷品，我知道的许多家庭里都有这幅照片的印刷品。当时拍的是黑白的，印刷品上是彩色的，新华社的图片社还大量地复制放大，各地来买照片的人在图片社外面排成长队，一直排到马路上，好不热闹。有一次我去医院看病，大夫叫号时喊“安康”，这时有的人听见了，大夫就介绍说这是拍飞机场领袖像的作者，结果一大帮人围过来问这问那，我不好意思，也很感动。
　　安康走在最后，就拍到了这幅绝版珍品。
　　照片上的人物命运也是亿万人民所关心的。此后不久，刘少奇被打倒，照片再发表时自然不能出现，剩下的三位巨人也在1976年同一年内逝世，造成了中国政坛的地震，这幅作品也就成为四位领袖在一起的稀世之作。四位领袖在一起的其他照片也有，但都没有这么感人，这么经典，这样有时代特征。有意思的是，这幅照片中，四人的位置很松散，情绪却很集中，这使得通过暗房特技去掉哪位的难度降低了一些，加之制作人员的高超技术，即使去掉了刘少奇，也还是给人以天衣无缝之感。
　　周总理逝世后，这幅照片发表时成了一个人的画面，1976年三位巨人同时逝世，发表时三人同时出现，那一年这幅照片卖得特多—在中国图片社门口，买照片的人们排成了大队，人们是怀念，还是有别的含义？总之，这幅照片进入了千千万万个家庭。这三人的照片还被印成了邮票，进入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至今安康还保存着这三个人在一起的底片，当然这是从那四个人中剪裁出来的。打倒“四人帮”后，人们终于看到了历史的真实面目，于是，这幅照片再次成为图片社的热销货，热销归热销，报酬之类的就和安康没什么关系了。从发表至今，安康没有收到过几份像样的稿费，而且熟人经常跟他要，他还得自己掏钱洗出来送给大家。
　　

绝版的“四巨人”合影(2)
我当图片社副经理一点光也没沾上，净贴钱了。照片刚发表时还署名，后来就不署名了，说是要防止名利思想。那时大家也没什么可说的，都发扬风格。当然也不敢提什么意见了。我还曾经接到过来信，说我拍了一张好照片，为人民办了件好事。我当然没有那么伟大了，这表明了人民对领袖是爱戴的。
　　十多年后，新的国情令各个领域的讨论向“实事求是”迈进了一步，这幅照片的反复修改，也成了有关新闻摄影真实性讨论中的典型案例。类似的照片还有《毛主席和彭真在十三陵水库劳动》，这幅照片发表时有毛主席和彭真，“文革”时再发表就剩下主席在劳动，彭真被修掉了，修的技术还挺高，几乎看不出来。还有其他一些假照片，曾经无数次地发表，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和意识。当年发稿的编辑或者批准者现在已经无从查访，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怎样发表这样一幅重要的照片绝不是一个编辑或记者所能决定的。尤其是在一个国家通讯社里。
　　安康的摄影生涯比较长。他1925年生，是河北定州人，早年参军，先后在华北野战军、兰州军区，1955年去了朝鲜，后来到公安部政治部工作，再后来到新华社北京分社、陕西分社，之后到中央组，以后到越南分社，离休前在中国图片社任副经理。
　　当年他去部队搞摄影时，首长跟他说，干摄影就别想当官，部队里有各级首长，就是没有摄影团长、摄影旅长，选择了摄影就是选择了吃苦。尽管没有“摄影大官”，但一幅或几幅作品流传于世，成为经典，会使一个摄影记者的社会影响和历史价值不亚于一个官。
　　

大地颤抖中产生的摄影名作(1)
一幅优秀的伟人照片，出自领袖们专职摄影师之手和出自一般的摄影记者之手，其难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袁汝逊拍摄这幅《周恩来赴邢台地震灾区》属于后者，是碰到的，是抢出来的，并伴着周总理的好名声成了传世名作。
　　中国发生过多次地震，只有1966年3月8日发生在河北邢台隆尧县的地震第一次有国家领导人亲临现场，给灾区人民带去了极大的安慰，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人民的关怀。
　　1966年3月初，作为新华社河北分社记者的袁汝逊正在河北的临西县采访全国劳模吕玉兰，那是一个15岁就当上了全国劳模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凌晨袁汝逊还在睡眠中，突然觉得房子在晃动，土渣直往下掉，摄影包上蒙了一层土。那时中苏关系非常紧张，他还以为是战争爆发了。到了下午才知道是地震了。临西县距隆尧县200多公里，震感很强，袁汝逊也没多想，只想作为一个河北分社的摄影记者，去拍摄发生在河北的这一重大事件本是分内之事。于是他用了吕玉兰的车直奔灾区。
　　吕玉兰是全国劳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还是临西县委书记。整个县里就一台汽车。他们平时下乡都是骑自行车。那时她还兼着东留善固村的支书。我们采访她时她25岁，还没有结婚。这一次是新华社系统地报道她，算是“首次隆重推出”。我们一起去了两个文字记者，一个摄影记者。在这里采访了好几天，我已经拍了几十张照片，后来《中国青年》杂志用了封面，还发了10张通稿。县里接到电报说地震了，“损失严重”，县里知道了，吕玉兰也就知道了。我就根据“严重”二字决定要去。吕玉兰是书记，就向县里要了车，别人可能就很难要车了。文字记者没去，我和司机就出发了。
　　到了邢台地区，我就找了地委书记。我和他熟悉，他不在，其他人知道我跟他熟，也就对我很客气。我说想弄个车，工作人员说我们地委只有两辆车了。我说我只要一辆车。就这样换上地委的车我就向震区出发。一个钟头我们就到了。我到了白家寨时县委书记才告诉我说总理要来。
　　没多久，总理的飞机就到了。
　　据时任周总理秘书的周家鼎回忆:地震是晚上发生的。总理吩咐我通知空军准备飞机，天亮就出发。命令驻邢台的63军187师马上开赴现场救死扶伤。总理到了震区后一个村一个村地查看灾情，一个帐篷一个帐篷地慰问伤员，感动得老乡痛哭流涕。余震来了，房子嘎嘎作响，总理却纹丝不动。他一面下达命令救灾重建，一面安排专家们研究。这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灾情，要让专家们总结教训，为以后的地震预报工作打下基础。
　　曾任总理卫士的赵行杰在地震时已经在河北任县公安局工作，地震发生后他奉命去做保卫工作，在这样的场合里见到老首长，心情别有滋味。他描述道：总理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到一个小木箱上给老乡们讲话。他每看见一个人就问家里损失怎么样，能不能吃上饭，娃娃没人带的，要帮助带好。在白家寨村口，总理看见一口井，就问是不是苦水井，又看见一个妇女，总理问你家里损失有多大，妇女说:男人和孩子都被砸死了。总理非常难过地说，地震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失去亲人是很痛苦的。我们有党中央、毛主席，有社会主义制度，拿出勇气来，大家齐心协力，一定能战胜震灾。
　　9日上午袁汝逊到了邢台地委，从地委又要了车去隆尧县。早有解放军在路上忙乎，他没想到这么快！沿路都是救灾的车辆，速度很慢。等他到了震中的白家寨公社时，已经知道周总理要来了。让袁汝逊想不到的是，受灾人员早已被清理完毕，而那次地震死了一万多人！
　　当然那时是绝不公布这些数字的，包括后来更大的唐山地震，也是在国外舆论的压力下才公布的。官方报纸的消息只是说“损失严重”。袁汝逊自始至终没见到死尸，只见许多的破房子和一群群面无表情的人们。据说当时很多人都没有反应，只是惊呆了，否则早点动手的话还能救出不少人。
　　3月8日地震，9日上午10点周总理就到了。几架直升机和战斗机飞来，直升机降落在一片残垣断壁中，周总理进到战士的帐篷里，问这问那，还接过战士递过来的破搪瓷缸子喝水。现场除了灾民外，大部分是军人。总参的人拿着地图给总理讲，周围百姓们很是感慨，既为失去家园而悲痛，又为国家领导人的关心而感动。总理到了群众中间，站在一个木箱子上讲话，他说：这次地震来得突然，你们这个地方从邢家湾到耿庄桥是地震中心，20年前在抗日战争中你们也受了损失，那是和民族敌人作斗争，这次是和地下的“敌人”作斗争，每个家庭都有损失，我们对天上的情况掌握多一些，对地下的情况不够了解，所以付出了代价……
　　去抢险的63军187师的政治部主任刘纪斌是我在朝鲜战场的战友，随总理去的北京军区首长郑维山也是我的上级，总参作战部的副部长李静也是我的上级，所以我可以接近总理。我拍了总理视察的全过程，包括他站在木箱上讲话的镜头。
　　当时有个新华社的记者吴元柳是跟着总理坐飞机去的，地面上只有我是新华社的记者，我用的是莱卡M3，总共拍了两卷黑白片，我边退边拍，抓到了总理和群众在一起紧锁眉头的照片。拍完后我把胶卷交给跟总理来的吴元柳送回总社冲洗。周总理只在灾区呆了两小时，就到别的地方去了。我继续在那里呆到20号才回去。总理走后，总社的5个记者才赶到，问我为什么这么快，我说这是在河北，是我分内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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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颤抖中产生的摄影名作(2)
文字稿很快就发了。但照片送到总理那里被压下不让发，理由不知。我想，一是总理一向不愿意突出自己，二是灾情不宜公布吧。1976年1月8日，总理逝世，第二天新华社就发了这三张照片。此后这三幅照片被多次使用，一般提到周总理去邢台视察的照片，就是这三张了。
　　据解放军讲，部队到了后百姓们还没救人，也没有哭声。军人们说快救人哪！人们才反应过来。由于地震时是凌晨，许多人是因为憋尿而导致膀胱破裂而死。这是在唐山之前最大的地震，据说500年一遇。我在拍摄时，还有余震。后来唐山地震时，我就有了经验，马上要车去北京周围看看，寻找震源。走到通县时被告知是河北唐山地震，而我那时已经是北京分社的记者了，无法去，很是遗憾。
　　也许，感到遗憾的不止是袁汝逊，后来的死了25万人的唐山大地震中，就没有看到更为震撼的照片。
　　邢台地震两个月后，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的“5·16”通知发出，中国政坛的地震也开始了。
　　

吕相友：毛主席挥手我前进(1)
毛主席曾经8次接见红卫兵小将，每次都有百万之多，想想看，那是多么地壮观啊！他老人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青年人招手，那只手具有怎样的号召力啊！就这样一挥手，数以亿计的人们被卷进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说是文化革命，又何尝不是在革政治、经济、文化和一切的命啊？但是这些感慨如今只是一种事后的无奈，处在漩涡之中的人们当时即使看出来也无法左右形势，更何况自身难保呢。
　　但是，摄影家们有意无意间就记录了历史，使我们现在有机会来回顾那段岁月了，这才是我们在浩劫之后能有的一点点欣慰。就这一点来讲，摄影家对社会历史的贡献真是大大的。现在让摄影家吕相友给我们讲述照片的故事。
　　那时我是《人民日报》的摄影记者。1966年，“文革”已经开始，8月18日，首都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和全国各地的群众。当时我们不知道，只是按要求到天安门城楼上去，没想到，我去的时候毛主席早就到了！
　　原来那天毛主席就是到得早。此前的背景是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打倒刘少奇已成定论。人们开始抢购“毛著”，各地的红卫兵陆续到北京集中。于是毛主席决定8月17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各地的红卫兵组织代表。预定在早晨7点半开始，红卫兵们凌晨一点就开始往天安门走，而毛主席在凌晨5点与太阳同时出现在天安门上。为什么这样早？一个说法是北京的夏天热，早晨凉快，而且保安措施更好办些。另一个也可能有“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意思。
　　让记者吃惊的不仅是主席来得早，而且他老人家还穿了一身草绿色军装！这让其他领导人措手不及，赶忙纷纷去换军装，要跟伟大领袖保持一致啊。这也是毛泽东在1949年进京城时穿过军装以外，第二次在和平时期穿了军装。
　　经过中央文革的精心策划，8月18日，凌晨一点开始，上百万各界代表就陆续走向天安门广场。广场的正前方是高举着《第一张革命大字报》模型的北京大学师生队伍，其他依次是来自广州、上海、天津、武汉等地的师生。观礼台两侧是数以万计的红卫兵代表。与太阳同步，凌晨5点，毛泽东在一名女兵的陪伴下走下了天安门，穿过金水桥，和群众握手，然后回到城楼上，手拿军帽向大家挥手，一瞬间，整个广场在一片红旗的掩映下，变成了“毛主席万岁”的欢呼的海洋。7点整，1500名红卫兵代表被告知：将有红卫兵代表到城楼上和毛主席一起检阅。7点16分，毛泽东在城楼上单独接见了以聂元梓为首的北京大学40名师生代表。7点30分，庆祝大会正式开始。陈伯达主持，林彪讲话，后来让毛泽东觉得“讨嫌”的“四个伟大”也是从这次林彪讲话开始的。
　　在天安门城楼上，红卫兵代表宋彬彬把一个红卫兵袖标戴在了毛主席的左臂上，毛默认了。吕相友拍摄时，就是毛主席戴了袖标之后。就在这次，毛问这个红卫兵小将叫什么名字？宋回答说是宋彬彬。毛说，“不要文质彬彬，要武嘛”。本是句玩笑话，但从此宋彬彬真的改名为宋要武了。后来确实有一些人把名字改为“文革”、“要武”、“卫东”等等。
　　我经常跑中央新闻，知道领导人的排名顺序，今天一看不对了：原来刘少奇排第二，现在是林彪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只排到了第八位。我到了城楼的大厅里，主席在那里，过一会，江青来了，陈伯达也来了，正值夏天，他却穿着大衣，他怕冷。毛主席是临时决定穿军装的，因为他很胖，身边的人根本没准备，还是临时借的中央警卫团团长的军服，也不太合适，这些现在看来都是反常的，可我们那时根本不知。
　　检阅开始了。我只忙着拍照，当时能上城楼的就几家记者，如《人民日报》、新华社、《解放军报》等。我带了莱卡M3，用广角，最近处离主席只有米，我往外探出身子拍，周总理还关照着我们，让警卫提示我们注意安全。当时能够站到这个位置上的只有我，我不停地拍，这样的画面只拍了一张，因为不能长时间站在那里。就听下面有递条子的、有大喊的，说：“我们要看毛主席，不看记者的屁股！”那时候红卫兵可惹不起。
　　第二天，照片见报，惹了麻烦。原来那天主席戴了顶帽子，帽子又小，结果主席激动时就把帽子摘了握在左手里，我当时拍的是黑白片，加上印得不好。被红卫兵小将们看见了，说：“像一只脚踏在了毛主席的肚子上！”这还得了！小将们马上找到《人民日报》社，那时我们在王府井办公，他们一二十个人手里拿着皮带聚在门口要找记者算账。结果我们报社的一些负责人就出去跟他们解释，把原照片拿给他们看，说的确是印刷问题，我们大家对毛主席是热爱的。这样才过了关。那个时期有一些日子甚至要把报纸对着太阳看，就怕出问题。但是这样很费事，每次要发稿时都快凌晨一点了，哪有工夫每张报纸都“透视”着看？因为有人就这样看，然后找到一些比如毛主席像或者语录是否和一些“反动”的东西叠在一起，根据这些东西来找你算账。
　　照片发表后影响很大，但主要是那个事影响大。后来印成宣传画影响就更大了。但那时也没稿费，也不署名，也不敢想。更没有什么好事挂钩。“文革”后有一阵子不用这张照片了，但后来发现这是历史，还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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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相友：毛主席挥手我前进(2)
这幅照片随即被人民美术出版社印刷了上千万张宣传画发行全国。之后其他媒介上也大量使用，纪念章、书包、笔记本、邮票，甚至茶缸上也有。拍的是黑白片，印刷时上了色。顺便说一句，中国的上色水平还是挺高的，许多早期照片尤其是毛泽东在延安时代的照片都被上了色，像画一样的完美。这对人们崇拜领袖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张照片的传播非常广，这次毛的招手比起不久前的7月16日毛主席在横渡长江后向群众招手时更具号召力，更为神圣，后果也更不得了。后人称“###”。
　　从这一天开始，毛泽东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共接见了8次红卫兵，总数达1100万人，这说明毛对红卫兵造反运动是支持的。他把年轻的红卫兵、学生视为文化大革命的突击力量，在这8次的接见之后，各地的红卫兵造反运动风卷全国，同时开始了全国的红卫兵大串联。中央规定，“来京的师生一律免费乘坐火车，生活补助和交通费由国家开支”。这下，全国的红卫兵纷纷奔向北京，串联的人数以亿计，停学停产，交通堵塞，社会秩序混乱，直到1967年3月19日中央发出停止串联的通知。
　　这次接见还是“破四旧”、“打砸抢”的开始。红卫兵们得到伟大领袖的支持，当然也就有恃无恐了。北京二中的红卫兵们贴出大字报说：“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所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统统都不例外。”接着，长安街改为东方红大路，东安市场改为东风市场，同仁医院改为工农兵医院……荣宝斋、全聚德统统改掉。加上宣传工具的指点，很快就蔓延到全国。8月26日，公安部长谢富治讲话之后，以红卫兵为主体，以“批斗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为名的打人浪潮在北京开始了。短短4天之内，北京大兴县共打死了325人，其中22户被杀绝。后来北京市委书记马力亲自到县里制止了这次恶性事件。但全国的打砸抢运动已经开始了。
　　也就是在这次接见之后，“红卫兵”一词才正式成为公开的名词，毛泽东也成了红卫兵的“总司令”。加上全国的宣传工具的全力开动，毛主席语录和著作满天飞，林彪、江青等也乘机推浪，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达到了顶峰。当然，这个崇拜也是一个渐渐升温的过程。新中国的建立到“文革”前的历史也就是毛泽东被神化的过程。“文革”之前就有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著作在大量发行，各个级别的毛泽东著作学习积极分子大会不断召开，这也是红卫兵组织诞生的政治前提。但是，红卫兵们没有想到，毛泽东在后来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他在第六次接见之后就开始对红卫兵们冷淡了。直到后来把这些年轻人送到广阔天地里去锻炼，“文革”尚未结束，红卫兵便已经消失。倘若不是照片或其他记录告诉我们，后来的人们打死也不会相信这些事儿都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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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1945年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造出，此后，它不仅是战略武器中的“毁灭之神”，它更是政治讹诈的王牌。眼看着世界牌局上只有美苏两国在争“大、小王”，强人政治家毛泽东自然明白，没有这东西，连小国英、法都比不上，连“红桃A”都当不上。于是他发出了温和的怒吼：砸锅卖铁也要搞出原子弹。原本要帮忙的苏联在1958年撤走了全部专家，致使到了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原子弹才上天，而头一天，赫鲁晓夫下台。11月，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活动，并试图与苏联改善关系，结果遭到了勃列日涅夫的冷漠，周恩来不卑不亢，力保尊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亲赴机场迎接周恩来归来。
　　这颗原子弹爆炸后，中国成为了继美、苏、英、法之后的第五个核国家，而这五个国家正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成员。由此可知中国这颗原子弹的升天该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意义如此之不寻常，那么记录这一重要历史瞬间的照片自然就同样不寻常。当时除了科技方面为留资料而拍摄之外，用于对外报道的摄影记者，只有八一厂的摄影队和从《解放军画报》调来的摄影记者孟昭瑞了。这一次，连新华社都没有名额，可见条件要求有多严。另一个原因是，原子弹主要的牵头单位是部队，因此由解放军派出记者也是顺理成章。当时孟昭瑞是军方派出的摄影记者，并不代表军画报。如今想起来，孟昭瑞觉得很荣幸的同时，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当时的压力——毕竟只有一个人在拍啊，万一有个闪失将无法交代。
　　从技术上讲，这是中国谁都没拍过的东西，几乎没有经验可循，似乎一切都心中没数。它到底怎么爆炸，冒什么烟，火球多大，怎么变化，能维持多长时间，亮度多大，如何曝光，还无法测光……一切都不知道，还要站在几十公里之外的安全地带拍，还得穿着白色的防化服，尤其是戴着几乎是纯黑色的眼镜，连取景都困难许多。若爆炸成功了照片拍坏了，那才真要“吃不了兜着走”呢。
　　我当时是军画报的机动记者，经常跑重要新闻，单位和家里也就习惯了，这次又是。当时的社长高帆告诉我说，有个重要任务，你去找××人吧。家里人也不知道，也不问。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特色，服从组织，听从命令。我搭着专机到了罗布泊的马兰—这也是后来起的名字，那地方常开马兰花。这里是实验基地，有想象不到的困难。没有菜，没有水，有也是苦的。天天吃罐头，我们去的时间短，那些科技人员和战士们真的太苦了。戈壁滩上只有帐篷，风吹来立刻就被刮走。
　　保密是超级的。所有的参与人员都要按一类保密单位人员的政治条件来审查，要求人人有材料，个个有旁证，外调任务很重。能够去的人也是被告知：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子女，横不传夫妻。曾有个笑话，夫妻俩都分别接到任务，结果谁也不说，到了基地互相认出来了，才知原来是同一个任务。
　　我用了林哈夫6×9的相机，还有120的禄莱，135的莱卡M3，因为不知爆炸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也没用三脚架。1964年10月16日15时，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只听一声巨响，先是火球，在迅速地变化，然后一团蘑菇云升起，越升越高，十几分钟后云状散了，半小时后完全消失了。我就抓住了开始的几秒钟时间，拍了几张，最好的只有一张。就这样我见证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
　　爆炸成功的消息早已发了出去，两个小时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职人员时发布了这个大好消息，整个会场顿时沸腾了，周总理连忙说，大家不要跳了，再跳楼板就会塌的！不仅是一个大会堂，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撼了。
　　而孟昭瑞的胶卷却要在几天后才能运到北京，在军画报冲洗后交给上级。几天后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这幅照片，但当时只署新华社的名义，直到1978年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后，这幅照片才开始署孟昭瑞的名字。
　　谁有了原子弹，谁就在国际社会上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中国原子弹成功后，又用了两年多，又成功爆炸了氢弹，它比原子弹的威力更大。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7个月，法国用了8年8个月，而中国只用了两年8个月。就在1964年底，中国把欠苏联的贷款连本带息全部偿还了。
　　这张照片用的是黑白片，现在的色彩是后来上色的。它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也是摄影史上的佳作。孟昭瑞后来又被派去拍氢弹的爆炸，以后又多次拍重大题材，是一位久经“摄场”的老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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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见的《东方红》(1)
中国人不会忘记《东方红》这首经典歌曲，无论童叟，无论男女，张口即来，有感即颂。那时候《东方红》在中国的地位，绝不亚于《圣母颂》在天主教国家。这首由陕北民歌曲调改编而成的新中国的“圣父颂”，寄托了中国人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深情。“东方红”，不但象征着东方红色中国的开始，它还是所有仪式、重要活动的开始曲，所以那时候诸如开会这样的活动，往往开始时要奏《东方红》，结束时要奏《大海航行靠舵手》。
　　既然歌曲《东方红》是如此的了得，那么如果有谁能拍得一幅照片，不但可以表现出歌曲《东方红》的寓意，还能恰如其分地冠以“东方红”为标题，不用说，这照片一定会借着歌曲《东方红》的神圣地位而成为一幅“神圣的摄影名作”。如果画一幅视觉的《东方红》，将不会是多么难的事情，若不用暗房特技，实实在在地拍一幅《东方红》，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没有天时、地利、人和三大因素鬼斧神工般的理想巧合，是不可能完成的。然而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思想照耀下的革命人民的革命力量是无穷的，既然美帝国主义能打败、卫星能上天、原子弹能爆炸，一幅照片又当如何？1961年8月的一天，这幅视觉的《东方红》，就真的诞生了。它不但有歌曲《东方红》的寓意，更多了一层“新中国诞生颂”的涵义。
　　照片《东方红》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的地位，肯定赶不上从延安就开始唱的歌曲《东方红》，但它在中国摄影作品中，却有着与歌曲《东方红》差不多的地位，因为摄影界的人们听到“东方红”这三个字时，其第一反应往往首先会想到照片《东方红》，而非歌曲的《东方红》，起码会二者同时出现在脑海中。
　　既然是视觉的《东方红》，那么它几十年来的传播情况，自然也就不用再说了。不仅家喻户晓，而且会无数次地家喻户晓。
　　那它是怎么“出笼”的呢？它的作者、老摄影家袁毅平如是说：
　　《东方红》从立意、构思、酝酿和深化主题，直到拍摄完成，将艺术意象物化为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大约延续了两年的时间，其中经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此前我拍了许多日出，像泰山日出、东海日出等等，美是美了，总是缺点什么。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祖国山河的壮丽景色，但总感到缺乏新的意境，所以一直在观察与思考着如何把日出照片拍得更有思想深度、更有新意。与此同时，我也一直在酝酿着拍摄一幅较有新意的天安门照片。我试着拍了些天安门的照片，早晨日出的，有松枝的，有洒水的，但都不理想，心中有些苦恼。
　　因为天安门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新中国的象征，全国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向往着天安门。我那时在中国摄影学会上班，地点就是现在的北京东单红星胡同，那时叫无量大人胡同。每天我坐车都路过天安门广场，心情总是很激动，慢慢就有了想拍它的念头，但是这个题目也太难了。当我看到矗立在晨曦中巍峨的天安门，看到隐现在晨雾妙境中的天安门，看到在朝阳照耀下琉璃瓦上金光灿灿的天安门，看到宫灯高悬、红旗招展的天安门，以及节日夜晚灯火辉煌的天安门……我总是抑止不住心头的激荡，产生一种所谓的创作冲动，为此也一次一次地按下快门。但是，中外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拍摄过天安门的照片何止千万张，其中已有不少美好的镜头。尽管我在变换拍摄角度，选择不同光线，等候不同气象等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但都没能脱旧出新。因此，我一直“耿耿于怀”，探索着如何把天安门拍得新颖独创，具有较深意境。
　　后来渐渐有了点感觉，那就是单拍天安门一个建筑物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一定要把它的政治意义和象征意义拍出来。有了这样一个立意，后面的工作就好办了。我开始完善我的想法。
　　一天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开始曲之前，反复响起了“东方红、太阳升”的清脆悦耳的乐曲声（其实那时候每天清晨都播放这段乐曲，只是我平日没有特别注意）。音乐打开了我的心扉，一种艺术通感给了我莫大的启示，这时我心中突然领悟，豁然开朗，霎时间我联想起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的那个光辉的日子，我似乎听到了那天在天安门上响起的《东方红》的雄壮乐曲，也似乎听到了那天毛主席在这座新生的古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洪亮的声音。想象的翅膀一下展开了，在我的眼前仿佛呈现了一轮红日透过漫天的彩霞，在庄严肃穆的天安门的东方冉冉升起这样一幅壮丽的画面。这时候，“日出”和“天安门”这两个平素毫无关联的景象联系在一起了，它们已不再是原形态的客观物象，而是成为我心中的太阳和心中的天安门了，也就是说它们已经融合了我的心意，已经被“意象化”了，而且这两个原本是分散的、单一的意象，在我的头脑里已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鲜明的艺术意象了，这是一个多么富有时代特征的意象！我简直激动得忘乎所以，心想灵感啊灵感，众里寻你千百度，你却蓦地显现在《东方红》的乐曲中。
　　接下来就是怎么拍的技术问题了。我有时为了处理稿件就住在单位，宿舍里正好有个朝东的窗户，我可以看到日出的情景，为此我没少白跑，常常是“高兴而去，败兴而归”。1961年8月下旬的一天，我又发现了天开始红了，于是激动地又骑上自行车，边骑边回头看。那天的朝霞真是美极了！
　　

看得见的《东方红》(2)
只见一簇簇勾着金边的彩霞徐徐上升，一时间布满了大半个天空。不一会，偌大一个红彤彤的太阳，在金光灿烂的霞丛里冉冉升起，好一幅气势磅礴的瑰丽画卷！我弄不清自己是在幻景中还是在现实里，好容易控制住激动的感情，止住颤抖的手指，连连按下了快门。真是天公作美，圆了我拍好《东方红》的美梦。
　　我用的是禄来相机，德国阿克发灯光型彩色负片—那是学会负责外事工作的陈勃给我的一卷，而且还是过期的！根据主题和形象的需要，我首先在“红”字上考虑。因为只有“红”才能有效地体现作品的主题。所以决定用彩色胶片拍摄。但因日出时色温较低，红光多，如用日光型彩色片拍摄，势必漫天都红，反而显得单调。所以我改用灯光型彩片拍摄，这样色调冷些，才能以蔚蓝色的天空，衬托出金红色的朝霞，交织成一幅五彩缤纷的画面，浓浓地渲染作品的主题和意境。
　　袁毅平拍了整整一卷，但只有两张满意的，其中的一张也在发表后丢了，现在只有一张了，而且蓝色还有点褪色。不过对于这样一个内容来说，保留着红色和黄色也还不错。假如现在去拍，即使是同样角度也拍不出同样的照片—空气的污染，高楼的林立都在影响着艺术品的产生。他后来沿着原路又走了几次，但都没有那天的景象了。
　　现在的许多摄影作品都喜欢安上一个流行的口号或一句唐诗、宋词，往往显得很蹩脚，大都是标题很硬，作品很软。但照片《东方红》移用了经典歌曲《东方红》的标题则不然，其标题与画面的融和贴切，可谓天衣无缝。
　　老摄影家吴寅伯曾说，彩色摄影近于绘画，又不同于绘画。如《东方红》，就是一幅题材内容和画面结构都很成功的作品。它通过天安门上空初升的旭日、绮丽多彩的朝霞，给人们以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感受，甚至使观众感受到画面上似乎响起了《东方红》的音乐旋律，从而引起人们的联想，引起人们对祖国对毛主席的崇敬和爱戴。
　　的确，在袁毅平之前，还没有人能够把日出、彩霞、天安门、广场、新中国这些意象如此巧妙地组合在一幅照片中。然而就是这样一幅照片，“文革”中有人揭发说：这幅照片地面太黑，是攻击伟大祖国，同时还有人“测试”，太阳不可能在这个位置上云云。为配合当年印刷出版的需要，诗人袁鹰在1962年还专门为此照写了首诗，与作品同时印刷发行。现抄录于此：
　　雄伟的天安门广场肃穆安详，
　　东西长安街一望无边伸向远方。
　　这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清晨，
　　可是它的景象却同样不寻常。
　　我仿佛听到礼炮轰鸣，锣鼓齐奏，
　　我仿佛看到满天异彩，遍地金光。
　　漫长的黑夜终于一去不返，
　　喷薄欲出的一轮红日升起东方。
　　千万道霞光为它欢呼开道，
　　亿万人民纵情鼓掌。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天安门上的春雷永远在长空震荡。
　　

《斗地主》(1)
　　《斗地主》：新中国解决农村问题的标识
　　《斗地主》是著名摄影家齐观山在1950年拍摄的名作。中国是个农业大国，民众的主体是农民，有农民就有土地，有土地就有地主，就有农民和地主的关系，就有矛盾，要了解这些事情，除了看文字和电影资料以外，这张照片就是最直观的表现了。这也就是它成为传世名作的理由。齐观山已于1969年因肝癌去世，幸好我们找到了齐观山的夫人孙桂琴同志，点滴的回忆仍然能给我们勾画出齐观山短暂而勤奋善良的生平。
　　齐观山是在1950年结的婚，就是拍《斗地主》那年。据孙桂琴回忆，观山是个不爱说话的人，惟独那次拍了《斗地主》之后回来跟她说，今天拍了个很理想的画面。说的就是他到北京郊区的深沟村拍了那里斗地主的场面。地主肥头大耳，低着头没反应，农民穿得破破烂烂，棉袄露出白白的花絮，愤怒的表情表明他在控诉，地主是前景，略有点虚，农民的焦点很实，框式的构图非常恰当地表现了主题。至于说为什么去北京郊区拍，时间为什么在1950年，这些就都不知道了。只知道他当时很兴奋，知道自己拍了张不错的片子。
　　1969年他的肝病转成了肝癌，终于在8月15日这天离开了人世。了解他的人都说，齐观山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为人善良，品行极好，这是摄影界有口皆碑的。从工作上讲，他拍东西从来不急着抢角度，或者去挡别人，如果别人挡了他他也不生气，有人上了他们新华社的梯子或架子他也很谦让，从不以大社的气势去压人。那时候他已经很有名了，人们知道他是给毛主席拍照的，又有很多作品，许多人以认识他为荣。他在1949年—1955年间一直在新华社摄影部中央组，为中央领导人拍摄，像毛主席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会上投票，毛主席在天安门和少先队员在一起等照片都很有名，都印过宣传画。他很自觉，怕别人说他是靠领导人出名，就主动要求离开这个岗位，到其他地方采访社会生活。之后他真的离开了中央组，去了好几个省，拍了许多工农业建设和各地风光照片。1959年又沿着长征路采访，进了康藏地区。他的风光片拍得也很好。
　　他拍照片，不像有些人那样忙忙叨叨，手忙脚乱，或是连续拍很多，广种薄收，甚至有些不太雅的动作。他非常沉着，但拍出来肯定是最恰到好处的那一张。
　　关于这一点，和他同时代的人都有同感。著名摄影理论家狄源沧曾经著文说：真正的决定性瞬间只有一个，拍得再多，也都是些“非决定性”的瞬间。齐观山对此有很深的心得体会。当时的摄影器材条件很差，他用的是散叶片，拍一张换一张，闪光泡是闪一次换一个，非常麻烦。他在摄影中绝不“以多取胜”，而是“就这一张”。每次采访，他总是提前到场，精心作好各种必要的技术准备。活动进程的规律和现场可能运用的各种角度，他都事先详加了解和亲眼观察，真正做到胸有成竹。他总是不慌不忙，不声不响，沉着冷静，就像古人所说的“每逢大事有静气”。他像一头猛虎，静静地等待着那惟一瞬间的出现，只要这个瞬间一出现，齐观山的闪光灯就必然会同时放射出胜利的亮光。不仅人物神情、动作总是抓得恰到好处，取景构图也都那么完美无缺。
　　齐观山的工作态度极好。当时的条件很差，出去采访最多就是社里派个三轮摩托，他坐在那个斗里，风吹雨淋不说，冬天还冷得要命，好几年都这样。常常是白天拍完，晚上冲洗放大，还要等着送审发稿，直到没事了才走，几乎天天是凌晨一二点才回家。由于太辛苦，加上摄影记者到处走，吃饭没规律，营养不均衡，他的身体状况急剧下降。他的肝病也与此不无关系。
　　齐观山1925年生于河北平山县，1939年参加工作，1941年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开办的摄影训练班学习，老师就是著名摄影家沙飞。1942年—1949年他先后在《晋察冀画报》、《冀热辽画报》、《东北画报》等任摄影记者，拍摄了大量战争年代的照片。1950年任新闻摄影局摄影记者，1952年任新华社摄影部采访科科长。他学摄影的时候只有14岁。1950年拍《斗地主》时只有25岁。他在战争年代用极为简陋的相机拍出许多作品，如《本溪矿工》、《八路军吃炒米坚持抗日》、《人民政府干部在敌后无人区工作》等。由于当时的器材所限，那些照片现在看起来像是特技照片：中间焦点是实的，四周是虚的，但它们无疑是珍贵的。
　　他的脾气很好，对家人也好。他一向是谦恭和蔼，也从不干损人利己的事。他出去采访从来都是自己坐车到地方分社去住，不住高级宾馆，也不让地方的同志去接，自己扛着相机包就去了。他还喜欢经常回老家看看，和那里的人们聊天，在那炕头上一坐就是好长时间。
　　1963年，《中国摄影》杂志为了让摄影展览下乡，携带了80幅作品到了河北涿鹿县农村展览。农民们非常高兴。他们喜欢领袖们的照片，像毛主席、周总理的都喜欢。看到齐观山的《斗地主》时，大家都指着照片说：“一看这家伙就想起我们村里的地主，想起了地主剥削我们的情景。不斗倒地主，哪有我们的好日子过啊。”1999年，《中国摄影》杂志作了一次很有意义的调查。这本刊物想知道一下建国50年以来，究竟是哪10张照片在公众的记忆里影响最大，印象最深，并向50位专家学者提出咨询。其结果是，齐观山的《斗地主》被选中。推荐者对这张照片的评语是：形象而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大转折、人物个性鲜明生动、代表了一个时代、是最具文献价值的史诗性作品。
　　

《斗地主》(2)
著名摄影家田原曾经是齐观山的学生，他回忆道：
　　齐观山拍出这样的照片是有根源的。我当年（1948年）跟他学习摄影时是在《东北画报》社，那时这个画报非常有名，很多著名摄影记者是从这里走出去的，比如陈正青、吕相友、钱嗣杰等。当时招了20来个学摄影的，陈正青、齐观山、郑景康他们就给我们青年人讲课，带着采访。1946年、1947年，东北的土改运动就开始了，那时齐观山就拍了好多照片，发在《东北画报》上，我还记得他拍了分地的、烧地契的、丈量土地的，还有儿童团、妇女团等等。所以说他对农村、农民是很了解的。所以他后来拍北京的土改就很熟悉了。那是1950年的事了。
　　北京的土改从1949年2月开始，到1950年3月结束。总共涉及264个行政村，64万人口。最终没收了地主富农的土地26620公顷（每公顷合15亩），没收地主农具66804件，耕畜1743头，多余房间22278间。从此京郊农民翻身做主人。
　　中国的土改是个巨大的运动，涉及到了上亿农民。在这个农业国家，土地和地主的矛盾是无法回避的事情，农民只有20%的土地，却占着全国乡村90%的人口，地主、富农的人口只有10%，却占有着80%的土地。地主通过各种形式剥削农民，这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之一，土地改革也就成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要求。这次改革涉及3亿多人口，从1950年到1953年，3亿多农民分到了土地，摧毁了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是中国历史上土改运动搞得最好的一次。至于杀了多少地主，说法不一，有的材料说100万，有的说200万。在同时进行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总共杀了50万反革命分子，杀、关、管各类反革命分子共300万。
　　

林彪飞机坠毁的照片(1)
前两年在山海关的一个旅游点上，展览着林彪飞机的残骸，并配有林彪的生平文字和照片。一个中国历史上惊心动魄的事件的物证为什么会在这里展出呢？
　　说起飞机残骸的来历还有个故事。本来飞机掉了之后主要的东西已经被处理了，比如所有的笔记本、文件、证件之类的能够说明问题的东西都被蒙古方面拿走了，尸体也就地掩埋了。那么大的残骸是无法拿走的，蒙古方面也不会让拿走。那时蒙古国驻扎着苏联军队，对飞机的事苏联肯定知道，但当时只是按一般事故处理的。不久苏联方面怀疑这是林彪，克格勃又再次赶来把中国人已经掩埋好的尸体挖出来，把林彪的头颅割下拿去与林彪在苏联治病时的资料核证，结果正好吻合。他们由此断定，中国的副统帅出了问题。
　　飞机的残骸大致有三部分：苏联蒙古方面有一部分，香港有一部分，山海关展览着一部分。先说最后一块。这部分是一位内蒙古的有心人发现的，他姓邬，是呼伦贝尔某外贸公司的经理。他说：
　　1992年我因公到蒙古国，到了离林彪飞机失事不远的东方省会乔巴山市一问，他们知道这件事，但是路不好走，他们不太愿意去。这一次就没去成。1994年的4月，我又去了那里，这一次我在一个朋友家意外地看见一个铝制的发动机叶片残骸，我又激动了，一问正是林彪飞机上的。原来这只是一小部分，比这大的部分被一个香港人拿走了。我问还有吗?他说还有。经过我的软磨硬泡，这个牧民答应带我去。从乔巴山市到温都尔汗有两小时路程，那附近有个煤矿叫贝尔赫，有些住户，我找了些学生到了现场。草有一尺多高，还有大片的被飞机汽油烧焦的土地，那上面至今寸草不生。还能看见零星的机械部件，比较分散。大家捡了大概有三四吨，几乎是所剩无几了。当地许多人认为这是一般的废铜烂铁，其中的一些甚至已经卖到了中国。我雇了一辆卡车把这些东西先运到了乔巴山市，第二天运往靠近中国呼伦贝尔的阿尔哈沙特口岸。
　　从蒙古的这个口岸出口到中国的废铝比较多，平时蒙古人也不在乎，但是自从香港人运走一些飞机残骸后，凡是有废铝出口，就有中国人问是不是林彪飞机上的，后来他们就有点烦了，甚至一段时间规定不许废铝出口。我的卡车就在这时到了。
　　一天，两天，一直停了两周！这可咋办？我着急，蒙古方面雇来的司机更急。这个口岸是个季节性的，再有一天就关闭了！没办法，只好打通关节，送酒，送礼品。终于在一个晚上大家都喝醉了，就在闭关前一个小时，我们的卡车通过了。
　　这还仅仅是开始。入了关后，邬经理不敢公开，只好放在一个亲戚家的牛圈里藏着。不料在一次喝酒之后，一个朋友把这事给说了出去，结果引来了《北京晚报》的记者和中国航空博物馆的馆长。经过记者的软磨硬泡，这个消息披露了，国内许多报纸转载，引起一阵轰动。航空博物馆馆长薛培森也想把这些珍贵的文物征集回来。经过辨别真伪后，薛馆长开始活动了。但是不久薛馆长就退休了，此事就没了下文。
　　1998年，秦皇岛市的一个朋友得知此事，表示要拿去展览。我就同意了，本来要在北戴河展览，那样更有意义，但没能批准。在秦皇岛和山海关展出后效果也挺好。这部分残骸主要有发动机、座椅、起落架、机翼等等。我相信这是林彪飞机残骸的最后部分了。
　　孙一先：我拍摄了林彪飞机的残骸和尸体
　　1971年9月13日凌晨2时许，林彪的飞机在温都尔罕草原上坠毁，林彪和他老婆叶群、儿子林立果等9人全死了。
　　飞机坠毁后到过现场的中国官方人员总共只有4个，他们是时任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二秘孙一先、译员沈庆沂、王中远。1971年正是中蒙关系趋于好转的时期。9月14日早晨8点，蒙古外交部副部长突然约见许文益大使。当时许文益大使刚到任20多天，还没有拜会这位副部长，时间这么急，事先又没有预约，显然是有紧急情况。
　　许大使回忆道：
　　我到了副部长额尔敦比列格的办公室，他对仓促约见表示歉意，然后话锋一转说，我受政府委托，通知如下事情，13日凌晨2时左右，在我国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有一架喷气飞机失事，此事我们有关部门当天上午才知道，派人去出事地点了解情况。经多方证据表明，那架飞机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飞机，机上共9名乘客，其中8男1女，不幸全部遇难。对中国军用飞机深入我国领土，我代表我国政府提出口头抗议。
　　他接着说，大使知道，现在天气比较暖，尸体是要用某种方式予以掩埋的。接着他加重语气说，以此为例，可以认为中国军用飞机是侵犯了我国国境，我们保留就此事再次进行交涉的权利。
　　我说，正当中蒙关系刚开始正常化的时候，我国飞机由于某种原因在蒙古领土上失事，这当然是很遗憾的。但我不知道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蒙古方面对飞机采取了什么措施？出于友好的考虑，请蒙古方面帮助了解，我国飞机为什么误入蒙古境内的？对于副部长的口头抗议，在我未全部弄清楚和了解事实真相之前，不能接受。但我可以把此事转告我国政府。接着我说，我们可以派人去出事地点看看吗？
　　

林彪飞机坠毁的照片(2)
他说，我们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对于中国飞机进入我国领土的原因，相信大使会作出努力，使中国政府在近期作出解答的。希望使馆尽快通知派什么人去，何时动身。
　　这天，外交部开了一上午的会，讨论如何落实周总理的指示，研究林彪出逃后的各种对外应对方案。中南海也在不安地等待着出逃的林彪会用什么方式向世界发表声明。
　　据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符浩回忆：
　　12点会议还没有结束，突然，一位值班秘书就拿着特急电报，门也没敲就闯了进来，直奔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鹏飞身边，姬鹏飞部长看着这封特急手抄电报，看着看着他露出了笑容，用一种异常的语调向大家说出了一句话：机毁人亡，绝妙下场！随后，这份急电被送往中南海。姬鹏飞要王海容给总理打电话，但回答说总理刚刚服了安眠药入睡，按习惯要至少4个小时才能醒来。这时党组决定，立即派人把这份电报送给主席和总理看，否则就是失职。
　　接到林彪飞机起飞的消息后，毛、周立刻作了各种准备，包括命令军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到大会堂新疆厅开会，向全国发布禁空令，给全国各大军区和各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人打电话。9月14日上午，总理下令在北京附近部署了10个师的兵力并于当晚进入预定地区。主要是“内防政变，外防侵略”，因为苏联在中蒙边境早已陈兵百万，要以防万一，毛泽东甚至从中南海搬到了保卫措施更为严密的人民大会堂。
　　许大使本来要派二秘孙一先带两个助手去现场看。由于那时的通讯实在不敢恭维，加之事态严重，许大使迟迟得不到国内指示，只好不断地向蒙方解释说“国内没有指示”。而蒙古方面称飞机已经准备好了，催问我使馆人员何时动身。一直到下午6点，国内终于来了指示，说要许大使“携随员亲赴现场”。
　　孙一先回忆道：
　　坠机现场，烧黑的草地上到处都是飞机的残骸，盖着白布的尸体格外显眼，周围一片草原，远处有蒙古的哨兵在游动着，令人顿生凄凉悲惨之感。
　　飞机早已解体，机尾上有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标志和“256”字样，断裂的翅膀上有“民航”二字，不用说，肯定是中国飞机。共有9具尸体分成三堆，大都仰面朝天，四肢岔开，头部多被烧焦，面部难以辨认，衣服被烧光，躯体完整，只有骨折和皮肉挫伤。由于时间过去已有60多个小时，个个肿胀得亮晶晶的像个蜡人。个个没戴手表，没有鞋子，像是飞机迫降前作了准备。我还发现飞机翅膀上有个大洞，当时是军事对峙状态，我立刻就想到是否有导弹袭击的可能？
　　许大使的相机交给了沈庆沂（后任驻蒙使馆参赞）用，孙一先自己带了莱卡相机，这样两个人就分别拍照。当年在国内广为传播的飞机残骸和尸体照片就是这两个人拍的。但事实上，他们到现场时已经是第三天了，而在9月14日、15日上午就有苏联人和蒙古人去了现场，苏联人在第二天就拿走了主发动机和黑匣子。由于当时他们不知道死者是谁，所以对尸体没兴趣，只是后来有所怀疑才又来挖出了尸体进行检验。
　　孙一先回忆说：
　　我们来现场之前的第一反应是：可能有美国或者台湾的侦察飞机冒用我们的名义，涂上中国飞机的徽号，借以挑起中苏、中蒙之间的争端。但是到了现场一看，明明白白是中国飞机，9个人全部死亡。侦察机上哪能有那么多人？我开始和小沈一块走，我拿着相机，他拿着许大使的相机，我俩边走边拍。后来小沈跟着许大使走，我就到别处拍。
　　天色已晚，我们拍了一些之后，天就黑了。第二天我们又来拍了一些，正面拍，把尸体翻过来再拍，特写，局部，还有一些纸条书本之类的，现在看到的那些尸体照片就是第二天（16日）拍的。
　　从现场回来后，按外交部的指示，使馆派孙一先回北京汇报。孙一先就带着他们拍的胶卷和文件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国际列车。
　　使馆决定让我回国汇报，为了安全，又让中国在蒙公司的一位译员陪同我一块回来，我们俩坐在包厢里，由于那时两国交流少，整个软卧车厢里只有我们俩。窗外苏军比以往更多了。到了国内的二连浩特，我方的军人也比平时增加了许多，有熟人告诉我，现在是一级战备！我仍然没有把飞机和这些迹象联系起来。
　　到了北京站，我看见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符浩和他的秘书王万慧在站台上，符浩把我拉到一边低声说：我就是接你来的！我一个二等秘书，用得着大主任来接？更弄不懂的是，直接把我接到外交部招待所（今北京华风宾馆）住下，嘱咐我不许与外界联系，不许与家人联系，见了熟人就说是送文件来的，马上就走。算是“软禁”了。我把带来的胶卷交给外交部的孙秀娟，自己洗洗澡就睡了。刚躺下没多久，有人敲门，一看是王海容。她是外交部领事司司长，毛主席的表侄女，是司长里惟一的外交部党组成员。这样的大人物夜里来见我？王司长说，跟我走，去人民大会堂汇报。我很疑惑。时间已经是半夜，我坐在汽车里，穿过长安街，静悄悄的，没有任何非常迹象。汽车开进了大会堂，我一进去，发现周总理在那里正给什么人交代工作，我又一次感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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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飞机坠毁的照片(3)
总理让我拿着照片和提纲汇报，谈到飞机残骸时，总理没多大兴趣，甚至还打了个盹儿（当然也有几天来的疲劳所致）。但看尸体照片时却来了精神。非常仔细地看，尤其是5号尸体（那正是林彪）。对我们向死者默哀的照片则不屑一顾，扔到一边。这已经是9月22日的凌晨了。我带去的照片大概有200多张，还有绘制的一张飞机坠落的示意图。虽然周总理很快就做出了飞机自行坠毁的结论，但是还在事后找有关专家验证了几次，包括到西郊机场察看同型号的三叉戟飞机。
　　给总理汇报完之后，我又到外交部和孙秀娟一起洗照片，整整一个星期，我都在洗照片。一批一批地洗，写说明，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使用。10月3日，仍被“软禁”的我接到电话说让我去外交部礼堂听报告。韩念龙副部长念到【中共中央（1971）第57号文件】：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我脑袋嗡的一下大了，怎么会是他呢？！那几具尸体的照片在我眼前晃来晃去。
　　据孙一先回忆，蒙古方面的防空系统也是够薄弱的。当飞机进入时，无论蒙古还是苏联的雷达站都没什么反应，只有蒙古的边防站天亮以后报告说凌晨2时发现一个飞行目标从二连以东的414界桩上空进入蒙古。报到乌兰巴托公安部时已经是9月13日下午4时了。而在这一天的中午，中国最高层领导人就已经知道了结果。
　　苏联方面对事件密切关注，据后来的报道披露，他们准备了四大箱子文件，里面有数十位中共高官的材料，都是近年来从政坛上消失的高官。于是苏联人又来到了现场，这次是包括克格勃、法医等专家小组。他们把尸体挖出来，割下那个年龄较大的和女尸的头颅，在锅里煮掉皮毛，拿回去对比林彪早年在苏联治病时的档案，从而得出林彪就在这架飞机上的结论。
　　孙一先讲：
　　我拍了7个卷，沈庆沂拍了3个卷，回到使馆，为了试验效果，我先把小沈拍的一个卷冲了（那时我们没有彩色卷），放出来效果不错，这下放心了。这一个卷就留在了使馆。使馆里都有冲洗设备，另外9个卷就带回了国内，交给外交部的孙秀娟，她是很专业的，外交部的设备很好，除了对焦曝光以外，其他都是自动的。那照片清晰极了，我的相机也很好，是新型莱卡M3的。我拍了许多尸体的特写，包括飞机上的大洞，每个尸体都拍了2－3张，还有埋葬的过程，边拍边步量距离（早先我在军事学院学过简易测量），我还带了指北针，根据这些“数据”绘制了现场草图。中央开会的时候把这些照片放大了十几套，后来更是放了无数套。
　　照片的底片现在都在中央档案馆，我离开外交部的时候所有的资料都交了，那时的组织纪律性很强，根本不考虑自己留什么档案之类的事。这件事的后果之一是从此在驻外使馆里配备了电影机和电台。而当时我们就缺这些先进东西。我后来总结这叫“时代性的遗憾”。
　　这些照片在1980年审判林江反革命集团时才发表了一部分，当年传达的中共中央文件里有许多孙一先和沈庆沂拍摄的照片，当然也不会署名的。所以至今许多人不知这些照片是谁拍的，也不会有稿费之类的事。孙一先后来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军事参谋团团长，从此穿上了军装。如今退休在家。毫无疑问，这件事是他一生中都难以忘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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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时代的握手(1)
握手，这样一个人间极为平常的礼仪，如果在特殊条件下进行，这一握，甚至可成为历史性的、划时代的标志。中国和美国、周恩来与尼克松的握手，就是这样的一握。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开始了一次他称之为“谋求和平的旅行”。11时30分，飞机平稳地停在候机楼前。机舱门打开了，穿着大衣的尼克松总统与夫人帕特两人走出舱门。按惯例，应该是随行人员先出现在舱门，而尼克松却早有安排，他让其他人员退后，自己第一个出现在舱门，他要人们看到中美领导人在第一时间照面的镜头。据基辛格在《白宫岁月》中的回忆，尼克松作出这样的决定是经过精心考虑的，“总统决定，当他纠正这一失礼行为时（指杜勒斯拒绝与中国人握手），不能有其他美国人在电视镜头中出现而分散群众的注意力。罗杰斯（时任国务卿）和我留在飞机上，直到他们握手结束。抵达北京前我被这样告诫过至少十几次，根本不可能忘记了。……尼克松单独一人和周恩来历史性地握手完满结束以后，我们大家才像变魔术似的出现。”为了这次空前的会见，摄影记者们也作了大量的准备。###回忆说：
　　2月21日清晨，我早早地起来了。车子来接我去机场，我看时间还早，就让司机拉我到西花厅。总理的背影在前院弯曲的长廊里慢慢地移动着，又是一夜没睡。我说，总理，今天中外记者一律拦在离飞机20米远的地方。总理问：你呢？你在哪儿？我说我也一样，拦在远处。总理又问：有多少记者，挤在一起怎么照？我回答说有100多个记者，我们搭了个阶梯式的架子，人在上面谁也不会挡着谁。总理又问：老杜，这次的接待方针知道吗？我说知道，这次的方针是“不卑不亢”。
　　上午11点，尼克松的专机出现在北京的上空。周总理和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人从休息厅走出来，跑道两面站着衣装笔挺的三军仪仗队。飞机还没停稳，所有的眼睛就都贴在了相机上。我用的是莱卡相机，还有一支长镜头。舱门打开了，尼克松满面笑容地走下了舷梯，他夫人穿的是火红的呢子大衣，我想，要是彩色胶卷就好了。
　　尼克松步子很快，一边招手一边鼓掌，刚踏上平地，手就伸向了二三米外的周恩来。100多部相机随即发出一片爆豆子般的声音。我回到社里，冲洗照片，放出后我选了两张，一是没握上手的，一张是握住手的。正好我去送照片时，毛主席在接见尼克松一行，我把照片交给总理，不出所料，总理也选了那张没握手的。
　　周恩来总理站在寒风中，旁边有叶剑英、李先念、郭沫若、姬鹏飞外长等中国要员。尼克松走在舷梯上时，周恩来就开始鼓掌，尼克松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还。不等走下舷梯，尼克松已经微笑着伸出他的手，周恩来也迎上去，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足足有一分多钟。这意味着一个时代结束，也是一个时代开始。尼克松显得很激动，说道：“总理先生，我感到很荣幸，终于来到了你们伟大的国家。”周恩来说：“总统先生，非常欢迎你到我们的国家访问。”这一划时代历史性场面一直通过###传到全世界。
　　到场的摄影记者很多，大家都拍到了两国领导人握手的照片，但是时任新华社中央组驻中南海专职摄影记者的###却独辟行径，抓到了俩人的手尚未握在一起、但又迅即在握的瞬间。与已经握上手的照片不同，它不但表现了握手的结果，更突出了握手的欲望，它暗示着中美关系的现状，而且画面效果超凡脱俗，可谓是“决定性的瞬间”。就是这零点几秒的时间差，就是两只手之间这微小的间隙，使得这幅照片在无数的、平庸的握手照片中脱颖而出，成为经典新闻事件的经典新闻摄影之作。
　　我拍完了毛主席接见尼克松和基辛格的镜头后就把胶卷送回新华社冲洗，我自己拿着总理选定的照片去主管宣传的姚文元那里审阅。“为什么会选这张呢？”姚文元嘀咕着，最后说既然总理定了就用这张吧。第二天全国的报纸都发了这张照片，世界各国的报纸也用了这一张。后来《尼克松回忆录》的封底也用了这张照片。
　　据《中国外交秘闻》记述，周恩来和尼克松随后一同进入一辆挂着帘子的防弹高级红旗轿车。在离开机场时，周恩来说：“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啊！”汽车驶进钓鱼台国宾馆后，在18号“元首楼”前停下，尼克松、基辛格和白宫来的人就住在这栋楼里。吃过午饭后，尼克松正准备洗个淋浴，基辛格突然闯了进来，气喘吁吁地说：“总统先生，毛泽东主席想见您。周恩来已经来到楼下。”对于尼克松来说，与毛泽东会谈是早有所准备的，但是没有想到会安排得这么快，他内心充满了难以抑制的喜悦。
　　尼克松和基辛格在周恩来的陪同下，走进毛泽东陈设简单的书房。毛泽东在秘书的搀扶下站起来，面露微笑地迎接尼克松。当两人握手时，毛泽东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随后，毛泽东又和基辛格握手，并上下打量着，说道：“哦，你就是那个有名的博士基辛格。”基辛格连忙笑着说：“我很高兴见到主席。”基辛格又说：“我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指定我班上的学生研读您的著作。”毛泽东谦虚地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什么可学的。”尼克松连忙接着毛泽东的话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毛说：“我未能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附近的一些地方而已。”谈了其他许多问题后，尼克松列举了一系列需要共同关注的国际问题和地区问题，毛泽东说：“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谈。我这里只谈哲学问题。”这次谈话本来预计只进行15分钟，却谈了一个多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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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时代的握手(2)
经过多次的反复，两个长期对立的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终于在2月28日在上海发表了著名的《中美联合公报》。公报列举了双方对重大国际问题的不同观点，肯定了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区别之后，强调指出了双方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双方相信，两国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会对缓和亚洲及世界紧张局势作出贡献。
　　友好来往的大门终于打开了。后来尼克松说，这次来中国的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而毛泽东却说，他改变了世界？我看是世界改变了他，应该说，尼克松顺应了历史潮流有功绩。虽然后来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下了台，但中国人还是没有忘记这位老朋友，他下野之后访问中国时仍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这一周，确实改变了世界格局，战后形成的两极世界经过60年代的动荡、分化与改组已经变了。第三世界的政治力量已经崛起，力量之大可以在联合国大会上否决美国的提案。由两个超级大国左右世界的时代一去不返了。
　　关于这次历史性的会见，尼克松和基辛格都分别有长篇的回忆录，至今读来仍然引人入胜。关于这个过程的电影、电视镜头至今还经常出现，而人们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照片，恐怕就算这一张了。
　　

谁是“四五英雄”？(1)
“四五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就不用说了，然而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四五运动”还造就了一大批响当当的摄影家，甚至可称为中国摄影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许多新的观念、新的形式、新的风格都诞生于此。这一批人非同寻常，其中有不少是中国高官的子女，有着强大的政治背景和优于常人的经济实力，但是他们在摄影事业上却非常地平民，非常地投入，因而也就对摄影的发展贡献很大。“四五名作”之一《力挽狂澜》的拍摄者，就是中共###，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　宣　部部长邓力群的女儿罗小韵。
　　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时，邓力群被冷落为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因为那时他是“邓小平的人”，而邓小平在1976年时正受排挤，邓力群的日子自然也就不好过。这个时候他女儿罗小韵能够拿起相机去天安门拍照，真是吃了豹子胆了。其实现实中的罗小韵，就是个吃了豹子胆的性格。如今，她还能清晰地回忆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子。
　　每个人在小时候都有过理想，并憧憬着它的实现；但是真的长大成人了，你才会发现，你所从事的事业常常是自己不曾想到过的，我便是这样跨入摄影之门的。
　　1973年，我结束了5年的插队生活（那是使我一生受益的5年），赋闲在家一年。正好家里有一台相机，周围的朋友、亲戚有喜欢照相的，受他们的影响，我开始对摄影产生了兴趣。1976年丙辰清明，天安门广场掀起的汹涌波涛，第一次使我省悟到了摄影的真正价值，从那时起，我就和摄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1976年1月8日的下午，我的家人接到一个电话，之后家里的气氛变得十分凝重,一种不祥的感觉出现在我的心里。我小心地问道：“出了什么事儿？”妈妈告诉我，周总理去世了！话还没说完，眼泪便夺眶而出。尽管在这之前，就听说总理病重住院，但噩耗传来，我们仍然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晚饭全家人几乎都没有吃，空荡荡的房间里时不时传出哭泣声。
　　第二天清晨，我拿上相机，直奔天安门广场。天安门的国旗已经降了半旗，天气阴沉沉的，跟我们的心情一样,感觉很压抑。1月11日当人们听说总理遗体要火化的消息，首都上百万群众不约而同地冒着寒风,聚集在长安街至八宝山的道路两旁，给总理送行。而后，人们又涌向了天安门广场，为了能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上一束鲜花和花圈，有时要等候一个多小时。纪念碑周围的松树上挂满了小白花，悼念的人群中经常有人哭得晕了过去，医务人员自发地在纪念碑前为悲痛欲绝的人们设置了临时急救台。而“四人帮”一伙儿对全国人民的悼念活动进行了压制，人民心头的怒火越压越重，终于在清明节前像火山一样地爆发了。
　　1976年3月25日，第一个悼念周总理的花圈出现在纪念碑前。而后的10余天中，首都人民到天安门为周总理献上了数以万计的花圈和诗词。那时我还在北京新兴袜厂当工人，正好清明节前的这一周是夜班，每天早晨6点15时下班，20多分钟便到家了。吃完早饭，大约8点左右，揣上相机，骑上自行车去天安门广场。当时我家住在朝阳门内，穿胡同沿着南小街南行，再穿过史家胡同至东单，沿着长安街西行，在长安街上，便可以看到一队队人群抬着花圈往天安门走。我几乎一呆就是一天，傍晚回家睡上两三个小时，晚上10点又去上夜班。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星期，当时年轻，不觉得累，就是略感疲倦，但一到天安门广场，整个人就像被注射了“兴奋剂”，疲倦全无。看着那一队队送花圈的人群，有老人，有孩子，有工人，有学生，有机关干部，有念诗的，有抄诗的，还有写血书的，我的心就一次次地被这些情景所感动着。我和广场上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怀念周总理，用行动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发出我们的怒吼。
　　当时我只是一个摄影爱好者，条件很差，有一台老式莱卡相机，只有一支标准镜头，用的是保定胶片厂生产的“代代红”黑白胶卷。由于当时险恶的政治形势和经济上的制约，不可能拍很多片子，只能拣重点、有代表性的画面拍，在可能的情况下多拍一点。实际上在广场上呆一天，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在拍照，更多的时间是在广场上和大家一起看花圈上写的挽联和诗词。有时候看到精彩的，也拿笔抄录下来。因为广场上每送来一个新的花圈，总会有一些新的诗词贴出来。在3月底时，更多的诗词是以悼念为主：
　　花圈层层黑纱新，
　　清明时节倍思亲。
　　伟岸身影时时现，
　　断肠哀乐尚余音。
　　忠骨撒遍河山上，
　　丹心播进万人心。
　　总理有知应笑慰，
　　擎旗自有后来人。
　　时逢清明倍思亲，
　　不见报刊怀念君。
　　无限哀情压不住，
　　纪念碑前人如云。
　　一束鲜花表心意，
　　纵横热泪湿满襟。
　　为何今载春来迟？
　　几多悲来几多愤。
　　给天安门广场送花圈不光只有北京的老百姓，还有许多外地来京出差、探亲的同志。他们不仅抄录诗词，也贴自己写的诗词，还有专程从外地送花圈到广场的。4月1日上午，一个外地人就在纪念碑前贴出他自己写的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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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四五英雄”？(2)
雄碑忆先辈，
　　俯首悼君哀。
　　花环如雪泪沾襟，
　　扫墓千里来。
　　忠贞为国酬，
　　生死置度外。
　　江河九曲归大海，
　　玉碎光华在。
　　天安门广场花圈和诗词越送越多。面对人民的悼念，“四人帮”们气急败坏地在4月2日发出紧急通知，说什么“清明节是鬼节”，“不要去天安门广场献花圈”等等。这个通知非但没有阻止人流，反而越聚越多，诗词也越来越激烈。现抄录几段，便可知道当时人们心头的怒火有多高：
　　不见报刊怀念您，
　　天安门前献诗歌。
　　千秋功罪人民定，
　　毁者稀微誉者多。
　　有的诗词直指“四人帮”：
　　总理遭诽谤，
　　怒火满胸膛。
　　天安门前摆战场，
　　花圈做刀枪。
　　叫声好同志，
　　请你莫悲伤。
　　莫忘子系中山狼，
　　得志便猖狂。
　　素纸黑纱含恸剪，
　　青松翠柏和泪扎。
　　谁言献花旧习惯，
　　明朝她死定无花。
　　这个“她”现在看来就是指江青。
　　4月3日下起了小雨，送花圈的人们冒雨从四面八方涌向广场。“总理为人民，人民爱总理”这十个大字在广场上矗立着，道出了人民的心声。4月4日是丙辰清明节，适逢周末，广场上人头攒动，据后来估计，那天广场上有近百万人。
　　在广场拍了几天以后，发现没有制高点，人又很挤，很难拍到大场面。于是后几天我就换骑了一辆28型男式自行车，这样有合适的画面我就踩在自行车的后架上拍照，果然很方便。4月4日上午11点，一位穿中式衣服的男子，带领群众高呼：“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接着他又发表了演说，他在讲演中说：“同志们，我们发现有那么一小撮人，把矛头对准周总理，这是我们绝不允许的！……咱们爱总理的心情都是一样的，今天成千上万的工农兵群众涌向天安门，这就是人心所向！”周围的群众跟着他一起喊口号，有的用笔记录他演讲的内容，还有录音的。当时我正在现场，根本来不及选角度，急忙站在自行车上按下了快门，一口气拍了十几张底片，其中这张《力挽狂澜》后来获“四五运动”摄影作品一等奖。事隔几年，我终于和这位“演讲者”碰面了。他由于在天安门广场演讲，被关了起来，“###”平反后,他从监狱被放了出来。看到很多报刊刊登了《力挽狂澜》这张照片，他就四处打听作者是谁，几经周折，才和我联系上了。这时我才知道他是红旗越剧团的一名专业演员，名叫李铁华。见面之后回想起那段经历，大家都十分感慨。我送了一张精放的照片给他留做纪念。
　　4月4日下午5时，北京重型电机厂特制了两个高达7米、重约4吨的钢铁花圈进入了广场，广场上所有群众为他们鼓掌。曙光电机厂的工人干部抬着几十个花圈献到纪念碑前，并在广场上召开了悼念周总理的大会，此时广场上的气氛达到了最高潮。
　　1976年4月5日清晨，当我下了夜班又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时，所有的花圈一夜之间都不见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还有血迹，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对于摄影者来说，这时最重要的事就是怎样将胶卷保留下来。在广场上拍照的十来天中，我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被跟踪，况且周围的人都知道我去广场拍照，我的家人当时作为邓小平的“同党”正在挨批，家里是不安全的。于是迅速地将胶卷冲洗出来，仔细地用几层塑料袋包好，连夜把这些胶卷转移到一个朋友处，嘱咐说不管发生什么事，这些胶卷一定要保存好，它们会有重见天日那么一天的。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当时的很多报社的专业记者都不让去广场，只有个别大胆的人悄悄地去，所以当时的报纸上没有这方面的照片，而这恰恰给了业余摄影者们一个施展的空间，不经意间，历史便造就了一大批纪实摄影家。由于天安门在北京，首都的摄影者就占据了天时地利，如果没有这些摄影发烧者，那中国的摄影史重要的一页，定会留下极其遗憾的空白。尽管后来在编辑画册时，有很多专业记者也拿出了照片，但获得好评的传世作品几乎都是这些业余摄影爱好者拍的。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而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童怀周（笔名）编印了两本收录“###”诗词的《天安门革命诗抄》；与此同时，七机部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的几位同志也编印了一本《革命诗抄》。当时这几本诗抄在社会上反响很大，人们争相购买。在北京可以说每家都购有一两套书，至今我家中还保留了几套
套。
　　由此，我和一些“四五运动”的摄影者结识了。自动化所《革命诗抄》编辑组的王安时和王樵裕及二外的童怀周，大家私下议论，如能出一本“四五”摄影集那该多好呀。没想到王安时、王樵裕他们也就真的下了决心，积极筹备起这事。
　　1977年11月下旬，画册的第一次碰头会在任世民家中召开，参加会的有王安时、吴鹏、高强、李晓斌、王志平、任世民和我。会上决定由自动化所筹钱出画册，把我们几个人从各自单位借调出来，专门组成画册编辑组，我们几个人当时都是摄影爱好者，吴鹏是北京铁路局工人、王志平是农业出版社美术编辑、李晓斌是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工人、任世民是青海齿轮厂工人、我是北京新兴袜厂工人，只有高强在北京情报所从事摄影工作。虽然当时“###”没有平反，但我们几人所在单位都很支持这事，很快我们将手续办好，到高强所在的北京情报所照相室暗房上班了。后来安政也加入进来，编辑组成员由7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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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四五英雄”？(3)
编画册第一件事就是要征集照片。我们几人当时都有自己的摄影圈子，通过这些朋友将编画册的消息传出去，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很快我们就征集到几千张底片。后来在《人民的悼念》画册中作者这一栏是这样署名的：“摄影及图片提供者”，共有120人之多。这里面有很多人不是照片的作者，有提供作者住处的，有来义务帮忙的。总之，当时这本画册还是地下出版物，因为“###”没有平反，既无经费，更无报酬，但没有一个人计较这些，画册的编辑工作非常有序地进行着。我当时在编辑组负责征稿退稿，并和晓斌负责制作黑白照片，吴鹏和高强制作彩色照片。当时编辑组7个成员每个人都拍有很多底片，加上征集来的，估计我们看到的有上万张底片。所有底片都没有样片，这样制作黑白照片的工作量就很大。据李晓斌回忆，黑白放大相纸就用了40至50盒，所放照片约在两三万张。当时大家干活没黑没白，共同的心愿就是要把画册编好。经过两三个月的时间，放大照片的工作基本完成，我也于1978年2月至3月间调到科学出版社任摄影记者，离开了编辑组。是吴鹏一直在编辑组坚持到了最后，排版打样，直到画册出版。1978年11月《人民的悼念》画册还在印刷厂打样，11月14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得以平反。这本“地下出版物”也由北京出版社正式出版,印数10万册，销售一空。
　　事后，我们这些人被称为“四五英雄”，大家都相继走上专业摄影岗位。20多年来，我从来也没有以“英雄”自居过，我想我们当时和广场上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一样，不过做了一件很本分的事情，今后再有这种事我们还会去做。“四五”的摄影者们当时是怀着一种社会责任感去记录那时发生的一切，以避免那段历史影像的空白，因为专业摄影记者都被禁止去天安门广场拍照，这种精神及社会责任感将伴随我们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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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平：音乐家，摄影家(1)
提到中国摄影史就要提到王立平，就是那个著名作曲家王立平吗？他不但是作曲家，还是个著名摄影家。他的那幅名作跟他的那些美妙的歌曲一样著名，是中国摄影史上的传世之作。他还是那个著名的青年摄影团体—“四月影会”的发起人之一，而且连这个名字都是他起的。可能有些人不了解他在摄影方面的情况，那是因为他后来全力投入到音乐和政务方面，摄影界的事则较少过问了。
　　1999年，《中国摄影》杂志就读者喜欢的摄影作品作了次调查，结果在前10名中就有王立平的那幅名作《让我们的血流在一起》。这让他很开心，离开摄影界这么多年，广大的读者仍然没忘记他，没有忘记那个刻骨铭心的事件—1976年的“四五运动”。
　　“四五运动”在中国是个大事件，在摄影界也是大事件，不仅造就了许多纪实摄影家，同时也是许多职业摄影家至今难以启齿的事件—因为这一段时间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他们几乎都“封镜”了，没有去天安门广场，去了的也没敢拍几张，结果，数以百计的业余摄影者大显身手，在兴奋和恐慌中记录了中国历史上这重要的时刻。这些作品连同后来的文字记录以及当时的革命诗抄构成了那个时期最完整的纪录。
　　这张照片是在1976年4月4日上午拍的，实际上我在4月2日就去了。从2号到4号我连续去了3天，天天是阴天，加上当时的压抑气氛，那些日子真是沉闷。我在1973年时买了个苏联产的二手泽尼特单镜头反光相机，在那时也算不错的了。我一去就是一天，那时我住在东直门附近，骑车到天安门，中午就随便吃点东西。新影厂已经接到指示，不许去天安门，我那时正好要去海南岛出差，按惯例，出差前可以有3天的准备时间，我正好用了这3天。本来我定了3号的票，结果我又偷偷去把票退了。那时我已经34岁了，由于艺术圈子和知识分子中间经常议论，我已经知道了很多关于“四人帮”的事情，应该说对这些事已经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了。所以就知道###绝对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我既然有相机，有这个意识，那就不能错过。
　　那时我在新影厂工作，专职作曲。在新影厂里还有点“方便”—可以用点胶卷的片头。我到了天安门一看，人山人海。用一个词形容就是“群情激愤”。有人在念诗，有人在抄诗，有人在哭。我那时已经练就了一套功夫，就是想拍什么时，先在一边调好距离、光圈和速度，然后突然举起相机按一张，马上又跟没事似的眼睛转向别处，俨然一副老练的样子。因为那时有两怕：一是别人怕你，怕你是便衣，将来拿着照片去抓人；二是我也怕被便衣盯上，将来抓了去问，你拍照片干嘛。我想那时好多人都有这种恐惧心理。
　　由于形势紧张，我只能自己去，不敢叫伴儿。后来我听说，新影厂的一些老摄影师还是在总理追悼会上拍了一些会场外的镜头，比如广场上的人们，现在看起来很珍贵。后来我们发现，在广场上拍摄的几个人都很相似：背着黄书包，不吭声，闷着头拍……像鲍乃镛（在四五运动中拍了许多珍贵照片，其中一幅《白花献给周爷爷》获一等奖）、吴鹏、李晓斌，等等。我总共拍了68张，其中有8张不能用，只有60张还可以。在后来纪念总理的展览中和《人民的悼念》画册中以及新影厂出的纪录片中，我的照片一共被用了30张，使用率“高达”百分之五十！但是另一个数字更让人惊讶：在为悼念总理准备的展览过程中征集到了两万多张底片。而这已经是经过了有关部门查找、收集，大量胶卷被放在照相馆里不敢去取，以及自己怕事而亲手毁掉了底片等等几道“劫难”之后的事。
　　现在看到的这幅照片我拍了3张，而其他画面只拍了一张。因为这时人们的情绪很高涨，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个人身上了。画面中的那个人叫王海力，是个铁路工人，他用手指的血写了：“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将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您！”人们看了都很感动，纷纷和他握手表示敬意，大家一起高呼：我们支持你！我们愿意跟你一块流血！那情景真是感人。我后来的标题就是从这句话来的。广场很平，没有高角度，我就举着相机，往后仰了一点，还稍微拍得广一点，以保证画面完整。那个人已经被人们抬了起来，坐在人们的肩膀上，这才显得他很高。这样“盲拍”的照片还可以，我挺高兴。我用的是国产代代红21定黑白片，光圈是，速度1/100秒。
　　4月4日拍了以后我回去休息了一会，晚上又出来了。到了天安门一看，人少多了，满广场都是便衣—他们都穿军大衣，很容易看出来。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就没打手电，也不敢锁车子，干脆就推着车吧。这样边看边走，到了12点，开始有紧张的脚步声，有人收花圈了。我看见有人在念诗，当时就有几个人给按在地上了。我就赶快跑，但东西北三个方向都被封了，我只能往南边跑。围封的人群里也有好人，告诉我们说：快走吧！就这样我从包围圈里逃了出来，赶回家就冲胶卷。而那天晚上的花圈都被收走了，第二天是4月5号，人们发现花圈没了，才有“还我花圈”的愤怒，导致情绪进一步激化，这就是“四五运动”。
　　后来听说，4月4日晚清场时有不少人被抓，也有人自行车锁了，被按车号追踪抓去，我们算幸运的。我冲了胶卷后就交给我妈妈了，她又缝在我的小外甥的旧棉裤里，一直到“四人帮”被打倒之后才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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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平：音乐家，摄影家(2)
由“四五运动”引起“四月影会”，由“四月影会”引起一大批中青年摄影家的崛起，这在摄影界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准备悼念周总理的展览和编辑《人民的悼念》这本画册的过程中，这批青年摄影家已经显露出他们的才华和敏感。在1979年4月他们的作品首次展览时，则标志着他们的群体力量开始形成。这个群体对当时的传统力量是个巨大的冲击。整个过程中，王立平一直是重要的参与者，而且很有“老大哥”的味道。因为在对外公关、协调各方关系的过程中，青年摄影家们难免有过激的想法，而王立平的策略是柔和委婉，把对立的状态降到最低程度。现在看来王立平确有他的过人之处。
　　从广场拍回来之后我就冲卷，当时没敢放大，因为风声很紧。我们厂里有很多废胶片，那时大家爱做镜框，我就找了些废胶片故意剪成有片头那样的半圆状，卷回暗盒里，如果有人查，就说已经曝光了。这一切都做好之后，我就出差去海南了，为了逃避，我故意在海南呆了很长时间，大概有一个半月。去海南的火车上我就听说###是“反革命事件”，心中暗暗庆幸我拍到了历史的一瞬间了。我出来前跟家人说，绝对不能交出来，那样会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会按照片去抓人。
　　我从海南采风回来之后，我们的支部书记肖远问我，你去了广场没有？去了。你拍照了没有？拍了。被别人发现没有？应该没有。那你就咬定没去。就这样，我又被保护了。我们厂的老导演于村曾经在拍摄时帮助过我，我的母亲也冒着风险替我藏胶卷，所有这些，说明成功的荣誉不应该记在我个人的账上。
　　我的这些照片首次发表就是在悼念总理的展览和画册上，那次用了我的18张，后来新影的纪录片上用了24张，总共获得了400元稿费，在当时这也将近是一笔巨款了，但是我一直不敢自己用，因为这个钱来得不易，是有人流血流泪的情况下，是人民大众的民心所向的体现之下，我们只不过赶巧纪录下来而已。所以这笔钱我几乎都用在了四月影会的活动当中了，比如给大家买点汽水、包子，买点展览用的绳子之类，王志平（“四月影会”的###之一）比我付出的还多。
　　这些底片的下落是个问题。在编辑《人民的悼念》这本画册时，底片都交了，后来新华社也复制了一部分底片给我们，现在我手里只有这张原底了，因为就这一张拍了3张。其他的不知去向了，有的也是几经辗转，磨损得很厉害。但我认为，就这个事件来讲，它们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我也知足了。
　　“四月影会”连着举办了三次展览，每次都引起轰动。这批青年摄影家也渐渐成熟起来。后来这个团体改名为现代摄影沙龙，再后来又改为当代摄影学会。每次改名都更加理性，这些工作王立平都参与了。而这个时期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阶段，文化氛围越来越浓，王立平必须在他的本行—音乐上有所作为。事实上，这一时期也是他创作的旺盛时期。他的那些脍炙人口的作品流传甚广，结果一个音乐家的王立平频频出现在大众面前，而摄影家的王立平则淡出了大众的视野。尽管这样，王立平的摄影情结并没有消失，至今他还没放下相机，屡屡以嘉宾的身份出现在摄影活动的现场，手里举着最新款的数码相机。我在他的抽屉里看到，起码有4台数码相机，家里的苹果电脑中存着他最近出国拍摄的大量照片。从中国电影乐团团长的岗位上退下后，王立平担任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而且是专职的，他还是全国人大常委，如今政务缠身。他还创建了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保护了数以千计的音乐家的合法权益，如今，这个协会的收入以每年数千万元的速度增加，再次体现了他卓越的组织才能和博大的胸怀。
　　见过王立平的人会发现，他很好相处，性格开朗，多么大的事情，他总是娓娓道来，充满智慧。总之，你会觉得，他和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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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鹏：端着相机的“四五英雄”(1)
如果说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期间还有一些人是出于凑热闹、发烧的角度在拍摄的话，那吴鹏、王立平、罗小韵、李晓斌等一批“摄影有识之士”就已经是明明白白地认识到了这个重大事件的含义，认识到了必须用相机来记录这个重大事件。他们将个人的安危搁到了一边，拍得了一批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照片。
　　吴鹏是个大“烟筒”，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而且只抽一半就掐了，让我这个不抽烟的看着好生浪费。他现在是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展览部主任，坐在到处都堆着照片的办公室里，一向不爱说“这些事”的吴鹏渐渐打开了话匣子。
　　我有三次差点被抓进去。
　　1976年4月2日，有个便衣跟了我很长时间了，最后他抓住了我，要收相机并且让我跟他走，还在广场上当场审问我。我就不服，跟他顶。这时围上来好多人，大声说“不许带人”，“我们悼念总理怎么啦”？本来我在拍照，大家以为我是便衣呢，这下大家认为我是“自己人”，马上就对我好了，这一起哄，那个便衣也没辙了，只好走开。这一次是大家救了我。
　　4月3日晚，正好“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那首诗刚贴出来，大家都在那里朗诵和抄写。我也在拍，晚上9点多钟，突然一大批士兵和警察们把大家都围上了，当时只有十几个人，正好在纪念碑东南角，我们都动不了了。这时警察开始调来后开门的吉普车开始装人，一次装几个，我尽量往后褪（音tun），结果就成为第三轮被装的。这时纪念碑北侧又有情况了，有人在喊，从我们这边调兵。走了一拨儿又来了一拨儿新的，到该带走我时只有五六个人了，正好我面前站的是个新兵，我就急中生智，大声问：“这儿怎么了？出什么事了？”那战士看了我一眼，问我是：“干什么的，你从哪儿来？”我说我找自行车呢。那你快出去吧！就这样我又逃了一次。
　　还有一次是在4月5日，就是被命名为“四五”的那个晚上。
　　那天晚上，我也在广场，突然有很多士兵和警察出现，并从大会堂、历史博物馆，还有南北两侧开始往广场中央收拢。大家都在跑，而且都是朝着南面稍微宽松的方向跑。我也跟着大家跑，就听见有人喊“抓人啦”，当时有个北京冰箱厂的工人（那是他自己告诉我的，因为那时大家都尽量避免问对方的名字和单位）建议往南跑，结果到了南边，南边也有人封锁，正好有一辆20路公共汽车路过，警察让车子赶快走，我们几个人就借着汽车的屏障跟着车跑出了广场，就听警察在后面喊“站住”，这会儿哪能站呢。我一口气跑到北京饭店才敢停脚，算是又漏网了一回。
　　后来市公安局里的照片我也看到了，总共有三大麻袋。那里大部分是从各个照相馆里没收或从各处搜集起来的，好多是人们在天安门的纪念照片，而其中就有我的，可见我早就被盯上了。当然后来我能看到照片，说明对这件事已经是平反了。实际上，像罗小韵、王立平、李晓斌我们这些人，早就知道不能到照相馆里去洗，而且在这之前我们自己都会冲洗，所以关键的照片就这样留了下来。
　　那个年代有照相机的人不多，当时专业记者们也不能公开去拍，于是，这些业余摄影爱好者就赤膊上阵了。他们拿着档次不高的相机，里面装着从电影厂里淘换来的黑白胶卷或者是几角钱一个的国产“代代红”卷，凭着一颗火热的心和一双敏感的眼睛，拍下了数以万计的照片，终于使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没能成为影像的空白。
　　那会儿我用的是基辅相机，我开始学摄影时就学修相机，所以对相机比较了解。买来10米或20米电影胶片自己装盒。我第一次去广场是1月8号。刚一听广播知道总理逝世我就去了广场。那时人还不多，所以拿相机的就很显眼。我那时在北京丰台当铁路工人，为了拍照方便，我宁可上夜班，腾出白天来去广场。别人怎么样我不知道，我是很明白为什么去拍摄的。而且从技术上讲，我已经没有问题了，只要能拍，我肯定能拍到好照片。
　　我在拍的时候有人问是哪里的，我只好说是铁路局的，因为也没有别的办法。有时他们盯我，说别拍了，我就收起相机。走了一段他们看我没动静，就不跟我了，这时我又拍了。从1月8日开始，直到4月5日，这期间我去了许多次。可能是这批拍照的人里面去的次数最多的一个。尤其是3月以后，几乎天天去。
　　这幅《团结起来到明天》是在4月5日上午10点左右拍的。头天晚上广场上的花圈都被收走了，人们愤怒了，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高唱国际歌，从大会堂开始手挽手地走，目标是广场东侧的“工人民兵指挥部”，那是一个小楼，如今已经没有了。那景象十分悲壮，颇有走向刑场的气概。我赶到他们的前面拍了几张，自己也很感动。这一天是整个活动的高潮，对周总理的爱，对“批邓”的不满，对“四人帮”的愤怒，全都在这一天里爆发了。
　　我也很奇怪，那天我下午4点就回家了，我住崇文门附近，先把卷冲了，然后又去了广场。这些底片现在还存着，当时家里人很支持，嘱咐我藏好，我就放在一个高中同学家里，还有一部分在我母亲的医务室里一个空药瓶里，她是工厂里的医生。我的“藏品”里还有一段3分钟的电影呢。那是高强借给我的电影机，还有罗小韵和北影的李晨声给我的电影胶片。可惜我想拍的时候没有电影机，那时一般人不敢借给你呀，谁都怕出事。高强的电影机是自己买的旧货，在那个年代就算不错的了。结果我拍了3分钟那机器就出毛病了，没法拍了。要不然我有足足一小时的胶片呢。这3分钟的片子后来在新影厂的纪录片里用了，我还是那个纪录片的特约编辑。
　　

吴鹏：端着相机的“四五英雄”(2)
在天安门拍照的人不少，这可以在后来吴鹏主编的大型画册《人民的悼念》中看到，但论精品，还是要数这几个人的作品。提到“四五”作品，就要提到这本画册，还有一个叫《人民总理人民爱，人民总理爱人民》的大型摄影展览。而吴鹏就是这其中的骨干分子。有了这样的形式，作品才有可能传播得更广、更久。
　　整个画册的文字是我写的，而且这本画册已经开始有了“专题”的思路了。以往的画册大都是单张作品，没有“专题”这样一个概念。编辑的过程也是一个漫长的时期，到最后只有我一个人在坚持，其他人都有各自的工作，而且也只有我能知道哪个照片是谁拍的。1978年一年我都在编这本书。
　　说到这本书，无论是摄影界还是新闻界抑或是中国历史界都不应忘记它。这本书在当时就印了10万册之多，而且以后没有再版，它与《天安门革命诗抄》、《革命诗抄》等构成了“四五运动”的最为直接、最为真挚的图文纪录。“四五英雄”们的确为历史作出了贡献，而作为这本画册主编者吴鹏，他无疑也是英雄榜上的人物。
　　从1976年底到1977年2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6位老师以童怀周为笔名，相继编辑了革命诗抄两本，同时七机部502所和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的几位同志也编辑了一本革命诗抄，在当时广泛传播，影响很大。我们知道，那是需要很大的胆识和勇气的。我和高强经常在一起，就谈论着要是出一本摄影画册，也会像诗抄那样感人的。1976年10月，罗小韵和高强分别带着自动化所和二外的同志们来我家找我，说要出书，借调我来当编辑。策划人是自动化所的王安时、王樵裕。其他成员还有罗小韵、李晓斌、高强、王志平、任世民、安政等。我们在任世民家碰了个头，就算是成立了编辑组。到1978年1月，我们就到北京科技局照相室高强的暗房里上班，那时只有他是“专业”的。第一天的工作就是征集照片。我和王志平是编辑组长，罗小韵管征稿退稿，李晓斌管联系作者，高强和我制作彩色照片，小韵、晓斌做黑白照片，我们通过各自的摄影圈子开始了工作。一个月之后，我们的“后援单位”扩大为五家：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革命诗抄》编辑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童怀周，七机部502所《革命诗抄》编辑组，《世界文学》编辑部《心碑》编辑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图书资料室。这些人是《革命诗抄》的编辑者，所以说，这本画册也是革命诗抄的延续。
　　实际上，比这早的时候，王志平就自己编了一本名叫《国丧》的影集，收集了四五百张“四五”照片，在朋友之中、社会上流传，影响很大。吴鹏自己也放了100多张照片制成影集通过熟人送给邓颖超。李晓斌也用这种办法送到邓小平家。鲍乃镛也制作了影集送到了邓颖超家、华国锋家和新华社。所有这些都表明这一批青年人是多么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心中的思念，并渴望得到某种支持。
　　当时同在天安门拍摄、后来成为该画册编辑之一的李晓斌回忆说：
　　编画册的工作没白天黑夜，没有报酬，吃饭自理，骑自行车满北京跑。将近一年后，上学的上学，调动的调动，只有我和吴鹏在坚持，过了三周，我也调到了中央实验话剧院，只剩下吴鹏一个人了。他兢兢业业地干到###平反、画册出版。平心而论，无论从编辑画册的责任心和编辑思路，还是“四五”期间拍摄作品的数量质量而言（画册中用了吴鹏的150张，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我认为吴鹏是“四五”摄影人中的杰出代表。尤其是4月5日那天，冲击大会堂、烧小楼、烧小车、手挽手喊口号、广场上的血迹等等，吴鹏都拍了。而我那天也在现场，相机就在军挎包里，很多该拍的我没拍，也不敢拍。我身边的一个日本记者先是胶卷被曝光，相机被扔上天摔得粉碎，人又被打得满脸是血，最后我们历史博物馆的人们把他保护了起来，让日本大使馆来接走。编画册时，吴鹏提议：同类片择优，尽量多用其他人的，少用编辑组的，大家非常赞成。吴鹏那时只是一个工人，能有这样的胆识，真让我佩服。
　　能有这样的胸怀着实难得。实际上，吴鹏拍摄的作品本该采用更多、获奖更多。最初，在五个一等奖中，几乎都是吴鹏的，但他只同意上了一个。
　　吴鹏说：
　　那时征集的底片可能有上万张。且大多数没有样片。我们只好全部放大，大概用了四五十盒相纸。我们的原则是：同一内容的135底片让位给120底片；编辑组成员的让位给其他人。1978年搞了一年，我一直在印刷厂盯着，1979年1月正式发行。编的时候事情还没平反，我们认定这事早晚会平反。等到快印刷了，1978年11月14日，中央批准，###平反了。有5家出版社抢着要出这本书，最后由北京出版社出了。1979年1月8日，《人民总理人民爱，人民总理爱人民》的大型展览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同年4月5日在民族文化宫颁奖。
　　在这些人的基础上，在这些作品的基础上，在四月的春风吹拂下，那个著名的摄影团体—“四月影会”和摄影展览—《自然·社会·人》展览诞生了。
　　吴鹏拍这些照片并非没有基础。早在1968年，他就学习了摄影，还同时学了修相机。正赶上“文革”，他就拍了些写大字报的，红卫兵冲击苏联大使馆的，后来又拍了干校、牛棚之类的。经历过“文革”后，人就变得理智了，对形势也就有了自己的认识。这是他能到广场去的思想基础。后来照片中的两个人还曾给吴鹏写了信，但他现在找不到这些原件了，印象中好像是东北的。还应当说明的是，这批摄影者当中有不少是高干子弟，他们为画册的出版、展览的举办乃至后来这支摄影队伍的形成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吴鹏还记得，当时还有外国人在拍，但是几乎就是当场给“灭了”。否则这些照片要是参加“荷赛”（荷兰世界新闻摄影比赛）的话，也可能得奖。
　　

吴鹏：端着相机的“四五英雄”(3)
1948年吴鹏生于北京，1979年他被多家单位看中，但他最后去了新成立的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任编辑、摄影组长。1985年底，他到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任社长、总编辑，为文化事业单位的体制改革做了成功的实践。2000年他到中国摄影家协会任展览部主任。从摄影角度讲，这也算是一种“回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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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您好》: 定格了一个新时代(1)
到底有多少报刊多少次刊登过这幅照片，如今已经难以统计，不过单是堂堂的《人民日报》就刊登了7次，且篇幅一次比一次大。20年来，它不但通过各种载体广泛传播，中华世纪坛还据此做成了浮雕。毫无疑问，《小平您好》已在中国新闻摄影史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单纯从摄影的角度讲，这幅照片并没有什么很了不起的地方，如果是在其他国家，这样的新闻事件、新闻题材，也可能是平平常常的，也只有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只有在中国20年前的历史背景中，才能够凸显出它非凡的意义和价值。因为它是人民心甘情愿地、自发地将以往神坛上的领袖拉到了民间，而且领袖们也欣然接受了这一“冒失”的举动。的确，结束“文革”，拨乱反正，平反昭雪，改革开放，国力增强，人民生活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改善，这一切，在伟人政治的时代，似乎首先应该感谢邓小平，加之北大学生一向关心政治，善于标新立异，于是，便在国庆35周年天安门广场的游行队伍中，出乎人们意料地呈现了这一幕。人们都知道，中国国庆游行是经过严格组织、严密控制的，而这是一幅不在审查、计划之内的标语，而且在几次游行预演中也没有出现过。正式游行时突然出现这样一幅语词随意、制作简陋的标语，不但令官方组织者有些尴尬，就连以机敏著称的新闻摄影记者也大都猝不及防，错过了良机。据说，当时有400多名摄影记者在场，但到目前为止，已知拍到这个画面的摄影记者只有王东和《中国青年报》的贺延光两人。
　　今天看来是光彩夺目的这件事，其“始作俑者”当时却是提心吊胆。他们不仅那天晚上没睡好觉，甚至做好了事后“出逃”的准备。没想到的是，他们这“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不但未受追究，而且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刊登了这幅照片，并获得了当年的全国新闻摄影作品展览最佳新闻照片奖和第六届全国好新闻评选特等奖！之后的20年里，这幅作品不断地被采用、得奖，它的拍摄者、原《人民日报》摄影记者王东积攒的关于这幅照片的剪报和信件等资料，就装满了厚厚的一大本。谈起拍摄的过程，王东至今记忆犹新：
　　我们《人民日报》当时只有一个名额可以在天安门广场内活动，没有上城楼的名额。但是按我们以往的待遇应该有几个名额，于是我又去争取。直到9月30日快下班了，才得到通知，有了一个金水桥的名额。我们的位置在天安门前金水桥中间东侧，在那里专门给我们摄影记者搭了个平台。除了我，上面还有新影、八一厂、中央电视台、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的人。我们的长镜头和三角架都在夜里运到了广场，当时广场已经戒严，所以不必担心丢失，晚上还要有人来对器材进行一番安检。
　　王东把一支1000毫米的镜头对准了城楼上，可以拍到领导人的特写；随手一台装了标准头的莱卡M3，用来随时拍群众场面。为了保证自己有一个更高的角度，采访经验丰富的王东头天夜里请报社汽车队的师傅们用角铁和木板赶制了一个架子，并在半夜时分送到了金水桥，这样他在记者群里就可以“高人一筹”了。拥挤环境下的新闻摄影就是这样，只要你比别人能够高出一头，你拍摄的主动性和自由度就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王东接着说：
　　那天有点阴，空气不太透明，能见度较差，但人们的情绪非常高涨。这是中断了多年的国庆阅兵式，全国人民以及许多外国人都等着看这壮观的场面。前面的军队、工业、农业、科教、文艺等各种整齐的方队都过去了，接下来的群众游行队伍顿时就热闹了起来，队形不太整齐，而且说说笑笑地就走过来了，记者们也没太在意。突然人群中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横幅，上书“小平您好”！这可是预演中没有的啊，看上去也不像是正规的标语——白布上写的黑字，不太规范，言辞缺乏正规标语的严肃性。人们在短时间里一下子蒙了，但很快就反应过来了，于是欢呼雀跃起来。我也没多想，赶快用莱卡拍了两张，只十几秒钟，这个画面就消失了。当时我那装着长镜头的相机上安了快门线，取景范围也选得差不多，所以不看取景器也可以拍，这样可以有更多的机会看游行这边。我感到这是个很特别的镜头，心中不免有些激动，因为这样的口号从来没见过。
　　晚上回来后我赶快制作了样片，同志们都说好，电视里也看到了，但是要不要发稿却有点含糊，因为新华社和解放军报送来的照片里都没有这个画面，也不知是没拍到，还是不能发！
　　含糊归含糊，报纸是不等人的。于是一版的人开始挑，没选上；画刊（专版）的人挑，没敢用。我心中不免有点遗憾。最后二版准备整版发群众游行的稿子，要配几张照片，当时的二版主编保育钧（时任科教部主任，后任副总编）一眼就看上了这张照片，“就是它了”！10月2日见报，用了两栏半。第二天，祝贺的电话和信件就开始了。真是慧眼识珠啊。
　　据王东回忆，保育钧当时看到了电视画面还嘀咕道，不知咱们的记者拍上了没有。看到这幅照片，保育钧大胆拍板，这不但使照片成了传世之作，还在同行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新华社摄影部在其出版的《新闻摄影》（1984年12月20日出版）中总结道：“这次报道中的重要失误，是漏拍了北大学生高举‘小平您好’横幅游行的场面。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这条横幅比起那些巨大的模型和彩车，的确是过于朴素了，然而它在国内外人们心目中的反响，却异常强烈。这一句平常的问候，道出了千百万知识分子的心声，凝聚着他们深厚的感情，表达了群众对领导者最亲切的敬意。电视台的摄影师和人民日报的摄影记者分别通过荧屏和照片突出地表现了这条横幅，新华社却发不出一张这样的画面。漏拍这个镜头，绝非一时疏忽，症结在于新闻敏感不强。……我们应当看到差距，总结教训，以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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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您好》: 定格了一个新时代(2)
20年过去了，在纪念邓小平同志活动的高潮中，当年制作这个横幅的作者们也渐渐地被人们寻找到，给这幅照片的故事又增添了几多情节。
　　张（当年的北京大学1981级生物系学生、现北京金豪制药公司董事长）：
　　我们也没做什么，只是赶巧成了历史的亲历者。那个横幅是学校发的扎花束的绿色皱纹纸，没有笔就用一团抹布代替，把字贴在床单上，再用订书钉加固，找了两根拖把杆。开始拟了几个内容：“改革要加速”、“教育要改革”、“小平同志万岁”等等，都觉得不好，最后定的就这四个字。
　　郭建崴（当事人之一、现任中国古动物博物馆馆长）：
　　游行时我和曾周两人穿着实验室的白大褂，把拖把卷成的标语藏在大褂里，躲过了严格的安检（很多人带的胶卷都给曝光了），一直带到了天安门前才打开，看到小平同志笑了，我们也很开心。遗憾的是，这个横幅一走过天安门就扔掉了，因为这个举动毕竟是违反规定的，我们事后也是忐忑不安，后来《人民日报》发了，也没人再找我们，心里总算踏实了。
　　当事人还有不少，但有的已踪迹难觅。当时他们肯定没想到，这样一个违规之举，竟然成了新中国历史上的重重一笔。
　　在经历了多年的造神运动后，人民终于把领袖放在了人的位置上，拉近了领袖与人民间的距离，这非但没有降低领袖的威信和魅力，反而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社会已经初见自由、平等、开明之端倪。因此，有人说，“小平您好”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其实不管是一句话，还是一种心情，还是一幅照片，它们都没有“开创一个新时代”的力量。确切地说，应该是“小平您好”这句话、这种心情、这一事件，典型地反映了中国新时代的气息，并被新闻记者牢牢地定格在了历史的册页中，定格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中国青年报》著名摄影记者贺延光也拍到了这样的画面，他说：
　　1984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的节日。本来5年一小庆，10年一大庆，好像是个传统，可30周年时，并没有搞大庆。也许1979年正逢“十年内乱”结束不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抛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但一切仍是百废待兴，人们还没有欢庆的心境。到1984年，时候就不同了。此时，大量的冤假错案已经纠正，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宗教政策等一系列政策得到了实事求是的落实。全国上下不仅心情舒畅，更重要的是，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广大群众通过几年的实践，已经确确实实感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举行新中国35周年的庆典，人们的欣喜之情可想而知。那天，我并没有采访国庆盛典的证件，作为《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我的任务是随团采访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团的新闻，便名正言顺地和这些来宾一同站在了观礼台上，位置就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正门的南侧。记得那是个临时搭起的观礼台，我是站在第二排，也就比路面高一个台阶。我身旁几乎都是日本人，还有为数不多的黄头发的西方人，每个人都显得很兴奋，也许他们从未见识过百万人参与的如此宏大的盛会。所以，不管眼前是通过威武的步兵方队，还是正滚过隆隆的坦克火箭，我周围总是不断地响起一片惊喜的赞叹声。我挤在人群里，举着那台装着20-35镜头的相机，一会儿对着受阅游行的队伍，一会儿又对着观礼的国外宾客，咔嚓咔嚓拍个不停……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好像广场大喇叭里播音员激动地介绍：“大学生的队伍走过来啦！”我忙转头一看，眼前是一群欢天喜地的年轻人。他们相互说着、笑着，有的地方还挤成一团，早就没了队形，全然不像前面的所有方阵那样井然有序，但他们所迸发的青春活力显然已感染到观礼的人群，我的周围也呼应着阵阵欢声。突然，我看到大学生队伍中打起了一个横幅，上面书写着“小平您好”四个大字。我心头猛地一热，也顾不得许多了，赶紧用双手将相机高高举过头顶，一口气冲着那个方向连拍三张—几乎是眨眼的工夫，那横幅和簇拥它的学生们便淹没在滚滚的人流中—虽然那横幅不像其他标语制作得那么规矩，但足以激起无数人心底的共鸣，连外宾们都忙不迭地举起了中国人还没有的傻瓜相机。
　　兴高采烈的游行仍在继续着……我上中学的时候，就在天安门广场参加过数不清的群众游行，不论是声援古巴，还是抗美援越，也不论是欢呼原子弹爆炸成功，还是欢庆发表“最新指示”，人们口号喊得最多最响的，就是“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而现在，改革开放促就的变化，已让人看得见，摸得着。广大群众由衷地拥护中央的方针路线，由衷地拥戴顺民意、聚民心的中央领导人。即便如此，人们今天在表达自己的心声时，也是这般直呼其名，平抒其意。从“万岁，万万岁”到“小平您好”，领袖人物从天上一下回到了人间，这一深刻变迁证明的是，社会在进步，人民在成熟。眼前的人流依然像欣喜若狂的巨浪。幸运的我，知道自己拍摄到了一个难忘的历史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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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这张照片把“四人帮”拍全了
“四人帮”大家都知道指的是谁，他们在台上的时候，他们的照片充斥在所有的中国媒体上，而在他们受审时，尽管有许多摄影记者在场，但目前知道的，只有一名摄影记者拍到了“四人帮”在一起的“合影”，十分的难得。因为那时审判的是林、江反革命集团共10个主犯，“四人帮”只是其中的十分之四，且不坐在一起。虽然是审判10个主犯，还有好多“次犯”，但人们最关心的还是审“四人帮”。电视当然拍了，但是你不可能随时随地看到，只有照片给了我们这个方便。审判林江集团的照片有很多，但把四个人拍在一起的只有这张。这幅照片因此而获得了许多新闻摄影方面的荣誉，被各种报刊采用了无数次，并成了纪录这一重大事件的传世之作，它的作者就是《人民画报》社的摄影记者孙毅夫。
　　拍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是个严肃的事，能参加的记者本来就不多，这时候就要考验记者的头脑了。孙毅夫本来就是个优秀的记者，1980年11月20日开始审判“四人帮”的时候，他已经是在《人民画报》干了21年的、47岁的老记者了。
　　一开始我就想到要拍下四个人在一起的照片，只有这样才能形象地表达这个事件。而这四个人同时出现的机会只有两次：第一次开庭和最后一次判决。其他时间出于安全和机密的原因，把他们分别调查和预审。我没赶上第一次，那一次这四个人排列得很远，中间隔着其他人，只能等最后一次机会了。到了1981年1月25日，历时77天的超级审判就要结束了，我早早就到了公安部礼堂的特别审判庭，事先我已经问清楚了今天这四个人的位置和押进来的顺序，就找了个别人没去的地方，是在主席台的右前方，书记员的背后。这地方正好可以用长镜头对准“四人帮”的位置。我带了两台莱卡相机，分别装上135mm和广角镜头，就等着他们进入画面了。
　　这简直就是巧的不能再巧了。果然，第一个押进来的是江青，第二个是张春桥，第三个是王洪文，第四个是姚文元，第五个是陈伯达。我就在陈伯达没进来的时候用两台机器一口气拍了12张，四个人都在画面上，姚文元刚刚进来，还没贴近铁栏杆，另外三个人也刚刚站到栏杆前。再晚一分钟陈伯达就进来了，那就不是“四人帮”了。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而其他记者都在近处拍特写，自然难以把四个人都收进来。
　　1980年9月29日，全国人大决定成立由24名检察官组成的特别检察庭和35名法官组成的特别审判庭，列举林江反革命集团四大罪状:1.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2.迫害、镇压广大干部群众。3.谋害毛泽东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4.策动上海武装叛乱。共48条罪行。
　　这是一场超级审判。先后有6万多人直接参加了旁听，在当时的环境下，由于涉及国家机密，没有让外国记者参加，但已经是“高度开放”了。国际传媒铺天盖地地报道。历时77天，开庭42次。被审判者包括前“第一夫人”、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张春桥；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前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前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前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前空军司令吴法宪；前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前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前南京部队空军政委江腾蛟等10名主犯。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另外6名主犯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已经死亡，不再追究刑事责任。最后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王洪文无期徒刑，以上三人均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姚文元20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
　　孙毅夫自始至终都参加了审判过程，亲眼看到了这些人的面目：张春桥穿一件黑上衣，推了平头，胡子有半寸长，一言不发，死猪不怕开水烫；江青在法庭上大喊大叫，目中无人，因为她善于表演，那天故意穿了件领子上带补丁的黑色衣服，苍白的脸上残存着昔日的傲气;王洪文很“配合”，双目无神，机械地眨着眼，全无造反派的威风，问什么说什么；姚文元浑身哆嗦，上衣口袋里还插着一支钢笔，问不问都要说。
　　顺便交代一下，1983年1月25日，也就是两年的缓刑期满时，最高人民法院宣布改判江青无期徒刑，1991年5月14日，她在公安医院治病时在房间里上吊，终年78岁。张春桥2005年4月21日病亡，终年88岁。王洪文在秦城监狱服刑时病亡，终年58岁，姚文元在1996年刑满出狱，隐居上海。他们左右中国的时代已经彻底翻过了历史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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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在前线》
％％％《彭德怀在前线》：中国军队高级领导人在前线的惟一照片
　　彭德怀是著名的军事家，解放后在十大元帅中排名第二。彭德怀怎么打仗，很多人没看过，但这张照片和它的拍摄者徐肖冰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
　　他在前线，站在不太深的战壕里，举着望远镜，身上穿着皮衣—那是从日本人手里缴获来的。旁边就有用于伪装的树枝，但彭总不用，他不怕枪林弹雨。彭总的对面就是日本人，枪炮声都听得见，子弹从身边带着风呼啸而过，我在旁边拍照时也害怕，太危险了。他边看边说话，在指挥战斗。他的脚下就有卷好的电线，那是通讯兵专门给指挥员架的电话线。对面的战斗正在打着，作为八路军战场上的最高指挥员，彭总的担子不轻，那时他指挥着105个团在打日本鬼子，史称“百团大战”。
　　1940年，国际战局很不好，德国、意大利在欧洲战场上取得了令人瞠目的战果。日本和德国、意大利结成了军事同盟，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控制，中国国民党在日本的强大压力下更加动摇。毛泽东说：我们应当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
　　为了粉碎日军对华北我军的全面进攻，打击其“牢笼政策”（日军宣称将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企图把各抗日根据地装在他们的“牢笼中”），从1940年8月开始，八路军在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的指挥下，向华北敌占区交通线和各据点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战役，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在长达三个半月的时间里，八路军共投入了105个团的兵力约20万人，作战1824次，毙伤日军2万多人、伪军5000多人，我军伤亡17000余人。（另一说是动用了40万人，毙伤日军万人。）总之，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浴血奋战。毛泽东和朱德远在延安，所以在前线指挥的最高指挥官就是彭德怀了。这一次的战斗原本是要以破坏敌人的交通线为主的，也叫“交通破袭战”。胜利之后新华社要发消息，问副总参谋长左权怎么写，结果大家一商量，就叫“百团大战”吧。毛泽东听到消息后很高兴，发贺电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后来有人批评这次战斗说暴露了我军的实力，减少了对国民党军队的压力，使日军集中兵力转而对付八路军，并开始批评彭德怀。
　　照片上的这一仗叫关家垴战役。彭德怀是总指挥，其他指挥者还有刘伯承（师长）、陈赓（旅长）等。时间是1940年10月20日。本来那个战壕是专门给彭总准备的，但他不用，这样暴露在战场应该是犯忌的，但彭总不管这些。
　　我那时刚从冀中过来，主要任务是拍战斗的场面。因为那时电影团拍的东西许多是后方的建设、生产、根据地的镜头，缺少前线的战斗场景。我那时年轻，胆子也大，就跟着上前线了。那时还经常派人穿便衣到敌占区买胶卷和相纸，那是很冒险的啊。我还曾经通过当地的“维持会”穿着便衣到敌占区拍纪录片。靠这种掩护，我们可以通行敌占区。到太行山区拍这些镜头是为了做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这是袁牧之的编导、冼星海的作曲。袁牧之给我的任务是拍一些战斗的场面。我拍了电影，也拍了照片，可惜的是这个画面拍得太少，只拍了两张。我用的是雷丁那135相机，只有标准头。那时候胶卷紧张，一个画面要想好了才敢按快门，所以那时的许多照片都是一张。照片是我回到延安后自己冲洗的，连放大机也没有，只印了个小样，彭德怀看了以后挺高兴。后来版画家彦涵根据这幅照片的画面作了木刻，在太行山地区流传很广。到了解放以后，彦涵把自己保存的最后一幅木刻作品捐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那些电影胶片后来袁牧之带到了苏联去冲洗，但是苏德战争爆发后，他们的电影厂都搬到了后方，那些胶片也不知去向了。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又派专人去找回了一些。这部纪录片到底也没搞出来，很是可惜，但部分胶片还是留了下来。我那时拍的很多胶片大都是这种情况，倒是这些照片都留了下来。后来新中国成立，有关部门又派人去找这批胶片，而且去了不止一次，但还是没找到。
　　现在对百团大战的评价仍然是肯定的，只是彭德怀为人耿直，从不阿谀矫饰，治军严格，律己刻苦，也同时因态度生硬，不免得罪人，所以那时就挨了20多天的批判。后来他在“文革”中的惨境，使人想到那句古话“直如肠，死道旁；曲如钩，做诸侯”，这是后话。
　　

杨绍明:聚焦伟人(1)
他拍摄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国家领导人，其中许多是独家照片，珍贵无比；他可以频频出入这些领导人的家，与他们合影；他在革命圣地延安和中南海里长大；他毕业于著名的北京大学；他的父亲是前国家主席###，他就是摄影家杨绍明。
　　杨绍明拍摄的组照《退下来以后的邓小平》在1988年第32届荷兰新闻摄影比赛（这是世界最著名的新闻摄影比赛，差不多相当于电影界的“奥斯卡”奖）中获得系列人物三等奖。虽然是三等奖，却是中国大陆作品在这个领域零的突破。
　　大概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之类的作品问世，在中南海里长大的杨绍明当然看得出这里面的文章，凭着他多年积累的新闻敏感和政治嗅觉，他意识到这里面有着巨大的创作空间。随即拍摄了大量的领导人照片，尤其是邓小平在家中的照片。若干年过去后，这些照片就越发显出它们独特的价值。《退下来以后的邓小平》系列照片一共4幅，其获奖并且在世界各地的媒体上频繁出现，成为了邓小平“打破终身制”理论的形象注解。
　　在荷兰获奖的共有4张照片：一张是邓小平在出席中共十三大时的半身像；一张是邓小平在打桥牌的；一张是邓在家中的沙发上看《参考消息》；最后一张是邓在院子里双手要抱孙子的照片。这些看上去很平常的照片，怎么会得世界大奖呢？评委的评语是这样的：“这些照片让我们看到了在家里的邓小平和我们没什么两样。”过去几十年里我们的领袖照片都是高大威武、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的，而且不是招手就是握手、讲话，人们很难知道领袖日常生活中的状态。那么这些照片是怎么拍的呢？后面有什么故事吗？且听绍明慢慢讲来。
　　先说第一张，邓小平在1987年出席十三大会议上。这张照片看上去好像没有特别之处，实际上是邓小平要退下来的宣言。
　　那是1986年，美国著名记者###获准采访邓小平，规定只有一个小时。快结束时，老练的###又提出一个问题，邓耐心地回答完这个问题，起身要走。这时###问了最后一个问题：您是中国的第一号领导人物，您准备在主要领导人和主要顾问的位子上再留多长时间？
　　邓说：我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说，我干到1985年就行了，现在超过一年了。我正在考虑什么时候退休。就我个人来说，我是希望早退休。但这个问题比较困难，在党内和人民当中很难说服。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退休，对现行政策能继续下去比较有利，也符合我个人向来的信念。
　　###问：您准备对###作什么表示呢？
　　邓说：坦率地告诉你，我正在说服人们，我明年在党的十三大时就退下来。但到今天为止，遇到的是一片反对声。
　　这是邓小平又一次“言退”。1987年，中共十三大召开，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出席了大会，进入会场时，大家热烈鼓掌。邓说：“今天是党的节日，人民的节日，这一届将有一大批老同志退下来……来来来，我们大家合个影。”他这样一说，大家就纷纷往后退，给让出一片空间来，记者们也都往后退，这时邓的情绪最好，我就毫不犹豫地向前一步，拍了这张照片。所以说，组照《退下来以后的邓小平》里，这是第一张。
　　但是这张照片的命运却是和另外三张不同。同为一组照片，在荷兰也获奖了，可是在当地展览时却不见了。原因是照片上邓小平戴着中共十三大代表的出席证，而西方人始终对“共产党”这个词是能不提就不提，能反对就反对，能回避就回避。结果只展出了另外三张，后来国内一些媒体在刊登时也只登三张，让大家误以为获奖的只有三张。
　　再说沙发上看报这张。在这一组之中，这一张的使用率比较高，因为它太家庭化了。
　　我在拍###访邓小平时（这张照片获当年的全国新闻摄影比赛金奖）就知道了邓要退的事，也就想到了要拍一组退下来以后的生活照片。这时的拍摄目的就十分清晰。
　　1987年我到了邓家，正好是白天，邓在沙发上看报，是大字版的《参考消息》。虽然退了，他仍然关心国家大事。我看这个镜头好，像“退下来”的样子，就想拍。邓知道我来了，但是我常去，就像他们家人一样，所以他也不在意我什么时候出现，照样看他的报纸。我正要拍，邓质方的儿子小弟开始闹了，要找爷爷玩，马上就要破坏这个景象了，卓琳就赶紧抓了一本书拉着小弟哄着说：奶奶给你讲故事。这才让小弟安静下来，我就赶快装上闪光灯朝屋顶打光，用反射光拍了这张。等于是卓琳妈妈帮了我的忙。也仅此一张。
　　从画面上看，邓的家很朴素，家具都是过去单位里常见的那种。他的衣着也很朴素，搭在沙发上的双腿十分悠闲，身边有老伴儿，子孙绕膝，典型的幸福的中式家庭。
　　再看《抱孙子》这幅。邓小平家是个两进的大院子。第一进是警卫和工作人员的，第二进才是他住的地方。邓小平十分喜欢和家人在一起，每天他都会在院子里散步，对小孙子更是疼爱有加。
　　我知道他这个习惯，就想拍这样的画面。1987年的冬天，这一天，邓伯伯正好散步回来，小弟就一边喊着“爷爷”跑过去了，邓高兴地伸开双手，要抱住孙子。我也正好在院子里，一听到喊声，我就跑过去拍了这一幅。你看，画面上邓伯伯的一只脚微微抬了起来，小弟的两只脚都抬起来了！邓后面的那个人是301医院的护士。邓伯伯和他孙子在一起的照片我拍得相当多，那种情感是谁见了都会动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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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绍明:聚焦伟人(2)
邓认为打桥牌是锻炼大脑的好办法。邓从来不为钱打牌，但喜欢有刺激性。一次聂卫平和邓搭档，故意给人家放水，输了很多分，邓不高兴了。后来捎话说，小聂下围棋是九段，打桥牌可不是九段。
　　新时期的日子好过了，加上邓又率先退了下来，自然有兴趣打桥牌。牌友包括一些领导人和“棋圣”聂卫平和一些桥牌协会的人。他到人民大会堂打，也在家里打，“文革”前在中南海里打。聂卫平曾回忆说，邓老爷子打牌水平非常高，这并非是恭维。也并非因为他是邓小平，人们就让他。世界“桥牌皇后”杨小燕也曾说邓小平的打牌水平非常高。由于邓的影响，中国桥牌协会于1980年成立，邓任荣誉主席，1989年世界桥牌联合会授予他“世界桥牌联合会荣誉金奖”。邓认为，打桥牌是世界语言，像音乐一样，是交流和友谊的桥梁。
　　这一张是在人民大会堂里拍的。大会堂里的灯很高，脸部有点暗，我就加了一个分灯在侧面，这样可以把有烟的气氛表现出来，因为邓爱抽烟。旁边是邓楠，前景是聂卫平。我总共拍了三四次他打桥牌。至于说那么大的领导人为什么会有时间打桥牌，还真是个谜。
　　因为桥牌在国际上很通行，所以这样的照片容易被认可。打桥牌的人也被认为是智者。这组照片送去评选时的英语翻译还下了功夫。送去以后没有消息，突然通知我说得奖了，我还在外地。后来我就和香港的曾家杰（他英语法语都好）去领奖，他们管机票，但是没有奖金。我顺道去了法国，见了著名摄影家布列松。回来后出版了画册《荷兰·法国》。
　　再说《乡情》这幅作品。
　　1980年的夏天，我正好去成都随我妈妈（李伯钊，原中央戏剧学院院长）的《北上》剧组拍照，这个剧是我妈妈写的，要到川西北去体验生活。那时我已经是新华社的摄影记者了，因为我妈妈那里借用我，就到了成都，拍摄跟这个剧有关的照片，同时拍摄《雪山草地行》画册。
　　有一天在杜甫草堂突然看见了邓小平的女儿邓林（画家）。我们自从“文革”后一直没见面，互相都很关心挂念，这样的时候见了面自然很高兴。她说是“陪老爷子来的，明天要去峨眉山，你也去吧，小二也不容易，大家都是难兄难弟”。我当然也很想见见邓伯伯了。第二天我们就到了金牛坝邓的驻地，随后登上了邓小平的专列，进了车厢我才看见了邓小平。老人家见了我也很高兴，第一句就说：“小二又照相了。”接着问我爸爸妈妈的情况，我就一一介绍。这次机会太难得了，我13年没见过邓小平了，早就想拍一些能够表现他真正风采的照片，这次绝对是个机会。
　　邓小平复出后有两个愿望：一是登黄山，二是登峨眉山。这就像毛泽东游泳一样，既是锻炼身体，又有象征意义。那年他都76岁了，四川省的领导劝他坐车子上，他说坐车子没意思，要走路。最后只好折中—只走一段。
　　一路上，庄稼绿油油的，正是联产承包制以后的大好形势。老爷子兴致勃勃，东张西望，加上政治上的解放，心情无比好。一行人马在一个拐弯处遇见一位老太太坐在土路边的石头上，手里摇着蒲扇，一身的布衣，原来是位到万年寺上香的老人，大概是走累了，坐下来休息。见到这位老人，邓小平就问：老乡，万年寺还有多远？老太太回答：不远了，前面就是（画面上老太太的手在摆动）。
　　老太太根本就没认出前面这位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老太太更没想到，这一瞬间早被眼疾手快的杨绍明拍了下来，使这几秒钟成为了永恒。
　　我知道，邓小平有个特点，就是和你握手时是看着你的，但马上眼神就转向别处了，这个瞬间很短，所以很难抓住恰到好处的画面。上山时我在前面，边走边回头看，突然看到这个老太太时，我就预感到要有我期望的画面了，因为经过了“文革”后，我对领袖和人民的关系有了重新认识，所以我就希望有个他和百姓交流的画面。那天有点阴，玉米地里又有点暗，是逆光，我就预先准备了闪光灯，他一问话，我就按下了快门！而且就这一张。
　　老太太说完后继续坐着，而邓的后面却跟着一大批人马，直奔万年寺去了。老太太就觉得这个人不是一般人，就跟着大队人马到了万年寺，“游人”们带着小孩子在喊“邓爷爷好”。老太太知道了是邓小平后，赶紧走近了要给这位大人物磕头，几乎就快要半跪了，旁边中央警卫局的孙勇马上就扶住了老太太。邓小平见状用他那浓浓的四川话说了句“又不是要拜菩萨”。这句话意味深长，尤其是经历了“文革”中的造神运动之后。下跪的时候我也拍了，但是这张底片找不到了。只一天，当天晚上我也归队了，他们也走了。
　　照片右边的高个子是警卫，邓背后露出半个头的是四川省委书记谭启龙，后面是301医院的护士。整个画面非常自然，绝无摆布痕迹。这幅照片在1978年—1980年的全国优秀新闻摄影比赛中获了银奖。
　　在四川广安的邓小平陈列馆里挂着这幅照片，旁边就是照片中邓穿过的那件白衬衫。澳门的马万祺的儿子马有恒最喜欢这张照片。1984年，邓80大寿时，马有恒要去见邓，给他祝寿。跟我说要送给邓这幅照片看，要我给他放大成24寸，还要请邓签名。我说那好啊，也给我签一份啊。就这样，我放了两张照片，邓也签了两张，一幅在马有恒那里，一幅在我这里。我拍了那么多邓小平照片，只有这张是邓签过名的。
　　

杨绍明:聚焦伟人(3)
这也是“文革”后杨绍明第一次给邓小平拍照，也是他连续（“文革”前就拍过）拍摄邓小平12年的开篇之作。
　　说说《邓小平在北戴河》这幅照片。
　　在深圳市的深南大道上，高高地矗立着一块巨大的广告牌，上面是邓小平语录，一侧是邓小平的巨幅画像。这是国内较早树立邓小平像的城市。多年来，深圳市的市民们每年在节假日时就来到这里，献花拍照，缅怀这位伟人给深圳带来的发展机会。在许多关于邓小平的画册和报刊中，都不难见到这幅照片，它的使用率是如此之高，实在难以统计。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幅照片的作者就是杨绍明。
　　我是1989年8月22日邓的生日时在北戴河拍的。这两幅使用率极高的照片都是1989年拍的，而这一年也是中国社会的多事之秋。夏天，中国领导人喜欢到北戴河避暑，我们家也去。有一天，我到了第五浴场，更衣室外有栏杆，下面就是海。这是个特殊的地方：“文革”前我曾经在这里给毛主席照过相。那次下雨后有彩虹，很漂亮。我就跟主席说要给他照相，主席说好啊，听你指挥。我就把主席请到这个地方，我那时年轻，自己很紧张，说出来却是“毛伯伯，请您轻松点啊”。结果主席说，我很轻松啊。就在他啊的时候我拍了下来。这张照片后来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用了一个中心夹页，但可惜我现在找不到这张照片了。现在要在这个地方给邓小平拍照，我心里就很开心。那时正好是邓的85大寿，我已经拍过他好几次过生日了。这次说好先照相，后游泳。他有个特点，过生日时特别好说话，子女或工作人员们有什么要求一般都能答应，照个相啦，题个字啦什么的。这次我说您穿得好点吧。他向来对服装不太讲究，而且自从建国以后就没穿过西装，无论多么大的场合，都是中山装。邓楠说：老爷子自在点，把两个指头放在栏杆上……他一放，大家就说真好看。在一家人的导演下，老爷子露出了笑容，我也就拍下了这一瞬间，而且只有一张。从画面上看，他的两个手指在栏杆上，衣服上的叠印很清晰。
　　说来也巧，另一幅经典照片也是在1989年拍摄的。这就是邓小平的这幅头像。一道轮廓光勾勒出他的脸形，刚刚理过的头发很整齐，暖暖的色调像一幅油画肖像，把邓小平的和善、沧桑和睿智都表现了出来。各种媒体包括许多邮品中都可以看到这幅照片的影子。中央电视台在《百年小平》的电视文献片头上用的就是这幅照片，旁边是邓的名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在一些邮票上，如澳门回归小型张，也是用的这张照片。
　　那是1989年11月。这一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事件，苏联的戈尔巴乔夫访华，邓小平选定###为接班人……也是这一年，朝鲜领袖金日成秘密访华。中方接待规格之高为近年来少有：邓小平、###、###、###等亲赴北京站迎接，邓小平甚至到车厢里迎接。这两个老朋友、铁杆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我的闪光灯也在频频地发亮。
　　第二天，俩人会谈，没有其他领导人参加，一个小时后休息。钓鱼台18号楼是“总统楼”，光线好极了，他们可能是谈得开心了，金日成到另一边休息，邓小平在靠近窗户的走廊上和别人在说话，表情特好，正是11点左右，我就快速用长镜头拍了下来，只此一张！
　　这张照片当年发在《中国摄影》上，后来用得就多了。著名的荷兰世界新闻摄影比赛组委会要出一本40周年纪念专辑，就用了这张作品，而且是惟一的中国作品。后来还做成了绢绣，一共就两份，一份在宋庆龄基金会保留，另一份在我这儿。拍这样的照片并非易事。按常规就拍会谈的，握手的，但这些往往大家都能拍到。而人物情绪高潮往往在一些不太正式的场合里出现，这时你要没准备就不行。我后来养成的习惯是，只要这个事件没结束，我就不收机器。有一次，邓小平见戈尔巴乔夫时，本来结束了，我也像大家一样开始收机器，突然有人猛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回头一看是我认识的一个警卫，他说:“你看又握手了!”我没有完全收拾好相机，还有一台在手上，跑过去就闪了一张，结果很成功，取名《第二次握手》，暗喻中苏关系的恢复。因为熟悉，我的“摄影耳目”挺多，他们经常帮助我。
　　邓小平同志逝世，我们感到非常悲痛，但我们那时远在海南，没能参加邓的追悼会。但那幅遗像是我拍的，当时我也不知道，后来看到媒体上登出后我才知道，是从我拍的一张新闻照片里剪裁出来的。据说印了几千万张，虽然那不是一张理想的肖像。
　　邓小平是伟人，也是普通人。虽然有了外孙，他也希望有个孙子，在他两儿三女中，邓朴方在“文革”中致残，1985年二儿子邓质方正好在美国生了个儿子。这下老爷子高兴了，在杨绍明拍摄的许多精彩照片里常有这个孙子“小弟”的影子，仅《退下来以后的邓小平》这组四张照片里就有小弟（大名是卓棣）的两张，足见老人家的关爱程度。
　　我一直奇怪为什么这样好的照片只得了三等奖呢？原来这里还有政治。“荷赛”一直和中国属于不同的意识形态。那一届得一等奖的照片是罗马教皇的，在西方他有着不可替代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二等奖是英国铁娘子撒切尔生活的照片，那年的评委主席是英国人。这组照片送去评选时是198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时间不长，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态度还没有完全改变，这个时候，邓小平代表的中国已经在国际社会中地位逐渐上升，西方社会不得不接受这个崛起的巨人。邓的照片在国际顶级新闻摄影比赛中获奖，本身就说明了问题，至于得几等奖，倒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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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绍明:聚焦伟人(4)
杨绍明1942年生于延安，12岁时，父亲教他学习照相，在中南海里长大的他就从此以摄影的方式与伟人们开始对话。
　　我一开始学照相就是拍人物，先拍我父母，然后就拍中南海里的其他领导人。当时中南海有个摄影科，都是新华社摄影部中央新闻组的记者。像侯波，我一有空就向他们请教。高中以后有些照片就拍得不错了，和摄影科的人一起拍，拍完了，他们一看，哎，这张不错啊，给我们“留资”吧，就拿去了。后来新华社来北京四中招摄影记者。我很想报名，但父亲说，你现在还小，文化基础还没打好。你看李讷（毛泽东女儿）就上了北大历史系，你也要考进去。一定要到大学里接受高等教育，摄影将来再学也不晚。我也就听了父母的话，1961年考入北大历史系。我在高中时，就已经留下了领导人的很多生动瞬间，读大学时，可以算得上“准新华社摄影记者”了。上个世纪50年代初邓小平回中央工作后，因为和我父亲都是四川老乡，就经常串门，一起吃川菜，看电影什么的。我趁机拍了不少他的照片，有时候他们家合影，也叫我过去拍。到1966年“文革”开始，我已经在中南海拍了12年。“文革”刚开始，我父亲就被打倒了。江青、康生带领“文革小组”到北大动员学生起来造反。康生挑拨说：中央刚刚打倒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就是你们同学杨绍明的爸爸。我就站在台下，康生一说这句话，我顿时就被学生围起来了……1968年，我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被送到张家口4627部队农场种稻子，整整干了两年。因为身心受到极严重的摧残，1975年，我妈妈李伯钊偏瘫。中央专案组在请示周总理后，同意让我回到父母身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父亲恢复工作，我也得到平反，到新华社广东分社做摄影记者，终于圆了自己的梦。
　　杨绍明后来进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组任副组长。这个职务有利于他深入对邓的研究，室领导很支持他的工作，因为照片是研究一个人物的重要资料。后来他拿出很大的精力投入到中国摄影界的工作，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连续三届）、世界华人摄影学会会长、当代摄影学会主席。他还是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副会长、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会长助理、中华慈善总会名誉副会长等，现任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
　　多年来他活跃在国内国际上各种摄影活动中，搞大型摄影活动，获奖、办展、讲座、出书、搞“民间外交”，为中国摄影走向世界、世界摄影走进中国牵线搭桥，殚精竭虑，无私奉献。1989年邓小平同志专门为杨绍明题的字“无私奉献”，如今还挂在他家的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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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畅游长江》：奋斗其乐无穷(1)
从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间，毛泽东共畅游长江17次。“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这便是他第一次游长江时写下的名句。
　　1966年，毛主席已经是73岁的老人了，他还要再游一次长江。考虑到安全原因，中央和湖北省委再三劝阻，地方领导也怕出事，主席感冒拉肚子腿抽筋等等都是大事，谁也负不了责任。然而对于极赋个性、有着浓郁诗人气质，又一贯天马行空的毛泽东来说，他可以很轻松地面对这种善意的劝阻听而不闻，更何况此次游长江绝非兴致所至，心血来潮，而是意义重大:因为此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帷幕徐徐拉开的关键时刻，老人家要让他的对手们看看，“我是不行了吗”，同时也是对全国人民的一次展示—“我的魅力依旧”。这是毛主席最后一次游长江，7月16日，在一群游泳高手的保护下，毛主席顺流而下，在不大的风浪中“胜似闲庭信步”。
　　在武汉，毛泽东还接见了美国友人、作家路易斯·斯特朗，还见了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元帅只是在岸边看着，听毛泽东大讲搏斗和征服的理论，毛说我们不怕大风大浪，蒋介石大吧，美国人大吧，只要你敢顶，就没什么可怕的。毛还对美国作家说，我想还游密西西比河，大概美国总统不同意吧。
　　这次游长江自然会留下许多好照片，但传播最广的、家喻户晓的名作，当属他在快艇上的这一张。其不仅在报刊上广泛刊登，还以宣传画、展览图片等形式流传在中国的各个角落。
　　既然是反映伟大领袖游长江，为什么不选一张水中游泳时的照片作为代表作广泛传播呢？原因很简单，就是游泳时只能从高处向低处拍，而这样的拍摄角度基本没有办法获得伟岸、神威的形象，相反只能产生俯视、渺小的效果，而对于伟大领袖来说，伟岸神威的形象，要比游泳本身重要得多，加之还有大量的文字报道，照片用在船上身着浴衣这样的情节来点明游泳就足够了。尤其还要挥手，在船上挥手，就会有“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效果，在水里挥手，虚假做作不说，还容易给人以“救命”的错觉。
　　这幅作品的拍摄者是曾在毛泽东身边任专职摄影师、新华社中央组的著名摄影记者钱嗣杰。钱老1946年参加革命，是地地道道的“红色摄影师”，如今离休在家。回忆起当时拍这幅照片时的情景时，钱老说：
　　1966年7月16日这一天，天气特别好。毛主席一行人到了武汉长江大桥附近的江面上，主席从快艇上的梯子下到江里，只穿了游泳裤，也不戴游泳帽。游了一小时零5分钟。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陪同，还有8341部队（中央警卫团）的十几个警卫，都是游泳高手，主席很不喜欢离他们太近，但是汪东兴又不放心，所以派了这些人保卫，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大概就二三米的样子，确保“一步就能到”的距离。而且事先已经按这个线路趟了一遍。那时已经不是“横渡”长江了，而是顺流而下，所以叫“畅游长江”。为了这次游，主席已经叨咕了很长时间了。
　　毛主席实在是太想游泳了。他在湖南老家时就喜欢游，而且他和其他人游海水不同，他认为那就是个“泡海水”，主席是要“横渡”，要的是拼搏，他的游泳，早已超过了体育锻炼的含义了，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举动。
　　我在旁边的小木船上跟着拍摄。当时正好在举行第11届横渡长江游泳比赛，江边两岸都是游泳的人们，为避免和人们相遇，主席的快艇在江中心。主席游完上了船，就问我们这些人（警卫、大夫、护士、我）游了没有，我们说游了，他才高兴，披上睡衣在甲板上散步。这时被一个游泳的小学生发现了：毛主席！小学生喊了一嗓子。这下不要紧，所有的人都开始往主席的船游过来，警卫们着急了，赶快让主席的船离开，但人们仍然在欢呼，喊着“毛主席万岁”，“我看见毛主席了”。水上顿时组成了一道红色的长城—红旗和红色的游泳衣。我也被这番景象所感染了，快步到了主席的旁边，拍了这张他向群众挥手的的照片。他的身后是武汉长江大桥，他曾用“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诗句来赞赏这座大桥。为了安全，我们的快艇很快向上游驶去，游泳的人们渐渐地消失在江面上。主席一直穿着睡衣，到了岸上进了汽车，一直到了驻地才换的衣服。
　　我当时用的是德国的禄莱相机，英国的伊尔福胶卷。还有135的莱卡相机。7月25日照片在《人民日报》上登出，与毛主席畅游长江的消息一起，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我那次拍了30多张，两个120的，一个135的。这边新华社催着要照片，我就把胶卷给了中办主任汪东兴，他自然会有办法带回北京。后来有人告诉我，主席看了这张照片很满意。主席有个特点，他从来不审照片，只有大型活动如“五一”、“十一”时周总理才看，以防把哪个民主党派的大人物给漏掉了。
　　给主席拍照片非常紧张。我那些年一直都不敢放松。每次拍完了就等着冲洗放大之后，发了稿才能睡踏实。一出去就要想着要把照片拍好，因为各大报早都留着窗口呢，你必须拍好，责任重大。像平时采访，领导人接见时就几分钟，而且从不考虑给记者留点时间。走进来，握手，坐下，马上就点烟了，这时就不能拍了。如果这几十秒内还没拍好，就只有等着结束了。而同时期的外国记者就不同，他们敢说话，可以要求总统给个笑脸或一两分钟，做个姿势。只有周总理会考虑给记者一点机会。其他领导人都是直接进去、握手、寒暄、坐下。往往有时只有一个人拍时我就更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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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畅游长江》：奋斗其乐无穷(2)
去外地更是家常便饭。主席往往一年里有一半时间在外面。我也就得跟着走，家里人也不知道，也不许问。没有电话，也不能写信，都是保密要求。主席喜欢坐火车，到哪里支线上一停，吃喝拉撒带办公都有了。也省得给地方同志添麻烦。我经常是半年才回一次家。粗算了一下，这一辈子我在外面的时间就有20多年。
　　毛主席用“畅游长江”来抒发他的豪情斗志，晚年的邓小平则常说：“我能游泳，说明我身体还可以，我能打桥牌，说明我脑子还可以。”是呀！在伟人政治的时代，领袖的身体和大脑，无不关系着民族、国家的命运。所以，他们的健康不仅是自己的话题，还是全国人民，乃至国际社会的重要话题。
　　与这次在快艇上挥手仅隔一个月，便是毛主席更为著名的一次挥手—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百万红卫兵大军的挥手。这一挥的神力可谓史无前例，它令“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最终的结果是，神州大地犹如台风袭过，一片狼藉，惨不忍睹，这是后话。
　　一些研究“文革”的专著记载：1966年7月25日《人民日报》等主要报刊在头版头条登载了毛泽东横渡长江的报道和照片，当人们看到毛泽东在快艇上挥手检阅正在长江中游泳的人流的巨幅照片时，对73岁高龄的毛泽东的领导艺术产生了一种无法形容的信赖感。确实像报纸上宣传的那样，人民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向群众呼喊“人民万岁”！激励着群众更坚定地“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受这次毛泽东游长江的激励，很多地方都展开了渡江活动，因为“大风大浪”和“搏斗”与“革命行动”、“英勇气概”这类内容总是很协调，既然崇拜伟大领袖，那当然要以实际行动来证明了。
　　

经理给总理照相
《周总理标准像》是中国照相馆经理姚经才在1956年拍摄的。此后这幅标准像被印刷了无数次，成为几十年来中国百姓家里与毛泽东像并列悬挂的领袖像。20年后周总理逝世，这张标准像再次成为众心所向。拍摄者姚经才也成为几十年来人们关注的对象。一张照片的生命力越强，它所揭示的道理就越深。现在回忆起这些事，姚先生的女儿姚佩心仍然很自豪。
　　我父亲14岁就在上海中国照相馆开始学徒，他没上过多少学，但他很聪明，悟性挺高。到了1956年中国照相馆从上海迁来时他已经是经理了，那时有很多公私合营的服务业，就是把过去的私营企业改造成公私合营，实际上是以公方说了算，我父亲就是中国照相馆的公方代表。同时迁来北京的还有上海的普蓝德洗衣店、造寸成衣店、四联理发店等。
　　他上班以后就基本没有节假日了。他虽然是经理，但是一直没停过照相，在店里总是忙忙碌碌的，也很少和家人沟通。据他回忆，给周总理照相是在1956年的12月的一个礼拜天。当时我父亲正在给一个军人照相，突然周总理带着秘书和警卫进来了。所有在座的顾客都没想到，一个堂堂的国家总理会不打招呼地来照相，像一个普通人不事张扬地就这么来了。正在要照相的那个军人站起来向总理敬了个礼说，总理好！两位在旁边的大学生也向总理问好，总理说你们好。我父亲说总理您先来吧。总理说按顺序来，你先给他照吧。等解放军和大学生都照完后，周总理才按顺序让我父亲给照。第一次给这样的大人物照，我父亲也很紧张，动作有点拘谨。周总理见状说你是第一次给我们照相吧，熟悉了就好。你们是专家，一定能照好的。我父亲听了这话，心里放松了一些。在助手的协助下，20分钟左右就拍完了。给总理拍了半身、全身总共16张。拍完后总理问我父亲，从上海迁来是否习惯，以后要更好地为首都人民服务，为国际友人服务。我父亲连忙说好。总理走出去时，大家都站起来鼓掌，总理向大家点头示意。那年我父亲33岁。
　　总理走了以后，我父亲赶快洗了出来，挑了几张送过去，那边回话说，总理要出访亚非拉国家，请再洗100张。中国照相馆赶快如数洗了送去，我父亲又另外洗了4张12寸的送给了总理，没想到，总理还派人把这4张的钱送了过来，真是公私分明！
　　那时候周总理只要是私事都是自己付钱，比如看电影就是自己买票，而且为了不打扰别人，往往是在灯暗了后再进去。到北京饭店理发也是自己掏钱，自己用车办私事比如去看老朋友或者亲属用车也要付钱。这些事，许多周总理身边的人们像秘书、警卫、护士等等在回忆总理时都谈到了。
　　后来听说我父亲又给刘少奇、朱德、贺龙、华国锋等领导人拍过，真是一种荣幸啊。当然，也给我们这些孩子们拍过，我现在想起来也觉得挺自豪的。而像领导人亲自来照相馆排队照相这种事现在想都不敢想。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与世长辞，新华社来中国照相馆急找底片。姚经理和同事们连夜赶制了许多8寸照片，到旁边的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口分发给寒冷中哭泣等候的人们，联想到20年前给总理拍摄的情景，姚经才的脸上也是泪水涟涟。
　　中国照相馆是上个世纪30年代在上海成立，在竞争激烈的十里洋场拼搏得颇有声望了。1956年，在政府的安排下从上海北上，坐落在繁华的王府井。迁来时姚经才就是经理，一直到退休。中国照相馆也因为领袖拍过照片而名扬中华，成了商家最好的广告，至今在他们的橱窗里还摆着这几位领导人的照片，在北京王府井的黄金地带无声地诉说着那些故事。有意思的是，姚经才的弟弟姚经文现在还在上海，曾经是上海最老的照相馆之一—王开照相馆的经理，兄弟俩一南一北，还都在最负盛名的照相馆里当经理。如今这兄弟俩还各有一个儿子在这两个照相馆里工作。
　　这张照片拍的是黑白片，后来大量的印刷品是彩色的，那是上了色。对照相馆来说，上色是小菜。中国的习惯是许多百姓家里和公共场所都挂领袖像。不仅挂中国的，还挂外国的，像那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等。前一段时间，很多汽车里都爱挂周总理或毛主席的小照片，好像是从广东一带开始流行的，有点供神仙的味道，后来据说那是让伟人保佑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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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大夫》(1)
外面炮声隆隆，子弹乱飞，一个个血肉模糊的伤员被抬进来，在小庙门口的空地上一字排开，等待着抢救。庙里面，手术正在紧张地进行，手术台是个自制的驮子，医生围着白大褂，穿着草鞋，小庙的屋檐，壁画……这就是中国的抗日战场，这就是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在河北涞源县孙家庄的一个小庙里在抢救中国军人的场景。拍下这历史的瞬间的人就是中国著名摄影家吴印咸。毛主席的《纪念白求恩》这篇文章使白求恩成了“大名人”，吴印咸的这张照片则是形象的《纪念白求恩》。想当年，中国人人背诵毛主席的这篇文章，这张珍贵的照片，自然也就成了中国人人都要看的照片。
　　这张照片摄于1939年10月的一天，外面是晋察冀军区的八路军在和日本鬼子打仗。当时敌人疯狂地“扫荡”，封锁了八路军的物资供应，抗日战争处在艰难阶段。毛泽东是善于打游击战的，而游击战要经常到敌人的心脏地区打，有了伤亡就要远距离地抬回来，而这样常常就失去了抢救的时机。所以白求恩就说：对伤病员来说，时间就是生命。哪里有伤员，我们就到哪里！就这样，白求恩成立了“东征医疗队”，随部队到了前线。由于条件实在艰苦，行军主要靠骡子、毛驴，医疗用品都要用它们来驮。白求恩就根据农民的粪驮子做了个医疗驮子，形状很像个桥，于是白求恩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芦沟桥”，多有创意啊。
　　敌人的“冬季扫荡”又开始了。他率医疗队来到了离战场只有几里地的小庙里，小庙的佛像早没了，里面空空荡荡，白求恩马上搭起了“芦沟桥”，拿出了八路军仅有的一些医疗器具，开始了抢救。
　　在这之前，白求恩就是知名大夫了，延安电影团来到晋察冀拍摄影片《延安与八路军》时，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指示延安电影团要拍摄他的事迹。所以导演袁牧之和摄影师吴印咸早就和白求恩吃住在一起了。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他的活动，他办的学校、医院、培训班等等，全都拍了。打仗的这天，外面枪炮声不断，震得房顶直掉土。从繁华的大上海来的吴印咸哪里见过这种场面，连枪声都没听过，心中不免哆嗦，但是看到白求恩在那里镇定自若地挥刀，吴印咸的心也就静了下来。他一面拍电影，一面又拍照片，接连拍了几张照片，只有这张最好。电影胶片最后做成了一部纪录片。由于他学过绘画，所以拍起电影或照片来，仍然是得心应手。1964年，在张骏祥导演的电影《白求恩大夫》中，吴印咸以65岁高龄担任了总摄影，算是了了一桩心愿。
　　吴印咸先生1994年逝世，留下了未完成的书稿和大量的珍贵照片。他女儿吴筑清回忆道：
　　我父亲特别喜欢这张照片，把它和《毛主席在延安窑洞讲话》的照片一块挂在家里，他那么多照片，只有这两张照片被长期挂在墙上。他那个时候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特别有感情，去延安时带的照相机都是自己的。那时候在延安没几个专职照相的，只有记者斯诺，医生马海德、柯棣华等人有照相机，好像中国人只有童小鹏、叶剑英等个别人有。白求恩也有，他也喜欢照相。这张照片是用依康弗来克斯120机器拍的。自从我父亲和徐肖冰他们去了延安电影团之后，才有了职业的摄影者，为中国领导人的早期创业留下了图像资料。这大概也是中国领导人的远见吧。
　　据我父亲讲，他们和白求恩一块住了将近两个月，白求恩喜欢用中国的土烟斗，穿着中国的土布衣服，性格开朗，他们还互相讨论照相技术，成了好朋友。1939年10月，日寇发动了“冬季大扫荡”，在黄土岭指挥日寇的是阿部规秀，他是一个杀人狂，号称“名将之花”。战斗十分残酷，伤员排在外面，白求恩有条不紊地做着手术，一直进行到第二天，连续做了30多个小时。日军已经向附近包围过来了，大家一再劝白求恩撤退，庙里不断掉土，影响到手术的进行，他就命令把“手术台”搬到外面去做。他让轻伤员转移，重伤员就地做手术，直到所有的伤员都做完了为止，所有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
　　据吴老的回忆，这次战役中，阿部中将被我八路军打死了。这是日军在中国被打死的最高指挥官。
　　照片中的另外3个人里有一位叫林金亮，当时是白求恩的助手，同时还担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长，白求恩是顾问。在长时间的合作中，他与白求恩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后来吴印咸还见过林金亮，给他拍了照片，共叙历史。
　　就在这个月的一天，白求恩因做手术时割破手指，后来又受到感染，病情恶化，11月10日，白求恩又一次昏迷过去，次日毛泽东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抢救白求恩。林金亮又一次去抢救他，推开门一看，白求恩正在写遗嘱，林说，白大夫，咱们去花盆医院吧，那里的条件好点。白说不必了，我知道我得的是脓毒败血症，能够做到的都做了。请转告毛主席，感谢他和中国共产党给我的帮助，遗憾的是我不能看到新中国的诞生了，你要马上组织一支医疗队，收容黄土岭的伤员……1939年11月12日清晨，白求恩停止了呼吸。这时距吴印咸拍摄这幅照片不到一个月。
　　1940年，晋察冀边区军民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白求恩去世的地方是河北唐县，后来这里树立起了汉白玉的石碑。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大夫》(2)
从现有的照片中我们了解到，拍摄白求恩的记者还有沙飞、罗光达等人。但吴印咸的这张最著名，传播最广泛。这张照片最早发表在《晋察冀画报》上。刊登后影响很大，电影胶片留在了新影，底片在《解放军画报》社，后来还印成了邮票，入选了学生课本。这张照片和电影与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文章一道，为白求恩留下了在那个年代看来是极为难得，而今天看来也是极为珍贵的资料。《纪念白求恩》这篇文章在“文革”时达到了普及的最高峰，几乎识字的人都会背诵它，文中那句名言“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至今不失光彩。
　　

黑的画家(1)
　　黑的画家，白了一头青丝，掉了满口白牙
　　文化界、美术界的人们都知道石鲁的大名，因为他是著名画家，更因为他特立独行、桀骜不驯，也因为他在”文革”中被整得死去活来。因为摄影界只能勉强归类于文化界，所以大多数摄影人知道石鲁的大名，是因为这张摄影名作《画家石鲁》。
　　这张传神之作拍摄于1977年4月。那时“四人帮”刚倒台，但大量的冤假错案还没有平反，被整死的艺术家尸魂无处，没被整死的刚刚从牛棚里东倒西歪地走出来。石鲁在”文革”中被整得奄奄一息，得了严重的肺结核病，1977年到通县北京结核病院来治疗，5年后他还是死于肺结核，时年仅63岁。
　　石鲁，中国现代著名国画家，1919年生于四川仁寿县，1982年卒于西安市。他是“长安画派”的创始人，作品具有浓郁的黄土高原气息，内容多以人民生活和重大题材为主，在美术界影响巨大。曾任陕西美术家协会主席、陕西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早年曾在延安大学任教，还写有电影《暴风中的雄鹰》，拍摄后受到好评。他精于诗、书、画、印，出版有《埃及写生集》、《石鲁作品选集》、《国画选》，1979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个人书画展。他的作品以“野、乱、怪、黑”著称。
　　李江树介绍说，年轻时的石鲁特潇洒。犀利的眼睛，狂放的性格，既为他带来了艺术的人生，也为他带来了不少麻烦。谈到拍摄这幅作品时，李江树印象深刻。
　　1973年我就认识石鲁先生。1977年4月的一天，我随一位老同志到北京通县的结核病医院看望石鲁。那时石鲁才58岁，却十分虚弱，只有那不屈的头发还支棱着，但满口的牙几乎没了，但眼光依然那样犀利。老朋友相见，满腔的苦水和十年的悲愤岂能三言两语能说完？他们在诉说，我就在旁边找机会。那是下午4点多，屋里较暗，我用的是海鸥4A120相机，当时的《大众摄影》编辑部主任潘德润给了我两个120的伊尔福400度黑白片，用F4的光圈，1/30秒的速度曝光。我在墙角站了足足有40分钟，有适当的神态和手势我就拍，一直把两卷都拍完。
　　我有些预感，这幅照片一定是重要的时刻。回来我就自己冲放，效果很好。几天后我拿去给石鲁先生看，老人当时就很高兴，非常欣赏，拿过来就在照片的背后写下了两句：“天怒像疯狂，其实老头儿没牙了”！这幅照片我现在还存着，后来他还给我画了一张画儿，题名是：红竹万杆风。画面上几棵红色的竹笋在向上蹿，一副生机勃勃的样子。
　　1979年，“四月影会”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第三次影展，我的这幅作品拿去展览，有人还为此配了一首诗：“总算活过来了，‘黑’的画家，白了一头青丝，掉了一口白牙。”反应极好。至今我也不知是谁给配的。1980年2月，《大众摄影》拿去发表，他们还专门找了石鲁的老朋友、画家华君武给写了一篇文章，文中说这是对“四人帮”残酷迫害石鲁的形象记录，李江树为石鲁拍的肖像是一张好作品。
　　我拍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注意，他太专注了，屋里挺冷，他还穿着大衣，身体很差。我那时只是个业余的，还在北京无线电二厂工作。海鸥的镜头很好，加上伊尔福的胶卷，绝对是“把意识记录下来的技术保证”。
　　李江树的这幅作品一出现，不仅让各界震动，还引发了许多人去关注石鲁。有人半开玩笑地对陕西的摄影家们说：你们的石鲁怎么让李江树拍去了呢？结果很多人去拍，到底也没有超过这幅的，甚至连李江树自己都没法再超过自己了。
　　李江树说：
　　拍人物不像拍别的，可以重复，可以近似，时机由自己来掌握。拍人物必须得所有的元素都集中在一起才能成功。比如特定的时代—“文革”浩劫之后，劫后余生的人才有的痛苦经历；特定的地点—医院，人物的神情一定是悲伤的；适合表现的环境—渐暗的光线，严冬后仍然很冷的屋子；激动的情绪，专注的谈话，瘦骨嶙峋的身体，白了的头发，黑了的嘴巴，广大受迫害的艺术家的代表……所有这些，都是一张照片不可缺一的因素，只要换掉其中一项，就再也没有这样的照片了。就像一切事物一样，它也有个“高潮”，只要过了这个高潮，就再也不会重复了，历史就这样过去了！这也是我自己都无法重复的原因。
　　《画家石鲁》就这样成了摄影名作，成了一个时代的终结，成了一个时代的形象，成了一种概念的符号。看到了这张照片，就想起了石鲁，就想起了李江树，就想起了“文革”。我们也不必说这张照片得了多少奖，也不说它发表了多少次，单是李江树后来的作为，就足以让人们相信，他拍出这张作品不是偶然的。
　　1954年李江树生于北京，1976年他就开始学习摄影，1976年的“四五运动”是他纪实摄影的开端。1978年他进入《中国妇女》（英文版）当摄影记者至今。由于酷爱读书，使他很早就意识到文化功底对摄影的影响。因此他除了拍照之外，还写了大量的散文和评论。1985年，他的报告文学《林莽，浩瀚的林莽》获“国际青年”征文金奖；1995年，专题摄影《儿童孤独症的拯救者》获全国纪实报道摄影一等奖；1996年，《人民的音乐家王洛宾》获全国新闻人物肖像大赛铜牌;2003年，中篇散文《向北方》获首届全国环境文学优秀作品奖、“好百年杯”全国散文大赛一等奖。出版的散文集有《湿地》、《手感》、《向北方》；中短篇小说集《沿着额木尔河的划行》；摄影美学专著《象征摄影》、摄影评论集《有狼的风景》等。一个摄影家能有这么多文字作品，应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不仅文字数量多，文笔也具大家的风范。
　　

黑的画家(2)
“摄影界的文化人”，能够在名字前面加上这一前缀的，中国摄影界屈指可数，李江树之一也。
　　

《我们热爱和平》(1)
　　《我们热爱和平》：一张令无数英雄洒血无憾的照片
　　欧洲或美国的士兵们在战壕里经常拿出来看的照片无非是两种：家人、恋人的；当红明星的。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们看的照片，除了前者以外，还有一张广为流传的照片，那就是这张《我们热爱和平》。战士们不仅喜欢这张照片，甚至可以为这两个孩子去献出自己的生命！
　　《我们热爱和平》是1952年抗美援朝期间拍摄的一张照片。照片的印刷品在中国大地流传，也传到了朝鲜。战壕里、指挥部的地图旁边、野战医院里……志愿军战士们几乎人手一张，都是那种小型的印刷品。各种渠道送给志愿军们的慰问包里，大都会附上这张小画片。看到那可爱的孩子形象，战士们激动地宣誓说：不惜牺牲生命，保卫祖国，保卫和平，保卫孩子们！为了这些孩子，我们死了都值！
　　一张照片，竟然有这么大的号召力吗？
　　作者是谁？照片是怎么拍的？
　　这幅照片是当时的《人民日报》编辑阙文摄制的，后来阙文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当导演。这幅照片的影响之大，不仅作者没想到，很多人也都没想到。除了招贴画在大街上和屋子里挂，还出现在信封、笔记本、明信片、搪瓷杯、茶叶盒、手帕和各种各样的慰问品上。现在北京的军事博物馆里还有抗美援朝的专门展览厅，一进门就会看见这幅有几米大的照片。其不仅主题鲜明，情感朴素，以今天的眼光看，它也具备了招贴画的一切元素。看到它，就会想起了那个年代，就会引起我们很多的往事回忆。照片产生的年代时期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中国刚从战争中走出来，和平与建设是国家的主题。我们看看照片的作者阙文的回忆：
　　那是1952年的儿童节前夕，当时我负责《人民日报》里“我们伟大的祖国”这个图片栏目。根据周恩来总理“我们热爱和平，但也不怕战争”的精神，我们的总编辑邓拓找到我说：抗美援朝的第五次战役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当前的形势是要求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团结起来，争取保卫和平，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够制止战争，才能保卫我们的下一代。
　　这个主题很抽象，不太好表现，又不允许搞“客里空”（苏联话剧《前线》中一个善于捕风捉影的记者形象，后来泛指新闻中虚构浮夸的作风）。我一夜没睡好，后来就想到了毕加索的和平鸽，又值儿童节，我就决定用儿童和鸽子来表现。
　　我和北京北海幼儿园联系，了解到他们那里养了一批鸽子，儿童们还经常到北海公园放鸽子，我就在5月31日到了这里，同时来的还有其他一些摄影记者，有青年报的，健康报的，体育报的。我一吆喝，大家就都去了。幼儿园的园长于陆琳带了一大帮孩子到了公园，每个人还抱了一只鸽子，真是欢天喜地！
　　最初我拍了几张觉得非常一般，因为只是在人物和鸽子的形式上、构图上作了些安排，看不出儿童内心对鸽子的热爱，缺少内在的联系。于是，我看看男孩又看看女孩，摸了一下他们的鸽子问：你们两个的鸽子谁的好呀？男孩高兴而俏皮地说：我的好！他看了一眼自己的鸽子，又看了一眼女孩的鸽子，然后紧紧地搂住鸽子，侧着脑袋，表现出一副非常得意的神情。他的这种行动使女孩产生了强烈的反应，并立刻转过脸来瞧着男孩赶紧说：我这个也好！在这一瞬间里，两个人物的情绪都达到了饱和点，我就拍下了这幅照片。
　　第二天正好是儿童节，这张照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那时《人民日报》的报头在中间，照片就在左侧的报眼这个位置上，按现在的话讲那叫“黄金地段”，发表后反响果然很大。当年的10月份，这幅照片就被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编辑安靖和邹雅制作成了大幅的招贴画，照片原来背景上有些树枝，经过剪裁和修整，加了点桃花，又上了色，上面用儿童体书写了“我们热爱和平”6个字。第一版就印了500万！应该说，照片的影响力是在印成招贴画之后才成倍地扩展的。
　　阙文后来从《人民日报》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时年33岁，从此他与电影结了缘。他先后导演了电影《寒夜》、《元帅之死》等。由于他长期奉行低调生活，人们很少知道他就是这幅照片的作者。发行量这么大的一张名作，稿酬之类的事却与他无关。他自己也曾经说过：“是战争成就了这张照片，即使有稿费，我也会捐给抗美援朝的。”
　　当年阙文的同事、《人民日报》资深摄影记者王东先生就这张照片回忆道：
　　……正值抗美援朝时期，中国抗美援朝总会又把这张照片印成小卡片，由慰问团分发到每一位志愿军手里，不仅前线战士手里有，后来还传到了战俘营里。东欧的一些画报上也用它做了封面。《我们热爱和平》这张照片与另一张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红卫兵招手的照片（吕相友摄影）成为《人民日报》历史上两幅最有影响的照片。
　　曾经在《人民日报》摄影部工作、后来任《中国摄影》主编的袁毅平先生讲的一些细节也很有意思：
　　我和阙文（笔名大成）是同事，我们同属《人民日报》文艺部。他非常聪明，爱好文艺。绘画、表演、写文章，尤其是电影理论、戏剧理论他都很好。当时狄源沧、戴戈之、吴颂廉和阙文，号称摄影理论界的“四大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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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热爱和平》(2)
阙文很聪明，摄影和暗房技术都挺好，那时候也没有电脑，全凭自己的悟性和功夫。有时候他会把照片拼接上，拼得十分独特：他把照片撕开，撕的时候只撕药膜，薄薄的一层，然后再粘上。由于撕的是药膜，粘起来很容易，而且几乎看不出来痕迹！
　　阙文那一次拍了整整一卷，只有这一张男孩女孩的表情最好。原底是黑白片，后来制成招贴画时上了色。
　　对自己为什么后来去搞电影，阙文回忆说：
　　我就想去做电影。正好那年有苏联专家伊万诺夫来北京电影学院招生，看了我这张照片后，就鼓励我报考电影学院。我就这样进了电影圈。
　　阙文后来就没怎么再拍照片，就是拍了也很少发表，他全身心地投入了电影。但是这张照片已经无可动摇地成为了摄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那个女孩
　　照片上这两个幸运的孩子也出名了。男孩叫马越，那年不到6岁，女孩叫孟运，那年4岁。照片的影响力太大了，以至于很长时间里他们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我找到了孟运。如今她是一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工程师。还是那个胖乎乎的样子，性格开朗，非常健谈。家里养着数以百计的金鱼外加两只大猫。不知那猫看着那么多鱼有什么想法。面对无数的来访者，孟运没有感到厌烦，仍然是热情地翻出老资料，讲述那些幸福的经过。
　　我4岁时，阙文叔叔给我们拍了那张照片，从此我们就出了名。不断地有叔叔阿姨们来抱我，说这就是那个抱鸽子的小女孩。我那时太小，也没法理解一张照片所起的作用。
　　上初中时，我妈妈给了我一张剪报，是1954年6月在《新观察》上登的文章《一张招贴画》，作者是萧琦。那上面讲这张画在朝鲜战场上如何鼓舞战士们去浴血奋战的事。我不知读了多少遍，每次都觉得胸中有热血冲击着我，热泪总是夺眶而出。那上面是这样写的：
　　有一天，我走进最前沿的七班坑道里时，战士们正在团团围着看一封祖国小朋友的来信，他们都被那信里的天真情感打动了。年纪稍大些的杨景春正念得起劲时，忽然从信封里掉出一张纸片，哈，原来是张照片，两个抱着和平鸽的孩子歪着头在笑。来信的孩子在背面写着：“在你们保卫下的祖国儿童真幸福啊，叔叔！”战士们对照片爱不释手，大家纷纷议论着：祖国的孩子真像鲜花一样，长得多好！这俩孩子是哪里的呢？叫什么名字？杨景春听着，眼里闪出了泪花。因为杨景春的两个儿子一个给伪保长摔死了，一个让美国人给炸死了。他英勇地作战，立了两次三等功。他和朝鲜孩子都搞得很熟，敌机轰炸时他就奋不顾身地去救孩子。
　　一天，七班的阵地上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杨景春和战友们粉碎了多次敌人的进攻，情况很紧急。这时战士谭林富掏出了这张照片，班长看到了，激动地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来宣誓，为了对得起这些可爱的孩子……四五个敌人朝战士谭林富冲来，当谭林富刺死最后一个敌人时，他自己也不行了，他从怀里掏出那张照片递给杨景春说：我不行了，给你，别忘了保卫孩子们！杨景春二话没说，把照片往兜里一放就冲上去了，一口气打死、刺死了十几个鬼子，在敌人群中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他也奄奄一息了。他抓住我的手费劲地说出了最后的话：可惜不知道那两个孩子在哪儿，要不把我那没地方寄的立功喜报寄给他们有多好……
　　我轻轻地掏出那张照片，我贪婪地看着这两个孩子，他们把和平鸽抱得多紧，笑得多幸福！你们知道吗，孩子，杨叔叔和谭叔叔为了你们，已经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战士们把这张画当成自己的精神财富，让这两个孩子陪伴着自己执行艰巨的任务。人们把它贴到坑道里，战壕里，甚至坦克和大炮上……朝鲜停战后，这幅招贴画又大量出现在工地上，鼓舞着战士们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
　　作者萧琦当时19岁，是志愿军战地记者。1954年从朝鲜回国后到总政编写《志愿军英雄传》中的《罗盛教的故事》。后来萧琦成了右派，再后来在潇湘电影制片厂工作。1999年，这些人包括拍摄者、主人公、萧琦等人一块在北京聚会了一把，算是了了一桩心愿。相对于许多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孟运后来的生活还是相当不错的。
　　拍完照片的第二年我就随父亲去了长春，1953年我父亲参与一汽的筹建工作。我上小学也是在长春。后来我爸是第一汽车制造厂的总工程师。周围的人都知道我是那个画上的女孩，大家对我挺好，我一直生活在幸福中。我上初中时，有一次跟妈妈到青岛去，那里的海军叔叔们认出了我，说这不是那个抱着鸽子的女孩吗？将来你当解放军吧，热爱和平的姑娘要为和平作贡献哪。这句话被我记住了，初中毕业后我就报考了海军学校。但那时的政治学习、到农村劳动、搞“四清”运动等等占据了大部分时间。结果只呆了一年，我妈就把我转到了张家口的另一个军校去学习了。不久“文革”开始，我们家又被批斗。江青点名批我妈妈，因为我妈是从延安来的，我也就上不成学了。最后给我的结论是“受二月逆流黑思潮影响，犯了严重政治错误”。
　　1975年，我进了工厂当钳工。后来清华大学开门办学，到我们厂招生，就把我给招上了，算是倒数第二代的工农兵大学生。这样我就在清华学了无线电技术，毕业后又回到了这个厂子。1982年我到了中国科协工作，后来又学习了英语，1987年去了美国。由于“文革”误了我们那么长时间，我就发奋地学习、工作。
　　

《我们热爱和平》(3)
到了美国，有一次我的车子坏了，来了几个中国人帮我修，但是还没弄好。这时来了几个美国人，他们很热情地帮我弄轮胎，一边还问我，“你是朝鲜人吧？”我说我是中国人。他们就说：“我去过朝鲜打仗，你看我这胳膊上还有刺青呢！我差点就留在朝鲜了，因为那里有我喜欢的姑娘！”他们不知道我就是那个画上的女孩，据说在交换战俘时，美国兵很喜欢志愿军给他们的那张画片。我没敢深问，不知道他们得知我就是那个画上的女孩的话，该是什么心情。1998年，我回到了北京。
　　孟运是幸运的。拍照片那会儿，她长得胖乎乎的，黄黄的头发，非常可爱。本来幼儿园女孩子们的发型都是统一的、剪得很短的“娃娃头”，只有孟运是梳小辫儿的—因为她是幼儿园园长于陆琳的女儿，有这么一点“特权”。
　　从美国回来后，孟运还翻译了一本18万字的小说《遭遇死亡》，已经出版。目前她是北京华联汽车公司副总经理，同时还兼任着北京职业商贸学院的秘书长。她的母亲于陆琳从北海幼儿园园长的岗位上离休之后创办了中华社会大学并任校长，也就是现在的北京职业商贸学院。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家。
　　孟运的父亲孟少农是中国著名的汽车专家，曾任一汽总工程师、二汽的总工程师和副厂长，是中国汽车界的第一个学部委员（院士）。他还促成和创办了吉林工业大学、陕汽职工大学和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为中国的汽车工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那个男孩
　　那个男孩叫马越，如今在贵州。照片上，马越比孟运个子要高，年龄也大两岁，模样也招人喜欢，是个小“帅哥”。
　　我那年快6岁了，那天一大帮孩子每人抱了一只鸽子，我特调皮，老师怕我不听话，就给了我一个红蓝铅笔头，我就特兴奋，光顾玩这个铅笔头了，鸽子也跑了！后来到真拍的时候，我就没法了。可是阙文叔叔觉得我好玩，就跟另一个孩子说，能不能把鸽子“借给”我，我就这样又有了鸽子。现在从照片上还能看见我的左上兜儿里还露着铅笔头呢。
　　招贴画出来后，马越的名气也很大，收到了上千封信，还有许多人去看他。北海幼儿园也名气大增，参观的国内外宾客络绎不绝。马越经常被拉出去参加各种活动，坐上小汽车，俨然是个小超级明星。
　　我那时收信都是论麻袋的，回信都是老师给代写，我签个名。后来我太调皮捣蛋了，父母就在假期人家都玩的时候送我去挖煤！认为我辜负了大家的期望，要改造我。
　　1953年他上了小学，同学们都知道他就是明星，对他有很大的好奇心，但马越却听得太多了，变得随意，没有礼貌，不守纪律，打人骂人。渐渐地，同学们也就疏远他了，少先队也没入成。小马越感到了孤独，自卑。三年级时他转到了东四区第二中心小学，在这里，马越转变成了一个好孩子。马越入了少先队，为此《人民日报》还发了消息《马越入了队》，可见那时对他有多么关注。但是事情还没完。
　　1956年，马越的父母给共青团北京市委写信说：“我们的孩子马越10岁了，他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极为调皮、傲慢不驯的孩子了，学校里都不愿意要他，我们真是没有办法。……请你们救救这个孩子吧！”团市委很重视，派《北京青年报》记者于文涛去了解。于文涛写了一篇《马越成长中的风波》刊登在该报上，随后《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报》又转载了，不久作家冰心写了一篇《我们应该怎样做父母》的文章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所有这些都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关注和大规模的讨论。
　　马越确实变好了。他高中毕业时已经连续两年获得北京市中学生优良奖章。
　　当时北京市招生分数最高的清华附中只招160个学生，其中一半是保送生。马越说：这剩下的80个位子我也要占一个！果然如愿以偿。凭着马越的条件，考北京的名牌大学是不成问题的。但马越觉得自己在北京太“出名”了，应该到一个人们能够忘掉他的地方去。于是他就报考了位于西安的西北工业大学，学习直升机设计与制造。毕业后被分配到贵州一个国防基地当技术员。后来在贵阳市警察学校当老师，后任副校长。工作出色，家庭美满。
　　在美术史上有这样一段介绍：……优秀的宣传画都是艺术家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体现。题材更加广泛,形式更加丰富,世界性的宣传画展览活动十分活跃。画家们创作了许多紧密配合形势的优秀作品。……如阙文的《我们热爱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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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雷锋好榜样》(1)
“向雷锋同志学习”，这是毛主席亲自发出的号召，还亲笔题了字。雷锋在中国的影响今天还在继续，但是关于雷锋在美国西点军校也成为榜样的事，经过有关方面的考察，根本就没这回事。抚顺的雷锋纪念馆有各国人来参观，他们不仅参观，还经常“冒昧”地提问题：不是说雷锋做好事不留名吗？怎么会有这么多他在做好事的照片啊？
　　为雷锋拍过照片的人不多，雷锋在部队时给他拍照的人都算上，也只有8个人。除了军报、军画报的摄影记者以外，跟随雷锋拍摄照片最多的有两个人，他们是张峻、季增。前者曾在沈阳军区工程兵政治部宣传处任干事，后者在该工程兵下属的工兵十团俱乐部，放映、摄影、宣传他一把抓。这两个人各自为雷锋拍了200多张照片，其中流传最广的有这样几幅：雷锋在读毛主席著作；雷锋在擦汽车；雷锋手握冲锋枪的半身照片；雷锋在为战友洗衣服；给自己补袜子；送老大娘回家等等。由于那个年代广为传播的一些照片不署名，而且在铺天盖地的宣传下，大家也不去记哪张照片是谁拍的，这就在无形中为日后的版权问题埋下了不平静的种子。在雷锋的名字早已家喻户晓、雷锋精神仍然是我们这个社会道德理想的榜样的时代，在日渐尊重个人权利的文明社会里，在一个法制日益健全的时代里，雷锋照片的版权问题却令人尴尬地摆在了我们面前。
　　《雷锋》照片是怎么拍出来的？抓拍的还是摆拍的？作者分别是谁？
　　关于雷锋照片的诞生和发表以及补拍、版权等问题，我们分别采访了张峻和季增，他们各自谈了事情的经过和自己的感受。先说流传最广的几张照片：
　　雷锋头戴棉帽子的照片。据张峻讲，这是沈阳军区《民兵之友》杂志的周军拍的。后来许多地方采用并且据此做成木刻的画面就是从这里来的。季增也拍了雷锋戴棉帽子的照片：
　　《雷锋在毛主席雕像前》。1961年4月24日，我随雷锋去旅顺海军作忆苦思甜报告，我和雷锋在一个屋睡。半夜，我听到“毛主席万岁”的喊声，结果是雷锋在说梦话。他的这种对毛主席的热爱让我很感动。随即我就想到了让雷锋在毛主席雕像前照相。过了一段时间，正巧部队又开会，我就让雷锋横挎着冲锋枪到抚顺钢厂和平俱乐部毛主席像前照了几张像。
　　雷锋在擦汽车（夏天），题目是《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这幅照片是张峻在1961年夏拍的，发表在《中国摄影》上。后来经常见报并经常获奖的也是这张。而雷锋在擦汽车（冬天），题目是《雷锋擦“解放”汽车》的画面是季增拍的，时间在1960年冬。据季增回忆:
　　那是1960年的冬天，《解放军画报》的吴加昌和工程兵宣传处的张峻、赵志华来采访全军“两忆三查”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典型。我随他们拍了一些雷锋的照片，吴加昌把我这些稿子带回北京，不久写信给我说，再补拍一张“破题”的照片。我觉得压力挺大，经过几天的思考，我想到雷锋是汽车兵，要有职业特点。正好连队里刚接来一辆国产解放牌汽车，中国自己生产的车，热爱汽车的战士在擦车，这不正是最合适的镜头吗？我找了一贯阳光明媚的上午，约雷锋到停车场，让副连长白福祖把汽车调好方向，雷锋微笑着擦车，我拍了好几张。就这样，1961年的第3期《解放军画报》上以《苦孩子，好战士》为题报道了我拍的雷锋事迹。（注：这组照片发表时的署名是张峻、赵志华、季增、吴加昌，季增的“黑白擦汽车”照片在显眼位置上）
　　我拍时是1960年的冬天，到了第二年的夏天，张峻同志来到我们团，要拍彩色的。于是，我们又把车开到了营区附近的一条公路上，雷锋换上了崭新的单衣单帽，我们俩又分别拍了几张，我拍的是黑白，张峻拍的是彩色（注：在《中国摄影》上发表的就是张峻拍的“彩色”雷锋）。
　　关于这张彩色的，张峻说:
　　那时解放军画报社给了我两个彩色卷，先给了一个，我说没拍过彩色的，再给一个吧。这样，擦车的、读毛选的就都是彩色照片了。
　　雷锋在读毛著的照片。季增说：
　　这张照片的标题是《干革命不学毛主席著作不行》（张峻的题目是《粮食·武器·方向盘》）。雷锋的日记里写着：“毛泽东思想好比粮食和武器，好比汽车上的方向盘。人不吃饭不行，打仗没有武器不行，开车没有方向盘不行，干革命不学毛主席著作不行。”1961年初，雷锋到沈阳军区工程兵司令部执行任务，我正好也在那儿，我们一块吃饭，雷锋吃完后就到汽车上读毛著了。看他专注的样子，我就拿了相机，还请了宣传处的张峻，找了一块反光板，驾驶楼里挺窄，相机根本耍不开，在汽车里折腾了好几次才拍成。
　　张峻说:
　　雷锋日记给了我很大启发。有一天雷锋在停车场保养车子，我去找他想唠唠。我进了驾驶楼，看见他座位上有日记本和毛选1-4卷，他的日记里记着“毛主席的著作对我来说好比粮食和武器，好比汽车上的方向盘……”我找到了理想的画面，就喊雷锋过来，“导演”了这幅照片。
　　关于这张照片，张峻说:
　　季增也拍了，我也拍了，但我拍的这张是流传最广的。包括后来印成邮票的画面，也是根据这幅照片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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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雷锋好榜样》(2)
除了以上几幅之外，季增还拍了其他画面，这些照片大部分是根据部队搞展览的需要补拍的，那时雷锋已经出了名，总政需要树雷锋这个典型，所以要大量地进行补拍。这也就是有人问“雷锋做好事的照片从哪里来”的答案。
　　关于补拍照片的事，季增回忆说：
　　《学习毛主席语录》。上个世纪60年代初，还没出版毛主席语录，而雷锋用“钉子精神”早就把毛著1-4卷都通读了一遍。为了记得更牢，他把《解放军报》报眼上的语录剪下来贴在笔记本上自己学习，后来又贴在墙上给大家学习。我和张峻就让雷锋穿了一身新衣服，让张峻写了一条“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的刊头，布置成墙报的样子，拍成了这幅照片。
　　同样为了表现雷锋的“钉子精神”，我想把他学习的场面拍下来，但是那会儿没有快片，也没有闪光灯，就没拍成。后来我想到了放电影的灯泡。我那时常出去放电影，就收集了几个旧灯泡，那灯泡300多瓦，没有灯座，我就用电线焊接到灯泡的两极上，一接电就亮，但是也烤得够呛，就叫“烤灯”。有了这个，我们就敢在晚上拍了。像雷锋打着手电在被窝里看毛著的照片就是这样拍的。
　　《雷锋和战友乔安山》。雷锋和乔安山从鞍钢公司同时入伍，又分在一个班，近得不能再近了。乔的文化低，雷锋就经常帮助他，为了方便，甚至把床铺搬到了一起。我拍了好几次雷锋和乔安山学习的镜头，这些照片也流传得很广。（就是这位乔安山，开着苏联产的嘎斯51汽车，在一次倒车时把木杆撞倒，砸死了战友雷锋。）
　　《送老大娘到儿子家》。1961年冬天，我陪雷锋到丹东工程兵部队做忆苦报告，回来时在沈阳通过天桥时看到一位老大娘拿了许多东西很吃力地走着，雷锋上去问。老大娘说从关里来，到抚顺看儿子，雷锋一听是同路，就急忙帮着拿东西，一路上像儿子一样照顾老大娘。到了抚顺雷锋和我商量送老大娘回家吧。我们按着大娘的信封地址边走边问，到了天黑才找到住在郊区一条街上的大娘儿子家。我本来跟着雷锋是要拍照片的，结果净走路，没顾上拍，现在天也黑了，我也拍不成了，我说明天再拍吧。第二天雷锋又出差了，我只好过了一段时间再约雷锋去拍，就这样，把大娘请出来，把院子整理了一下，拍成了这幅照片。
　　《给战友让饭》。1960年的10月里，运输连组织大家到山里打草，每人都带了盒饭。结果有个同志饭量大，还嫌带着麻烦，干脆把饭吃了就省事了。午休时，别人在吃，大肚汉在旁边没精打采，雷锋走过去说，我肚子疼，这盒饭你吃了吧。大肚汉本来就饿，架不住雷锋真诚地让，接过去就吃了。我当时也在吃，看到这个情景，就跑过去拍了一张。但觉得人物太小，就又让雷锋再递一次，拍了两张。事后我问雷锋，你肚子真疼吗？雷锋看了看我，摇了摇头。
　　这些照片现在在哪里？为什么会有版权纠纷？
　　其他关于雷锋的补拍照片还有很多，像雷锋忆苦思甜的、和少先队员在一起的、拉练的、训练双杠的、投弹的、修车的、洗衣缝被子的、存款和捐钱的、捡粪的等等，尽管从摄影角度讲，补拍是不得已的事，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只要不违背生活事实，也未尝不可。根据张峻的回忆，沈阳军区工程兵的首长就说:“（补拍照片）必须真实，必须是雷锋做过的好人好事。”关于这些照片、底片的去向，据季增回忆：
　　“有些在《解放军画报》、《解放军报》、《人民画报》保存，其他的在1964年5月我复员时把雷锋的底片整理好装在3个底片夹里上交到团党委，团党委又上交到沈阳军区工程兵政治部。十几年后我多次去部队和有关部门询问这批照片底片的下落，但没有消息。这200多张底片究竟放在哪里成了我一直想要揭开的谜。”
　　现居承德的季增自己还留了一些照片，又从解放军画报社翻印了一些照片资料，手上选余的底片只有二三十张。据此他编了一本书《雷锋—照片背后的故事》。这也了了他一桩心事：一来弘扬雷锋精神，二来告慰战友。对于版权问题，季增认为，不应该以任何形式来用雷锋挣钱。
　　现居鞍山的张峻出版了几本关于雷锋的书籍:《永恒的雷锋》、《雷锋经典图片集》、《雷锋的传人》。
　　我们听听张峻讲述的雷锋故事。
　　我是第一个写雷锋报道的。1960年11月26日，我和别人合作写了长篇通讯《毛主席的好战士》，发表在沈阳军区《前进报》上，后来又在《解放军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发表。
　　1960年，我们宣传处接到了工程兵十团转来的地方来信，说一个叫雷锋的新战士向公社捐助了100元钱，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不久，这个入伍不到10个月的战士成了十团的“节约标兵”，政治部决定对他的事迹核查并宣传。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我拍了雷锋的几张重要时期的照片，包括他的去世，我都有大量的照片。同时我还收集了他的其他照片，比如他入伍前的、在家乡劳动的等等，总共有385张，应该说是最全的了。我还给抚顺雷锋纪念馆复制了一套底片，毛主席题写“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时候，是我去北京翻拍的，本来拿到题词时是3月3日，本应在晚上传给沈阳，结果没赶上，就拖到3月4号发到沈阳军区，发表时就成了3月5号，这就是雷锋纪念日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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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雷锋好榜样》(3)
关于雷锋照片的版权问题，应该是近几年的热门话题。对此张峻说：
　　我认为，把版权问题搞清楚和弘扬雷锋精神是不矛盾的。这些年我把雷锋照片的稿费都用在宣传雷锋的工程上了。2003年6月18日，我在辽宁新闻出版局的支持下，把223张我拍的雷锋照片作了版权登记，他们很认真地考察了我拍的照片的依据，认定这些是我拍的。这一部分是我在1962年12月以前在沈阳军区工程兵时拍的，以后拍的就不属于这个范围了。
　　这些年我为宣传雷锋把自己的许多钱都搭进去了，总共印了15万张雷锋照片发给学生和做过好事的人，还印了明信片、制作了纪念章，策划了雷锋图片展览，最近还要出版一本最全的雷锋图片集。我还在搞一个“留住雷锋工程”，目的是针对社会上流传“雷锋是临时户口，3月来4月走”的现象，让雷锋精神永驻人间。
　　听完两位的讲述，我们感到，无论过程怎样，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尽自己所能，把雷锋精神传下去。这就像他们的照片一样，宣传画也好，纪念章也好，无论用什么形式，雷锋精神终归要进入每一个家庭，终归要留在历史当中。
　　相关链接：
　　雷锋，1940年生于湖南望城县，7岁成了孤儿，5年间失去5位亲人，全家6口人只剩下7岁的雷锋。新中国让雷锋感到了温暖，他上了学，参了军，入了党，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标兵、红旗手，在部队又多次立功受嘉奖。“在家时好事做了一箩筐，出门时好事做了一火车”。1962年8月15日，雷锋执行任务回来后对战友乔安山说，咱们洗车吧。进洗车的院子里时，雷锋下车去拿开院门口挡小孩的铁丝网，然后指挥乔倒车，倒完车向前开时汽车把一根晾衣服用的方木杆撞倒，木杆砸在了雷锋的太阳穴上，一个多小时后经抢救无效，雷锋牺牲。他在部队的时间只有953（一说951天）天。年仅22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领导人分别题词，学雷锋运动至今开展不衰。
　　

留得“样板”在史册(1)
对于青年人来说，“样板戏”可能是个较陌生的名词了，但对于40岁往上的人，这却是个刻骨铭心、至死难忘的词汇，是个挥之不去的记忆。尽管他们今天随时都能哼上两段儿，但那轻松自在的背后，却深隐着一种难以言表的苦涩，这苦涩，类似于来自康复者对于曾经的疯人院生活的回忆。
　　想当年，样板戏的普及程度，如今的流行歌曲远不是它们的对手—尽管彼时的传媒远不如此时的要发达。就像流行歌曲和明星照共昌共衰一样，当年家家户户挂的，除了毛主席像，就是样板戏的大幅剧照了。平时要挂，节假日更要挂，城市里好买，农村可就难了。过年过节时，农村牧区的人们蜂拥到当地的供销社（商店），抢购的便是一幅幅的杨子荣、少剑波、李玉和、李铁梅、郭建光、阿庆嫂……它们令粗陋的家居四壁生辉，给穷困灰暗的生活添加不少亮艳。
　　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等领导人观看了部分剧目。这一次，《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杜鹃山》、《红色娘子军》、《海港》等都有演出。在这次的观摩座谈会上，江青以其特殊的身份谈了关于京剧改革的意见，至此，江青也正式开始插手京剧的改革、样板戏的制作及演出推广工作。当然，此前早有毛泽东的“革命文学”作为思想基础。一时间，从中央到地方，各种“样板团”纷纷诞生。著名的中国京剧院、北京京剧团、上海京剧团、中央芭蕾舞团、上海芭蕾舞团等也组织样板团到处演出，直接把样板戏送到了农村地头、工厂车间。与此同时，各地的大小文艺团体也纷纷学习样板戏，并搬回当地频频演出，学校音乐课的主要课程，同样也是样板戏。一时间，农村、工厂、部队有线高音大喇叭里，绝大部分时间都被样板戏所充斥，即使少数民族地区听不懂样板戏，也得跟着学唱，否则就是政治问题。这么大的国家只靠剧团演出显然忙不过来，于是便拍成电影在全国各地放映，录了音在电台里播放，各种书刊更是连篇累牍、不厌其烦。
　　样板戏至高无上的文艺地位，致使拍摄中央级剧团的演出，都成为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都是摄影师的一大荣幸。而当时进入千家万户的宣传画，就是由新华社少数几个人长期、专职随样板团拍摄的。我采访了他们中的两位，就是新华社的陈娟美女士和《人民日报》的张雅心先生。
　　陈娟美：
　　样板戏的剧照拍摄是跟着电影摄制组进行的。因为要留资料，做宣传品，又是政治任务，对灯光、色彩、造型、表情的要求极为严格。原则上是成熟一个发表一个，第一个就是《智取威虎山》。电影、摄影与剧组同时进棚，演出是专为拍摄而演的，指定的地方是八一厂、北影厂、新影的摄影棚。新华社由石少华亲自挂帅。胶卷不限，因为张雅心拍的多，人们笑他说“你的片子可以用麻袋装了”。当时指定的是4个人：石少华、孟庆彪、张雅心和我，石是负责人，拍的少，后来孟庆彪有病了不能跟着拍，只有张雅心和我俩人一直盯了下来。
　　当时用的机器很好，有135的莱卡、120的哈苏，还有上海出的“东风”牌的，那是仿哈苏的，是试制品，外面没有卖的，镜头很好，但机械部分粗糙，快门常常打不开，急死人了。一个电影拍下来至少半年，家也回不了，我的3个孩子也没人管，天天到凌晨两点，长期下来我得了神经衰弱症，总也睡不好。演员、摄影组完成一部可以轮休，而我们只有一个人跟着！拍完了还得送到国务院文化组让于会泳审，批准后在全国发行。报纸、宣传画、画册连环画等等铺天盖地，但没有稿酬，也没有拍摄补贴等等。
　　摄制组都是一流的人物，导演有谢铁骊、谢晋、崔巍、钱江、成荫、李文化等等；演员有袁世海、马长礼、谭元寿、刘长瑜、钱浩梁（浩亮）；音乐家有于会泳、殷承宗等；芭蕾舞演员有薛箐华、刘庆棠；作家有汪曾祺、翁偶虹等。其他如乐队、指挥也都是全国一流的。
　　我们拍照片，自然对灯光的要求与电影不同，他们就按我们的要求给布光。摆造型，找角度，要三突出，红光亮。第一次拍《海港》时的一号人物造型没通过，被江青打回来重排。结果那个方海珍的扮演者脸形比较长，只好加点头发变短些。整个电影、剧照全部作废，前后花了一年多时间。
　　样板戏的拍摄、演出和宣传是不计成本的。陈娟美跟着拍了七八年，不仅提心吊胆，直拍得筋疲加力尽。这些作品从不署名，直到1975年，石少华根据文化组的意思要陈娟美编一本样板戏剧照的画册。那时石少华还是中国摄影学会(1956年成立，1972年改为全国影展办，1978年恢复为中国摄影学会，1979年改为中国摄影家协会)的领导，所以就挂了学会的名，整个工作包括编辑、印刷等大部分工作是陈娟美盯着做的。画册的名字是《革命样板戏剧照》，总共收录了17个（包括后来的交响乐、舞剧等形式）革命样板戏的舞台作品和电影剧照142幅，由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这时才第一次署上了作者的名字，到1976年才印出。这也是样板戏剧照的一次集中展示。由于此时已值“文革”后期，这本画册的传播也就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这几位摄影者拍摄的样板戏作品的寿命这时算是告一段落。大量的底片和照片都交给了新华社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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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得“样板”在史册(2)
张雅心：
　　拍样板戏的人，要求政治上可靠，技术上过硬。我当时是新华社摄影部对外组组长，又是摄影科班出身，就这样走进了样板戏的大门。第一个是《智取威虎山》，第二个是《红灯记》，八个样板戏中我拍了六个。那时用的都是最好的机器，我用的是哈苏120的相机，当时我记得只有江青和新华社摄影部的负责人石少华才有。我和剧组的人吃住在一起，拍的时候不能影响电影机的拍摄，只能抓拍。每个镜头拍几张，最多时一个镜头拍一卷。当时有三个后背，分别装黑白片、负片和反转片。胶卷可以随便领，不计成本。我们惟一的好处是吃得比一般人要好，在长春拍《奇袭白虎团》、《沙家浜》时经常吃松花江里的大鲤鱼，那时老百姓只有每月二两肉的定量啊。我们一般都是晚上拍，因为那时安静，但却苦了我，剧组的人们可以轮休，而拍剧照的只有我一个人，晚上拍了白天就去冲，晚上再拍。江青隔几天就来，很具体地指导，她要求剧组的人看《红菱艳》，让大家学习。排练几次后还要座谈，我拍了无数个胶卷，同行们笑话、也是羡慕说张雅心的胶卷可以用麻袋装了。
　　有一次我在江青来的时候拍照，那时用的不是现在的万次闪光灯，而是一次性的闪光泡，那东西有时会爆炸。正好杨子荣出来时一打枪，我这个灯泡就响了，实在太巧了。这下警卫们都上来抱住了我，好一片紧张，最后是文化组（相当于文化部）副组长于会泳出来说，没事没事，这才算过去了。那时候的好多记者都遇见过这类事。
　　之所以要专门在摄影棚里拍摄，一是做电影的需要，保证电影画面的绝对“干净”，也可以保证在拍摄过程中不受干扰；二是为了拍剧照。因为舞台演出时拍的剧照背景很杂乱，最多只能用作新闻，在大量的印刷品中不能达到样板戏“高大全、红光亮”的要求。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客观上对样板戏的制作已经达到了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完美、苛刻无比的程度了。每排练一个剧，至少要半年，有时还要返工。这些照片出来后，被大量地印刷成电影海报、年画（包括中堂、四条屏）、连环画等广为流传，各种书籍报刊更是大量地采用。随着广播、电影、舞台演出等形式的大规模宣传，全国上下一片样板戏声，人人都会唱上几段。
　　张雅心拍的一些剧照很精彩，尤其是一些跳跃的镜头，使人们看起来演员跳得很高，其实是他趴在地上仰拍的。除了这种小技巧外，他还摸索出了一套用慢门拍剧照的办法。因为舞台上的背景打的是幻灯，比较暗，而演员身上打的追光灯特别亮，光比非常大，如果按主体曝光，就很容易拍成黑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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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为此他想了个办法，用慢门曝光，这样的好处是背景和前景一样地漂亮，同时也解决了当时没有快片的困难。在1973年的新华社《新闻业务》上，张雅心的一篇文章专门讲述了《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包括“吃透精神、表现精华。用对比手法、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形象”等体会，还有“把相机放低一点，镜头仰些，使英雄形象显得高大；拍敌人时多用俯角，造成压抑、低矮的感觉”等等手法，无不带有强烈的时代痕迹。如果以当时的发行量乘以现在的稿酬的话，那这两位记者将无疑是亿万富翁。
　　30多年过去了，花在样板戏上的费用已经没法计算了，作为一个特定时期的文化现象，样板戏无可商量地、强行地刻在了人们的大脑里，也刻在了中国的历史中。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也不乏经典而被长久流传，被后人反复吟唱。毕竟，这些样板戏是集中了那个时代全国的精英们创造出来的，是精雕细刻的东西，洗却政治上的红粉，其技术技巧层面的东西，会有很多闪光之处。只说交响乐团伴奏的恢宏洋气，服、化、道、效的精致，汪曾祺在《沙家浜》中显示的文学才华，就足以够后人回味的。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问一句：“今天的京剧主流虽然复归了传统，但与样板戏比，在很多地方，难道就不是裹足不前，甚至是倒退了吗？”其实西方绘画史上，许多大师和经典作品在当时不也是为教会和贵族服务的吗？《拿破仑加冕》的内容不是也有点“反动”吗？历史往往不是纯黑纯白、泾渭分明的。既能在历史中吸取教训，又能让历史中的光点得到传承、不断光大，这才是明智的民族、国家和政府。
　 《西沙民兵》：红光亮的代表作(1)
“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是“红光亮”、“高大全”的顶峰，从摄影角度看，样板戏的剧照也是这样的产物。而在“文革”后期，另一类作品也具有这样的时代特征，那就是以《西沙民兵》为代表的系列照片。它们产生的年代在1974年前后。在当时，这样的作品具有“政治内容与艺术手法高度统一”的特点，并引导着中国大陆艺术创作的方向。
　　《西沙民兵》从技术上讲，是张好照片；从内容上看，它仍然是充满积极因素的，这也许就是尽管它产生于那个年代，但今天看来，也并不令人反感的原因。
　　《西沙民兵》的作者是伍振超。他的这幅照片曾家喻户晓，但今天，作者和作品同样像是被掩埋在了历史的河床下，以至于我很费了些功夫才找到了他。
　　1974年1月，南越西贡当局武装侵犯中国领土—西沙群岛。最后，“英雄的西沙军民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引下，团结战斗，击退了武装侵入我国西沙群岛的南越西贡军队，捍卫了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和民族尊严”（见新华社稿，刊《中国摄影》1974年2月号，题目：《向伍振超同志学习》）。战斗中，出现了许多英雄人物，民兵班长吴先锋就是其中之一。南海诸岛属于广州军区管辖，于是报道任务就落到了伍振超的头上。
　　我那时是广州军区榆林要塞宣传科副科长，上级找到了我，让我把西沙英雄的事迹拍下来。当时由陆、海、空三军的摄影记者组成了一个十几个人的西沙摄影组，我是组长。另外还有一个由作家和诗人等组成的写作班子也去了。我们于1974年先后两次到了西沙，和民兵、战士们一块训练，执行任务。我们总共在那里呆了两个月，拍了许多照片，后来在北京举办了《南海诸岛之一—西沙群岛摄影展览》。虽然风光很美，但那里的生活很苦。没有菜，天天都是罐头，晒得要命，身上晒得直掉皮。气温很高，睡不着觉，中午只能在水里泡着。
　　一上岛，就听到许多关于吴先锋的事迹—如何跟敌人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如何进行武装斗争等等，于是我就很想去拍这个人。我和吴先锋一块生活了一个星期，按我们当时的理解，英雄人物就是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所以要把这个人物拍得健美、丰满、高大、理想！
　　西沙群岛有7个岛，最大的叫永兴岛，第二大的是金银岛。金银岛是平时渔船集中的地方，居民很少，吴先锋带的民兵班就在这里。1974年1月的那天，南越西贡当局的几条军舰开到了岛边，上来一些军人，说这里是他们的领土，说着就要插他们的旗子。吴先锋据理力争，争执中双方开了枪，吴先锋带领的民兵英勇无比，打死南越十几个人，他们抬着尸体回到了军舰上。他们的军舰马上开了火。很快，我陆、海、空三军出动，敌人一看，大喊“红军来了”，就跑了（那时的部队是红领章、红帽徽）。打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敢来。这次战斗实际上只进行了一天。
　　吴先锋的确是个英雄。我们就把镜头更多地对准了他。
　　有一天中午，吴先锋背着冲锋枪，手里拿着螺号，无比英姿地站在海边望，那姿势简直就是电影明星的造型。我们就过去请他介绍与敌人斗争的情况，他把头一仰，侧着脸跟我说：敌人就是从那边来的！蓝色的天空，红色的衣服，警惕的眼睛，闪光的钢枪，真实的人物，完全符合英雄的各项元素，我们要的就是这个画面。为了使在强光下的反差减小，我用了反光板。又因为吴先锋的个子较矮，我就用了仰视的办法，使他看起来更高大一些。这样，一幅“目光炯炯、凝视远方、挺胸昂首、警惕地日夜守卫在祖国的海疆线上”的摄影作品就诞生了。
　　新华社发了通稿，国内外许多报刊都用了，影响很大。吴先锋随之也成了名人，全国各地都有妙龄少女给他写信，表达爱慕之心。吴先锋还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常委，而且是第四、第五两届。开人大会议时正好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有西沙摄影展，吴就去了。结果大家争相和吴先锋握手，有几个女解说员不相信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吴先锋—照片上那么高大，眼前的这个这么矮小？吴说，那是伍记者高超的技术把我拍得太高大了！这时贺龙的女儿贺捷生急忙说，大家对英雄要尊敬一些，不能用怀疑的口气问话，大家不好意思地都笑了。
　　西沙摄影展（大部分是伍的作品）在北京展出后，影响很大。还出版了《南海诸岛之一—西沙群岛摄影展览作品选》画册，各种展览图片大量地发往全国。1975年广州军区给伍振超记了一等功。全国各大报都刊登了这些照片和赞美他的文章，更有6000多字的长篇评论，号召大家向伍振超同志学习，一下子把这个贫农出身的摄影干事捧到了顶峰。他于是变得很紧张，本性朴素的他还是夹着尾巴做人。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中间有个大人物左右了形势，一下子使局面复杂了起来。这个人就是江青。
　　为什么江青会与这事有关呢？很多人不明白，甚至把我的起伏与江青的提拔联系起来。这也难怪，毕竟多数人是不了解情况的。
　　早在1964年，闲来无事的江青就想到海南岛来玩，起因是摄影界的某个大人物建议她到海南岛，既有利于拍照片，又有利于休息。她到海南岛要拍照片，所以要求广州军区给找一个摄影好、政治上可靠、熟悉南方的人来陪她。就这样找到了我。我奉命陪了江青40多天。后来1970年她又来了，还是我陪的她。
　　 《西沙民兵》：红光亮的代表作(2)
到了1974年，江青就想宣传吴先锋和西沙民兵这个典型，还从新华社拿了20多个胶卷，并让我去拍这些人物，于是就有了后来的这些事。
　　西沙事件之后，伍振超到了海南军区政治部，名义上是新华社广州军区海南分社的记者，但人事关系还是军区的，最终职务也不过是团职记者。“四人帮”倒台后，伍与江青的干系还是无法摆脱，于是有人开始整他的材料，他被停职检查。有外调人员去调查他的事情，也有人准备再写6000字的批判文章，以对应那6000字的“吹捧”文章。他的档案材料上一度有这样的字样：“伍振超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大肆吹捧和投靠江青，为江青想当女皇大造反革命舆论，卖力地为江青效犬马之劳，干了许多坏事。骗取了一等功。”
　　广州军区要求新华社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新华社说我们对伍是了解的。就这样查了一段时间，结论是我没有参加“四人帮”的活动。到了1986年，所有的罪名都取消了，一等功也继续有效。6000字的批判文章也没写成。1982年时我就转业到了老家湖南，1982年—1991年退休前是湖南摄影家协会秘书长。
　　伍振超1930年生于湖南江华县，1951年参军，到了朝鲜后没下车就奉命回来，到了广州军区。1957年开始发表作品。从西沙摄影展之后，他的作品陆续被多家报刊采用并获奖，在湖南摄协工作期间也屡获各种奖项。现在家里安度晚年。
　　吴先锋当了全国人大常委后在当地被任命为广东省团委副书记，后来又是海南八所港务局党委书记。吴先锋后来找到了可心的姑娘，在三亚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后来据说又转到南京工作。以后伍振超就和他失去了联系。
　　时光就像海水，淘尽了许多东西，留下的是最坚硬的石头和最柔软的记忆。
　　长城第一照
　　如今的长城照片已经到了泛滥的地步，但所有照片的知名度加在一起，似乎也超不过这一张。
　　联合国总部大楼大厅里挂着的高5米、宽10米的巨幅壁毯，上面的长城图案，就是按这张照片的画面制作的。它峰峦叠嶂，山色多变，曲折萦回，气势磅礴，已经成为象征新中国的一个重要国际符号了。
　　这幅照片从1962年诞生至今，已经在画册、报纸、杂志、明信片、织绣品、日用品、纪念品等无数种载体上无数次出现过。从传播的角度讲，《巍巍长城》绝对称得上是“长城第一照”。如果按今天的稿酬标准，这一张照片就足以让作者成为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
　　这幅照片的作者是《人民画报》社的著名摄影家何世尧。1962年的秋天，在何世尧的老师、著名摄影家敖恩洪的带领下，一行人马乘车来到了八达岭长城脚下。那时的长城没有这么多游人，没有这么多汽车，也没有这么多大煞景色的建筑，整个八达岭也只有几处稍加修缮后对外开放，长城显得自自然然、干干净净。到了长城上，大家分头去寻找自己的拍摄角度，都想拍出不俗之作。何世尧早就发现，已有的长城照片，多是站在长城上拍长城，尤其是早晚光线下的长城照片为数不多。这也难怪，别说那个年代的生活水平、拍摄条件与如今有着天壤之别，又有多少人能够摸一下照相机呢？作为建筑兼意识形态符号，那时候天安门与伟大领袖紧密相连，长城则与劳动人民密切相关。20岁出头的何世尧虽然是《人民画报》摄影记者中的小字辈，但他心里总想着要拍出一张像样的长城照片，他甚至具体想到，要拍一张“一抹朝阳染红燕山峰巅，长城在灰蓝色的群山中隐约盘旋”的作品。这次，他背着沉重的相机，走出了长城，他想到那边的山头上看看效果，几经爬山观察，终于，那个冥想之中的画面出现在何世尧的眼前！
　　1962年的8月，我和敖恩洪老师还有我们画报社的另两位记者一道去了长城。这次报道长城的起因是人民画报想系统地、比较新颖地介绍长城。我们几位编辑记者事先翻阅了过去报道长城的报刊，做了许多准备工作，编辑也给我们几个讲了他的想法，最后我总结了就是那两条：一多一少—“站在长城上拍长城的多，早晚时分拍长城的少”。所以我就尽量要找到长城以外的角度。本来我想拍一张早晨阳光漫射、山体蜿蜒的长城。所以大家说好要早一点出发。那时候我们几个年轻的都住单身宿舍，司机就和我住在一个屋。果然，我们按计划天不亮就出发了。那时候路上人少，车也少，社里派了个波兰产的华沙牌小车，日出前就到了。到那才发现，我们全错了。因为长城是在山上，所以日出时山里还是黑暗的，长城更是什么也看不见，等太阳照到长城时已经是上午9点多钟了！哪里还有什么“日出长城，朝霞漫射”？
　　希望就放在下午了。我们几个中午简单吃了点东西，下午就各走各的了。我开始往东爬，打算从东往西拍。半道看见敖老师坐在石头上，大概是他岁数大了，走累了。我向他招招手表示我在这里，他赞赏地点了点头。他一向鼓励年轻人去创作，这次来也是这样。
　　上午我已经拍了几张，但都不理想。到了下午3点多，我突然发现了一个角度，是在长城之外，那个冥想中的画面马上就要出现在我的眼前！角度是找到了，算是有了“天时”，但似乎还美中不足，于是我就架好了林好夫相机，装上了180mm的镜头，满满地把长城装了进来，耐心地等候。一直等了两个多小时，大概在5点多时，“地利”出现了。这时的长城，蜿蜒曲折，夕阳把长城照得轮廓分明，空气中弥漫着暖暖的光线，山体的几起几伏让我十分激动，我开始拍。那时没有那么多胶卷，觉得好了就按一张，过一会儿又按一张，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拍了6×9的反转片整整一卷！天色将晚，我带着兴奋劲儿往山下走，几路人马都会合了，大家各自交流着体会，车停在那里，已经没什么人了，现在从画面上看，还能看到我们的那辆车。一路带着兴奋和疲劳回到城里在新街口那里吃了担担面。
　 《西沙民兵》：红光亮的代表作(3)
一卷只有8张，要知道那时在同一个位置拍8张是要受批评的。结果回来一冲，不但没挨，还得到一致肯定。当年在《人民画报》上一发表就引起好评，此后就连续被采用，直到今天，还不断有各种媒体在约稿。
　　后来这张照片用得多了，底片也褪色的褪色，划伤的划伤，为了抢救这张作品，我根据当时《中国风光》大画册的色彩，自己复制了一张负片，再根据新华印刷厂的打样放出一张标准的照片，再把这张照片翻拍成反转片，总算有了个底片。现在外面的约稿都是根据这些底片放的。
　　后来社里的同志们让我再去拍，我也想再去看看。结果又去了两次，角度是一样的，但怎么也拍不出第一次的感觉了。再后来也有别人去拍，但是都没有同样的效果了。这一点我也很疑惑。后来我研究出来，原因是那造成远近山体隔离感的微微雾霭难以遇到，没有那样的光影了。季节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冬天或夏天都不行，只有在夏末秋初才有这种效果。所谓“天时”可遇不可求。
　　1974年中国政府送给了联合国总部两件礼品：一是按照何世尧这张照片织绘的长城壁毯;二是“成昆铁路”的牙雕。去过联合国的朋友回来告诉何世尧，说你那个“长城”在美国挂着呢。还有朋友去瑞典回来说，你那个“长城”人家印在背心上了。在那个年代，人们基本上没有著作权、版权这类概念，连人都是党的、国家的，何况一幅照片了，所以署名问题、稿费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
　　对于《巍巍长城》，著名的邮票设计家邵柏林曾说：谁能拍出众人皆拍又众人皆无的作品，那才叫真正的艰难。何世尧的《巍巍长城》，客观上把拍摄长城的标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意味着他给别人出了难题，也给自己出了难题。还有评论说，何的《巍巍长城》盘亘而上，弯弯曲曲，绕遍群山，辉耀穹宇，就像中华民族悠久的发展史，曲折明晦，悠然远去，化入无极。
　　何世尧本是画报记者，最长于拍摄社会题材的专题报道，后来他走上了风光摄影之路，成了著名的风光摄影家，与这幅照片的成功有着很大的关系。对于拍摄长城，何世尧认为：“作为一名风光摄影家，长城应该是首选目标。除了北京的长城外，还有各地的长城，石头的、土的，形象极为丰富，有拍不完的内容。现在有些摄影家把长城研究得很深，把长城的阴晴雨雾都了解得很透。我相信，以后还会有更好的作品出来，长城是一个取之不尽的艺术源泉。”
　　 “最高”的照片(1)
在我采访的摄影名作作者中，有两位不是摄影家。一个是拍摄林彪飞机坠毁现场的外交官孙一先，另一位是拍摄中国登山队攀登珠峰的登山队员侯生福。
　　以专业摄影的眼光看，这张照片在技术、技巧方面没有任何值得夸耀的，甚至连清晰度都有问题。这张照片的价值在于：它是中国人征服世界第三极—珠穆朗玛峰的证明。
　　如果说登山是个险峻的事业，那这张照片就是这个事业里程碑式的徽章。
　　这张照片是1975年拍摄的，其实早在1960年中国登山队的王富洲、贡布、屈银华就第一次从北坡登上了珠峰，但那时缺乏经验，登顶时是在夜间，没有留下任何影像资料，致使国际上很多人都不承认这次壮举。回忆当时的情景，侯生福讲：
　　山上都是冰雪，而且风很大，风速甚至可达每秒60多米，而12级台风才每秒30多米。常有登山者被刮得无影无踪。山上还缺氧气。一般讲，3000米以上人就有反应，头痛呕吐没力气，胸闷腿软失记忆，直至死亡。有的运动员往8000米高峰运送氧气瓶，结果到了地方后又原样运了回来，这就是因为失忆。
　　珠峰不是平地，而是峭壁千仞，冰川纵横，不时还有雪崩，风雪来时什么也看不见，大家只好用绳子互相连接起来。四五个人一组时，有一个人掉下去其他人还可以拉上来，而要是半数以上的人掉下去就惨了。
　　1983年，《陕西日报》的记者张东看到了昔日的登山英雄如今却在一个县体委的传达室看门，就写了个内参给省领导。很快就有了回音，侯生福被提为县政协副主席，在这个位置上他一直到1999年退休，再也没变化。如今他的住房仍然是50多平米，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媳也已下岗，儿子因患心脏病花了不少钱。当年他们登山成功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隆重接见，包括华国锋、邓小平等，那是1975年，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处于重病折磨下，没能接见他们，许多队员都哭了：“毛主席和周总理没病的话一定会见我们的!”
　　现代登山运动发源于1786年。法国科学家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一个村子里贴出告示：凡能登上勃朗峰之巅或提供线索者，重金奖赏。那时的登山纪录是4810米。此后，纪录被不断地刷新。1950年，英国人从南坡登上了珠峰，到1960年，世界上8000米以上的山峰有13座已经被各国登山者征服，而登山者的名单中没有中国人的名字。第14座山峰就是在中国境内的西藏聂拉木县的希夏邦玛峰。此时中国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中，但是也下了决心要接受挑战。
　　我是1939年出生的，祖籍陕西洛川县。1958年入了伍，1959年被派到西藏去参加平叛，一年以后我就被选进西藏登山营。营部叫我去，问我想不想登上珠穆朗玛峰？我说想。他们又问登山很危险很辛苦，还有牺牲的可能性，你怕不怕？我说当战士就要不怕牺牲，为国争光，只要能登上珠峰，死而无憾！我们那个团只有我一个人被选上。我们一共有50多个队员，三分之二汉族，三分之一是藏族。营长告诉我们：西藏登山营的任务主要是挑选后备人才，建立队伍，培养高水平运动员。
　　当时的背景是，为适应世界登山运动的发展，国家体委考虑要在外省市建立一批基地，为中国登山运动和世界探险登山作出贡献。而西###特的条件是得天独厚的。登山营成立的那个周末，西藏军区和体委的领导来看大家，吃了一顿丰盛的晚宴，在三年困难时期，这样的饭菜并不常见。
　　事实上，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他们就是顿顿水煮土豆干白菜，而同期拉萨市民每月只供应二两肉。管给养的人天天找吃的，但是大家都困难啊。这样的伙食别说登山，就是温饱也马马虎虎。
　　登山营里有男有女，虽然生活艰苦，但大家却十分快乐，我们还种菜，我种的大葱每根重达一斤多，是队里的冠军，这是登珠峰前的一项“纪录”。后来登山营从120多人减到50多人，再后又减到了40多人，我总是被留了下来。我们自己种地，盖房子，训练，再苦再累不怕，就怕吃不饱。
　　1965年，我成为西藏登山营的教练，但我还没登珠峰呢。虽然没登，训练却是大量的艰苦的。每天负重跑步，攀登，打绳结，用冰镐，练摄影技术，观气象，学医务知识……总之，既像运动员，又像科学家，一个人要当几个人用。
　　1964年5月2日，中国登山队登上了希夏邦玛峰，许竞等10人征服了希夏邦玛峰，尼玛扎西用冰镐在峰顶上挖了个小坑，把毛主席像和国旗、顶峰签名等放在了里面，永远地留在了雪山上。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我被授予了一级登山运动员荣誉奖章。那个宴会厅太大了，2000人的宴会，我一晚上睡不着，咱一个贫苦农民之子，仅仅做出这么一点成绩，国家就对咱这么好，我一定要用自己的热血报效国家。回到家，我跟家里人说，他们都不信：哪有万人大会堂，2000人宴会厅？其实是5000人的宴会厅！
　　有了登希夏邦玛峰的成功，就有了登珠峰的决心。从1965年开始，登珠峰的各项工作就进入实质阶段了。我们的侦察队到达了7000米的高度，为贺龙元帅提出的“三年内要从珠峰北上南下”的计划作准备。时间预定在1967年向珠峰冲刺。
　　 “最高”的照片(2)
当1967年侯生福们扛着行李到国家体委报到时，眼前却是一片片大字报。懵懵懂懂之中，侯生福和其他骨干们又回到了西藏，登山的计划早没人提了。营房里一片萧条，训练场杂草丛生，没有歌声，没有运动员伙食。怎么办？侯生福他们就自力更生，发挥早先的种地种菜技能，解决生活问题。用掰手腕来练手劲，用抱石头来代替负重行军。
　　这样的生活情景一直到1972年集训开始。而在1973年中国男女混合登山队成立时，队员们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37岁了，真正的合适年龄应该在30岁以内。经过国家体委上报国务院批准，登顶的时间定为1975年。
　　珠峰是一个巨大的地理屏障，南面的热带暖气流被挡在了珠峰南侧，北南相差很大。从北面登顶难度大是国际上公认的。中国队的目标是一次10人以上，其中要有女性，要从北坡登上。这几个指标都是世界第一，当然难度也是世界第一。1975年时侯生福已经是36岁的人了。即使是从事最轻松的体育项目，这个年龄也没有多大优势了。
　　1975年3月18日到3月24日，中国珠峰登山队进行了第一次高山行军，有133人参加，目标是登上6500米到7700米，作适应性锻炼，完成运输任务。我这时已经是教练了，在登山队，很多人既是教练又是队员，教练尤其要走在前面。这一次的行军有位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因脑血管破裂而死亡，当时他只有32岁，刚结婚40多天。由于他殉难的地方离大本营较近，指挥部就想法用牦牛把他的遗体运了下来，掩埋在冰雪中。就这一点来说，他是幸运的——许多登山队员是“死不见尸”的。
　　天气骤变。天天有风雪，风速相当于12级台风。我们只好在7000米处待命。队员们很多人都冻伤了，自然减员很大。风雪中的几天真难过啊，总算听到了4月17日到19日可能有好天气。指挥部重新组织了人马，我被安排到侦察修路组。这是最危险最艰苦的差事，也是最能考验人的位置。这个组共有12人。
　　到了7700米时，只剩下5个人。最需要我的时候，我的老毛病痔疮犯了。肠子也出来了，肛也脱了，我疼得要死。指挥部把我用牦牛送下山，到八一医院治疗。这时中国登山队的副政委邬宗岳遇难的消息又传到了我的耳朵里，中国队第二次突击登顶的计划也失利了。我再也不能在医院里躺着了，5月16日早晨，我拖着还没有恢复好的身子回到了登山队。
　　侯生福的身体还不行，但意志坚强。他不仅成了登山的主力，而且身兼多职，其中一项是硬指标:拍三部电影。一个是攀登的纪录片，二是以大自然为主的风光纪录片，三是一部科教片。由于世界之巅的任何资料都具有宝贵价值，而科学家们又很难上去，所以登山队就必须肩负这样的任务，把看到的东西全部拍下来。而此前侯生福就接受过这种摄影技术的训练，可以熟练地使用电影机。但是如何在珠峰拍摄则是另一回事了。想一想，一个人又要登山，还要拍摄，还要当半个科学家，真个是人类的极限。从此，一个报话机，一个美国产的保来克斯电影机就成了他贴身的装备。
　　我压力很大，出发前国家领导人就特别关心这件事，又是讲意义，又是提供物质保障—这样一次登山的花费是巨大的，据说每次登山的费用大体相当于办一次全运会。电影机上有三个镜头，可以旋转的那种。用手摇的方式上弦，没有电池。为了保证拍摄顺利，我把另外两个镜头给封住了，只用一个标准头。我还背了4盘彩色胶片。登上去的过程我就不说了，到了顶上风特大，根本站不住脚，我就用冰镐扎在冰上，把电影机挂在上面，我趴在地面上拍。手冻得直哆嗦，为了拍好，我干脆把手套摘了，这样手感会好点。回去休息时我再按自己的办法按摩才能恢复。
　　终于登顶了！这几十年的梦想实现了。1975年5月27日14时30分，我通过断断续续的电波向大本营报告：我们，9个同志，已经，胜利，登上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顶峰！大本营激动焦急地问：一号，一号，如果9人都上去了，你就回答，是，或，不是。我说：是、是、是，我们9个人，都上去了!
　　顶上是个馒头状的地形，从照片上可以看出，第一排的人能看到全身，后面的人就被挡住了。拿电影机的只有我一个，所以我必须不停地拍，许多画面中没有我。我们上去的时候是下午两点多，我们在上面呆了70多分钟，这是很不容易的。登山的人们知道，每一分钟都有死亡的可能性。我一直拍，也不知拍了多少，下了山他们一检查才发现只剩20来尺了。
　　那时候，顶不住了就朗诵毛主席语录，每个帐篷上都刷着一两条毛主席语录。到目前为止，我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办法更有效。登上去后我们9个人全都抱在一起，高喊“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先用汉语喊，然后用藏语喊。而山下大本营里也成了欢乐的海洋，大家急着给党中央、毛主席汇报。
　　我们不光是登顶，还要拍摄，还要测量珠峰的高度。从画面中可以看到，有个红色的金属觇标就是我们带上去的。从海平面一直测量到珠峰，得到了最精确的数字：珠峰高米。这个数字要由联合国高程委员会确认，由中国新华社发布，成为最权威的数字。换句话说，世界第一高度是由中国登山队得到的。
　　 “最高”的照片(3)
按照计划，我还要给潘多做“超海拔状态下的人体心电遥测”。缺氧和风雪使潘多呼吸急促，身体不停地抖动，没法测。潘多不愧是女中豪杰，她坚持在雪地上躺了7分钟，设法镇静下来，从此产生了世界上最高海拔的人类心电图。
　　其他队员们分头去照相，采集各种样品，还要给毛主席带一块“地球之巅之石”，重一公斤左右。
　　这里还要提一笔：在这最艰苦的时刻，登山队党委批准了潘多的入党申请。因为事先有所透露，登山突击队作了点准备，寒风中，两名队员在帐篷边展开了一面鲜红的党旗，潘多握紧拳头，举行了简短的宣誓。在那个年代的那种场合，这种安排是刻意的。
　　我们经常提到“火线入党”，但恐怕很少有人体会到“冰山入党”吧。
　　体育看似简单，实际上它有着巨大的象征意义，征服了世界之巅，就征服了无数人的心，那种快乐和幸福感会在很短的时间里传到世界上的各个角落。1975年6月28日，登山队进京受到华国锋、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接见，为了庆贺这事，中央领导先后6次接见了我们。全国人民沉浸在欢乐之中，同时也向世界宣告：中国不再是登山弱国了。在地球之巅有五星红旗在飘扬，有中国人树立的红色觇标在那里无声地证明着一切。而所有这些元素，对许多人来讲，就凝聚在一张小小的照片上了。
　　这张照片是从电影胶片上的一个小格复制下来的，电影片面积小，放大后自然不尽人意，但是纪录片却很精彩。得知登山队在珠峰停留了70分钟，周总理指示要把纪录片也制成70分钟长。如今这些纪录片保存在国家档案馆里，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有拷贝。侯生福自己也留了一份光盘，这是他永久的纪念，会让他时时想起那些岁月，那些留在冰雪里的战友。当年还出版了一本画册《再次登上珠穆朗玛峰》。
　　很多年过去了，侯生福珍藏着这幅照片，里面没有他自己。他至今还保留着登山鞋、金属手杖和珍贵的纪念奖章。他把这些视为宝物，经常拿出来看看擦擦，出门时还要带在身上。没想到小偷也“喜欢”这包东西。有一次他出差到北京，回去的时候路过延安，坐三轮车的时候被小偷掏了包。大惊失色的他赶快报了案。结果没想到，小偷又把这些扔到了延安体育场里。一个老干部晨练时发现，交到了派出所，宝贝失而复得。从此他再也不敢带在身上了。1999年，60岁的侯生福退休在家，身体依然很好，而许多人登山后有失忆、出现幻觉、身体状况急剧下降等现象。
　　我登上了世界最高峰，拍到了世界上“最高”的照片，当我在陕西洛川县体委看大门的时候，我以为从此就这样了。但是人们没有忘记我，给了我很多荣誉，还让我当县政协副主席，我不是摄影家，但是在2003年还给我发了“CCTV中国体育人物摄影大赛特别奖”。这一张小小的照片，不仅进入了中国摄影史，还让我时时想起那些艰苦卓绝的日子，想起我那些牺牲的战友，让我想起了中国登山事业不寻常的历史……
　　（本文参考了王广彦的《探访地球之巅的汉族登山家》）
　　 鲁迅与中国摄影的先驱者沙飞(1)
中国摄影的先驱是沙飞，尤其是早期的军事摄影以及中国革命摄影队伍的培养等等都有着沙飞的许多影响。他拍的许多战地摄影作品都成为珍贵的史料。但是他本人却在很多年里没能得到正确的对待，对他的死也是长期避而不谈，使后人很难了解真正的沙飞。现在可以知道，沙飞是在患病期间由于精神上失控，枪杀了为他治病的日本共产党员医生。由于外国医生是来帮助中国革命的，因此杀害日本医生的负面影响无法消除，所以沙飞在1950年1月10日被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判处死刑。年仅38岁。一位当年目睹这一幕的女兵告诉了沙飞的孩子们，情景是这样的：
　　1950年3月4日的清晨，石家庄郊外的荒野上，一个中年人身穿没有领章帽徽的新军装，他低着头，背着手，步履坚定，神态自若。一个持枪的军人对他打了立正，并无限深情、无限惋惜地向他敬了个军礼，然后无奈地举起了枪，中年人应声倒地。被枪决的和执行枪决的都是解放军军人，而前者竟是中国革命摄影事业的伟大先驱—38岁的沙飞。
　　两个军人走过去，慢慢地将沙飞的尸体翻过来，用纱布擦干净他头上的血迹与黄土，正了正他的军帽，整了整他的军服，在新做好的棺材中铺上一条绿军毯，然后轻轻地把他抬入棺内。第二天那里隆起了一座黄土新坟，墓前插着一块木牌，上书“沙飞之墓”。
　　今天看来，将资历、作品、才气综合到一起考虑，沙飞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革命摄影的奠基人”。他早在1936年就因报道鲁迅逝世前后这一重大事件而闻名于中国文化界。1937年他参加八路军，在中国首先倡导摄影是暴露现实、帮助人理解自己、改造社会的最有力武器这一先进观点。他短暂的一生，为中国革命留下了大量的珍贵照片。
　　1950年1月10日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判处沙飞死刑。原因是沙飞在住院治疗期间患了精神病，在不能自控的前提下枪杀了为他治病的日本共产党员医生。由于这一事件，致使沙飞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位置非常尴尬，直至1986年北京军区军事法院撤销了当年的判决，认为沙飞在精神病状态下不应负那样的刑事责任。
　　沙飞去世半个多世纪了，他的孩子们整理了许多资料。沙飞的女儿王雁的回忆，让我们得以更多地了解这位很有激情的革命者的经历。
　　1950年3月4日，我的父亲在石家庄告别人生时，带走的惟一东西，就是他在1936年10月拍摄的鲁迅生前最后的留影及其葬礼的十几张照片底片。
　　沙飞于1912年5月5日出生于广州，原名司徒传，祖籍广东开平。他高小毕业后考入广东省无线电学校，同时还考入广州育才英文学校。他喜欢文学，爱读鲁迅的小说、郭沫若的诗。
　　1926年沙飞在无线电学校毕业，时年14岁。北伐前夜的广州，掀起反帝爱国热潮。少年沙飞深受影响，他毅然从军，在北伐军中当电台报务员。
　　1932年初，20岁的沙飞到汕头电台当特级报务员，月薪150大洋。他工作安稳、收入高，业余时间喜欢看文学作品，他把能买到的鲁迅的书全看完了。他思想活跃、敏锐，是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
　　为蜜月旅行买的照相机，使沙飞对摄影产生了兴趣，他努力钻研。当他的目光转向社会底层时，开始拍摄富有人道主义的照片。
　　1935年6月沙飞以别名司徒怀加入上海黑白影社。
　　1936年初沙飞拿回家一本外国画报给妻子看。有几幅照片，是关于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菲迪南大公在1914年6月到访萨拉热窝时，被塞尔维亚族一青年用手枪打死的场景，这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沙飞激动地对妻子说，当时一个摄影记者的照相机一直打开着，保持随时可以拍摄的状态，他拍下了这历史的场面。我要当摄影记者，要用照相机记录历史。
　　1936年9月沙飞考取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10月8日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第二回全国木刻展览会上，沙飞见到鲁迅先生并为之拍摄。10月28日《广州民国日报》发表沙飞的文章《鲁迅先生在全国木刻展会场里》。文中写道：“……最后的一天—10月8日，十二时半，我去食客饭，饭后赶回会场，不料鲁迅先生早已到了。他自今夏病过后，现在还未恢复，瘦得颇可以，可是他却十分兴奋地、很快乐地在批评作品的好坏。他活像一位母亲，年轻的木刻作家把他包围起来，细听他的话，我也快乐极了，乘机偷偷地拍了一个照片。不久昨天来过的那个女记者和两位美国人一同来选画，她早已认得鲁迅的，一见面就很亲热地握手，然后再坐下来谈话，这时我又焦急起来了，站到他们的对方又偷摄了这一幕，因为是难得的机会啊。鲁迅先生徘徊了好些时才走，给予人们一个极亲的印象。”
　　冲洗放大后，沙飞把自己拍摄的照片寄给鲁迅先生，其中的两张照片背面写了字。一幅写道：“鲁迅先生在第二回全国木刻展览会场中与青年木刻家谈话时之情形。沙飞摄”。另一幅写的是：“（鲁迅先生）十月八日在上海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场中与青年木刻家谈话时之情形。沙飞摄。版权归作者保留，稿费请寄上海蒲石路怡安坊五十四号沙飞收”。60多年后，周海婴发现了照片背后的字，亲自翻拍并送给了我。
　　 鲁迅与中国摄影的先驱者沙飞(2)
鲁迅在第二届全国木刻展的照片，刻画出他“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轩昂气质，成为鲁迅留在人们心中永远的肖像。这是沙飞拍摄的第一组新闻照片。他成功了！这组照片奠定了他今后职业的基础。他知道自己选择将摄影作为终生事业的决定是正确的。
　　沙飞的战友石少华（摄影家）曾回忆他说过的话：“我拍鲁迅和青年木刻家谈话的照片，先把谈话的情景拍下来，又从各个角度，拍鲁迅先生的特写。把先生的风度、对年轻人的关心等，根据我的感受，用摄影手段表现出来。作为新闻照片，第一幅就够用了，但这机会非常难得，我拍完第一幅后，没有放过这宝贵的历史时刻，继续细心观察，拍摄鲁迅的特写镜头。这是先生最后一次抱病参加活动。假如我不是如此认真地拍摄，一定终身遗憾，也有负于历史。”
　　正当沙飞沉浸在为鲁迅先生拍摄的兴奋之际，1936年10月19日一早，他得知鲁迅刚刚去世的消息，惊呆了，随即背上照相机，直奔大陆新村鲁迅先生寓所。他默立在先生遗体前，深深鞠了三个躬，然后轻轻打开照相机，连按了几下快门。
　　在鲁迅的灵堂里，摆放着两张遗像：大照片是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于1933年5月拍摄的，小照片是沙飞在鲁迅去世前11天拍摄的那张照片。
　　保存在上海鲁迅纪念馆的鲁迅丧仪《礼物登录腾清》中的一页：“119沙飞照相（照片）二个”。这是他奉献给先生的祭品。
　　沙飞用照相机记录了鲁迅葬礼的全过程。
　　沙飞要发表鲁迅的照片，要给自己起一个笔名。他热爱祖国、向往自由，希望像一粒小小的沙子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对，就叫沙飞！
　　他把照片投寄给上海、广东各大报刊，《作家》、《生活星期刊》、《良友》、《中流》、《时代画报》、《光明》、《文季月刊》、《广州民国日报》、香港《大众日报》等先后刊登了沙飞拍摄的《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及《鲁迅遗容》等照片。
　　鲁迅先生走了，摄影家“沙飞”诞生了。
　　沙飞曾对画家、族亲司徒乔说，在鲁迅的葬礼上我听人议论，先生是被给他治病的日本医生害死的；他对妻子也说过此事。鲁迅是被日本医生害死的，成为沙飞心中永远抹不去的阴影。
　　沙飞在桂林举办摄影展览闭幕后第十天，卢沟桥的枪声响了。他知道，在民族危亡的时刻，用照相机记录历史，是摄影记者的使命。
　　《广西日报》1937年8月15日刊登沙飞文章《摄影与救亡》，他写道：
　　“……摄影在救亡运动上既是这么重要，摄影作者就应该自觉起来，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这重大的任务。把所有的精力、时间和金钱都用到处理有意义的题材上—将敌人侵略我国的暴行、我们前线将士英勇杀敌的情景,以及各地同胞起来参加救亡运动等各种场面反映暴露出来，以激发民族自救的意识。同时并要严密地组织起来，与政府及出版界切实合作，务使多张有意义的照片，能够迅速地呈现在全国同胞的眼前，以达到唤醒同胞共赴国难的目的。这就是我们摄影界当前所应负的使命。”
　　随即，沙飞带着鲁迅的照片底片、朋友们捐助的摄影器材奔赴华北抗日前线。他8月底到达山西省省会太原，任《全民通讯社》摄影记者。
　　1937年底沙飞在河北正式参加八路军。他用照相机记录了中国人民抗击侵略者的壮丽画卷，记录了中华民族的一段历史。
　　1948年5月沙飞因肺结核住石家庄白求恩和平医院，那里有很多留用的日本医护人员。他住院期间，几次对家人说，日本医生害死了鲁迅，现在又害我。1949年12月沙飞开枪打死了为他治病的日本籍医生津泽胜。1950年3月4日沙飞在石家庄被华北军区军法处处以极刑。当时，他未满38岁。
　　1986年5月北京军区军事法院经再审查明，沙飞是在患有精神病的情况下作案，不应负刑事责任。撤销原判决，恢复军籍党籍。
　　在沙飞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伴随着他的有白求恩遗赠的照相机、十几本《晋察冀画报》、几张广东音乐的唱片和鲁迅的照片底片。
　　沙飞走后，他的遗物拿到了北京华北画报社（即解放军画报社前身）。他的战友吴群、李遇寅发现没有鲁迅的底片时，立即写信追底片的下落。他们都知道，沙飞对鲁迅底片很珍爱，用防潮纸单独包好每张底片，再把十几张底片放在一个小铁盒里，13年来，他一直把这个小铁盒放在上衣口袋。
　　1950年4月5日负责关押沙飞并执刑的华北军政大学政治部保卫部就鲁迅底片回函：“关于沙飞所摄制之鲁迅先生的底片，来时他要求自己保存，怕给他遗失。当时负责检查的同志认为那是和他的案情无关的东西，为了照顾他的情绪，就交给他了。但最后处决他的时候，由于工作上的疏忽，已忘了这回事，没有给他要过来。可能是在他身上放着埋葬起来了。”
　　鲁迅的照片底片与沙飞生死相随，将近70年。
　　　尾声
　　2004年5月20日沙飞诞辰92周年之际，在他去世的石家庄市双凤山陵园举行了沙飞铜像揭幕仪式。
　　艺术家的一生也许是注定要坎坷的，中国摄影史上划时代的人物沙飞以一种传奇般的方式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从此无声无息，默默地长眠，听凭着岁月冲刷着自己曾经拥有过的辉煌，然而真正的业绩是不会被埋没的。
　　 希望的“大眼睛”
如果把“希望工程”比作一个军帽，这张照片就是帽徽；如果把“希望工程”比作一本杂志，这张照片就是封面；如果把“希望工程”比作一个人，这张照片就是他的脸面。
　　几年中，这幅照片被发表、招贴了约一亿次；它直接引来的捐款就有上千万；它不但改变了照片中小姑娘的命运，使她不到15岁就成了团中央的候补委员，它还实实在在地改变了一个村、一个县的教育面貌；全国到底有多少失学儿童因为它而又走进了校门，已经是难以统计的数字。《中国摄影》杂志1999年向摄影界的专家作了一个题为“摄影在我们的记忆中”的调查，这张照片名列第一。
　　这张照片是解海龙“希望工程”系列作品中的一幅，它一直没有一个精雕细刻的标题，人们都称之为“大眼睛”；而且有相当一段时间，照片中的小姑娘苏明娟还被误称为苏玉仙。对于一张照片来说，像标题、被摄者姓名这些原本较重要的东西，在“希望工程”系列作品中，反倒显得不很重要，这是因为每一幅照片背后那个凄楚的故事和悲哀并不是几个孩子的偶然遭遇，而至少属于中国几百万个穷孩子。一组照片唤醒了这么多中国人的怜悯心，一组照片赢得了这么多的泪水，一组照片使这么多的金钱入账，一组照片实实在在地帮助了这么多的人，这恐怕在人类摄影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解海龙1991年开始拍摄农村失学儿童，他那时在北京崇文区文化馆工作。10年间，他走了中国26个省的128个县，行程两万多公里。“大眼睛”就是他开始阶段的作品。
　　1991年4月6日清晨，在皖东金寨县桃岭乡张湾村的羊肠小道上，解海龙尾随着5个行在上学路上的村娃。要撑船过河了，孩子们看到一个满身是兜的陌生人也跳上了船，气氛一下子尴尬了起来。解海龙连忙找话说。虽然一切很快就缓和了，但其中的一个七八岁的大眼睛女孩却一直不言不语。海龙问她叫什么，女孩看了他一眼，低头继续搓弄自己的衣角。海龙让她写名字，她就认真地在解海龙的手上写下了“苏明娟”三个字。
　　苏明娟的学校在一个山坡上，房子虽然很破，但比起解海龙见过的那些或没有屋顶或干脆趴在露天磨盘上上课的学校还是好上许多。解海龙在教室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孩子们对他的存在和动作开始有些视而不见了。有经验的摄影师都知道，当被摄者不在乎你的存在时，离拍到好照片的时候就不远了。
　　苏明娟坐在第二排，面对老师和黑板，她那双漂亮的大眼睛倾泻着无限的质朴和渴望；那虔诚、专注的神态，好像上帝膝下的圣女。然而这种专注的状态和神情又是极其脆弱的，经不起丝毫的惊扰。解海龙静悄悄地、远远地把这个似乎是专为中国失学儿童而下凡的小天使抓进了取景框。他共拍了两张，一张横幅的，一张竖幅的。前者平实具体一些，更符合纪实报道摄影的形式要求；后者则简洁洗练许多，更符合标识性作品的要求。尤其是前排两个同学的虚影，不仅涂掉了一些可有可无的细节，加强了透视感，还使画面平添了几许诗意，给读者留下了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就更真实具体地再现苏明娟而言，当属横幅那张；就更加传神写意，更具象征性、抽象性而言，当属竖幅的这张。
　　因为“大眼睛”是解海龙“希望工程”系列作品中面世次数最多的一幅，后来的几年中，围绕这张照片和苏明娟自然就发生了很多故事。
　　先是因为解海龙手上的字很快就看不清了，把“苏明娟”误记成“苏玉仙”，使媒体也跟着误传了一阵子。接下来是全国假冒“大眼睛”的事情屡有出现。照片诞生了3年，“大眼睛”已经成了发达地区家喻户晓的明星，苏明娟的家乡才凭一件衣服验证了这个“大眼睛”就是村里的小梅子（苏明娟的小名）。商人还把一副大眼镜加到了照片上，利用照片的知名度大做治疗近视眼的广告宣传。“大眼睛”成了“大眼镜”，人们误以为解海龙把这幅承载着海内外亿万颗善良之心的照片卖给了商人，责难接踵而至。虽然商家一再辩解自己不知情，但这样的辩解缺乏说服力，况且对于这等情节简单的侵权案，让法院给讨个公道，也还不算难。
　　因为苏明娟，因为这张照片，金寨县成了全国有名的“希望县”，张湾小学也由宝洁公司赞助盖起了新校舍。作为“希望工程”的形象大使，苏明娟虽然为之奔走多年影响了学习，但2002年她还是考入了安徽大学。
　　“大眼睛”—苏明娟—解海龙—“希望工程”—20多亿捐款—近9000所希望小学—200多万个被救助的穷孩子。把这些串起来的，是善良，是悲悯，也是敢于面对现实的勇气。然而事先谁也没有料到，高高擎起这支希望火炬的，竟是一个朴实无华的摄影师。
　　（本文由窦海军撰写）
　　 后 记
熟谙摄影界深浅的窦海军兄给我出了个题目：把这些摄影名作集中起来搞一本书，访一下作者，配上原作，多挖点材料，搞成一本可读性强、资料性强的休闲书，目前还没有这样的产品。以往出版的大都是画册，很贵也很沉，不便阅读和携带，以及传播。
　　我完全赞同这个创意。那些照片曾经让我们膜拜和发狂，它们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和思想，而我们又走进了摄影这个行当，面对这些熟悉而又敬畏过的照片，我们有一种追星族见到了心中偶像般的感觉。很长时间以来，对摄影作品的认识总习惯于在一个专业的小圈子里打转转，其实照片的作用早已超越了自身的意义，和文学、绘画一样，它面对的是社会，是绝大部分不懂摄影的人们—也不需要懂摄影，只要照片好看、有用就够了。这里选取的就是这样一批家喻户晓的或在当时有特殊影响的照片。说它是照片，因为其中有些不能叫做“摄影作品”。
　　作者们有些已经故去，大部分还健在，分布在各地，寻找起来仍然是个不小的工程。查资料，找线索，见本人，好不忙乎。老摄影家们都给予了支持，找原作，忆当年，改稿子，好不感动。
　　照片定格了时代，记录了曾经的震撼，也在瞬间锁定了一个人的本质，成为一张张历史的切片。这让我们能够从容地回顾历史，品嚼其中的味道。这些照片所表现的时代和事件，今天看来让我们发笑，也让我们流泪，更让我们感动。这可能就是照片的价值所在。这些照片无论当初是怎样出生，最终还是达到了传播的效果，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摄影界的人们一向不爱说话，所以总是留下的照片多而文字少—那是因为他们拥有表达的手段：一图胜千言。
　　顺便说一下，这里选的名作并非包括了所有我们已知的作品，还有许多作品亟待去挖掘其中的价值。所以我想，就算是个开头吧。
　　我感谢海军出了这么个选题，也感谢本书中所有的被访者、摄影作品的作者以及他们的亲属和相关的朋友们提供的帮助，还要感谢以下几位前辈和友人的协助：袁毅平、李英杰、吴化学、钱嗣杰、李振盛、邓历耕、黎航、李晓斌、林国志、乌兰托雅、惠峰、宁智博。
　　我惟一担心的是，这些文字是否表达出了照片所蕴含的所有含义？
　　巴义尔
　　2005年孟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