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隆机器厂:名老中医之路三

名老中医之路三

 -----------------------------------------------------------

治医一生
天津儿童医院中医科主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理事何世英

【作者简介】何世英(1912～)，天津市人。早年自学中医，一九三六年卒业于华北国医学院并悬壶于天津。毕生致力于中医内科和儿科，临床经验丰富。着有《儿科疾病》、《何世英儿科医案》等。现任天津市政协委员、天津市科协常委、天津市中医学会会长等职。

我出身予贫苦家庭，小学卒业后，父亲叫我去学徒，我不同意，勉强继续升学。嗣因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失业大军日益扩大。为了免于冻馁，只好学点技术餬口，这是我当初学医的目的。为什么选学中医呢?因为学西医，一是学历不够，二是学不起。

我先在一位中医帮助下进行自学，前后背诵了《濒湖脉学》、《药性赋》、《本革备要》、《汤头歌诀》，并浅尝了《内经》，《伤寒》、《金匮》等书。后值施今墨先生创办华北国医学院登报招生，便在亲友的资助下进入该校学习。

进入华北国医学院学习的第一天，施今墨先生在开学典礼上讲话，指出两点：一为中医一般技术水平太低，滥竽充数较多。一经错误治疗，虽然不见得马上致命，但病情逐渐发展，以致最后死亡，而病人无法察觉，这就叫「庸医杀人不用刀」。一为中医必须发展提高，走科学化道路。它好比破旧王府，已经不适合时代的要求，如能利用原来良材改建为新式楼房，既壮观又坚固实用，岂不更好?办国医学院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出骨干力量改进中医。施今墨老师的讲话，对我影响很大。

施先生认为，中医应该走结合西医、以西医之长补充中医之短的道路，主张中西医学熔于一炉，不能有门户之见。因此，在学校的课程安排上，是中西医学齐头并进，而以中医为主。执讲者皆当时医界名宿，如周介人、朱壶山、方伯屏等。西医课多由平大医学院教师兼任。施先生由于诊务繁重，仅担任高年级医案课并亲带实习。，

由于学校成立较短，图书馆尚未建立，为了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多读一些书籍，我每天下午下课后，到西四牌楼一带街旁粥摊吃顿简单晚饭，便到北海旁国立图书馆看书，一直到闭馆。阅读的书籍，除医学典籍外，还浏览一些文学、历史等书，坚持三年之久，笔记积累了百余本。

这个学校是四年制，当我上满三年时，参加天津市官厅举办的中医考试，侥幸考中并名列第一。在毕业以前，我就领照开业了，由于学校的特殊照顾，准许我参加毕业考试，并取得毕业证书。

开业之后的考验

我正式开始行医，是在一个药店坐堂。当时自己感到很空虚，治病没有把握。逢巧开业就遇到了三位疑难病人：第一位大概是心肌梗塞，来诊时行走自若，只是稍感胸闷，精神比较紧张，但脉象未见特殊。病人回家后，药未入煎，突然死亡。当我听到死讯，一惊非小，及知尚未服药，心情才平定下来。第二位病人是晚期肺结核已临垂危。出诊一次，并未回头。病人与当时某名老中医是朋友，这位老中医为了考验我的医术，特向病家推荐。后来我知道原委，感到很羞愧。第三位病人是精神疾患，已经五年。症见经常嗝气，两手垂放，不能贴身和接触外物，触即打嗝。面部觥白虚肿，食欲不振，身软无力，精神抑郁悲观，自谓必死。遍历全市中西医，治皆无效。我先后予以舒肝理脾、调气降逆之剂治疗十余日，毫无效果。

这三位病人给了我很大压力，甚至使我产生了后悔不该学医之念。但同时也使我想起《东莱博议》中「楚人操舟」的一段，认识到遇见逆风，正是对我的考验和锻炼。假若开头就逢顺风，极易产生轻敌思想，容易招致身败名裂。最后认识到，正确对待困难和战胜难关，才有可能提高技术水平。随着思想的改变，也就开拓了新的思路。

我认真分析了第三位疑难病症。根据具体症情，肯定是精神疾患。看来单独靠药物治疗，已无能为力。朱丹溪曾有对精神疾患者「宜以人事为之，非单纯药石所能全治」之语，可见古代医家也早有这样的见解。当时发现病人每次打嗝，必先躬身低头。我想病人如果主动不躬身低头，则打嗝有可能控制住，但又考虑打不出嗝来，必然气滞胸闷，那只好说服病人了。于是我决定停开药方，改做思想工作。

首先对病人解释不开药方的原因及本病预后良好的道理，然后要求病人尽量克制躬身低头的习惯，鼓舞勇气，挺胸竖头，以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努力与疾病作斗争。试做一次，病人立感憋闷，痛苦难忍。鼓励其回家继续试做，并再三对病人讲：「意志坚强与否，是决定这一痼疾能不能痊愈的关键。如努力为之，虽五年之病，旦夕可瘥。」经过病人自己的努力，坚持了两天，打嗝基本停止?面容及精神也明显好转。后遇心情不快，间又发作，卒以意志坚决，终获痊愈。

这一病人的治疗结果，使我受到极大的鼓舞，为以后努力提高技术，积极解决疑难病症，增强了勇气。

经方、时方与综合运用

在我早期临床中比较地侧重以六经辨证指导外感热病及其变症，不少病人有显著疗效，深受患者好评，例如：

患者，男，三十岁。素有痰饮留伏的哮喘宿根，困受外邪而复发，半月不解。中西医药罔效，病势垂危，已准备后事。证见喘息鼻扇，张口抬肩，胸高气短，头汗如珠，面色发青，烦躁不安，舌苔白腻，两脉滑大而数，沉取无力。据证论治，认属痰气交阻，闭塞气道，邪盛正衰，肺气欲绝。乃以扶正降逆定喘化痰之法，投麻杏石甘汤、葶苈大枣泻啼汤加重剂人参治之，药未尽剂而喘已定。

某老翁，初秋突发高热，日泻十余次，中西(日医)医共治疗三天无好转，病势危殆，乃约余诊。见其精神恍惚，烦躁气促，遍身炽热有汗，泄下褐色水液而恶臭，腹痛不着，纳呆不吐，溲少而赤，舌质红，苔黄腻，脉弦滑而数。当时按太阳阳明合病、挟热下利之表里证论治，而以葛根黄芩黄连汤冶之，一剂而瘥。

一老妇年近古稀，外感高热四天，热退匝月，日夜不能合眼瞬息，西药安眠、中药安神俱无效。精神烦躁，痛苦难堪。舌质光红而干，脉弦细而数。当时按少阴热化、水火未济，而以黄连阿胶汤治之，一剂酣睡，再剂乃安眠。

又患者，男，五十岁。先发热十天，退热后二十天不饮，不食，不语，仰卧，昏睡而不闭日，有时长出气，半月无大便，舌苔白腻遍布，两手俱无脉。中西医均拒绝治疗，已备好衾棒，等待气绝。余按邪热内陷、痰热郁结、阻滞中脘、气机痞塞论治，而予小陷胸汤原方。服后二小时，病人即能闭目深睡，减少了长出气。翌晨突然坐起，诉饥饿，索食物，家人反而惊惧，以为「回光返照」。疑惧稍定，姑与之食，见其食后又安睡，知其已有生望，于是由惧转喜，再邀复诊。继续以小陷胸汤加元明粉予之，翌日得畅便。由此神态自如，其病若失。

经方用之得当，效如稃鼓，这是历代医家共同的体验。但我通过临床认识到，同于经方一隅，是不能解决一切外感热病的。在某些情况下，必须用温病辨证及应用时方才能取得效果。例如神昏一症，完全按照《伤寒论》胃家实处理，是不符合实际的。又如外感热病初期之属于温病的，依然坚持「一汗不解，可以再汗」，及「下不厌迟」的原则，也是不合理的。更以流行性乙型脑炎为例，如以六经辨证，则只能受到阳明经证的局限。在把好乙脑三关(高热、惊撇、呼吸衰竭)中，即使对退高热有利，但也不能控制惊厥和呼吸衰竭，何况乙脑在临床上常表现为暑温证和湿温证不同的类型。所有这些，都不是六经辨证所能指导，也不是单用经方所能解决的。由于历史的条件，《伤寒论》决不可能概括万病，它的理法方药，也决不可能完全适用于一切外感热病。温病的学说是在《伤寒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两者都代表外感热病。从整个发病过程中，由初期、中期到末期，都有其不同的临床特点。可以说，伤寒与温病是外感热病的两大类型，每一类型包括若干病种，同一病种也可能在病程中出现不同的类型。这两个类型既有所区别，又各有特点，而且它们的理论核心，都是落实副脏腑经络之上，《伤寒论》一些方荆，仍为温病所沿用。因此，六经、三焦、卫气营血辨征应该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根据具体病情，灵活掌握，经方、时方统一运用，不应继续存在几百年来所谓寒温门户之见。个人早期临床既在经方上有所收获，但以后也常应用时方而收效。因此，我个人既不是经方派，更不是时方派，而是综合派。

继承师学与独立思考

施今墨先生治病，博采古今南北各家之长，遇有疑难之症，必参合医理，穷源溯流，深思巧构，疗效突出。其临床特点很多，外感内伤均所擅长。举如急性传染病、呼吸、消化、循环、泌尿，特别对神经系统疾患，均有独到之处。施师尤擅长妇科，特别注意调理气血，强调「气以帅血，理血必先理气」之旨。对功能性子宫出血、子宫脱垂、闭经、滑胎、妊娠恶阻、盆腔急慢性疾患等，疗效极为显著。

施师处方，喜开「对药」，如厚朴花与玳玳花连用，大生地与大熟地连用，砂仁壳与豆蔻壳连用，苍朮与白朮连用等。用药剂量非常谨慎，麻黄均用蜜炙且份量极微，一般O．9～1．5克，很少用至3克。常谆谆告诫同学慎用葛根，必要时以青蒿代之。

我多年来秉承师法，每获良技，但有时也要跳出老师的框子。施师慎用葛根，而我经常习用，并无副作用发生。施师对某些药使用剂量甚微，而我根据病情需要，往往超量应用始能奏效。例如施师用葶苈子经常不超过1．5克，而我则用至9克。又如麻黄定喘，对急性呼吸道疾患，虽小量亦效，但对慢性者，墨守微量，往往无济于事。施师治疗头风证中的神经性头痛，喜用虫类平肝熄风药，一般地用地龙、殭蚕，稍重用全蝎，特重用蜈蚣。施师用蜈蚣，每剂从未超过一条，我则根据病情需要，每剂最多用至十六条，并未发生中毒反应。举例如下；

宋××，男，三十一岁，某面粉厂工人。1956年2月15日初诊：头痛四周，阵发性，痛时剧烈难忍。

一周前头痛突然昏例，手足厥冷，当时由厂医送往某医院晒系科住院检查。医院考虑脑肿瘤，决定开颅探查。患者不同意手术，于术前一日自动出院来诊。

当时精神紧张，头痛时额汗如珠，常有幻视，夜梦纷纭，不能酣睡。舌质暗红，苔少，脉象弦数。证属肝风上扰，头风重证。宜镇肝熄风。

处方：天麻、猛莶草、菊花、白蒺藜各g克，桑寄生15克，代赭石18克，山慈菇0克，锻磁石30克，川连、胆草各4．5克，蜈蚣3条，全蝎g克，水煎眼。

上方加减服至2月28日，头痛好转，但头部有时有上撞感。睡眠时间略长，但梦多、幻视已轻，脉象弦数转缓。改定处方：紫石英24克，锻磁石30克，生龙齿、代赭石、茺蔚子各15克，生石决明30克，全蝎9克，殭蚕、胆草各4．5克，菊花、地、坨、勾藤、天麻、稀莶草各9克，蜈蚣4条。

从2月28日起，依上方加减服至4月4日一个多月中，蜈蚣用量陆续增至16条，头痛全止。再服五、六剂后逐步减量。一般情况仍好，乃停药观察，后封某医院脑系科复查，已无阳性体征，恢复工作。

当然，在临床方面，每人经历不同，故有不同的经验积累。但是新的经验积累，必然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我喜用葛根，系我的启蒙老师天津市已故名医陈泽东亲传。陈老以善用温燥药而闻名，里证动辄姜、附、桂，表证常用苏(苏叶代替麻黄)、葛、柴。我虽然投入施门，但对陈派用药已先入为主，故对施师深恶葛根，反滋疑窦，而我以后在长期临床体验中，葛根用之得法，其妙无穷。因此，兼采各家之长，又要独立思考、推陈出新，才是治学治医的必由之路。

儿科特点与提高方向

在我学医时对儿科比较感兴趣。学校聘请施师胞兄光致先生主讲儿科。光老对儿科很有造诣，临床经验丰富，个人受益匪浅。

自专业儿科后，发现存在许多阀题阻碍着中医儿科的发展，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剂型问题。小儿服汤药很不方便，煎多了无法吞服，煎少了又容易炭化。其实这一实际问题，早就引起古代一世纪《小儿药证直诀》中所载一百二十四方属于丸、散、膏、服易用的剂型。这种适应小儿疾病服药传统有效方法，是应该继承的.过去虽有一些儿科古方和验方删改，多数盛称百病皆冶，疗效不专。解放后经过审订，淘汰了一些品种，现有仅能治疗小儿部分疾病，大部分疾病缺少专药。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从一九六0年开始，总结个人经验，筛选出疗效比较满意的方剂，由本单位制成便于服用的成药，包括片、丸、糖颗粒、糖浆、水剂、散剂、软膏等二十余种，一般常见病几乎都有专药(参阅《中医杂志})1965，11、12两期)。其中大部分作了系统地临床观察，并反复修正了配方，经过长期临床应用，颇受患儿及家属的欢迎。当然，成药有它的局限性，至于病情复杂等特殊情况，仍需要服用汤药，不能削足适履。

配制成药的目的，固然是解决剂型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提高临床疗效。以最常见的急性扁桃腺炎来说，由于对抗菌素敏感的减弱，有些病儿往往服用西药多日不能解热而转看中医。我观察到患本病的小儿，除局部病变及全身的高热外，多数伴有口唇特红、脐腹疼痛、大便秘结等特征，这是西医儿科教材所没有，中医儿科教材有也叙述不全的。从患儿多数舌红、苔薄黄、脉弦数来看，风热相搏，来势甚暴，其病机则里热偏重。据此治以清热解毒、化瘀通便，配制成「清降丸」一药。服后一般翌日或当日必大便，便后热退，局灶随之改善。仅此一药的推广使用，便节省了大量的抗菌素。

中医儿科也存在诊查方法问题。儿科又称哑科，既不能自诉病情，家属反映情况也不见得完全可靠；小儿精神容易激动，脉象也不稳定}儿科特殊诊法的指纹观察，又难以掌握标准。因此，中医儿科诊查方法必须扩大，诊查指标要求尽量客观化，应适当结合西医诊查方法。几十年前中医儿科很少使用体温表，现在不是普遍应用了吗?为了便于了解呼吸道疾患病情轻重以及心功情况，没有理由拒绝采用听诊器。为了有利于鉴别诊断，根据需要，还应作必要的化验室检查及其它检查。如肾炎，当临床症状已经消失，而尿化验仍不正常，如果只凭临床现象，主观认为痊愈，岂不误事?从病人实际出发，我认为中医儿科工作者必须打破保守，虚心采用西医之长，补中医之短，才能有助于提高疗效。

中医儿科当前存在的最严重问题，是没有接触急症及急性传染病的机会。像我单位门诊急症中医不能插手不说，由于未建立传染病科，平日既不收也不看急性传染病(只夏秋季开病房收治乙脑)。中医儿科本来长于治疗麻疹，现在也看不到了，经验成为书本上的空谈。长此以往，确实要像有人指责的那样：中医不会治急病。

上举三点，前两者可以通过中医本身努力来改进，但最后一点，涉及某些问题，则无能为力。从长远看，这一点能否改进，是关系到中医儿科能不能长期存在的重大问题。

扬长避短与发挥优势

诊断明确，应急措施多，是西医之长；辨证施治，灵活性强，是中医特点。两者结合起来，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就能提高临床疗效。以收治乙脑为例，从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八年间统计我单位共收治乙脑三百六十二例，通过中西医结合以中药治疗为主，平均病死率仅2．89，6(参阅《天津医药》1980．7，「流行性乙型脑炎的中医治疗体会」)。

中医中药单独治疗急性传染病，疗效还是比较满意的。一九五九年津市白喉流行，我单位接受临时收治任务。因白喉类毒素供应不足，除开两个西医病房外，又开了一个中医病房，专以中药治疗。当时合并症很多(主要是心肌炎)，症势险恶。我在临床观察中，发现这年白喉病儿有如下特征：发热不高，日暮较甚，既不恶寒，也不恶热，身软无力，口干不喜饮水，咳嗽无痰，咽痛不重，舌质光红微干，脉弦细而数等，无一不切合阴虚证。前人认为阴虚肺燥是白喉发病的病理基础，是完全符合实际的。于是在治疗上便确定以「养阴救燥」为治则，并以吹喉药配合汤剂治疗。对于合并心肌炎，则按病情轻重，辨证论治处理。这个病房共收治白喉病儿一百零七例，仅一例死于合并心肌炎，临床呈现阴分已竭，阳气虚脱的严重败象。另外，有两例病儿合并皮肤白喉(疮面培葬证实)而以吹喉药外用，迅速取得脓消疮愈的意外敛果(参阅「天津医药杂志》1960．7，「中药治疗白喉107例初步总结」)。这里附带说明，在治疗白喉的西医病房中，不少患儿对白喉类毒素过敏，而改用中药治疗，无一例失败。

中医儿科在临床上有很多经验可以补充现代西医儿科之不及。例如肠麻痹症，西医常需肛管排气，而效果有时不理想。中医辨证有属肺气不宣，大肠雍滞的实证，也有脾阳虚衰，运化失调的虚证。我对前者常用「小儿一捻金」或「牛黄夺病散」收效，后者则以温脾消胀之剂取胜。

清热利湿治疗新生儿高胆脂血症，凉血散瘀加镇摄治疗过敏性紫癜}清热解毒，逐瘀化浊之治疗肺脓疡；淡渗去湿，驱风止痒治顽固性皮肤过敏性疾患等，疗效均比较突出。

又如脑症昏迷病人的尿闭，不论程度轻重，只要指压利尿点(病儿仰卧取平，从脐眼至耻骨联合上缘，连一直线，在二分之一交点处)，立即排尿，而且通畅彻底。自从我在《天津医药杂志》1965年7期发表「指压利尿法治疗昏迷病儿伴发屎潴留八十例临球观察」一文后，我单位迅速推广，医护均能掌握，一直到现在，重复可靠，效果显著。

医学生涯六十年

重庆市中医研究所顾问陈源生

【作者简介】陈源生(1897～)，四川铜梁县人。中医世家，致力于中医临床工作六十余年。对《伤寒论》、《金匮要略》的临床意义多有阐发,善于汲取各家学说的长处，对中草药的研究尤其心得。治病不拘成法，主张轻灵巧取，在内、妇、儿科临床上，有较深的造诣。着有《临床常用中草药选编》、《简便验方歌括》

在畸岖的医学道路上，我虽已经历了六十多个寒暑，但仍不敢妄言医道精微。只能把一些点滴的经验教训披陈如下，以与同道共勉。

由诵习方药入手，从流溯源

我家世代以医为业。叔祖父陈济普，以内、妇、喉科见长，在铜梁一带行医数十年，名噪一方，家父及兄长皆从其学。我九岁发蒙读私塾，二、三年后，父亲就叫我在课余背诵《药性赋》。所赖年少，记忆力强，不多久，寒、热、温、平几百味药性背得滚瓜烂熟。紧接着又背诵了《药性四百昧歌括》。一切都很顺利，对医道兴趣倍增。．继而征得塾师之允，遂与儒书、医书合炉共冶。按照叔祖父安排，进一步就读《时方歌括》、《时方妙用》。因先背熟了药性，虽初读方书亦不感到陌生。叔祖父对我讲：「虽说『医不执方』，而『医必有方』。前人立方，皆遵法度，故学方易知法。法与方，犹藤与瓜之关系，欲临证者，当先从方与法入门。」之后，又读了《成方便读》、《成方切用》等方书。在熟悉了基本治法与方剂后，开始读《医学三字经》。背得了(《医学三字经》，叔祖父嘱我再读《医学心悟》。并说：「《心悟》一书，其精粹又在『医门八法』篇中，务必要熟读、精恩，最好背得。」确如其言，「八法」篇颇切实用，我临证以来，立法处方得程锺龄先生益处不小。除陈、程这两本书外，还陆续读了一些入门书籍，由此而具备了浅显的理论及一般的临证知识，为学习经典医著作了一些铺垫。

攻读经典的方法：相互参证，

学用结合，反复精思「不读《内》、《难》、《伤寒》，不可言医」。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我学《伤寒论》是先从原文开始的。惜乎条文古奥，错简晦涩之处，实在不懂。还是经叔祖父指点，以《伤寒来苏集》、《伤寒贯珠集》与仲景原文相互参证，读而思，思而再读，反复多遍之后，感到见效确要快些。据我的学习体会，学《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有两把入门的钥匙：就是陈修园着的《长沙方歌括》和《金匮方歌括》两本书。陈氏方歌铿锵顺口，或概括重点条文，或列治法原则；既有药味组合，又详份量加减，对于理解和熟记条文、方药，皆有帮助。至今，这些方歌我都牢记未忘，我觉得这是一条学习仲景著作的快捷方式。

还是如上述方法，我从《内经知要》开始学习《内经》。同时又以张、马所注《内经》和张氏《类经》互勘互学。当时，长辈并没有要求我在短期内把《内经》学深、学精(事实上也不可能)，只是力求从概念上了解中医基本理论，为今后深入学习而奠定基础。

十年私塾之后，我即随叔祖父临证写方，并没有因家学必传后代而稍有懈怠。白天诊病，夜晚就恭候叔祖父身边，从临证病案所记，常究疑难于叔祖，必得晓畅理法而后可；而他老人家则是有问必答，更使我心悦诚服，获益良多。如此，学用结合将近两年时间。

悬壶知医难：疏忽与失误，难忘的病例

一九二0年，我开始在锢粱、凉水、侣俸等乡镇行医。假先辈声誉，尚未因初出茅庐而坐冷板凳。随着求治者日众，困难更增多。由于学未精深，临证往往缺乏定见，以致认证不准、方药失当者有之，迟疑不决、贻误病机者有之，反正失败的教训很多。那段时期，有几个病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乙卯年除夕之际，母亲患头痛甚剧，痛位偏重巅顶，手足逆冷，胸口冷痛，时欲作呕，脉微几不应指，我认定是吴莱萸汤证，乃放胆原方书之。殊料药后病增而吐剧。惶然不解，求教于叔祖父。叔祖父日：「辨证无谋，方亦对路，而药后病剧者，吴萸之量过重耳。汝母素弱，得大剂辛烈之吴萸，故格拒不入，我寻常用吴萸恒嘱病家泡淡入煎，汝正疏忽于细微之处。现仍以原方，吴萸量减其半，泡淡，并加黄连五分以制之、导之，汝母之疾可一剂而安。」我遵嘱处理，果药到病疰。

我有一婶娘，孀居有年，素患饮疾，时感外邪，其证恶寒无汗，头身疼痛，胸闷咳喘，脉浮，既不缓亦不紧。再三思之，辨证为外感风寒、内停水饮，开了一张小青龙汤原方。那知药采尽剂即大汗出，胸闷咳喘加重。正祖父闻讯来诊，急投大剂真武汤救之。我当时还不明白错在什么地方。叔祖父说：「误在诊断不详，虚宴实未分。汝婶素多带下，阴精暗耗，兼足中脉微，证属气阴两虚，凡见此证此脉断不可汗，仲景早有明示。小青龙汤虽有芍药、五味之缓，亦难任麻、桂、细辛之峻，加之药量过重，错上加错。程锺龄有云，『当汗不可汗，而又不可以不汗，汗之不得其遭阻误人者』，正此之谓也。汝虽读《医学心悟》，却未彻悟。初诊若能以扶正解表、理气豁痰之参苏饮治之，倒颇为合拍。」我回答说：「婶娘是老辈，不便询其经带，尺中脉微，并未细切，既然初治药量已嫌过重，为何真武又须大剂?」叔祖正言斥曰：「胸中易了，指下难明，切脉不真倒未可厚非。但是，『妇人尤必问经期，迟速闭崩难意断』。《十问歌》忘记了吗?老辈子就该舍去问诊吗?治病岂能分亲疏,汝婶初治以重剂辛温解表，是犯虚虚之戒；药后大汗出，已有亡阳之兆，必得重剂真武救逆而冀安，所谓『无粮之师，贵在速战』。用药的轻重，当权衡病之浅深、虚实及传变而慎所从违。『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经旨昭昭。看来，汝读书不求甚解，只知其然，未追思其所以然，今后须下点苦功夫才行。」他老人家语重心长，历今六十载，言犹在耳。

放眼百家，广开学路，博采众长

疾病总是千变万化的，同一种疾病可因时、因地、因人而证相径庭。徒执古人有限之方，以临夸人无限之病，实践证明是不可能的。所谓「经方」．．「时方」之争，实际上乃伤寒与温病两大学派之对垒，这是阻碍学术研究的一种偏见。我临证以来，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

记得正是开业的第二年，家乡温病流行。我接治的第一个患者是一位青年农民，其证壮热恶寒，口渴心烦，周身疼痛，咽喉肿痛，溲黄便秘，苔腻脉数。先投银翘散，继以白虎、承气，病势不衰。次日午后，旋即喉肿欲闭，水难下咽，证情恶变，我技已穷，不知所措，急请叔祖父会诊。叔祖父诊后，嘱开升降散加味煎服，外用家传吹喉散，很快痊愈其病。那时，我还没有读过杨栗山《寒温条辨》，也不知道升降散方竟有如此神效。、

一次，邻里一行商患泄泻腹痛有日，我以理中汤治之不中，乃执案求教于叔祖父。他告诉我；「再详审脉证，究明其属中焦虚寒，还是中气下陷,既然理中未效，或可升提为商。」果然，投补中益气汤加减而泻止痛安。当然，此侧失误在辨证不确，选方失当，非理中汤之无功。不过，也说明了补中益气汤治疗中气下陷所致之泄泻确有着效。此方并非「经方」，但是，根据「内经》「清气在下，则生飧泄」的病理变化，东垣制升阳举陷的补中益气汤不也是和仲景一样，源本(《内经》并发展《内经》而独具匠心吗?

实践告诉我。只有广开学路才能迅速提高医疗水平。程锺龄有两句话我很赞赏；「知其浅而不知其深，犹未知也.知其偏而不知其全，犹未知也。」从其言，首先在思想上屏弃「经」、「时」两派的陈观，以临床疗效为标志，对各家理论求实择善采之。中年以后，乃悟各家学说皆源同流异而已。从而认识到：对各家学说合读则金，分读则偏』去粗取精，扬长避短则可，盲从偏见，顾此失彼刚非。临床上断不可因麻桂治伤寒着效，而毁荆防银翘轻描淡写如儿戏；决不因补中益气汤之「甘温除热」就日「古方不能治今病」，而取代小建中汤。凡如斯者，皆宜共存以取长补短。

学问并非尽载名家论著。广采博搜，不嫌点滴琐碎，「处处留心皆学问」。举两个例子

同乡有李姓草医，祖传疳积秘方，以其简便验廉，远近求治者不少。该医视为枕中之秘。为学习伊之长处，乃与其结交至好，并于医道共相切磋，久之情深，伊知我乃方脉医，非卖药谋生，渐去戒心，偶于醉后遭出真言，日：「一味鸡矢藤研末即是。」事虽小而启发大。鸡矢藤一药，我儿十年来屡用于肝胆脾胃诸病，证实其有健脾消食，行气止痛，利水消胀的良好效果。

《金匮》治肺病、肠痈皆用冬瓜子，而冬瓜乃瓜果菜食之物，其子何能有此效?常见冬瓜子抛入猪粪坑中而不腐烂，次年凡施用猪粪之处可自然生长冬瓜。于秽浊中生长的冬瓜，其味甘淡，甚为爽口。我注意观察了这一现象，从而省悟此物极善浊中生清，其子抗生力强，更属清轻之品。根据冬瓜子升清降浊，轻可去实的特点，用治咳喘脓痰、肺痈、肠痈、妇女带下以及湿热病过程中出现的浊湿阻滞上焦和中焦的症状都有显著疗效。

由于理论的渐次提高，经验点滴积累，临证就踏实得多，治有疑难复杂痪病，一计不成，亦有他计可施，处方用药也自然灵活了。于是，愈信秦越人「人之所病，病疾多；而医之所病，病道少」之言，淘不我欺也。

学贵沉潜，融汇贯通，执简驭繁

一九三八年我来到重庆行医。时值抗日战争期间，各地名医先后避难到后方，一时间，重庆医界，高手云集，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如全国知名中医张筒斋在渝期间，我常从病人处研究其处方，发现张老极善轻灵，药虽一钱几分，每起沉疴。当时，我正盲目崇拜重荆，自谓「胆大」，对照张老经验，深有触动。我初到重庆，人地两疏，无名小卒较之诸名家，诊务清淡；正因为清淡，又造成了重新学习的环境。条件允许我每治一个病人都详细立案，反复推敲，病家服药后，必询疗效，甚至登门随访以察究竟。临证遇难，遍检医书以求答案,读书有悟，践之临床以期印正。如斯者约有三、心年光景，使我在学术上长进了很大一步。

我在青年时代就背熟了几百首成方，满身皆是法宝，有时治一个较复杂的病，前后往往用上十余首方。表面上似炫广博，实际上胸无定见，杂乱无章。

晚年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只要诊断一经明确，治则一经拟定，并不需要考虑许多成方，甚至依法选择几味药，同样愈病。如治肝病，历代治肝成方总有数十之众，内容固属丰富，但毕竟嫌其博杂难以择采。我曾用「四逆散」为疏肝、解郁、行气之主方，「四物汤」为补肝、养血、活血之主方，「当归四逆汤」为温肝散寒之主方，然后在主方的基础上各随兼证而加减，收到了执简驭繁、「异病同治」的效果。不过，「异病同治」或「同病异治」都只能在辨证论治法则内实现，脱离了这个法则，就不能由博返约，更淡不上执简驭繁了。

有些青年中医总感觉老中医手中似乎有什么诀窍。我常常用两句话回答这一问题；「活泼圆通医家诀，不离不泥是津梁」。通过熟悉和掌握辨证论治的法则，从而步入「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的境界。诀窍，也许就在这里。

有一同道之孙女，年仅两岁，患腹泻。先以渗湿分刺无效，继投温中健脾，泻仍不止，乃邀会诊：视患儿形瘦，面色无华，汗多烦躁，常夜啼惊醒，指纹青淡，日泻七，八次，食油泻甚。我根据《灵枢》「阴阳俱不足，补阳则阴竭，污阴则阳脱，如是者可将以甘药，不可饮以至剂」的原则，权借《金匮》治妇人脏躁之甘麦大枣汤，假其至平至甘之性，调治「明阳形气俱不足」之疾，并于方中酌加蝉蜕、仙鹤草、楂炭，处方共享六味药，服二剂而泻止神安。

大约是在一九五六年六月，当时我在中医直属门诊部妇科应诊。一妇女以白带多而就诊。自述心烦、心慌、胸闷呃逆，常坐卧不安，失眠多梦。并云脾胃素弱，近来便溏，带下特别多，医治月余无效。诊其脉细中稍有数象，舌质淡而苔微黄。追询病史，知月前曾患外感风热。综观脉证，我认为患者虽属虚体，而现证余热未清，补之无益；倘若徒清其热，又恐虚虚其体。思之再三，乃从《伤寒论》栀予豉汤立法。但义考虑到便溏非苦寒之栀子所宜，时值栀予花盛开的季节，不妨来个「偷梁换柱」之法，爰拟一方：栀子花7朵，香豉9克，腊梅花12克，佛手花6克，远志4克，甘草3克，另以冬瓜子60克单煎代水。诸药先浸泡半小时，微煎数沸，分次温服。患者接过处方，颇为不悦。认为慕名求诊，不料处方只见几味市售观赏之花，莫非敷衍塞责?我向她耐心作了解释，劝其姑且试服，以观疗效。三天后，患者高兴地来门诊部致歉，谓服药后顿觉心胸开朗，烦闷若失，眠食亦香，带下随之而愈。

另有一妇人患崩证，血大下不止。察其脉证，寒热皆无明显之征，惟询得血下时阴中觉热，我根据平素审苗窍诊断疾病性质所积累的经验：血下阴中觉热，必属血热致崩。乃出方：地榆120克，米醋同煎，单刀直入，期冀速效。患者昼夜连服二剂而血止。事后，跟随我同床的西医同志问我：「老师治病，用方极其平常，且少执全方，选药亦属平淡，剂量轻重不定，为何收效同样显著?。我回答道：「遣方不以罕见邀功，用药不以量重取胜，关键在于辨证准确，立法吻合病机，方药切中病情，虽四两之力，可拔千斤之重，神奇往往寓于平淡之中。」我常常对学生讲：「智欲圆而行欲方，胆欲大而心欲小」，孙思邈这两句话，言简意深，临证者当镂刻铭记。

中医宝库包罗万象，不可小视草药单方

人们常以「浩如烟海」一词来形容中医药宝库内容丰富。广阔的海洋总是由火川涓流汇集而成。祖国医学体系也正是由各家学派，中药、草药，甚至散在民间的单方、验方、秘方等各个部份所组成。不能一谈到继承就只想到几部经典著作。就连清代崇古遵经的医家徐大椿都承认：单方、验方，「病各有宜，缺一不可」。他在《医学源流论·单方论》中提出了颇有见地的主张。我个人数十年来，每治疑难险证，常在辨证论治法则指导下，选择适宜之单方、验方以辅助主方，「且为急救之备」、衰其标邪，「或为专攻之法」、顿挫病势，收效显著。例如，治疗膨胀、积聚、癃闭等证，凡在虚不任攻，虚不任下，而又不能不攻，不能不下的情况下，我往往用新鲜马蹄草冲绒，合以白酒炒热包肚脐。可收攻而不伤正气，下而不损阴液之效。再如《济生》乌梅丸，书载治疗便血淋漓。我早年试用于西医诊断的肠息内(其症表现为便血)获效，因此，进一步深究该方殭蚕、乌梅、蜂蜜三药组合之义，始知该方合于《素问》「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阻酸收之，以苦发之」，「燥者润之……坚者软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的理论。继而推之以广，用浩多种息肉及干宫肌瘤等，皆历验不爽。诸如此类之单、验、秘方，不仅需要继承和发掘，更应该通过科学实验，复经临床验证，由此及彼，逐步摸索出一条使专病治有专方的路子，这对发展祖国医学是很有意义的。

早在农村行医时就广泛采用草药治病，人颇称便。到了大城市，为避「俗嫌」，曾中断使用草药。解放后，由于当局重视中医药的发展，我叉重新研究草药。常思古代神农为研究药物的治疗作用，尚可「尝百草」而不畏其毒伤身，虽系传说，然这种身体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却是值得学习的。为了证实《本草纲目》上关于蓓草、鼠曲草(四川民间称清明莱)等草药的确切疗效，我曾不顾年老体弱，数临悬崖峭壁，采集标本，并先在自己或家人中试用。经过反复试验，证实了穰草对西医诊断之肺结核、肠结核、肾结核、淋巴结核等有显著的疗效。此外，我还广泛运用其治疗尿路感染、风湿、低热、肺炎、屎毒症等，都取得较理想的效果。我自己患咳喘，曾煎服鼠曲草月余，不仅收到止咳、化痰、平喘之效，而且未见任何副作用。再如腊梅花，人皆知为观赏之品，鲜见入药。我从古人「稀痘汤」中用此解先天胎毒受到启发，用其治疗咽喉、肝炎、肺炎、流感等由病毒感染所致之疾病以及尿毒症，收效显著。据个人观察，腊梅花擅长于舒肝解郁却无香燥耗阴之流弊。

多年来，我一直主张中草药台用，力图按传统之中药理论，从「四气」五味」来归纳草药的主治范围，以便临床时能循理遵法地组方，充分发挥药效。惜乎这方面的工作还做得很不够。

甲观今宜鉴古：古为今用，探索新知

「古方不能治今病」，这种认识肯定不对。不过，对前人的著作必需去粗取精，扬长避短，从而使之「古为今用」。比如，杨栗山着《寒温条辨》，制升降散为代表的十四个方剂为「天地间另为一种偶荒旱潦疫疠烟瘴之毒」所致疾病而设，并谓升降散一方主治「表里三焦大热，其证不可名状者」。在消灭了瘟疫这种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的今天，治疫专方之升降散还有作用吗?每于诊余之暇，我常潜心杨氏《条辨》，参诸明清温热论著，琢磨有年，始渐悟得升降散痊病愈疾的机理就在于「升降」二字，杨氏也正于升降出入手眼独到。所谓「升降」是指气化功能而言。经谓「百病生于气」，「气乱则病」，「气冶则安。。因此，在湿热、疫毒疾病的某些病变阶段，予以疏动气机，调节升降，无疑是很重要的一环。从该方组成药味殭蚕、蝉蜕、姜黄、大黄、蜂蜜、黄酒来分析，亦深得《内经》风淫，热淫、湿淫所胜，治以辛凉、成寒、苦辛，佐以甘缓、淡泄之旨。其功效则通里达表，升清降浊、清热解毒、驱风胜湿、镇惊止痉可知。使用在临床上，对外感热病，尤其流行性感冒、麻疹、风疹、咽喉疾病等，都有很可靠的疗效，决非银翘散诸方所能代替者。

作为一个缺乏现代医学知识的老年中医，探索新知的惟一手段只能借助临床观察，并以临床疗效为标志。一九六二年，我所名老中医周湘船邀我会诊一尿毒症患者。病人已神智不清，躁扰不宁，大小便三日未解，历经中西医两法治疗，几次导尿，收效不显。其人年逾七旬，证涉险境，命在垂危。诊毕，我对周老说：「巧取或可冀生，猛攻必然毙命。」经协议处方；以滋肾通关丸为煎剂内服，外用莱菔子、生姜，火葱加白酒炒热，温熨腹部，内外合治，希冀于万一。上午药后，下午得矢气，尿通。不料，通而复闭，又增呕吐，再施前法加减失效。怎么办?夜间殚思极虑，穷究息策，偶然翻到王旭高治肿医案一则，案云：「肺主一身之气，水出高原，古人『开鬼门，洁净府』，虽曰从太阳着手，其实亦不离乎肺也。」这几句话使我茅塞顿开：此证何不下病上取，导水高原?进而联想到《金匮》治百合病亦不离乎肺，其症状描述与此患者颇多吻合之处，又何不权借百合病诸方以治之；清肃肺气，百脉悉安，导水高原，治节出焉。翌日，陈所思于周老，遂与百合地黄汤，百合知母汤，百合滑石代赭石汤三方合宜而用，并加琥珀粉、腊梅花，煎水频服；外治法改用新鲜马蹄草冲净，炒热，加麝香少许包肚脐。经内外合治幸得吐止，二便通快，神智渐苏。如此，随证加减，月余而竟全功。通过此例治疗后，近十余年来，陆续又治了七、八例尿毒症患者，只要其证偏于肺肾阴虚而伏内热者，沿用此法，成可奏效。从以上这些病侧的治疗获效，使我深刻认识到：祖国医学不仅有丰富的遗产亟待继承，更重要的尚有许多未知数需要我们去解答，需要我们探索新知。

沙里淘金费苦辛，愿得几番百年身

「沙里淘金费苦辛，医中奥妙细追寻。天然璞玉精琢磨，愿得几番百年身。」这首打油诗是我学医、行医几十年之切身体会。「业患不肯嘴」，「行患不能成』。每念及此，辄觉心里空虚。忆往昔，岁月蹉跎，颠沛半生，术业未能精深，观如今，政策英明，百花齐放，却叉风烛残年，无所作为。但是，由于党的关怀，同志的帮助，病员的信任，鞭策着我不敢因衰老而懈怠学习，激励着我不断求知，还想在术业上精益求精。近于病榻中读到报刊有关气功研究的报道：通过医学科学研究气功原理，发现肺还具有调节血流，转化和释放激素，摄取和利用葡萄糖，以及防止呼吸道感染等非呼吸功能。祖国医学认为，人体的阴阳平衡是依校气血的调整来维持的。中医常用益气固表之玉屏风散防治体虚易感风邪者，我运用百合病诸方，从治肺着手，治疗尿毒症(也曾用治肾病练合征)收散，是否与此有关?由此联想到还有很多疾病是否也可根据「肺主一身之气」、「肺朝百脉」的传统理论，结合现代研究，通过治肺而取得意想不到的疗效呢7．目前，这些想法已经有了初步概念，只不过我太缺乏现代医学科学知识，加之其它条件的局限，致使这一设想还极不成熟。正因为如此，我特别寄希望于青年中医和西医学中医的同志能够艰苦学习，以振兴祖国医学为己任，使中医事业代有传人。作为一个老年中医，虽不能跃马横枪，冲锋在前，而老马则应效识途之劳。我愿意和一切志诫中医事业的有识之士「红专道上争先进，宏开宝库同战场」。为使古老的中国医药学焕发青春，为早日实现我国统一的新医药学而奋斗。

(袁熙傻整理)

我的学习方法和临证体会

上海中医学院针灸系副主任上海市针灸研究所副所长杨永璇

【作者简介】杨永璇(19o1～1981)，上海市南汇县人，著名中医针灸学家。致力予针灸事业六十余年，兼通内科，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有较高的声望。历任中华全国针灸学会委员，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中医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针灸学会主任委员，顾问，上海中医学院针灸系副主任，上海市针灸研究所副所长，上海中医学院附属曙光医院针灸科主任医师等职。着有《针灸治验录》等。

我幼年时，上海市郊缺医少药，眼见亲邻苦于病痛，为求医常需驱车步行，往返数十里，费时旷业，引为憾事。因此，在我十七岁完成了私塾学业后，就立下了学医志愿。父西庚公对我有志学医甚为赞许，闻川沙唐家花园王诵愚先生医术高超，誉满乡里，德高望重，甚为敬仰，乃命我拜王先生为师。三载后满师，遂返回故里开业，并到上海行医。解放后进入国家医疗机构工作。

注重熟读博览

我在三年随师学习中，王诵愚先生辛勤教诲，督导谨严。首选《内经》、《难经》，有全读有选读，均经讲解，并指定或熟记，或背诵，而《本草》、「脉诀》、《汤头歌诀》，均在背诵之列。年少之时，记性较好，多读数遍，就能背诵，时至今日尚能脱口而出，临诊处方时时可用，这都应归功于少壮之年所下的功夫。所以说读书没有什么诀窍，只要在弄懂内容之后，反复朗读背诵，可以受用一生。中医的理论是相互贯通的，内、外、妇、儿、大、小、方、脉，相辅相成。吾师虽以针科为专长，但内外妇儿各科亦均精通。他常常告诫我，要解除病人疾苦，不但要会针灸、拔火罐，也要会处方，还要能用汤药熏洗、按摩推拿，医术越是全面就越能取效于瞬间。他说古代名医扁鹊、、华佗，都是多才善医的典范，他们能用汤药、针刺、熨灸、按摩以及五禽戏治疗疾病。因此，我在学医的经历中，除精读《针灸甲乙经》、《针灸太成》之外，还兼学《伤寒论》、《金匮要略》。吾师特别推崇张介宾的《类经》，既指定选篇背诵，又要求逐篇披览。先师的教诲，使我对张氏《类经》的阅读坚持数十年，深感要成为一名针灸家就必须通读《类经》十九卷至二十二卷。咀上四卷归纳和总结了古代医家针术的各种见解，熟读之后才能了解后世针灸专著的学术思想渊源。下面举十九卷之七「用针虚实补泻」为蜘，谈谈我学习中的点滴体会。《灵枢·九针十二原》日：「凡用针者，虚则实之，满则泄之，宛陈则除之，邪胜则虚之。」这一段经文，揭示了针灸治疗的法则，沿用至今，依然指导着针灸l临床。

《类经》把《素问·针解篇》和《灵枢小针解》的原文归并在一节中，前后参照，起了自身批注的作用，对理解著者的原意很有裨益。「虚则实之」，其意如何?「小针解」日：「所谓虚则实之者，气口虚而当补之也。」「针解篇」目；。刺虚则实之者，针下热也，气实乃热也。』几篇谈虚实的原文集中一处，可以互相弥补，易于理解。虚是指正气虚。寸口之脉呈虚象，采用针刺的补法，使针下热。现今我们所常用的热补手法或烧山火手法，都是从《内经》这一治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满则泄之」。「小针解」日：「满则泄之者，气口盛而当泻之也。舢针解篇」日：「满而泄之者，针下寒也，气虚乃寒也。」满者盛之意，指邪气满盛。气口即寸口之脉象盛实，为邪盛之脉，当用针法以祛邪。张介宾注：针下寒者，自热而寒也。

寒则邪气去而实者虚矣，故为泻。当今常用的凉泻手法或透天凉手法，就是这一治则的演变。「宛陈则除之者，去血脉也。」「针解篇」日：「出恶血。」意思更为明了；有淤积恶血之病症，以针法祛除恶血，达到活血祛瘀的作用。本人曾用七星针浅刺加拔火罐方法，拔出凝聚之恶血，起到祛瘀生新的作用，治疗各种固定性的疼痛症和血瘀症都收到一定的效果。「邪胜则虚之」，是谓「诸经有盛者，皆泻其邪也」。「针解篇」所谓「出针勿按」亦即泻其邪。这节的原文对后世补泻手法的发展和应用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小针解」日；「徐而疾则实者，言徐内而疾出也。疾而徐则虚者，言疾内而徐出也。」这就是近代所采用的徐疾补泻方法的渊源。本节还有开合补泻的记载：「徐而疾则实者，徐出针而疾按之；疾而徐则虚者，疾出针而徐按之。」所以说熟读张氏类经对了解针灸理论的来龙去脉很有帮助。

博览群书，为我所用，是我学医历程中的又一体会。拜师学医固然是医学入门的第一步，但从师学习在一生中，毕竟只是短暂的时间，满师之后，贵在自学。我在临诊中遇到疑难杂证，常从阅读医书中得到启示。如李东垣的内伤学说和脾胃论对我的治疗技术帮助很大。李氏认为内伤的形成，就是人体「气」不足的结果，其根本是由于脾胃受损。他在《脾胃论·脾胃虚则九窍不适论》中说「真气又名元气，乃先身生之精气也，非胃气不能滋之。」针灸治疗，重在调气，用补益脾胃之气，常能扶正达邪。在我临诊中遇肝胃不和，胸脘痛满，针刺胃之募穴中脘，出针后拔以火罐，既能宽胸消痞，又能降气和胃，应用在虚阳上扰所引起的眩晕症也有显效。此外，对卒中的认识在我六十年的临床中也是逐渐深入fl句。在随师中，先师坚持《内经》和《金匮》的中风理论，重视风邪为病，此风邪当然是泛指外风和内风，治法上强调祛邪为主的原则。当时，他很赞赏孙思邈的综合疗法。孙思邈在《千金翼方·针灸》中说：「良医之道，必先诊脉处方，次即针灸，内外相扶，病必当愈。何则?汤药攻其内，针灸攻其外。不能如此，虽有愈痰，兹为偶差，非医差也。」因此，先师在临诊中常针灸和中药同时并用。卒中的早期治疗，他是以平肝熄风、豁痰开窍的腧穴为主，如百会、风池、廉泉、天突、外关、合谷、足三里、太溪、太冲。针刺手法以补健侧，泻患侧。认为患侧为风邪所侵，邪留经脉，气血因而失畅，用褥法取其祛邪之意也。补健侧，是借健侧之健，推动气血之运行，包含有左病治右，右病治左之意。卒中二周之后，针灸治疗只取患肢腧穴，如上肢取肩帮、曲池、合谷、外关，手臂挛屈者加刺尺泽、曲泽，下肢取环跳，风市、阳陵、足三里、丰隆、飞扬、昆仑、太冲，以催气通络法疏通经脉。在处方用药上也重用祛风通络，平肝熄风，豁痰宁神之品，例如明天麻、嫩钩藤、炒防风、蔓荆子、嫩桑枝、络石藤、竹沥半夏、九节茸蒲、广郁金、珍珠母、石决明、广地龙、柏子仁、炙远志等等。我在临床上对卒中早期的治疗，针灸和中药并用，能收到较好的效果。但是部分高年体虚的中风患者，往往出现邪去正衰的征象，偏枯的肢体恢复活动比较缓慢。内服汤药当从何法呢?乃博览医书，渐有所悟。叶天士云：「大凡经主气，络主血，久病血瘀。」王清任的《医林改错》亦以补阳还五汤治疗卒中的手足偏废，加重生黄芪的剂量，以加强补气之功效，气行血亦行。在近十余年的卒中后遗症半身不遂的治疗中，仿效补阳还五汤的原则加减应用，收到了颇为满意的效果。使我感到：当今所遇奇症顽疾，均可仿效古方古法的宗旨加以发挥。所以，博览群书可以防止一家之偏见，不断修正和补充自己的论点。

注重切脉望舌

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局部的病变，可以影响到全身，内脏的病变，又可从五官四肢体表反映出来。正如《丹溪心法》所说：「欲知其内者，当以观乎外，诊于外者，斯以知其内。盖有诸内者，必形诸外。」我在临床上体会到四诊的重要，无论吃药或扎针的病员，都需切脉望舌，以便作出正确的辨证。

在诊脉方面，除了必须熟悉和掌握三部九候诊法和二：十八脉的不同脉形所反映的不同病机症候外(这是作为一个中医工作者的基本功，分清浮、沉、迟，数、虚，实六脉以统率其它各脉，这些是必不可少的知识)，尤其重要的是要识别脉之「有神无神，有力无力」。识得神之有无，才能辨人之生死；识得力之有无，才可辨病之虚实。而后方能拟定治疗法则，或补、或泻，或先补后泻，或先泻后补，或补母泻子等等。但有时脏腑虚实传变，脉气相互影响，致脉形交叉出现，那就需要根据脉诊所得，辨明脏腑，经络、阴阳、虚实、五行生克、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关系，在经络穴位上运用调剂补泻的方法。例如缓为脾之本脉，如右关出现沉细脉，此为水反侮土，乃从所胜来的微邪，治疗上就要用泻木补金的方法，以水生木，水为木之母，木为水之子，泻木所以夺母气，使水不能反侮土；土生金，土为金之母，金为土之子，补金令子不食母气，使土有休养生息之机而无不足之患，是健脾制水之法也。在切脉诊疗中，五行生克之理，必须推敲，结合临床经验，才能精益求精，避免错误。

不仅要注意切脉，同时还要注意舌诊。《临证验舌法》说：「舌者心之苗也，五脏六腑之大主也，其气通于此，其窍开于此者也。查诸脏腑图，脾、肺，肝、肾无不系根于心,核诸经络，考手足阴阳，无脉不通于舌。则知经络脏腑之病，不独伤寒发热有胎可验即凡内外杂证，也无不一呈其形，着其色于舌……据舌以分虚实，而虚实不爽焉姑舌以分阴阳，而阴阳不谬焉,据舌以分脏腑，配主方，而脏腑不差，主方不误焉。」舌诊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在临床上的确可以根据舌苔、舌质和舌形，来辨别病变的性质，病邪的浅深和病情的虚实。故有「辨舌质可辨五脏之虚实，视舌苔可察六淫之浅深」的说法。此外，我认为观察舌之形态，仔细辨别舌端震颤程度，可以了解患者的心理和病况。例如，临床上每每遇到类似神经衰弱的患者，他们饮食正常而面容眦自，主诉繁多而滔滔不绝，由于生活中偶受惊吓或意外刺激，会出现情绪低落而悒悒寡欢，思想疑虑而睡眠善寤，心悸胸痛而心神不宁，脉形濡细无力，有肝胃不和、中气不足的现象。对此种病员的诊断，必须重视和体察舌端有否震颤现象。根据震颤程度不同而有三种诊断可能：一是在舌苔正常而尖端见到震颤的，可咀知道该病人胆小如鼠；二是舌苔薄、质淡紫(或绛)而胖的舌尖端出现震颤者，可以拟诊为心脏病态；三是在薄黄(或白)苔的舌中间出现微颤的，才是神经衰弱。据此，可对确诊为神经衰弱的患者，用「心病要用心药医」的办法，耐心细致地做好思想工作，同时用赡养心神，调治脾胃的法则进行治疗，务使心无疑虑，或生欢欣，则病慧然若失，再以东垣《远欲》之言说之，患者可破涕为笑而收显著疗效。此乃我临证六十年来诊治神经衰弱的一得之见。

当然，除了切脉、望舌外，还需配合望神色、听言语、看行动、察体位、闻气味、问=便，并详细询问病史，才能全面地了解病情。经过综合分析，从而作出正确的诊断，治疗上才能丝丝入扣，收到预期的效果。

注重经络辨证

经络学说和针灸有着密切的关系。针灸治病所用的腧穴，就是经脉之气注输出入的地方，所以在辨证论治、处方配穴、选择手法等各方面，均不能脱离经络学说的指导。例如针灸治病必先明辨病在何脏何经，然后按照脏腑经络和腧穴的相互关系，采取循经取穴、局部取穴或邻近取穴等方法相互结合而定处方。正如《灵枢·刺节真邪》所说：「用针者，必先察其经络之实虚，切而循之，按而弹之，视其应动者，乃后取之而下之。」就我的经验而言，脱离了经络，开口动手便错。现在常把针灸经络并称，更是说明针灸离不开经络。

经络是内连脏腑、外络肢节，运行气血的通路，腧穴是人体脉气输注于体表的部位。因此，内脏有病通过经络反应到体表穴位L匕来，常表现为压痛反应。

我在临床上，常检查体表穴位的压痛情况，藉以分析内部脏器的病变。一般急性病压痛较显著，慢性病雎痛范围较小。五脏虽位于胸腹，但脉气发于足太阳膀胱经，故五脏俞均在背部，如咳呛病在肺俞、胆囊炎在胆俞，都有按痛，可作辅助诊断之用。

针刺治疗要有一定的感应，称为得气。我认为针刺感应的放散程度是由经络路线及穴位性能来决定的。如手之三阴，从胸走手。内关、少海清热安神，针感向下；中府、列缺凋肺利气，都向下放散。手之三阳，从手走头。合谷能升能散，手法正确，针感可到肩髑，甚至到头颈，曲池走而不守，针感也可向上。足之三阳，从头走足。足三里和胃止痛补气，针感向下可到第二趾；委中清热利湿止痛，感应从』：向足跟，阳陵泉镇痉熄风止痛，针感向下。足之三阴，从足走胸腹。行间、太溪向上放散；尤其是三阴交可放散到腹股沟。获得这些放散感应与经脉走向关系较大。阳经有阳经的传导路线，阴经有阴经的感应方向。但这也不是绝对的，扎针时可以用改变针尖的迎随方向，来改变放散路线。如内关穴属手厥阴经，一般感应是向下放散至中指，但也可运用催气手法，使酸胀感应向上放散，越过肘关节上行，使「气至病所」，能立止心绞痛等胸痛。因此，在临床上除了要熟悉经络循行，还必须掌握操作手法，才能提高疗效。

循经取穴是针灸临床上常用的取穴法，根据「经脉所过，主治所在」的理论，我认为有时循经远取治疗，比局部取穴效果为好。如咽干，取双太溪，用阴刺法，效果明显；胁痛取阳陵泉，胸闷欲呕泻内关、太冲，急性扁桃腺炎刺合谷、少商，均有较好的疗效。这都属于循经远取法。又如手阳明大肠经在面部循行路线由人中而交叉，故口眼歪斜取合谷，右针左，左针右。

经络之中的十二经筋是随着十二经脉分布的，它循行于体表而不入内脏。在瞄床上，我对于经筋之病，常用「以痛为腧」的方法来治疗。如网球肘，是较顽周的常见病症，在检查病人肘部时，可发现一局限的压痛拒按处，就在该点上施以较强的恢刺或合谷刺手法，以泄其邪，然后配以艾灸温针，常能缓筋急而收到较好的疗效。

由此可见，经络学说是非常重要的，早在《灵枳·经脉》中已有记载；「经脉者，所以能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各科需要经络学说的指导，针灸临床尤其离不开经络理论。

注重针刺手法

针灸治疗，除诊脉察舌、审证求因外，其疗效与手法关系很大。我对进针手法，主张轻缓，先用左手大拇指爪甲紧切穴位，令气血宣散，然后用右手拇、食二指持针，进针速度很慢，旋转角度要小要缓，缓缓刺入，既可减轻破皮时的痛感，又可不致损伤血管，这样可使初诊慑针病人，乐意接受针刺治疗。但对小儿的进针法就耍因人而异了。由于小儿体小肉薄，又不易取得合作，既不宜用强刺久留之法，亦不宜用慢刺捻旋之法。特选用半刺法，单刺不留，易被小儿接受，临床用之，效果亦佳。

对成人当针刺到真皮层，进入分肉筋骨之间时，就得加强捻旋，适当提插，当针下有沉重感觉，病人亦感胀重酸楚，此为得气；如进针后病者只觉刺痛，医者针下好像刺在豆腐中一样，毫无沉紧之感，此为不得气，就要用候气的方法，使之得气，才能获得疗效。正如《灵枢·九针十二原》所说：「刺之要，气至而有效。」这是很有道理的。我行医六十年，曾编成十句口诀：「针灸疗法，重在得气。得气方法，提插捻旋。提插结合，捻旋相联。指头变化，大同小异。

纯杂之后，精神合一。」当然得气感应，每个人或每个穴位，并不完全一样，多数穴位能出现酸胀感，有些穴位则出现胀重感或麻电感。临诊时根据辨证所得，选取穴位，进针后运用适当手法，定能获得良好效果。

至于补渴手法，大都均由提插捻旋组成，再加上快慢疾徐和阴阳左右及数字上的九六等综合而成，运用适当，均有疗效。虚证用补法，实证用泻法，先寒后热用先补后泻法，先热后寒用先泻后补法。如遇剧烈疼痛之症，我常用龙虎交战手法，此为补泻兼施的综合手法，以捻旋为主，结合左转九数，右转六数，反复施行，可疏通经气，舒筋活络，以收止痛之效。

注重调理脾胃

祖国医学认为人在出生以后，主要有赖于脾胃功能的健全，以保证生长发育的需要。「胃主受纳」、「脾主运化」，二者相互配合，消化水谷，吸收精微，以滋养全身组织器官。所以常把脾胃相提并论，称为「生化之源」，「后天之本」。李东垣据此立论，认为「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若胃气之本弱，饮食自倍，则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舢胃虚则五脏、六腑、十二经、十五络、四肢皆不得营运之气，而百病生焉。洲至于经论天地之邪气，感则害人五脏六腑，及形气俱虚，乃受外邪。不困虚邪，贼邪不能独伤人。请病从脾胃而生，明矣。」他阐明和发展了「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病机。从而提出了「人以胃气为本」、「脾胃一伤，五乱互作」和「病从脾胃所生及养生当实元气」的论点，刨立了「脾胃学说」。主张用升阳益气、培土固本的温补脾胃法为治。升阳益气足以御外而强中，培土固本，可使元气自充而诸恙悉平。所有虚实传变，都应以治脾胃为本。体现了「治病必求于本」的经旨，这是李东垣《脾胃论》的中心思想。

我对李东垣的《脾胃论》较赞同。在临床上，属肠胃消化系统痪患，固应重在调理脾胃，若其它疾患，不论情志佛郁，饮食劳倦，抑或贼风寒邪，暑湿袭扰之症，在辨证施治时，也以脾胃学说为指导，在治法上，注重调理脾胃，结合对症治疗。

例一、庄某，女，34岁。患眩晕症已数年，虽经多种治疗，眩晕呕恶仍反复发作，特来针灸。诊得脉形沉细，舌苔薄腻，辨证为劳倦所伤，湿痰中阻，为取百会、天柱、大杼、丝竹空，内关、足临泣等穴，用捻旋泻法，以清镇宁神，疏泄肝胆，并加中脘(针后拔火罐)、足三里，亦用捻旋泻法，是用调胃和中之法，以收化湿除痰之功。数诊而眩晕呕吐皆愈，至今已近二十年，未见复发。

例二、姚某，女，64岁。患腰痛不能回顾，甚则悲泣不已，诊为「阳明腰痛」。为针双侧足三里，用捻旋泻法，腰痛顿缓，再取肾俞，气海俞，针后拔火罐，转侧回顾均便，满意而归。

例三、曹某，女，23岁，教师。患肠鸣腹泻已年余，神疲力乏，肌肉瘦削，情绪低沉，思想苦闷。由亲友陪同来诊，诊为「脾虚泄泻」。处单方：炒自扁豆肉、扁豆衣各15克，玫瑰花4朵，日服一剂，煎汤代茶。并嘱其注意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保暖节劳，怡悦乐观。一周后复诊，肠鸣腹泻均有好转，精神亦见振作，乃处参苓自术散方，加玫瑰花，并倍加炒白扁豆肉、衣煎服。二周后再复诊时，病愈大半，原方续进，服药二月，形体均复，元气充足，即告痊愈。

我认为人身之脾胃，犹汽车之发动机，如发动机受损，则其它配件虽完美无缺，也不能开动。反之，只要发动机正常，零件的维修是较为轻易的。所以在临床上必须重视调理脾胃，扶佐正气。惟元气充足，虽痼疾亦易康复，若脾胃失治，元气大伤，则机体之修复为难矣。正如李东垣所说：「治肝、心、缔、肾，有余不足，或补或泻，惟益脾胃之药为切。∽凋理脾胃方法很多。我在慢性病的用药时，常男加佛手柑、女加玫瑰花，在针灸取穴时，也常男用足兰里、女用三阴交，以健运脾胃，固后天之本，使疾病容易康复。

注重七情致病

喜怒忧思悲恐惊，此七情是人体对外界环境各种条件的刺激而产生的精神话动，正常情况下是在体内各脏腑的调节之下进行。但过甚或过久的情志活动影响脏腑调节，遂至损伤脏腑而致病。在《内经》中即有「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的论述，后世医家作为病因学的三因之一。

虽说七情均可致病，但临床上以怒、思、忧致病为多见。怒则气机逆乱，肝气郁滞，可见胸闷、腹胀、两胁疼痛，脉弦。由于「暴怒伤阴」，阴伤则阳失所制，故常伴有肝火上炎之症，如面赤升火，甚则呕血。忧哀太甚，则肺气抑郁，甚则肺阴受伤，以至形瘁气乏。思虑过度，则脾气郁结，以致胸脘痞塞，脾为所伤，则运化无权，而不思饮食。三志伤人致病，均可使正常运行之气机受阻而郁滞，其怒忧二志常伤脏阴，为患尤烈。

关于治疗，《素问·阴阳应像大论》云：「悲胜怒，怒胜思，喜胜忧……」我认为忧、怒、思三志可使气机郁滞，甚则耗气伤阴。惟喜乐能使气机和顺，情志舒畅，营卫通利，正如《索问·举痛论》所说：「喜则气和志达，营卫通利，故气缓矣。」因此可用喜乐之法而统治怒、忧、思三志。

医生之责，在于要千方百计的治好疾病，当医生在为病者诊察之际，治疗即已寓其中。若能针对病因劝导病者，并采用各种方法，使之．心情舒畅，调节好病者的情志活动，常能获事半功倍之效。《灵枢·本神》日：「故智者之养生也，如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昔张子和以戏言狂谑，使病人大笑不忍，而使心下结块于一、二日内皆散。临床上用喜乐之法治疗怒、悲、思所致疾病，从未闻有过甚之例，故不会有「喜伤心」之虞。此外，柴胡疏肝散、逍遥散，是古医家为气郁而设，内关、足三里、中脘等穴，具理气宽中之效，我在临床上亦是经常采用的。

在临床上，待病者的态度应和蔼可亲，诊察上．要详审细致，治疗上要认真负责。遇有七情所伤者，更应循循善诱。记得有一位病者，女性，年四十岁，因家庭不和而争吵，遂使两胁胀痛，胸闷，心悸，已有十余天。由丈夫陪同前来就诊，诊得脉形弦数，面红升火。除用疏肝解郁之剂外，并以婉言劝之、导之。翌日，夫妻双双前来面谢，言归于好，诸症皆消。对情志怫郁而致神经衰弱的患者，更应如此。

因情志违和而致病，用调节情志之法治疗已为医者所重视，其具体方法，可因人、因事、因时而异，但其目的为使病者消除不悦之感，而达情志舒畅，身心健康。在临床上，重视七情致病，善用喜乐之法治之，也是中医传统方法之一。

余生平无他好，惟以治病为已任，急病人之所急，惟病人之乐而乐焉。临诊六十余年，虽无建树，但蕾赜从事，亦无殒越。孙思邈日：「胆欲大而一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是为余行医之鉴，终身守之而不失，得益非浅。上述点滴体会，甚属肤浅，惟读书临诊，均行之有效，不揣浅陋，冒昧录之，难免贻笑大方，幸同道指正。

(尊依蠢徐明光誊纛盔整理)

祖述宪章发扬光大

南京中医学院教授吴考檗

【作者简介】吴考檗(1903～)，江苏海门人。一九二三年毕业予海门中兴医学校；一九三三至一九五二年问曾任海了保神医学校校长兼教师；现为南京中医学院教授。毕生从事中医教育事业和中医经典著作的研究工作，颇着声誉。著作有《伤寒论百家注》、《金匮要略五十家注》、《本经集义》、《难经集义》、《素灵辑释》、《麻黄汤六十五方释义》等。

我学医时，有两种学法：一是从源到流，即由《素闻》、《难经》、《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而后《千金》、《外台》，金元四家，明清各家，以及叶、薛、吴、王温热诸书；一是从流到源。我是接受学校规定的从源到流的途径学习的。

独立思考

我初进学校，老师即说：本校是从源到流授课的。《韩诗外传》说：「源清流清」。唐·魏征《谏太宗十思疏》云：「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源不深而欲求流之远，不可得也。」从源到流，很好，这就医学来说，当然即从《素问》、《难经》开始了。但《素问黟、《难经》，也是采取群说的综合著作，如《素问·宣明五气篇》既有「肝藏魂、肺藏魄」之说，「调经论」又有「肺藏气，肝藏血」之语。《难经·六十九难》既有「虚者补其母之盲，「七十五难」又有「母能令子虚。之辞。且《素问)、、《难经》作者，又各有其师承的不同论点。如《素问·宣明五气篇》说「脾脉代」，而《难经·四准》则说「脾脉在中」}《素问·平人气象论》说「厌厌聂聂，如落榆荚日肺平」，而《难经·十五难》为「肝平」；《素问·平人气象论》说「如鸡举足日脾病」，而《难经·十五难》为「心病」。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对此，应视为异苔同岑、异曲同工来理解。「肝藏魂，肺藏魄」，是以神志言；「肺藏气，肝藏血」，是以气血言。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所以，《灵枢经·本神弹即说；「肝藏血，血台魂，肺藏气，气舍魄」的。「虚者补其母」，是以补虚言，「母能令予虚」，是以玛实言。「脾脉代」是言脉象，「脾脉在中」是言脉位，可以两通。至于「厌厌聂聂」，「如鸡举足」，这些俱是形容语，肺平也好，肝平也好，牌病也好，心病也好，不必在形容语上钻牛角尖。

《素问》是部远年著作，累次传写，错字很多，几乎每篇有之，这确实需要解决。如《素问平人气象论》说：「少阳脉至，乍疏乍数，乍短乍长」。而就在本篇上文则说「乍疏乍数日死」。那么，乍疏乍数是平脉还是死脉呢?考《难经·七难》说：「少阳之至，乍小乍大，乍短乍长。」这就很明显，《素问·平人气象论》上文乍疏乍数是准确的；下文的乍疏乍数，是乍小乍大的错筒了。又《素问·五藏生成篇》说：「诸筋者，皆属于节。」而《太素》卷十七则说：「诸筋者，皆属于肝。」依《素问》下文诸血者皆属于心，诸气者，皆属于肺例之，这又很容易得出「节」是「肝」字之误。而注家随文强解，难以为训。这都应独立思考，自己提出问题，自己解决问题。

融会贯通

(《伤寒论》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字数不多。我认为最好全部或大部背熟，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除熟能生巧外，还应过文字关，如必、不、反、当、虽、者等字，也要留神注意。「必」乃「必然」、「一定」的意思，如必恶寒(3条)(条序依《伤寒论讲义》，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一九矗四年版，下同)，必喘(76条)，必吐下不止(77条)，必恍惚心乱(90条)。「不」乃「勿」的意思，如不呕不渴(61条)，不恶寒(70条)，不大便而呕(233条)，不属阳明也(383条)。「反」乃「不该」的意思，如反与桂枝汤欲攻其表(29条)，反一．三下之(106条)，反以冷水嗅之若灌之(145条)，反发热(30条)。「当」乃「该当」的意思，如当懈之熏之(48条)，当救其里(94条)，当以汤下之(108条)，当先解其外(109条)。「虽」乃「纵然」、「即使」的意思，如虽有阳明证(209条)，虽硬不可攻之(235条)，虽能食(253条)，虽脉浮数者(25g条)。「者」乃别事词，如脉阴阳俱紧者(3条)，汗出恶风者(38条)，病人旧微塘者(83条)，噫气不除者(166条)。一条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者字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证的鉴别的意思，如桂枝二麻黄一汤(25条)，是治汗出未彻，与上文汗犬出，一正一反对比鉴别。一是服桂枝汤汗出太过，一是服桂枝汤汗出不及。汗出太过，故日脉洪火；汗出未彻，故日日再发。脉洪大，是表明汗出太过所引起，日再发，是说明汗出未彻所形成。故一日与桂枝汤，一日宜桂枝二麻黄一汤。用两个者字，是表明服桂枝汤后所产生汗出太过和汗出未彻的两个症状。葛根黄芩黄连汤(34条)，是治下后利遂不止、邪已入里的方法，不是治下后利邈不止而表邪末解的方法。故一曰脉促，明其未离太阳；一日喘而汗出，证其邪已入里。是以一日表未解也，一日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

表未解也，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两句，是对比章法。

表未解也，是脉促者之断语；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是喘而汗出之方治。这与前桂枝二麻黄一汤同一章法。就是说：脉促者，言脓不言证，是言脉胲证；喘而汗出，言证不言脉，是言证赅脉；表未解也，言位不言方，是言位赅方；葛根黄芩黄连汤，言方不言位，是言方赅位的意思。故与桂枝二麻黄一汤同用两个者字，此是《伤寒论》惯用的方法，亦是古文家常用的章法，只要翻看《伤寒论》前后用及者字的原文一看就清楚的。

此外还有药品的去加，是关及药品的适应不适应，也应密切注意。如胸满去芍药(22条)，渴去半夏(98条)，胁下痞硬去大枣(98条)，小便利去茯苓(316条)，项背强几几加葛根(14条)，喘加厚朴杏子(19条)，渴加瓜蒌根(g8条)，呕加半夏生姜(177条)等。这样将前后上下同类文字对照一下(如23条中就有必、不、反、者四字)，就比较容易理解。因很多条文具有互相联系、相互阐发的意义。如血自下，下者愈(109条)，是宜桃核承气汤下的倒装句。时时恶风(173条)背微恶寒者(174条)，不是表未解，故下文(175条)说无表证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不言脉者，前(26条)已说过，此就可似以证赅脉了。

综合归纳

《金匮要略》二十五篇，一篇一病的有之，一篇二病三病的亦有之。我认为一篇一病，是有独特性的，如奔豚气和其它病很不一样。一篇二病三病，是具有联系性的，如腹满寒疝宿食，都有腹满痛。又趺蹶能前不能却，手指臂肿动，转筋上下行，阴狐疝气时时上下，蜕虫发作有时，其病证表现，一是能前不能后，一是常肿动，一是上下行，一是时时上下，一是发作有时，都有其相对性，所以合为一篇。再是其文与《伤寒论》重复很多，诚如《伤寒论翼·阳明病解》所谓：。见此病、便与此方。」《医学源流论·治病不必分经络脏腑论》所谓「参耆之类，无所不补，通气者无气不通」，也是有其一定道理的。

各篇病证，如「痰饮咳嗽病脉证治」列有痰饮、溢饮、悬饮、支饮、留饮、伏饮多种名称，前后说法略有出入，可以用综合归纳的方法来认识。如上及于目、下至于肠的，为痰饮之所及，咳引胁下痛的，为悬饮之象征，流行遍体四肢的，是溢饮之见汪}上及头目眩冒，证见胸膈支满不得卧的，则为支饮之现象，胸胁及背下至四肢历节痛的，为留饮之病况，平素喘咳，发则影响腰背身目的，为伏饮之症候。其主要区别，素盛今瘐，为痰饮之特点；痛限胁下，为悬饮所独有；身体痛重，属溢饮之范畴；短气不得卧，其形如肿，为支饮之大要}背冷如掌大，为留饮之确证』发则身鹅泣出，为伏饮之真相。这就比较容易辨认，推之其它病证，也可因此隅反之。

病证分析

我对于病证的理解，认为病是证的总称，证是病的表现，赦病包括证的大部表现在内，证则总是在病的范围内出现。但病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如同一太阳病，而有中风、伤寒、温病、热病、湿病的名称。如《伤寒论》说：「太阳中风，啬啬恶寒，浙淅恶风，翕翕发热。」(12条)「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名日伤寒。」(3条)「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6条)《金匮要略·痉湿喝病脉证治篇》说：「太阳中风者，喝是也，汗出恶寒，身热而渴。」湿家之为病，一身尽痛，发热，身色如熏黄也。」可见，所谓中风、伤寒、温病、热病、湿病，都有发热，这就要从其同异之间区另l了。如恶寒、中风、伤寒可见，热病也可见，湿家可能也见，惟温病则不恶寒。但中风的恶寒发热，伴有汗出，伤寒的恶寒发热，伴有无秆而喘}热病的恶寒发热，是汗出口渴；湿病的恶寒发热，是一身尽痛，或身色如熏黄。温病热病都渴，但热病是伴有身寒，温病是身不寒，还是可以区分一的。

又寒热虚实诸病，有但寒不热、但热不寒的；有表寒里热、表热里寒的有上寒下热、上热下寒的}有先寒后热、』先热后寒的；有寒多热少、热多寒少』的；有寒轻热重、热轻寒重的；有热寒往来、作止无．常的；有真寒假热、真热假寒的。都要作出适当分析。虚实也是这样，有形似虚而实实，形似实而实虚，所谓「大实如赢状，至虚有盛候。」即以真寒假热倒之，脉洪大是热，假热也有脉洪大，口渴是热，假热也有口渴。要在洪大中辨其有力是真，无力是假；无力中有时有力是真，有力中有时无力是假。口渴辨其饮多喜冷是真，饮多恶冷是假；喜热不多是假，喜冷不多也是假。

咳为肺病，一般病不及肺，是不会咳嗽的。故《素问·宣明五气篇》说「肺为咳」。如咳而无其它症状的，当然就是肺所为病；假如咳而胁痛，胁为肝位，即为肺病及肝，咳丽腰痛，腰为肾府，即为肺病及肾。反之，先胁痛而后咳的，为肝病传肺；先腰痛而后咳的，为肾病传肺。又肺病咳喘，肾病亦有喘咳。但先咳后喘，为肺病及肾，先喘后咳，为肾病及肺。

吐血与唾血有剐。唾血是唾中伴血属肺肾。吐_姐势如潮涌，胸满脉实的为热积肺胃；血色紫而面青脉．弦的为郁怒伤肝；血鲜而浓，喘咳烦热的为阴虚热扰；血鲜而淡，或如血丝，心烦准寐的为劳神伤心；血浊倦怠的为劳倦伤脾；血紫伴块，胸胁刺痛的为积瘀伤络；血淡无光，脉弱无力的为气虚失摄。

不寐病候，有所谓心肾不交的，一般伴有烦躁不安感。但烦不躁的，是心不下交于肾；但躁不烦的，是肾不上交于心。无烦躁感的，不属于心肾不交。

黄疸病候，大都是目黄、肤黄、尿黄、爪甲黄，同时或先后出现。单独目黄或肤黄及尿黄，不一定是黄疸}爪甲黄，是黄胆的独特症状。

胀满水肿，有先后轻重之别。胀比满为重，满比胀较轻，满是胀的初起，胀是满的加重；肿是胀的发展，胀满是肿的先河。

鼓胀非但与腹胀有别，即与其它胀病，也不一样。故如但胀不满，或但满不胀，即是胀病满病，不是鼓胀；既胀且满，亦是胀满病，不是鼓胀；胀满且_腹筋起的，乃是鼓胀病。

同病异治

《素问·异法方宜论》说：「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地势使然也……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异，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体也。」这是说，地有东西南北之殊，气有寒热温凉之异，人有老少强弱之分，生活环境不同，病邪感受当然刁：是一样，调治方法也宜有所区别，此即一般所谓因人、因时、因地三因说法，也就是所谓杂合以治，各得其宜的方法，是有其一定启示作用的。记得有一次一位老师问我；《素问·异法方宜论》一病而治各不同，是问同病异治的方法，而所答都是异病异治的方法，该如何理解?我说；以前在课堂讲授时是这样说的，此是古人「以宾形主，借宾定主」常用的章法。本篇首尾两段是主文，中间五小段是宾位。所以，但从文字的表面痈疡治宜砭石，挛痹治宜微针讲，是象异病异治。如由从字、来字、杂合字寻求，岂不是可以说。痈疡在砭石外，可以毒药，挛痹在微针外，可以灸燕及导引按牖多种方法。不然的话，从讲什么，来讲什么呢?从与来，即是为下文杂合而讲的，否则无所谓杂、无所谓合了。所以有些内科病累治不效，。而易以针灸，则很快显效，』就是这个道理。《素问》中类似此等文章，不是就此一篇。如「平人气象论」论平脉的文字少于病脉死脉，「刺志论」论虚实文字多于针刺等，同是这样的笔法。《金匮要略》百合病发汗吐下后与未经发汗吐下各异其治，亦是过个意思。再如「妇人妊娠病脉证并治」说：「妇人……假令腹中痛为胞阻，胶艾汤主之。「『妇人怀娠、腹中疗痛，当归芍药散主之。叫妇人杂病脉证治篇」说：「妇人腹中痛，小建中汤主之。●忆一九四一年，沈友三夫人妊娠腹中痛，调气和血，多方无效。枷投当归芍药散，痛不解,继以小建中汤，痛如故,后以胶艾汤，应手而愈。于此知妇人妊娠，腹中绞痛，或一般性的腹中痛，则宜当归芍药散或小建中汤，非胶艾汤可得而愈。如妇人妊娠腹中痛，为胞阻的，则宜胶艾汤主之，亦非当归芍药散或小建中汤所可得而愈的。古人成方，有其传统累验，是要学习再学习的。

异稿同治

异病同治之说，《伤寒论》有之，《金匮要略》亦有之。如《伤寒论》说：「病人藏无他病，时发热自汗出而不愈者，此卫气不和也，先其时发汗则愈，宜桂枝汤。」(54条)叉说；「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当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汤小和之。」(386条)两条病证不同，而前则日；此卫气不和也}后则日：当消息和解其外。外即卫也，是同为卫气不和则一，故可同用桂枝汤和卫。此即所谓异途同归，二而一者也。再如《金硅要略》虚劳腰痛，痰饮短气，小便不利，消渴小便反多，以及转胞不得屎。不问小便剎与不利，或反多及不得尿，而其病因由于肾气不力、失约失化则一，亦同用肾气丸主之。《易系辞》说：「引而伸之，触类丽长之，则天下之能事毕矣。」忆曾治一女经闭，是为气血虚闭，采用十全太补汤，三剂而经潮。后治一女经水漏下，淋漓不断，是为气衄虚而失摄，证虽不同，虚则一也，亦以十全大补汤而愈。又治一女尿血，仿吐血衄血属热用泻心汤法，认为此女尿血亦属热伤，亦用泻心汤，很快得效。再治一臂痛，难以屈伸抬举，药后效果不显。我想《伤寒论》项背强几儿，《金匮要略》口噤不得语，都是用葛根汤，困为都是属于经输不利，葛根为治经输不利药。这个病人，臂难屈伸抬举，亦是经输不利，即于原方中重加葛根投之，果然效如影响。后来叉引伸到「时发热自汗出而不愈者」，「先其时发汗则愈」，在这两个「时」字、「愈」字上动脑筋，凡遇胃痛腹痛等属于有时间性的病证，亦告知其先时服药，同样效果很好。于此知《伤寒论》真是一部经验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好书。

通常达变

病有寒热虚实，药有补泻凉温。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虚者补之，实者泻之，劳者温之，逸者行之，内者内治，外者外治，此大法也。但人事万有不齐，所谓寒热虚实，又很少单纯出现，而有合并为病，错综复杂情况的。就是虚而宜补，也有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的不同，实而宜泻，复有攻表墩里、酸气破血、导痰涤饮、消坚逐水的各异。以药品言；人参、黄芪之补，一不等于阿胶、地黄之补；大黄、芒硝之泻，不等于甘遂、大戟之泻,附子、细辛之热，不等于干姜、肉桂之热；黄连、栀子之寒，不等于石膏、知母之寒。抑且人有老少强弱不同，生活条件悬殊，养尊处优之徒，不等于栉风洙雨之人，其间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不能干篇一律。故医必博采众方，灵活变通，而后可以左右逢源，各得其宜。还有一些病人，并非不治之症，不过比较略为复杂，往往跑遍各大医院，经过很多医者看过，寒热补泻，统通用过，就是病不能解。这类病人，为数不少，医者经常可以碰到。有一次，我碰到一个病人。处方刚完，病者即说：这些药品过去吃过。意思是说，不能治愈其病的。对这等病人，不做说服工作，就是方药对症，也是无有多大作用的。因之就说。医者处方是依据病的情况而定。这些药品，我也知道你是大部或全部吃过，同时也知道你是有这种看法的。但你只看到相同的一面，未有看到不同的一面，所以你的病证，迄今未有看好。现在我可这样说。某几种药你在某一方内吃过的；某几种药，又在同一方内，我可知你未有吃过。即使曾经吃过，药量一定不是一样的，如果一样，那就不是医师处方，而是医书的印抄方了。要之，此中同中之异，是同门异户，毫厘千里，这是方药的关键所在，也是方药有效无效的区别所在。此类例子很多，如《伤寒论》的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和桂枝附子汤、与桂枝麻黄各半汤和桂枝二麻黄一汤，就是因药同而份量不同，而治各异宜的。所以医者治病，当然要有责任心，而病人亦当具有信仰心。《素问·汤液醪醴论》说「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素问·移精变气论》说：「标本已得，邪气乃服。」就是这个道理。

以上肤浅体会，揭开天窗说亮话：「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各人看法不同，大家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更好地为四化建设出力。

(吴莲芳吴承玉整理)

精研潭思老而弥笃

上海中医学院教授张伯臾

【作者简介】张伯臾(1901～)，上海川沙县人。一九二三年毕业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后又在丁甘仁先生门下学习一年，深受教益。一九二四年返乡行医，一九三七年又在沪悬壶。一九五六年应聘到上海第十一人民医院(后改为上海中医学院附属曙光医院)，从事中医内科和教学工作。中医临床前后凡六十年，长于内科杂病，辨证细致，分析精当，疗效卓著，深得病家信仰。撰有《张伯臾医案》，《中医中药治疗急性心肌梗塞的经验》等。

我幼年在农村中度过。当时农村哀鸿遍野，疫病流行，农民染病之后，常无力求医，倒毙者不可胜数。这对我童年的心灵触动很大。

记得当时孟河名医丁甘仁先生在上海创办了中医专门学校，名噪大江南北，它是许多有志于岐黄之术青年的响往之所，我也是其中一个。经过努力，终于在十八岁那年考入了该校，成为该校第三届学生中的一员。

入学后，同窗学友多有聪慧敏捷者，而我自知性较钝缓，故加倍努力，以勤补拙，终于获得较为优异的成绩，于一九二三年毕业。旋又师事丁甘仁先生，得蒙深造，获益良多。一年后，返乡梓行医。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抗日战争爆发，兵燹延及浦东，全家移居市区，设门诊所于当时的「中医疗养院」。解放后，应聘到上海第十一人民医院(后改为上海中医学院附属曙光医院)，从事中医内科临床及教学工作。十年内乱期间，虽身遭迫害，犹潜心医业。粉碎「四人帮」后，我虽已年届耄耋，但党和人民仍然绐了我「中医教授」及「上海市科学大会先进个人」的光荣称号，这对我来说是且感且愧的。在有生之年中，除了加倍努力，做好工作，以报答党和人民的恩情之外，其余一切皆无所萦怀。下面就自己在学习过程中的点滴体会，简要陈述于下，或与年青一代有所裨益。

治学尚实不拘门户

中医治学之道，以《内经》、《伤寒杂病论》为基础，但同时叉必须撷采众长，这样才能增进学识，提高医术。然而，中医书籍中有不少门户之见，故阅读医书，不能盲从，不能不加思索地兼收并蓄，重要的在于认真地进行临床验证，方能学得真谛。例如，徐灵胎弹注的《临}正指南医案》，是我一生爱凄的书。叶、徐两家均是一代名医，但在学术见解上，常有相佐之处。如《临汪指南医案》的吐血门中，叶氏常用麦冬、五昧子、玉竹、沙参等品。徐灵胎持不同意见，认为：「吐血咳嗽乃肺家痰火盘踞之病，岂宜峻补」；「今吐血之嗽，火邪入肺，痰凝血涌，惟恐其不散不降，乃反欲其痰火收住肺中，不放一毫出路，是何法吐王!」对此两说，在我始学之时，确有莫衷一是之感。为释疑团，我在临床中留心十余年，始有所悟，遂作批语如下：「徐叶两家之言，似乎背道，实乃相辅而不悖。吐血咳嗽而痰火恋肺者，麦冬、五味之属，当在禁用之列，以免助纣。然临证中，所遇肺阴已伤，舌红绛，脉细数而咳嵌吐血者不少。以阴虚为重，沙参、麦冬、玉竹等药，均属对症佳品，岂能废用?徒持苦寒，反伤胃气，非其治也。故徐、叶之说，未可偏废，须相机而用，取效临床。仲景有麦门冬汤，麦冬半夏同伍，补阴而不窒腻，遣方之妙，诚可取法。」可见，大凡治学，不能轻率随和一家之言，总应潜心研讨，方能融为已见。

贯通「寒」「温」论治热病

一九二四年，我回乡行医。当时，乡问农民生活极为贫困，积劳成疾，故病多危重，尤多热病重症，如霍乱吐泻，高热痉厥逆等等，病情凶险复杂，倏忽多变。面对耩手之症，我在钻研叶天士《温热论》、吴鞠通《温病条辨》的基础上，又勤读雷少逸《时病论劳、吴叉可《温疫论》、戴天章《广温疫论》等医籍，掌握了一般温病与时行疫毒的治疗差异，啉会到但持桑菊、银翘辈轻清之剂，常无显效，而投以治疗秽浊戾气的方药，使疗效有了提高。然而，我又深感温病诸书，虽对保津开窍之法颇多发挥，但对厥逆之变的辨治，尚有不足之处。如当时霍乱流行，病死者甚多，其症见卒然暴吐泻，手足蹶冷，汗出，大渴引饮，得饮即吐。一般医家从温病之法，投甘寒或苦寒清热之剂，活人者鲜。而我据仲景所论，投白通加猪胆汁汤，获效者不少。从中得到启发，必须进一步深研《伤寒论》，以补温病之不足，并借鉴《伤寒指掌》一书，探索融会六经及卫气营血辨证，以为救治热病重证的方法。古人说，对待伤寒与温病，须纵横看，我觉得此语甚妙。纵横交织，本一体也。无可否认，就两者方药论，各有偏重专长，只有融会贯通，方能左右逢源于临床。

例如：方××，男，25岁，某院会诊病例。病者原总有肾病综合征，住××医院内科病房，使用西药塞嘴派。在第十七次治疗后，白细胞突然下降至200／立方毫米，并伴高热，体温40．5。c，两次血培养均有金黄色葡萄球菌生长，西医诊断为败血症，继发性再生障碍性贫血，立即停用塞瞄派，并用多种抗菌素静脉滴注及肌肉注射五天，高热不退，证情凶险。一九八0年十月二十五日我应邀往诊，证见高热六天不退，入夜口渴，便秘，两下肢红斑(出血点)，苔黄腻柑厚中裂而干，脉象虚细而数。我分析，病系正气大亏，客邪乘虚而入，邪热亢盛，炽于气分，灼伤阴津，且见入营之势。治应扶持正气，清化邪热，投人参白虎汤，参以凉血救治之。方用生晒参、铁皮石斛益气保津，石膏、知母、银花、连翘清热透泄，赤芍、丹皮、旱莲、泽兰取其凉血散血之意，以杜传变。全方「清」、「透」、「养」三法同用，服药二剂，高热得平，白细胞上升至4900／立方毫米。病房医师以此方为清热妙剂，敞又嘱患者续服原方三剂。至十月三十日再邀会诊，病者出现嗜睡懒言，面色萎黄，汗出较多，口渴聃痛，苔根腻，舌淡红中裂，脉细数，重按无力等症。我考虑此由邪伤气阴，又过服寒凉清热之剂，以致阳气伤损，有虚阳外越之兆，邪热虽化未彻，而有内传少明之虞。故治疗重在扶养正气，佐彻余邪。方中重用吉林白参、黄芪、当归补气血以托邪，牡蛎、白芍和营卫以歙汗，柴胡、银花、连翘以透余邪，佐入麦冬清热养阴。服四剂后，热病告愈，二周后复查，二次血培养未见细菌生长。

本案治疗，我先宗温病，后法伤寒，不拘一格，努力做到立法用药，知微杜渐，防变于未然，这样才掌握了主动权。

谙熟医理治贵达变

我自农村副市区行医后，临诊时内、妇杂病渐渐增多，间遇达官大贾，治病遣方须小心谨慎。在诊病之余，我深入研读东垣、丹溪、景岳等名家医论及联名医类案》、《柳选四家医案》、《临证指南医案》，并常置《类证治裁》于案头，随时翻阅。且到沪以后，也常有机会与老同学程门雪、秦伯未等互相切磋。经过二十余年的学验结合，视野遂广，意境渐上。一九五六年我参加曙光医院工作，病种接触面更为广泛，并担任了高等中医教育的内科临床教学任务，从而迫使我把所掌握的中医理论系统化，条理化。然而，我总感到自己的经验比较局限，临床疾病又千变万化，不胜尽治，因思古人「天下无不可治之疾，有不可治之医」的告诫，认识到关键是在医者必须熟读经典，旁通诸家，又善守常达变，付诸临床。这正是医道的至要所在。例如樊××，女，46岁o1974年9月21月初诊：患者由车撞致脑外伤昏迷，经某医院治疗二十四天，仍神志昏迷。右手有无意识动作，左手及两下肢不能活动，脉弦数，舌苔干喊。头脑受伤，血瘀阻络，拟醒脑活血通络，投通窍活|汤原方加菖蒲、郁金、至宝丹。

二诊；神志时清时昧，头痛烦躁狂叫，日夜不休，便秘腹痛，舌苔转淡黄腻，脉弦小数。骤受撞伤，瘀热凝阻，有如《伤寒论》蓄血如狂之症，与阳明热盛发狂不同，拟抵当汤加味，化瘀清神。方用水蛭、虻虫各9克，桃仁12克，当归18克，山栀15克，红花9克，生川军6克(后入)，鲜石首蒲16克，郁金、茯苓各9克。

三诊：前投抵当重剂加味，服至第四剂时，左手及两下肢已能活动}故七剂后叉服十剂，烦躁狂叫大为减轻，神识渐清，但不能言语，昨日便软三次，腹痛已止，舌苔黄腻，脉弦小。脉络血瘀渐化，惟痰湿热尚阻中焦，再拟活血和中而化湿热。黄连温胆汤合通窍活血汤(去麝香)加菖蒲、蔻仁。

此后，烦躁惊叫除，神志渐清，但时有幻觉，据证予活血清神、和中舒胃以及调补气阴，佐吼清化之剂治疗，症除病愈。先后共调治五十余天。

《伤寒论》蓄血膀胱是指太阳府证，瘀热在里，可见「如狂」一证。而与本例发狂，虽病变部位不一，然病机雷同，皆瘀热犯于神明所致。且抵当汤方用水蛭、虻虫，峻猛破瘀逐血，又合桃仁、大黄破血荡热，导瘀下行，颇合本病治则，故我广其意而用于本饲治疗，收列了满意的疗效。

又如，《伤寒论》中的桂枝汤，其适应症何尝仅止于太阳病中风证。按其组方，当有和营温经，振奋脾胃，缓急止痛诸作用。因此，我把它广泛地应用于慢性泄泻、慢性胰腺炎、胃痛、虚劳以及神衰等属虚寒证者，效果息好，这是桂枝汤的达变于临床。

由上而知，学习《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原著，须重视其辨证之细致、用药之精当，从中寻绎其旨意，再据「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精神，于临床中灵活应用。当然，在对待其它医家著作上，也同样如此。

不囿成说抒发己见

我常对学生说：「精通医学以熟诲医理为首务。但是，欲求发展，又不可因循沿袭，为成说所囿，不敢越雷池一步。须结合临床，深入体察，勤于思考，善于总结，以得真知，抒发己见。」近三十年来，我也是这样要求自己，以求得学术上的进步的。

如对肝脏阴阳的认识，古人谓肝脏体阴而用阳，肝阴肝血其体可虚，而肝气肝阳其用总属太过。在数十年临诊过程中，我常思索这一问题：五脏皆有阴阳，均可见有阴阳之虚，何惟独肝气肝阳之无虚?f此说片面可知。纵然，吴澄、唐容川等医家曾提及肝气虚、肝阳虚，但乏于阐述，未能付诸临床。其实，l瞄床中肝气虚、肝阳虚何尝少见，在肝炎、肝硬化病例中尤属多见，其症如胁肋隐痛，或胀痛绵绵，劳累则增剧，神疲乏力，腹胀纳果，面色灰滞萎黄，悒悒不乐，其或艮寒肢冷，舌多淡红胖，苔自或腻，脉虚细弦或沉细无力，并常与脾气弱、脾阳虚同见，治疗当以益气温阳、补肝建脾为原则，用参、苠、附于、白朮、茯苓、细辛、白芍、枣仁、乌梅、木瓜之类。对此类病人，如执持成说，反用疏肝泄肝，投以大量理气活血之品，必致戕伐太过，更虚其虚。兹举我用附子、白朮合桂枝汤温振肝脾阳气治疗早期肝硬化的案例如下：

王××，女，49岁。

1974年儿月5口初诊：患者罹早期肝硬化，近年来肝区胀痛，神倦纳果，面色灰黄，月经二月术转，畏寒肢冷，盗汗，脉沉细无力，苔白滑。肝气虚，脾阳弱，气血不足。拟温阳而补气血，猷观动静：

熟附子、炒白芍各g克，鸡咀藤15克，白朮9克，炙甘草、青陈皮各4．5克，桂枝6克，当归12克。

二诊：肝区胀痛得减，畏寒肢冷依然，经停已转，寐则多汗，面色萎黄，神疲纳增，脉细、苔白润。方药合度，仍守前法，以冀进步。

前方去青陈皮，加红花6克、炙鳖甲18克。

服上方后，症情又见好转，再守方参入枣仁、牡蛎、党参、川芎等药，连服二月，肝区胀痛得除，形寒肢冷转温，面有华色，艰寐盗汗亦瘥。蛋白电泳的r球蛋白从12．5％上升至15．5％，血沉降率从35～65毫米／小时下降至正常范围，并恢复工作。随访年余，证情稳定，未见反复。

又如急性心肌梗塞，很多学者认为属中医「真心痛」的范畴。据临床体验，对照《金匮》及有关医着的记载，我认为本病不仅属于「真心痛』，还应属于「胸痹」范畴。大致可作如下划分：右胸疼痛剧烈，或者手足青至节，并在二十四小时内死亡的，为「真心痛」，痛虽剧烈，但不迅速死亡的为「胸痹」。《金匮》论「胸痹」日；「阳微阴弦」，乃指心胸阳虚，阴寒痰饮乘于阳位所致，故治疗也局限于补阳益气、通阳散结、豁痰化饮之剂。近十多年来，据我临床所见，《金匮》所论与实际不尽相台。就本病病机而言，本虚标实确是心肌梗塞的特点所在。但本虚非徒阳虚，尚可见气虚、阴虚、阴阳两虚，甚或阳微阴竭，心阳外越等；标实也非仅痰饮为患，尚有气滞、血瘀致害，。又有兼寒兼热之不同。同时，标本之间多相互影响，未可执一而言。因此，在治疗上也不能拘泥于《金匮》，应随证遣方，灵活掌握。我根据本病发生发展的规律，总结了三个治疗要点；一是处理好「补」和「通」的关系，掌握好「祛实通脉不伤正，扶正补虚不碍邪」的原则；二是防脱防厥，要细致观察患者在神、气息、汗、疼痛、四末及素体温度、舌苔、脉象等方面的变化，随时警惕厥脱的发生，用药也宜于厥脱之先，三是关于通便问题。本墒患者常见便秘一证，由大便不畅引起心跳骤停而死亡者并不少见，故及时而恰当地通便，为治疗心肌梗塞的重要方法。立法用药时应分清阳结阴结，采取「先通使去实，然后扶正补虚』或「补虚为主，辅以通便」等法，以助正气的恢复(详见《上海中医杂志》一九八一年第十期)。

类似上述的例子，在临床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我觉得，面对临床实际，敢于提出新说，以发展祖国医学，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杂症施治遥溯《千金》

在我年轻的时候，曾读《千金要方》，难解其意，视为「偏书」。解放初期我曾见方行维老先生治病用药甚为夹杂，每每认为是无师传授的结果。近二十余年来，我所遇疑难杂症，与日俱增，投以平时熟用之法，取效者不多，常百思不解。在这种情况下，遂再次攻读《千金要方》。随着阅历的加深，读起来就别有一番感受。我感到该书医学理论纵然不多，而方症记录朴实可信，其表里、寒热、补泻，升降、通涩等药常融冶在一方之中，可谓用心良苦，奥理蕴在其中。所谓疑难杂症者，大多症情错杂，非一法一方所能应对，当须详细辨证，切中病机所在，方能奏效，而不能被某些狭隘的理论所束缚，更不能受流派所承的学验所限制，必须扩展视野，进一步研究《千金》组方之杂，观察其临床之验，我想这是探索治疗疑难杂症的重要途径之一。例如：

姚××，女，75岁。

1975年11月15日初诊：素有痰饮，近加外感，咳嗽气急口渴，自觉内热，高年心气不足，四末欠温，水湿赫留于下，二足浮肿，脉小数促，苔薄白腻。正虚邪实，寒热夹杂。拟标本兼治，益心肾而清化痰热：、净麻黄4．5克，杏仁g克，生石膏24克，泽泻18克，炙甘草3克，党参、熟附片各9克，开金锁(另蒸冲服)、鱼腥革各30克，防己12克。

二诊；咳嗽减轻，气急渐平，咯痰亦少，胸闷不痛，心悸且慌，四肢渐温，脉细数促不匀，舌质暗。

太阴痰热日见清化，心肾亏损亦得好转，再拟养心活血佐以化湿肃肺：

熟附片15克，党参12克，炙甘草6克，泽泻，当归各15克，麦冬9克，炒川连2．4克，丹参15克，红花6克，防己12克。

本例素体肺气虚，痰饮内停，久而及于心肾，，复又感受外邪，引动宿疾，遂致咳喘脉促，饮溢经络。患者又有口渴、内热、四肢欠温等症，寒热错杂之象，必探其本而标本兼治之。未可一味治标，故以麻杏石甘汤合参附汤，寒热并用，扶正祛邪，仅服七剂,证情大减，继以温阳养心肃肺活血之剂而收功。此乃宗《千金方》寒热补泻相兼组方之意，结合具体病症加以运用，从而使本例重病得到缓解，如：

时×，男，52岁。．

1973年2月28日初诊；患者于解放战争时期有脑震荡史。从一九六0年起常有嗜睡或不眠之象，证情逐年加重。近四、五年来，嗜睡与不眠交替而作，眠则三、四十天日夜不醒，饮食须由家属呼而喂之，边食边睡，二便亦须有人照顾，有时则自遗；醒则十数天日夜不眠，烦躁喜动，头晕且胀。平时腰酸怕冷，手足逆冷，面色晦暗。得病之后，曾赴各地迭治不效，遂来沪诊治。刻下，神倦呆钝，边诊边睡，家属诉纳食尚可，口干，便艰解燥屎，苔白腻，舌边紫暗，脉沉细濡。多年顽疾，寒热虚实错综复杂，恐难骤效。书云「怪病属痰」。痰浊蒙蔽心窍，神志被困。姑先拟清心涤痰镇静宁神法，以观动静；

炒川连18克，茯苓12克，橘红4．5克，制南星、郁金、石菖蒲各9克，磁石30克(先煎)，当归、勾藤各12克，白金丸4．5克(吞)，淮小麦30克，礞石滚痰丸9克(包煎)。

二诊：神倦嗜睡之象略见好转，便艰亦顺，然手足依然逆冷，而色晦暗，脉舌如前。筹思推敲，审证求因。恐由肾阳不振，阴箍弥漫，痰热内阻，瘀凝气结所致。治当标奉兼顾，故投温振肾阳，清化捩热、理气化瘀之剂

熟附子、桂枝各9克，炒茅术，茯苓各12克，制南星0克，制半夏12克，石莴蒲15克，陈皮6克，当归、桃仁各12克，川芎6克，全鹿丸9克(吞)，礞石滚痰丸12克(包煎)。

三诊：投温肾通阳化痰祛瘀之剂后，颇见应手，服药两天即自行起床，无烦躁狂乱诸症，且感神情爽朗，四肢转温，苔白腻减而转澜，舌暗转淡红，边紫，脉沉弦小。肾阳不振有恢复之机，痰热血瘀虽化末净。前方既效，毋庸更张，壮肾阳以治本，化痰瘀以治标，故前方去茅术、桃仁、川芎，加红花9克。

服药后症状消失，体力日见好转，前方略为出入，续服三十余剂，得以痊愈。

患者罹病多年，迭经各地中西医诊治，诊断尚不明确，有日「阀随病变」，有日「突发性睡眠症」等等。治疗或用养心安神镇潜之品，或予镇静药、兴奋药交替使用，皆不效，症情日益加剧。我于是症，则抓住嗜睡一症加以辨证，投温补、清化、祛瘀之剂，标本兼顾，攻补寒热同用，使肾阳得温补而浙振，痰热得泄化而渐清，多年痼疾终告痊愈。足见，对待疑难杂症，正如严苍山先生所云，方药不避其「杂乱」，但须杂中有法，乱中有序，这也是我得力于《千金》之处。

(严世芸张菊生整理)

学无止境学无快捷方式

山东中医学院教授，中医基础敏研室主任张珍玉

【作者筒介】张珍玉(1920～)，山东平度人。幼承家学。青年时期悬壶于青岛。一九五六年调山东中医进修学校任教，一九五八年任教于山东中医学院。医理精深，长于内科杂病的治疗，对一些中医理论和临床问题常有独到的见解。编着和主编出版的主要著作有《病机十九条》、《谈脏腑辨证》、《内经摘要》、《中医基础学》等

先诵后解由浅入深

家父业医，悬壶青岛，诊务繁忙，活人无算。我幼承家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对中医略有了解，也逐渐爱好起来。父亲也希望我承袭家技，攻读歧黄，将来置身杏林。我十六岁时，父亲便让我一面上学，一面在业余时问和哥哥一起学习中医。首先学习浅显的内容，背诵《医学三字经》、《药性赋》、《濒潮脉学》、《(汤头歌诀》替。《索问·着至教论》提出知医应做到「诵」、「解」、「别」、「明」、「彰」，父亲也要求我们从背诵入手，先装进肚子里，再慢慢消化、吸收。起初父亲不给讲解，又没有通俗版本，全凭死记硬背，非常吃力。父亲家教甚严，过一阶段就考我们，提出其中的一句，我们必须熟练地往下背诵。我和哥哥互相督促，互相问答，睡觉前背，走路时背，上厕所也背。学识渐进，背诵也渐容易了。二，年间把《医学三字经》、《药性赋》濒湖脉学》、《汤头歌诀》都背过了。阻后开始攻读王冰次注「内经》、陈修园的《金匮要略浅注》、《伤寒论浅注》，也是先背诵。虽然都有注释，也不准看。说实在的，当时看了注释也不崔，又怕耽误时间。父亲经常教导我们学习没有快捷方式，必须扎扎实实地学，打好基础，多记多背，。熟能生巧，临证时才能得心应手，举一反三。我们背过《内经》的主要内容及《金匮》、《伤寒》的全部条文以后，父亲开始给我们讲解。星期天跟父亲看病时，他常结合病情，让我们背诵有关的经文。我们看到学过的理论知识在临床实践中得到了验证，有说不出的高兴，更加激发了学习的热情，坚定了信心。

以后我们开始涉猎历代医家的名著，由于有了一定的基础，记忆和理解都快多了，背诵了不少的佳句与名篇。

博采众长开阔眼界

经过一段学习以后，钻研深进去了，遇到不少疑难问题。例如，《内经》为什么还有「阴阳剐论」、「脏腑别论」、「经脉别说」呢?别说」指什么而言的呢?父亲诊务繁忙，除了晚上以外，抽不出更多的时间给我们讲解，强烈的求知欲望驱使我走出家门，拜访名医求教。我出访了当地的一些名医，提出问题，请他们解答，倾听他们的观点，吸取他们的长处。记得当时青岛云南路有位老中医叫谢文良，北京人，颇有盛名，就诊者盈门。我问他，经云「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应当怎样理解。他说：春夏温暖，阳气旺盛，阳生阴长，生机蓬勃，万物争荣，此时应当顺应自然之势，保护生发的阳气，秋冬寒凉，阳杀阴藏，阴气当令，万物收藏，此时应保护主令之阴气。

治病要考虑节令气候，勿伐天和。这对我启发很大。

一九五二年，青岛中医进修学校成立，给我们上课的是山东大学医学院的老师。课程安排得很紧，一年的时间，从西医基础课到诊断学、传染病学等均学了一遍。当时，旧社会歧视中医的影响还很深，学习结束时，不少人想改业西医，弃旧图新。有人劝我，你现在这么年青，为什么不改行千西医呢?我说，中医还没学好吶,中西医虽理论体系不同，但殊途同归，研究的对象是共同的，都是人。二者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双方应互相学习而不能互相取代。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中医工作者若不了解西医知识，自然会碰到不少困难。通过西医学习，使我掌握了不少现代的医疗知识，对临床和教学帮助很大，为研究中医提供了知识和借鉴，也更加坚定了我从事中医事业的信心。

由虚务实加深理解

背诵原著，学习理论是重要的，是基础。但理论必须与临床实践相结合，才能加深对理论的理解，也才能变成有用的活的理论。如《伤寒论》中「胃家实」一语，开始父亲引经据典，反复讲解，但理解还是不深。以后随父见习，见一位病人头痛，家父却投以大承气汤，遂问其理。父云：「病人便秘拒按，苔黄脉洪，是阳明实证。阳明之热邪上冲，干扰清窍，所以头痛。阳明经行于前，故病人头痛部位在前。用大承气汤以泻其实邪，邪去正复，头痛自然可愈。」至此才真正悟出「胃家实」之意。，更加认识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

见习一段以后，就转入实习，在门诊看病。开始我诊过病人以后，向家父汇报病情，再说明理法方药，说对了，就让开方，否则不能开，父亲再给讲解。一次我诊断一个胃痫病人，开了柴胡疏肝汤。父亲问为什么开这个方，我说，病人饭前痛，喜按，暖气，乃胃虚肝气乘之，肝胃不和，治应疏肝和胃。父亲听后，点头称是。在处方中又加了几昧健胃的药。白天临床碰列疑难问题，晚上查书寻求理论解决，主要是看《景岳全书》，带着问题学，针对性强，理解深，记得也牢。正所谓：感觉的东西不一定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好地感觉它。

父亲开了个小诊所，我在那里一方面诊病，另一方面还要兑药，亲手加工炮制药物。通过实践，我不仅能够较熟练地辨别常用药物，而且还学会了常用药物的加工炮制，会制常用的膏丹丸散。也更加深了对药物功效的认识。例如防风和前胡，是比较难区别的，通过实践也能准确而熟练地分辨了。

经过一段见习和实习，：当着老人的面诊病问题不大了。然从父亲「把关」，过渡到自己独立看病，也还是很不容易的。我第一次独立出诊，是一个冬天。在路上我就有些打怯。病人是位经理，八十多岁，看我年轻，有几分瞧不起。我当时一紧张，乱了阵脚，未问一句病情，即忙于切脉，好久也试不出什么脉，不知所措，虽值隆冬，已作汗颜。切完脉，我才问病人哪里不好，有什么感觉。我一问，病人不仅不答，反倒问我一句：「你摸了一阵子脉，不知道什么病吗?」弄得我张口结舌。病人看我实在难堪，就说一「我给你说说病情，回去问问你父亲，看看开个什么方。」他说主要症状是：咳嗽、吐痰、胸闷、喘息，遇冷就犯病，已有几十年了。我又切了脉，脉弦滑，属痰喘咳嗽，处方二陈汤加味。回家向父亲作了汇报。父亲说，是外邪诱发痰喘咳嗽，应有解表的药物，当该用小青龙汤加减。以后在实践中不断磨炼，临证就逐渐心中有数，遇事不慌了。

有一些病只有在经过临床实践以后，对经文才有深刻的认识。《金匿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并治》云：「病者脉数，无热微烦，默默但欲卧，汗出。初得之三、四日，目赤如鸠眼……」当时，我既没见过这样的病人，又没见到过鸠眼，怎么也想象不出什么样子。以后看到斑鸠，临床上又碰到病人，才体会到仲景将病人发红的眼睛喻为鸠跟，是非常生动形象的。

对方剂也是如此，初次运用往往是以成方按圈索骥，去套病人的症状。临床时间长了，也就能灵活化裁，运用自如了。如四物汤是补血的首方、要方，。其配合是非常巧妙的。大自然有春夏秋冬，万物有生长收藏，春夏为阳，主生长，秋冬为阴，司闭藏，阴静阳动，无动则无以静，无静亦无以动，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四物汤中，川芎为春，当归为夏，二者主动，自芍属秋，熟地系冬，=者主静。动静配合，所养之血，是有生机的活血。明白这个道理，临床应用就胸中有数了。

分析对比抓住实质

不管是中药方剂，还是基础理论和临床各科，有一些内容很类似，容易记串，造成混淆，学习非常困难，我就采取分析对比的手法，抓住实质，通过鉴别、比较，从相同中找出不同，从不同中找出相同，掌握和运用就容易得多了。

学习中药，植物药的药用部分不同。功用也不同。近乎天者走于上。花叶向上生长，近乎天，质轻扬，属阳，功用主表主升；近乎地者行于下，根近乎地，质重，属阴，向下，主降主泻。这就是一般规律。但普遍中又有特殊，如诸花皆升，而旋复花独降。

就是同一味药，由于配伍不同，在不同的方剂中，作用也有所不同。如小柴胡汤、理中汤、自虎加人参汤都用人参，而其义不同：小柴胡汤中，人参扶正，使邪气不得复转入里，理中汤中人参补气健脾，振奋脾胃功能，白虎加人参汤中，人参补气生津，治津气两伤。我们现在用人参与古代又有不同，现在多用于气虚气弱的病证，而少用于气津两伤。

方剂中，仲景积术汤与东垣枫术丸，虽然都是由枳实、白朮构成，但功用不同。枳术汤治水饮停滞于胃，心下坚，大如盘，按之外坚而内虚。而枳术丸治睥胃运化无力，戗食停滞，腹胀痞满。乌梅丸的寒热并用与西心汤的寒热并用也是不同的。

呕吐是常见的症状，病机是胃失和降，气逆于上所致，内伤与外感邪气均可引起。外感中寒气、火热、湿浊等病邪都可引起本病。所以同是岖吐，其病因、治疗是不相同的。《伤寒论》中谈及呕吐者六十多条。举例说，小柴胡汤的「心烦喜呕」，是由于胆热犯胃，胃气上逆所致桂枝汤的「鼻鸣干呕」，是由于感受了风邪以后，致肺气不利，胃气上逆所致，大柴胡汤的「郁郁微烦，呕不止」，为邪在半表半里兼里气壅实；柴胡桂枝汤的「微呕」，即少阳主证喜呕之轻者}调胃承气汤的「心下温温欲吐，但欲呕」，是由于胃热郁结，黄连汤的「欲呕吐者」，是由于膈热，小青龙汤的「干呕」，是由于心下有水气，十枣汤的「千呕短气」，是由于水饮内蓄胸膈，吴莱萸汤的「食谷欲呕」，则是由于寒浊上攻。就小柴胡汤之呕来说，细分起来，又有不同类型。通过这样分析对比，对《伤寒论》所及的呕吐就比较清楚了。

在治疗方面，有时同一疾病，由于病人体质不同，或疾病的发展阶段不同，出现的症状亦不同，因而治疗也就不同，称为「同病异治」。另外，不同的疾病，由于病机相同，治疗可以采用同一法则，即「异病同治」。我们应当通过分析对比，从同中求异，从异中求同，找出规律，抓住实质，有的放矢地进行治疗。

脱发病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病症。一般认为发为血之余，为肾之外荣。血虚不能滋养，血瘀不能运行，或肾精亏虚不能生发，皆可造成脱发。治疗多活血养血或滋肾填精，往往收效。但有时碰到脱发的病人用以上两法治疗无效。经过分析对比发现，这样的病人并不出现血虚血瘀或肾虚的症状，而出现神疲少气、声音低怯、自汗怕冷、面色眺白、舌质淡、脉虚弱等肺气虚的症状。《灵枢·经脉》说：「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皮肤坚而毛发长。」肺主皮毛，肺气不足，自然也可引起脱发。所以，大补肺气，可收到很好的疗效。

我曾治疗一无汗症，病人自出生后就未出过汗，年幼时尚无特殊感觉，长大后，每当劳动或活动剧烈时就面赤发热、心慌、烦躁。某医院诊断为无汗症。一般很容易认为，肺主皮毛，应该治肺，使其发汗。但仔细分析，病人并无肺病的症状，而面赤、身热、心慌、烦躁为心阴虚的表现。汗为心之液。我从滋补心阴为治，获得满意效果。

虚心求教取长补短「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在治学方面，各有所长。我们应该取别人之长，补己之短。有了问题，不耻下问，广泛求师。「惑而不从9币，其为惑也，终不解矣。」我在教学和临床中碰到问题，就虚心句别人请教。

我对「柴胡劫肝阴」不太明白，就去问一位夏老师。他说：柴胡有疏肝的作用，用之得当，效果显著。但柴胡味苦微辛，疏肝太过，就会耗伤肝阴。他的解释对我启发很大。我发现不少方剂中柴胡往往与自芍配合应用，白芍可以防止柴胡疏散太过。不但加深了对药物功效的认识，而且进一步明确了药物的配伍意义。

气与阳的关系问题。虽然也明确助阳药不能补气，补气药也不能助阳(黄芪能升阳)；气属阳，但又不等于阳。临床上气虚和阳虚，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究竟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呢?还不很清楚。就这个问题请教老师们，指出阳是对阴而言，气是对血而言，气与血可以分属阴阳来说明它的作用。阴阳可概括全身，也可指一个组织脏腑。一般地讲，物质属阴，功能属阳。临床上所指的阳虚，多指脾肾，气虚多是属于脾肺。于是，我对这个问题有了明确的认识。

学习《内经》中，也碰到不少疑难问题。《灵枢·禁服》说：「审察卫气，为百病母。」《素问·风论》说：「风者，百病之长也。」《素问·举痛论》说：「百病皆生于气也。」一为百病之母，一为百病之长，又说「百病皆生于气」。究竟如何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怎样?引起了争论。有的同志认为，卫气为百病之母主要说明卫气与外感病的关系。张景岳说：「卫气者，阳气也，卫外而为固者也。阳气不固则卫气失常，而邪从卫入，易生疾病，故为百病母。」风为百病之长，主要说明风邪致病与其它病邪的关系及其致病的广泛性。百病皆生于气，主要说明七情劳伤及寒热之邪致病的机制，是影响了气机的正常运行。分言之，「怒则气止，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概括地说，皆由于气机紊乱而致。这三句是从不同的方面说明卫气、风、气与致病的关系，是不矛盾的。这样解释，对我很有启发。

教学相长如切如磋

一九五六年底领导调我到山东中医进修学校做教学工作。从医疗到教学，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转变。

自已既没有教学经验，叉没有教材，无从下手。党分配的任务，必须完成。就边干边学吧，我下决心一定要胜利完成任务。

没有教材就自己动手编，根据教学的目的要求，参考汪昂的《灵素类纂>》和张景岳的《类经》，分类选编了《内经摘要》作为教材，后来出版社出版了。

教学中碰到问题，就同学员一块讨论研究。例如对「天癸」的解释，《妇人良方》认为是指月经而言，这在女子尚可说通，但男子之「天癸」当指何而言?经过讨论，学员们同意我的看法：天癸不能局限地指月经，它是人体生长、发育，尤其是维持正常生殖机能必需的物质。师生共同探讨问题，教起来心里踏实，学员学起来熟悉易懂。

有时学生会提出意想不到的问题，督促你思考、学习。一次，有位同学问我：带脉起于季胁，环腰一周，起于季胁的哪一面?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一下子被问住了。以后我查阅资料，回答了那位同学，带脉起于季胁的两面，环腰一周，如柬带然。

教学中首先让学生掌握基础理论的系统性。学生学习《内经》时，不了解内在的系统性，抓不住规律，领会不深，掌握不牢。《内经》本身的系统性是很强的，篇与篇之间往往都有密切联系。例如，《素问》第一篇「上古天真论」主要是淡天真之精，第二篇「四气调神大论」主要谈调神，第三篇「生气通天论」主要谈阳气，精、气、神为人体三宝，密不可分。整体观念更是贯穿在每篇之中，就是每篇之中也有它的联贯性。如《素问·平人气象论》重点是阐述胃气，无论是呼吸的定息，虚里的论述，及四时的平、病、死脉，都是沧述胃气的重要性。理解了这一点，学起来就会执筒取繁，事半功倍。

教学中还注意到理论联系实际。学生都是高中毕业考入大学的，段有接触过中医知识，开始学习阴阳五行时，他们理解不了，觉得阴阳五行是讲迷信，如坠五里雾中，就举出浅显的临床治疗的例予，便于学生领会。《素问·金匮真言论》说：「背为阳，阳中之阳心也}背为阳，阳中之阴肺也。」心为阳中之阳，所以心有实热之邪，可以用苦寒直折肺为阳中之阴，肺有实热之邪则应慎用苦寒，以防伤阴。脑为奇恒之府，中药中并没有入脑的药物，那么，临床上怎样治疗脑的病症呢?联系到临床实际，让学生理解中医脏腑学说中，把有关脑的生理和病理多分别归属于五脏，其中以心肝肾为主。心主城神，为五脏六腑之大主，肝主藏血；肾主藏精，生髓l而通于脑。《灵枢·海论》说：「脑为髓之海。」《素问·五脏生成篇》说：「诸髓者皆属于脑。」因此，脑的病症多从心肝肾辨证论治。这样，学生对脑的认识及脑病症的治疗就具体而深刻多了。

教学中启发学生独立思考，不要迷信古人，要善于提出自己的见解，要有发展和提高中医理论的雄心壮志。祖国医学史上，凡自成一家者，一方面是由于对古典医籍的精深独到的研究，另外就是他们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具有创新的精神，提出自己独立的见解，推动了祖国医学的发展。赵养葵根据《内经》「主不明则十二官危」提出十二官之外，一定别有一主，发挥了命门学说。张子和根据《内经》「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泻为阴」的论述，认为发散即汗法，涌为吐法，泻为下法，扩大了三法的应用范围。朱丹溪根据「阳道实、阴道虚」的论点，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学说。他们都从不同的方面，对祖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史兰华整理)

从医回忆录

南京中医学院周筱斋

【作者简介】周倜生(1889～)字筱斋，江苏如东县入。家世业医，继承祖业，攻内科，兼事妇科，着重临证实践。开业六十年来，历经故乡疾病流行，经治痊愈者众，得病家赞许。迨江苏省中医医院，中医学(校)院创建之初，即承受征聘，任教迄今。

继承祖业立志学医

余家世业中医，祖籍浙江宁波府东乡慈豁县车轮桥，后迁居江苏南通州如皋县东马塘镇，至先祖父敬庵公已历三世，执行内、外科，勤妲精研，视病人如亲属，得乡人信赖，就诊者日众，业遂大旺。鉴于治疗效果有赖药良，炮制修治，悉遵法则，方显厥功，乃设「松寿堂」中药铺，鉴制精细，益最治效。嗣因先祖母、先祖父相继西逝，迭遭大故，家境萧条，至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政府时，余仅十三岁，国家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之境。家国多难，因而失学。迨至先母弃养之时，竞临贫无立锥之境。由适严氏堂姑母介绍之堂叔所设「大德生」药号，半工半读。自思惟有从医，继承祖业，庶可服务桑梓，藉为生计。乃誓志研究，常以「不经一番寒彻骨，那得梅花扑鼻香」自为勉励。从兹，日问执行药业，夜间攻读医书，每至深夜方寝。

深研细究自学求进

除在学塾读书兼读医籍外，深受重庭及先严训百，培植初基，自知肤浅，乃复习《素灵类篡》、《张氏类经》、《伤寒论》、《金匮要略》、《药性赋》、「汤头歌诀》，参阅《医方集解》、《医学心悟》、《三家医案》、《临证指南》、《名医类案》等。因医籍古文深奥，每遇疑难，穷思苦索仍难彻解时，则不耻请教于里中精于中医学而不以医为业者，求其指导，诚恳倾听，反复研磨，以期必得。每值炎暑，蚊蚋雷鸣，则秉烛危坐帐中，或起而环步室内，甚至达旦鸡鸣，攻读不辍。因而备受族叔指责，恐次日有误所负工作。如此历三易寒暑，每将日间过目之时医对危重病人所处方案，默志背临，静观效应，得见具捷效而病起者窃狂喜，有若身受。由此学有进益。遏亲友中有小疾，E『为之诊治，遇危重火病，多医会诊时，亦自动旁听，心议自己见解，静观投剎结果，一一志之，以最后结沦评其得失。把中医学着重理论联系实际的好传统贯彻到实践。二十二岁时，受聘「济生会」施医之席，设案开诊。兹后，又循当局颁布之中医师条例，取得法定中医师资格。该时，适遭反动政府拒绝把中医纳入医学教育规程的申清并钯图消灭中医之逆境，全国中医群情激愤。当时乡先辈陈公君谋任如皋县中医公会会长期间，曾指出应将全县各区中医组织起来，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佩」(诚为远见，及今思此，仍为服膺之言)。乃响应组织如皋县中医公会马塘分会，被选为主席。

回顾学医经历，深感治学过程是：始于约进于博终于由博返约；达到「炉火纯青F，犹不可以为峰极。同时体会到，对方剂，药物的研索，为中跃学理论联系实际的枢纽。在认识药物性味功能的基础上，进而认识方剂的药物组织配伍。在临证时应做到根据病况，选用相应处方，结合证情，加减变化。尤为重要的是对病情复杂者，应能创制新方，以加强治疗的针对性，此为余所谓「识方、用方、制方」个阶段的肤浅体会。至于识方的深切，用方的熨帖，制方的精当，叉须不断求进、期于纯熟。余生平弱点，治学无方，从未受过系统教育，踏实功夫不深。首先未立文摘卡，虽作部分笔记，但缺乏系统归纳，虚耗不少有益光阴，积存医案、存稿又迭经劫乱，丧失大半。抚今思昔，深自追悔，少时努力不够，奠基不坚，徒使老大咨嗟而已。

恪守医德是业医之本

从开诊以来，以敬业、乐群为怀，能接近贫苦大众。遇有病情严重而不能来所就诊者，则亲至病家诊视，不避污秽f不嫌烦琐，详询始末，务得其情，分析判断，然后悉心治疗，每获病家感戴。

忆初开业时，阅历不多，难征人信，但我平易近人，热情负责。做到急病随诊，不使久待，午后出诊，先赴农村；计划路程，以重病为先，不以诊金之多少为别。因一纠时弊，深得病家赞许。

余尝淡及在临床治愈一个病，必须具有三方面的条件：①病人对医生的信任，遵照医嘱执行，若系慢性疾病，尤须坚持服药如法，积久方效。②医者对待病人必须不分亲疏，一视同仁，认真负责，如待亲人，悉心治疗。悯怀从事，即遇难治之痪；预后不良，亦须婉言相诉，可以预告家属，执行保护性医疗，切匆粗鲁直言，促使患者益增悲观。如果思考周密，运药适当，取得成效时，切勿夸大矜功，要以扁鹊所持「此能白话而越人使之起耳」的态度，却谢「生死人面肉白骨」之过誉，奠贪天功。③治疗方案周密，适应病情，起到逆转危候的作用，方竞全功。以上三者缺一不可，而医生的素养，尤为重要，学力亦须相符，否9{4虽有活人之心，而无治病之术，势成空言。学以致用着重实践．在塘执行业务的二十六年中，遇到的疫病有：一九二八年的疫痢，一九三六年的疫疟(曾撰文报导，刊《国医公报》并被《光华医药》、《现代中医》等杂志转载)，一九三九年的「登革热」(余名之日「红痧热」，痊愈者众，很少死亡)；一九四六年的「霍乱」。其中尤以疫疟灾情最为严重，死亡率亦大，染疫者全区几普及。此外，麻疹、猩红热、肠伤寒的小流行，似有周期性。迁居南通，遇到麻疹(一九四八年春)、天花小流行，经余诊治者有百例以上。对于天花感染，并无年龄限制，高年者为七十一岁老太太，幼者系一生后十七天之女婴，经治均痊愈。仅有长桥东首一顾姓男孩，痘陷不发，未能挽救。个人经验，毕竟有限，仅为沧海之一粟。所惜积累之原始资料，因兵乱迁徙，浩劫之余，散落殆尽。在宁诊治大多为慢性疾病，亦间逢奇症，原始资料迄未整理，殊觉内憾。

回忆向居乡镇，接近农村，农民一般小病，多不求医，每至高烧不退或脘腹剧痛，方始就医。故须胆识兼备，当机立断，速战速决，方可适应。余尝以孙思邈「胆欲犬而心欲细」之训言为诫，故少债事。每遇一疑难病症，诊余晚归，必就灯下钻研有关资料，参合具体病情，俾次日应诊时细心体会证情进退，揆度权衡，作出分析处理。一有所得即挥笔疾书，案由，处方，志而弗忘，回忆及此，犹有余乐。这时已收从业弟子四人，得教学相长之益。迨至迁居南通城区，仍以诊治时病为多，如天花、麻疹、痢疾、伤寒等，而慢性病、疑难症，亦居其半。迨供职南京时，则接触时病大证寥寥无几。及至现在所临病症，如肝癌、胃癌、食道癌、白血病，缸斑性狼疮、脑震荡后遗症、真性红细胞增多症等等，多属慢性难症。

中医对时病大证和久病慢证的处理，向以吴鞠通所云「治外感如将，治内伤如租」的两句名言为据。确实治时病大证，必须如将军临阵作战，要胆识兼用，知已知彼，善于观察病情变化，随机应对，当机立断，不稍迟疑，方获全功。慢性久病，复杂多端，可能有十种、八种病丛集于一人之身，五脏皆伤，考虑治疗措施时大有顾此失彼之嫌，要善于分析当前以何病症为主，抓住主要矛盾，方有端绪，如果失策，则贻悔莫及。倘能分其标本轻重缓急，循序求进，重视掌握脾胃运纳之机，方可转危为安。同时还须药治与食养兼施，「得谷者昌」良有以也。

学习中医，应当时刻注意把所学理论和知识运用到临证实际。仪就中医学「整体规念」(包括平调观念)和「辨证论治」(包括审证求因)说一点意见。对「辨证论治」的理解，有人比喻象狂洋大海、茫茫无边。我认为船上有舵，有桨，有风帆，特别是有人能掌握舵、桨、风帆这些工具，还有认识风向和航路的知识，可以达到预定之港。至于「证」是病本质的反映，根据「有诸内必形诸外」的原理，运用四诊、八纲、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等基本理论，审证求因，就可从错综复杂的病情中，掌握病证的主要矛盾，认清病变本质，采用正确的治法和方药。所谓平调观念，就是把平人与病人区别开来，把病与人统一起来。《内经》说：「平人者，不病也。」就是指人体的正常生理平调，无偏无颇，是谓「平人」；一旦平调失职，失去生理之常，即为病理之变，而为病人。这时就必须给予相应的治疗，以恢复其正常生理状态。因此，医生用药治病，实际就是利用药物的偏性，以纠正人体的偏差。如分寸合度，轻重相宜，自可达到「以乎为期」；若孟浪过剂，则反致伤正，影响人体自身的调节本能，甚至产生副作用或新的病变。

此外，还必须把中医学从纵横两方面「融会贯通」起来。纵的一面，应认识到《内经》、《伤寒》、《金匮》、《温病》及各家学说，自古至今，一脉相承，虽有变迁，脉络一贯。如以温病学说为铡，是可以体现其发展过程的。从横的方面，要把这些基本理论渗透各临床学科，作为指导实践的依据，并借助现代有关科学知识，阐述其真义，以资印证。在继承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

路，可以从崎岖坎坷，到达康庄大道。寄语来哲。

学无止境锲而不舍

天津卫生局长天津市中医学院院长，教授哈荔田

【作者筒介】哈荔目(1912～)，回族，河北保定人。幼承庭训，家学渊源。一九三五年毕业于北平华北国医学院，以成绩优异，深得施今墨、周介人、范更生诸名家赏识。

毕生致力于临床和中医教育事业。

三十到四十年代曾铷办北平国医专科学校，并曾任教于天津市国医训练班，一九五五年始担任天津市卫生局戥局长职务后，积极贯彻执行党的中医政策，先后领导筹办了天津中医学校、天津中医学院，并积极组织了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工作，为发展中医事业不遗余力。在学术上穷究医经，研有心得，崇尚易水学派。临床重视胃气、长于内科，尤精于妇科。着有《妇科医案医话选编》等。现任天津中医学院院长、天津市中医研究所所长、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副会长、天津市医学学术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等职。

我家世居河北保定，先祖父文林公，由于少时体弱多病，每患疾则缠绵难愈，以此因缘而酷嗜医学，博览群籍，潜心玩索，积之有年而渐有所会，尤其对眼科颇有心得，四方求医者踵踵相接。时有同宗叔祖昆弟公，精于外科，遐迩知名，与先祖并称保定二哈，均集有医案，惜未成册。先祖父生活上自奉甚俭，而医金收入除维持家计外，每常施药于清贫患者，因此乡里人士成敬重之。

先父振冈公，初攻举业，有声庠序，为前清秀丬『。后来弃儒攻医，就读于光绪年问官办之直隶保定医学堂，兼学中、西医学，六年毕业，以品学兼优而甲于全班。毕业后参加官办医院工作，后叉移居天津悬壶，以长于内科、妇科而蜚声医林。先父敦厚耿介，寡于言笑，不尚交游，暇时课子自娱，庭训颇严。

我总角之时，随先父读书，课余每每旁观先父为人诊治疾病，耳濡目染，遂对医学也渐有所好，恒以古人「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之言自励，先父对我的志趣也深为嘉许。后因先父到天津执业，我遂考入当时保定同仁中学念书。一九二八年初先父因病返里疗养，彼时我高中未及毕业，即中途辕学，随父学医，以遂初志。先父认为，古今精于医者，无不文理精通。「文是基础医是楼」，文理不通则医理难明，学好古文当是学好中医的基本功之一。因此，先父对我一简督教医经，一面补习古文，义在临床细心指点，不惮劬劳。我自己也颇能以「寸阴寸金」之喻自警，发奋刻苦，朝夕攻读，所谓「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如是者两年余，进步很大。之后，先父病愈返津，因促我报考华北国医学院，以求深造。

算来我学医业医，迄已五十余年。虽然愧无建树，但教训得失，不可谓元漫忆一下，写将出来，冀能对后学者有所借鉴。

取法务上扎扎实实

我学医伊始，先父每以诸葛武侯「志当存高远」之语谆谆教诲，并告诚我：医者司人性命，既要富有仁人之心，又须医术精良。因此，一旦选择医学这一专业，便要一生笃志力行，奋斗不已，万不可浅尝辄止，学师不卒，庸医杀人。由此我认识到，要学好医学，首先要专于心，一于志，要有一种献身精神，否则见异思迁，二、三其志，就会失诸精专，「妄陈杂术」，终不会有何成就。其次要敢于攀高峰，要有一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志气，树立高远目标，以为自己努力之方向，否则也不免流于平庸、浮浅，终不会有所作为。但取法务上并非好高鹜远、好大喜功。俗说「贪多嚼不烂」。贪多务得，急于求成，就会失于扎实，流于浅薄。古人说：「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做学问必要脚踏实地，扎扎实实，不畏艰苦，步步攀登，「书山有窒勤为径」，只有日积月累，循序渐进，才能渐有所得。

勤于学习善于学习

虽然每个人的天分确有差别，但「生而知之」的人则古今未之有，一切知识才干无不源于后天的学习与实践，而学习成绩之优劣，卿与付出劳动量之大小成正比。古云：「聪明可持不可恃也。」即令天资较差，但能勤奋刻苦、穷究不舍，也会有大的成就。清代著名学者闰若璩(公元1636～1704)生来口吃，且很鲁钝。六岁入学，学习成绩很差，剐的聪颖学童看过几遍就能熟记的课文，他往往读至千遍仍不能背诵。但他并不妄自菲薄，而是加倍努力地攻读，数十年如一日，终于成为清代一位享有盛誉的考据学者。他除了助徐干学修《一统志》外，还撰有《古文尚书疏证》，《四书释地》、《孟子生卒年月考》、《潜邱札记》等著述行世。他曾用陶弘景和皇甫谧的话作对联一幅：「一物不知，以为深志；遭人而问，少有宁日。」并书于柱上以明己志。苟子云：「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可谓信而有征矣。

然则，学习固须勤奋，亦宜讲求方法。即以背书面言，我初学医时先背药性赋、沥头歌、脉学等，以为启蒙读物，继叉背《内》、《难》、《本经》及《伤寒》、《金匮》等经典著作。我背书时不用默诵法，而是在僻静处朗朗诵读，俾声出之于口，闻之于耳，会之于心，之后则在喧闹环境中默忆背过的内容，所谓「闹中取静」。如此，则不惟能熟记，且能会意。背书颇苦，往往唇敞舌焦，但年轻时背书如石上镌字，记忆牢固，对将来大有好处。古人有「书读百遍，其义可见」之说，我觉得熟读确能使人联想丰富，触类旁通，有利于加强理解，锻炼记忆力。我如今已年过古稀，但青年时期背过的东西，有些现在仍能朗朗上口。

我背诵经典著作时先选白本，熟读后方看注本。

看洼本时不拘于一家之论，如《内经》我选择《太素》及王冰、吴昆、马莳、张隐庵、张景岳等注本，彼此互勘，择善而从，并在领悟各篇全貌后，仿杨上善、张景岳诸家的治学方法，将各篇有关内容分类辑录，每一大类再分细目，此法对于掌握联内经》全部内容，进行整理研究，都有奠大裨益。

《内经》为中医理论之渊薮，为医不读《内经》，则学无根本，基础不固。后世医家虽然在理论上多有创见，各成一家之说，但就其学术思想的继承性而言，无不发轫于《内经」，故读《内》、《难》、《本经》，目的在于掌握中医理论之根本。而仲景之《伤寒》，《金匮》为临床医学之圭臬，辨证论治之大法，不读仲景之书则临床治无法度，依无准绳，故读仲景书要在掌握治疗之常变。仲景之书注家甚多，拢初学时先父命读尤在泾之《伤寒贯珠集》、《金匮心典》，认为尤氏之注对辨证立法阐发精当，剀切详明，不浮不隘，诚如徐大椿所说：「条理通达，指归明显，辞不必烦而意已尽，语不必深而旨已传。」对于「文深奥义，有通之而无可通者」，宁「阅之」而不随文敷衍，强做解人，故对初学者理解仲景之旨，诚多帮助。

我在学习《内》、《难》、《本经》及《伤寒》、《金匮》之后，方开始涉读诸家之书及医案，这样不惟能开阔知识领域，且有了权衡各家学说之基础。先父于金元四家中，独推崇易水学派，临床强调脏腑辨证，尤重视胃气的作用，强调「人以胃气为本」，这一学术思想对我的影响颇为深远；

通过历年的临床实践，我进一步认识到：胃气乃是对脾胃功能之概括，脾胃居处中焦，为气血化生之源泉，人体气机之升降出入，也无不以脾胃为枢纽，脾胃升降失常，则五脏受病，变证丛生。故在治疗中，各脏腑之疾患，凡与脾胃有直接或间接关系者，皆可调治脾胃咀助胃气，使胃气有权则脏损可复，而胃气实关系一身之盛衰，诚足重要。故周学海《读医随笔·升降出入论》说「心肺阳也，随胃气而右降，降则化为阴；肝肾阴也，随胃气而左升，升则化为阳。故戊己二土中气，四气之枢纽，百病之权衡，生死之门户，养生之遭，治病之法，俱不可不谨于此。」至于脾胃之治法，东垣言之虽详，但偏于温补升阳，所谓「详于治脾，而略于治胃」，迨叶桂创清养胃阴之法，适足以补李氏之未逮，而为调理脾胃之两大法门，临床诚能汲取两者之长，兼筹并顾，斯能相得益彰。．

参究各家学说之后，再读请家医案，方能领会其中意趣，而有较大收获。医案乃临床诊病疗疾之纪实，好的医案足以启迪学者之思路，丽为临床之借镜，故古人有读书不如读案之说。读古人与今人之医案，要在参玩其辨证立法及用药旨趣，若以摭拾词句，抄袭方药为务，则是舍本逐末矣。华蛐云在《临证指南医案·凡例》中曾谈及读案方法日：「就一门而论，当察其病情、症状，脉象各异处，知病名虽同而源不同矣，此案用何法，彼案另用何法，此法用何方，彼法另用何方，从其错综变化处，细心参玩，更将方中君臣佐使之药，合病源上细细体贴，其古方加减一、二味处，尤宜理会，其辨证立法处，用朱笔圈出，则了如指掌矣。切勿草草读过，若但得其皮毛，而不得其神髓，终无益也。」此公之论，足可为法。我初读医案时，每将案中辨证立法及方药部分掩住，单就其所述脉证进行分析，辨证、立法、处方，而后弭与原案对照，用以考察自己与彼之辨证用药有何异同，得失原因安在。此种方法对于阅历未深，学验欠丰者，较为适宜。

转益多师博采众长

我十九岁开始临证，彼时白以为读书不少，大有「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的劲头，即至遇有复杂症候，则往往感到穷于应付，始知自己的疏陋贫乏，正所谓「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为求深造，遂在先父支持下，于一九三一年报考了北平华北国医学院，是年我二十岁。

北平(今北京)是学者云集，名医荟苹的地方，我在华北国医学院求学期间，不仅深受施今墨、周介人、范更生等诸前辈之亲自教导，也曾得列一些临床大家的点拨。加之我有搜求名医方案手迹之癖好，每有所得，如获至宝。倘闻某医善治某病，而又无缘识荆者，辄乔装病人往求诊治，一为学习其遣方用药特点，一为得其手迹观摩书法，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乐此不疲，也深受其益。当时我所搜隶的医学大家的方案手迹，除北京四大名医如肖龙友、孔伯华、施今墨、汪逢春者外，尚有陆仲安、恽铁樵、张简斋、丁甘仁、夏应堂、丁济万、陆士锷、陆渊雷、何廉臣等等名家的真迹，正所谓琳螂满目，美不胜收。惜乎这些宝贵资料在十年浩劫中，尽被付之一炬。通过这样广学博求，我眼界大开，学识渐增，为此后之临床实践，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华北国医学院是私立大学，学生毕业后须经政府考核，发给开业执照，始能挂牌行医。但个体开业，收入不定，生活毫无保障，更兼反动政府对中医处处限制，摧残破坏，因之开展业务，十分困难。由此念及，在旧中国学生毕业即失业，前途茫茫，生活无着，枉有报国凌云志，「十扣柴扉九不开」。而今，学生毕业后由国家分配工作，有党的关怀，老一辈的诱掖，良好的工作条件，个人之才能智慧能得以充分发挥，正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今昔对比，不啻霄壤之别。因此，寄语青年一代，应该发奋图强，振兴中华，肩负起发展中医学术之重任，为四化建设多做贡献，庶不负党和人民之培养，老一辈之殷望。

我在国医学院子一九三五年毕业，一九三三年底提前考取了中医执照，毕业后即在津与先父同室执业，因能继续得到先父之教诲，在执业中又蒙留法医学博士陈绍贤有关西医学方面的指导，受益良多。不数载，先父以年事日高而引退，我独任其事，诊务不衰，门常如市。

先父临床尚用气分药，并据《内经》「气之不得无行也，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不休，如环之无端，莫知其纪，．终而复始」之旨，认为气在人体内沿着经络血脉运行不息，循环往复，若有一毫壅塞，则气机不畅，脏腑失和，气血不词，百病丛生，此即《内经》「百病生于气」之意。并认为气实则多郁，气虚盘兼滞，气寒则多凝，气热见流急不顺，因此针对证情之寒热虚实，在大法确立之前题下，每喜佐用适当之气分药，以调畅气机，运行气血，调和脏腑，如阴虚之用香橼、绿萼梅、合欢花等，取其理气而不伤阴』血虚之用小量柴胡、荆芥等清芳流动之品，以舒发肝气；气虚之用陈皮、佛手、砂仁理脾和胃，取其补而不滞。它如降气之朴、枳、苏梗等，疏气之青皮、桔叶等，行气之乌药、术香、陈皮等，升气之柴胡、升麻、川芎等，以及香附醋炒以入肝，盐炒以入肾，炒黑以止血等等，皆为临床之所习用。我承继先父这一经验，临床数十年，渐达其妙，用药范围也有所发展。如藁本、细辛等，虽非气分药，但我常作气分药用。按《索问脏气法时论》说：「肝苦急，急食辛以散之。」细辛色青入盱，质轻宣散；藁本辛温通络，兼入厥阴，二药用治心胃气痛，或痛经等病每获捷效。我在继承家学，参究古人，今人医疗经验的同时，也注意搜集、整理、实验民间的单方、验方，如抽葫芦或向日葵根煎服疗水肿、小便癃闭；牛膝、乳香等分为末，每服6克治遗精，涂搽煤油疗斑秃；拉拉秧点瘊子等等，均采自民间验方而确有效果。此外，我亦重视单味药的治疗特效，及现代药理学对中医研究之成果，如青黛之消瘤，猫爪草之治结核，猪毛菜降压，苍耳于之疗过敏性皮炎，蜂房、全蝎之兴奋性机能以及外用熏洗疗法等等，在辨证用药的同时，每每参酌应用，常能提高疗效。

我体会，做学问主观勤奋、刻苦固为首要，而良师益友之指导、帮助也不可或缺。然此种指导和帮助常非主动「赐」我者，必须自己多方争取，或不耻下问直接请教，或敏而好学问接观摩，如能集众美于一身，则术之精良可必矣。

学而无厌勤而毋怠

先父生前以长于妇科而负名，我临证数十年，遵循家学，师古酌今，对于妇科病的治疗，不断总结、总考，疗效逐渐提高。如子痫病，我依据《内经》「诸暴强直皆属于风」、「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等论述，认为本病基本属于本虚标实之证，乃由肝肾阴虚，肝阳化风，气血逆乱，筋脉失养，挛急不舒所致。因筋脉挛急则血循不畅，络中血瘀，而瘀血阻脉更碍血行，遂形成恶性循环。因此，我治疗子痫症，在平肝熄风、滋阴潜降的同时，每加用活血化瘀之品，如桃仁、红花、寄奴，茜草、泽兰、牛膝等，以调畅血脉，舒缓挛急，多能收到良好效果，而无堕胎之虞。又如子宫功能性出血，属中医「崩漏」范畴，我在临床并不墨守古人「塞流、澄源、复旧」之顺序，而在出血期间，恒据「瘀血不去，新血不行」之旨，采用活血化瘀之法，俟血暂止则调补牌胃，以滋化源。使患者食眠转佳，体力渐复后，再予滋补肝肾，而顾先天，以提高远期疗效。

前人谓，妇女以衄为体，以气为甩。然气血之化生、运行、敷布、施泄等，无不与脏腑之功能活动有关，其中尤以肝、脾，肾三脏在妇女生理、病理上占有重要地位。王肯堂指出「女子童幼天癸未行之前，皆属少阴天癸既行，皆属厥明，天癸既绝，乃属太阴经也。」强调了肝、脾，肾三脏在妇女生理、病理上的重要意义，因此，在调治妇科疾病中，需重视肝、脾、肾三脏的作用，并宜注意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关系，不可顾此失彼。

(一)调肝肝藏血、主疏泄，性喜条达舒畅，在妇女病理、生理特点上占有重要地位，故有「肝为女子先天」之说。肝与冲任二脉通过经络互相联属，肝之生理功能正常，则藏血守职，气血调畅，冲任通盛，月事得以时下，胎孕产乳诸皆正常。若蠲情志抑郁，肝失疏泄，不能遂其条达之性，或肝不藏血，肝血耗伤，则可导致多种妇科疾病的发生，因有「万病不离乎郁，诸郁皆属于肝」之说。肝病用药原则，如《素问·藏气法时论》指出：「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泄之」。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故肝郁宜芳香辛散，肝燥宜甘润柔缓。临床凡月经不调，痛经、闭经、不孕、产后腹痛等症，见有精神抑郁，胸胁满闷、乳房胀痛等症者，我每以柴胡疏肝散舒肝解郁为基本方，兼寒则加乌药、小茴、吴萸、桔核等暖肝散寒，肝热则去川芎之升动，加丹皮、生地、黄芩、白薇等凉肝清热。但肝为刚脏，体阴用阳，故舒肝解郁不可一味仗恃辛燥劫阴之品，否则易造成肝郁化燥，气逆化火的病理变化，因此，在应用香燥辛散药物时，应适当佐以肝经血分之药，如归、芍、桃仁等，以缓肝急。另如，肝血不足或肝肾阴虚之月经涩少，经闭、痛经、不孕等病症，由于肝木失养，难遂条达之性，也每见有少腹作胀、胁肋隐痛等肝郁症状，可仿魏玉璜「一贯煎」之意，于大队养血柔肝、益肾填精药中，佐以香附、川楝、柴胡等舒肝之品，以助其升发之机。

(二)健脾胃脾胃功能正常与否，也是妇女生理病理特点的主要反映之一。如薛立斋说：「血者水谷之精气也，和调五脏，洒陈六腑，在男子则化为精，在妇人则上为乳汁，下为月水，故虽心主血，肝藏血，亦皆统摄于脾，补脾和胃，血自生矣。」但脾与胃的生理特点不同，用药则宜顺应其性。如脾司中气，其性主升，又为阴土，易损阳气，故治脾应针对其特点，用药多以温阳，益气，升清，化湿，辟秽等法为主。温阳药如炮姜、艾叶等，益气药如党参、黄芪，白朮、扁豆等}升清如柴胡、葛根、升麻等}化湿悦脾药如苍朮、厚朴、半夏、陈皮、苡米、藿香、佩兰等。常用方剂如补中益气汤、参苓白朮散、升阳益胃汤等等。而胃主受纳、其性主降，又为阳土，其性主燥，最易受热邪影响而耗伤胃沣，故治胃之法多应和胃降逆，清热养阴为主，前者如清半夏、竹茹、枳壳、佛手、苏梗等，后者如沙参、麦冬、花粉、石斛、知母、黄连等。常用方如温胆汤、麦门冬汤、沙参麦冬汤、左金丸等。

脾与肝关系甚为密切，脾主运化可以散精于肝，肝主疏泄可助脾胃之升降，在病理上肝病可以传脾，脾病亦每能及肝，故治脾又宜兼予舒肝，以期土木相安，和平与共。如脾虚所致之月经不调、痛经、闭经等病，见有面色淡黄，精神疲倦，心悸气短，食少膜胀，大便溏薄，甚则肢面浮肿，舌淡苔白等症状者，常用四君子汤加当归、川芎、柴胡、香附等药，培土疏术，或用逍遥散加党参、扁豆等从肝治脾。又如白带，多因脾虚气郁，湿热下注所致，故缪仲淳说：「白带多是脾虚，肝气郁则脾受伤，脾伤则湿土之气下陷，是脾精不守，不能输为荣血而下白滑之物。」治疗白带我常用理气化湿之法，谪肝以治脾。如以白朮、茯苓，车前子、清半夏、陈皮等燥湿健脾，加当归、．柴胡、香附、木香等舒肝解郁，每有较好疗效。

脾与胃之间在生理病理上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如脾胃的升降纳运功能，必得肾阳，命火的温煦作用，才能得以不断进行，倘肾阳不足，火不生土，则可导致脾胃升降失司；反之脾附久虚也必影响及肾阳不足，故治脾尚需兼予温肾。如子宫脱垂多因脾虚下陷，清阳不升所致，我以补中益气加巴戟，杜仲、续断等益气补肾，每获效果。又如脾不统血之崩漏症，我以举元煎加减治疗，药如参、芪，术等补气培元固冲，阿胶，熟地、枸杞、女贞等养血止血}并以杜仲、川断、菟丝、萸肉等大队益肾之品，从肾治脾，以期脾肾相生，效果甚好。

(三)补肾肾主藏精而寓元阳，为水火之脏，主生殖而系胞脉，与妇女之月经、胎孕关系至为密切。补肾包括滋补肾阴(精)，温补肾阳(气)两方面。

滋补肾阴常宜兼为益肝、涩精。《张氏医通》说：「气不耗，归精于肾而为精；精不泄，归精于肝而化清血。」说明精血之间具有相互资生、相互转化的关系。故有精血合一，肝肾同源之说。义肝为肾子，肾精既损，肝血当也不充，所谓「母虚及予」，故滋补肾阴每需兼予益肝。我恒以二至丸为基础方，加杜仲、枸杞、首乌、当归等，俾血能化精，子令母实。又因肾主封藏，肾阴亏损封藏失职，则精易走泄，故又常加五味、菟丝、寄生、萸肉之类补肾涩精，以固封藏。临床凡由肝肾阴虚所致之经闭、不孕、崩漏带下、滑胎等病症，每以上述方药为主，视具体病情加减，疗效不爽。若肾阴虚损，阳失制约，相火失潜而致之月经先期、量多，崩漏等病，伴见颧红盗汗，五心烦热，午后潮热等证者，则宗壬太仆。壮水之主，以制阳光」之旨，常用二至丸加生地，丹皮、元参、麦冬，自芍、骨皮等滋阴凉营，并鳖甲、龟板，牡蛎等介类潜降之品，而不主张用知，柏等苦寒损阴之药。

对于肾阴虚者，据「精能化气」之旨，宜温补肾阳兼用温润填精之品，诸如鹿角胶、紫河车、巴戟天、金狗脊、菟丝子、川续断等，若兼见四末不温，小腹冷痛等虚寒之症，贝8加仙茅、淫革藿、故纸、艾叶≮吴萸等温阳散寒之品，而对辛热劫津之千姜、附子、肉桂等，一般较少应用，即使确有下元虚冷，寒湿不化，见有面白肢厥、重衣不暖、肢面浮肿、脉象沉迟等症，而必须应用时，亦不可重用久用。又肾阳虚，火不生土，也每使脾阳不振，脾运失健，脾不能助肺益气，故肾阳虚叉常见脾肺气虚之症，如气短乏力、自汗、便溏等，故在温阳填精的同时，尚须辅以参，术、芪等益气健脾之药，以从气中补阳。以上仅是述其涯略，以见三脏治法之原则，学者当举一反三焉。

又在妇科临床倘辅以现代检查方法尤属必要。

语云，「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今值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种力量都要大力发展的大好形势下，个人学识也应不断提高，不断更新，否则便有落伍之虞。宋代理学家朱熹在「读书有感」一诗中，有「问渠那得清如许，谓有源头活水来」之句，表明了不断学习的重要意义。如今青年人的学习条件，比之老一代好得多，应该不负春光，苦下功夫，在扎扎实实搞好基本功训练的前提下，尚应兴趣广泛，如学习自然辩证法及其它学科的知识，所谓「诗在功夫外」。我自一九五五年以来，由于工作需要，一直担任着地方卫生部门的领导职务，虽会议多，工作繁忙，但仍要抽暇读书与临证，即在十年浩劫中，寒家被毁，身处逆境，但有可能我自然要为患者治疗，在实践中继续学习。毛泽东同志说；「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我如今虽然已经垂垂老矣，但仍要倍加努力，「学而不厌」，争取为党、为人民、为祖国医学事业多做些贡献。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我愿以此自勉，并与后学俊彦共勉。

满目青山夕照明湖

北中医学院院长、教授洪子云

【作者简介】洪子云(1916～)，湖北鄂城人。医学得自家传，从事中医工作五十年。长于内科，尤长于伤寒、温病。一九六三年参与审订全国中医学院试用教材《伤寒论讲义》(上海科技出版社1964年版)。先后主编该院《伤寒论讲义》、《伤寒论教学参考数据》。现任湖北省人大常务委员、湖北省政协常务委员，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等职。

余幼读儒书，少年学医，侧身杏林，凡五十寒暑。虽学业渐进，然菲一帆风顺。对于迂回曲折之中，勉得一进，时于艰苦竭蹶之际，有所收获。是以每进一步，深知其难；愈知其难，愈以求进。余天资驽钝，学无妙法；医术不精，鲜有良方。今能告青年后学者惟「难」与「进」二字而已。

谨承庭训

余祖居湖北鄂城县洪家大垮，三世行医。先祖父坤臣公，精于《伤寒》。先君云卿公，承萁业而另谐于《温病》，中年以后，名重乡里。余以长子长孙地位，蠲家至爱，但爱而不溺，养而不矫，训导尤严。七岁进学，始诵三字经。稍长，即课以诸予之学，旁及诗词歌赋。初，先祖父在世，昼忙于诊务，夜诘余之学业，若能背诵当日课文，并能默写，则宣以抚慰。否则严加训斥，必令当晚完成，方许休息。后，先君督学，严过于前。家境虽寒，犹不惜膏油之资，故余常夜坐鸡鸣，朝读五更。如是者，十易春秋，略通文理。出学之日，年届弱冠，因受家学多年熏陶，而有志于医。先君授以医学经典，躬亲教诲，凡能由理求实者，则于字里行间，务使昭晰。凡有一己之心得，必贯串其中，而声情并茂。若夫晦涩难明，或有脱漏者，则不强为解释，而免引入歧途。其于《内经》，除要求通读明义之外，尚规定若干精读背诵之文。至于《伤寒》、《金匮》，则要求整本背诵，谓之「包本」。温病虽不在经典之列，以先君笃好之故，亦要求背叶氏《温热论》、吴氏《温病条辨》等书。另选若干精炼之歌括，务必能背。当时虽不胜其苦，迫至用时，方知其甜。盖人之生理规律，年龄随日月以逝，记忆伴年龄而衰，若非少壮苦读，并反复强化，时至今日，衰老临身，当是腹中空空，而一无所知也。或笑日：死背书本，乃旧时习俗，现已跨入电子时代，但需生动活泼，理解精神则可，背书不台时宜。答日：即如电子时代之电子学，不知多少公式、定律，多少理论、数据，既需理解，亦需熟记(背)。若开卷了然，捷卷漠漠，似有所知，而胸无定见，何能致用哉。因劝后之学者，仍需背诵(或称记忆)，阻背诵加深理解，以理解促进背诵。背而成诵，实非易事，若能知难而进，反复如兹，其乐无穷。

攻读之余，常侍诊于先君，得以理论联系实际。每诊一病，余先分析病机及所用方药，然后由先君一一评论，确定其正误，因而得益良多。侍诊三载，年满二十，许余单独应诊。初见疗效，余以为沾沾自喜。殊不知，余所诊之病，俱在先君心目之中，或明加指点，或暗中查访，未尝稍懈。忽一日，先君问：「某村之某病，疗效如何?」对曰；「已愈。」先君怒形于色日。「尔只知高热舌燥，便用寒凉，而不察全部病情之表里寒热。该腐虽高热而恶寒，不汗出而烦躁，已属大青龙证范畴，幸被我查觉，及时更换处方，病始告愈。尔阅历不深，读书不够，自即日起，停止应诊，专读医书。」此举对余不啻当头棒喝，虽在年轻气盛之时，亦未敢不从，而学习更加刻苦用功。如是两年之内，余之处方权，曾三夺三予。谓之「磨炼心志，而使斋纯也」。此法对今日之青年虽不适宜，但自觉磨炼，余以为应当提侣。曾子日：「吾日三省吾身。」余以为青年医务工作者，应白日工作，夜。省吾身」。凡发觉不足处，应及时翻阅文献，加深理解。凡有心得，亦应及时总结，作为今后借鉴。医道虽难，但遇不屈不挠之有心人，定能步步攻克难关，步步前进。

先祖父及先君，积数十年医学经验，撰写不少文稿，医案尤多，余曾细细读过，视为珍宝。先君临终时，教余榻前，指点各种文稿曰：「昔韩愈有言，『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学业之道，未见有靠先辈而精而成者。故凡文稿，应尽行销毁，全赖尔之自立也。」余痛心倍至，欲求保留，先君又日：「儿孙有用，要它何用?儿孙无用，要它何用?」余含泪而遵其命，一一销毁。未几，先君弃世，余时年二十二岁。因知医道虽难，但奋发图强，坚持不懈，善始善终则更难。从而豁然有悟；先君焚稿，意在鞭策，用心良苦。每忆及此，心潮起伏。余常云，今日之青年，得天独厚，上有党无微不至之关怀，中有师长教育，下有同志帮助，学习条件，优胜于前，未可计算。故青年应必然胜过老年，使歧黄之术发扬光大。寄希望于青年矣

融会「寒」、「温」

医学之博，浩如烟海，文献之繁，汗牛充栋。而人之精力有限，欲求其博，不过相对而已，实难面面俱到，门门精通。由于先君通伤寒而谙温病，故余自幼对此二门，兴趣极浓。当余中医基础较为牢固之后，专攻伤寒、温病，并付诸实践。治学之法，先读伤寒，以明认识外感热病之源，后学温病，以知其流。读伤寒分作三步。①熟读熟背，领会大体精神，以成无已《批注伤寒论》为主要参考文献。不贪其多，但求其熟。②精读柯、尤、钱氏之三「集」、《医宗金鉴订正仲景全书》、《伤寒辑义》以及二张(张隐茬、张令韶)、陈修园之诠释，并浏览其余，以广见识。在博览群书基础上，务必综合归纳，分析对比，逐条体会，相互交融，分中有合，台而复分。例如心下痞一症，除五冯心汤证外，应遍搜有关条文，各个分析对勘，求出证治之异同，而了然予胸中，以便运用时提起一点，带动一串。多年实践证明，此步功夫，对临床诊断及鉴别诊断，大有裨益。③理论联系实际。此时应与书本保持若叩若离关系。「若即」是借助书本，继续提高理论水平。「若离」是不受书本束缚，大胆独立思考，能动地认识疾病发展变化，及其诊疗规律，决不可限于条文字句之间。然后根据实践所得，以总结提高。要此不断往复，必能形成自己的学术见解。如157条(二版教材《伤寒论讲义》之序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下同)十枣汤证，有「心下痞硬满，引l办下痛」句，历来注家多顺文演义，未加深究。余在临证中发现，病者主诉心下痛者甚多，而诉心下硬满者极少，对照批注，难明其故，然细查病体，则恍然有悟。即医者以手切按病人心下，觉抵抗力较强，若有硬满之状。同时病者称心下痛者极少，而称牵连嘲胁痛者多，若积饮较重者，或有窒息感。故知「硬满引胁下痛」是他觉证。由是应断句为「心下痞，硬满引胁下痛。」这样不仅符合临床实际，而且便于教学。又如22条「太阳病，下之后，脉促胸满者，桂枝去芍药汤主之。」历来对「脉促」见解不一，聚讼纷纭，有以「急促短促」为解者，有以「数中一止」为训者。据临床所见，「急促短促」者确有之，且为多数学者赞同。而「数中一止」者，亦时有所见。如病毒性心肌炎，初起酷似外感，或寒热未罢，而脉促(指「数中一止」，下同)已见，或外证已除，而脉促不休。其中有心阳虚劫者，投桂枝去芍药汤化裁，常获佳效。于是，以上两种意见，兼收并蓄可也，不必由理论而理论，辨其是非。

学习温病，仍需循序渐进，分步而行，兹不赘述。参考书籍先以《温热经纬》，「温病条辨》为主，打下坚实基础，然后再及其余。关于融会「寒」、「温」问题，历来贤能倍出，著述颇众，互有发挥。．余不过身体力行而已，并无创建。余以为「寒」、「温」二派，从源流以观，恰有互补之妙，而绝无对峙之情。

因篇幅有限，难以尽意，仅以厥阴为例，略作说明。

《伤寒论》厥阴篇，寒证及寒热错杂证甚多，而热证极少。篇中虽有白虎、承气之属，终非厥阴本证。此非厥阴无热证，而是仲景所未及也。温病学家独擅其长，阐发热陷心包、痰热内闭心包、热盛动风，虚风内动等证，俱属厥阴无疑，足补仲景之不逮。从而观之，厥阴病应有寒、热、虚、实及寒热错杂、虚实互见诸证。再从卫气营血辨证分析，则厥阴之气、营、血分证，必朗若列眉。若就三焦而论，热陷心包等证属上焦，热盛动风及厥阴寒证属下焦，有据可凭。故余主张，对外感热病辨证论治，应以六经为经，以卫气营血、三焦纬贯其间，实事求是认识疾病，摒却门户之见，方能窥见外感热病之全貌。

学理如此，实践亦然。例如大叶性肺炎，一般属温病范畴，多采取卫气营血辨证。然而亦有特殊情形，如严冬发病，常有里热虽重，但外寒柬缚不解，可仿太阳兼内热证治法，方用太青龙汤化裁}有初病之时内热潜伏不显，而见面色苍白、肢冷脉微、血压下降者，当急予回阳救逆，待阳回之后，再议其余；有在热炽过程中，或热灼之余，而阳气暴脱者，仍须当机立断,速投回阳之品。目前中药剂型改革已有苗头，遏此病情，常可采用清热解毒之注射剂与参附或四逆汤注射液，双管齐下，较诸口服药，又胜一筹。又如去年余曾治一例湿温(西医诊断「变应性亚急性败血症」)患者，身热不扬，发热呈间断性，间隔时间与发热时间，均在数日至一、二周不等，四肢微凉，病程长，难以告愈。初用宣透湿热之剂，疗效不显。因息其病，与厥热胜复相似，悟出湿热深伏厥阴之理，在前用方中，加入乌梅、草果、知母、柴胡之属，轻而取效。然患者病差之后，自汗盗汗不止，衣被常湿。诊知属营卫不和，故以桂枝汤加黄芪善后，精神饮食，一如常人，至今未见复发。可见一人或一病之中，在特殊情况下，寒热变化不一，虚实或在反掌之间，岂可因寒温学派不同而限定之。故业伤寒者，必熟温病；专温病者，必通伤寒。

一九五五年余受聘于湖北省中医进修学校，一九五八年任教于湖北中医学院，虽始终担任《伤寒论》教学工作，但对温病之学习，及临床运用，未敢松懈，然以体会肤浅为憾。年近黄昏，而难题甚多，愿竭绵力，以迎青年学者之发明创造。

处处留心

俗语云：「事怕有心人」。余本此朴素辩证法思想，在学习与工作中，多多留心观察。尤其碰到棘手之病症，则尽力搜罗古今治法，经过思索，便于运用。如此坚持下去，则处处留心皆学问。如治一青光眼患者，男五十余岁，双目失明，其女扶持来诊。病程既久，肝实而脾虚，饮食少进。检索前方，俱是滋肾柔肝之品，效果渺然。忆及《本草纲目》弓l《医余录》云：「有人患赤眼肿痛，脾虚不能饮食，肝脉盛，脾脉虚，用凉药治肝则脾愈虚，用暖药治脾则肝愈盛。但以温平药中倍加肉桂，杀肝而益脾，故一治两得之。传云：木得桂而枯是也。」仿其意，拟方如下；桂枝、白芍、生地、炙草、菟丝子、复盆子、夜明砂、谷精珠、破故纸。经治月余，患者不需人扶持，而行走自如，一寸以上大字，可以辨识，竞获理想效果。后带处方返里自服，未曾追访。可见学问之道，一般应从大处着眼，然临床经验之积累，亦常需于小处留心，一点一滴，年深日久，虽涓涓细流，而可成其大也。

即以李氏之《纲目》为例，它不独是一部中药学，而且是一部涉及临床辨证，处方用药，经验成方，生物、矿物等多学科之巨著，内藏珍宝，难以统计。因而应为医家必读之书。读则需精，切不可于性味功能间知其梗概，而应于「发明」、「附方」中探索宝藏。不过其书卷帙浩繁，读来不易，所以应一则利用闲暇，留心阅读，虽不能记忆，但可留印象于头脑。一斑应用时，根据平昔之印象，有目的地翻阅，常可以从中受到启发，而解决疑难问题。

又如治一例「多型性红斑。患者，青年女性。红色斑块遍及全身，高热持续月余，而病情愈重，红斑此起彼伏，渐有水泡形成。初按温病发斑治法，全无效果。故知常法难以奏效，而虑及变法。察患者红斑满布，而痛痒明显；高烧月余而无舌绛、神昏，痉厥等情。知热毒郁怫于血络之中，既不能从外透解，亦不能内陷脏腑，故凉血化斑无功，而清络宣透或许有效。治以《串雅内编》之治火丹(丝瓜予、玄参、当归、升麻、柴胡)为主，加重清热宣透之品，如银花、连翘之类。果收热静身凉，斑退瘴止之功。后用此法，再治一例，亦顺利痊愈。说明医学经验，有时藏于小书杂说之中。俗语云，「小小单方，气死名医」，不为无据。当然，首先必须强调练就坚实之基本功，然后处处留心，方能相得益彰。反之，不论基础，而一味东寻西觅，以图巧遇良方，则常常枉费精力，而一无所获。

勇于实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欲证实或发展医学理论，必须认真实践。欲丰富临床经验，亦须勇于实践，善于实践。余年轻时，常对自己所开处方发生怀疑，欲往病家观察，又受「医不扣门」之旧思想束缚，而踌躇不前。因而多方侧面打听，甚至暗自立于病者窗外，昕其动静。后被病家发觉，非但不以医术低而嗤之，相反，表示感激之情。从此经常深入病家，观察病情变化，不觉有碍情面，反认为是临床工作之重要环节，久而久之，习以为常。自参加国家中医教育工作以后，临床诊疗，在医院进行，为随时观察病情，提供了有利条件。有时不论当班与否，对重痖患者，一日多次观察，有时在深夜亦然。有些经验的取得，正是在此艰苦细致的观察之中。

抗日时期，「登革热」流行，其病憎寒牡热，重者亦有生命危险。若按外感热病之一般规律辨证论治，疗效甚差。查阅文献，一无先例可循，而发病之多，几乎沿门圆境。病家急如星火，医者并无良策，因而不得不仔细思考。自忖病发于日寇统治时期，人民饱尝战乱饥馑之苦，卫生条件十分恶劣，故其病因有类瘴气、疫疠。其症憎寒壮热，，起伏不定，似疟非疟。

查《本草纲目》，有瘴疟寒热，用常山、革果治疗之记载，又访得民闻有类似验方，用治本病，尚有·定作用。综合各方面情况，余拟订四昧药之处方(田茶，乌梅、草果、常山)，随证略加一、二味，果然收到理想效果。一般服药二、三剂告愈，治验颇多。从而受到启发，中医所论疟疾，是依据临床症候诊断，并非依据疟原虫之病原诊断，故类其证者，可酌用其方。

一九六四年，余参与中医治疗「甲亢」和「急性菌痢」的科研工作。此二病，就西医学来说，有确定的诊断标准及特效疗法，而采用中医治疗，能与比肩否，是个严肃问题，必须认真对待。其中「甲亢」病组，共系统观察十五例，先由西医明确诊断，详细记录各项客观指针，后由中医辨证治疗。据其病机，主要由于五志过急，肝失调达，风木化火，上而震撼心包，下而消灼阳明，旁及少阳经脉，致经气郁结，津液凝结为痰。故舒郁平肝，清降相火，软坚消痰，养阴滋燥，是其主治之法。自拟「舒肝消瘿饮」(柴胡、生地玄参、知母、花粉、当归、白芍、昆布、海藻、牡蛎、黄药子、香附、柏子仁)为基本方。服至症状消失，基础代谢及甲状腺吸z3l碘率正常后，改服消摩丸(昆布、海藻、荔枝核、川楝、玄参、香附、浙贝、柴胡、黄药子、牡蛎、桔核、皂角刺)，以巩固疗效。十五倒中有十四例服药后七至十五天内出现疗效，症状逐渐减轻，基础代谢率开始下降。一般在二至三月内症状全部消失。体重平均增加四公斤，最高达九公斤。基础代谢率有十例降至正常，一例接近正常，二侧改善。服药后有十二例作吸，钉碘率对比测定，其中九例恢复正常，三例无明显改善。

「急性菌痢」组系统观察一百例。全部根据一九五九年全国传染病学术会议拟订标准进行诊断。中医辨证属湿热蕴结者三十七倒，主方为当归、白芍、黄连、黄芩、槟榔、枳壳、木香；湿热兼表者三十六倒，主方为葛根、黄芩、黄连、银花、连翘、焦植、厚朴，术香；湿热挟滞者十八例，主方为藿香、：苏叶、法半夏、竹茹、枳壳、黄连、焦棱、神曲、大腹皮、茯苓}湿热化风者九例，主方为银花、连翘、黄芩、黄连、钩藤、茯神、鲜荷叶、木香。治愈率87．87％，进步3％，未愈lO％。一百僦中，大便培养阳性者九十二倒，治疗后三次培养阴转率为78．26％。从以上两组病例之疗效来看，不亚于西药治疗结果，在某些方面甚至有所优胜。

一九六六年武汉地区「流脑」大流行，严重威胁人民身体健康。余受组织派遣，参加中医治疗流脑工作，共收治二百八十七例(多属轻型、普通型，亦有少数重型)。入院时，多有明显的发热、恶寒、头痛，或鼻塞流涕，或兼咳嗽等表证。但因其传变迅速，甚至发热伊始而斑疹显露，恶寒未罢而神昏痉厥已成，若循「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之常规论治，必延误病机，甚则奠救。余师愚云，温疫病「颇类伤寒」，是说明温疫初起，有类似伤寒表证者，「误用辛凉表散，燔灼火焰，必转闷证」。因此必须严格把握疫毒深入营血之病理特性，不论表证有无，概以大剂清热解毒，凉血化斑，或兼熄风，或兼开窍为治，竞能收里和表自解之效。自拟「流脑】号方」(银花、连翘、生地、丹皮、赤芍、大青叶、生石膏、知母、殭蚕、蝉衣、黄芩、菊花、玄参，芦根)，「流啮号方」(银花、连翘、生地，花粉，钩藤、生石膏、地龙、殭蚕、玄参、丹皮、黄芩、蝉衣、大青叶)，必要时配合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之类。通过四个月左右的悉心治疗治愈率达78．41％(其余病人转西医治疗)。工作中发现病者呕吐严重，服药困难，影响疗效，因而积极赞助中药剂型改革。余拟订「流脑注射液」之处方(十味中药组成)，当时制成肌肉注射液，在少数病人中试用，初见疗效。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余被迫停止工作。而「流脑注射液」之研制任务，及临床观察，在许多同志努力下，得以继续进行，并制成300％之静脉注射液。通过几年临床实践，治疗各型流脑(配合西药对症处理)，大大提高了疗效，同时用于多种感染性疾病，亦有满意效果。

余虽未能参加其后之工作，但看到此项课题有所进展，亦以自慰。

十年浩劫中，余被贬入深山数年，除随身衣物外，书无一卷，文具尚且困难，自知钻研医学理论无望，而以医疗实际，补其不足之想犹存。故不畏山高水险，走村串户，为群众防病治病，从中学到不少草药知识。如熊黄连之治湿热、温热，朱砂莲之治胃痛，景天三七之治血小板减少等等。当地干部群众不因余之被贬见疑，使余看到献身中医事业之希望。

现在党为每个科技工作者创造了优越条件，开拓了光明前最，余虽老朽，但觉」满目青山夕照明」。故愿竭尽愚诚，与后学诸君共同奋斗，携手前进。

中医学术应当发展提高

首都医院中医科主任．副研究员祝谌予

【作者简分】祝谌予(1914～)，北京市人。早年师事名医施今；墨先生，深得其传；一九三七年曾开业于天津。毕生力倡中西医结合，擅长中医内科、妇科，并潜心研究糖屎病的中医疗法。解放后，历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首都医院中医科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理事、中华全国中西医结合研究要著作有《祝选施今墨医案》、《施今墨临床经验集》等。

我既学过中医，又学过西医，从事临床与教学四十余载，切身感到中国医药学确是一个伟大宝库，有待于我们努力挖掘，更有待于我们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来整理提高，发扬光大，从而建树具有我国特点的新医药学。兹就我数十年学医、行医、治学的经历，粗浅地谈一下在这方面的体会认识。

发愤学医勤钻博采

古来不少医家，其学医著书之动机，或因自己质弱多病、求医至准，或因家人婴疾遭厄而为庸医所误，于是究心医道，恨世著书，以拯疾扶弱，疔己活人。如张仲景感宗族之丧，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成《伤寒杂病论》，后人尊之为医圣}孙思邈幼遭风冷，屡造医门，汤药之资，罄尽家产，于是悉心歧黄，精勤不倦而着《备急千金要方》，集晋唐验方之大成，李东垣痛悼母病死于医者盲治，投业于易水，独刨脾胃论，开「补土派」之先河……凡此等等，旧时社会条件与某些医者医疗态度略见一斑，故古人有言：「为人父子者，不可以不知医。」「不为良相，愿为良医。」

一九一四年冬，我出生于北京的一个大家族中。相传我家原是米商，闺族百余人居一宅中，然无人业医。我十九岁那年，母亲不幸卧病于榻，壮热神昏，狂躁谵语，遍请北京中西名医救治，皆无效验。惟有后服施今墨先生的中药方见转机，但因不久施先生即去南京等地出诊，重延他医，其征增剧，以致无救而逝。我哀痛万分，深感家中无人知医，殊为不便。所以，我在汇文中学毕业后，即笃志医学，开始了医林生涯。

学医有中西之分。我看到为母亲治病的某些医生，态度傲慢，诊费昂贵，尽管诊断极为明确，道理无可非议，但一提治疗则面面相觑，一筹莫展。只有在施今墨先生的治疗期间有效。因此，我就拜投施先生为师，学习中医。

施先生当时为北京四大名医之一，博学多闻，医术精湛，且医疗态度端正，不问病者贵贱贫富，皆极力救治，故每日求治者充塞门庭，延诊者接踵而至，极为繁忙。最初，我与师兄弟李介鸣、张遂初、张宗毅四人上午在华北国医学院侍诊于先生，抄写方书，每日接诊百余人。下午随他外出诊病，约有七、八家。晚间，先生聘请了一位中医理论造诣较深的周介人老先生为我们讲授《黄帝内经》、《难经》、《伤寒》、《金匮》等经典著作。风雨鸡鸣，寒暑六载，从未间断。同时，在施先生指导下，我们自己先后涉猎了《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肘后方》，(《赤水玄珠》、《景岳全书》、《医贯》、「张氏医通》、《医林改错》、《中西汇通》等历代名著。

在这些书籍中，《内经》与《难经》是中医理论之渊源，不可不读。但其侧重于理论阐发，而备方药甚少(如《内经》仅备十三方，后世并不常用。《难经》则一方未备)且篇幅错见杂出，文字晦滞难明，注家各执己见。我学习仅取其重点，提纲挈领，作为奠定中医基础之用。我最推崇的是后汉张仲景所著《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二书。其书理法方药完备，临床价值甚高；其方用之得当，往往覆杯而愈。至于他书，作为一般泛览，贝宜各取所长，择善从之。如《千金》，《外台》集验方宏富，足补仲景方之不逮；赵献可命门说议论精辟，独具一格；王清任辨气血及所制血瘀诸方，发前人之未发；唐宗海论脏腑，张锡纯治气陷等，均能启迪后学。

施先生反对把中医分为「温补派」、「寒凉派」等门派，治学务求实效，临床治病能淹众家之长，结合己见，创立新说，这一思想对我影响极深。我随师边临床实践，边学习理论，相互结合，初步为自己独立应诊打下了基础。

中医学内容丰富多采，若欲全面精通，非朝夕易事。一方面要有坚韧不拔、刻苦钻研的毅力，另一方面要有孜孜不倦，争分夺秒的精神。是时每日除三餐之外，我们几乎全是随师门诊、出诊。诊务繁忙之际，甚至在出诊汽车途中进餐，故学习理论、整理医案只能在晚间。古人云，「一寸光阴一寸金」，并以「自驹过隙」形容时间之宝贵。我的中医理论大部分是在晚间学习的，每晚必待夜深人静，方始就寝。实际上，昼日看病，夜晚读书，我觉得对理论结合实践犬有好处。

我不主张在读书时不假思索、囫囵吞枣地死记硬背，认为重点应在理解原文的精神实质，并付诸临床，学会在实践中如何运用。某些人尽管能把一部分经典著作或中医书籍背得滚瓜烂熟，甚或倒背如流，但临证反而无所适从，疗效不高，这只能算是纸上谈兵的空头理论家。我执教于北京中医学院时，也曾看到有个别学生能背数百方剂，但临床实习一见病人，反而开不出方子来。这说明对方剂的主治与适应症根本没有理解，所以也就不知如何施用。有些人即使能开出方来，也只是按图索骥、刻舟求剑地套用，并不会灵活加减变通。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判断一个医生水平高低，是以治疗效果为标准的，理论再高，治不好病，就没有说服力。所以我认为学习中医理论，必须在理解的基础上加强记忆，且在实践中反复施用，寻谋得失，方能逐渐达到得心应手、左右逢源的境界。

系统学习中医理论是必要的，这需一个循序渐进、登堂入室的过程，但也不能忽视平时对知识的零积碎累。每次读书勿求于多而求于精，也就是有目的地学习，尤其不懂之处要勤问。我随师侍诊之暇，自备一本「零金碎玉」手册，凡看到施先生治病时，自己不理解之处，如，为何辨为某证?为何使用某方、某药?辄问于师，并将老师言传口授录之于册，日久天长，风毛麟角，积少成多，不但保存了老师宝贵的临床经验，而且对我增长阅历，体会先生的学术思想，裨益颇大。施先生制方遣药，不拘一格，往往双药并书，或是互为补佐、增强原有药效，或是互为制其所偏、产生新的药效，组成新方，饶有特色。后来，我曾搜集了数百个双药并书范例，辑之成册为《施今墨药对》，介绍给学生们，很受欢迎，至今流传甚广。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我随施先生前往天津，开始单独悬壶业诊，病家渐次增多。那时我治病，都是套用先生的经验方剂，尽管有效，也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能满足我求知的欲望。

施先生在学术上一向提倡革新中医，中西医结合，并素以西医诊断、中医辨证互相左证为其主张。因此，先生要求我读一些西医的解剖、生理、病理等书籍。我阅读之后，对人体的生理功能、发病机制都了解梗概，于是想再学西医，以求究竟。一九三九年，遇到一／卜机会，我即东渡日本，入金泽医科大学医学专门部，系统地学习西医知识。四年后回国，虽以西医姿态开业，但多数情况下，我仍是采用西医诊断、中医辨证施治来治病的。

辨证辨病扬长抑短

采用中西医理互相左证，认识和治疗疾病，使我眼界扩大，思路展开，方法亦较多。因此我深感中西医必须结合，方能创造出新的医学理论体系。但是在解放前那种社会制度之下，得不到政府的支持，群众的力量也只能是施派传人，独立钻研，毫无成就。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派还要废止中医，当然就更谈不到中西医结合的问题了。只有在解放后，党的中医政策贯彻落实，中西医结合工作的进行才有了保证。

目前，医学界对中西医结合持有不同的见解。或以为中医不科学，中医学太神秘，乃「经验医学」，或以为中医完美无缺，愈古愈好，主张走「纯中医」之路。我认为这些想法和看法都还有待于实践来检验。

中医学科学与否?实践乃检验真理之唯一标准。

中医理论建立在朴素的唯物论与自发的辩证法基础之上，中医药经历了数千年临床实践的考验，发展至今而不为时代所淘汰，正是说明其包含着丰富的科学内容。中医对某些西医目前尚无特效疗法的疾患，其疗效是有口皆碑、有目共睹的。但是由于过去几百年来闭关锁国，未能及时用现代科学技术予以发扬阐明，而存在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不足，其理论较为抽像，往往使人难以理解和确信。

西医理论建立在实验室基础之上，虽然对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病理认识比较清楚，甚至对某些细胞的生理病理变化都研究得相当透彻，诊断方法也是现代化的。但是，由于有时忽视人的整体作用，注重疾病的病因和局部作用，单纯追求特效药，存有部分形而上学的观点，所咀治疗方法也有不足的一面。

中西医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虽然他们的理论体系不同，但都是科学的，研究的对象都是人，目的都是治愈疾病。我认为中西医结合实现中医现代化是必然的。当然，迭需要一段长期的、互相争鸣和互相渗透的过程。

我白一九五六年任北京中医学院教务长以来，从事中医教学工作，始终主张中医学院学生应当以中医为主，但是除了学习中医基础理论与临床课程之外，西医基础也一定要学。目的是培养既能够掌握中医药理论，同时又具有一定现代医学知识的中医人材，不主张培养「纯中医」。虽然在十年动乱期间，这一教学计划曾遭「批判」，事实胜于雄辩，中医学院1962、1963、1964等届的毕业生，现在既是中医的骨干力量，同时又可以较容易地与西医搞中西医结合工作，这样的人材是符合党和人民需要的。

青、中年中医掌握一定的现代医学知识是时代的要求。过去中医由于没有实验室指标参照，对疾病的疗效只能根据症状的改善或消除来判定，实际上不够完善。例如，肝炎病人只要肝区疼痛等症状消失就算治愈，肾炎病人只要浮胂等症状消失也算痊愈。现在，我们大多需要参照化验指标，若其转氨酶与尿蛋白等正常方可定为治愈。我曾治疗一青年女性，西医经心电图检查诊断为心肌病，并云较为严重，但没什么明显的自觉症状，真可谓无「证」可辨。于是我就根据西医的诊断，采用生脉散加昧治之，使其心电图的改变有了一定好转。

对于中医遗产，要有分析、有批判地接受，既不能过于迷信古人，也不要轻易否定古人。我在讲授《金匮要略》时，是本着古为今用的原则，从临床实践的角度教学的。特别是《金匮要略》这本书，历经年移代革，兵囊战乱，展转传抄，以至错简脱文甚多，有的条文有证无方，有的条文有方无证，有的条文不知所云，有的条文又过于简练，造成学习上的困难。对这些我们都不可看作是句句金石，字字珠玑，一字不能移，一字不能改。如若脱离实践，穿凿附会，随文敷衍地「以经解经」，则很难以理服人，所以学习《金匮》要从临床出发，或以证测方，或以方测证，或根据其所述主证研究组方，分析用药，方能体会仲景认证之准、组方之严、选药之精，然后再结合现代临床所见，扩大诸方的使用范围。例如，我在临床上常用黄芪建中汤治疗虚寒性溃疡病、体虚外感、下肢溃疡、淋巴结核未溃破或已成瘘管者，用小柴胡汤治疗肝炎、胃炎、胸膜炎、急性肾盂肾炎，用大柴胡汤治疗胆石症、胆道感染、急性腹膜炎、高血压病等等。当然，我都是在辨证施治的基础之上使用这些古方的，是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

对待中医古籍，要有发隐就明，敢于创新的精神，不要只会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似乎古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用，古人没有怎么说我们就不敢怎么用。这样思想就会被束缚在本本中，事物也不会有发展了。譬如现代肿瘤的发病率很高，不少肿瘤患者早期被发现后，西医往往采用放疗或化疗，因而产生副作用：放疗后多见咽干口燥、烦热失眠、舌红脉数等阴虚见证；化疗后多见面色不华、神疲乏力、纳差恶心，伴血象下降等气虚见证，有时也可以见到气阴两虚者。对这样的病如何认识?《伤寒》、《金匮》等中医古籍并没有也不可能记载有放疗或化疗等词句。我运用仲景理论，引申其意，把这些都看作是「火邪伤阴」或是误治而形成的「坏证」，治疗或养阴为主，或补气为主，或是二者兼施，以扶正固本，从而减轻其副作用。这亦属辨证辨病相结合。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都是祖国医学的重要治疗原则，倘若脱离这个原则，单纯地去追求「特效方」、「特效药」，很容易钻进形而上学的死胡同。我继承了施今墨先生的学术思想，临床时把西医的诊断和病理融合到中医的辨证施治之中，采用西医诊断与病名，结合中医辨证施治的方法。曾治一老年病人；患慢性气管炎，肺心病合并肺感染，双肺听诊有干湿罗音，胸透发现肺部阴影。其症：咯痰粘稠量多，纳差，腹胀便溏，舌苔厚腻，脉弦滑。西医经用青、链霉素、羧苄青霉素等治疗无效。某一西学中的医生认为肺感染，投以大量清热解毒中药，数剂不应，邀诊于我。我本着中医「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之理论，辨证为脾失健运，痰湿阻肺，选用香砂六君子汤加贝母、1．瓜蒌皮益气健脾化痰，同时因辨病考虑肺部感染而重用鱼腥草三十克以清热解毒消炎，患者连续眼药十余剂，脾运得健，痰量大减，肺部阴影消失，感染基本控制。类似病例是很多的。、

发掘提高任重道远

一九七六年，我被调往首都医院中医科，主要从事临床科研工作。中医搞科研，对我来说是个新、课题，我选择了中医药治疗糖尿病和妇科病作为研究专题，同时兼治内科杂病。

糖尿病证情复杂，反复性太，往往缠绵难愈，梭被某些医生看作是不治之症。我认为中医在数千年的医疗实践中，对糖屎病的治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现代又有日新月异的西药，只要我们认真研究它的规律，积极寻求治疗方法，实践证明，耐心的治疗，合理的调养是可以控制糖尿病的，精尿病并非不治之症。

糖尿病属于中医消渴病范畴，从历代中医文献记载来看，多认为本病的基本病理为阴虚燥热，以上、中、下三消分治。我在临床观察到多数糖尿病患者都不同程度地具有乏力、神疲，气短、舌淡胖或淡黯等气虚表现，且三消症状往往同时存在，仅侧重有所不同。因此，我认为气阴两伤，脾肾虚损方是糖尿病的基本病理。在治疗上，我选用增液汤合生脉散为主，再加苍朮配元参降血糖、黄芪配山药降尿糖(系施今墨先生的经验)为基本方。从肺、脾、肾三脏入手，尤以脾肾为重点，着重先后天两方面滋养培本论治，屡获显效。

现代医学对糖尿病的研究，侧重于其微血管病变等并发症的防治问题。我也发现许多糖尿病人合并有血管病变者(如冠心病、脉管炎、脑血管意外后遗症等)多具有刺痛、窜痛、舌质黯或有瘀点、瘀斑、舌下静脉青紫怒张等血瘀征象，部分患者经用活血化瘀为主治疗后，取得一定疗效。另外，有些长期使用胰岛素治疗的糖尿病人，多数也可出现上述血瘀征象，我同样采用活血化瘀法治疗。实践证明，活血化瘀法可以使部分患者的胰岛素甩量逐渐减少以至停用。因此我认为活血化瘀法应当作为治疗糖尿病的一条途径来探讨，这方面在中医文献中尚未见到论述。

前年在兰州召开的全国第一次糖尿病专题会议上，我们担负了糖尿病中医辨证分型的工作。我们从中医辨证的角度，系统观察了一百多例糖尿病门诊病人，经统计90％以上具有气虚见证，70％以上具有血瘀征象，只是程度轻重不同。当然，如何采用实验室检查来进一步验证(如血液流变图、血细胞压积、微循环测定等)是我们今后的工作之一。

中西医之间由于理论体系之不同，故其诊断方法与病名亦不相同，有时病名虽相同，其含义也不尽相同。西医用现代仪器确诊的许多疾病，中医通过望闻问切是发现不了的。但虽经西医确诊，采用中药治疗时若不遵循辨证施治的原则也难收良效。我曾使用张锡纯的升陷汤为主方，配合超声雾化疗法治愈一例肺泡蛋白沉着症的病人，即是采用西医确诊，中医辨证相结合的方法治疗的。又如，我治疗过两例西医确诊为尿毒症的患者，其见症均为乏力、头晕、浮肿，纳差、泛恶、舌胖淡，脉虚弱。我辨证为脾肾两虚，浊阴上逆，以香砂六君子汤合六味地黄汤加味治之，两患者不但症状得以改善，而且尿素氮也明显下降或至正常。

因此，我认为对于目前一些西医确诊的疑难病或少见病，必须遵循中医的辨证原则遣方选药，在取得疗效的基础上进行药理实验研究，以明确其治疗机制，然后再付诸临床，这样多次反复，就可研究出某些疑难病或少见病的特效疗法。现在这方面已发现一些苗头，如验方过敏煎(银柴胡、防风、乌梅、五味子、甘草)经药理研究抗过敏反应作用较可靠，我在临床上治疗支气管哮喘、荨麻疹等病时，常用此方为主。又如抗免疫方(广木香、当归，益母草、赤芍，川芎)经药理研究证实确有抗免疫反应功能，所以我在治疗硬皮病、红斑狼疮、慢性肾小球肾炎等疾病时，亦常选用。

现在有许多西医学习中医的同道，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中医，并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如对脾、肾本质的探讨，通里攻下法治疗急腹症，活血化瘀法的实验研究等等。我以为这是正确的，这样做不是削弱中医，也不是「中医西化」，相反是为了使中医发扬光大，在国际间享有更高的声誉。我个人的中西医水平都还不高，在这方面未能做出多少成绩与贡献。在我的有余之年，我仍需要不断学习，努力工作。坚持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逐步实现中医学术的发展与提高，这是我毕生的信念。

(董振华整理)

我学习伤科的四个阶段

上海市卢湾区中心医院副院长中医门诊部主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上海市分会伤科学会主任委员施维智

【作者简介】施维智(1917～)，江苏海门人。祖传伤科，兼精内、外科。伤科理论造诣颇深，尝创「骨折三期分治」说。对诊治骨折、内伤、软组织损伤、脑外伤后遗症等疾患，尤多独到之处。发表有《脏象学说在伤科临床上的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在伤科临床上的运用》、《中医伤科简史》、《骨折的诊断与治疗》等结多篇。

我出生于祖传伤科医家，传至我辈，已历五世。清代道光年间，高祖施镇仓从宋锡万老师学得拳术和理伤技术，用以问世，后又与少林寺拳师郭九皋结莫逆交，相互琢磨，尽得其传。曾祖施端葵弟兄四人，均承家业。祖父施秀康幼孤，从曾叔祖施简如学得拳术和理伤后，又就业于外科名医郁灿先生，学得外科，遂以伤、外科悬壶乡里，一时名噪南通地区，就诊者众。伯父施源亮自幼从祖父学伤、外科。父亲施源昌清末毕业于南通通州师范学校，后又继承祖传，且向同里儒医沈昌济先生学习中医理论和内科。学成，与伯父共同执业伤、外科，父亲兼理内科。我兄弟姐妹九人，我为长子。当时父亲目力欠佳，他以继承家业瞩目于我。一九三四年，我在读完初中后，乃跟随父亲学医共约五年。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翌年我乡沦陷，举家到上海避难。一九三九年秋，父亲和我弟、妹等回乡开业，我已结婚，即留在上海独立行医，迄今已四十余年。回顾个人学医，行医的历程，对「学无止境」这句名言，颇有体会。

个人学医，基本上可分四个阶段。

(一)为打好基础而学父亲毕业于通州师范学校，擅长古文。他在从儒医洗老先生学习后，更感到学医必须有古文根底。所以，他在作出让我学医的决定时，首先就安排我在私塾中读四书、五经，进入高小和初中时，每逢寒暑假，都安排我选读古文，培养我对古文的理解能力和爱好。这为我阅读中医典籍，提供了有利条件。

当我正式开始学医时，父亲曾经郑重教导说：要当好一个医生，首先要有一颗救人的心。古人说过，医生要有割股之心。所谓割股，就是指为了治好病人不惜牺牲一切，也就是舍己救人的意思。所以，我们施家祖辈相传有这么一条：看病不问有钱没钱，有钱的也看，没钱的也看，甚至赔钱给药的也看。关于学习哪一专科的问题，父亲一向主张「十三科一理贯之」。他经常谈起古代扁鹊擅长各科「随俗为变」的故事。他说：「扁鹊之所以各科都擅长，主要是因为他的医学基础好。其实，要懂得多科知识也并不难，只要先把基础打好就行。拿我们施家来说，现成的就有内、外、伤三科。基础打好了，就能掌握多科知识了。各科都来得，就可以更好地为病人解除痛苦。例如，我们祖代伤科，一旦遇到已届晚期的虚痨病人来就诊骨折，我们对运用活血化瘀法就应慎重，并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既考虑治疗骨折，又兼治虚痨，做到双方兼顾。又如，骨折病人中，突然又患了时病，我们就应既治时病，又治骨折}况且，伤科病往往并发感染，就联系到外科，孕妇受伤或伤后经行，又都和妇科有关等等。总之，只要我们兼通各科，临证才能得心应手。」父亲的教导和期望，始终作为我的奋斗目标铭记于心。

我开始学医时，父亲已双目失明，但记忆力很强。他根据自己的经历，为我制定了学习进度表，规定应该读哪些书和怎么读法。兹列表如下（略）

我遵照父亲的安排，于一九三四年七月起，直到一九三九年秋，学医整五年。开始的一年半，除用去很少时间参加配制药物和偶尔遇有重病人去诊室望望外，绝大部分时间都用于读书。我的书房紧靠着父亲的诊室。他在门诊或出诊空闲时，经常到我书房听我读书。每当开始读某一部书时，父亲总是为我概括介绍该书的特点和主要内容，并提出要求和进度。记得他在我开始读《内经》时曾经指出；「初学应从《内经》入手，但只能学其概要，不能深入钻研，因为《内经》文深义奥，初学往往不能全部理解。」又如，父亲在我学温病时指出：「伤寒是伤寒，温病是温病，切不可混淆。凡是温病，必须以温病学说理论为圭臬，否则临证必多贻误。」父亲每晚要听我读书一、二小时，有时讲解，有时提问，对我督导甚严。

从一九三六年春到一九三九年秋，我白天主要是临诊或代诊，早晚还是抓紧读书。每逢父亲为师兄们讲解骨折、脱臼的复位手法，夹缚方法以及外科操作时，我总站在一旁听，耳濡目染，留下了深刻印象。所阻，在我开始临诊时，对伤、外科的操作，不多时就能上手。同时，由于父亲失明，伤、外科的门诊出诊很快就由我代替。出诊回来后，向父亲汇报情况和处理经过，父亲及时加以指点。遇到重病号，他就和我同去复诊。晚间，父亲常将白天治病需要查阅的书，让我读给他听，有时也结合病例，和我谈病理机转。这都为我独立临证打下了良好基础。

(二)为提高临证效果而学一九三九年秋我在上海独立开业时，父亲教导说；「你过去读过的书，只不过知其大概}能看的病，也不过是一般规律。今后在行医的同时，必须将读过的书，反复学习，结合临证，深入领会。坚持几年之后，定能融会贯通。每遇到难治之症，或治疗无效的，必须立即查阅文献，反复思考，找出更好的治疗方法。凡是遇到一个疾病，你没能治好，而别人却治好了，就说明你学术不够，应该引为内疚!」我牢记父亲的教训。当时正在抗战期间，上海租界人口骤增，卫生条件差，流行病多，由于抗菌素尚未问世，大部分病人症重而险。我·深知，像我这样的青年中医，如果不能很好地掌握对流行病的冶疗，是难于立足的。所以每遇到这类病人(包括脑炎，麻疹、天花，霍乱等等)，在认真诊治的同时，反复阅读以往读过的几部时病书和《全国名医验案类编正编》，仔细推敲这类病的传变和重病的抢救方法，逐步掌握了治疗规律和应急措施。记得一九四三年曾遇到过一个患斑疹伤寒的五十余岁的女病人，病程已逾两旬，初起壮热烦渴，十日后遍体红斑，继透自痦，两日前突然便塘色黑，日三、四次，精神萎顿，前医投一甲腹脉未应。而今证见身热自汗，唇焦齿垢，表情淡漠，手指蠕动，便溏依然，腹中不痛，小溲短涩而赤，红斑回而未净，白痞色枯不润。诊得右脉濡数，重按关脉尚有力，左三部细数，舌苔焦黑，质红绛。证属温邪传入下焦，灼烁真阴，营分邪热留恋，正气大伤，若非急止其血，势将致脱，但因邪热未化，补非其时。仿古人用银花，地榆治赤痢之法，予以甘寒存津、清营止血。处方：西洋参4．5克，鲜沙参24克，鲜铁皮石斛15克，鲜生地30克，炒丹皮、炒赤芍、老紫草各0克，银花炭30克，地榆炭、焦山栀、赤茯苓各g克，盐陈皮4．5克，鲜茅根30克。服一剂，便溏减；连服一剂，便溏止，白痦密布，色转润泽，转危为安；调治一周，渐趋恢复。类此重症，每年平均治疗数十例，由于结合临证，不断复习有关书籍，提高了疗效，也积累了经验。此时回想父亲的教导，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

在这一阶段，我的另一个学习途径，就是向师友请教。因伯父也在上海开业，有时就向他请教。有一次，遇到一个疗疮生于右侧鬓角耳门前的病人，前医诊治未效，日渐加重。我去诊治时，疮头干陷无脓，肿势上至头顶，下至下颌骨，右目因肿胀而紧闭，整个右僦面部坚硬如石，伴有十余处如黄豆大的软点；神志尚清，身热起伏，病程已十余天。前医初用五味消毒饮、化疗内消散加减，最后用犀角地黄汤合解毒大青汤加紫雪丹。思考前医治法均符合「疔疮忌表」的治则，为何未能起效，实属费解；症势垂危，又不便更改前法。于是，我请伯父会诊。伯父诊察之后，认为病起于少阳经，病程十余日，局部如此严重，而未见走黄昏迷之象，说明是风热证，非火毒证，应该解表托毒，方可挽回。即予以荆防败毒散去羌独活、生姜，加皂角、锻花。服一剂见脓，二剂脓大出，四围之软点均破皮出脓，肿势较减，身热亦退，经内外词治约月余而愈。通过这次向前辈请教，不仅使我增长了鉴别风热和火毒的见识，而且使我体会到前辈们的宝贵临证经验，往往是在书本中学不到的。

在此期间，我阅读了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和陈莲舫《女科秘诀大全》和医案，浏览了现代医学的解剖学和外科学总论，以吸收现代医学有关伤、外科知识。总之，这一阶段的学习都是为了治好病，为了当一名好医生。实践证明，由于结合临证进行多方面的学习，一个个病终于被治好了。病人的口碑是最有力的宣传。到了抗战胜利时，我的业务已经由每天三、四号逐渐增加到每天三十号左右。也可算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初步站住了脚跟。

(三)为提高伤科专业而学我在上海独立开业之初是内、外、伤科都看，但因我们施家祖传伤科素有声望，所以我的伤科病人也就逐步增加到每天近百号，无形中我成为一个伤科专业医生了。

此时，我对损伤疾患，大都能进行诊治，并且对其吉凶和预后如何，也都胸有成竹。但是，时代在前进，现代医学在发展，对照个人的中医伤科专业，虽有优点和长处，但也应该承认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对某些骨折的断端对位不隹，或者功能恢复不够理想等等。过去父辈对此总认为「难免」，而我却觉得，作为一个专业伤科医生，决不能满足于现状，应该针对存在的缺点和短处，力求改进和提高。

首先我开始了对伤科理论的探讨。回想过去学伤科时，着重了解什么部位是什么病，归什么经，以及背诵《正骨心法》和《伤科补要》中的主要方剂。当时认为理论清楚了，伤科就容易做了，等到经过临诊，自会熟悉的。无可否认，要掌握伤科，必须先弄值中医基本理论；但是，要做好一个伤科专业医生，单靠弄懂基本理论还不够，有必要深入钻研专业知识。于是，我从《内经》着手，集中阅读了历代大部分医书，包括丛书和方书中有关伤科的论述和方药；使我对伤科的源流以及手法、夹缚，内外药治的起始和发展，有了较系统的认识。同时，我根据临证经验，对伤科用药和内、外科用药进行了对照和玩味，深感伤科中的骨折起因于伤从外来，卒然身受，其整个病程与内科时病、外科急性病相类似，其中有一个传变的过程。所以对骨折的治疗，理应找出一条可以遵循的分期施治规律。参阅古人有关治则，一般是初期施攻，后期进补，所用方药则见仁见智，各有长处。个人认为，骨折治法在攻与补之间，应有一逐渐转化的阶段。通过进一步思考，我在张介宾《新方八阵》「兼虚者，补而和之，兼滞者，行而和之」的启示下，以攻、和，补三法交替，提出了「闭合性四肢骨折三期分治」的论点如下：

骨折初期；骨折后，经脉必同时受伤，气血离经，凝结成瘀，而为肿痛。治宜活血化瘀、行气止痛为主。

骨折中期：一般骨折后一周刘十天，肿势接近退尽，瘀血基本消散,此时骨折断端正在生长和接续，本应补肝肾、养气血，促使断端及早愈合，惟以炉烟虽熄，犹恐灰中有火，骤进滋补，势将滞瘀，继以攻瘀，难免伤正。治宜和营续骨、舒筋通络为主。

骨折后期：断端已初步接续，一般会出现患肢功能恢复迟缓，局部肿胀，或肌肉萎缩，皮温清冷，舌苔淡白，脉多虚软等见证。此乃病久肝肾两虚、气血不足之象。治宜益气养血、温补肝肾、壮筋坚骨为主。

这一论点，于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先后在上海市中医学会主办中医伤科温课班的讲课中和上海市中医学会、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分别举办的「骨折的诊断与治疗」学术报告中提出。经过伤科同道实践，一般认为骨折三期分治论点的提出，有助于恰当掌握骨折治疗的进程。

在探讨伤科理论的同时，我吸收现代医学的复位原理和手法，进一步思考如何依据石膏固定的原理以改进中医的某些夹缚方法，并对近关节骨折如科雷氏骨折，肱骨髁上骨折，髌骨骨折等，进行了重点探讨。我发现，祖传的方法和伤科同道习用的方法，关节功能的恢复一般还可以，但每能形成畸形愈合，而石膏固定虽可减少畸形愈合，而又往往会造成关节强直。据此，我采长补短，逐步改进了中医的复位手法和夹缚方法。同时，我置备了人体骨骼模型，仔细揣摩全身骨骼的位置、形态和体表标志，又与放射科医师协作，为我诊所的骨折病例作x线摄片，以明确诊断和复查。这对弥补中医伤科的不足和提高疗效起了一定的作用。

(四)为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而学一九五八年，在党的中医政策光辉照耀下，我响应党的号召，结束了个体开业，进入卢湾区中心医院，担任中医科副主任。这一转变，使我感到光荣，感到欣慰，决心以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为己任。其时，我正当壮年，夜以继日，毫无倦意，把学习重点放在进一步发掘整理中医伤科理论方面。

进了医院以后，设备条件齐全了，对骨折病人的处理从以往的手摸心会到运用x线下手法复位，大大提高了效果，也逐步发现自己技术上的不足之处。一九六二年春，我院开设了伤科急诊和病房，病种明显增多，重病号也多了。面对这一新的形势，我认识到这是发掘整理中医伤科医学的极好机会，同时又感到自己的知识还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因此，我除了争取机会参加各项学术交流和阅读杂志发表的每篇报道以充实自己的知识外，先后学习了过邦辅译华生·琼斯《骨折与关节损伤》，但巴玛《骨折与脱位处理图解》、刘润田《骨折与脱位治疗图解》、黄家驷主编《外科学各论》的骨折部分，重点就骨折的修复、连接迟延和不连接、粘连和关节僵硬、骨化肌炎和损伤性骨化、骨的无血管性坏死以及各种骨折的整复和固定方法等章节，进行仔细阅读。与此同时，我们还就现代医学骨科临床普遍感到难于解决的问题，运用祖国医学理论进行重点探讨，并在以下几个课题上逐步提出了一些新看法

1．针对现代医学有关血液循环供血少的部位骨折不易生长的理论，根据祖国医学关于筋骨依靠肝肾精气和气血充养的指导思想，提出掌握时机及早补肝肾，养气血，以促使断端生长接续的治疗原则。经过临床对股骨颈囊内、腕舟骨、足舟骨、胫啡骨下1／3等供血不足部位骨折的内治，尽早地采用补法，收到了缩短愈合期的疗效，并曾总结发表了《股骨颈囊内骨折的中医疗法》一文。

2．有关石膏固定拆除后患肢肿胀的问题，经研究，主要是由于石膏长期固定未用活血化瘀药治，加之石膏性寒，以致寒湿夹瘀，凝结不散，而为肿胀。每用散寒活血法进行药治，均收到肿胀加快消退的效果。

3．关于损伤关节面骨折每多后遗损伤性关节炎的问题，我们在《仙授理伤续断秘方》「伤痛久不愈者，风损也」的启示下，主张治疗损伤关节面的骨折，除力求关节面复位平整外，初期必须活血化瘀，使瘀能尽化，后期应补肝肾，养气血，使正气充足，邪不得入，从而避免损伤性关节炎的发生。临床治疗不少此类病例，因及时化瘀、补正，取得显效。而且，实践证明，即使关节面复位不尽平整，如能按期药治，亦能避免后遗症。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被任为我院副院长兼中医门诊部主任，并被推选为上海市中医学会伤科学会主任委员。业务上，我着重就脑震伤后遗症和腰腿软组织损伤等课题作了探讨。

脑震伤后遗症，在现代医学看来，认为除予对症治疗外，没有什么特效办法。我针对此症的头晕、头痛、泛恶、嗳气等主要见证，查阈历代文献有关记载，根据瘀血内结、败血归肝、木失条达，克土犯胃、胃失和降、内风上扰等病理机转，采用平肝熄风、理气和胃内服、活血化瘀外治为主的治法，初步治愈了有些罹患多年的重病例，现正继续探索中。

腰腿软组织损伤也是现代医学认为比较棘手的常见慢性病之一。在祖国医学中，属于腰痛或腰腿痛的范畴。为了摸索出中医治疗率病的规律，我查阅了历代医书、方书中有关腰痛，腰腿痛的记载。因见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所载「卒腰痛候」、「久腰痛侯」和「腰脚疼痛候」的立论精辟，颇多启示。归纳巢氏论点，不外本病起于劳伤，导致肾气虚损，应属正虚之证，而肾气既虚，风寒得以乘虚侵袭，可转为正虚邪实之证。据此，我试将本病分为急性发作型(正虚邪实)和缓解型(正虚)两类。前者辨风寒孰甚，风甚者祛风，寒甚者散寒；后者分胡虚，阳虚，阴虚者育阴，阳虚者温肾。两年来已治疗数十年来，疗效满意，在进行随访总结中。

结语

回顾个人学医数十年的历程，深切体会到：学医和学其它专业一样，一要持之以恒，终其生不稍懈，二要经常看到自己的不足之处，作为奋发学习的动力。我虽年老多病，但在党的中医政策的光辉照耀下，仍坚持上述两条，愿以有生之年，不断钻研，在继承和发展中医学术的道路上作出应有的贡献。

医途回首五十年记

黑龙江省祖国医学研究所高式国

【作者简介】高式国(1902～)，河北省宁河县入。一九二。年中学毕业后曾任塾师，同时自学中医。先后师事予吕秦交、蒋鹤青、吴道善等人。毕生穷治医经，对针灸学说亦有较深入的研究，着有《内经补正》、《针灸穴名解》等。

我于一九二。年毕业于依兰道立中学校，因无力升学，居家闲散二年。一九二二年，邻右父老凑集五个儿童，强余教授，非所愿也。时当乱世(军阀混战)，人喜言兵，余亦窃读六韬孙吴等书，并重温史地，思以追随时势。转思学此下技，何以致用，即便小成，亦只听人指使助纣殃民而已，遂即中止。次年生徒加多，内有中医之子，其父商余教以医书，余遂先买《本草从新》备课。此为余乎生阅读医书之始，亦即望见医途之始。此后常虚心向药店老医请教。药店老医不善讲授，且猜余有意刁难之也。独有老中医吕泰交(宇际安，山东昌邑人，清末附生，年六十余岁)视余可教，热心传授。有时携卷来塾，指示要点，惟恐余之中辍也。余喜极，师事之。吕与余互约，午课余就彼，晚课吕就余，以此为常，此为余在中医路上初学迈步也。但未敢依此为业。师弟相处，意气投洽，研医之外，兼习经史。吕师最喜《周易》及《左氏春秋》。快意时则畅谈时势及古今英雄成败，常夜深忘倦。吕不喜谈文，常日：文章诗赋，乃小儒事也。又日：《诗经》民情也；《书经》政治也，《春秋》司法也}「礼记})教育也《易经》科学也。有时谈及《内经》。余日：文字太深，使人难懂，吕日：凡关理论之书，着重在悟。只要把《内经》的「内」字悟透，则全部经文如同白话。余问：古人有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何也?师日。比如修道，多读书而能明道者渐法也；不读书，而能明道者，顿法也。即朱子所谓「用力之久，豁然贯通」者也。此后，余常怀念《内经》之「内」字。又常默然自问：内之，内之，不知内到何处为止7．师日：「内到无可内为止。」闻言之下，更为茫然。不知所淡者，为医学耶，为道学耶?师弟相亲，倏忽数载，竞忘年有所加，学有所进也。此无他，学不厌，教不倦也。在此数载期间，计所讲授为《伤寒论》、《金匮要略》、「瘟疫明辨》、《寿世保元》、《嵩崖尊生》，于《内经》、《难经》则择其大要，他如《医宗金鉴》、《中西汇通》、《千金》、(《外台》，陈修园、张景岳以及《沈氏尊生》、《世补斋》等等，涉猎而已。同时又有老医吴道善(字得之，山东蓬莱人，年亦六十余)亦常蓟塾赐教。其人善用经方、简方。常以少药治重病，犹兵家之以少胜众者(如以灯芯炭止血，猬皮炭治寒淋)。常日：药必真实、足量，乃能胜病。不然，徒茹苦耳。其人生性正直，多为病家设想。依人檐下，无以行其志也。又有蒋鹤青先生，曾从事税务，晚年皈依佛教，后半生以施医舍药结大缘法。当其未出家时，余亦得其训诲。其人喜谈气运。蒋、吕相遇则畅淡不倦。三人言行，皆我师也。

一九二八年，邻伯方君，宦游归来，见余教书，以为不可。彼云，教私馆，乃老年儡者之事。青年人日与孔孟相处，将来何以应付社会?甚至「应对进退」都不合时宜。必须出外作事，练达人情皆学问。此古人所以尚游学也。时吕师在座，深以为然，余亦久蛰思动。窃愧无力资斧耳。吕日：人有薄技在身，胜过腰缠十万，况汝学医数载乎?!余闻言胆壮。

同年七月，余持方伯信，到依兰高等审判分厅投差。荐为司书录士之职。暂寓父执郭芾卿家。此余在中医路上遇歧途也。当时官场，人浮于事，未能即妥，延久l延久使人不耐。郭伯殷殷劝慰，且露有留余行医之意。郭业医，设有药铺，铺中老医王汉臣，宿儒也。喜余知医，要郭强余在该铺应诊。余亦叹仕途多坎。且喜依兰多同学故友。尤愿与王医相处，便于学问，遂留止焉。一九二八年中秋节日起，余从事医疗事矣。此为余走中医道路开步起始。王医，山东莱阳人，年将七十，余师事之，而称之以伯。相处甚得，沾益良多。王曾指其床右书垛日，将来以此物累汝。余不敢诺，而窃自幸也。王死不久，逢「九·一八」之乱。依兰被炸，药铺遭焚，同人逃散，余亦流亡虎林、饶河一带，置身于青山绿水之乡。以医为业，乞食颇不为难。同行四人，亲如一体(内有一初不相识者)。仰余三指，幸得全活。当时山村无医无药，患喉症较多，余以针治之，问用土法。一时生活较为安定。痛定溯思，计遇匪者二次，均赖行医免祸(匪徒惯习，不劫医者)。绝粮者一次，余教以采玉竹根充饥，亦赖知医而得救也。疾病相扶持者二次，一为同行一人伤足踝肿，余告用土和尿敷之，痛减能行。当时同患难人，苦乐与共。孙子所云「风舟共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果然哉l当此之时，．存家难奔，有国难投者多矣，个中滋味，余则备尝之矣。又忆师云「有薄技在身，胜腰缠十万」之言，今乃验也。此时囊中无钱，不足忧惧，囊中无书，殊感束手。临行仓卒携带者，只《温病条辨》，，《针灸易学》两书耳。此余走中医道路之厄运也。谚云「有书真富贵」，「书到用时方恨少」，「学然后知不足，用然后知困」，乃先我经验之谈也。回忆旧书遭损，实为痛惜，每一念及，必牵想到《内经》之「内」字，不知古人如何解释?拟日后详细考参之。两年后出山，同行只有两人，探讯前进，日行数里，不敢冒进，必先有投靠人家，以备盘诘也。一日信宿潘姓农家，黎明未起，忽然思路大开，认为宇宙万类。凡有生灭机能者，俱由幼壮衰老直至死亡消灭，顷刻不停，受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司天在泉以及五谷六畜，影响损益消跃，而作生长收藏的变化。此种变化力量，含蓄在各个体之中。而《内经》书中所载者，为阴阳五行四时八节。在天则气运寒暑，风雨阴晴，星辰日月。在地则高下旱潦，五谷六畜以及虫鱼菌骚。在人则脏腑筋骨皮肉营卫血气情志，莫不包括。虽一毫一发之微，亦有相当生机在内也。即便一毫一发脱落死亡，其枯毫枯发亦有其逐渐消灭之变化在其内也。此种变化力量，约而言之，即「性命之道」也。以其无可名象，故强名之目「内」。或即吕师所告；「内到无可内」之意欤?于是喜而不寐，以为猜破古人之谜矣。忽又疑念顿生，不敢自信，窃虑先圣哲言，岂能如此轻易。思潮起伏，倏忽屡变。迨出山后，偶阅张景岳《类经》，见其名义自注，文中有言：「内者性命之道，经者载道之书。」乃自信所悟者与古人有略同也。因自恨学识短浅，若能早读此书，何致焦思如此之久。因又思古人有言：「思之思之，鬼神告之。」信不诬也。因又反复思之，所谓鬼神者，即吾心本有灵明，自然发动者也。。究竟何者为鬼，何者为神?则在自家念头之邪正耳。倘贤师友早期告我，省却多少思虑。然不思不虑，则易得易失。今经此一悟，乃出于自诚之明也。其殆师友玉成于我，行不告之教欤?余经此一悟，如在中医路上夜行，忽得明灯也。此后十数年来，医林浪迹，遇有学不通处，则商之契友，并加以思维，常收由点及片之效。从前游走山村，太感乏书之困。出山后，每副书店必不空回，凡遇爱好之书，宁可买而不读，不肯见而不买。如张寿甫陆渊雷、恽铁樵，时逸人、秦伯未、承澹庵诸前辈大作，读之如见海天之阔，其维新衍义之处，多由经典化出，其中意味深且长也。

光复后，国基大定。中医受到政府关怀，我得参加医卫工作。此余在中医道路如登坦荡之公路矣。当时正值百家争鸣，有拟将中药革新，单煎分贮，。然后按方配剂，商余可否?余譬以渍茶，乘热饮之，其味清香，功可透汗，凉而饮之，香味减，功则利尿，隔宿饮之，其色紫，其妹苦，功则涌揭矣。一茶之微，尚且如此，安知多数药味，煎后寒热新陈之变，功能或有不同乎?可进一步研究，务要巩固其功能再行酌用。不可徒革表面之新也。此后余改任针灸科主任，又值朝鲜人金凤汉研究经络得出实质，各地都作讨论，余又发异议之言。认为经是经过，络是连络，无法提出有形物质。譬如两山夹成一谷，两岸夹成一川，在人身由两条经筋，央成一条经络，在解剖上只能提出经筋，此经筋一被提出，则经络同时消失矣。又如房屋墙壁有裂缝，外可入风，内可通气，作用显然。试将此房拆毁，则砖石若干，土木若干，历历可数。而在未拆房以前，有日共睹之墙缝，则提之不出。爱我者急止我日；别在新生事物上泼冷水。我日：我的墙缝子也是新生事物，你也别阻拦我的发展。相与哄笑。有此辩论，犹余中医路上跄步趋行也。此后余改任整理古典医籍工作。我首先着手《内经》，摘其差误而补正之(于一九六四年印成《内经摘误补正》小册。作内部交流。后又加以补改，拟名《内经补正》)。

例如《素问·上古天真论》「被服章」三字于上下文义不属。余意此三字，可移于「适嗜欲……」之前。读为「被服章，适嗜欲……」盖谓圣人以教化治世，遵服章之制，在朝不矜冠绅，在野不妆异服，混世合俗，便于教化也。如孔子为鲁司寇，老子为周柱下史，庄子为宋漆园吏，均不辞小官，志在行道也。《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恶气不发」，「发」字或是「戴」字之误。若果恶气不发，则为郁结之痞，何贼风暴雨之有。今既贼风数至，暴雨数起，皆是恶气发泄之象也。前文言天道以藏德为务，「天明则日月不明」，是天失其藏德之职，而泄其自然之明，则日月之光为其所夺，有明不显(譬如白昼点灯，光焰不显其亮)。今既天遭失职，则邪气(不正常之气)侵害空窍，空窍受侵，则邪气无所归藏，邪气不藏，则不得缓其冲进之势。犹如四时失律，则春不生夏何以长，秋不晦则冬无可藏也。节节相因，总不外阴阳气化进行其生长收藏之道耳。今既生者不生，藏者不藏，故贼风因之数至，暴雨因之数起，俱因恶气不藏之所致也。原文下文自作解日，此。天地四时不相保，与道俱失」也。故余疑「发」字为。藏」字之误。或「不」字为「大」字之误。，．

《素问·生气通天论》「因于寒，欲如运抠，起居如惊，神气乃浮」段内：「欲如运枢」，烦也，「起居如惊」，噪也；「神气乃浮」，不安也。犹云病者内烦外躁，坐立不宁，神气困之浮越而不安也。如此症状，略合《至真要大论》「诸躁狂越，皆属于火」之义。可于「欲如运枢，起居如惊，神气乃浮」三句之上加「因子火」三字。寒静而火动也。原文「因于寒」三字，可在「体若燔炭，汗出而散」之上。正合伤寒初起之麻黄汤证。本篇零乱失序者尚多，有待专文候教。

《素问·金匮真言论》「故冬不按麝」节内「春不病颈项」，以四季月份揆之，应作「仲春不病颈项」。飧泄而汗出也」一句，新校正云，上文疑剩。余意「飧泄」乃夏秋间常见之病，应在「长夏不病洞泄寒中」之下。两句联合，断句为「长夏不病洞泄寒中飧泄，而汗出也(凡长夏有汗者，多不病泄)。

《素问·阴阳别论篇》：「鼓一阳日钩，鼓一阴日毛，鼓阳盛极目弦，鼓阳盛至而绝日石。」张志聪谓「钩」应作「弦」，「弦」应作「钩」。盖谓肝(弦)心(钩)

肺(毛)肾(石)四经之脉以应春夏秋冬四时也。按一阳为阳之初生，其脉端直以长，长应春阳之象，故鼓一阳应日「弦」。迨阳盛至极，其脉当有汹涛回卷之势，故鼓阳盛至极，应日「钩』。宜从张氏改正之。但「鼓阳盛至而绝日石」句中之「阳」字当是「阴」字之误。按全文大意，鼓一阳者，春脉也，故日「弦」。鼓阳盛至极者，夏脉也，故日「钧」。鼓一阴者，秋脉也，故日「毛」。故冬脉之至，应作「鼓阴至而绝日石」也。若果鼓阳至而绝，则成浮数而散之象，何得目「石」?张氏徒见「弦删钩。之误，未审鼓阳至而绝之「阳」字为亦误，亦挂万漏一也。「阴阳结斜」，「斜」应作「邪」。或古「斜，邪」通用欤?「三阳结谓之隔」，「隔」应作「水」。「三阴结谓之水」，「水」应作「隔」。所以然者，三阳为太阳，手太阳小肠，足太阳膀胱，小肠外围为水，膀胱内容为水，两太阳结邪，乃为水病。故三阳结，应作「水」。三阴为太阴，手太阴肺，足太阴脾。肺结邪，则气失运而不利脾结邪，则胃失助而不消。气不利，食不消，非隔而何?故三阴结应作「隔」。本篇末句「不过十日死」句下，新校正云：「详此阙一阳搏。」玩昧本节全文大意：「三阴俱搏二十日夜半死，二阴俱搏十三日夕时死，一阴俱搏十日死」。「三阳俱搏……三日死。三阴三阳俱搏……五日死。二阳俱搏其病温，死不治」。由此观之，阴脉俱搏死期缓，阳脉俱搏死期速。新校正云阙一阳搏。余意「不过十日死」句上，正可补「一阳俱搏」一句。按一阳为少阳，少阳居半表半里，处于阴阳之间，若一阳惧搏，刚死期亦应在阴阳俱死期之间，即五日十日之间也。二数折合，得七日半。正符「不过十日死」之数。又旬中「不过」二字，非含糊词，乃肯定语。盖谓不得过十日而死也。

《灵柩·九针十二原》「写日，必持内之」，「写日」之下应补「迎之，迎之意」五字。乃与下节「补日随之，随之意」相应。「审视血脉者」，「者」字衍，宜删之。「必在悬阳」，应作「心在悬阳」。「及与两卫」之「卫」字，《甲乙经》作「衡」，未洽。古说「眉目之间日衡」(蔡邕《释诲》有「扬衡含笑」之句)。余意本节文意，重在审视血脉。考面部之荣于血着无过于颧。

而两眉两目之间，于血关系不大。若以「衡」字作印堂解，又不应有「两」。因疑原文「卫」字，或是「额、顺、颂」等字之误。提出浅见，以供参考。「血脉者在腧横居，视之独澄，切之独坚」十五字，似应在前文「剌之无殆」之下。「五藏有六府，六府有十二原」句中「有六府」三字衍，可删之。读为「五藏六府有十二原」，乃易讲通。

《灵枢·经脉第十》「手太阴之别，名日列缺」。以下全文，应是《经别第十一》文字。应将下篇篇目「经别第十一」五字，移于「手太阴之别，名日列缺」之前。否则，张冠李戴矣。余于《灵》、《素》两书择出疑误之点，约一千余项。有待缮清敬烦同道指正。

余在主任针灸科室期间，曾解释经穴命名意义。

以任督二脉为人身阴阳经络两大纲领。比之乾坤两卦，其它太、少、明、厥，阴阳各六，则犹震、巽、坎、离、艮、兑六子也。即《奇经考》所云「督脉为阳脉之总纲」之意也。故余拟以督脉为十四经之首。又以「长强」穴为督脉各穴之首，亦即十四经所有诸穴之首。

推究经穴起源，当由养生静坐，体会经络动静之妙，有所心得，而志其位置察其流、注、敛、散，而识其性能。两者之义，俱由自觉而得。或喻之以物象，或证之事功，取两三文字之义，标示体用性能，而定其名称。若云必表而出之，虽圣人有所不能。

释「长强」。循环无端之谓长，健行不息之谓强。不然行程万里，终有尽时，力扛千钧，终有倦时。总归有限，何长、强之有?关尹子云：「营、卫之行，无顷刻止。」即指周身血气行动，统而言之也。吾人经常处此长、强之中，又经常行此长、强之事，须臾不离，人尽可知，而不暇自觉。惟养生家从而加以体会，得出无边妙用，而创成经穴学说。问何以证其然也?日l三l其功用能促进循环，资助健运也。

释「腰俞」。「俞」为「腧」之筒。「腧」为「输」之变。以字义推之，「俞」即「输」也。名「腰俞」者，以其为全腰之枢也。中医病理，崾有病多求之肾，俗呼内肾为腰子。故本穴又名「腰户」。剐其应证可想知矣。

释「阳关」。督脉为阳，卫旁傍足太阳之脉，本穴横平足太阳经之「大肠俞」。为督脉与足太阳经交通之隘道，故名「阳关」。灸本穴觉火气直入腹中，分布内脏，可证本穴有如关隘之用也。又如大肠有燥粪，则热及于脑，而现诸躁狂越之证，病名脏噪。此乃大肠郁热之气，由「大肠俞」传之「阳关」。又复循督上脑也。不然，大肠为贮粪之器，于脑何关?在治疗上取此穴以治此症，是明证也。

释「任脉」。滑伯仁日：「任之为言妊也。行腹部中行，为妇人生养之本。」又言「人身之有任督，犹天地之有子午也……分之于以见阴阳之不杂。合之于以见浑沦之无间，一而二，二而一也。」(见《十四经发挥》)余补充此意：任者，任重而道远之意也。人在爬行时，任脉在下，担负全身，故名之日「任」。

释「会阴」。任脉属阴，与冲脉惧起胞中，而任脉居于腹部之中。任脉两旁为足少阴经。冲脉循足少阴经上行。任冲肾俱属阴脉。故日任脉总摄全身之阴，而名其首穴为「会阴」，犹云诸阴经之总会也。

释「关元」。唐容川谓本穴为「元阴、元阳交关之所，即先天之气海」也。为养生吐纳吸气凝神之处，即老予所漏「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也。古「玄、元」通用，颠倒读之，即为「玄关」，古人多于此等名词守秘。故，故意颠倒其词，隐「玄关」而称「关元」。后之学者体会「元」字之义，想其为用当在「干元、坤元」也。研讨本穴，可与「命门、气海，白环」等穴汇参之。

释「紫宫」。洛书；「离为九紫」。在人身属心，紫为阳极之色，物极则反，而现胜已者之化。故紫较赤为黯，黯近于黑，黑属水，水克火，故日胜己。宫为尊长之居(心为君主之官)，故日「紫宫」，穴在「华盖」穴之下。《黄庭经》华盖注；「华盖之下多清凉……引动肾气，上布『紫宫』。盖以其两旁为肾水之经也。」看来人身阴阳，天生相济，十四经穴，同此一义。针灸推捏，亦即助使相济耳。余白愧才乏，此志不逮。谨将穴名，草创初解，提出数个，请同道哂瞥，权作谈心笑具耳。其中师心白是不治实际之处，诸希高明删正之。

余又常窃默，我年八旬尚能走中医道路，不禁自笑，喜顽躯尚健，未知老之已至矣。又常有所忧，虑老不知途，恐累友朋提拽也。只好尽我寸心，竭我绵力。

偶忆两事，附记如下：

(一)余在学医时，蒋鹤青先生自峨嵋还，叹说蜀道之难，外人行之，无时不戒慎恐惧也。吕师日：行医道之难，甚于行蜀道。戒慎恐惧之外，并当代病家忧患。二人大笑。余鲰4惕然有感，以为将来置身忧患恐惧中也。富贵玩乐，与我绝缘矣。五十年来头脑中多是病人苦况，眼中手中俱是书本子、笔杆子。人以为自苦乃尔，自以为责无旁贷也。古诗有云：「其人或有相思病，笺时偏少默时多。」可谓为我写照。大约同道前辈同学同志有甚于我者。

(二)亡友王哲言：其师高学良(辽宁人)往诊归来，额棱肿破。弟子问之，日碰电线杆子上。生日；师老矣，行路要小心，再出门须人侍从。师日；心不在焉，视而不见也。问师又想何书?日为重病谋治法耳口问何病?日血崩。用何药?日四两红花。当时忙为敷药，不即下问。迄今多年未解此义。虽有通因通用之法，何至红花四两之多?余日或此药另【有制法也。王急日；勿多言，你我演「火攻计」。一试所猜同否?因背坐各写所拟。余在凝思，王目我得之矣。余仅写出「童便炒」三字，转身见王写「用童便炒黑，研细分多次服」十一字。王日：多年疑团，一旦而解，启余者商也，值得痛饮。余臼未知令先师同此意否?王日靡错。待将来问之地下也，同大笑。饭后出门，王又戏日：小心电线杆子。余日，我还不到程度。叉复大笑。此事微不足道，犹中医路上一段美景也。今日思及，尚觉高兴。笔下有感，顺写七言两旬；「同是中医路上人，谈心何必曾相识。」摹古人意也。

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探索肿瘤的治疗上海中医学院教授钱伯文

【作者简介】钱伯文(1917～)，江苏无锡人。有四十余年的临床实践，曾任上海中医研究所肿瘤研究室主任。对于肿瘤的治疗，主张从调整整体着手，充分发挥正气的抗癌作用。通过长期的实践，初步总结了肿瘤妁辨证施治规律，用于临床行之有效。主要论著有《研究祖国医学，探索治癌规律》、《肿瘤的辨证施治》、《扶正祛邪相结合治疗癌症》、《钱伯文医案》等，其中《肿瘤的辨证施治》一书尤受欢迎。

我家世居无锡北门外，父亲务农兼营小船运输，一家人省吃俭用坚持让我念完了中学。

我在十七岁那年，生了一场伤寒，开始只当是伤风感冒没在意。后来高烧不退，神识嚎陇，母亲只有祈求菩萨。直等父亲回家，才请来了一位老中医，吃了两个多月的汤药，病始康复。这使我树立了学习医学的决心，并得到了父亲的支持。于是，我在十九岁那年考进了上海新中国医学院，踏上了学医的征途。

求学和行医

新中国医学院的院址在王家沙一幢大楼里，设备和条件都非常简陋，学生也不太多，但是师生间情况比较了解。老师一面教理论，一面带临床实习，集体上课，分别带教，理论与实践结合得较紧，学生接触临床的时间较长，积累的病种也就多了。因为每位老师都有一个诊所，我们可以从专长不同的老师那里，学习到各种不同流派的学术经验。在临床实习时，我有意跟从了三位不同风格的老师：朱南山(后因年迈力衰，改由其子鹤皋带教)、徐小圃以及章次公。

朱南山老师(1872～1938年)，是新中国医学院的创建人。善用伤寒方治病，而且运用得精确，晚年以擅长妇科著称，在治疗上是从调节脏腑气机功能着手的，注重于调气血、疏肝气、健脾气、补肾气。我在他老人家那里学到了如何「师古而化」，拿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古为夸用」。

徐小圃老师(1887～1961年)，是上海著名的儿科老中医。他在治病中注重阳气对人体的意义，认为小儿肉脆、血少、气弱，属于稚阴、稚阳之体，而决非世俗所谓「纯阳之体」。他推崇「圣人则扶阳抑阴」之论，主张治小儿须处处顾及阳气。他在治疗上偏重于用温阳药，其中尤其附子经常应用，量也比较大，一般都在9克以上。通过向徐老师学习，使我体会到阳气在人体的重要性，此后我在治疗中也很注意保护人体的阳气，重视运用扶正祛邪的法则以及注重调整脾肾功能。这些，都是在那时候得到了启发。

章次公老师(1903～1959年)，是新中国医学院教师，解放后去北京任中央卫生部中医顾问。他也是对我影响较大的老师之一。我经常到他的诊所去实习，他诊全收得很低，来就诊的以劳苦大众为多，且多重症，经他治疗往往效果较好。这主要由于他学识渊博，并能参台现代医学的理论。他侣导「双重诊断，一种治疗」的诊治方法，在他写的脉案上，常可见「……此神经衰弱之失眠，用药强壮神经之功能。」或「平素有习惯性便秘……肠之蠕动陷于麻痹状态，予千金温脾饮」等等，可见他在中西医结合方面是先行者。他用药简练，主次分明，击中要害，尤其无门户之见，不论经方、时方，甚至疗效较好的单方都能应用。他常说：「各家学说，互有短长。治学者，不应厚此薄彼，而须取长补短。」这实是经验之谈。他还善于应用虫类药，这对我以后治疗肿瘤时运用虫类药也有一定的影响。

通过四年的学习之后，我正式开始行医。当时在一家药店里坐堂，起先业务并不好。我在空余时间，利用药店的有利条件，对中药进行实物考察，比较药物的外形，尝试药物的性昧以及研究加工炮制，把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在实践中对对号，这对于治病是很有帮助的。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业务渐渐地忙起来了。那时候就诊的患者中，有一定数量是肝硬化腹水，按臌胀给予治疗。由于都是长期患病，所以体质较差，用逐水药受不了，用补药又恐留滞水湿之邪，所以就开始探索用扶正祛邪的方法来进行治疗。

在解放前的岁月里，我在学术上的进步是很缓慢的，只有迎来了解放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我的学术水平才有了真正的提高。

研究肿瘤的决心

一九五八年，领导上派我参加全国第一次肿瘤会议，听了首长和到会代表的发言，深感攻克肿瘤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使我感到重任在肩，义不容辞。于是，从一九五九年开始，在我院附属医院开设了第一个用中医中药治疗肿瘤的专科门诊。那时前来诊治的病人很多，有本地的，也有外地专程来上海的。在与这些病员的广泛接触中，我不仅体验到肿瘤患者的痛苦，也看到了一个人生癌肿，往往一家人都得不到安宁的悲痛情景。作为一个医学工作者，怎能不闻不问，袖手旁观呢!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四十多岁的肿瘤患者，剧烈头痛，呕吐频繁，瞳孔不对等(左侧大于右侧)，舌尖歪斜，经神经科检查，确诊为脑干病变(脑干肿瘤)。这个病目前在世界上还是个难题，手术及放疗均有危险。怎么办呢?难道能看着病人被活活地折磨死吗?当然不能。我连夜查阅了有关资料，细致地分析了患者的病情，经过三个多月的治疗，呕吐渐渐停止，头痛也明显好转，这样接连治疗两年多，患者已恢复了工作。这一瘸侧，使我增加了用中医中药治疗肿瘤的信心。

由于肿瘤是一种危害人类健康和生命的常见病，且至今缺乏特效的治疗方法，成千上万的病员在期待着我们能够早日探索出一个防治肿瘤的规律。

祖国医学对于肿瘤的防治已有悠久的历史，并有其独特的理论和方法，在历代的文献中，都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和描述，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如《内经》中所述的「肠覃」、「石瘕」以及《难经》中的「积聚」，隋代《诸病源候论》中的「症疲」、「石痈」等等，有些就是属于胃肠、子宫、肝、肤等肿瘤。宋代东轩居士所著的《卫济宝：持》中，就使用了「瘟」字，并对癌作了朴素的描述。还有汉、唐医学家所论述的「噎膈」、「反胃」，很像现代的食道瘟和胃癌}「茧唇」和「舌菌」则很像现代所说的「唇癌」和「舌癌」。由此可见，肿瘤并非近世才为人们所认识，发掘祖国医学在防治肿瘤方面的经验，对医治肿瘤和筛选抗癌中草药，均可提供一些线索。

可是正当进一步搞好肿瘤研究工作的时候，十年浩劫开始了，我也受到了冲击。但我仍怀着攻克肿瘤的信念，二面被批斗，一面仍然考虑着攻克肿瘤的设计方案。在安徽干校劳动时，晚上躲在帐子里，或查阅资料，寻找有关的抗癌药物，或书写笔记，记录自己在白天所考虑的设想，探索治癌的规律。粉碎了「四人帮」之后，我才又有了安定的环境，继续从事肿瘤防治工作的研究。

临证心得

近来，趁养病休息之时，把多年来治疗肿瘤的一些体会写出来，供同志们参考。

(一)对肿瘤病因病机的探讨和认识肿瘤的病因，不外乎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外因是由于毒邪(致癌因素)的侵入，蕴聚于脏腑经络，内因是正气不足，情志抑郁，阴阳长期失调(体内某些化学元素失去相对的平衡)，气血运行失常(免疫机能降低)，致气滞血瘀，痰湿凝聚，郁结壅塞，而逐渐形成为肿物。

祖国医学非常重视内因的作用。如《内经》中说：「邪气居其间，久而内着」；《医宗必读·积聚篇》中说：「积之成者，正气不足，而后邪气居之。」《外证医汇编》中说；「正气虚则成岩。」等等。其中所说的积就是积块肿物，说明正气虚弱(自身免疫机能低)邪气(致癌因索)侵入，导致机体某一局部组织的破坏或增生，渐渐形成肿物肿瘤。

(二)扶正与祛邪的辩证运用肿瘤是一种全身性疾病的局部表现，与整体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因此，对肿瘤的治疗，必须注意辨别阴阳气血的盛衰和脏腑经络的虚实以及邪正双方力量的对比，权衡扶正与祛邪的轻重缓急。不能片面地强调用有毒的峻烈攻逐的药物，企图一下子消除肿瘤，因为那样势必损伤正气，影响人体的抗病机能。反之，如果片面地强调扶正，不用攻逐，那就舍姑息养奸。因此，在治疗中既要扶助正气，增强患者自身的抗病机能，又要祛除病_邪，使癌肿在体内逐渐缩小和消失。一般地讲，癌肿病人在正虚为主的时候，治法应以扶正为主，辅以祛邪；反之，在正气不很虚弱时，则应以祛邪为主，辅以扶正。

有一患结肠癌的病人，手术后不到半年复发，右下腹有一坚硬肿块似鸡蛋大，经常腹痛，便溏，胃纳很差，形体消瘦，面色觥白，舌苔薄白，质淡，脉象细而无力，两尺尤虚。由于患者已不适宜二次手术，所以采用中药治疗。分析症候属脾肾亏损，气虚血衰，气滞血瘀等。哪一方面为主呢?从咏证偏于正虚，初步认为上述症候是由干脾肾阳虚所致，治宜温补脾肾、益气助阳(党参、白朮、黄芪、附块、肉挂、补骨脂、仙灵脾、锁阳等)，同时适当加用一些理气活血、祛除病邪的药物(八月札、枸橘、木香、丹参、当归等)。经过一段时间，病人症状有所减轻，体力也有所增加，但肿块未见缩小。于是根据患者的体质情况，调整治疗方案，侧重于攻，以理气、活血，消肿的药物(香附，木香、枳壳、枸橘，归尾、赤芍、三被、乳香、没药、白花蛇舌草、天龙丸等)为主，由积极的防御，转为积极的进攻。在积极进攻，祛除病邪(消除肿块)的同时，再适当地加用一些益气补肾的药物(党参、黄芪、熟地、仙灵脾、桑寄生等)，攻补兼施，这样就可避免攻伐太过而损伤正气。运用这个方案经过三个多月治疗，肿块慢慢缩小，再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治疗，渐至肿块消失，恢复工作。

(三)调整脾肾功能的重要性祖国医学认为，人体复杂的生命活动是与脏腑密切相关的，无论消化、循环、视听等活动，都是脏腑功能活动的表现。

同时，脏腑功能活动决不是各不相关孤立地进行的，而是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其中脾、肾的功能在祖国医学体系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李东垣说：「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强调「治脾胃叩所以安五脏」。健脾法不仅适用于脾胃虚弱，改善营养障碍}而且还适用于心、肝、肾的虚衰病症。补后天之本，充实气血生化之源，以扶助人体的正气和增强卫外功能。在动物实验中，也证明了应用健脾益气药物，有刺激网状内皮系统吞噬活性的作用，可以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

肾的作用较为复杂，人体的生长、发育、衰老，都与肾气的盛衰有关。结合现代临床来看，肾是一个复杂的功能单位，它的内容涉及生殖、泌尿、内分泌以及神经系统等。古人认为五脏六腑之阴都由肾胡来供有，五脏六腑之{；日都由肾阳来温养。肾在病机上涉及的范围也较广，往往各脏患病日久都会影响到肾，所谓「久病及肾」。由此可见，肾是人体各脏器的调节中心，所以前人在治疗上以肾立论的也很多，如《景岳全书》、《医贯》等文献中，都有详细的记载。从现代的研究来看，补肾法可提高机体的免疫力，改善机体免疫状态，而且能调节体内免疫功能的相对稳定。任何疾病对全身都有一定影响。全身机能好转，可促使局部病变加快恢复；而局部病变的恢复，反过来也影响到全身状态的好转。我在治疗肿瘤时，应用补肾为主的中药，不仅使虚象减轻，症状改善，而且对放疗、化疗病人的恢复有一定的作用。

总之，调整脾肾功能在治疗上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如有一例食管癌的患者：高年体虚，吞咽困难(仅能吃半流质)，胸前医及背部闷胀隐痛，咳嗽不爽，痰多粘腻，大便干燥，苔腻舌质偏红，脉弦细而滑。

曾用5一氟尿嘧啶，因恶心呕吐等副作用剧烈而停止化疗，要求服中药。辨证分析以痰气凝滞为主，并根

据「食入即出是无水也，无水者，壮水之主」的理论，确定了「健脾化痰、理气散结、佐以灌阴补肾」的治则。在使用复方(青皮，枸橘、杏仁、橘叶、术香、槟榔、桃仁、石见穿、石打穿、象牙屑、山豆根、生地、茯苓、生熟苡仁等)加减出入的同时，加用六昧地黄丸、移山参片等，连续服药一年左右，吞咽困难基本消失，二年后完全康复。服药期间，x线摄片复查逐渐好转；最后一次摄片食道已无异常。在这个病案的治疗中，由于患者脾虚生湿，湿能生痰，痰气凝滞而为肿块，叉加高年肾气不足，肾阴亏损，因此，治疗上采用标本兼顾的方法，一面化痰、理气、散结以祛邪(消除肿块)，一面调整脾肾功能以扶正，所以获得了比较满意的效果。

(四)药物的配伍和剂量中医中药治疗肿瘤副作用小，改善症状比较明显，疗效取得后比较持久和稳定。其中有一些中草药对癌细胞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有部分中草药虽然本身对癌细胞无直接抑制作用，但它能帮助抗癌药物透达病所或促进药物的吸收}有的中草药通过扶助正气，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等环节，同样能起到治疗肿瘤的作用。

在选用药物时要注意配伍。从中药的发展史来看，先由单味药逐渐发展到几种药配合应用，再进一步组成方剂，这样可发挥药物的协同作用，而更好地取得预期的疗效。有些药物相互配合后，可以减少原有药物的毒性，如冶疗肿瘤时常用的马钱子有毒，配甘草可以减轻毒性。可是有些药物的配合如甘草与芜花、人参与五灵脂、乌头与贝母等，不仅会使作用减弱，甚至还会发生不良反应。因此，在临床用药上应尽可能取其相须、相使，避其相恶、相反，这样才能取得比较满意的效果。

在掌握配伍知识的同时，还要注意药物的用量大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药物的作用。在临床用药时，若应大而小，就要贻误病情；如应小而大，就会克伐正气。我在剐当医生时，也有急于求成的情况，喜用大剂量，其结果往往是欲速不达，引起了相反的作用。现在临床上有些药物虽是常用的，但用量也不能太大，知龙葵超过30克并长期应用，就会降低自细胞，莪术大剂量长期应用会对肝功能有影响。即使常用的桔梗和山豆根，如剂量掌握不妥，也会产生不良反应。有一次，治疗一声带肿瘤患者，用药后病情进步不大。当时一位青年医生想使药物迅速发挥作用，就把处方中桔梗增加到12克，山豆根增加到18克。结果服药后即出现恶心呕吐、胃纳呆滞等副作用。后来把剂量调整下来，病人才得以重新接受治疗。

(五)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应用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在辨证的基础上适当地加一些对肿瘤细胞有抑制作用的药物(如喜树、山豆根、肿节风、天南星等)，效果更好一些。例如一例胃癌患者，根据辨证属于胃阳虚及忧郁痰阻所致。按辨证用药，症状虽有减轻，但效果不明显。后来我们在辨证基础上加了石见穿、石打穿、天龙等之后，症状就有显著好转，后经x线钡餐胃肠摄片检查，病灶亦有缩小。

(六)取得病人的信任和支持要取得疗效，一方面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另一方面还要取得病人的信任和支持。我们在治疗中，不可能都是一次辨证就正确的，有时需要反复辨证才能找到规律，这样就需要有一个过程。只有病人和医者密切配合，才可使治疗方案顺利进行，且可以获得详细的第一手数据。在平时常遇到一些病员，把自己以往治疗中，吃过那些药，用过那些治疗方法而没有见效的情况，或吃了那种药引起了怎样的副作用，原原本本地告诉我们。这些反面经验，往往是书本上没有详载。只有取得病人的信任和支持，才能在辨证论治中少走弯路，不断提高医疗水平。

(张存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