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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志军 书写30年时代风云
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8-10-8 3:41:50 · 来源： 新京报

改革开放30年记录者，开创时政写作和企业史写作的新风潮
改革开放30年对于新一代时政写作者和企业史书写者凌志军而言，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这不仅由于他的命运从30年前发生了转折，其后成为著名的时政作家，而且因为他以自己的写作记载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迄今为止，他出版的《交锋》、《呼喊》、《沉浮》、《变化》等9部（其中两部与马立诚合作）著作，每部书都成为畅销书。前不久，一套九卷本的“凌志军文集”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近日，记者采访了凌志军。
1　经历　“子承父业”却违背父愿
凌志军经过一番奋斗之后从一名普通战士成为新华社军事记者，但是，父亲对此并不欣喜
1978年一个夏天的早晨，25岁的凌志军斜挎着一个黄书包，兴奋地走进了家门。与以往回家不同的是，他这次是从河北调回北京，成为新华社的军事记者。为了给家人一个意外的惊喜，他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家人。此前，为了从事自己心爱的新闻事业，他已经奋斗了多年。
凌志军生于1953年。他的父亲凌建华解放前曾任《新华日报》副总编辑。凌志军自幼崇尚技术，轻视文史。他本来有希望循着哥哥的轨迹，搞化学实验，做火箭模型，进而成为一名科学家。不料，小学毕业那年，“文革”爆发了。其后，他先在农村做电工，后来参军。
凌志军对于自己学业被中断很遗憾，他一直想学点东西，于是开始悄悄地自学。他经常晚上蒙在被子里打手电学习数理化和英语，直到有一天被连队首长发现。首长批评了他，于是，他“悬崖勒马”，埋头训练，成为刺杀标兵、校枪手。唐山大地震发生的那天夜晚，他去别的城市。次日凌晨赶回唐山，眼前的营房已是一片废墟，很多战友和他永别了。在其后的日子里，凌志军的内心极其痛苦。在时代的搅拌机里，经历过生死变故的他，不知道命运要往何处去，他也不可能把握自己的未来。
不久后，凌志军从连队被调到团机关成为报道员。两三年之后因为写得多，当了新闻干事。后来，在著名的军事记者、当时的新华社人民解放军分社社长阎吾的指导下，他写的一篇稿子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阎吾在合作过程中发现了凌志军的才华，将他从河北调回了北京。
靠着自己的勤奋和努力，凌志军一路“写”回了北京。当他在1978年那个夏天的早晨走进家门，把消息公布之后，“家人大多很惊喜，只有父亲沉默不语。”凌志军后来回忆说。
1983年，没有上过大学的凌志军，考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3年，他系统研究了费孝通、杨藻、梁厚甫、李普曼、范长江、邹韬奋等人的作品。威廉·曼彻斯特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作家，当他第一次读到《光荣与梦想》时，不由得发出感慨，“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在凌志军拿到硕士学位之前，他的父亲过世了。弥留之际，父亲纯净而又混沌的眼泪，旋转在深陷的眼窝里，由于仰卧而未能流下来。他断断续续地对凌志军说，做……正直……诚实的记者，很难……很难。你能……能吗？这句话，对凌志军日后的从业影响很大。“我的父亲虽然一辈子做新闻，但是他不情愿他的孩子做新闻，从一开始就不愿意，因为他在新闻这个行业看到了太多的东西，尝遍了酸甜苦辣，有些东西我自己也感觉得出来。我慢慢地才理解，他为什么做得那么苦。我自己做新闻，也是希望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凌志军说。
2　写作　开创时政写作新潮
从《历史不再徘徊》开始，凌志军开创了新一代时政写作新风，并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1989年夏，凌志军开始写《历史不再徘徊》，他为此书耗时7年。写这本书的时候，“尽管精神上备觉沉重，可是心境特别纯粹，因之能够淋漓挥洒，话也说得痛快。在完成书稿的那个下午，我离开都市的喧嚣，来到城郊一处荒野的山坡，盘腿坐在一棵老松树下，品味着摆脱压抑的喜悦，心里有某种激情沸腾起来。那一天的天空特别清澈，阳光渐渐柔和，从背后照过来，经过我面前的草地伸向远方。我能够看到天地之间的那条线，一条金色的地平线，发出迷人的光彩。我感觉到未来之路清晰可见，伸出手去可以触摸。我对自己说：‘你知道该怎样度过自己的后半生了’。”凌志军如是回忆说，“那时候我已年过四十，觉悟得太晚了。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庆幸当时的选择。对我来说，《历史不再徘徊》不仅仅是一本书。它把我引向一片新大陆。”由此开始，他开始了时政、经济、教育、企业史的写作，并创造了每本书都畅销的奇迹。
1998年，中国改革开放已经20年了。凌志军的同事马立诚想写一点东西出来，但他觉得需要一个合作者。此时的凌志军原本要去欧洲访问，出发之前去首都机场的时候把腰扭了，只好躺在床上。百无聊赖的他听到马立诚的计划之后，觉得有件事打发时间也好。
一个月后，两人把书写成了，先后找了两三家出版社，看到的人都说书很有意思，但是不敢出。找到第八家出版社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今日中国出版社副总编辑黄隽青和年轻编辑刘洪。后者找到社长游说，社长表示同意，并建议将这本书纳入“中国问题”丛书，凌志军和马立诚表示同意。“中国问题”丛书主编，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助理许明用一个通宵读完书稿，大叫“真是痛快”。随后，大家将这本书的书名最终确定为《交锋》。许明将书稿拿给了“中国问题”丛书的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两天之后，刘吉把清样退回来了，只说了两个字，出吧。
当年3月，《交锋》由今日中国出版社推出。很快，这本书引起了很大反响。
4天之后的中午，时任海协会会长82岁的汪道涵，在上海国际饭店宴请台湾政要及文化界人士。餐叙中，汪道涵打开一袋书，对大家说，我要向各位推荐一本书，书名是《交锋》。虽然我对这本书有些观点还不能完全赞同，但这本书能够帮助大家了解大陆当前的情况，增加彼此的了解与沟通。在汪道涵的推动下，《交锋》的繁体字版于1998年6月20日在台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