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pk拾半年赢3000万:伊万·塞勒尼：“重庆模式”能打开第三条道路吗？(2)

伊万·塞勒尼：“重庆模式”能打开第三条道路吗？(2)

　　这事实上最终取决于以下假设是否成真：“在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下，一旦市场化和城市化，建设用地的价值只可能比工资上升得快得多。”如果在中国，土地的价值确实比工资增长快，“第三只手”的“第三财政”则肯定能够继续。但是，如果中国确实已经存在房地产泡沫，则“第三财政”可能瓦解，而这可能给那些以这一方式资助其发展和社会项目的城市以致命的打击。

　　在评价中国时，西方学者一直唱衰中国，对中国“不可避免”地崩溃则已经被预言了无数次。但是这一次，关于过热的房地产市场的证据看来已经非常明显。而我们需要记住的是：在西方，我们曾经很长时间相信房地产的价格只可能升高，而绝不可能走低。目前，美国的房地产价值已经降低了大约30％，而我们也许至今尚未触底——至少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是这样认为的，对于房地产市场，他比其他人都知道得要多，而他预测到了当前的下滑。

　　关于重庆模式的脆弱性，还有另外一个脆弱之处：领导层和领导层的眼光。黄宗智指出，重庆极其幸运地拥有两位“杰出的领导”——薄熙来和黄奇帆。我需要补充的是，如果——我是说万一——土地价值并不能与工资同步增长，国家或地方领导层的更迭则有可能导致一种不同的策略，来使用不断增长的土地价值中产生的盈余。一些评论家（比如黄亚生）认为，中国已经在基础设施上建设过度，因此，基础设施的发展是否能够持续，也值得怀疑。中国在未来——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也许会选择一种总体上减少投资的政策，而转而增加消费以及生产领域的投资。回到20世纪90年代那种更强调国内消费的政策——这一点会类似于新自由资本主义的政策——并不是不可想象的。

　　重庆实验的社会成就令人印象非常深刻，它们确实提供了坚实的证据表明：在官僚社会主义和以新自由主义的方式趋向一个完完全全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之间，确实存在替代性的选择。但是这种“第三条道路”的新版本——重庆的“第三只手”和“第三财政”——是否可以持续，则需要等待历史的检验。

　　（译 / 吕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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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在这篇文章中，我将不会讨论“两个托尼”（托尼·吉登斯和托尼·布莱尔）对“第三条道路”的再生所做的贡献。在20世纪90年代，“第三条道路”意味着工党的政治，其从保守党那里借用了大量的主张。“第三条道路”的原初意义，非常类似于重庆的“第三只手”，指的是在图利的资本主义和官僚化的社会主义之间寻找第三种替代性选择。

　　②早在1894年，列宁就在他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文中对左翼民粹主义者进行了攻击。

　　③当我写于1986年的《社会主义企业家》一书姗姗来迟地于1992年以匈牙利语出版时，用的是一个小心翼翼的标题：“第三条道路？”。负责此书审稿工作的是一位新自由主义者，他说我“主观上带有善意”（承认我早年为改革主义反对派所做出的贡献），但客观上是一种原始法西斯主义，因为虽然我并没有支持“第三条道路”或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但我确实声称，对后共产主义世界来说，这是一个可以预见的未来。我还不得不承认的是，到1990年，“第三条道路”这一想法已经被转变成为极右翼的一种意识形态，成为20世纪的“特殊道路”。

　　④这本书于1988年由Polity出版社出版（英文版）。我把书稿提交给Polity出版社的托尼·吉登斯，他在24小时内就接受了，没有做任何修改。我现在仍然在疑惑，是不是“第三条道路”这一想法吸引了他的想象力？我的书中到处都是这一术语，而在社会民主党的话语中尚未被使用过。

　　⑤我需要在这里做出澄清。我一直非常认同“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所以我从没有说“第三条道路”就是最好的道路。我所宣称的是一种关于第三条道路的“反讽性的理论”。其中的要点在于，并不是说“第三条道路”比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要好；我只是想说，这一条道路与那两种支配性的模式都不相同，而且具有一种历史的可能性。

　　⑥这一富有洞察力的区分是由佩里·安德森提出的（Anderson， 2005）。

　　⑦斯大林主义或毛泽东主义经济体的功能目标是否是公正或民生，是一个可以争辩的议题（黄宗智在他的文章中表现出他似乎认同这一点）。我对此表示怀疑。在我的《走在阶级权力道路上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我认为斯大林主义或毛泽东主义的实际功能目标，是再分配权力的最大化，而公正或民生只不过是一种让其获得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就像自由、平等、博爱是图利的资本主义获得合法性的意识形态一样。

　　伊万·塞勒尼：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