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色球平均值定胆:延安时期残酷的抢救失足者运动

延安时期残酷的抢救失足者运动

”特务”张克勤骑马藏红花

1942年10月，延安的秋夜，已有几许寒意，但是，窑洞里却灯火通明。延安成了不夜城。总学委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和其他一些人通宵达旦地指挥着各机关、学校、工厂、团体的审干运动，一批批外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在被”抢救”。

各单位的汇报，雪片般飞向领导机关。一些人忙于计算本单位的成绩，搞出了多少特务，多少叛徒，多少反革命，似乎越多越好，却很少有人顾及这些材料是否可靠。历史稍为复杂，社会关系又不甚清晰的怀疑对象，正在一批批集中起来，被送到反省机关审查。西北公学是重点之一。各单位一批批来报到了，被选出的受审查者，或带着行李，或空着两手，一个个目光忧郁，神色沮丧，有的实际上是逮捕来的。名义上是学习，可谁都明白，灾难临头。

随着人员到来，材料也一批批汇齐。一下子，西北公学集中了三百多人，猛增加三个班。细览材料，有的复杂，有的则仅是一些小事。其中，有一份从鲁艺转来的材料写道：”我们一起来延安的三个人，张克勤是受派遣来稿特务的。”

张克勤于1936年10月在西安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日战争爆发后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派到兰州做地下工作，并在兰州入党。1939年6月因被敌人怀疑，经中共甘肃工委和中央代表林伯渠同意调到延安。张到延安后，国民党特务抓了他的父亲樊执一和妻子朱方兰，他们都是共产党员，被捕后叛党。1942年整风期间，延安保健药社接到李炬寄给张克勤的一份国民党刊物——《中央周刊》。据张克勤回忆分析，李炬可能是和他妻子鬼混过的特务。另外，西安三青团的报纸曾经刊登过一批自首人员的名单，第一个名字便是张克勤。这时，延安鲁艺又转来一份检举张克勤是特务的材料。

康生见到这些材料，如获至宝，马上派人看管张克勤。当时，张克勤年仅19岁。在汪东兴办公的窑洞里，审干人员开始了对张克勤的审问。

一位当年参加过审问张克勤的人回忆说：”你是怎样来延安的?”这是我们向张克勤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张把自己来延安的经过详细地作了一番介绍。”你来延安干什么？”我们又向他提出了问题。张克勤笑了笑说：”我是由甘肃党组织的介绍来延安学习革命理论的，这方面我都有介绍信。”你知道你自己的问题吗?已经有人揭发你来延安是搞特务的！”这个问题一提出，张克勤大吃一惊，但很快冷静下来，苦笑着说：”我来的手续很清楚，决没有这个问题”

谈话僵任了，我们又问他家庭情况，他说母亲是个家庭妇女，父亲是个名中医，常给别人看病，家里主要靠父亲给人看病收入……”都给什么人看病?”我们问。”什么人都看，有时也给一些国民党官员看病。”他说。我们几个同志交换了一下眼光，觉得这倒是开始入门了，于是就迫问他父亲和这些官员什么关系，但张一口咬定，就是看看病。

一根蜡烛点完了，却毫无结果，我们让张下去之后，研究一下下一步怎么搞，汪东兴同志认为，根据他在根据地搞保卫工作的经验，应该连续搞下去，我们觉得这办法不错。

第二天接着审查，迫问他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他父亲与国民党官员的关系。他一口咬定没有别的关系。问题越提越多，开始张克勤还较镇静，可是越谈他越应付不了了。我们几个人轮流地休息，吴德、汪东兴他们一班，我和王涛江、毛诚一班。到第三天天快亮时，蜡烛也用完了，但张还未交代，我建议休息一下，给李克农同志打了个电话。李说：”这时候已是关键时刻，你们怎么能休息呢?我也还没休息嘛,没有蜡烛，我让总务处给你们送一箱去。”一会，蜡烛果然送来了，我们只好继续稿下去。

到了凌晨五点，张渐渐支持不住，表示愿意”坦白”。”好吧：你只要好好交代，可以重新做人嘛。我们对他说。于是张交代了以下情况：其父在给一个国民党大官看病的时候，经那大官介绍，参加了国民党，并且参加了特务组织，因为父亲的关系，自己也就加入了特务组织。僵局终于汀破了，我们都很高兴。

我们又问他来延安干什么。他说自己来延安就是受特务组织的派遣，专门来搜集八路军和共产党的军事、政治情报的，说得有鼻子有眼。”你的党组织关系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又问他，他说：”甘肃地下党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是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实际上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当时张还哭了一场。

口头交代完了，我们又让他写成书面材料，他一口气就写了出来。这时大家才松了一口气，赶忙向李克农同志汇报，他很高兴。

根据康生和李克农同志的指示，第二天就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延安各机关、学校、团体都派代表参加，让张克勤在大会上作典型报告。会上，张克勤痛哭流涕地讲着自己如何参加了甘肃假共产党，又如何受派遣到延安搞特务活动，更谈了自己如何受骗上当，表示感激组织对自己的挽救，而且决心重新做人。他讲得非常生动感人，使听会的人都很感动。

晚上，又让张克勤交代还有什么人和自己有联系，他一下子交代了十几个人，其中有个司机潘法生和鲁艺的那个同来的同志。

张克勤交代以后，不仅在本单位作典型发言，还让他到别的单位讲，到根据地讲。讲的内容除了交代的外，还有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这下子人们的头脑就热起来了，各单位都在干方百计地找自己的典型。

张克勤这个典型是假案。我们由于头脑发热，当时并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作为运动的领导，康生等人更把它当作一个大问题的突破点，顺藤模瓜，问题越搞越多，涉及面也越来越宽，特别是所谓假共产党汀着红旗反红旗的问题，影响到许多省市的地下党组织，甘肃、四川、河南等省的党组织都被打成”红旗”党，如河南省委书记张维帧专从河南调到延安进行审查，一直到七大结束以后好长时间才搞清楚。

1943年4月lo日以后，审干由内部转为公开，开展了群众性的坦白运动。首先让”坦白典型”张克勤骑上高头大马、戴上大红花，先后到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八路军大礼堂、绥德抗大总校、绥德师范等单位作”坦白运动”报告，进行”现身说法”。张克勤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在西北公学召开的号召大会上，一个一个地盯住看，看着谁像、就叫谁承认是”特务”。承认了”特务”，就叫你上台”坦白”，结果大礼堂坐着的一大半人都成了特务。接着各系统、各单位都掀起”坦白”高潮。开大会、小会、规劝会、斗争会、控诉会，”坦白”的花样越来越多。在当时形成一种”坦白”光荣，不”坦白”就有问题的气氛。行政学院9班有一个组的同志全部”坦白”成叛徒、特务、反革命。于是他们便立即举行庆祝大会，大家捐钱买了花生、红枣，还邀请其他组设有”坦白”的人去参加。大家漫谈反省的思想过程，启发没有”坦白”的同志到本组去”坦白”。边区政府总务处有一批勤杂人员，出身贫苦，历史清白，文化程度较低，苦于没有问题”坦白”。老处长因此弄得吃不下，睡不好。总务处里的同志平时和老处长关系融洽，他们便私下商量：一是为了解除老处长的苦恼；二是”坦白”了能戴红花，吃饼干，于是大家一齐”坦白”成”特务”。这样”坦白”的人没有感到压力，老处长也因而笑逐颜开。5月22日，边区政府大礼堂也召开”坦白”大会，从表面上看是个人向党反省与集体帮助相结合，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偏差。这样从保安机关到一般机关，假坦白越来越多。在”坦白”的热潮中，埋下了冤假错案的种子。

由于这些假案的影响，”特务”一批批被查出来，真可谓已经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而外地来的同志也逐渐人人自危了。

运动向高潮发展着，影响面越来越宽，康生欣喜若狂。一天，他来到西北公学作了个报告，俨然以一个教师爷的把式，在讲台上振振有词地教训着人们：”你们麻木不仁，说延安不会有特务，现在证明了，你们要多少?一个排?一个连?……一个旅都够了。有的人说运动该结束了，现在不但不能结束，而且还要继续深入下去，要继续抢救失足的青年知识分子，没有审查的都要审查!”他唾星四溅地讲了一个多小时。这个报告后来又印成文件发到各单位，发到各根据地……

本来已经扩大化了的”抢救运动”，由于康生这一煽动，终于造成了灾难性的结果。有的单位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成员进行”抢救”，使正常工作处于停顿状态。而那些还没有搞起来的单位，领导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例如有一个单位，因为没有人”坦白”，受到康生的批评，领导人回来后吃不好、睡不着。一天，已经夜深人静，人们都已进入梦乡，他忽然吹起紧急集合哨，全体人员从床上惊醒，以为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待集合之后，这位同志就开始训话：”别的单位的特务都坦白了，有那么多，难道我们这里就没有？其实很多，你们今天晚上必须向我坦白，否则我要严厉惩罚你们……”

在周围压力已经非常大，整天等着”抢救”的人们受不住了，连夜找领导坦白，当晚就有几十人交代了”问题”，在当时这位领导看来，是多么意外的收获，又是多么大的成绩啊！

有的情况在现在看来也许是个笑话，而在当时却是事实。例如有一个同志，才新婚不久。一天，他去向上级汇报工作，回到家里已经是半夜了，他爱人还在灯下等着他，这位同志不仅没理会爱人的心，反而怀疑她有问题，硬揪着她到李克农那里去交代问题，弄得她哭哭啼啼，把李克农也弄得啼笑皆非。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我们的同志头脑已经发热到什么程度。


针对审干中出现的问题，1943年7月1日，毛泽东给康生写信，明确提出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
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并指示将此批语刊登在《防奸杂志》第六期上，以引起重视。

但是，康生并没有执行。这时，康生虽然被迫停止了秘密地滥捕，但他仍坚持”左”的做法。他说：”现在敌人向边区和延安派了××个特务”’”延安新市场成了特务市场”。”中央驻地杨家岭有三个剃头的自首了。我们的头在特务的刀子下滚来滚去。”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坦白”运动继续迅猛发展，”坦白”者起来越多，到7月9日，已有450人”坦白”了问题。

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中央大礼堂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号召：”现在是紧急的军事动员时期”，”无论青年人、中年人，无论男人、女人，无论是自觉地为敌人服务，还是不自觉为敌人服务，我们共产党中央号召你们赶快觉悟吧!号召你们不要再为敌人第五纵队服务了！”’不要放松一秒钟的时间。失掉这个最可宝贵的时机，将永远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他还解释为什么要”抢救”：因为”一个小孩失足河中，如果是平时，还可以从容地去救，如果是涨大水的时候就要抢救。””自然界的失足者，主要是靠外边的人来救，而政治上的失足者，遇到要抢救的时机，却主要是依靠自己。”康生这个报告，曾被称为”恐怖的信号”。这个报告把反奸斗争推向了高潮：从延安到各根据地，从党政军民学机关团体到市民群众，从城镇到农村，直至到监狱内，由此开始了”全线进攻”，大搞坦白检举。当时康生除领导整个运动外，还负责领导中央机关的运动。边区系统是罗近(李维汉)负责，西北局系统是高岗负责，各单位的运动，分别由各单位的领导负责。

李维汉回忆说：”在康生报告的第二天，7月16日召开抢救大会。”在短短十多天中，召开了三次大会。第一次以’坦白’号召’坦白’”，”把张克勤请来作’坦白’，这叫作思想发动。第二次是欢迎和劝说，劝说’回头是岸’，欢迎上台’坦白’。气氛极为紧张。””如文书科的一个女同志，在’抢救’她的时候，满头大汗，紧张极了。”

”第三次是控告，由边区银行行长黄亚光控告一个工作人员。场内群情激愤。如果有人提议处以死刑，也是一定会得到拥护通过的。”当时，”台下还高喊：’捆起来，捆紧点！”监狱的情况更为严重。据当时被关押在边区保安处的陕西省地下党员朱子彤回忆：”抢救运动开始，各窑洞都发了康生的《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学习了这个文件就乱了套，窑洞内大搞’车轮战’，都在公开案情，分析、规劝。””彻夜地揭发、分析、规劝，不达目的，规劝不止，逼着大家交待问题。”有时还押着被关押的人去参加机关的抢救大会，促使他们交待问题，有
时组织被关押的所谓”顽固分子”到群众大会上去”担白交代”，给他们施加压力。张宣回忆：”抢救运动扩展到群众中后，保安处领导要我到延安市民的’抢救’运动大会上’现身说法’，坦白自己的’特务’问题。这也是为了进一步向我施加压力。我对他们说：去是可以，但我在群众会上先要声明：我本来不是特务，是保安处领导布置的任务，叫我来讲的。他们听了，把我训了一顿，要我严肃考虑。过了几天，问我考虑好没有?我说我去不合适，我只能是那个办法。我既要服从组织，又不能欺骗群众。他们又发了一顿脾气。一天，他们派人押着我去参加延安市民的’抢救’大会，我向押我的人说，我要讲的内容前几天早都说过了。到了会场我一直往台上走，押我的人一把拉我下来，伯我讲上面的话，便又把我押回了保安处。”

在康生的《抢救失足者》报告影响下，”抢救”运动中开始出现严重的逼供信现象，并且手段繁多。

手段之一：主观臆断，指鹿为马。

当时的情况，是以主观推论代替调查研究，将一切嫌疑分子，甚至将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干部，都主观肯定为特务分子，以为既有嫌疑，定是特务；既是特务，在我区域内必有组织；既有组织，必有头子；既有头子，必有领导机关；既有领导机关，必有中层下层组织。因此对每个嫌疑分子，或特务分子，一定要逼出庞大的特务系统，供出许多特务关系，然后才信为坦白彻底。康生常常拍着胸膛说：”看×××那个样子就像个特务。”×X×要不是奸细，把我康字颠倒写。”甚至说有的女同志”长得那么潦亮，不当特务，谁当特务2”等等。他不仅怀疑抗战初期进边区的青年知识分子，而且还迫害一些老干部。如对中央组织部一个考同志，因为在北平—亡学时．跟——个牧师学过外语，就被整成”意大利特务”。把一个在l935年坐过国民党监狱的老同志打成”叛徒”。平时，他可以任意指定任何一个机关学校送干部去受审查。一次他让李维汉先后送到边区政府的三个干部，结果只放回两个，一个音讯杏无。

手段之二：欺骗恐吓，诈取口供。

有一个从沦陷区到延安的进步女青年(当时只有19岁)，由于她的亲属中有一人是汉奸，这个女青年便被怀疑是”日本特务”，将她逮捕关押。审讯她时，3天3夜不让她睡觉。并威胁她说，如果再不承认是特务，就放两条大蛇到她窑洞里。她被吓得按照小说《双城记》里的情节胡编一套假口供。康生说要”犯人”反省”那些最不愿意叫人知道，最对不起党，最伯人说的，人家一说就翻脸的事情”。当诱逼出大量口供后，康生又说：”犯人供出那么多问题，谁知道哪些是假的?哪些是真的?怎么能不追查呢?”他教干部号召”犯人”坦白后一律宽大处理。有干部问是不是对交待好的宽大释放。他马上说：”不是这个意思，难道你们不会说坦白不彻底，交待不清楚，交不上卷嘛。”他还教审讯人向”犯人”提”一万个为什么?”使”犯人”永远答不完。康生还发明一种叫被审查人员”填月表”的办法。就是突然让被审查的人当场填写每个月的历史，如果记不清或填写的内容和过去交待有出入，就以”特嫌”论处。有些地方提出”五分钟解决问题”，搞”担白竞赛”等。

手段之三：酷刑折磨，刑讯逼供。

在抢救运动中，发生过为了退出口供，对被审讯人员施以各种各样的肉刑或变相肉刑，甚至把人打死的情况。据关中分区一个县统计，他们采用过车轮战、压杠子、打耳光、举空甩地等24种肉刑。延安青年剧院为了逼一个赶大车的人承认是”特务”，捆绑吊打，活活折磨致死。

至1943年7月15日康生的《抢救失足者》报告后，逼供信更为严重。据一个县委扩大会议记录记载，县委书记、区委书记都打过人。县委书记打人约17人次，挨过县区领导打的有91人，私自被关押的29人。经过”抢救”，延属各县共控出了2463个”待务”。军委三局电讯学校200多人，挖出170个”特务”。中央秘书处60余人，也挖出了十几个”特务”；西北公学500多人，只有20人没有被”抢救”，96％的”特务”。

据当时任靖边县委统战部长的陈元方同志回忆：”逼供有精神上的、肉体上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有时交叉进行，有时同时并进。精神上的是找被审查者谈话，施加种种压力，威胁，甚至诱供。比如说承认后可以戴大红花、吃好的、保留党籍等等。””肉体上的有车轮战、坐小凳、五花捆绑、假枪毙等等。”在一次批斗陈元方时，由于他拒不承认是”特务”，便被五花大绑，整整48个小时才给解开绳子，他的两手和指尖，全成了暗紫色，两只手腕被绳子紧勒过的地方，开始腐烂。绳痕一直到建国后还没有蜕尽。


”抢救”运动造成了很大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正常的工作秩序被打乱。如当时有一千多名工作人员的通讯部门，因许多人打成了”特务”，无法进行正常工作，许多通讯工具无人掌握，使延安和各根据地、各省的联系一时中断。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外勤工作，也因为审干，把各据点的负责同志和外勤干部抽到延安接受审查，外勤工作交由各分处代管，而各分处也由于审干、反奸，集中全力于内部，因而外勤工作处于停顿状态。

其次，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在运动中，把一大批国统区工作的干部和从国统区来的知识分子打成”特务分子”，极大地伤害了他们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有的甚至遗恨终生，有的则丧命。由于当时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边区与国统区、敌占区处于隔绝状态，而大部分被”抢救”的人又是从国统区、敌占区投奔革命的知识分子，这些人的问题很难在边区内部查证清楚，所以有些人的’”包袱”一直背了几十年，直到全国解放后才作结论。有的审干中的问题被当成”辫子”和”尾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被揪住不放，挨整了几十年。有一个被康生诬为”日特”兼”国特”的”双料特务”的女同志沉痛地回忆说：一生”前后(被)审查14年之久，前7年是我一踏进革命的门就受审查，还是美好的青年时期，当时只有l9岁；后7年正当壮年，是可以很好工作的时期，都丧失在康生的反动血统论和主观主义的逼、供、信之下了。”张克勤深有感慨地回忆说：”今年是我参加革命50周年，50年中一半时间是在挨整。””1943年’抢救’，开始就戴上’特务’帽子。抗战胜利后，戴着’帽子’调到东北”，”1959年又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革’中又被康生点名，关了5年半监狱。”彭尔宁同志1939年毕业于中国大学国学系，由于追求进步，投身抗日，从沦陷区历尽干辛万苦才在1940年春辗转进入陕甘宁边区，后到自然科学院工作。整风时，为墙报报头面了一幅向日葵，康生生硬说此画是心向日本帝国主义，把他打成”日特”兼”国特”的”双料特务”，直到1980年康生问题被揭发后，这一桩38年的冤案才得到彻底平反。但他年已古稀，为祖国作贡献的大好年华已一去不复返了。彭的父亲钱来苏是老同盟会员，曾任第二战区少将参议，因不满蒋介石对日实行不抵抗主义和反共政策，于1943年3月在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的帮助下，带着女儿女婿秘密投奔延安，住在延安交际处。来后不久，正值反奸斗争进入高潮，儿子被打成”特务”，女儿女婿也都受到隔离审查。l944年元旦和春节，钱来苏老人孤独一人，心情郁闷。当时交际处其他客人也都不敢和他多交谈。他找到交际处的领导激动地责问说：”第一，是不是在这里每个人都要搞成特务才算?外边来的人皆不能相信?”’是不是下面的人把所有的人都搞成特务，到上面去报告功劳就愈大?第二，既要我来，又如此对付我，到底为什么？我出来是为了抗日救国的，难道是来干这个(指当特务)的?如这样，我不如在家当汉奸，我还冒风险跑出来什么？有些人经受不起冤枉折磨而自杀。仅延安一地自杀身亡就有五六十人。曾被誉为抗日”爱国五青年”的荫克义，1936年在陕西西安师范上学时就加入地下党，积极从事学生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兰州、西安等地从事地下秘密工作和抗日救亡工作中，一直表现很好。在与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斗争中，立场坚定，勇敢顽强。”1939年9月到延安，先后在中央青委、延长新华书店、中央出版发行部等单位工作，1940年冬派他到晋西北工作。延安”抢救运动”中，有人被逼供出商克义是”特务”，检举材料由中央社会部转到晋绥抗战日报社(荫当时任抗战日报社出版发行部主任)，简以”特嫌”被单独看管。最后确定转晋绥公安总局关押审查。在送走前，晋绥分局后方负责人廖井丹找他谈话，廖回忆说：”黎印(荫克义)始终是痛哭流涕地讲他不是特务，没有政治问题向党隐瞒。”以后一直被关押在晋绥公安总局看守所。”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一位负责人指示，要求在历史老案(指整风中关押起来的)中，罪行比较严重的处死一批。”荫克义便是这批被错误处死者之一，时年仅29岁。他的案子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到平反。

不仅是青年知识分子受到”抢救”，一些老干部也受到迫害。例如陶铸同志也曾因坐过敌人监狱，被整成”叛徒”，气得他暴跳如雷地在骂娘：”老子在犯人中不是第一号，也是第二号坚强的，他们简直胡闹，想把我打成叛徒。”陕西省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董学源，1942年8月到延安参加完组织工作会议后，被高岗留下参加整风学习。在”抢救运动”中也受到审查、批斗、关押，1945年平反。还有西北局民运部的10多个干部，全系西北各省地下党的知识分子干部。1941年民运部机关党支部办了个墙报，叫《西北风》，陈元方任主编。第一期墙报砧出后，反映强烈，高岗认为有”小资产阶级情绪”，”是一种不满的发泄”，以后便停办了。当年底，陈元方调到靖边县委任常委、统战部长。1943年4月初，突然通知陈回西北局机关，一进机关，挎包还未放下便被叫去参加批判会，要陈交待《西北风》问题。而且说《西北风》和《轻骑队》一样性质，都是反党的。接着便是无休止的批斗，到5月说陈是”死顽固”，进行假枪毙后送到边区保安处关押，直到1946年7月1日才结论平反。在康生的影响下，还不仅认为甘肃的地党都是”红旗党”。来自这些省的地下党员，都有特务嫌疑，一概是审查对象。四川省工委书记邹风平，当时正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邹是大革命时期的地下党员，对党忠诚。他在对敌斗争中脊椎骨折断了。把伤养好后他的腰从此直不起来，加上胃病、肺病，身体一直很虚弱，但仍坚持对敌斗争。1940年，党中央调他到中央党校学习。审干中他被当成是”特务”进行批斗，精神受到很大刺激。他的妻子当时也在延安，与邹结婚时间不长，审干中她经受不起考验，也说邹风平是特务，并因此离开了他，和别人同居了。这对他也是一个沉重打击，致使邹风平自杀了。他在绝命书中还申辩自己是被冤枉的。直到1945年8月，中央党校才给邹做了结论平了反。

在抢救运动中，一些娃娃也被”坦白”为特务分子。据当时的《解放日报》报道，”绥师已有160余人觉悟改悔”，”在大会上自动坦白者280余人，被揭发者190余人”，”一个14岁的小女孩——刘锦梅，走上台，只比桌子高一点”，坦白她参加了”复兴社”。”16岁的小男孩——马逢臣”，”手里提着一大包石头”，坦白他是”石头队的负责人”，这包石头是他在特务组织指使下，谋杀人用的武器。”绥师的控诉会一直开了9天，在这些十几岁的小孩中，最后竞挖出了230个”特务”，占该校总人数的73％。

再次，造成革命队伍同志间的互不信任，互相猜疑，人人自危。一些被错整的干部，在精神上留下了深重的创伤。1946年下半年，四川地下党的一个干部在延安”抢救运动”中挨了整，致使精神受刺激，平反后组织派他回四川工作。中央布置陕西省委把他带出封锁线，到了白区，由他自己回去。当时省委在柳林镇有一个工作据点，公开名义是骡马大店，负责人邢志舟。省委让邢志舟找个可靠的关系把他带出边区。邢委托耀县的一个保警队长，连夜带着那位四川同志越过封锁线，到保警队楼上隐蔽起来。由于那个保警队长晚上穿的是便衣，第二天早上他换上国民党的警察服，那位四川同志一见以为他被国民党警察逮捕了，保留队长一再解释，那位同志就是不肯下楼，并把墙上挂的一支步枪举在手上说：”谁敢上楼就打死谁！”无奈，保警队长又马上跑到柳林据点去报告。等到柳林据点派人赶到保警队时，这个四川的地下党员已经神经错乱，在楼上自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