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刻石铭誓与铸铁示禁 宋人在《避暑漫抄》笔记中载录，宋太祖赵匡胤曾刻石铭誓。就是将刻有誓言：“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的石碑锁置殿中。凡后世嗣君即位，必须入而跪读。无独有偶，《明史》记载，明太祖朱元璋也曾铸一铁牌，置于宫门中，上书禁令：“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
宋太祖与明太祖之所以把禁令刻于石上，铸于铁上，就是为了告戒后世嗣君，其嘱不容更改，不得遗忘，必须时刻铭记于心。可值得深思的是，尽管同为开国之君，又同样郑重其事订立的“祖宗之法”，但它们被各自的后世嗣君遵守的情况却判若云泥。
公允地说，宋太祖的继任者基本恪守了祖宗遗训：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虽然两宋都有不争气的皇帝，但始终未兴文字狱，文臣能获得比较优厚的政治待遇及相对宽松的议政空间。苏轼因不满王安石变法，写了几首不满新政的诗，受到新党构陷，结果惹出一场“乌石诗案”来。宰相王圭向宋神宗告发：“轼有不臣意”，因为苏轼的《咏桧》诗中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之句，这是在怨忿皇上不了解自己，只能将心迹托与“蛰龙”嘛，这还不是“不臣之心”么？幸亏神宗皇帝还不糊涂，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此事若放在文字狱兴盛的朝代，苏东坡的项上人头早已搬家了。可此事在宋朝弄来弄去，苏轼最后也只是被贬谪到了黄州当团练副使。
而明太祖铿锵有力的禁令：“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于洪武十七年（公元1385年）铸成铁牌立于宫门。但是，很快这一训戒就成为明代最大的政治空话。
朱元璋的第四子朱棣篡位登基后不久，便给予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时距铁牌铸成之日，不过短短二、三十年光景。由此，明代的内臣（宦官）不仅干预政事，而且是持续大面积地干预政事。正统朝有王振乱政，唆使皇帝亲征瓦刺；成化朝有汪直专权，时人“只知有太监，不知有天子”；正德朝的刘瑾权焰熏天，大臣的奏章要抄写两份，先送刘瑾，然后才送通政司转呈皇帝；天启朝的魏忠贤更是权倾朝野，竟然自号“九千岁”，“自内阁六部，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如此等等。明朝太监之臭名昭著，远远超过东汉与晚唐。
为什么宋太祖刻于石碑上的政治遗嘱能被嗣君遵守，而明太祖铸于铁牌上先祖训戒却被子孙当成耳边风呢？是石碑比铁牌更具权威性吗？是赵宋皇帝比朱明皇帝更争气一些吗？都不是！窃以为，最基本的原因含隐在宋、明王朝完全不同的权力结构中。
宋代的权力结构是比较典型的“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皇帝是天下的主权者，但具体政事则归士大夫组成的文官集团执掌。用宋人的话说是：“权归人主，政出中书”；用现代的话说：是一个可以相互制衡的二元分权结构。尽管这一二元分权结构模式在实际操作上可能会打折扣，但宋代的文官们对于皇帝绕过宰相，直接发号施令的行为，还是敢于公开抵制的。“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这不是因为宋代官员的胆子大，而是宋代的文官集团在权力结构中的法律地位使然。在“权归人主，政出中书”的分权结构模式中，相对而言，宋代的皇帝受到了较多的约束，很难专权独断，为所欲为。史书称赞宋代皇帝：“守法度，事无大小，悉付外庭议”，“每事付之外庭，采于公论，左右便嬖（太监），绝不预政”。这不仅反映了皇帝本人的自律，更是彼时君王权力能受到文官系统制约的体现。
反观明太祖朱元璋所缔造的权力结构与宋朝的“权归人主，政出中书”相比，则大相径庭。简单地说，就是朱元璋把宋代的二元分权结构模式，彻底改造成了君主“尽收威柄，一总事权”的一元化集权结构。
洪武十三年（1381年），即铸铁牌之前四年，朱元璋在查处了左丞相胡惟庸谋反案后，废除了宰相制。并诏令子孙：“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废相之后，皇帝只选拔部分内阁学士入值，充左右顾问，为皇帝起草诏令，批复奏章（时称“票拟”），供皇帝参考。皇帝同意后，再用朱笔抄正（时称“朱批”），方为朝廷的正式政令。这就是朱元璋设计的朝纲独断的政治制度。
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那些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朱氏子孙们竟越来越不成器了。不是玩物丧志，就是或沉溺于酒色，或痴迷于道术，全然不把江山社稷放在心上。这样的情况若在宋代的二元分权结构中，有文官集团打理朝政，圣上“垂拱而治”就是了，问题或许还不会太大（只要不是奸臣当道就行）。但在明代的一元化结构中，问题就突显出来了。荒怠的皇帝只能将“朱批”的活计交给身边宠信的内臣代劳，窃权自重的太监就俨然成了“二皇帝”。
在太监专权最严重的明朝，也是士大夫活得最没有尊严的朝代。文官们动辄不是被喜怒无常的皇帝笞打屁股，就是被砍掉脑袋。从方孝孺到东林党人，明代的士大夫绝不比宋代的文臣缺少道德勇气，但是，他们的命运却比宋代的文臣惨烈得多，这是文官集团作为皇权制衡者的结构性力量被摧毁的必然结果。在权力结构失衡的情况下，作为皇帝代言人的宦官集团，狐假虎威，兴风作浪，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朱元璋在废除了宰相制度后，却又煞有介事地禁止内臣干政。若在类似他这样的强势皇帝手上这一禁令也许还行得通；但若是落在荒唐的子孙们手上，这一禁令岂不成了一句空话？难怪他的子孙们不会遵守他的铁铸遗训。
从宋太祖刻石铭誓与明太祖铸铁示禁的不同际遇中，能否悟出一个道理？即：任何一项政治制度，都必须要有相匹配的权力结构支持；如果政治制度规定向左，而权力结构的作用力却向右的话，即使你将制度的条文刻在石碑上，铸在铁牌上，甚至用钛合金来浇铸；到头来，也是废话一篇，空话一篇，笑话一篇。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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