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能联系到朱晓红:升斗小民眼里的30年信息剧变（1）

白纸黑字：升斗小民眼里的30年信息剧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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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帖是原稿，手上木有出版稿，两者区别不大）

升斗小民眼里的30年信息剧变

2可器

全球在21世纪进入互联网时代。这在西方可能是一场重大的技术革命，就如从骡马时代进入蒸汽机时代。但于大陆而言恐怕没有那么简单，或者说比这个更幸运。

弗里德里希在《极权主义》中概括“极权主义社会”的六个特征，其中之一是“政府垄断大众传播工具”。据说有西方学者研究得出结论，广播促使苏联帝国至少提前崩溃了15年。这15年是否准确不好说，但印刷术和自由出版促进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改革，这一点无人能否认。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不仅幸运地得到了瓦特的蒸汽机，还得到了马丁.路德的古腾堡印刷机。

我们的宣传中有个习惯句式：“我国用几十年的时间，取得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花几百年才能取得的成就”。这句振奋人心的话，如果用于描述大陆过去30年的　信息传播现象，的确是非常的精到。

当然这将是一个宏大的历史课题，而且我们正身置其中，所以要得出什么有深度的结论不太现实，但这不影响我作为升斗小民穿越一下巨变。

我妈被互联网

有一天晚上，我和母亲拉家常的时候，说起对同性恋的看法。我妈是坚决不能接受同性恋的，她说那是一种病，一种在基因上就发生变异的病。在这一点上我和我妈有相当大的分歧。我的看法是，同性恋不是病，而是一种权利，不可剥夺理应宽容。

我知道很多人在价值观上是赞同我的看法的，但实际上，我可能比他们走得更远，因为我不仅在理性上认同，甚至在感性上我也能相当程度地理解。这是源于大约十年前我看了一部同性恋电影《妖形乐与怒》（港式中译名）。这部电影把我看哭了，让我看到了这个人群内心的坚强与柔软、挣扎与分裂。

所以在同性恋的立场上，我和我妈显然是不可调和的，完全是全社会对这个问题的重大分歧的缩影。过去我们也就此发生过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但这次，当还没展开争论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妈的立场在于那是一种“病”――这是一个医学问题，而不是价值观问题。如果是形而上的价值观分歧或像吕丽萍那样涉及宗教信仰，是没有争论的必要的，各自申明即可；但如果是个医学问题，有没有可能形成共识呢？

于是我搬出了笔记本电脑。我对我妈说，我们上网搜索一下医学界对同性恋的研究怎么样？我妈是个退休医生，是1960年代医学院毕业的科班生，也许是在我这个外行面前拥有专业上的自信吧，她说那我们就搜一搜吧。

搜索的结果当然非常吻合我的预谋。我搜出了科学界对这个问题看法的演变历程，搜出了多种研究机构、医生、科学家的相关研究结果和数据，以及多个国际官方或非官方学术组织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我选择那些非个人评论性的学术性的资料读给她听。听完后，她承认原来主流学界已经不视同性恋为“病”了。

我不知道她是否会改变自己的看法，也许我们在价值观上还会有分歧，但显然，我俩已经就一个关键而重大的分歧达成了共识。对于我妈这位从不触网的退休老太来说，这也可能是互联网对她最大的一次影响。

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而是一件神奇的事情。互联网这个奇妙的信息平台，到底在怎样影响着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思想，并且重构着社会的共识或放大着社会的分歧呢？

亲历的大传言

2011年7月份的动车事故，让新浪微博上的“＠辟谣联盟”名誉扫地，因为他们打着辟谣的名义胡说八道、扭曲真相，被网民们逮个正着。其实，网络上真相与谣言、骗局与揭秘的互搏不仅年年有、月月有，而且日日有。2007年的“华南虎事件”和2011年的“郭美美与红十字会事件”大概算是动静最大的两个。

互联网确实有能力把一个原本很小的事放得很大，但在前信息时代，却也可能产生惊人的谣言传播。比如元末明初的知名学者叶子奇，就在他的《草木子》一书里，描述了14世纪中期元朝末年的几个全国的大谣言。而朱元璋开国，也巧妙地利用了“弥勒降生，明王下世”的明教大传言。想想在骡马时代，能在全国弥漫一种传言，真是一大奇观。

古代的不说，说说我记忆中的前互联网时代的传言。

1979年和1984年，中国和越南进行过两场比较大的战争。和这60多年来进行的所有战争一样，官方至今没有公布这两场战争正式的战损公报。但奇妙的是，从1980年代初，民间就对1979年那一仗流传一种说法：越南阵亡三万，中国阵亡两万。在信息管道极其闭塞、官方媒体整齐划一的30年前，不知道这消息是从怎么传播开的。而且据今天网络上的军迷网民分析，这组数据还相当靠谱。

一个合理的分析是，民间有人收听“美国之音”这样的“敌台”，这确实能解释得通，但还有解释不通的现象。比如1980年代初，从我父亲带回家的传言里，有一种说法是，中苏关系一触即发的1970年代初，曾有一支苏军从西北方侵入中国。而大陆为了避免引发大规模的战争，就以核试验为名在西北某处放了一颗原子弹。这颗原子弹不仅把苏军消灭了，还让苏修有苦说不出，我国政治军事双丰收云云。

这种完全不靠谱的谣言，就显然不大可能来自“敌台”了。甚至在互联网时代，我还在凯迪论坛多次见到过网友发布这条旧消息。可见它当年的传播范围有多广，包括当时我家所在的四川一个中等城市的郊区。

1992年生活在四川的人，可能会记得一件风糜全省的传言。那年春天，人们通过口耳相传这种极其原始的方式，相互告诫“不能吃猪肉”。这条消息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地扩散开去，引发人们的恐慌。在整个成都地区，我见到的所有人都天天吃素。不久后我们去位于川北的南充实习，发现那里也是人人吃素，街上的饭馆门可罗雀。后来我们终于找到一家牛肉馆，多日不沾晕腥的同学们席卷了满桌子的菜，连女生都忘了斯文。

这场传言大概持续了一两个月，官方自始至终也没给个说法，跟没事一样。生活最后在将信将疑中逐渐恢复正常。也许是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了，也许是人民的健忘症太沉重了，今天在网上也搜索不到有关此事的蛛丝马迹。将来如果有一天官方密档被公布，我一定要查询一下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者没发生什么。

把这件事拿来和今天相比，有两方面比较有意思。一能说明食品安全问题远非今日之弊，二十年前其实就发生过大规模的食品安全事件。只是当年停留在流言状态，没有机会借助媒体和互联网形成舆论风暴；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当时的人们，无论是亲友还是大学校园里，似乎没有人愤怒于食品安全问题，更没人愤怒于真相被蒙蔽、知情权被剥夺，对于政府的不吭不响不作为，所有人都表现得相当淡定，连私下的牢骚都没几句，就像发生了一场不夺命的自然灾害一样。对比一下今日类似于7.23动车事故中的舆论汹涌，你会感到20年来，这个社会价值观的演变，其实是很大的。

1980年代，官民和谐的民族主义年代

印象里1980年代的民间价值观，并没有今天这么大分歧。准确地说，那时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立场，无非是官方意识形态的民间翻版。从这一点上看，官民之间倒是非常和谐，甚至互相抬轿。

比较代表性的事件，大概算1986－1987年长漂和黄漂。几个美国极限运动爱好者想来中国完成长江黄河首漂，一不小心刺激得中国人青筋暴起，拼着老命要与美国人抢个第一。后来有媒体采访这几个美国佬，他们纳闷地说，如果有中国人去漂密西西比河或任何一条美国河流，没有美国人会觉得不妥。不要说美国人想不明白，作为中国人今天回想起来，也觉得十分荒唐。

但这不妨碍当时整个大陆对此事的追捧。官方大约是为了通过爱国主义提高凝聚力，弥补意识形态领域日益亏欠的影响力，可着劲鼓吹长漂黄漂勇士的壮举；民间呢，按照当年风行电视片《河殇》的解读，是 “再也输不起的中国人”。

1980年代的大陆人的心态，《河殇》大概解读得不错。那时大约全民都有一种倒霉蛋心理，因为历经了数十年的瞎折腾，猛一开国门，发现自己在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大家庭里，其实连根葱都算不上。所以一旦出现个跳高的世界冠军朱健华，或者六连冠的中国女排，立马成为大陆人臆想崛起的活图腾。

然而吊诡的是，事后有媒体报道，我们那朝野一起哄抬出来的长漂黄漂英雄，他们生前筹备漂流的过程中，曾经为了办一个手续，跑了无数次衙门盖了四五十个章――你能想像英雄们面对官僚时的那份恭顺的苟且相吗？然而当他们转过身面对臆想出来的西洋大力士时，立马就生出了霍元甲一般的气节来。今天如果有几个洋人来爮山过河，可能没有人再上火了，但以蝼蚁之人权捍卫国家之主权的民族主义气概，依然普遍着呢。

最惹民族情绪的书当属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这本创意抄袭作品在大陆受到了与海外非常不同的待遇。据当年的报道，《丑陋的美国人》被美国国务院要求每个外交官都得来一本，《丑陋的日本人》就不被日本人待见来了，到了中国，很多人则表示愤怒。

相似的愤怒也发生在张艺谋的《红高粱》上，这部在国际荣誉方面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电影，被一些民族自豪感很强、民族自尊心却很脆弱的人指责为“用中国人愚昧落后的一面讨好外国人”。这个立场代表了相当多的大陆人的心态，我记得这部片子上映两三年以后的1991年，某一天晚上围绕这个话题，我和大学室友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我清晰地记得当时参战的五六个人里，只有我一个人力挺此片，我的观点是片子足够真实，所以应该面对，面子没意义。同学们的观点是，真实归真实，不应该拿出去给外国人看，有伤中国人形象。从那时起，我就没有民族主义胚子，虽然我的思想远没有成熟。

现在回想起来，1980年代大概可算全民民族主义狂热的时代，与今日相比厉害得多。从2005年的反日、2008年的反法时的舆论表现看，今天的大陆不再是一种声音，媒体和网络上反对民族主义的立场已经非常强大。为什么现在民族主义被认为是一个问题而20多年前没人这样想呢？或许因为我们如今有了发现问题的能力罢。

那三四年，撒播了可贵的种子

要说什么会造成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多元和演变，当然不能忽视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化等重大影响，但这些宏大因素的具体作用并不容易被个人感受到。我个人最直接的感受，是各种信息的多元化，直接带来了社会观念的改变。

1986－1988年可谓近三十年中国少有的相对出版自由的时期――后来有人称这段时间为“新启蒙时期”。我当时才十三四岁，没有那么独到的眼力能看出那几年有何特别之处，当然也没有人告诉我，但我受到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

我家所在县城的街头书摊上，摆满了各种热衷于“揭密”或“内幕报道”的书报杂志。我至今能想起来的书名包括《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夕阳西下：晚年毛泽东》、描写朝鲜战争的《黑雪》系列。所有这些书籍都混杂在粗糙的、以手绘体丰乳肥臀为封面的黄色杂志中。其实这些书籍都是些二流写手，把官化史料以更民间的手法改写出来，挂着解密之名来满足人们的政治窥探欲。但我认为这类粗糙读物并不是毫无价值的，至少虚妄的神秘和神圣开始被解构，至少我这个正在发蒙的少年，知道姓毛的不是神。而且我深信，从这类层出不穷的书的畅销上可以推论一大批人受到过影响。这大概算是那一波新闻出版业改革的成果之一。

那会儿当然不仅仅是这类劣等读物，也有一批非常棒的出版物。延续至今的大陆第一号时政大报《南方周末》就诞生在那个时期。而我读过并能够回忆起来的要首推那套著名的《走向未来》丛书。这套丛书的编委成员，后来大多数都逃到海外了――抱歉我无法把他们名列于此，虽然这些名字已在我心里被记忆了二十多年――至今依然光鲜的，大概只有厉以宁了。

当年我从书报摊上淘的该套丛书包括：《走向现代国家之路》、《以权力制约权力》、《富饶的贫困》、《永恒的金带》、《波兰危机》。此外还有严家其的《中国文革十年史》、《首脑论》，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译著《毛泽东的中国和后毛泽东的中国》，苏晓康的《河殇》和《1959：庐山会议》，这些书至今依然珍藏在我的书橱里。

报告文学是那个年代影响力巨大的文体，苏晓康有关教育的《神圣忧思录》算是其中代表作；我在高二教室里看完了另一部代表作《黑话》，至今记得文中借民谣挖苦“清除精神污染”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清污”、“社精”，当时看这段时眼泪都笑出来了。

我被启蒙离不开这些书。进入1990年代后，虽然我还无法透彻地觉悟到那几年的异样，但当我选择文史哲读本时，却习惯翻翻出版的年份，就像喜欢酌几杯葡萄酒的人，你一定也会在意它的年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