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理工大学地质学:深圳特区的“开荒牛”梁湘-炎黄世界

深圳特区的“开荒牛”梁湘
陈荣光 李一兵
2011年第01期 炎黄世界杂志 点击：202
编者按：在庆祝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它在关键时刻的开拓者梁湘同志。他1981年3月至1986年5月担任深圳市市委书记兼市长，为建设深圳特区呕心沥血，大胆改革，开拓进取，成绩卓著，功不可没。他被人们誉为“在特区最苦时期最苦的官”，“在深圳真正打开局面的人”。
1981年3月，中共中央给中共广东省委一道命令：中央由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第二书记梁湘，担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兼深圳市长，立即到职。他到深圳工作是杨尚昆和吴南生同志推荐的。
是年3月18日，梁湘偕同秘书坐上开往深圳的蓝色列车向南驶去。第二天一清早，他静悄悄地上任了。他来到市委、市政府的各个部门，挨门挨户跟干部晤面、座谈、征询，短时间内，几乎每个部门都访遍了……
集思广益绘宏图
梁湘到任后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制订深圳经济特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在前任留下来还未来得及完成的城市规划面前，他认真思考。他有了自己的初步想法，但他不忙于定调子。他把问题端到市委常委会议桌上来，请大家商量决定。常委们热烈发表意见，认为总体规划应从实际出发，规模可以大一些，深圳要当国家现代化的“开荒牛”和排头兵。领导班子很快达成了共识。
于是，梁湘亲自组织起一个有各方面专家组成的工作班子，深入调查了解，反复研究核算，拟出了总体规划大纲草案。接着，先后两次邀请了内地和香港的经济学家、城建专家、教授学者对规划大纲进行评议，集思广益，博采众长。随后，又召开了深圳市三级干部会议，把规划大纲草案交给大家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经过历时一年的反复修改，数易其稿，并报中央和省委批准，终于定了下来。
《深圳经济特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大纲》在原先拟在深圳老城区周围、广深铁路两侧规划开发一个面积约为50平方公里，人口50万的中型城市的设想基础上，扩大为规划开发福田至南头新市区面积达118.6平方公里、人口约100万的现代化大都市。“办成以工业为重点，兼营商、农、牧、住宅、旅游、科研等多种行业的综合性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区。”“在我们国家主权管理下，采取与内地不同的管理体制和政策。”实行“四个为主”：建设资金以吸收和利用外资为主，经济结构以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经营企业为主，企业产品以出口外销为主，经济活动在国家计划经济指导下以市场调节为主。市区道路采取方格网布置，东西走向为主，南北走向为辅，道路长度约为250公里，主干道宽40至60米，次干道宽30米。主干道两旁各有30至50米草地、树木的绿化带……
引进资金和技术
有了建设的蓝图，还要有钱开发，才得以付诸实现。庞大的资金从哪里来呢？1981年秋天，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第一次来深圳特区视察时，明确地对梁湘说：“中央对特区只给政策不给钱。”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也指点梁湘说，试办经济特区要靠“对外伸手，对内拉拉手”。
1982年春节过后不久，梁湘召开了第一批进入特区投资的客商座谈会。他听到一些客商反映企业经营中遇到的问题：“敝公司进口一台汽车，特区十几个部门都来收费”；“来特区办一个工厂，光征地就不知跑了多少个单位，花了多少时间”……经调查了解，梁湘发现我们一些干部生怕外商发了大财，向外资企业乱收费；一些部门办事效率不高，手续繁琐。他在大会小会上向各级干部反复宣传：“我们一定要清除‘左’的影响，贯彻平等互利的原则，给第一只‘蚂蚁’尝到甜头，才会引来无数的‘蚂蚁’……”
梁湘还亲自出马做招商引资工作。1982年盛夏，正是蝉鸣荔熟的时节，梁湘邀请香港合和实业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胡应湘先生，到深圳特区来洽谈投资办实业事宜。他在广州工作时便认识了胡应湘先生。他像接待嘉宾一样为胡先生接风，并派秘书陪胡先生察看特区的周围环境。
胡应湘回到宾馆，即给梁湘挂电话：“您给我谈的项目，我本人很赞成。我要尽快回香港去与敝公司的董事们商定。”梁湘给胡先生送行，临别赠给他两筐特产糯米糍荔枝。
胡应湘提着荔枝跨过罗湖桥，来到港英当局管辖的车站前面，但见等候验证出关的人龙连绵不绝。他双手拎着两筐荔枝，跟着人龙慢慢地移动脚步。烈日当空，这时胡应湘感到确实非常累。此事使胡应湘萌发了一个念头：要跟深圳特区合作兴建罗湖火车站联检大楼。
胡应湘终于说服了合和实业公司的董事们，与深圳特区签订了兴建联检大楼、70万千瓦火力发电能力的沙角B电厂、修筑深圳—广州高速公路等重大项目。
1983年夏天，梁湘率领部分工程技术人员到新加坡考察。他看到新加坡的电讯比较发达，平均2.7人就有一部电话机。有两个卫星地面接收站，与世界各地电讯联系通畅无阻。这给他很大的启发。他联想到：深圳特区与国际资本家打交道，它的发展必须具有通行世界的电讯。他回到深圳，在三级干部会议上说：“发展电讯事业，是完善特区投资环境的一个重要条件。客商在特区，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询问昨晚收市的经济行情。如果特区的电话不能直接拨到外面去，就等于与世隔绝，外客就会望而却步。”
梁湘决定采取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的办法——特区与英国大东电报局合作，添置先进设备，扩建电讯大楼。但是却遇到了“左”力，某些上级部门的负责人不赞成，起初认为这是个涉及“主权”的问题，后来又说是“保密”的问题。因此拖了很长时间。
1983年春天，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到深圳特区视察。梁湘在汇报特区建设工作时，顺便提及与外国合作改善特区电讯落后状况而遇到的困难。胡耀邦同志即表示：“没有主权和保密问题嘛！我建了你来管，为什么不行？林冲开始是投奔‘白衣秀士’王伦的，但王伦不愿收编，结果出了‘火拼王伦’。要告诉有关同志，不要当‘白衣秀士’啊！”
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和有关方面的支持下，终于在1983年11月，深圳特区与英国大东电报局签订了合作发展深圳特区电讯事业的合同。过了一年，深圳特区引进外资和技术设备，扩建了市电讯大楼。再过些时日，便使深圳的程控电话发展到3万门，平均两户人家就有一台程控电话。
推行工程招标承包
梁湘到深圳一直遇到的一个难题是：如何跳出现行管理体制的框框，从束缚人们手脚的许多无形绳索、无形网络中挣脱出来，建立适应特区的管理体制。
他到深圳不久，就提出深圳的政制，要实行“小政府，大社会”，政企要分开……
1981年夏天，深圳要兴建一座20层高的国际商贸大厦，它的总建筑面积为5万多平方米。开始有人提出拟按老办法由省建工部门分配给省内一家建筑公司承建。这家公司按吃“大锅饭”的老一套，提出每平方米造价500元，三天后又说要580元，坐地涨价。而且提出材料指标及钢筋、水泥、木材等都要深圳供应。这是深圳无法接受的要价和条件。这时，梁湘想到，香港的工程都是招标承包的，蛇口工业区的通水、通电、通路和平整土地的“三通一平”工程项目也是给专业公司承包的，效果都不错，何不采用招标的办法建大楼呢？
梁湘与分管基建的市委常委、副市长罗昌仁和市建委负责人丁学宝商量，他们也赞成招标这个办法，并立即组织人马连夜核算“标底”，把工程设计图纸送给各个施工单位，实行公开招标。
有8个施工公司应招参加投标，经过优选，第一冶金建设公司中标。这家公司提出的造价每平方米398元，比深圳测算的标底402元还低。这家公司有承建大型工程的经验，工程质量有保证；工期一年半，而其他公司却要两三年。
可是，招标投标一开始就阻力重重，上级负责分配基建工程任务的某些部门感到骤然之间大权旁落，诸多阻难。这时，刚好国家建委副主任张百发来深圳检查工作，听了汇报之后说：“基建行业要搞活，官商要分家，深圳的做法是个试验……”张百发的话可算是“一言九鼎”，对特区事业是仗义的支持！
一冶建设公司试行基本工资加浮动工资（奖励），与完成任务挂钩，打破“大锅饭”，职工积极性大大提高，从20多天盖一层楼缩短为5天盖一层楼，用了16个月时间，提前两个月建成了国际商贸大厦，质量达到“全优工程”标准，获得60万元的超产奖金。
深圳特区从1982年7月开始，把基建工程公开招标作为制度，到1985年2月共有500多项工程实行招标投标，占在建工程项目90%以上。这可节约投资15%左右，可缩短工期两至五成，并保证了质量。这制度不仅可以促进施工企业改善管理，采用先进技术设备，而且可以减少扯皮，简化手续。如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三局一公司投标承建楼高53层的国际贸易中心大厦，实行施工层层经济承包，采用“滑模”先进工艺，创造了三天建好一层1350平方米楼层的新纪录，被称为“深圳速度”，影响深远。在梁湘的领导下，深圳几年之间建起了近千幢大楼。从此，基建工程招标投标之风，由深圳吹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
面向全国广招人才
深圳市的前身宝安县，是个三类小县（县城深圳镇只有一条不到200米的街道），各方面的人才都比较匮乏。1979年撤县建市时，工程技术人员中，仅有两名工程师。梁湘到深圳特区之后，深感到要建设特区，人才是关键。但此时全国各地仍然沿袭过去的干部分配调动制度，已无法适应特区建设的飞速发展。他召开市委常委会议，寻找出路。会议经过研究，定出7条“招兵买马”、吸引人才的措施：户口，要求全家迁来深圳的，即使家属是农村户口，也可进入深圳户籍；家属没有职业的，到深圳可以安排工作；住房，工程师可分到一厅两房住宅，高级工程师可住上一厅三房；工资高于广州，低于香港；聘用期满留去自由……会议还决定，派分管组织人事的市委常委刘波去中央组织部求援，请求准许深圳市在全国范围公开招聘人才。梁湘又给中组部陈野萍副部长挂了电话，力陈己见。很快便得到了中央组织部的支持，同意深圳市在北京、上海、天津、武汉、成都、重庆、沈阳等12座大城市公开招聘人才。《北京日报》、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刊出深圳特区招收干部简章。深圳招聘的主要对象是建筑、建材、化工、轻工、机械、食品、财经、金融、园林、医疗、外语、新闻、政法等方面的中高级技术人员和经济管理人员，凡年龄在45岁以下、身体健康并经所在单位同意者，均可报名应聘。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条有关公开招聘人才的新闻消息，有如一声春雷响彻祖国大地。不到半个月，派往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招聘小组共接待了7000余人，其中正式报名应聘的有3100多人，内有教授、高级工程师、主任医师等等。招聘小组经过考核，初步确定聘用356人。
梁湘还利用出席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大会晚上休息时间，驱车往中组部招待所，与特区招聘工作小组人员研究如何做好招聘工作，还亲自与应聘人员促膝谈心。
那几年，深圳通过考试，择优选调，招聘了一大批专业人才。1983年与建立经济特区前的1979年比较，工程师从两个人增至732人，另有高级工程师41人、助理工程师665人。此外，还接纳转业的工程兵2万人，充实了深圳特区的基建施工队伍。
倡导“孺子牛”精神
在深圳市委、市政府办公大楼前，绿草如茵的广场上屹立着一只巨型的古铜色的“开荒牛”，紫红的大理石基座上刻着鲁迅的字迹——“孺子牛”。这是著名雕塑家潘鹤的作品，获1984年全国美术作品评选的金质奖。
看，这充满强健力量的牛，拱倒了苍老的树桩——新与旧、力与朽、青春与衰弱，强烈的对比，形象地颂扬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开拓者勇往直前的创业精神。梁湘考虑设立的正是这样象征深圳特区精神的雕塑。
可是，当初梁湘和市委决定要塑造这样的一座铜雕时，有人却问道：“为什么造牛不造马？”“花6万块钱去造只铜牛，值得吗？”工程的投资款迟迟未拨给。
梁湘说：“这座雕塑所表达和宣传的是特区建设者们的开拓献身精神，是无价之宝，是多少钱也无法买得到的啊！”他找来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要他们尽快落实拨款之事。当时分管宣传、文化等工作的市委常委林江，积极组织筹造工作，来回奔走于广州、深圳两地。潘鹤精心创作，草稿出来后，又多方征求意见，集思广益，使设计稿尽善尽美。
1984年7月28日，净重4吨，长达5.6米的巨型铜雕“孺子牛”诞生了。它成为鞭策今人，激励后人，象征特区开拓者精神的珍品，受到人们的喜爱和赞赏。
1985年初冬，80岁高龄的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精神饱满、步履稳健来到深圳特区视察。她在市委、市政府大院，看到草地上立着惟妙惟肖的“孺子牛”铜雕时，心情格外激动，久久不肯离去。12月10日上午，“天朗气清，惠风和畅”，邓大姐兴致勃勃，特地邀请梁湘和市委常委们来到“孺子牛”铜雕前，合影留念。她指着“孺子牛”三个字，语重心长地对梁湘和市委同志们说：“这应成为我们市委工作的座右铭。这个塑像代表着同志们在特区工作的精神和意志，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梁湘十分珍重这“孺子牛”精神和为理想献身的高尚情操。在他的大力倡导下，每年的“七一”和年终总结，市委都要表彰一批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集体，宣传他们的事迹，宣传他们胸怀共产主义理想、立足本职、刻苦学习、努力掌握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大胆改革的精神。
千秋功罪任评说
建立经济特区是新生事物。梁湘带领干部群众大胆改革，也引来诸多指责和非议：有的甚至说，梁湘搞的是资本主义，“深圳除了九龙海关门口仍挂着五星红旗外，都已资本主义化了”。“姓梁的把国土的主权出卖给外人，是20世纪80年代的李鸿章！”北京某高层领导机关的刊物《内参》上刊出题为《旧租界的来由》文章，影射深圳等特区已变成“新租界”……还有人写告状信，提出要把梁湘拉下马。
国画大师刘海粟1981年夏天在深圳新园招待所创作《大鹏展翅》巨幅国画赠给深圳特区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梁湘在深圳特区率先推行市场经济，引进外资，搞开放改革，搞好了也会有人说你走资本主义道路；搞糟了，更是说你复辟资本主义，反正大帽子正等着你去戴哩！”梁湘坚定地说：“只要问心无愧，我什么都不怕！千秋功罪，任人去评说吧！”梁湘顶着流言蜚语义无反顾地高举改革的旗帜。
1983年2月，胡耀邦总书记第一次到深圳视察时，听了梁湘等人汇报后，高兴地说：“搞得不错嘛，你们是努力的，敢于创新，是很有成绩的，已经开创了新局面，比较出色地贯彻了中央的意图。”后来他又说：“我们在深圳创造了一个经济特区的典型，那儿蒸蒸日上。”他还给深圳特区题词：“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
1984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常委、中央顾委会主任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杨尚昆及广东省委、省政府负责人陪同下，来到深圳视察，听取梁湘汇报深圳近几年的发展情况。当听到工业总产值1982年为3.6亿元，1983年为7.2亿元时，邓小平同志插话：“那就是一年翻了一番啰？”梁湘答道：“是一年翻了一番，比办特区前的1979年增长了10倍。财政收入也比4年前增长了10倍。”邓小平听后，满意地点了点头……
三天后，邓小平同志到了广州，特地给深圳特区亲笔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梁湘同志1998年去世，才80岁。当医院发出病危通知书时，任仲夷同志正好在医院输液治疗，闻讯立即拔掉针头，赶到病房，紧握住已不能说话的梁湘的手，老泪纵横……
吴南生同志2001年为《特区的由来》写了“后记”，最末写了“深刻怀念为创办特区作出贡献、现在已永远安息了的朋友们、同志们！”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说，这里指的主要就是梁湘同志。
（陈荣光，原梁湘同志秘书、深圳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深圳文明办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李一兵，《羊城晚报》资深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