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公安局新局长:毛泽东点评国民党著名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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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争取邓兆祥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
“英国海军通”与“英国都市盲”—“重庆”号险些坏了毛泽东、林彪的攻锦大事—毛泽东指示华东军区：“只要可能，就要争取邓兆祥。”—“你们就将是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穿涤卡军服的全国政协副主席—邓兆祥小传
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之后，蒋介石只剩下了长江以南的半壁山河。
为了保住这半壁江山，与共产党划江而治，蒋介石一方面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任代总统,并出面提出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另一方面仍以国民党总裁身分总揽军政大权，积极扩军备战。
迁至西柏坡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指挥完三大战役之后，也在思谋着如何打过长江，消灭蒋介石的残余势力，解放全中国。
可是，毛泽东也清醒地意识到，国民党军队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国民党军在宜昌至上海间1800余公里的长江沿线上，仍然部署了115个师约70万人的兵力。组织长江防御的，一个是蒋介石的宠将汤恩伯，此人倒并不足虑；另一位是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此人外号“小诸葛”，功夫倒有些了得。
国民党部署在长江南岸的100多个师，70多万人，部署在如此之长的战线，总会有薄弱环节可击。可负责协助防守长江的国民党海军海防舰队和江防舰队，在解放军渡江的时候，可是劲敌。共产党不习水战，也从来没有掌握过海军。北伐时期，在“中山舰”上有个共产党员的舰长李芝龙，最后还让蒋介石借故给免职，关押起来。
正在毛泽东为长江水面上的军舰费思量的时候，邓兆祥率领“重庆号”军舰起义的消息，传到了西柏坡。
邓兆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重庆号”又是怎么样的一艘军舰？
这些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兴趣。
“英国海军通”与“英国都市盲”
黄埔军校的大名，可以说是如雷贯耳；其实在黄埔还有一所海军军校，为清朝政府于1877年设立的广州黄埔海军学校。邓兆祥7岁丧父，家道中落，但是少年老成。1914年，在任广州警察厅厅长的族人邓瑶光帮助下，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黄埔海军学校第16期，时年只有11岁。因怕学校不收，邓兆祥虚报成14岁才被录取，是该校最小的学生。
1919年9月，邓兆祥从黄埔海校毕业后，转入吴淞海军学校深造，翌年又转入烟台海军学校和南京水鱼雷枪炮学校。在近代中国为数不多的几所海军学校中，好似走马灯般地转来转去，学会了海军军官必须掌握的航海、枪炮、观察通信、水中兵器等专业。
英国的海军是世界上历史较早，又比较先进的海军之一。1929年，邓兆祥被国民政府推荐赴英国学习海军，1932年4月进入英国伦敦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指挥专业。这是一所非常令人向往的学校，称的上是海军将帅的摇篮，不仅培养英联邦国家的高级海军将领，而且也培养其他国家的海军精英。
在英国的留学生活中，邓兆祥深居简出，一门心思学习海军指挥，很少去做学习以外的事情，不久就成了“海军通”；但同时也因为不谙事故人情，在休息的时候也很少去英国的风景名胜游玩，也被同伴戏称为“英国都市盲”。
从英国学成归来，国内早已经物是人非。邓兆祥被委以国民党海军水鱼雷营营长，毕竟是学非所用。不久，马尾海校从福建迁到贵州桐梓，邓兆祥担任训育主任职务。福建的马尾海校也出了不少名人，中日甲午海战的英雄邓世昌即是出自这个学校。
按照邓兆祥的理想，原本是学成本领带兵打仗，驰骋海疆，却因其出身寒微，没有什么根基，又不会钻营，故在国民政府的海军中，并无领兵打仗的实缺相授。
抗战爆发之后，中国海军没有与日本海军正面交手，大部分军舰或者被日军飞机炸沉，或者自沉于长江的航道上阻塞日军沿江而上，下场极为悲惨，就连中国海军自诩的“中山舰”也盖莫能外。邓兆祥空有一身本领，却施展不出。
好不容易熬到了抗战胜利，东邻日本强国被盟军打败，中国正是挟战胜国的余威，走富国强兵之路的大好时机。恰逢盟国在分配剩余战争物资的时候，有一些英国军舰要处理给中国，为了学会操控这些军舰，国民政府从青年学生中挑选了一批人，组建成学兵总队，因邓兆祥在英国海军军界比较熟悉，于是就派他担任学兵总队的一大队长，赴英国接收军舰。
“重庆”号险些坏了毛泽东、林彪的攻锦大事
在这批军舰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一艘名叫“重庆”号的军舰。
“重庆”号是国民党海军中最大的一只军舰，原名叫“奥路勒”号，总造价为126万英镑，非常昂贵，是当时较为现代化的新型巡洋舰，排水量7500吨，满员时舰员650人，最高航速32节。“奥路勒”号有着辉煌的战绩，它曾经是英国皇家海军地中海舰队的旗舰，二次大战期间参加过击沉德国战列舰“俾斯麦”号等战役，共击沉轴心国的军舰20余艘，是英国海军的“功勋舰”。
国民政府为了接收和使用好该舰，邓兆祥和学兵大队的学员在英国一呆就是3年。
1948年5月26日，“重庆”号军舰从英国朴茨茅斯港起航回国，8月14日经香港、上海等地驶至南京下关码头。
国民党政府接收“奥路勒”号之后，最初给它起了个中国名字，叫“震旦”号，后来又以抗战时期的国民党陪都重庆为名，改名“重庆”号，邓兆祥被任命为“重庆”号上校舰长。
蒋介石有了“重庆”号这艘现代化的巡洋舰，立刻就像被注射了一针强心剂。
此时国民党在陆上战场已呈败相，解放军迫临国民党的长江防线，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对“重庆”号寄予厚望，曾经在蒋介石面前夸下海口：“既使损失了全部的舰艇、共军冲破了所有的内河防线，本人也将率‘重庆’号在长江上下继续奋战！”
1948年10月初，邓兆祥奉命率领“重庆”号北上，加入辽沈战役的战团。当军舰驶到葫芦岛附近，蒋介石登上了“重庆”号，亲自部署东北战事。
此时林彪的四野正在围攻锦州，战事空前激烈。
毛泽东指示林彪，锦州是我必取，敌必救的战略要地，恰似一根扁担挑起华北和东北，拿下锦州，就可以从战略上割断华北和东北的国民党部队，对东北的国民党军形成“关门打狗”。蒋介石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于是派出了最精锐的廖耀湘兵团解锦州之围。
10月10日拂晓，邓兆祥指挥“重庆”号上射程达50里的240毫米主炮和6门152毫米火炮，向坚守在塔山的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舰炮的威力非常大，据说一发炮弹可以炸翻解放军一个排的简易防御阵地，给解放军造成了很大伤亡。当然，炮弹也很昂贵，都是耗巨资从英国购买的。以至于多少年之后，邓兆祥想起此事还非常内疚。
不过邓兆祥和他的“重庆”号，并没有能够挽救锦州失败的命运。10月14日，国民党军对塔山的攻击进入了第5天。凌晨5时，国民党陆军的炮火开始向解放军塔山防御阵地猛烈轰击，但坚守阵地的四纵战士却细心地发觉，落在阵地上的炮弹已经没有从“重庆”号上舰炮射出来的，而那种舰炮炮弹飞行时的啸叫声是那样的催心裂肺！
原来，邓兆祥和他的“重庆”号在这一天退出了对塔山的轰击。
“重庆”号在舰上看不到目标，只能通过地图间接射击，邓兆祥并没有从陆军的观察报告中看到轰击的直接效果，又怕误炸到正在冲锋的国民党陆军（已经出现了误炸情况：一架国民党空军的飞机在塔山战区上空投了两枚炸弹，一枚落在塔山村后面的山坡上，另一枚落在国民党军的出发阵地中，炸死连长以下数十人），加之连续5天的轰击，炮弹所剩无几，便下令停止了轰击。
后来据军史学家的研究结论，塔山阻击战，国民党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却打了个大败仗，原因尽管事多方面的，但与邓兆祥率“重庆”号过早地退出战斗还是有相当大的关系的。
邓兆祥还不知道，塔山阻击战后，四纵12师的三个团都被授予了“英雄团”的荣誉称号，四纵从此成为闻名全军的劲旅，一年之后的1949年，毛泽东率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进北京，在西苑机场阅兵时，检阅的就是这支部队。
“只要可能，就要争取邓兆祥”
毛泽东指示华东军区：“只要可能，就要争取邓兆祥。”
辽沈战役终究以国民党失败告终，邓兆祥率领“重庆”号无功而返，回到上海。当船驾入码头的时候，“重庆”舰上这些以老大自居的国民党海军自尊心又受到了以次打击：黄浦江中最好的锚位，最好的码头，都给美国兵舰占据了，只能在偏远的角落中栖身。
这时，越来越多的人对国民党打内战的前途产生了怀疑，对蒋介石政府的腐败越来越憎恨。尤其是“重庆”号上的水兵被拖欠了很长时间的军饷，当局又强行把水兵从英国带回来的外币兑换成几成废纸的金圆券，引起了水兵们的强烈不满。
“重庆”号上有一个枪炮下士兼舰上图书管理员，名叫毕重远，是中共的地下党员。在他的秘密领导下，舰上成立了“重庆军舰士兵解放委员会”，准备一但时机成熟，就把“重庆”号开到解放区去。舰上的大多数水兵在回国途经香港的时候，接触了不少进步书刊，了解了解放区的真实情况，所以一拍即合。
1949年2月24日，“重庆军舰士兵解放委员会”成员在舰上的281号雷达室做出决定：25日1时30分在上海吴淞口起义。他们决定争取有较高威望的邓兆祥舰长加入！
邓兆祥在国民党海军中，是个受排挤的人。当时的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是一个连海军常识都不懂得的人，凭借着受蒋介石的宠信而在高位，他一上任，他的亲戚朋友们也就都放到海军的高级职位上，让他们穿上一套海军将领的制服。这些人狐假虎威，乘机大发国难之财，因此，军舰来往装运走私货物、搜掠运货的民船的事件时有耳闻。
邓兆祥早就感觉到，继续留在国民党海军中不会有更大的发展前途。此时又有风闻，“重庆号”已被编入海军第二舰队，准备驶入长江，用来阻挡解放军渡江；而且，邓兆祥舰长的位置也将被桂永清的亲信取代，寄托在蒋介石身上的幻想也完全被打碎了。
起义水兵很快就占领了舰上的兵器室，拿到了武器，控制了全舰。“重庆军舰士兵解放委员会”派出了王颐桢等3名代表，前往劝说舰长邓兆祥，邓兆祥思虑再三，决定参加起义，把“重庆”号开往山东解放区。邓兆祥在关键时刻参加起义，使一些对起义犹豫不决的人立场坚定了立场，一些顽固分子眼看大势已去，也不敢作对。
7500吨的军舰，数百人的水兵，没有舰长的统一指挥还真是寸步难行。邓兆祥亲自绘制了海图，设计瞒过了国民党海军当局，下令开航，驶往烟台解放区。
2月26日6时，经过25小时的航行，“重庆”号安全抵达山东烟台港。为了避免遭到解放军的误击，“重庆”号舰桅上特意悬挂了一面特制的红旗。
毛泽东也时刻关注着邓兆祥和他的“重庆”号。1949年2月27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复华东军区的电报：“只要可能，就要争取邓兆祥、陆荣一（重庆号副舰长）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以利争取国民党海军全部归顺过来。”
解放军胶东军区首长和烟台市长热情地迎接“重庆”号的到来。
邓兆祥率“重庆”号起义，使幻想固守长江防线的蒋介石大吃一惊，一方面下令将桂永清撤职留任，所有海军舰艇一律不准出海；另一方面下令不惜一切代价炸沉“重庆”号，以免为解放军所用。英国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也深感失望，放弃了原来打算移交给国民党另外两艘巡洋舰的计划。
烟台港本是浅水港，停泊大型舰只多有不便；胶东军区的防空能力并不很强，为了躲避国民党空军的轰炸，邓兆祥指挥“重庆”号开往已被解放军占领的辽东葫芦岛码头。
3月4日，邓兆祥指挥“重庆”号抵达葫芦岛港口，5个月前“重庆”号轰击解放军的硝烟似乎还没有完全散去，解放军不忌前嫌，派东北军区参谋长伍修权亲自到码头迎接邓兆祥。今是昨非，邓兆祥感慨不已。
“你们就将是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
3月5日，邓兆祥连同舰上的574名官兵，向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去了致敬电，表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报效人民的决心。
3月15日，解放军东北军区正式任命邓兆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重庆”号巡洋舰舰长。于是，在解放军的军史上，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正式成立的一个月之前，邓兆祥就已经被任命为人民海军的舰长。
蒋介石最担心的就是“重庆”号落入解放军手中，不仅威胁到长江防线，而且日后防守台湾海峡也是心腹大患，因此严令空军必须炸沉“重庆”号。
3月18日，国民党重型轰炸机追踪到葫芦岛，此时“重庆”号上的燃料油已经消耗殆尽，需要从英国进口，因此“重庆”号只能呆在港口动弹不得。当日的轰炸，使舰上的6名战士先后牺牲。
3月21日，国民党空军又来轰炸，一枚航空炸弹击中“重庆”号舰尾，使舰体受到严重损伤。为保存舰体和海港安全，经请示中央军委同意，邓兆祥指挥水兵在将舰上的主要机件油封，将舰上大部武器拆卸上岸之后，打开了舰舱底门，将“重庆”号自沉于葫芦岛港口。由于舰体庞大，“重庆”号整整用了8个小时，才侧沉于冰冷的海水之下。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5月，在苏联海军专家的协助下，邓兆祥指挥打捞部队将“重庆”号军舰被打捞出水，然后用拖船拖往大连的中苏造船公司修理。经过苏联专家的测算，修复“重庆“号大约需要2亿卢布，新中国财政尚无力支付如此昂贵的费用，只得忍痛放弃。“重庆”号的舰体和部分机器供修理其他舰艇使用，部分武器和装备送给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和大连海校作为教学器材。此是后话。
毛泽东和党中央对“重庆”号起义非常重视。1949年3月24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刚刚结束，毛主席、朱总司令联名给邓兆祥舰长和全体官兵发了嘉勉电：
邓兆祥舰长并全体官兵：
热烈祝贺你们英勇的起义。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的空军虽然炸毁了重庆号，但是这只能增加你们的起义的光辉，只能增加全中国爱国人民、爱国的海军人员和国民党陆军、空军人员的爱国分子的愤恨，使他们更加明了你们所走的道路乃是爱国的国民党军事人员所应当走的唯一道路。你们的起义，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人美帝国主义者已经日暮途穷。他们可以炸毁一艘重庆号，但是他们不能阻止更多的军舰将要随着你们而来，更多的军舰、飞机和陆军部队将要起义，站在人民解放军方面。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强大的国防，除了陆军，还必须建设自己的空军和海军，而你们就将是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
祝你们努力！
毛泽东朱德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正如毛泽东所料，随后不久，国民党海军第２舰队司令林遵率包括驱逐舰、巡逻炮艇、登陆艇、补给艇等25艘舰船在南京江面起义；国民党海军第三机动舰队在彭楚才等人领导下，率领23艘舰艇在镇江江面起义；海防第一舰队旗舰"长治"号在长江口外暴动……他们与邓兆祥一起，成为组建新中国人民海军的骨干力量。
1949年4月20日，在邓兆祥率“重庆”号起义两个月之后，毛泽东和朱德总司令立即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在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指挥下，组成东、中、西3个突击集团,采取宽正面、有重点的多路突击的战法,在江苏省靖江至安徽省望江段实施了渡江作战。
穿涤卡军服的全国政协副主席
1949年9月28日，人民政协会议召开，邓兆祥以特邀代表资格参加。9月26日凌晨3时，习惯于夜间办公的毛泽东函告周恩来总理，点名让安排邓兆祥等起义将领和民主人士发言，逐一通知他们写好讲稿。
在毛泽东的关照下，当天邓兆祥在政协全体会议上作了精彩的发言。会议期间，周恩来接见了邓兆祥和他昔日的旧友同窗——率领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起义的林遵，以及原来在国民党海军任职的其他将领，听取他们对新中国海军建设的意见。
邓兆祥建议中央军委，应该让过去的一些国民党旧海军人员出来工作，并特别提到曾任国民党海军部部长、海军总司令的陈绍宽。邓兆祥的建议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在1950年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陈绍宽先生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会议，后来担任了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福建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等职务。
华东军区海军张爱萍司令员公开发布通告，在上海等地成立了“国民党海军人员登记办事处”，先后有4000多人纷纷加入到人民海军的行列，其中有许多旧海军的高级官员参加了人民海军建设，在一些重要岗位上任职。
1949年9月30日，新中国开国大典的前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邓兆祥和傅作义、程潜等30多位国民党起义将领。在交谈中，当邓兆祥和起义将领们表露出他们为昔日走错了路而感到内疚之情时，毛泽东把手臂往空中猛地一挥说：“我们看问题不要割断历史嘛！这是当时历史条件造成的。现在你们走到革命路上来了，这很好嘛。要坚持下去！”
对此，邓兆祥感受颇深，发自肺腑地说：“共产党毛主席胸怀大志，真心为国，海纳百川，天地可鉴！”
1957年8月4日，海军在青岛举行了人民海军建军以来诸兵种联合演习阅兵。毛泽东原计划检阅海上演习，由于游泳时身体受凉患了重感冒，就委派周恩来总理检阅了海军部队。8月5日，毛泽东身体尚未痊愈，便同周恩来一起接见驻青岛海军大尉以上军官。在青岛市第一体育场的观礼台上，毛泽东、周恩来与邓兆祥等照了相。
为了培养更多的海军人才，1949年5月邓兆祥任安东海军学校校长，1950年8月任青岛海军快艇学校校长，1955年3月任第一海军学校副校长。1955年，邓兆祥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196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青岛海军基地副参谋长，副司令员、北海舰队副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等职。但由于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的爆发，邓兆祥率海军舰队解放台湾的夙愿却始终没有能够实现。
邓兆祥对待子女和身边的人非常严格。儿子在大连上中学的6年，学校离家十几里路程；不仅没有坐过一次父亲的专车，而且在父亲的要求下也没有坐过公共汽车，往返均是步行。邓兆祥自己生活也十分简朴，90年代中期，解放军基层军官都已经穿上马裤呢冬装，可身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他依旧穿涤卡军服上下班。
时隔多年，海军中依然流行着邓兆祥大义灭亲，把当了国民党特务的亲侄子送进班房的故事。那是1959年夏天，邓兆祥侄子从广东老家来青岛看望已经是海军青岛基地副司令的叔叔。起初，邓兆祥不知侄子已经被国民党暗地里发展为特务，仍是热情接待。不久，侄子便以邓兆祥军衔偏低，“任何朝代对来降之将莫不存有戒心”为由试探，进而策反，许诺如果邓兆祥去了台湾，蒋介石可以给他中将、上将军衔，表示立即可以派人接应邓兆祥去广州。
邓兆祥假意沉吟，设法稳住侄子，并夤夜向司令员刘昌毅亲自报告了事情的经过。舰队党委立即部署，在青岛市公安局的配合下，立即抓捕当了特务的侄子，当特务侄子跪倒在他面前，企图以家族亲情关系软化他的时候，他严正地警告侄子，只有老实交代罪行才是唯一的出路。经过专政机关的审查，掌握了侄子的罪行，特务最终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邓兆祥的海军指挥艺术和业务能力也是有口皆碑的，而且老当益壮，古稀之年仍坚持随舰出海执行训练任务。这在世界海军历史上也是罕见的。他在海军中担任过的职务之多，没有人能与之相比：他当过水兵，在舰艇上的鱼雷、枪炮、航海等部门工作过，当过部门长、舰长，基地、舰队的领导职务，驾驶过快艇、实习船、大型护卫舰、巡洋舰等多种类的军舰。
1983年后，邓兆祥开始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85年在他83岁高龄的时候，根据本人的多次诚恳请求，中央军委批准他离职休息，从此结束了他长达72年的海军军人生涯。
邓兆祥堪称是海军中服役最长的将军，亲眼目睹了军阀割据中北洋海军的没落、国民党海军的腐败和新中国人民海军的诞生、发展和壮大，亲身经历了中国海军的三代变革。
邓兆祥小传
邓兆祥，1903年4月出生在广东省高要县肇庆镇双木棉村（现为肇庆市）。1914年3月，他11岁即考入黄埔海军学校第16期学习。自1919年9月始，先后转入吴淞海军学校、烟台海军学校、南京海军鱼雷枪炮学校学习，至1922年3月毕业。从1922年4月起，历任见习员、候补员、枪炮副、枪炮正、航海正和副舰长等职。
1930年1月，他怀着“中国要强大，必先强我海防”和“雪我甲午耻辱”的信念，赴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英国海军鱼雷学校，学习了鱼雷、航海、信号、枪炮等专业。他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取得优异成绩。1934年4月回国后，先后担任了副舰长、水鱼雷营营长、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部参谋、贵州桐梓海军学校训育主任等，1945年任“长治”舰舰长。1946年率第二批海军人员赴英国，1948年5月就任著名的“重庆”号巡洋舰舰长。
1949年2月，邓兆祥顺应时势，率全舰官兵在上海吴淞口举行了震惊中外的“重庆”舰起义，受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电报嘉勉。1949年3月，邓兆祥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重庆”舰舰长。
1949年5月，邓兆祥任安东海军学校校长，1950年8月任青岛海军快艇学校校长，1955年3月任第一海军学校副校长。1956年6月他调任海军青岛基地司令部副参谋长，1957年6月任该基地副司令员，1960年8月任海军北海舰队副司令员，196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12月任海军副司令员。1985年离职休息，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96年1月，他以93岁的高龄，还亲赴西沙看望和慰问部队。
邓兆祥担任过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六、七、八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并获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功勋荣誉章。
1998年8月6日，邓兆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毛泽东点评冯玉祥“置身民主，功在国家”
“我要用鞋底打他10个嘴巴”――派兵为日本洋行“站岗”――收复多伦――“谁要是投降，×他祖宗！”――“劳而不苦，苦中有乐”――与士兵同甘共寝――“只求为民，只求为国”――　冯保长的一张名片――“为了新中国，我愿喝干大海”――宴请毛泽东，冯玉祥破例第一次在家里摆酒――“焕章先生的丰功伟绩，已举世尽知”――“置身民主，功在国家”――冯玉祥上将小传
“我要用鞋底打他10个嘴巴”
常德是湘西重镇，日本垂涎三尺，派有军舰停泊沅江。日舰士兵经常闯进常德城内，行凶抢劫，无人阻挡。有次，几名日本兵摇摇摆摆进城，拒绝冯军守城士兵检查，并动手打检查士兵，中国士兵用刺刀与之搏斗，打伤3名日军士兵。驻常德日本居民会会长高桥新二和日军舰长找到冯玉祥，要求把行凶的中国士兵监禁起来。冯玉祥质问高桥新二根据什么？那个日舰长掏出一本《日本海陆军刑法》说，根据这个。冯玉祥一听，眼睛瞪得溜圆，猛的抬起脚，脱下一只鞋，又站起身来，高桥新二忙问：干什么？冯玉祥说，他用你们的日本军法来判处我们士兵的刑，这显然是侮辱中华民国，我要用鞋底打他10个嘴巴，教训教训他。日舰长的脸霎时变得焦黄，慌忙把那个小册子收起来，语气温和地问冯玉祥，照你说怎么办？冯玉祥说：“我有我们的军法。我们的军法是：士兵负有维持地方治安的责任，有权检查任何进城的人。若对方不受检查，即是匪徒。我们的士兵忠实地执行命令，打伤了匪徒，我要大大地奖赏他们。”
高桥新二说：你的意思我明白，你是存心不打算就地和解了！那我们就找你们政府交涉去了。此时的高桥，七窍冒火，拉起日军舰长往外走……他们认输了。
派兵为日本洋行“站岗”
“五四”运动的革命浪潮，波及湘西常德。学生们涌向街头，痛陈国耻。号召中国人不买日货，群情激愤，捣毁了几家日本洋行。日本商人代表去见湘督张敬尧，提出质问，并向冯提出赔偿损失，惩办凶手，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等无理要求。冯拒绝了这些要求，并说学生们的行动是出于义愤的爱国行动，是由于他们经营方法失当，引起群众不满意造成的。日本商人一再要求赔偿损失，冯说：损失费一个钱也不能赔，但可以派兵保护你们。经日本人同意，在每家日本洋行前，设两个岗哨，有中国人到他们店买东西，岗哨要盘问并搜身，戒备森严。结果使那些日本洋行门前冷冷清清，谁也不去买东西。高桥新二代表日本洋行找冯请求撤除商店门前岗哨，说这样没有人去买东西，损失更大。冯表示不能撤，撤了，若再出事，负不了责任。真要撤，必须写个字据，声明以后出了事，由日方自己负责。一场大风波这样安然了结。
收复多伦
1933年1月1日，日军侵犯山海关，东北军守军何柱国部奋力抵抗，打响了长城抗战的第一枪，但终因孤军无援，使山海关失守。2月初，日伪军联合进犯热河。3月4日，日军侵占承德。尔后，日军长驱直入，纷向长城各口和察哈尔进犯，华北和平、津危在旦夕。
4月3日至22日，全国民众救国联合会等爱国团体，纷纷函电冯玉祥，请求树立抗日大旗，率领抗日志士奋勇杀敌，挽救国家危亡。时不我待！要他义无反顾。冯玉祥在与南京周旋的同时，加紧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派出亲近人员多人代表他去各地联络。组成抗日救国军北上抗日，经过千辛万苦，到5月中旬，冯筹建的抗日同盟军，已初具规模。5月1日，多伦失守，24日沽源沦陷，日军已进入察省腹地。6月20日，冯玉祥统率10万大军北进，收复察东失地。6月22日，攻克康保城。7月五日，光复宝昌。同日，刘桂堂在沽源通电反正，就任民众抗日同盟军第六路军总指挥。同盟军大军直指多伦。多伦为察东重镇，日军茂木骑兵旅团3000多人和伪军李守信部驻防，城外建筑32座炮台及各项坚固工事，并有飞机助战。吉鸿昌亲率敢死队，赤膊匍匐前进，爬城3次，均未奏效，战斗剧烈，伤亡惨重。冯玉祥向前线发出以死报国电，称：“今日之事，进则俱生，退则俱死”，“为国而死，虽死也荣”，“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愿“与将士共勉之”。7月12日，吉鸿昌派精兵潜入城内，里应外合，又经过了3个多小时的巷战肉搏，方将残敌击败。失守72天的多伦，终被同盟军光复。冯玉祥指挥全军将士乘胜前进，察东被日伪占领的各县完全收复。这次战役，击毙日伪军1000余人，抗日同盟军也伤亡1600多人。
攻克多伦后，冯玉祥决心“率十万饥疲之士，进而为规复四省之谋”。7月27日，在张家口成立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冯任委员长，并发通电称：“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抗日同盟军的胜利和作战计划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一时间，全国各地抗日组织和民众团体纷纷发来函电，并赠送慰问物品，祝贺收复失地的胜利。但蒋介石、汪精卫、孙科等对冯以武力抗日的举动，十分恐慌，认为冯扰乱了其“攘外必先安内”主张。正当同盟军奋力为收复东北四省流血牺牲之际，蒋介石、何应钦调集16个整师、15万余人，在铁甲车8列，飞机二队配合下，包围张家口，封锁平津线交通。7月28日，蒋、汪向冯发出四项最后通牒电，令其停止对日军事行动。
冯玉祥为了不使察哈尔省落于蒋介石、汪精卫之手，引起旧部对他的不满，多次电请宋哲元回省主政。8月5日电称：“自即日起完全收缩军事，政权归之政府，复土归之国人。并请政府即令原任察省主席宋哲元克日回察，接收一切，办理善后”事宜。8月7日，冯玉祥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辞去总司令职务。12日，宋哲元由宣化到张家口，冯玉祥到车站迎接，“含泪与之握手”。下午3时，冯玉祥主持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察东失地阵亡将士纪念塔、烈士词、烈士墓落成典礼，冯为塔书名——抗日同盟军收复察东失地纪念塔。14日凌晨4时半，在宋哲元等陪同下，冯玉祥乘火车离开张家口。
“谁要是投降，×他祖宗！”
“冯先生，何先生求见。”警卫前来报告。
“哪个何先生?”冯先生停下手中的笔。
“何应钦，何部长。”
是他?冯先生手中的毛笔猛地向下顿了一顿，脸色立刻阴沉了下来，眉心拧成了个疙瘩。
“告诉他，我不在！”
“可他，他，他已经进院了。”警卫看了看冯先生冰冷的面孔，迟迟疑疑地指了指门口。
看来，不见是不行了。冯先生气哼哼地掉转过身子，仰靠在椅子背上，不耐烦地冲传令兵挥了挥手，叫把何应钦请进来。
在蒋介石身边的那伙人里，何应钦是最让冯先生讨厌的一个。这小子是蒋的嫡系，专门会出坏主意，他和汪精卫一唱一和，千方百计地鼓动蒋介石向日本投降。为这，冯先生不知道和这位军政部长吵了多少次，骂得他简直抬不起头来。平常，他见了冯先生就躲，连招呼都不敢打。可今天怎么主动找上门来了呢?
院子里响起了皮鞋声，全副戎装的何应钦犹豫地迈着步，走了进来。
“冯先生，辛苦了。”进了门，把帽子交给护兵，何应钦恭恭敬敬地冲冯先生打了个招呼。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冯先生抬了抬眼皮，冷着脸问了一句。
“我，我来看看您。”何应钦赶忙欠了欠身子。
“真是笑话！”听着这话，冯先生差一点笑出声来。“来看看我?
你何应钦能有这个心?这不是当面扯谎吗?不用说，我也知道你是为什么来的。”冯先生轻轻摇了摇头，瞟了一眼何应钦那张阴阳怪气的面孔，故意地问：“我的广播讲话你听到了吗？”
“听到了，听到了。”
“对我的讲话，军政部长有什么见教吗?”
冯先生连着问的这两句话，把何应钦心里的火给引起来了。
“要不是你的什么广播讲话，我怎么会登你的门!”他愤愤地瞪了冯先生一眼，脸气得煞白，半天没说出话来。本来，为了不让冯某人在政府里老喊什么抗日，蛊惑人心，已经安排他到湖南、贵州和四、川去检阅三省驻军。没想到，听到武汉失守的消息，他竟然从检阅途中驱车返回长沙，在何健家里堵着蒋介石，大讲了一通抗日到底的怪论，还给蒋介石讲了一段《三国演义》上的故事，让他学东吴孙权砍桌子角的道道儿，言投降者万斩无赦。说什么你没有宝剑，我给你一把大刀，你把桌子砍掉一角，告诉大家，今后谁敢言和，和这桌子一样。这还不算，昨天晚上，他又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宣称“政府决心继续抗战到底，决不妥协。”还说“主和的先生们注意，小心砍你们的脑袋！”你们是谁?不就有我何应钦一个吗?何应钦又气又恼，一夜没睡好觉，今天就赶着到了冯先生下榻的长沙银行分会。
“冯先生，您听我说，不行呵……”何应钦定了定心，哭丧着脸开了腔。
“冯先生，我们应该……”见冯先生没什么反应，何应钦指手划脚地越讲越来劲儿，一条一条地反驳他的广播讲话，话也说得利索多了。冯先生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面对着这位讲起话来滔滔不绝的军政部长，又是可气，又是可笑。可气的是，他竟然顽固到底，死抱着他那和谈、投降的腔调不放。可笑的是，他竟然跑到自己面前来唱投降曲儿，这不是存心找不自在吗？
“冯先生，我们的仓库快要空了，粮秣弹药最多还能支持三个月，不如现在和平了！再打下去，到了无法支持的时候，再和人家和平，条件就不如现在了。”
何应钦越说越兴奋，脑门上渗出了汗珠儿。他偷偷看了不动声色的冯先生一眼，心里暗暗高兴，满以为这一回能说通了。
“冯先生，您看……”
何应钦眼巴巴地望着冯先生，期待着冯先生的回答。
一直沉默不语的冯先生，猛然抬起了头，眼睛里闪出了愤怒的光芒，大声说：“谁要是投降，×他祖宗！”
何应钦总算得到了“可心”的回答！
“劳而不苦，苦中有乐”
冯玉祥治军时注重严格训练，造就将才，加强纪律，教官兵救国爱民，厉行俭朴，与士兵共甘苦，赏罚严明。
早在练军时，有几件亲身经历的事情使冯玉祥深深感到培养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军队的重要性。
有一次，冯玉祥所在部队与义和团一同攻打保定城南外的处天主教堂。队伍离教堂还有两里，教堂里冲着他们放了两枪，结果几百号人马炸窝似地溃散了，一退就是二十里。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有十几个士兵用刀将一个华贵少妇的手臂砍下来，抢走了两副赤金手镯。为了这金手镯，士兵们互相争夺残杀，加上后来各处奉命盘查，枪决嫌疑犯，前后有千余人丧命。军人没有纪律约束便会成为虎狼之辈，“治军须严”的思想牢牢扎在冯玉祥脑中。
冯玉祥的练兵和治军是从兵员质量抓起的。他曾经多次亲自下去招募士兵，曾福林、石友三、孙良诚、刘汝明、冯治安、孙连仲、吉鸿昌这些曾有过重要影响的人物，都是冯玉祥亲自招募来的。他的招兵取录标准是：农工良民，身无暗疾，年龄十八岁至二十五岁，身高四尺八至五尺；面黄肌瘦、精神萎靡者，体高不足者都不要。另外决不要“二流子”、“营混子”。为了保证兵员质量，冯玉祥还有一个有效的办法：他派下级军官口家乡招募亲戚、乡亲、朋友及其子弟入伍，一旦招来，即编人这些军官所辖部队。由于招收兵员的质量直接影响部队的训练成绩和战斗力，并影响这些军官的职位升迁，所以他们在征募时都很认真严格，不敢马马虎虎，应付差事。
冯玉祥练兵很讲方法。比如在恶劣气候下修筑工事是很苦的事，但冯玉祥却能把它组织成特别训练，使官兵。严冬三九季节，地上结着很厚的冰，冻土层达三四尺，象铁块一样坚硬，冯玉祥命令各营团官兵半夜集合出发，拉到野外在凛冽的寒风中分单位进行挖沟筑垒比赛。天亮后进行评比检查，对工事修筑质量高、速度快的连营团给予奖励。由于训练是竞赛性的，所以大家情绪高昂，都非常兴奋，很苦的事也就不觉得苦了。冯玉祥认为这种训练意义很大：第一，可以使部队养成耐寒冷困苦的习惯和不怕艰辛险阻的精神；第二，可以打破个人主义的优胜观念，激励并加强团体活动的精神和纪律。而在训练比赛中获得修筑战场工事的实际知识和经验只是收获的一个方面。
与士兵同甘共寝
冯玉祥认为：“治军最要紧的是要得兵心”，“与士卒共甘苦，是治军最重要的一个信条。”他在袁世凯的新军任副国时，他的正目是个为人尖刻的家伙，经常虐待士兵。有一次两个兵得了伤寒病，正目不但不抚慰，反倒恶声恶气地乱骂。冯玉祥一气之下，将其按倒在地，狠揍了几十拳。此后两个月，冯玉祥亲自给两个士兵端屎端屎，照应料理到他们病愈为止。
冯玉祥对下级士兵都很熟，不但能叫他们的大名，而且记得很多人的小名。在军中，冯玉祥经常与士兵们生活在一起，倾听下级官兵的声音；有时，他会悄悄在晚上混入兵营宿舍，与士兵挤在一起睡，亲身感受士兵冷暖。因此士兵感到他平易亲切。在担任陆军检阅使时，他曾亲自给一个得败血病的士兵献过血。他手下的残疾、阵亡官兵和军人眷属也受着多方优待。为了搞好官兵关系，冯玉祥特意在军中立了“八不扩戒条：官长生气时，不许打士兵；士兵劳碌太过时不许打；对新兵不许打；初次犯过者不许打；有病者不许打；天气过热过冷时不许打；饱饭后及饥饿时不许打；哀愁落泪时不许打。
他还规定了“连排长有为自己的士兵代写家书的义务”。另外，为了杜绝上司敛财、下级行贿和低层官兵忍痛送礼、出份子的风气，保护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经济利益，冯玉祥特地规定：只准上级请下级吃饭，不准下级请上级吃饭；只准上级给下级送礼，不准下级给上级送礼。冯玉祥关心士兵，不准官长侵犯士兵利益，是从军队的特他来考虑的。他说：“打仗是拼性命的事，官兵之间共生死，同患难的精神，必须修养于平时。在阶级上固然有官长士兵种种高下之分，但祸福利害却必须绝对一致。士兵的痛苦便是官长的痛苦，士兵的福利便是官长的福利，官长士兵应该觉得彼此的关系如同家人父子，息息相关，浑然一体。”
“只求为民，只求为国”
“平民生，平民活。不讲美，不要阔。只求为民，只求为国，奋斗不懈，守诚守拙。此志不移，誓死抗倭。尽心尽力，我写我说。咬紧牙关，我便是我。努力努力，一点不错。”这首诗是1940年5月30日，冯玉祥所作，题目就是《我》。
在搞好与老百姓的关系上，冯玉祥同样是从军队的特性来考虑的。他说：“我觉得带军队没有比爱老百姓更重要的事了。”冯玉祥对部队约束很紧，让士兵左臂都佩戴着“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白布蓝字袖章，要求官兵把老百姓看成自己的父母兄弟乡邻亲戚。他还亲自编了《爱百姓歌》，要部队广泛传唱。对于害民、扰民的官兵，他的处罚相当严厉，1921年冯军人陕作战，有个叫杨治清的连长跳墙诱奸民女被老百姓告发，查明情况后，他召集全体官兵训话，并当场枪毙了这个连长。后来，冯军中又发生过一个连长强迫老百姓换马，和一个士兵吃老百姓西瓜不给钱的事，结果这连长和士兵均被枪决。冯军官兵与老百姓接触、买东西、办公事都能做到谦和有礼，坐车坐船遇见老弱妇孺即起立让座，甚至在街道上有司人将脏水泼到士兵的身上，士兵也不计较。有一次冯军行军途经怀柔和密云，道两旁都是缀满鲜红大枣的枣树，整整三个旅过去，没有人去采摘枣子，树上仍然果实累累。冯军这种军风与当时的恶蛮横的军阀军队完全不同，很得民心。
抗战时期，冯先生刚到重庆的时候，住在巴县中学。后来，那儿的房子被日寇炸毁了，他就搬到了歇台子村，在西北的罗汉沟内，盖了一座小楼，自己题名为“抗倭楼”。由于他穿着随便，时常在村里散步，爱和老百姓摆龙门阵，大伙儿都很敬重他。就这么着，一九四四年秋天，全村一致选冯先生当了歇台子村的保长。对这个新职务，冯先生也很满意，村里的大事小情没有他不过问的。
有一天，某部队一连士兵进驻该地，连长来找保长办官差，借用民房，借桌椅用具，因不满意而横加指责。
冯玉祥身穿蓝粗布裤褂，头上缠一块白布，这是四川农民的标准装束，他见连长发火，
便弯腰深深一鞠躬，道：“大人，辛苦了！这个地方住了许多当官的，差事实在不好办，临时驻防，将就一点就是了。”
连长一听，大怒道：“要你来教训我！你这个保长架子可不小！”
冯玉祥微笑回答：“不敢，我从前也当过兵，从来不愿打扰老百姓。”连长问：“你还干过什么？”
“排长、连长也干过，营长、团长也干过。”那位连长起立，略显客气说：“你还干过什么？”冯不慌不忙，仍然微笑说：“师长、军长也干过，还干过几天总司令。”
连长细看这个大块头，突然如梦初醒，双脚一并：“你是冯副委员长？部下该死，请副委员长处分！”冯玉祥再一鞠躬：“大人请坐！在军委会我是副委员长，在这里我是保长，理应侍候大人。”几句话说得这位连长诚惶诚恐无地自容，匆匆退出。
冯保长的一张名片
1944年冬天，一股军队从歇台子村边经过。队伍一露面，村民们就慌了神儿，家家户户闩上了门。还是小心一点儿为妙啊！
但是，闩门也没能挡住祸灾。不大会儿，一位佩戴少校军衔的官长，挨门挨户吆喝上了。说是队伍要开往贵州前线，需要村里给准备粮食和草料，并且要当天备齐，不得误了军机。
让一个小村子预备一个团的给养，这不是要命吗！村民们没办法，选一位名叫李海泉的老人去向那位少校大人求情。
“不行，”少校把脸一板，样子十分严肃地说，“粮食和草料一斤一两也不能少。”
李海泉没办法了，只好使出了最后的招儿，“要不，这个事，您和我们保长商议商议吧?”
“保长?他住在哪儿?”
“就在那边，罗汉沟。”李海泉抬手向西北方向一指，“我们保长就住那儿。”
“去把他叫来！”少校气哼哼地说，“谁来了也得交东西。”
时间不长，保长迈着大步，走来了。见到保长的面，少校不由得一愣。这个保长的个子怎么这么高呀！比一般人高出足有一头半。只见他穿一身半旧的蓝色土布裤褂，腰间随便系条宽布带子，头戴鸭舌便帽，足登皂色布鞋，走起路来挺有精神，红润的脸膛上满是怒气。看他这身装束，不大象是本地人。不过，管他是什么人呢，要粮食和草料要紧。少校皱着眉头，不耐烦地问，
“你就是保长吗?”
“不错，”保长不慌不忙地点点头，上下打量打量少校，“我是保长，你有什么事?”
“什么事?”少校把眼一瞪，厉声说，“告诉你，我们是抗日的军队，现在要开到前线去，命令你们这个村子给准备一千斤大米，五百斤草料，限一天时间，必须办好！”
“这，”保长显得有些为难地说，“你们抗日上前线，是好事，要的粮食和草料又不算多，真应该答应你们。可是，我们村小，人口少，又很穷，拿不出这么多东西来，怎么办呢?”
“你还来问我怎么办?你是保长，我就找你要！这是军用的粮草，耽误军机大事，你要负责！”少校发怒了，削瘦的面孔涨得通红，眼珠子也瞪得溜圆。
哪里想到，保长一点儿也没被少校吓住，反而软中带硬地顶了过来：“军队吃的粮食，不是由国家供给吗?就是草料也发了马乾，怎么还向村里要呢?”
少校被问得瞠目结舌，张了张嘴，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气得脖筋蹦得老高，恨不得立刻把这个保长抓起来打一顿，他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张口就骂：
“老子是抗日的，你不供给粮草，就是汉奸，老子要收拾你！”
校虽然嘴里骂得挺凶，可不敢动手。为啥?保长的个头那么大，要打他一个耳光，还得往上跳一跳；再说，看他那样子，要打他就得还手，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保长旁边那几个年轻力壮的村民，也是一个个横眉立目。这里面的两个，还真就是冯先生的贴身警卫，少校要是动手，他俩决不会袖手旁观的。这仗当然不能轻易打。可少校怎么能服软呢?他拍了拍腰间的左轮手枪,威胁地说：“你给不给?再跟我顶嘴，老子毙了你!”
冯保长轻轻哼了一声，还是不动声色地说：“村子太穷，我们实在交不起。”
“你……”少校的牙齿咬得格格作响，“你存心和老子为难，老子要把你带走！”
村民们越集越多，在四面围成了一个圈子，看这场热闹怎样继续下去。
冯保长笑咪咪地看着大发雷霆的少校，慢声慢语地说；“你既然非要不可，这样吧，我给你一张名片，你去军政部军需署，找陈良署长想想办法。”
少校一听更火了，心想连我都没有名片，你一个小小保长在这里吹什么牛！这不是有意要拿国军少校开心吗?
“军政部军需署会听你的，少费话，你跟我到团部走一趟！”
“嘿嘿，也许会听的，你拿去试试嘛！”冯先生脸上带着笑，慢慢腾腾地从衣兜里摸出一张名片，向那位满面杀气的少校递了过去。
少校不屑地哼了一声，上前抢过名片，动手就要撕。突然，他那急速动作的手指象是被电击了一下似的，抽搐一下，停住了。他揉揉眼睛，张大了嘴巴，对着名片上“冯玉祥”三个字发起愣来。
“怎么样……”
没等冯先生问下去，这位刚才还是不可一世的少校，忽地转过身子，惊慌失措地撒腿就跑，连帽子都差点儿掉在地上。
“这孩子，胆子太小。一张名片就吓得这样，怎么能打仗啊！”冯先生笑着摇了摇头。
“为了新中国，我愿喝干大海”
1945年8月，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了和平建国，毛泽东亲赴重庆和蒋介石进行谈判。对于毛泽东不惧风险、毅然飞渝的举动，冯玉祥非常佩服地说：“毛泽东到重庆，说明了他胸襟坦白，一片至诚。”冯玉祥当时虽然身为国民政府的要人，但由于蒋介石对他与共产党接近这一点上相当不满意，所以，他本人不便亲往迎接，就派他的夫人李德全代表他去九龙坡机场欢迎毛泽东。
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同冯玉祥接触的机会多了，每次接触，他们都推心置腹，商谈避免内战和平建国大计，冯玉祥把中国复兴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身上。
毛泽东刚到重庆，在渝的爱国民主人士及各界代表就在中苏文化协会为毛泽东一行开了一个欢迎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孙夫人宋庆龄、冯玉祥、著名学者郭沫若以及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冯玉祥满脸兴奋地走上台，首先发言说：“今天这个场合，正好实现了孙总理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时，又显示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和平建国的决心和信心。”出于对毛泽东安全的考虑，他接着说：“我们在这激动人心、欢欣鼓舞的时刻，一定要加强团结，提高警惕，严防有人从中破坏!”冯玉祥一席发自肺腑的开场白，立刻引起了到会人员的共鸣。
毛泽东到重庆后，来访者一拨又一拨，还要参加会谈，其繁忙程度是可以想象的，但毛泽东还是在百忙之中同周恩来、王若飞专程登门拜访了冯玉祥，使冯玉祥很受感动。很快，冯玉祥便带着女儿颖达去毛泽东的临时住地——桂园回拜。但十分不巧，毛泽东临时有重要事情外出，但行前特地给冯玉祥留下了用他那潇洒遒劲的毛体书写的名片。冯玉祥回家后，在名片背后工工整整地写上了“卅日下午四时往治部长公馆”，贴在当天的日记上珍藏起来，作为永久的纪念。这张名片现在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9月1日，中苏文化协会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举行盛大的鸡尾酒会，毛泽东等应邀参加，与会人士亦纷纷举杯向毛泽东祝酒。这时，身材魁梧的冯玉祥走到毛泽东身边举着酒杯说：“毛先生来了，大家高兴，我冯焕章高兴，来来，让我们为总理（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实现而干杯！”
毛泽东不胜酒力，但仍然兴奋地干了一杯，俩人相互注视，深情地笑了。过一会儿，冯玉祥见毛泽东脸上泛起了红晕，就又说：“今天你会喝得躺下的。”
毛泽东幽默中透出真诚：“为了新中国，我愿喝干大海!”
当晚，冯玉祥又陪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吴铁城家赴宴。宴会由张群、王世杰、吴铁城三人做东，冯玉祥、甘乃光作陪。席间，大家开怀畅谈，回忆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情形，不禁谈到了抗战胜利后对汉奸如何处置的问题。
“溥仪已经被苏联拿住了，将来送回来归谁审判?”毛泽东提出了这个问题。大家都说：“请冯先生审判。”冯玉祥笑着点头：“那好极了，这34年的文章就算定了。民六为他，民十三也是为他”（冯玉祥曾于1917年即民国六年率部讨伐复辟帝制的辫帅张勋，1924年，即民国十三年，冯玉祥又率部进入北京，驱逐溥仪出宫）。
抗战的胜利、毛泽东的到来，使大家心情舒畅，无拘无束地谈笑着，把应该审判的大汉奸都一一列了出来。
冯玉祥一边举杯祝酒，一边说：“若真能这样办，也是一件痛快事。”
大家尽欢方散。众人送毛泽东上路后，冯玉祥一定要陪毛泽东一行回寓所。天黑路滑，汽车走出不远，毛泽东一行乘坐的那辆车即掉到遭边沟里卡住了。冯玉祥立即招呼随员、司机忙帮着去推，却怎么也推不出来。看着毛泽东等人着急的样子，冯玉祥笑道：“好了，既然推不上来，你们就坐我的车一起走吧。”
不由分说，冯玉祥就把毛泽东等拉到自己的车上，一直送到桂园门口，才驱车回到自己的住处。这时已是深夜11点多钟了。
宴请毛泽东，冯玉祥破例第一次在家里摆酒
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友谊与热诚欢迎，冯将军决定为毛泽东接风洗尘，邀请来家便宴。他吩咐上寺康庄办事处的人员，写好请帖派人送往桂园毛泽东住所。并命自己在乡间住所歇台子抗倭楼的厨师老张到办事处来亲自做菜。又对副官说：“明天有五六个人吃饭，叫老张搞好一点，丰盛一些。”考虑到毛泽东是湖南人，临了又专门交待：“多弄几个湖南口味的菜。”
第二天一大早，冯玉祥将军和夫人就来到康庄办事处检查宴会准备的情况。当他发现服务人员没有备酒时，感到有些歉然。
说来好笑，在枪林弹雨之中都未曾皱一皱眉头的冯玉祥将军，竟然“怕酒”。在他家里，是从来闻不到一丝酒味儿的。他滴酒不沾，也不让家里人喝，更不给请来的宾客备酒，这已经成了一条规矩，在重庆军政各界，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
原来，1896年冯玉祥正式入伍后，在肃县维持治安。一次当地士绅请他们喝酒，同伴们故意说他酒量大，专门劝他酒。实际上，冯玉祥在此之前没怎么喝过酒，但他是个直性人，不好推辞，又不知酒的分量，每次都是一口干。主人也以为其酒量大，于是拿出上等好酒与其痛钦。不久冯玉祥的神经就麻痹了，散席时，眼前一阵发黑，四肢软弱无力，不得不让同伴们扶送回营。第二天，冯玉祥浑身出水泡，小如黄豆，大似蚕豆，一连几天萎靡不振。自此以后，冯玉祥下决心戒酒，直到他身居高官，这一规矩仍没有破，每逢宴会必以水代酒。这在国民党高级将领能做到这一点的，唯此一人。从这一点上也可以体现出冯玉祥坚毅不拔、刚直不阿的性格。
但这一回宴请客人，若是再按老规矩办，可就有点太不够意思了。原来，今天到康庄赴宴的，一位是中共主席毛泽东先生，一位是中共副主席周恩来先生。在冯先生眼里，这是最尊贵不过的客人了。为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富强，人家不顾生命危险，毅然飞抵重庆，参加国共两党谈判，若不是一心为国为民的大德大智之士，决然不会行此壮举。对他们二位，当然要破格招待。再说，毛先生初次来，并不知道自己有不备酒的习惯，周先生又是以豪饮闻名于山城，宴席上没有酒，岂不是大为不恭么?可是，备酒也有备酒的难处。客人喝酒，主人陪不陪?不陪，情面上说不过去？陪吧，又会违背自己戒酒的誓言……
这个决心可真是难下哟，冯先生思虑再三，喝下了好几杯浓茶，才咬着牙作出了决定，派副官去买几瓶上好的茅台美酒摆上。
“焕章先生的丰功伟绩，已举世尽知”
不多时，将军又像考虑到什么问题似的，马上叫来手枪营营长葛效先，立即下达紧急指示：“我今天下午请客，你们站岗放哨要特别加强守卫，严密警戒，不得有半点疏忽！”营长连连答应：“是！是！”接着，冯将军干脆将办事外的勤务人员也都换掉了，为客人端饭送茶、拿烟递酒的，全都是冯将军身边的高级参谋和副官司，都是冯将军的贴心人。因为上清寺康庄的毗邻就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住所。这种异乎寻常的、精心的安排，既是对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尊敬和热爱，更重要的是为了毛主席的安全，可谓用心良苦。
下午4时，客人准时到了康庄冯先生的寓所。冯先生早就站在大门外，脸上带着喜悦的笑容，迎进了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应邀前来作陪的张治中先生。
“酒！有酒呀！这可是一大新闻。”张治中前脚刚迈进客厅的门槛，就停住脚步，欣喜地对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说，“我跟焕公是同乡，又在一起相处多年，他家里摆酒，今天还是第一次……”
听罢张治中的介绍，毛主席赶忙和冯先生重新见过礼，连声道谢。
“不成敬意！不成敬意！”被客人道破自己的心意，冯先生不禁喜出望外，“毛先生和周先生屈尊到寒舍来，玉祥深感荣幸。这酒，是我的一点心意。不过，我还要声明一下，”冯先生笑着眨了眨眼，“喝酒嘛，是各尽所能，能者多劳，不能喝的，也不要勉强。”
“这，当然要客随主便喽！”周副主席一句风趣的话，激起一片笑声。
稍事寒暄，主客分别就座，冯先生命人打开了瓶塞。顿时，浓郁的酒香从那小巧的瓶口中涌了出来。冯先生兴致盎然地亲执酒壶，给客人一一斟满酒杯。
“毛先生只身飞来重庆，为国为民，不顾个人安危，玉祥万分钦佩。这第一杯酒，先要敬毛先生……”
“不，不，”毛主席笑着挡住了冯先生，“这第一杯酒，让我们一起庆祝抗战胜利吧!”大家共同一饮而尽。
酒过三巡，席间的气氛更加活跃起来。毛主席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在冯先生心中激起了层层波澜。和共产党人接触，这当然不是第一次。但仿佛直到现在，他才算是真正地了解了共产党。记得在北伐之前，西北军中就有共产党人，有的还担负着很高的职务，象刘伯坚，就曾是西北军政治部的副部长。在他们的帮助下，西北军注重政治教育，官兵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打了不少胜仗。后来，由于自己和蒋介石合作，驱走了共产党人，西北军从此一蹶不振，自己的爱国热望落了空，而且险些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想起这一段经历，冯先生心中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可人家共产党人，心胸是那么坦荡，不但不记前嫌，而且积极支持自己的抗日行动，给了自己那么多的帮助。就连自己的六十岁生日，人家都记得清清楚楚，在“新华日报》专刊祝贺。这是一种多么难得的情谊啊！常言说的好，士为知己者死。同共产党人结成朋友，共同为中国的老百姓做点好事，确是死而无怨哪!
频繁的碰杯，亲切的交谈，使宴席上热烈的气氛更加活跃。毛主席介绍了延安和解放区各方面的情况，深受主人的赞扬。毛主席又说：“焕章先生的丰功伟绩，已举世尽知，尤其在抗日战争期间，你为反对投降、坚持抗战，呼吁团结、反对分裂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还望焕章先生为实现祖国和平、民主、团结而努力，不负国人所望。”当时冯将军受到了莫大的鞭策和鼓舞，说：“我愿为中国实现和平与民主奋斗到底！”周副主席也接着说：“焕章先生始终献身于祖国的正义事业，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这就是先生伟大成功之处。”大家边吃边谈，从中国过去谈到现在，又从现在谈到将来，欢快异常。
“置身民主，功在国家”
在蒋介石独裁统治下的重庆，冯将军为毛主席设宴洗尘，成为当时重庆报纸的头条重要新闻。虽然国民党右派及特务们对冯将军大肆攻击、造谣和毁谤，反而使冯将军更加坚定了信念和立场，在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反对美帝援蒋，实现祖国统一的斗争中，他不顾自己的安危，奔走呼吁！
冯玉祥的爱国行动越来越为蒋介石所不容，迫害也愈来愈烈。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冯玉祥不得不离渝赴美。但是，这位身居异国的爱国人士在美国考察期间，仍然举行各种集会发表演说，并在报刊上撰写文章，宣传自己的主张。公开抨击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痛斥美国援蒋之不良行为
为了断绝美国的援蒋内战，冯玉祥在美国四处演说，揭露蒋介石统治之黑暗。在明尼苏达州，他在两个星期内就演讲了27次。其反蒋爱国之心，可想而知!他用形象的语言激动地说：蒋介石是屠宰公司的总经理，在中国屠杀了成千上万的教授、学生、老百姓。又是“制造”共产党工厂的厂长，反共打内战，共产党愈打愈多，中国人民都倾向共产党了。蒋介石还是“运输大队长，无底洞洞主”，他把美国送给他的武器、弹药，也都转送给了共产党；无论你给他多少援助，也填不满他这个无底洞。所有这些言论，对美国朝野影响很大。
冯玉祥在美国的活动，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度恐慌。蒋宣布开除冯的国民党党籍，断绝了他的财政来源。但冯将军坚贞不屈，1948年7月应中共中央邀请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自美回国乘船途经黑海时，因轮船失火遇难。
冯玉祥的逝世，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都非常悲痛，纷纷致电冯玉祥家属，表示痛悼，并给予其高度的评价。
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说，冯玉祥将军是一位从旧军人转变而成的坚定的民主主义战士。虽然，和所有的历史人物一样，由于政治视野的局限，在他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是，瑕不掩瑜，冯玉祥将军为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将是永垂不朽的。毛泽东热情赞誉冯玉祥将军是“置身民主，功在国家”。
冯玉祥上将小传
冯玉祥（1882.11.6～1948.9.1），祖籍安徽巢县。生于河北青县，长于保定。原名基善,字焕章。国民党一级陆军上将，行伍出身。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冯玉祥在滦州任第20镇第40协第80标第三营营长，举兵响应，并任义军参谋总长。后因兵败，被递解回保定。
1914年7月任陆军第7师第14旅旅长，率部在河南、陕西一带参加镇压白朗起义军。9月任陆军第16混成旅旅长。
1915年，蔡锷据云南组织护国军，出兵讨袁。冯玉祥虽在袁的新军中任职，非但拒与护国军迎战，且与蔡锷暗中联络，后又参与组织了四川独立，与护国军联为一体，挫败了袁世凯称帝的阴谋。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冯玉祥被免去旅长职务，贬为保定府第六巡防营统领。1917年六七月间，张勋率兵进紫禁城，演出了一场复辟的丑剧。冯玉祥闻讯，即率领旧部，与其他部队一起，奋起讨伐，攻破北京，驱走了张勋。随后，冯仍任旅长职务。第二年，在武穴，冯玉祥通电全国，反对内战。段祺瑞闻讯，令免冯职，冯拒不从命，
1921年8月任陆军第11师师长，旋署陕西督军。1922年夏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率部出陕援直，击败河南督军赵倜部，5月调任河南督军,10月被派为陆军检阅使,率所部驻防北京南苑。1923年曹锟、吴佩孚控制北洋政府后，冯在孙中山推动下,与陕军暂编第1师师长胡景翼及第15混成旅旅长孙岳结成同盟，决心寻机推倒曹、吴军阀统治。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任直军第3军总司令，回师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政府，驱逐清逊帝溥仪出宫，改所部为中华民国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电邀孙中山赴京共商国是。但迫于形势，又同反直系的军阀张作霖、段祺瑞妥协，组成以段为临时执政的北洋政府。
1925年春迫于奉、皖两系军阀的压力，赴察哈尔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所部改称西北边防军。8月任甘肃军务督办仍兼西北边防督办。在此期间，接受共产党人和苏联专家帮助，建立各种军事学校。1926年1月在奉、直军联合进攻下被迫通电下野,旋赴苏联考察。8月中旬回国，迅即被广州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9月17日在绥远五原誓师，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正式宣布全体将士集体加入中国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
根据广州国民政府要求，在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建议下，制定“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方针。随即率部参加北伐战争,出师甘、陕,11月解西安之围。1927年4月所部被武汉国民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任总司令,旋率部东出潼关,鏖战中原，与北伐军唐生智部会师郑州。此后,曾一度附和蒋介石、汪精卫“清党”反共。1928年率部参加第二期北伐。10月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因军队编遣等问题与蒋发生利害冲突，在1929年和1930年爆发的蒋冯战争和蒋冯阎战争中失败下野，所部被蒋收编。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主张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1933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推动下，与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被推举为总司令，指挥所部将日军驱逐出察哈尔省。但是，由于蒋介石政府不抵抗政策的破坏，抗日同盟军孤军奋战，终于失败。冯因是国民党内主要的主战派，和蒋介石政见不合，在蒋派重兵威逼下辞职，隐居泰山。1935年4月被授为陆军一级上将。12月在南京出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冯玉祥由泰山赴南京，力主抗日，相继任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不久受蒋排挤离职。抗日战争期间，冯辗转各地，巡视部队，呼吁抗战，并主持抗日募金运动，为战胜日寇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祸心显露，大搞独裁，大打内战。冯与蒋矛盾日深，难以弥合。为形势所迫，冯于1946年以水利考察专使名义出访美国。1948年7月应中共中央邀请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自美回国乘船途经黑海时，因轮船失火于9月1日遇难，终年66岁。
冯玉祥将军是一位身经两朝数代的著名历史人物，他出身贫寒，历经磨难，从幼年起萌发了仇恨地主老财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反抗思想。在辛亥革命大潮的推动下，冯玉祥参加领导了滦州起义、讨伐张勋复辟和反袁斗争。1924年发动了北京政变，赶溥仪出宫，其后五原誓师，举兵北伐，直至张垣抗战。在他失去兵权以后，仍坚持抗日立场，反对国民党对日妥协投降，呼吁全国军民团结；日本投降以后，他又无情地揭露蒋介石内战、独裁、卖国的罪行。冯玉祥将军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真挚朋友。
毛泽东评傅作义“应该奖你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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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盛赞红格尔图大捷，傅作义三百里雪夜奔袭百灵庙—“如共产党能胜利，我傅某甘愿执鞭！”—毛泽东读了傅作义的信说：“不报此仇，誓不为人”—丢失张家口，晋察冀领导受中央批评—“冀中穿心战”，砸了孙胡子的锅—“傅氏立此一大功，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争罪犯”—傅作义见毛泽东的第一句话是：“我有罪！”—“应该奖你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傅作义小传
傅作义三百里雪夜奔袭百灵庙
毛泽东盛赞红格尔图大捷，
1936年11月15日清晨6时。
绥远集宁前线指挥部。
天色仍然是黑黢黢的，从窗户透出来的灯光，映衬着被朔风卷着的雪花，漫天飞舞。
如果不是在这间铺满了作战地图，挂满了密如蛛网的电话线的作战指挥室里，如果不看领子上的将官军衔，人们很难相信眼前的这位穿着一身布军装，肩宽体壮，身材魁梧，纯朴的面孔圆满而微红的军人，就是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将军。
军情紧急。
前线来报，日本驻蒙古军政府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指挥5000余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分三路向红格尔图发起猛攻。
傅作义不由的把目光瞄向作战地图上的红格尔图。红格尔图地方并不大，但却是绥远东部的门户，由察北、商都通往百灵庙，这里是重要的驿站。不言自明，日伪进攻红格尔图的目的，肯定是要打开绥东的门户，会师归绥，进而占领整个绥远。
1936年春，日本关东军侵占察哈尔省北部六县后为吞并绥远，进一步推行征服满蒙的计划，向察哈尔、绥远扩张。先后策动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于2月在嘉卜寺(今化德)成立伪蒙古军总司令部，5月又成立了“蒙古军政府”，并指使汉奸王英成立“蒙汉西北防共自治军”、“大汉义军总司令部”，由关东军派出大量军官担任顾问和指导官，编组伪军，储备物资，盘踞在张北、尚义、商都、百灵庙、大庙等地，蓄谋与中国军队一战。
日本人夜来拉拢、策动傅作义。1936年4月，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来到归绥，说服傅作义来主持华北亲日政权，被傅作义断然拒绝。
“日寇占我察北，又犯我绥东、绥远，是我全军将士的耻辱。爱国军人守土有责，我们一定要打！”在一周前35军营以上军官的秘密会议上，傅作义动情地说。“岳武穆38岁壮烈殉国，我已过了38岁，为抗日死而无怨。”
要来的终究会来，软的不行，就要来硬的。沉思良久，傅作义命令守军固守红格尔图，等待援兵。不过，他命令第35军骑兵第l师和第212旅，不要去直接增援红格尔图守军，而是发挥骑兵善于机动的特长，星夜奔袭日伪军的侧后。
这一计策果然奏效。攻击红格尔图的伪蒙军虽然有日军飞机的掩护，但由于遭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抗击，连攻几天，都未得逞，自己的后路反被兜抄，顿时阵脚大乱。战至18日上午7时许，田中隆吉忙下令部队后撤，中国军队趁势两面夹击，日伪全线溃退，红格尔图战斗以中国军队全胜告捷。
日伪蒙军百灵庙、大庙等地集结有重兵，囤积着大量武器弹药和粮食，如果不收复此地，终是心腹之患。
傅作义决心不给敌人以喘息机会。他指挥孙长胜的骑兵第2师、孙兰峰的第211旅以及炮兵、装甲兵分队，于11月23日夜，冒着大雪和零下20℃的严寒，从归绥(今呼和浩特)出发，对敌实施远距离奔袭。
部队一夜急行军，于次日凌晨，突然向百灵庙发起猛攻。驻守百灵庙的是伪蒙军第7师，以为凭借险峻的山势构筑的坚固防御工事，可以高枕无忧，毫无戒备，仓皇应战。中国军队乘敌混乱之际将其分割包围，24日上午9时半，战斗结束，击毙日军顾问小滨大佐等29人，俘敌200余人，击毙敌人600余名，另外有200多人因仓促逃跑，衣冠不整而被冻死在草原上。伪蒙军阵前反正两个旅，缴获大量武器弹药，中国军队仅伤亡400余人，取得了闻名于世的“百灵庙大捷”。
12月4日，傅作义军在击退敌人多次反扑后，乘胜向百灵庙以东另一战略要点大庙发起进攻，并于12月9日收复大庙，至此，绥远抗战胜利结束。
傅作义将军领导绥远抗战，深得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钦佩。战役开始前的8月14日，毛泽东就派南汉宸携带自己亲笔信到绥远与傅作义联系，信中说：
“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亟望互派代表，速定大计，为救亡图存而努力。”
11月21日，红格尔图大捷之后，毛泽东与朱德联名致电傅作义，祝贺绥远守军抗日胜利：“足下之英勇抗战，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红军抗日援绥，颇具决心。吾人深信，吾人现所努力之停止内战、抗日救国之行动，必能对于足下抗日义举，遥为声援。”
12月1日，毛泽东又以中共中央及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名义发表援绥通电，要求南京政府“调集大军增援晋绥前线”，决不能坐视傅作义等抗战而不救。
傅作义的军事才能，原本是体现在“善守”上。
直奉战争，担任阎锡山的晋军第8团团长的傅作义，在平绥铁路上的天镇奉命阻击冯玉祥的国民军，宋哲元率精兵攻城3个月，都未能将天镇攻克。
北伐战争时，傅作义深入张作霖的奉军腹地，夺占涿州，威胁北京。但晋军其他各路部队纷纷失利，撤离京汉、京绥铁路线，涿州成为孤悬于奉军包围中的唯一据点。
傅作义以不足万人的无援之师，击退占绝对优势的奉军对涿州城9次总攻，死守涿州达百日，直至弹尽粮绝，兵民交困的绝境。后来还是阎锡山鉴于死守涿州已无意义，在各界劝和声中，授意傅作义与奉军停战议和。涿州之战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城市攻防战中的著名一役，傅作义善守的军事才干普遍得到军界公认。
此次百灵庙大街，傅作义“能攻”，尤其是擅长长途奔袭作战的军事指挥才能得到了举世公认。
“如共产党能胜利，我傅某甘愿执鞭！”
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傅作义数得上是与中国共产党结缘最早，交往最深的一个。
1937年底，傅作义任第2战区北路军总司令，移防晋西北柳林镇，与陕北八路军120师贺龙部隔河相望，双方信使往来不断。傅作义赞成共产党的全民抗战的主张，赞赏许多共产党员的品格和才华，对周恩来十分信服，多认拜会过毛泽东主席，并同王若飞、南汉宸等结为知友。
后来傅作义移驻河曲，还邀请八路军程子华、南汉宸及牺盟会的续范亭等举行会谈和聚餐，交流整军抗战的经验。毛泽东主席赠送他政治书籍和论述抗战的著作。通过120师政委关向应、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的帮助，延安陕北公学和抗大向35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学员。
傅作义仿照八路军的建军经验，建立了政治工作委员会，自兼主任。军队各级相应设立政治工作机构，还参照八路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了《十项纪律》，受到老百姓的称赞，却遭到阎锡山的讥讽，说傅作义“把部队带赤化了，35军已成为七路半了”，言外之意与八路军仅相差半路。
1940年春，五原大捷，傅作义趁日军主力东撤，血战两昼夜，收复五原。击毙日军水川一夫中将，血战中，傅部也遭到重大牺牲，有的连剩下不到10人，营、连、排长伤亡过半。创国民党战区收复失地之先例。4月17日，国民政府继蒋介石之后，将第二枚最高荣誉奖章“青天白日勋章”授予傅。自1933年长城抗战以来，转战18000余里，进行大小战役、战斗290多次，屡立战功，成为国民党的抗日名将。
抗战结束后，傅作义曾向国民党政府4次提出辞去军职，解甲归田，但都未能如愿。
解放战争开始后，傅作义奉国民党为正统，与共产党交恶。
傅作义曾放出狂话：
史料载，毛泽东在指示平津前线指挥员与傅作义进行谈判的文电中，数次提到“傅氏反共很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傅氏反共甚久，杀人甚多，华北人民对傅极为不满，除非他能和平让出平津，则我们我无法说服人民赦免他的战犯罪。”
傅作义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招致了毛泽东如此强烈的不满呢？
解放军的战史很少提及此事，一来傅作义最后终于站到共产党一边，二来与傅作义交战的华北解放军曾被傅作义战败，都不愿意提及此事，修史者也为尊者讳、为贤者隐的缘故。
“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毛泽东读了傅作义的信说：“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1946年7月31日，解放军晋察冀、晋绥军区发起进攻大同的战役。
大同不仅是著名煤都，而且是平绥、同蒲铁路的连接点，是连结晋冀的交通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大同被阎锡山控制，就成了楔入晋绥和晋察冀两根据地中间的楔子，而拿下大同，就可以使两根据地连为一体。
毛泽东批准了大同战役的作战方案，以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为总指挥，以晋察冀军区副政委罗瑞卿任政委，组成大同前线指挥部，集中两战区全部主力，共50个团十几万人。一时间，大同前线猛将如云。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主持全面工作，大同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兼晋绥第一纵队司令员张宗逊、副司令员兼晋察冀第三纵队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罗瑞卿，晋察冀另外三个纵队的司令员杨得志、郭天民、陈正湘，绥蒙军区司令员姚哲等纷纷登场亮相。
大同虽城垣坚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国民党守军只有1.9万余人，且建制混乱，成分复杂，分属7、8个单位。虽说由比较善战的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楚溪春指挥，解放军绝对优势的兵力是有把握攻下大同的。
战役开始倒还顺利。经过30多天激烈的外围争夺战，消灭国民党军2000余人，逼近大同城下。守将楚溪春连连向阎锡山告急，请求增援。蒋介石此时唯一能机动兵力就是在归绥的傅作义部。
但大同并不在傅作义管辖范围之内。蒋介石为了使傅作义出兵增援大同，把大同划归傅作义管辖。这对于傅作义说来，有相当大的诱惑力。
于是，傅作义召集团以上的全部军官到归绥（呼和浩特），闭门开了7天军事会议，严密部署策划。为了作战计划外泄，所有与会的军官不准出营半步，而且规定部队联络不使用国民党军共用密码，以防被解放军截获破译。
傅作义的作战计划，简单地说，不是去救大同，而是转攻集宁。因为他判断，解放军一定在通往大同的路上伏有重兵，自己的兵力弱于解放军，如直接去救大同无异于羊入虎口。而攻下集宁，向东南可出兵丰镇、隆盛庄，从后方迂回包抄进攻大同的解放军；向东可出兵尚义、张北，直接威胁晋察冀军区机关所在地张家口。
所以，攻击集宁为攻解放军所必救，收到围魏救赵的效果。
这一点与毛泽东对集宁重要性的看法不谋而和。9月5日，贺龙、聂荣臻制定坚决守卫集宁的计划，报军委毛泽东，毛泽东当即回电：“部署很好，望按实情处理。命令集宁守军死守，任何情况下不得放弃，否则执行战场纪律！”
傅作义欲攻集宁，必先出卓资。解放军原已料到，张宗逊派独立第一旅旅长王尚荣坚守卓资，抗击傅作义部3.2万人的攻击，时限为3天。王尚荣深感责任重大，战前做了战斗动员，落实了防御部署。
9月5日拂晓前，傅作义集中了3个师的兵力，在一个炮团强大炮火的掩护下，向卓资山阵地猛攻。战到中午12时许，独立第一旅西山顶阵地失守，王尚荣不得不在傅作义合围之前主动向东南方向撤走，以免被包围消灭，据1955年授中将衔，后担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王尚荣后来回忆说：这是自己一生中打的最不顺手的一仗，原定守3天，实际只守了8个小时，远远未能完成预定防守计划，自己又伤亡500余人。
傅作义拿下了卓资，全军从隘口一涌而出，而张宗逊派去增援的两个旅还在路上，卓资已失守。
9月7日，傅作义的主力部队经平绥铁路以北的火石坝秘密东进，于次日到达集宁西北地区隐蔽集结。华北解放军由于侦察不力，到8日晚才得知傅作义东进的消息，判明傅军要打集宁的的作战意图。
晋绥军区和晋察冀军区紧急调集主力部队回援集宁，两天之内，共集中8个多旅，4万多人，对集宁城下的傅作义部形成绝对优势。加上姚哲、乌兰夫指挥的解放军集宁守军共3个团加一个营兵力配合，准备内外夹击，全歼傅部先头部队董其武中路1.3万余人。
集宁城壕既深且宽，城墙上配置交叉火力网点。城外的制高点老虎山、卧龙山也为解放军控制，居高临下，易守难攻。
9月10日早晨，董其武在空军配合下，向集宁解放军发动进攻，逼近城垣。守军拼死抵抗。因为阵地缺乏纵深，战至下午，所有集宁外围阵地全部失守。当日夜，解放军余部全部退进集宁城内死守。
为解集宁之围，城外解放军主力从11日起，从三面对城下的董其武部形成反包围，猛烈发起进攻。董其武的3个主力师前有坚城，攻之不动，后有解放军包围，逃之不掉，陷入绝境。董其武被迫固守集宁西北的狭小地区。战至11日晚六时，集宁外围解放军全部主力向董其武发起总攻，至12日晨已歼敌共5千余人，董其武部岌岌可危。
傅作义见情况危急，一面令董其武务必尽快拿下集宁，以便有落脚点；一面电令刘春方骑4师，火速从西南方向包抄集宁，同左翼101师呼应；电令孙兰峰骑兵师向集宁东迂回攻击，策应董其武攻打集宁；电令郭景云101师向解放军包围部队发起猛攻，以解董其武之围。
就这样，在战场上形成了傅作义3个主力师进攻解放军守集宁的3个团，解放军主力8个旅包围傅作义的3个主力师，傅作义的101师和骑四师又从后进攻解放军包围部队的奇特景观。
太阳又一次从东方升起。12日这一天，集宁外围的战场出现了相对的平静。前一天双方伤亡都比较大，解放军前线指挥部下达停止攻击的命令。事后证明，这个决定贻误了重大的战机，这是解放军在集宁战役中犯下的第一个错误。
而傅作义则充分利用了解放军的错误。董其武利用12日这宝贵的一天，重新组织、集结残余兵力，再度进攻集宁。攻城前，傅作义部下暂11师师长杨维垣当着全体军兵，用刺刀剁下自己的手指，发誓道：“有敢畏缩不前者，有如此指。”手下莫不肃然。以至于事后留下了“杨维垣断指攻城”的典故。
9月12日拂晓开始，傅作义的3个师在空军的掩护下，发动第二次攻城。双方的官兵都知道，这一次到了生死存亡关头，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无不拼死相搏。12日中午，傅作义部已突入集宁城内，与解放军展开巷战。姚哲、乌兰夫组织了几次反击，都未奏效
张宗逊急调解放军一个团入城增援，此时乌兰夫已带几十个人撤出城外，姚哲被困城内，双方在城内展开了拉锯战。
9月13日，张宗逊因为傅作义援军101师来势凶猛，决定只留4纵11旅和城内守军与董其武部进行巷战，抽调大部主力，首先歼灭101师。
事实证明，这个决定又是一个错误，而且比第一个错误更加致命！
解放军在守城和打援两个方向上，都没有形成优势兵力，既未能战胜101师，又未能将董其武逐出集宁城外。战至13日晚8时，集宁解放军守军伤亡惨重，城内大部分阵地失守。两小时之后，鉴于集宁城无法再守，绥蒙军区命令撤出战斗，余部转入城外山区。
集宁失守，傅作义的部队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对打援的解放军两面夹击的态势。
那边打援的解放军部队境遇也极为不利。傅作义前来增援的101师炮兵，在轰击扼守山顶执行打援任务的解放军时，由于计算有误，百余发炮弹竟越过山顶，落到山后。谁想这些阴错阳差的炮弹帮了傅作义的大忙，偏又落在解放军集结的大部队中。
解放军前线指挥部判断再次失误，以为傅作义大部队已经到达，有腹背受敌危险，于是命令部队撤退。解放军撤退的时候，傅作义的两个师恰好感到，正好赶上追击，撤退的解放军又一次遭受损失。
傅作义操得胜之师，立即挥戈大同。大同亦无法再攻，解放军杨成武纵队不得不于9月16日撤围大同。傅作义以弱势兵力攻集宁，遂解大同之围。
大同、集宁战役以解放军最终失利告终，使解放军重镇张家口处于傅作义军两面夹击的不利形势，也导致了晋察冀军区面临的形势急剧恶化，西北野战军在战略上也极为被动，胡宗南进攻延安再无后顾之忧，后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被迫撤出延安。
大同、集宁战役历时一个半月，解放军连续作战，歼灭国民党军1.2万人，不可谓不英勇。延安的电台已于9月12日向全国发布了消灭国民党傅作义部于集宁城下的消息。但由于指挥失误，战役失败，大同未攻下，集宁又失守，延安的这则消息几乎成了傅作义的笑柄。
关于大同、集宁战役解放军的伤亡数字，国内已经公开的战史资料均鲜有提及。
傅作义取胜之后，于1946年9月20日在《奋斗日报》发表了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电》，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此信9月21日被国民党《中央日报》转载，其略云：
“延安毛泽东先生：……最近由于你们背弃诺言，围攻大同，政府以和平解决的努力、均告绝望之后，本战区国军才迫不得已采取行动，救援大同，解救大同二万军民。然你们相信武力万能，调集了十七个旅，五十一个团之众，企图在集宁歼灭国军，城郊野战和惨烈巷战，继续达四昼夜，最后你们终于溃败了。当你们溃退的前一天，延安广播且已宣布本战区国军被你们完全包围，完全击溃，完全歼灭，但次日的事实，立刻给了一个无情的证明，证明被包围被击溃被歼灭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所谓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以及张宗逊、陈正湘、姚哲等的全部主力。”
“诚如你们所说，本战区国军武器最劣，人数最少，战力最弱，但我们没有失败，失败的却是你们。在这次战役中，你们摆在战场的尸体，至少在二万人以上，我们流着眼泪，已经将他们掩埋了。你们在溃退途中，因恐怖国军追击，竟至拼命奔逃，口鼻冒血，倒身路旁者比比皆是，这是一幅如何悲惨的画面。”
“我不禁要问是谁杀死了他们。……如果他们是在你的错误指导之下逞兵猖乱祸国害民，那就是你杀死了他们，在夜阑人静时，你应受到责备，受到全国人民的惩罚。”
据说，毛泽东读罢此信，当时说了8个字；“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傅作义的这封信同样引起了全党全军的愤慨。总司令朱德特将此电分发华北解放军全体将士人手一份，以激励将士牢记大同、集宁之辱。
丢失张家口，晋察冀领导受中央批评
傅作义占领集宁，成功解大同之围后，与承德的国民党军从东西两线形成对张家口夹击之势。
张家口是是国共必争之地，解放军晋察冀军区的首脑机关所在地，它控扼华北、东北、察绥战略要冲，北通外蒙库伦，西北通苏联乌里雅苏台，东北通热河。延安的干部去东北，张家口是必经之道，因此极具军事、政治价值。
以聂荣臻为首的晋察冀军区在集宁会战失利后，于1946年9月17日给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电报里说：“在敌东西夹击张家口情况下，我拟在敌人进攻时只进行掩护战斗，不作坚守。”
而毛泽东却不同意过早放弃张家口。
毛泽东有自己的理由。掐指算来，抗战结束后，晋察冀总兵力约32万人，扣除复员的10万人，也还有20万人左右，大同、集宁会战失利，总兵力仍有10万人以上，对国民党11、12两个战区的7万多进攻兵力，仍占一定的优势。
9月18日，毛泽东以军委名义回电指示晋察冀军区：
“集中主力适当地区，待敌分路前进，歼灭其一个师（两个团左右），得手后看情形如有可能，则再歼灭其一部，即可将敌第一次进攻打破。”
“依南口至张家口之地形及群众条件，我事前进行充分准备，各个歼敌，打破此次进攻之可能性是存在的。若预先即决定不打，则将丧失可打之机，对于军心士气亦很不利。”
“每次歼敌一个团二个团，并不需要很多兵力，以几个团钳制诸路之敌，集中十个至十五个团即有可能歼敌一个旅（两个团）。”
为了不把话说的太绝，毛泽东同意聂荣臻，在不得已的时候，也可以撤退：“同时张家口应秘密进行疏散，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之。”
华北野战军判断，国民党军进攻重点在东线，只有在东线占领怀来后，傅作义军才可能沿铁路线出动，在最短距离内会师柴沟堡。因此将晋察冀军区解放军主力置在东线的怀来、延庆地区；将4纵一个旅及晋绥军区主力配置于大同铁路线的柴沟堡一线，严阵以待傅作义。
傅作义并不上当，而是采用暗渡陈仓、声东击西之计，派出一团人乘火车伪装成主力，在装甲车掩护下，每天白天从大同开往阳高，晚上原车返回大同，连日往返，作出大兵团运动的姿态，并由12战区司令长官部派员先到大同打前站，号房子，征购粮秣，扬言大军在大同集结，傅作义本人将亲到大同坐镇指挥进攻。另一方面，傅作义却悄悄将主力集结于集宁地区。
9月29日，东线战役展开，经10多天激战，国民党军被阻挡在怀来以东地区。
蒋介石故伎重演，将张家口划归傅作义的12战区管辖。10月8日，早已集结在集宁玫瑰营子一带的傅作义主力2万余人倾巢出动，直扑张家口。为了加强攻击能力，傅作义甚至动用了王牌——12战区司令长官部的、编有汽车团、美式105毫米榴弹炮营、战防炮兵营、坦克大队、铁甲车大队的机械化部队。
傅作义为达到奇袭的效果，命令主力部队不走铁路，不经大同，所有骑兵倒穿棉衣，马蹄裹布，绕由长城外荒无人烟之地，从后方直扑张北，杀向张家口兵力薄弱的后门，使守在柴沟堡的解放军4纵和晋绥军区主力没有了用武之地。
张北只有解放军一个连和两个警卫排驻守，傅作义出动精锐骑兵一个团，挥舞马刀和冲锋枪，进行近战、白刃战，发动了猛烈的进攻，经过3个多小时战斗，占领张北县城。
张北县城失守，聂荣臻一面下令急调东线主力回防张家口，一面明正在后方整补的教导旅在狼窝沟阻击。
狼窝沟位于张家口北部，是张家口北部的屏障，在张北与张家口之间，地形非常险要，两边高山峻岭，中间一条峡谷，公路即由其间通过。
10月10日拂晓，傅作义军在13架飞机和12辆坦克的配合下，向狼窝沟解放军阵地发起了更加凶猛的进攻。天近黄昏，经过多次白刃格斗，教导旅最后未能顶住，全部阵地失守，只能撤出狼窝沟。
随后，教导旅在狼窝沟和张家口之间公路上转入机动防御，节节阻击迟滞敌人向张家口转进，掩护张家口的党、政、军机关大撤退。
11日早晨7时，蒋介石为使傅作义很快攻下张家口，特派空军副司令王叔铭亲率空军支援。国民党军在飞机的掩护下向张家口方向开进。空军侦察报告，发现大部解放军离开张家口向东移动，判断张家口的解放军已经撤退。
狼窝沟失守后，张家口已无险可守，而傅作义军锐气正盛。聂荣臻明确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于10月10日晚6点，起草电报给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意要撤出张家口。
10月11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回电，表明不愿放弃张家口：
“傅顽远道奔袭，必轻装，且系孤军深入粮草弹药难多携带，平绥主道未通，追送亦甚困难。我张垣有两团兵力，不要全城防御，择重点坚守数据点，特别是坚固独立家屋，坚持数日是完全可能的，钳制傅军，集中张（宗逊）陈（正湘）两部主力，在野战各个歼灭傅顽，消灭其四五个团，该逆必退，如张垣已失，即在城南坚守数据点（如宁远堡、左卫），仍可打退傅顽，请酌决。”
但聂荣臻已回天乏术，为了避免更大损失，只好忍痛放弃张家口。
11日下午4时许，傅作义的机械化部队和一个步兵加强连，乘十轮卡车5辆，在4辆小型坦克的掩护下，开进张家口。但见城内商店铺门紧闭，市面安静得像一座死城一样，街道上一个活动的市民也看不到。
10月12日，傅作义一面来电嘉奖各部队；一面令董其武迅速清扫张家口外围。防守在左卫镇的解放军见有重炮和坦克配合攻击，未作坚强反击，即向察南蔚县方向转移，张市附近再无战斗。傅作义占领张家口后，即派出骑兵追袭华北军区撤退部队，一路追杀到桑干河边上。
解放军撤退途中，牺牲不少干部战士，为此华北野战军刻骨铭心地痛恨傅作义。后来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部和平改编为解放军，华北野战军很多干部战士想不通，思想上弯转不过来。
张家口失守后，晋察冀根据地被从中切开，割裂成数块，给整个华北战局，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而国民党军则打通了平绥路全线，切断了东北，华北，西北的交通，并以张家口为基地，向晋察冀解放区腹地大举进攻。张家口失利，即没有能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自己遭受相当大的损失，又丧失了根据地最重要的中心城市。
从大同、集宁到张家口，傅作义让华北解放军损兵失地，吃了很多苦头。1947年7月，在一个全国性的会议上，中共中央负责人之一的刘少奇，严厉批评了晋察冀领导人。9月，中共中央派彭真到晋察冀指导工作，以扭转晋察冀根据地的局面。
经过这几场战役，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傅作义刮目相看，虽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但傅作义确实是难得的帅才，晋绥军的战斗力和顽强作战的风格，也令人不可小觑。
“冀中穿心战”，砸了孙胡子的锅
为了更有效控制华北战场，1947年12月2日，傅作义被任命为“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统一指挥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及绥远5省军事。
他改变作战方针，针对解放军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战法，将主力部队集中于战略要点，实行以主力对主力，以运动战对运动战的机动战法，集中优势兵力，进行战术包围，逐步消灭解放军主力。
傅作义侦察得知冀中军区主力部队已经调外线作战，准备进行察南绥东战役，内部空虚，于是制定了“冀中穿心战”的作战计划，任命号称“大青山之王”的手下悍将鄂友三为总指挥，率领骑12兵旅不足两千人的精兵，配属杜长城的爆炸工作大队和李子兴的新闻宣传队，组成“救民先锋队”。鄂友三的骑兵负责击破沿途根据地军民的阻击，杜长城爆炸大队负责破坏根据地的设施，李子兴新闻宣传队负责宣传鼓动，沿路收集新闻，拍摄照片发回天津。
冀中地处北平、天津、保定战略要冲，是华北晋察冀解放军的重要根据地，人口密集，商业发达，经济繁荣，兵工生产发达。华北解放战争，离不开冀中的兵源、粮源和武器制造。
冀中区党委机关、冀中军区所在地就在河间县的黑马张庄。
1948年4月11日，“救民先锋队”从天津秘密出发，向冀中大城县进攻，冀中军区毫无防备，骑12旅于当天中午到达北迸庄，分区独立营匆忙设防阻击。鄂友三以十几骑正面佯攻，主力分两侧快速进行包抄，骑兵从正面，两侧三面夹击，营长夏英才当场战死，独立营死伤惨重，幸存者四散奔逃。
骑12旅按预定计划，继续南侵，于12日攻入大城境内，又将缺乏战斗经验和军事训练的大城民兵营和分区的一个新兵连击溃，长驱直入，沿津保公路向西，冲向任丘县。
鄂友三的骑兵旅孤军深入，一路上迅猛快速推进，一来充分发挥草原轻骑特点；二来是沿途解放区地方武装战斗力不强，又是仓促上阵，防堵不利；三来傅作义惟恐华北野战军正规部队赶回，因此在大城境内并没有造成特别重大破坏，但李子兴新闻宣传队及时拍下照片，送回天津，在报纸上发表，造成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
4月13日，傅作义命鄂友三进攻任丘县，任丘县没有防范，鄂友三轻易得手，大肆破坏当地军用、民用设施，烧毁了冀中军区8分区装满部粮食，正准备送往前线的一座粮库和多间房屋。
根据事后统计，鄂友三在任丘县总共烧毁了30万公斤粮食，缴获小麦300余吨，大米8千余吨，杂粮200余吨，面粉万余袋，杜长城的爆炸大队炸毁了县城内的解放军3个兵工修理所，毁坏各种枪支2千余支，烧毁任丘被服厂、布库、县府合作社、边区银行任丘分行、酒精制造厂和运输大队。
15日凌晨，傅作义又指挥鄂友三的骑兵向此行最重要目标——河间县城快速发起进攻。进到河间县城外围时，鄂友三命人切断电话线，冒充解放军与河间县城内的解放军总机联系，了解了解放军的防御部署，从防御薄弱的城东关突然杀入县城，从解放军阻击部队背后猛插一刀，占领了河间县城，留下部分兵力进行烧、杀、抢掠，骑兵主力则快速杀向冀中军区所在地——黑马张庄。
军区机关面对突如其来的进攻，不得不撤退。鄂友三在城里城外进行了严密搜索，进行了彻底的破坏，烧毁一座汽油库，炸毁了地雷制造厂和第8军分区烟草总厂，烧毁被服厂，厂内有棉军衣15万套，单军衣10万套；烧毁一个军鞋厂和厂内10万余双棉鞋，15万双布鞋。炸毁广播电台、冀中军区生产促进会总库、晋察冀日报社全部器材、冀中军分区干部训练团、中共中央党校修械所、冀中军区造纸厂。
尤其是冀中军区的大型军火仓库也被杜长城爆炸大队炸毁，内有各种炮弹万余发，各种枪支5千余支，地雷手榴弹万余颗。解放军储备的马料2万多担也被付之一炬。没有烧毁的粮食，也进行了就地散发。
撤退之前，骑12旅彻底捣毁了冀中军区司令部，就连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做饭用的锅也给砸了。狂妄之极的鄂友三竟然在冀中军区为毛泽东准备的精致卧房书案之上，留信一封，称“来访未晤，由汝等自夸铜墙铁壁之老巢，今日已为国军摧毁，今后将随时来访。”
鄂友三的骑12旅本身军纪就不好，此次奉命烧、砸、抢，更是无所顾忌，给毛泽东和军委留下极坏印象。
就连冀中军区司令孙毅，也受到毛泽东的批评。1948年8月中旬，毛泽东在西柏坡见到孙毅的时候，批评他：“今年春天，国民党军队鄂友三骑兵旅奔袭冀中河间，听说你们受了损失，把你这个孙胡子做饭用的锅都砸了。这说明你们警惕性不高，对敌情报掌握得不准，不细。”孙毅是当年宁都起义的骁将，因蓄着一把大胡子，而被毛泽东亲切地称之为“孙胡子”。孙毅当面向毛主席做了检讨。
傅作义的部队占领大城县后，冀中军区焦急万分，急电催调主力回援。不仅冀中军区部队星夜赶回根据地增援，就连出击察南、绥东的4纵也急忙抽调部分主力日夜兼程，赶回冀中增援，并于16日赶回冀中根据地。
而傅作义见吸引解放军主力回援目的已经达到，于是命鄂友三的骑12旅迅速经青县返回天津。
此次傅作义谋划的“冀中穿心战”，不损一兵一卒，仅以损失战马一匹的代价，严重地破坏了解放军冀中军区的后方，并迫使解放军回援，达到其战略目的。不仅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灰头土脸，就连华北野战军的各级首长也大感脸上无光。
更为严重的是，华北野战军在外线立足不住，后方根据地机关又受袭击情况下，不得不撤退，提前结束察南绥东战役。
傅作义此次“冀中穿心战”，批亢捣虚，大胆远程奔袭，出敌不意、攻敌不备，战果比两年前国民党嫡系主力94军121师进攻冀中根据地要大得多。那次国民党有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结果仍然损兵折将1500余人，被击毁坦克3辆，最后狼狈退走。两相比较，傅作义的胆识和指挥才能确实是可圈可点。1949年10月下旬，华北解放军开赴山西、内蒙作战，冀中解放区兵力空虚，蒋介石令傅作义故伎重施，组织精锐部队突袭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傅作义命令鄂友三的整编骑兵12旅和郑廷锋的94军组成突袭部队，向石门地区挺进。
这个计划不巧被平津地区的中共地下党得到，迅速传到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一面明中央机关作紧急疏散准备，一面调遣杨成武兵团日夜兼程赶回冀中，同时在广播电台公开宣布：“我冀中地区没有部队，你们想袭击我中央机关，有胆量就请你们来吧！”
傅作义听到广播，认为解放军已有准备，急令鄂友三等火速北撤，偷袭计划落空。
鄂友三恶有恶报，欠债良多，终究难逃一劫，虽然后来在绥远起义，但在1950年11月以暗通国民党罪被逮捕，虽经傅作义营救，最终还是在北京永定门外天桥被人民政府镇压了。
傅氏立此一大功
“傅氏立此一大功，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争罪犯”
1949年1月15日，当解放军攻克天津之时，北平孤城已足足被围了一个月，不但郊区为解放军所掌握，连水电都为解放军所控制，摆在傅作义面前的只有选择和平谈判这一条道路了。
傅作义是一个倔强的人，按他的性格，宁肯杀头也不肯投降。他的意见是，按照中共组织合政府的主张，用辛亥革命的方式，由傅作义通电全国，主张和平，同时先在华北实现和平，然后促成全国和平，重新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这样，既能保存了实力和面子，又能顺乎了民情。
为着试探共产党的态度，傅作义在12月12日夜，派了两位和谈代表，携带电台和报务员、译电员一行4人，乘车秘密出城，在三河县找到了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会见了刘亚楼参谋长，希望与中共恢复抗日战争时期那种合作共事关系。
刘亚楼告诉傅作义的代表：“我方的基本观点是傅作义停止抵抗，和平解放平津。”
12月下旬，傅作义的王牌35军和104军在张家口附近的新保安被歼灭了。解放军攻打张家口这天，傅作义给毛泽东发了一电报，提出4点要求。
一、今后治华建国之道，应交由贵方任之，以达成共同政治目的。
二、为求人民迅即得救，拟即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国和平统一。
三、余绝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
四、在过渡阶段，为避免破坏事件及糜烂地方，通电发出后，国军即停止任何攻击行动，暂维持现状。贵方军队亦请稍向后撤，恢复交通，安定秩序。细节问题请指派人员在平商谈解决。在此转圜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责余为难。过此阶段之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
毛泽东接到这一电报后，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于1949年1月1日要北平地下党，直接告诉傅作义以下几点：
一、目前不要发通电，此电一发他就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及他的部属都可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我们亦不能接受傅所想的一套做法，傅氏此种做法是很不实际的，是很危险的。
二、傅氏反共很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的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地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争罪犯，并保有其部属，北平城内全部傅系直属部队，均可不缴械，并可允许编为一个军。
三、傅致主席电，毛主席已经收到了，毛主席认为傅氏该电中所取态度不实际。应照上述一二两项办法进行方合实际，方能为我方所接受。
四、傅氏派来谈判之代表崔载之先生态度很好，嗣后崔可再出城来联络，传达双方意旨。惟我们希望傅氏派一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偕同崔先生及张东荪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谈判。
五、傅氏此次不去南京是对的，今后也不应去南京，否则有被蒋介石扣留的危险。
六、彭泽湘是中共叛徒，过去有一时期曾为蒋介石做过某些特务工作。此人买空卖空，为我方所不信任，希望傅氏亦不要信任他。
文中的彭泽湘，曾冒充李济深的代表，建议傅作义反蒋独立，走第三路线。
1月7日凌晨5时，为平津战役操劳，夜不能寐的毛泽东致电前线司令员林彪：
“只要傅能让我们和平接收平、津，允许傅部编为一个军，他本人可赦免战犯罪，保存私人财产，住在北平或出外边由他自定。他的部署的生命家财不予侵犯。除此以外，不能再允许给他什么东西，亦不能称为起义。”
此时，北平的学者名流都希望傅作义同共产党谈判，不动刀枪，和平解决北平问题。
1949年1月6日，傅作义决定派少将政工处长周北峰为代表，邀请张东荪教授为民主同盟代表，与解放军重开谈判。周北峰是傅作义的同乡，是位谈判老手。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代表傅作义到延安和贺龙、萧克商谈过合作问题，毛泽东主席还接见他。1945年日本投降后，傅作义为长城以北热（河）察（哈尔）、绥（远）的受降官，派他为代表到商都和张北与苏联红军接过头。
周北峰与张东荪驱车出西直门，过万牲园（动物园），在白石桥下了车，到了海淀镇又换乘吉普车到了西山，见到程子华将军。翌日清晨，又到了蓟县八里庄，会见了聂荣臻。
聂荣臻提出，傅作义的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在接受这个条件的前提下，对傅部的起义人员，一律不咎既往。所有在张家口、新保安、怀来战役被俘的军官一律释放，傅总部的高级干部一律予以适当安排。
就在周北峰、张东荪来到蓟县八里庄的当天，西柏坡的毛泽东给平津前线司令部来电，阐明4点主张：
一、傅氏反共甚久，杀人甚多，华北人民对傅极为不满，除非他能和平让出平津，则我们我无法说服人民赦免他的战犯罪。
二、不能取骑墙态度，只能站在人民解放军一方面，其军队编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不能有其他名义。
三、除傅部外，其他军队一律缴械，这些军队的军官及眷属可照对待郑洞国的办法处理。四、迅速解决，否则我军将举行攻击。
蒋介石派来的国防部长徐永昌也飞到了北平。徐永昌是傅作义的老朋友，过去两人的关系一直很好。徐永昌带来蒋介石的旨意，让傅作义把平津一带的国民党军分三路南撤：一路从天津、塘沽经海路撤至青岛，另一路经河北、山东到青岛，第三路由空军空运。
不久，蒋介石又命军统特务头子郑介民飞抵北平，再次要求傅作义放弃天津，率部突围南撤青岛，然后乘舰船过江。傅作义婉言拒绝了郑介民的劝说。
郑介民见劝说无效，乃布置在北平的军统人员，用各种手段破坏傅作义同解放军的和谈：对敢于出头露面为北平和平奔走的人物，要派人跟踪，必要时把他们暗杀。
傅作义又派在两党关系中有“鲁子敬”之称的邓宝珊到通县，与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谈判。聂荣臻告诉对方，解放军已下达了攻击天津的命令，这次谈判不包括天津了。
仅29个小时，天津便便被解放军攻克，陈长捷等当了俘虏，迫使傅作义对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下了最后决心。
天津解放后的第三天，双方就达成了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初步协议。
1月16日晚，林彪司令员会见了邓宝珊，拿出一封由他和罗荣桓政委联合签署的给傅作义的信，希望傅尽快答复。信中写道：
北平被围业已月余，人民痛苦日益增重，本军一再推迟攻击时间，希望和平解决，至今未获结果。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获得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所应得之罪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办法如下：
一、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戮革命人民，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如贵将军及贵属能够做到这些，则本军保证贵部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对于贵将军的战犯罪责，亦有理由向人民说明情况，取得人民谅解，以减轻或赦免。
二、如果贵将军及贵属不愿意自动放下武器，而愿意离城改编，则本军为保北平不受破坏起见，也可以允许这样做，本军可以允许贵军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上述两项办法，任凭贵将军及贵属自由选择，本军并愿再一次给予贵将军及贵属以考虑及准备之充分时间，此项时间规定由1949年1月17日上午1日起，至1月20日下午12时止。如果贵将军及贵属竟敢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敢以此文化古城及二百万市民生命财产为牺牲，坚决抵抗到底，则本实行攻城时为挽救此古城免受贵将军及贵属毁灭起见，本军将用精确战术，最重的打击落在敢于顽抗者身上，而对于不愿抵抗之贵属，则不给任何打击，并予以宽待。破城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决不姑息，勿谓言这不预。
这封信体现了1月14日毛泽东发表的“时局声明”所提的和谈八条，是中共的最后通牒。傅作义决定接受军队离城改编。
傅作义见毛泽东的第一句话
是：“我有罪！”
傅作义私下对政工处长王克俊说：“我是准备冒着三个死来做这件事的。第一，这几年来，我不断地对部属讲‘剿共’的话，而今天秘密地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他们的思想若是不通，定会打死我；其次，这件事做不好，泄露出去，蒋介石会以叛变罪处死我；再者共产党也可以按战犯罪处决我。但是，只要民族能独立，国家能和平统一，咱们还希望什么呢？”
就在傅作义接受北平和平解放协议的当天晚上，蒋介石又来了电报，要求于17日起，用一周的时间，派飞机到北平运走其嫡系第13军少校以上的军官和必要的武器。
傅作义假意答应蒋介石，同时把蒋介石的意思电报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要求城外解放军在有飞机来时，以祈年殿来确定目标，炮击天坛临时机场，阻止飞机着陆。如此四五天，国民党党的飞机没有运走嫡系精锐兵团的一人一枪。
1949年1月21日上午，傅作义召集高级将领会议，宣布《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并要求立即传达各部队，22日晨见报，同日上午城内守军开始按指定地点了城待编。
1月31日，解放军接管城防，北平和平解放。
2月22日，傅作义和邓宝珊前往西柏坡中共中央总部驻地，周恩来、朱德、毛泽东接见了他们。
傅作义向毛主席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有罪！”
毛主席和蔼地说：“你做一件大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毛泽东叫着傅作义的字，风趣地说：“宜生，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了。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你还是把他甩掉了。”
谈到对傅部原有人员的政策，毛主席对傅作义说：“我们俘虏你的人员，都给你放回去。你可以接见他们。我们准备把他们送到绥远去。”
傅作义一听连忙问道：“给我，我怎么处理呢？还要送到绥远去，为什么呢？”
毛泽东说：“国民党不是一贯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他们到了绥远，可以现身说法，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搜腰包，二不污辱人格，可以帮助在绥远的人提高认识嘛！这些人以后我们还要用。”
关于如何解决绥远问题，毛泽东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们起义。还是以前说的，给你们编两个军。对于你来说，走革命的道路，要过好几关，但主要的是军事关。这一关过好了，以后土改、民主改革，将来还有社会主义关就好过了。”
毛泽东又问：“傅将军，你愿意做什么工作？”
傅作义说：“我想，我不能在军队里工作了，最好让我回到河套一带去做点水利建设方面的工作。”
毛泽东说：“你对水利工作感兴趣吗？那河套水利工作面太小了，将来你可以当水利部长嘛，那不是更能发挥作用吗？军队工作你还可以管，我看你还是很有才干的。”
傅作义回到北平后，4月1日向全国发表了通电。他号召一切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都应该深切检讨，勇于认错，以北平和平为开端，努力促使全国和平迅速实现，尽早开始建设。
平津战役结束不久，绥远问题果然以和平方式获得解决。4月24日，阎锡山固守的太原也获得解放。自此以后，东北、华北、中原、华东已经连成一片，为解放军渡江南进、扫清蒋军残余，为赢得解放全国大陆奠定了基础。
“应该奖你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
傅作义建国后竟仍居高位，党内有些人对此想不通。毛泽东便分别多次地在共产党员和群众中替傅作义做工作，而且对傅作义一直予以信任，经常请他到自己的住处，有时还邀请他一起吃饭看电影。
1951年初，当毛泽东得悉改编为解放军第23兵团原绥远起义部队士兵在遵守群众纪律和军民关系上有显著进步时，还特意给傅作义写了封信，信云：
宜生兄：
二十三兵团最近情况报告一份，送上请察阅，阅后请予掷还。二十三兵团进步如此之大且快，可为庆贺！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月二十六日
不知是毛泽东特意打听，还是无意之中得悉，农历的五月初五是傅作义的生日。于是，毛泽东在1951年农历五月初五这一天，特意派薄一波把傅作义请来吃饭。吃饭时，毛泽东与他开怀畅饮，谈笑风生。
傅作义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毛泽东竟然留心到自己的生日，还请自己吃饭，内心十分激动，感慨地说：“毛主席真细心，真伟大，令人钦佩之至。”
建国初期，北京市第一届体育运动会在天坛公园举行。毛泽东看到一半，就约傅作义离开会场，出去走走。
走到祈年殿时，毛泽东想起了1949年城外的解放军炮轰天坛临时机场，祈年殿被轰坏一角的往事，于是便指着修补过的一角，问傅作义：“宜生，你看这一块我们补得好不好。”
傅作义会意地笑笑说：“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如果我们兵戎相见，这墙补也补不得罗。”毛泽东高兴地说：“你是北京的大功臣，应该奖你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
“天坛一样大的奖章”傅作义没有得到。
1955年9月,傅作义却得到了毛泽东亲自授予的“一级解放勋章”。
傅作义小传
傅作义，字宜生，1895年生于荣河县安昌村（今属临猗县）人。1910年考入太原陆军小学。1912年被保送到北京清河陆军预备学校，两年后，升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5期步兵科。1918年毕业后回山西，被派到独立步兵第10团任见习官，后升排长、营副、营长。1924年10月，因战功升任第4旅第8团团长。1925年春，傅作义率领第8团坚守天镇县城，被擢升为第4旅中将旅长，旋又升为第4师中将师长。次年，晋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3集团军，附蒋反奉，傅作义率第4师守涿州百余日，以“守城名将”蜚声海内外。
1928年，傅作义被阎锡山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3集团军第5军团总指挥兼天津市警备司令。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傅作义被阎锡山任命为第4路军指挥官，负责指挥津浦线北段战事。6月，傅部占领济南，任济南行营主任。12月率部移驻绥远。次年1月，任35军军长兼绥远省政府主席。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傅作义通电抗日。1933年5月23日，傅作义在怀柔牛栏山一带，率部予日军以重创，史称“长城抗战”。1935年4月，傅作义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
193611月14日，日军田中隆吉指挥伪蒙军5000余人由商都出发，进犯绥远省红格尔图。傅率部迎击，在百灵庙重创日军。毛泽东曾发表贺电，称绥远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先声，并派南汉宸到绥慰劳，赠送“为国御侮”锦旗。
1937年“七七”事变后，傅作义受任为第2战区第7集团军总司令，先后指挥忻口战役和太原守城战。1938年，傅作义任第2战区北路军总司令，驻晋西吕梁山区柳林镇，曾与中共派来的曾三、程子华等会谈合作抗日事宜。是年冬，率部进入绥西河套地区，任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1945年，升任第12战区司令长官。
1946年，傅作义就任“张垣绥靖公署”主任，次年任“华北剿总”司令。1949年1月上旬，傅作义与解放军签订《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率部起义，北平和平解放。9月，又促成绥远和平解放。
1949年9月，傅作义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被选为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水利部、水利电力部部长。1955年9月。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4月，傅作义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1965年，傅作义当选为第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74年4月19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9岁。
第二部分毛泽东评高树勋“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
从冯玉祥的贴身保镖起家—“高树勋部队被派进去的红军干部赤化了。”—秘密诛杀石友三，无形中帮了解放区的忙—毛泽东致电刘、邓：平汉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起义前夕，张爱萍奉命接出高树勋的家眷—毛泽东建议高树勋的起义部队叫“民主建国军”—高树勋起义，毛泽东总结出蒋介石的两个基本弱点—毛泽东回电：“高树勋起义有功，必须保证他的人身安全。”—高树勋小传
从冯玉祥的贴身保镖起家
高树勋自幼家贫，租种的农田大部分是白花花的盐碱地，粮食收成不佳，十年九荒，生活艰难，常随佳人到地里刮盐土，用锅熬成盐水制成盐后，拿到集市上卖几个铜板以补贴家中生计。
高家兄弟姐妹7人，高树勋在三兄弟中排行第二。高树勋天资聪慧，被家里当作出人头地的唯一指望。在他8岁的时候，父亲把送入私塾读书，断断续续读了4年。
后来高家家道中落，高树勋曾流落到天津、北京等大城市打工谋生，穷困潦倒。大冬天里，常常连鞋袜也穿不上。后来，高树勋到去四川绵阳，投奔了在冯玉祥的第16混成旅里当军医的舅舅，从此开始了军旅生涯。
由于上过几年私塾，粗通文墨，高树勋常为连里的其他兄弟代笔写家信报平安，念家信和往家里寄钱也少不了来找他，称他是“小书生”，在行伍中很有人缘。
与国民党大部分的高级将领相比，高树勋发迹并算不很早。
1917年，张勋率领辫子军在北京拥废帝溥仪复辟，冯玉祥率领第16混成旅官兵讨逆，看高树勋作战勇敢，心眼活泛，就提升他为自己手枪连的班长，这时高树勋已经19岁了。
手枪连就是冯玉祥的私人卫队，都是由冯玉祥非常信任的人，才有资格任职。班长职务不高，高树勋却能随时跟随在冯玉祥左右，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贴身又贴心的保镖。
1918年，冯玉祥在鄂东重镇武穴通电全国，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段祺瑞恼羞成怒，一气之下撤了冯玉祥的旅长之职。后来，段祺瑞为了缓和关系，把冯玉祥请到武汉谈判，冯玉祥明知段祺瑞设下的是鸿门宴，也不得不去闯一闯，于是挑选了精明强干的卫士前往保驾，挑中了高树勋率手枪班随自己赴汉口与段祺瑞会面。
高树勋喜欢看书，“鸿门宴”的掌故记得滚瓜烂熟，丝毫不敢怠慢，在汉口的这段时间内，人不卸甲，枪不离身，睡觉都睁着一只眼睛，惟恐段祺瑞加害冯玉祥，就连段祺瑞、冯玉祥两人会谈时，高树勋也是手不离枪把，侍奉在冯玉祥左右。所幸段祺瑞并没有加害冯玉祥之意。
冯玉祥平安从汉口回来，少不了要论功行赏。高树勋的机灵何勇敢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觉得稍加造就，就是个可用之材。于是，高树勋被送进了学兵营去学习军事。
学兵营实际上就是军校。高树勋有文化基础，人又聪明伶俐，军事测绘、军事操典、射击常识等等一学就会，十八般兵器也是样样精通，攻杀战守、行军打仗，每个科目都成绩拔尖，结业后被任命为机枪营司务长。
1920年，高树勋升任排长，这时他已经22岁了。
冯玉祥素有“基督将军”之称，信奉基督教。高树勋受冯玉祥的影响，也接受洗礼，加入了基督教。
有了冯老总的有意栽培，加上那年月战祸连绵，高树勋升迁很快。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高树勋升任直属队机枪营营长。过了不到一年，高树勋升任上校团长。
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五原誓师，宣布全军集体加入国民党，高树勋又成了国民党员。担任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师长。中原大战结束后，改任27师师长。
在以后的岁月中，高树勋随冯玉祥四处征战，战功赫赫，官职也一路高升到青海省代省长的要职。因他作战有功，获得冯玉祥的革命奖章一枚，纪念宝刀一柄。
1933年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高树勋又到该部当骑兵师长。抗日同盟军失败解体，高树勋躲进天津的英租界。直到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高树勋受宋哲元所邀，出任河北省保安处副处长，不久，河北省的保安部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6师，加入抗战系列。
●“高树勋部队被派进去的红军干部赤化了。”
高树勋最早与毛泽东兵戎相见是在他担任国民党第27师师长的时候。
那是在1931年蒋介石对江西的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的时候。毛泽东、朱德在沙溪围住了前来围剿的国民党26路军54师，高树勋带领27师前往增援。在５月21日这一天中午，27师行进至中村附近时，毛泽东和朱德指挥彭德怀、滕代远的红3军团和林彪、罗荣桓的红4军突然猛扑过来，只经过５个多小时的激战，就全歼27师的81旅，缴枪３０００余枝，高树勋率领余部仓皇退守乐安，才避免了当俘虏。
从那时，高树勋就领教了毛泽东指挥的共产党军队。让他大惑不解的是，红军在人员和武器装备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能打胜仗。
抗战时期，高树勋与共产党军队接触的就更多了。彭德怀、萧华、杨得志、朱瑞、解方等都会见过高树勋，八路军的作风和战略战术也让他非常赞佩。
1938年初，应高树勋的请求，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八路军）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驻河南新乡)联络处主任朱瑞、唐天际派钟辉和杨志雅到高树勋部工作。临行前，朱、唐指示他们说：“你们到高部的工作任务是：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发表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指示精神，帮助高树勋将军加强军队建设，使之成为真正的抗日军队，尽可能使之留在华北坚持抗日游击战争。为此，要大力宣传坚持全面抗战，反对投降分裂。”
在部队驻守鲁南、滨海地区休整待命期间，高树勋很注重部队素质的提高。他仿照八路军的政治工作方法，招收青年学生入伍。然后从部队抽调数十名对政治工作感兴趣的初级军官，组成了一个训练班，由政治部主持学习。学习内容有：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战争中的战略问题》、《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等文章。
当时，连大后方的国民党最高统帅部——国防部都在传说：“高树勋部队被派进去的红军干部赤化了。”
后来，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高树勋与共产党的合作关系被迫终止。
秘密诛杀石友三，无形中帮了解放区的忙
高树勋平生的得意之作，要算是计除石友三了。
近代实力较弱小的地方军阀如张宗昌、韩复榘之辈，在强食弱肉的战争中，为求自保而见风驶舵，叛主倒戈是常有的事。如果把他们称做是“倒戈将军”的话，那么他们的结拜兄弟石友三就可以称做是“倒戈元帅”了。
石友三与高树勋同出冯玉祥的西北军。早年曾在冯玉祥的手下当过马夫。因于他天性机伶，善于察言观色，不久，被调去充任冯玉祥的贴身护兵，从此，随着冯玉祥的升迁而擢升，与韩复榘、刘汝明、孙连仲、孙良诚等被称为冯玉祥的“十三太保”。
石友三的果然不愧“倒戈元帅”，曾三度背叛冯玉祥，投阎锡山又反阎锡山，投蒋介石又反蒋介石，联合共产党又反共产党，抗日又投日。
高树勋曾是石友三的手下。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石友三部改编为第一集团军第181师，石友三任师长。年底又被任第69军军长，高树勋的新6师划归该军建制。1938年，石友三部受命在山东和冀南敌后抗战，为求自保，他积极和共产党八路军取得联系，并聘请共产党人张克威、张友渔任军政治部主任，吸引一些进步青年到团、营、连充当政工人员，这年底，石友三兼任第39集团军司令，辖第69军和高树勋的第8军。
蒋介石自然不放心石友三联合八路军，对石友三又打又拉，许愿如果清除八路军的影响，华北就由石友三主持。石友三见有利可图，马上由联共变为反共，大力排斥和清除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强迫全体官兵一律加入国民党。
石友三的见风使舵，获得了巨大的物质利益，除弹药、饷银得到补充外，还捞了个冀察战区副总指挥兼察哈尔省主席的头衔。
石友三于是便更加卖力反共。在1939年底至1940年初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石友三不断派兵进袭抗日根据地，杀害抗日军民，被根据地人民称为“石阎王”。
1940年3、4月，石友三率部进犯冀南八路军。这一次却栽在八路军的手里。经过三昼夜的激战，石友三损兵折将，最后突围撤往山东曹县一带。
石友三明白，蒋介石只是利用自己反共，自己又与八路军成了死对头，要保存实力，生存下去，唯有投靠日本人。于是派亲兄弟石友信与日本顾问松室孝良和日本驻军司令佐佐木联系，在开封签订了互不侵犯、互通情报、互相协助的“共同防共协定”。日军开出的条件是，先联合打走八路军，再谈投降问题。
受石友三节制的新8军军长高树勋作为血性军人，自然不愿附敌，也不愿意进攻八路军，石友三便挑动日军袭击高树勋，想假日本人之手除掉高树勋。
高树勋不愿束手就擒，于是联合同道，设计擒杀石友三，以除大患。
1940年11月，石友三与日方秘密商谈投降条件，高树勋等感到形势紧迫，决心赶快下手。他们请出原西北军将领、时任鲁西行署主任兼游击主任的孙良诚，由他出面请石友三到高树勋部面谈，以消除两人的隔阂。
老长官出面邀请，石友三不便拒绝，于12月1日率领着一连骑兵随孙良诚到高树勋的驻地河南濮阳柳下屯，高树勋早已率旅长以上军官等候多时，将他们恭敬地迎进会议室。
当高树勋与孙良诚、石友三共叙往事，其乐融融的时候，高树勋的勤务兵突然入内，对高树勋说：“太太有事相请”，高树勋含笑致歉，随即离室而去。
高树勋前脚刚走，突然闯进4个全副武装的彪形大汉，直奔石友三，将措手不及的石友三架走。孙良诚这时才知受了利用，大骂高树勋不讲信义，但已无可奈何，只得独自离去。
当天夜里，高树勋命士兵将石友三活埋于黄河于岸边。可怜“倒戈元帅”石友三，当汉奸害人未成，自己反做了河畔孤鬼。
高树勋随即又设计杀掉了石友信，掌握了石友三的部队。
高树勋计除石友三，当然首先是基于民族大义，其中还有奉蒋介石之命的因素，又有为求自保的原因。但不管怎么说，石友三被除掉，客观上也剪除了解放区的心腹之患。
平汉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
毛泽东致电刘、邓：
八年抗战，终以日本宣布投降宣告结束。
蒋介石蓦然回首，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队伍经过8年抗战，已经发展到130余万人，民兵260多万人。在抗日根据地内，建立了村、乡、县人民政府，建立了司法、税收、供销社、银行，蒋介石心有不甘。
毛泽东同周恩来、王若飞于8月28日赴重庆谈判。
毛主席去重庆谈判刚走，蒋介石就派两路大军来扣华北解放区的“南大门”——晋冀鲁豫军区。一路是阎锡山，进攻上党；另一路是高树勋、马法五，方向是平、津。
守华北解放区南大门的晋冀鲁豫军区的兵力并不很多，也不很强，但指挥员却是毛泽东麾下赫赫有名的两员战将——有当代孙武之称的刘伯承和邓小平。
阎锡山进攻上党地区的兵力有3万8千多人，而晋冀鲁豫方面兵力也就是3万出多一点，不仅从数量上少于阎锡山，而且从编制上，连一个完整的、编制充实的团都没有。装备就更比不上阎锡山了，大炮等重武器很少，弹药也很少。
形象地说，当时担当守门人角色的，是一群游击队的集合体，一点也不夸张。
阎锡山挑的时机也不错。进攻上党的时候，刘伯承和邓小平都在延安开会，只有参谋长李达在前线指挥。当刘伯承、邓小平、陈锡联、陈再道、陈赓等一班战将，火速乘坐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同一架运输机飞回太行山的时候，仗已经打得如火如荼了。
刘、邓等人一下飞机，就上了前线，战士们有了主心骨，士气大振，阎锡山指挥的国民党第19军一下子就被打得稀哩哗啦了。
蒋介石看到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已经被吸引到太行山方向，即以14个军的兵力，兵分3路，沿平汉、同蒲、津浦铁路线向华北解放区进攻。
此时，高树勋已是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兼新8军军长。
10月中旬，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的先头部队第3军、第16军经同蒲路、正太路进抵石家庄；沿平汉路北进的高树勋、马法五部，目标是到达石家庄，与胡宗南部会合，抢占平津，夺取东北。
刘伯承、邓小平决定尽快发起平汉战役。
刚刚从重庆回到延安的毛泽东，顾不上休息，仔细分析研究了敌我双方的战略态势，很快就做出判断：高树勋、马法五率领的沿平汉线从新乡北进的第一梯队，这一路是最主要的，对解放区危害最大，兵力组成有第30军、40军、新8军3个军和乔明礼的河北民军纵队，共约6万余人。
10月14日，高树勋、马法五部开始经过汤阴、安阳北进。
10月16日，刘、邓下达平汉战役令，并在邯郸西郊的峰峰矿区设立前线指挥所。
10月17日，延安的毛泽东致电刘、邓：“必须集中太行与冀鲁豫全力，争取平汉战役的胜利。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
刘、邓接到电报后，一边督促各个部队迅速从上党地区抽调出来，从太行山千山万壑的小路上直奔邯郸战场，一边抓紧时间补充兵员和武器弹药。
打平汉战役比打上党战役可困难多了。
马法五的第30军、40军战斗力都比较强，高树勋的新8军也不弱。而晋冀鲁豫解放军刚打完上党战役，虽说是操得胜之师，毕竟也是疲惫不堪。
高树勋、马法五的先头部队于22日北渡漳河，同晋冀鲁豫军区的阻击部队接战。
驰骋太行的晋冀鲁豫地区第三纵队陈锡联、彭涛部，最先赶到战场，投入阻击战斗。双方在马头镇展开激战。一个回合下来，陈锡联检点人马，竟有几百人的伤亡。
刘、邓这边队伍没有到齐，高树勋那边又发起了新的进攻。刘、邓立即把刚刚从冀鲁豫赶到的杨得志、苏振华第一纵队投入战斗。邓小平要通了苏振华的电话，命令一纵无论如何要坚持5天，等后续部队到达指定地点。一纵队的阻击战打得确实漂亮，完成了阻击任务，接应后面的队伍陆续赶上，形成了对国民党军的战役包围态势。
10月24日，高树勋、马法五的3个军全部渡过漳河，分两路猛烈北攻。而星夜兼程东进的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已在预定地区完成集结，于当日晚开始按预定部署出击。
起义前夕，张爱萍奉命接出高树勋的家眷
由于刘、邓手下陈锡联三纵和苏振华一纵的顽强阻击，马法五、高树勋部被迟滞在邯郸、磁县一带，伤亡也不小。
高树勋本来就对蒋介石在国民党军队内部重用嫡系、排斥异己有所不满，尤其是蒋介石无端挑起内战，驱赶他们这些非嫡系部队做反共内战的先锋，假共产党之手消灭异己的做法更是反感。
早在9月上旬，高树勋就派战区总部参议王定南，秘密来到上党战役前线指挥部面见刘伯承、邓小平，并转交高树勋给彭德怀的一封亲笔信，言明自己不愿内战。邓小平当时指示王定南：为了在政治孤立蒋介石，首先要争取受蒋排挤、歧视的非嫡系部队，尽一切可能争取国民党将领站到和平、民主的旗帜下面来。
9月20日，刘、邓联名电告党中央和军委，提出要充分利用矛盾，争取蒋介石非嫡系部队中立，以便专力对蒋的建议，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刘、邓提出的方针，指示加紧在西北军中进行工作。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刘伯承亲自给高树勋写信，欢迎他派人来联系。
不久，刘伯承接到高树勋写的回信，在表示自己反对内战的同时，高树勋在信中提供了国民党军队关于华北作战的军事情报。
10月25日，刘、邓再次召见王定南。
邓小平指示王定南说：高树勋已经开进邯郸以南的马头镇，毛主席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拦阻高树勋这3个军的北进，这是我们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你现在回去立即劝说高树勋将军，就地起义，配合我们完成阻止国民党军队北上的战略任务。
刘伯承补充道：这正是高树勋将军走向革命的大好时机，他要当机立断。
高树勋沉思良久，有些犹豫。仓促起义，蒋介石肯定不会放过自己在徐州和西安的家眷。王定南10月28日凌晨，再次去见刘、邓，说明了高树勋的顾虑。
刘、邓当即表示，对高夫人和其他军官家属安全问题，会立即请示中央设法解决。
1945年10月30日，刘、邓为此事专电中央，“请加快派人往徐州接出高树勋、王定南二人眷属至我地区并护送来此”，又转告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帮助妥善解决高树勋在西安子女及亲属的安全问题。
毛泽东和党中央即刻电令新四军第4师张爱萍部，设法将高树勋的家属送往河北。张爱萍不敢怠慢，立刻命淮北行署公安局便衣大队派出精干人员三进徐州，终于接出高夫人一行。
高夫人出城不久，蒋介石即派出宪兵4团空降徐州，企图把高夫人等接往南京，以为人质，终归是晚了一步。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关怀下，高夫人等由专人护送到河北武安伯延，与高树勋团聚。高树勋见到亲属，再无后顾之忧，连声称赞共产党、八路军言而有信，真了不起。
为了促成高树勋最后定下起义的决心，在刘、邓首长的亲自组织下，经王定南牵线，军区参谋长李达冒险穿过火线与高树勋面谈，李达、王定南到了高树勋的指挥部，发现高部看见所有的汽车、马车都是头向南，准备撤退的，这说明高树勋已经非常厌战了。
见面后，一拍就合。高树勋决定起义，并且第二天就实行起义，把部队开向西北面的解放区。
10月30日，高树勋率新8军及河北民军万余人，在马头镇正式宣布火线起义，声明脱离国民党阵营。
起义的第二天，司令部商定，邓小平、李达留在指挥前线作战，刘伯承在新华社、《新华日报》负责人朱穆之等人陪同下，到马头镇慰问高树勋。
刘伯承首先向高树勋转达了毛泽东、朱德同志的来电，对他高举义旗、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的正义行动给予高度评价，并向他本人及所有将士表示欢迎和慰问。
高树勋非常激动，说道：“承蒙朱德、毛泽东先生和刘将军如此错爱，我将万死而不辞。”
刘伯承问高树勋：“不知高将军还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帮助解决?”
高树勋迟疑了一会说：“这次和我一同北上的40军军长马法五、30军军长鲁崇义，过去都是西北军同仁，希望新8军起义后，不要再打他们。”
高树勋想的过于天真了。这是两军交战，讲不得“朋友义气”。
高树勋率部起义后，战役立即发生逆转。国民党军心受到很大震动，丧失了固守的信心。这时，刘伯承判断被围之敌必然向南突围，便故意网开一面，放开敌人的退路，将我军主力调至漳河以北敌退路两侧，于运动战中歼敌孙连仲部两个军计2.3万余人，生擒第11战区副司令兼40军军长马法五，缴获山炮、火箭炮310门，轻重机枪1719挺，步枪9248支，获得平汉战役的全胜。
时隔44年之后的1989年，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接见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时，客观公正地评价了高树勋起义：
“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伤亡会很大。没有他起义，敌人虽然不会胜利，但是也不会失败得那么干脆，退走的能力还是有的，至少可以跑出主力。他一起义，马法五的两个军就被我们消灭了，只跑掉三千人。”
“民主建国军”
毛泽东建议高树勋的起义部队叫
高树勋率部起义，是国民党军队在解放战争中最早、最大的起义，震动了全国。
1945年11月1日，高树勋率已经起义的新8军及河北民军1万多人迅速撤离磁县马头镇，到武安县伯延镇一带休整。沿途群众与学生列队远迎，高呼“欢迎高树勋将军反战起义”等口号，到处贴满五颜六色的欢迎标语。
毛泽东十分关心高树勋。起义过来的部队叫什么名字？高树勋曾经考虑叫“和平建国军”。毛泽东没有同意，他致电刘伯承、邓小平：
刘、邓：
因为汪精卫曾用过和平建国军名义，故高部应改用人民建国军或民主建国军或其他名称或仍用新八军旧名均可。请与高树勋商量酌定，高宣言宜早发表。
毛泽东
高树勋认为，毛泽东的考虑十分周全，决定将起义部队改称。
遵照毛泽东的意见，高树勋最终以通电的形式向全国发出了起义宣言。
重庆蒋介石、冯副委员长，延安毛泽东先生、朱总司令，全国各军、各党派、各团体、各报馆并转全国同胞公鉴：
日寇投降，国共谈判重开，双十协定公布，全国同胞，无比欢庆。树勋等忝为执戈卫国
之军人，尤为奋发。盖今日中国，惟和平方足以言建国，惟民主方足以言团结，惟和平民主团结，方能建立独立自由幸福叁民主义新中国之基础。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合于此者，必为众所拥护，反于此者，必为众所唾弃。祸国兴邦，一念所系。树勋等久历戎行，深沐旧西北军救国爱民之传统，过去纵曾不免事与愿违，然固无时不心存戒惧。当此民族国家千钧一发之际，追怀既往，尤深警惕。综看近世，心所谓危，难安缄默，愿向我国父老同胞一陈之。
此次树勋等奉命率部北上，原为受降。此在全国政治问题处理上，已觉欠妥，乃中途迭奉严命，责以向八年之艰苦抗战之八路军进攻。星夜进军，刻不容缓，甚感惶惑。窃思破碎河山，岂堪再罹浩劫。双十协定与“剿匪手本”并行，亦悖义理。故奉命之余，痛苦万状。进则为挑起内战之先锋，贻害国本。退则违背命令，难免罪戾。辗转思维，忧心如捣。全军上下，被迫挥泪行军，一路怨声载道。洎夫师次豫北，再入冀南，目睹父老流涕陈情，青壮怒目相视，尤以八路军和平建国之真诚，节节退让之举动，言行一致，感人更深。谁人处此能无动于衷耶?
树勋等歼敌余生，自不畏死，然尤不愿以歼敌之武器，加诸同胞，自残骨肉，贻害民族。况华北之敌，尚未放下武器，内外夹攻抗战有功之八路军，人间宁有此理?于是全军将士，转相告语，退出内战漩涡之声大起。其实此不只敝军之呼声，抑亦全国人民之要求也。
树勋等内省天职，外察众情，大义所在，不得不与八路军息战言和。命意无他，旨在为国家民族之前途，退出内战，求以和平民主途径建国而已。知我罪我，在所不计。更有近来，道路传闻，此次加命，乃为消灭杂牌，排除异己之运用。树勋等对此，不愿多论，所争者惟不愿再以人民养育之兵，供内战之用耳。
兹经全军公决，成为民主建国军，并推树勋为民主建国军总司令。公命之下，谨揭数事，以告国人。第一，本军坚决反对内战，并愿全国同胞，一致为制止内战实现民主政治而奋斗。第二，拥护蒋主席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之建国方针，国是应取决于民主的政治协商，不应以军事方式解决。第三，应立即联合各党各派，组织联合政府，以解决当前之政治危急。
上述三事，为本军今后行动方针，誓当努力以赴，百折不渝，并确信，大势所趋，和平民主必可实现。树勋等望治情殷，爱国心切。古有言，“民为贵，君为轻”，但求有利于人民国家，生死胥置之度外，成败利钝，更何所计欤!违命之愆，所不屑辩，全国父老，自有定评，区区此心，敢请共鉴。如果幸而教之，则幸甚矣!
民主建国军总司令高树勋率全军将士叩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月三十日
看到高树勋的起义通电后，毛泽东十分高兴。11月2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给高树勋发来了贺电：
树勋将军吾兄勋鉴：
闻兄率部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凡属血气之伦，莫不同声拥护。特电驰贺，即颂戎绥。
毛泽东朱德
高树勋接到贺电，十分感动，于1945年11月4日又给毛泽东、朱德回了感谢的电报：
“抗战八年，生灵涂炭，实不忍再睹流血惨剧。此次暴动，纯为呼吁和平团结，并速组织联合各党派之民主政府，俾国家早登富强康乐之境，专电驰复，顺颂勋祺。”
1945年11月10日，成立大会在太行山麓的武安县伯延镇隆重举行。参加大会的军民有两万多人。大会宣布开始后，首先举行了升旗仪式。升旗仪式完毕，宣读了中央军委命令，任命高树勋为民主建国军总司令，下辖范龙章第一军和乔明礼第二军。命令宣读完后，高树勋亲自率领全军将士宣誓就职。
大会结束后，晋冀鲁豫军区文工团到驻地，演出了《白毛女》、《血泪仇》、《兄妹开荒》等节目。
起义之后，高树勋首次向参谋长李达郑重地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请求。几天后，高树勋又先后两次向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再次提出自己要求入党的问题。短短10之内，高树勋三次提出加入共产党的申请，可见心情之迫切。鉴于高树勋的影响，晋冀鲁豫中央局步敢擅专，于11月11日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发电请示：
高树勋三次要求入党，如何办理?请示。
11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晋冀鲁豫中央局的复电：
中央批准高树勋同志加入本党。
同日，由邓小平、薄一波介绍，高树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安顿好了高树勋，毛泽东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致电正在重庆进行谈判的周恩来等人，告诉他们：“高树勋率两个师起义，影响极大。”“此战胜利后，将给‘剿匪’军以大震动，我们拟公开发表”。“现今刘、邓清查缴获文件，为数必多，拟公开发表，击破国民党之诬蔑宣传。”
这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胜利，道义上的胜利。
毛泽东总结出蒋介石的两个基本弱点
高树勋起义。
毛泽东在延安，细心听取了关于邯郸起义的汇报后，总结了邯郸起义的重要意义。
1945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说：“蒋介石的基本弱点有两个，兵心不固，民心不归。高树勋起义影响很大，起义通电传的很广，现在已令各处庆祝。”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对各局、各区党委、各级政治部发出关于扩大邯郸起义宣传的指示。
12月15日，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的这份党内文件中，决定把“开展高树勋运动”，作为解放区十大工作任务的第二项，号召“开展学习高树勋运动”。
他说：“为着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我党必须对一切准备进攻和正在进攻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分化的工作。一方面，由我军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公开的、广大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以瓦解国民党内战军人的战斗意志。另一方面，须从国民党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
为使瓦解敌军的任务落实到实处，毛泽东还提出“为使此项工作切实进行和迅速生效起见，各地必须依照中央指示，设置专门部门，调派大批干部，专心致志，从事此项工作。各地领导机关，则要给以密切指导”。
接到毛主席的指示，各大区、二级军区，甚至师、旅都加强了对瓦解敌军工作的领导和支持，充实了人力和财力，制定了详细的计划。“高树勋运动”广泛开展起来了。这个有着浓厚政治、军事意义的运动，唤醒了成千上万国民党军队官兵仿照高树勋的榜样，在战场起义。瓦解敌军工作成为毛泽东在战争中加速取胜的重要原因。
高树勋起义，对于想消灭共产党一统天下的蒋介石来说，不啻当头一棒。高树勋起义及平汉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命人从缴获蒋介石部署发动内战的大量文件中，选出重要密令７件，公开在延安新华社发表，使全国人民认清了国民党挑动内战的真相。蒋介石意识到，此时发动内战的时机还不够成熟，不得不又回到谈判桌上来。
1959年，国民党在台湾的“国防部”编的《戡乱战史》，对这个战役作了如下评述：
“是役（按：指平汉路战役，国民党方面称之为漳河战斗）之后，我军对平汉路既未打通，匪更奄有晋冀、冀鲁边之有利态势，对华中形成极大威胁；对华北更肆意窜扰，南北隔离，使我对接收华北工作发生极大的困难，尔后惟依空运部队接收平津，究以兵力有限，形成孤立，使政略、战略陷于被动，影响尔后之作战实至深钜。”
1946年1月，高树勋给蒋介石写信，以自己的切身经历，揭露蒋管区贪污腐败情景，要求国民党忠实执行停战协定，实行民主改革，实现政治协商会议的要求，召开国民代表大会，用普选方式产生真正的人民代表以成立正式联合政府，结束国民党一党独裁。
3月，高树勋当选为晋冀鲁豫边区参议员。3月21日，高树勋赴邯郸参加大会，以曾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身份讲话，谴责国民党二中全会破坏宪法草案修改原则。
诚如毛泽东所言，继高树勋之后，“走高树勋道路”的国民党军接连不断。
1946年5月31日，国民党第184师师长潘朔端率所部于海城起义。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空军第八飞行大队刘善本上尉驾驶一架B－24型轰炸机起义，由成都飞往延安。
1946年9月，国民党第38军孔从周、刘威诚部起义。
1946年10月29日，毛泽东、朱德发来电报，祝贺民主建国军起义一周年。朱德还专门写了文章——《祝高树勋将军起义一周年》。在此之前，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国民党官兵起来罢战怠战》的社论，号召国民党军官兵，仿照高树勋的榜样，起来罢战怠战。
毛泽东回电
毛泽东回电：“高树勋起义有功，必须保证他的人身安全。”
毛泽东在给高树勋起义部队起名字的时候，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
高树勋原来想叫“和平建国军”，但这个名字肯定是不能再用的，因为抗战时期的汪精卫伪政权的曾用过这个名字，已经臭的不能再臭了。沿用过去的“新8军”也不好，那是国民党的番号。最后高树勋从毛泽东提供的“人民建国军”和“民主建国军”中，选择了“民主建国军”。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不同意把高树勋的起义部队编入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或“新四军”呢？
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高树勋起义部队离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军队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高树勋起义之后，曾经在解放区接待过一名外国著名记者的采访，说出了这种距离：
“过去，我抽的是‘三炮台’牌香烟，现在抽的是旱烟。在天津，我那公馆里有暖气，我在这里只有一个炭盆。二十多年来，每天我都要喝一至三十杯白兰地，现在呢，只是偶尔喝一杯‘白干儿’(本地产的酒)。”
高树勋也许觉得这种生活水平的降低算不了什么，因为他本身就是在农村长大的，也吃过不少苦。甚至后来当了国民党的高官之后，闲着无事的时候，他也常骑马去农村，帮助农民收割麦子。
可是其他的中、上层军官呢？他们未必能适应这种生活。
在国民党军队中，有权、有势的是军官，而军官的成份最为复杂。
国民党军队的中、上级军官多出身于富家子弟，其中有的家人是为富不仁横行乡里的土豪劣绅，本人则是剥削欺压士兵的“小军阀”。这部分人，虽然在战场上掉转了枪口或放下了武器，但让他们心悦诚服地接受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纪律约束，谈何容易？
据内部资料记载，高树勋的“民主建国军”进驻武安地区的最初几个月，其驻地17个村的群众就怨声载道，几乎每天都有群众找当地政府请求高树勋部移防，甚至还准备赴边区政府请愿。根据地的群众与共产党的部队相处久了，自然容忍不了这种带有浓厚军阀习气的部队，尽管它已经“起义”。
为了把“民主建国军”建设成一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军队，晋冀鲁豫军区派去一批政治工作干部，到高树勋的军中建立政治工作系统。
派去的政工人员，在态度和方法上也不是没有可商榷之处。他们采取了解放区土改工作的方法，争取下级排斥上级，鼓动士兵反对军官。所以，他们与起义军官的关系闹得极不融洽。
对此，前去采访高树勋的外国记者有过一段生动的描述：
“再说，别看他（指高树勋）强作欢颜，我看得出他内心的哀伤。我说不出一个究竟，我只见他和共军指挥员同桌吃饭时很不自然，有点紧张，说笑很勉强。也许共产党的严肃态度使他感到不对劲，也许没完没了的政治宣传使他厌烦。也可能这是我的错觉，不过我当时确有此种感觉。”
猜忌的种子既然已经种下，就必然要结出分裂之果。
高树勋手下的中、高级军官颇有怨言，仿佛更加证实了政工人员的猜忌。
1946年底，在“民主建国军”内，发生了一起“特务案件”，把这种猜忌推向了极至。
当时因为解放区的部队供给困难，允许部队搞一些长途贩运，主要经营布匹及日用品。晋冀鲁豫军区派去的一名保卫干部，在集市上看见民主建国军的一位连长向一个商人举3个手指头，高度绷紧的政治神经使这位保卫干部认定，他就是向特务发暗号！
于是，这位形迹可疑的连长立刻被拘捕关押，哪里经得住具有丰富“肃反”经验的专职人员的审讯？如此这般一番严审，该连长招供出“民主建国军”内一批“通敌”人员，其中涉及到一些营、团级干部和更高层的领导。
于是，被招供出来的这些军官又被秘密逮捕，陆续被送到设在潞城的神泉村训练班审讯。这些军官多数没有扛住，又是一通招供，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宽，军官的级别越来越高，一时间“民主建国军”驻地内谣言四起，官兵人心惶惶。
事有凑巧，这边正在怀疑“民主建国军”“通敌”，那边高树勋的司令部所在地王庄，确有国民党人前来策反，来人是高树勋原来部下从西安派来的，带信给高树勋，让他“弃暗投明”。
高树勋为了表示自己清白，将信立刻送给军区首长，然后把人看守起来。没想到，此人半夜逃跑了。有人怀疑是高树勋有意放跑的，高树勋有口难辩。
这更加加重了军区政治机关的怀疑。军区领导当即做出内部决定，指定当时给高树勋当副司令的邢肇棠，每天跟着高树勋，进行监视，防止他有异动。
此时，由于蒋介石加紧了对解放区的围攻，根据地的军民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
1947年6月，毛泽东指出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对外称是揭开战略反攻的序幕，实际上毛泽东在给刘伯承、邓小平的绝密电报中，写的是陕北“甚为困难”。刘、邓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实际上不到十天就开始行动了），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
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组建了晋冀鲁豫野战军，几乎集中了当时晋冀鲁豫军区所有的主力部队。晋冀鲁豫军区只留下了少量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由病未全愈的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向前全面负责。
随着国民党加紧策反活动，解放区后方空虚，气氛越来越紧张。
前方又传来了徐州警备司令郝鹏举被国民党策动叛变的消息。形势迫人，来不及多想，军区负责首长当机立断：“郝鹏举叛变了，我们对高树勋要先下手为强，打主动仗！”
为了解决“民主建国军”的问题，于1947年5-6月间，调来了驻扎在山西晋城的新四军李先念部第5师第13旅、第15旅共7个团，进驻长治。
1947年6月14日清晨，晋冀鲁豫军区派一个团，去抓高树勋。民主建国军警卫团因不了解情况，与抓高树勋的部队发生了枪战。枪战只持续了几分钟，就被赶来的民主建国军政治部领导喝止。
正在学习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高树勋听到枪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赶紧从院子里跑到会客室去打电话，摇了半天没声音，知道电话线已被割断了。
院子里的卫队听到了外面的喊声，都掏出枪来，准备还击，高树勋命令：“不许开枪，谁也不许开枪!”卫队这才把枪都放了下来。
抓捕高树勋的部队在给军区首长的报告中说：“经战斗，解除了高树勋的武装。”
次日，高树勋夫妇被押到军区晋冀鲁豫驻地，继续审查，含冤被囚。
晋冀鲁豫军区很快将情况报告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回电说：“高树勋起义有功，必须保证他的人身安全。”
时隔多年，已经成了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对解决高树勋问题做了评价；
“我一直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他的功劳很大。”
高树勋小传
高树勋，字健候，1898年8月6日出生于河北省盐山县高金庄。兄弟姐妹7人，在兄弟3人中，他排行第二，8岁时，入私塾读书，读了4年，后家道中落，回乡务农。1914年，到天津、北京等地学徒谋生。后又投奔在四川绵阳冯玉祥部当兵的舅舅。1917年，冯玉祥率领第16混成旅官兵讨逆，高树勋因作战勇敢被升为冯玉样的手枪连班长。1918年，冯玉样在鄂东重镇武穴通电全国，反对段祺瑞，段祺瑞约冯玉祥到汉口谈判。高树勋率手枪班随冯玉样赴汉口，当冯玉样的贴身警卫，终使冯玉祥安全归来。
冯玉祥将他送进学兵营学习测绘、军事操典、射击常识。结业后被任命为机枪营司务长。1920年，高树勋升任排长，受冯玉祥的影响，加入基督教。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高树勋升任直属队机枪营营长。1925年8月，又升任团长，军衔为陆军上校。1926年9月17日，冯玉样在五原誓师，宣布全军加入国民党，高树勋成为国民党员。此后，随冯玉祥四处征战，官职也一路高升，一直到官居青海省代省长的要职。
1931年，参加了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被红军击败。
1933年5月，冯玉祥将军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高树勋又到该部当骑兵师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高树勋出任河北省保安处副处长。直到河北省保安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6师。1938年2月19日，日军占领了新乡市。根据国民党最高统帅部不准高部南渡黄河的指示，高树勋指挥部队，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地交替掩护撤退。
1945年9至10月，国民党发动了进攻解放区的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又称邯郸战役）。刘伯承、邓小平在进行平汉战役的同时，开展了秘密争取高树勋率部起义的政治攻势。高树勋对蒋介石在国民党军队内部排斥异己、挑起内战的行动表示不满和反感。
1945年9月上旬，高树勋派人秘密来到上党战役前线指挥部面见刘伯承、邓小平，商谈和平事宜。10月30日，高树勋率新8军及河北民军万余人在马头镇正式宣布起义，以通电形式向全国发出了《停止内战团结建国的起义宣言》，声明脱离国民党阵营。高树勋率部起义后，使敌军受到很大震动，丧失了固守的信心。刘伯承将解放军主力调至漳河以北敌退路两侧，于运动战中歼敌孙连仲部两个军计2.3万余人，生俘敌40军军长马法五，取得了平汉战役的胜利。
11月2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给高树勋发来了贺电。11月10日起义部队改称民主建国军。中共中央军委任命高树勋为民主建国军总司令，高树勋由邓小平、薄一波介绍，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于11月13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高树勋起义对于蒋介石及其统帅部引起较大的震动，使其感到“兵心不固，民心不归"，发动内战的时机还不够成熟。高树勋起义及平汉战役结束后，蒋介石阴谋部署发动内战的大量文件被缴获，延安新华社选其重要密令７件公开发表，使全国人民认清了国民党挑动内战的真相。
高树勋起义及随后开展的“高树勋运动"，成为国民党军队中有爱国心、厌恶内战的广大官兵的一面旗帜，他们在此后的国民党内战前线大批倒戈起义，加速了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
新中国建立前夕，高树勋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工作。建国以后，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第二、
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委员、河北省民革副主委，并长期担任河北省副省长职务。1955年，毛主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决定，授予高树勋一级解放勋章。
1972年1月19日，高树勋在北京逝世，终年74岁
毛泽东评蒋鼎文“身为军人不懂军事，还应加意学习我们的兵法”
蒋鼎文成了“五虎上将”和“四大金刚”之一—蒋鼎文吃了败仗，让毛泽东加深了对中央军的蔑视—李德不用毛泽东之计，遂使蒋鼎文成名—蒋鼎文报告：“红军死守广昌”，蒋介石闻听大喜—西安与延安，蒋鼎文成了毛泽东的“近邻”—毛泽东警告：“依照他的无知妄想是要打败仗的。”—豫湘桂战役，日军一出手就打掉了蒋鼎文的司令部—蒋鼎文称毛泽东为“当代中国三大伟人”—蒋鼎文小传
蒋鼎文成了“五虎上将”和“四大金刚”之一
蒋鼎文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的前一年，都是被蒋介石重用的人。
在国民党军队内部，他不仅被称为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而且还被称为是何应钦的“四大金刚”之一；这么一位国民党“双料”高级将领，却被他的敌手、素有中国近代最伟大的军事家之称的毛泽东讥讽为“身为军人却不懂军事”，“还应加学习我们的兵法”。
蒋鼎文可以算是一个职业军人，早期甚至可以算的上是一个革命者。
早年，蒋鼎文追随孙中山闹革命，在孙中山的大元帅府里担任上校参谋，也曾出生入死。那时，蒋介石是少将参谋长，军衔只比蒋鼎文高一级，合称孙中山身边的“两蒋”。这“两蒋”恰巧又都是来自浙江，操一口宁波官话，人们习以为常地把他们俩当成了亲戚。
实际上，蒋介石的老家浙江奉化县离蒋鼎文的家乡诸暨县并不很远，有了老乡这层关系，加上又是国民革命军北伐、东征时在一起浴血厮杀的老战友，“两蒋”后来以结拜兄弟相称，蒋中正与蒋鼎文两大家族，自此之后往来也比较密切。
1924年，已经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孙中山，由苏联合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在广州建立黄埔军官学校，广揽革命的建军人才。蒋介石出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把蒋鼎文调去当了教官。
熟悉在中华民国史，了解蒋介石底细的人都知道，蒋介石的发迹跟黄埔军校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这十几年的期间，替蒋介石包打天下的共有5个将领，他们是何应钦、刘峙、钱大钧、顾祝同、蒋鼎文，这5个人都在黄埔军校出任过教官，最为蒋介石所倚重，当时有人把他们5人称之为蒋介石的“五虎上将”。
这5个人中，又以何应钦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地位最高。他同蒋介石同过学，共过事，进入黄埔军校之后出任上校总教官。刘峙、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都是他属下的军事教官，这批人既是蒋介石嫡系的重要将领，同时也是何应钦的亲信心腹。
何应钦以黄埔军校开始发迹，官拜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等职务，已经是只在蒋介石一人之下的“位极人臣”，甚至在有些场合蒋、何并称，要说何应钦一点想法也没有，那也不太现实。
何应钦也是食人间烟火的肉体凡胎，虽然是靠拥戴蒋介石起家，但在执掌军政大权以后，便极力培植自己的势力，形成自己的派系，刘峙、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又成了何应钦手下的“四大金刚”。
蒋鼎文上有蒋介石、何应钦扶持，左右又有刘峙、顾祝同、钱大钧等铁杆兄弟帮衬，一路官运亨通，非是那些凭借战功、刀头舐血的旁系杂牌军将领可比。这恐怕也就是蒋鼎文屡战屡败，而又不断被委以重任的原因。
蒋鼎文吃了败仗，让毛泽东加深了对中央军的蔑视
蒋鼎文军事上并没有什么特殊才能，但在政治上反共倒是最坚决的。
1931年6月21日，蒋介石亲自带着德、日、英等国军事顾问到南昌，调集23个师另3个旅，约30万人的兵力，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蒋鼎文的师作为蒋介石嫡系的5大主力之一，参加了“围剿”。
此时毛泽东和朱德率领中央红军刚刚打破第二次“围剿”，还不足一个月，红军苦战后未休息，也未补充，远离原有根据地，正分散在闽北和闽西一带做群众工作和筹款。
此时，毛泽东麾下红1方面军仍是第1、第3两个军团，兵力只有万人，而蒋介石仅嫡系的5个主力师就有10万人。毛泽东十分沉着冷静，有条不紊地指挥红军收缩集中，绕道千里回到群众基础较好的赣南根据地西部的兴国集中，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集中兵力各个歼敌。
7月底，蒋介石发现红军主力已转移到兴国后，立即命令蒋鼎文等部，将红军压迫于赣江东岸消灭。毛泽东决定避敌主力，打其虚弱，指挥红军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向东，横扫敌后方联络线，让其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
正当红军向富田开进之际，又被蒋介石发觉，派第11、第14两师先到达富田。毛泽东果断决定兵行险招，改取中间突破，向东面的莲塘、良村、黄陂方向突进。为隐蔽作战企图，毛泽东命部分红军伪装成主力，向赣江方向佯动。
急于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的蒋鼎文做梦也没有想到，从8月4日晚开始，毛泽东的主力红军正是翻阅他驻扎的江背墟与驻崇贤的其他国民党军之间的崇山峻岭，连续急行军一夜又半天，通过仅40里的空隙地带，逃逸出去。
蒋介石发觉红军主力东去，命令部队尾随而去，毛泽东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以小部兵力诱敌向北，做出要北攻临川的姿态，而主力红军再次迎着蒋军精锐部队，从他们的间隙中秘密穿过，返回兴国地区集中。待敌发现我军集结地域，疲惫不堪地折回兴国时，毛泽东的主力红军已休整半月。
此时，国民党内部宁、粤两派的矛盾激化，两广联军趁蒋介石主力陷入江西苏区之际大举北进，进入湖南。蒋介石“围剿”红军以时难下，实行退却。
在反“围剿”初期，毛泽东认为蒋鼎文等部系蒋介石嫡系，武器装备好，战斗力强，不宜与其硬碰，而现在国民党军无功而返，且疲惫不堪，正是反击的大好机会，毛泽东焉有不抓住之理？
9月7日，归心似箭的蒋鼎文，被毛泽东在泰和县老营盘附近吃掉了一个旅。15日凌晨，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在东固以南的方石岭一带，抢先控制有利地形，截住蒋鼎文师和韩德勤师，激战到上午9时，韩部被歼，师长韩德勤被俘后伪装成伙夫潜逃。无心恋栈的蒋鼎文师也被歼灭了一部。至此，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被打破。
第三次反“围剿”，足足用了三个月。情况最严重时，中央苏区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但毛泽东“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灵活机动、敢于在对方重兵集团中大胆穿插的作战风格，却给蒋鼎文等国民党高级将领上了一课。
毛泽东指挥第三次反“围剿”，给先后进行了6次战斗，歼灭国民党军17个团，俘敌1万8千余人，缴获各种武器2万余件。后人有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者，认为经过三次反“围剿”，未经过任何正规军事培训的师范毕业生毛泽东，已经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取得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总结形成了一整套红军的作战原则。
作为军事家，毛泽东已经可以登堂入室了。
第三次反“围剿”，蒋鼎文似乎也给毛泽东上了一课。毛泽东对蒋鼎文等中央军嫡系的指挥才能和战斗力，了解更深入了，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加深了毛泽东内心深处的某种轻视和蔑视，觉得这些中央军嫡系部队有时反倒不如地方部队。
也是第三次反“围剿”中，毛泽东指挥能征惯战的林彪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兴国县高兴圩地区，向非嫡系的蔡廷锴指挥的两个师发起攻击。但这一仗打得很艰苦，经过两天激战，双方死伤都近3000人，打成对峙，红军并没有讨到太多的好处。
后来在解放战争中，对华北的傅作义、对西南的白崇禧、对西北的二马，这些地方部队与解放军作战，比蒋介石的嫡系更难缠，似乎也证实了毛泽东的看法。
李德不用毛泽东之计，遂使蒋鼎文成名
在对江西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和平息“福建事变”中，蒋鼎文的职业军人形象似乎有了些好转。
但值得说明的是，此时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已经被中共党内的路线斗争排斥掉了。而担任中国红军作战指挥的，是被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化名李德的德国共产党员奥托•布劳恩。
1932年“一•二八”抗战结束后，蒋介石调19路军在福建“剿共”，企图使19路军与红军两败俱伤。1933年11月，19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并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工农红军签订了抗日作战协定。
蒋介石这时又启用了蒋鼎文。他一方面命令在江西围剿红军的部队在北线加紧构筑碉堡，把苏区的北边暂时守起来，另一方面令第2路军总指挥蒋鼎文将“围剿”中央红军的9个师向闽北前进，平定福建。
这本来是红军打破封锁的绝佳机会。
毛泽东立即写信给中央：以主力红军突破敌人的堡垒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这不仅能粉碎蒋军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且能援助闽方新政权。
蒋介石几乎是倾全国之兵力出动进行第五次“围剿”，后方空虚，就连首都南京一带的城市防务，也仅能靠宪兵、警察维持。毛泽东的建议，击中了蒋介石的要害。
毛泽东风趣地比喻：“这是和敌人换防。敌人要到中央根据地来，我们让他，我们到江、浙一带去打游击，重新开辟一块革命根据地。这样一来，不但敌人的碉堡战术、敌人所建立的堡垒封锁线，统统失去作用；而且将迫使敌人不得不同红军打运动战，红军就可以发挥所长，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但是，已经掌握中共中央权力的博古、项英等人却不这么想。1933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题目就叫“打倒一切反革命”，说福建人民政府“不会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有什么区别，那它的一切行动，将不过是一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
参加过巴伐利亚街垒战、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喝过墨水的洋顾问李德，更是把毛泽东建议斥之为“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他们认为，红军转向蒋介石部后方，是等于帮助了19路军，是丧失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据说博古曾请示在莫斯科的王明，该不该与蔡廷锴联合。王明回答：“在同他握手时，应朝他脸上啐唾沫。”
毛泽东又亲自到中央所在地瑞金叶坪，再次陈述自己的意见，不料不仅遭到更为严厉的批评，而且受到了留党察看的处分。后来在延安，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第五次反“围剿”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就是共产党没有和福建军队联合起来，对付蒋介石。
当时的中共中央和李德不听毛泽东的计策，果然导致了日后江西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之败。
毛泽东的爱将陈伯钧评述了当时的情况：“蒋鼎文到福建当总司令，我们就四面被围了，一点办法也没有。”“本来19路军和我们讲联合，我们日用百货、盐巴也还不困难，还有一点办法。19路军一垮，中央苏区处境就更难了。”
1934年1月15日，蒋鼎文占领福州，福建人民政府终于失败。解决19路军“闽变”以后，蒋鼎文踌躅满志，特地到鼓浪屿最高峰——日光岩的“古避暑洞”，在背后刻上一首自己写的诗：“日光岩，石磊磊，环海梯天成玉垒，上有浩浩之天风，下有泱泱之大海。”
蒋鼎文报告：“红军死守广昌”，蒋介石闻听大喜
解决“福建事变”后，蒋鼎文被任命为东路军总指挥，重新参加对中央苏区进攻。他按照蒋介石的指挥，不是长驱直入，而是“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一边前进，一边筑碉堡，平均每天只挪动二三里，一步一步地朝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和主力所在地进逼。
为了阻挡东来的蒋鼎文部，红军猛将彭德怀率领红3军团攻打沙县。沙县的城墙高而且厚，国民党军以优势火力凭险固守。彭德怀派战士潜伏到沙县西门城墙底下挖坑道，将炸药装在棺材里抬进坑道。黎明时分，沙县西门城墙被炸开20米长的缺口，彭德怀挥着指挥刀，指挥战士进行巷战，沙县终于被攻克。
此时蒋鼎文还蒙在鼓里，不知沙县已被攻占。彭德怀找来被虏的国民党电台台长，要他用国民党名义向蒋鼎文发报求援，急需弹药钱粮。蒋鼎文信以为真，第二天果然空投了大量现钞、弹药和粮食、盐巴、布匹等根据地急需而又搞不到的物资。
蒋鼎文糊涂如此，可蒋介石正在用人之机，未予深究。
蒋军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洋顾问李德指挥红军主力坚守广昌，“崽卖爷田心不疼”，跟蒋军进行了“叫花子与龙王比宝”式的对抗，实行以集中对集中，以主力对主力，以堡垒对保垒的阵地战，结合“短促突击”，同优势兵力和武器装备的敌人决战，双方损失都很重。
蒋鼎文向蒋介石报告了广昌战况，蒋介石大喜，他怕的是红军的运动战，忙令大军攻击勿怠，激战18昼夜，蒋介石道：“我拼得起，匪共拼不起！”
广昌终于失守，瑞金门户洞开，红军伤亡达5500余人。
7月上旬，李德面对绝对优势的蒋军，又命令红军分兵把口，处处设防，形成“6路分兵”，节节抵抗的阵地战。这正中蒋介石下怀，电催蒋鼎文等火速进兵。蒋介石后来回忆道：“红军兵少，分而为六，则益少，犯了兵家大忌。”
蒋鼎文率部进驻红色首都瑞金，得意非凡，大肆“清剿”，中央苏区火光冲天，哭声一片。
而红军不得不离开根据地，进行长征。
毛泽东随北上的主力红军过于都桥的时候，望着逐渐远去的根据地，心情十分沉重。想着在瑞金街头耀武扬威的蒋鼎文，大有“天下无英雄，而今遂使竖子成名”的感觉。
蒋鼎文成了毛泽东的“近邻”
西安与延安，
1936年12月12日爆发的“西安事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使毛泽东有机会从西北黄土高坡的一隅走出来，共产党不仅取得了合法的地位，而且在敌后抗日战场大施拳脚。
说起来，毛泽东和共产党还要感谢在事变中扮演很重要角色的蒋鼎文。
东北军张学良和西北军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直接诱因是蒋介石要用蒋鼎文取代张学良。
红军长征到陕北以后，开始遭到张学良东北军的围攻。毛泽东麾下大将徐海东首先把东北军打垮了一个师另一个旅，后来又打垮一个师。于是东北军的官兵不愿内战，要求抗日。中共开始向东北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双方取得默契，互不攻击。
蒋介石仍加紧压迫东北军向红军进攻。张学良及其部下不愿意进攻红军，蒋介石乃于1936年12月初，乘坐专用列车到西安督战，逼张学良打共产党，并且说，张学良如果不打，就派福建的蒋鼎文来代替他，并要把他调到福建去。于是张学良和西北军杨虎城决心发动事变，扣留蒋介石。
12月9日，蒋介石写信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密嘱《大公报》发表剥夺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兵权、由蒋鼎文取代的消息。蒋介石这件密嘱被杨虎城的卫队在邵力子的办公室当场查获。当张、杨获悉《大公报》将发表蒋介石剥夺他们兵权的密嘱时，即举行紧急密商，并决定12日晨对蒋介石实行“兵谏”。
蒋介石被扣押，随他到西安的蒋鼎文等十多名国民党高级将领也一道被软禁起来。
事变发生的当天清晨，张学良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说：“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稍后，张、杨又联名电邀中共中央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
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托，于17日到达西安，立刻同张学良面谈，阐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张。蒋鼎文作为第一个被释放的国民党要员，持蒋介石令停止内战的信，到南京去与何应钦商议办法。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蒋鼎文当上了国民党军第十战区司令长官、陕西省政府主席。
当年在江西追剿毛泽东的蒋鼎文，此时摇身一变，在西安成了毛泽东的“近邻”。他踌躇满志地在西安告诉外国记者：“中国除国民党外，再没有其他合法的党了，毛泽东的共产党在与蒋委员长表示一致之后，已不复存在。”
毛泽东警告：“依照他的无知妄想是要打败仗的。”
1937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阐述军事问题时指出：“八路军的主要作战地区是晋察冀三省，主要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会上，对于八路军“山地游击战”的作战方针，发生了一些争论，有人主张运动战。
让毛泽东感到苦恼的是，当整个民族都处于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人们热血沸腾，急于效命疆场之际，他只能一般地提醒人们不要死打硬拼，而无法将保存和扩大实力以获得未来政权这个实质一语道破。不过他后来还是认真斟酌了别的领导人的意见。在次年《论持久战》—书中明确提出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的作战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8月30日，从洛川赶回延安的毛泽东电复康泽，坚决不同意陕甘宁边区政府以国民党监察院副院长丁惟汾为正，林伯渠为副的决定，提出必须以林伯渠为23个县、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以张国焘为副。
9月份之后，因华北、华东战争形势日渐危急，国民党方面连电中共军队尽快出动。因两党合作的事实还没有完全确认，毛泽东决定先派两个师赴华北前线，却仍留一个师不动。
9月16日，西安的蒋鼎文急电朱德，说蒋介石派军部的5位高参要到八路军视察。毛泽东不同意国民党往八路军中派任何人，对南京派来的高参和政训处副主任，全部予以拒绝，不许进人营门一步。于是朱德复电给蒋鼎文：“五位大员的到来，己引起八路军全体将士不安，既然中央已信八路军可以为国效力，即应信任其自主作战，要是派了监军，恐怕会使官兵心生疑惧，影响战斗力。”
蒋鼎文碰了钉子，国民党的5位大员只好灰溜溜地留在了西安。
毛泽东“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十分有违国民党借日寇之手削弱共产党的初衷。奉蒋介石的旨意，西安的蒋鼎文不断催促刘伯承的129师速上前线。
为此，毛泽东于1937年9月12日致电彭德怀，要他与周恩来一齐去南京陈辞。
德怀同志:
甲、同意你偕恩来去南京一行。
乙、在晋、在冀、在京，均着重解释我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个基本原则，取得他们的彻底了解与同意。
丙、此原则中包含:(一)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现在蒋鼎文还在说刘师应速上前线。彼等用意，或者不明白使用大兵团于一个狭小地域实不便于进行游击战争，如果是这样，可见我们对此原则并未向他们有过彻底坚持的说明；或者他们含有恶意，即企图迫使红军打硬仗。(二)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如不弄清这一点，必将发生无穷纠葛，而红军之伟大作用决不能发挥。(三)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四)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丁、你未回军以前，属我直接指挥，通知朱、任、林、贺。
毛泽东九月十二日
两天之后的9月14日，毛泽东致电西安办事处的林伯渠，狠很地批评了蒋鼎文：“红军主力已上前线，多兵堆于狭地不合游击战使用，因此129师留驻待机是完全正当的。蒋鼎文身为军人不懂军事，还应加意学习我们的兵法，依照他的无知妄想是要打败仗的。”
蒋鼎文并不甘心。后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129师开赴华北，蒋鼎文乘机以陕北河防薄弱为理由，调所属骑兵2师进入陕甘宁边区。次日，蒋鼎文又令28师伪装成保安队，夺取了陕北七里镇等战略要地。毛泽东当日急令在山西的王震359旅回援陕北，蒋鼎文的阴谋才没有得逞。
1938年的清明节，蒋鼎文借国共两党共祭黄帝陵的机会，让张国焘乘他的小汽车叛逃到西安。4月22日，《新华日报》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电令》。武汉失陷后，张国焘在重庆大坪戴笠办的别动总队特务训练班担任政治教官，讲反对共产党的课程，从此彻底脱离了中共。
豫湘桂战役，日军一出手就打掉了蒋鼎文的司令部
毛泽东早在抗日战争刚刚开始的1937年9月，就曾在给林伯渠的电报中，说：“蒋鼎文身为军人不懂军事，依照他的无知妄想是要打败仗的。”
仿佛要验证毛泽东的这个评价，在抗日战争后期，蒋鼎文由于狂妄无知，果然打了一个大败仗。
1940年冬，蒋鼎文到洛阳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副手是被河南人民称之为“水、旱、黄、汤”四大害之一的汤恩伯。能与水灾、旱灾、黄河之灾并列，汤恩伯的为人可想而知。
蒋鼎文也好不到哪里去。虽然他与汤恩伯不和，但在对河南人民的横征暴敛上是一致的。
1944年4月，日军为打通从北平到南洋的大陆交通线，发动了，首先进攻中原，发动了中原战役。
在刘震云的小说《温故1942》中，披露了这样一个细节：
“蒋鼎文在河南省内，不仅剥夺了农民手中最后一点粮食，而且国民党军队还强行征用农民的耕牛以补充运输工具。河南是小麦种植区，耕牛是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强行征牛是农民不堪忍受的。他们用猎枪、大刀和铁耙把自己武装起来。开始时他们只是缴单个士兵的武器，最后发展到整连整连地解除军队的武装。据估计，在河南南战役的几个星期中，大约有5万名中国士兵被自己的同胞缴械了。”
“1944年，河南人为日军带路的，给日军支前的，抬担架的，甚至加入队伍、帮助日军去解除中国军队武装。”
在战役开始之前，蒋鼎文在洛阳召高级将领会议，对日军的企图、目的、兵力，以及进行兵力调整部署等问题，均未谈起，只是要求各集团军、各军官长把军官眷属及笨重行李、重要文件等，尽快向后方转移。
会上，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珏将军主张主动出击的建议。而在蒋鼎文看来，自1941年5月中条山大血战后，日军与第一战区隔河相峙已达3年之久，日军未突破第一战区南岸防线，都是因为他部署的坚强防线，使日军不敢轻举妄动而越雷池半步。因此，现在第一战区的防线没有必要调整，更不必大惊小怪地四处出击，只要稳坐钓鱼台就行了。
蒋鼎文集中4个集团军和其他部队，至少25万人马，迭次配备于约200公里的黄河南岸，广大后方几乎无机动兵力。更让人感到诧异的是，蒋鼎文竟然将自己的战区长官部置于黄河岸边的洛阳城。
这是一个很初级的错误。蒋鼎文想的很简单，以为这样便于在第一线指挥河防作战，自己同第一线将士安危同在，可以鼓舞士气。他混淆了指挥员与指挥机关的界限：高级指挥官本人亲临前线，与高级指挥部置于前线完全是两回事。如果指挥部被敌人打掉，指挥系统陷入瘫痪，数十万名将士在数百公里的范围内，如何统一协调的作战？
尽管蒋鼎文与汤恩伯有隙，大敌当前本应和衷共济。但当汤恩伯兵团在河南中牟、许昌地区与日军血战周旋，几乎吸引了全部日军主力的20天时间里，蒋鼎文的11个军却按兵不动，一直蹲在黄河南岸边，向北静待，坐等日军进攻。
末几，日军少部机械化部队渡过黄河，蒋鼎文的指挥部因离前线太近，有被日军包围的危险，便于5月6日就撤到新安。10日半夜，惊慌失措的蒋鼎文带着幕僚和参谋人员，从新安向西南撤退，通过洛宁进入了绵亘于豫西的伏牛山的深山密林中，眼睁睁看着日军大部队围攻孤城洛阳。
5月25日，洛阳陷于日军之手。至此，38天之内，在蒋鼎文的“指挥”下，国民党军丢失开封至撞关间约400公里、新乡至信阳间约350公里的广大中原地区。
总指挥部逃入深山，聚集在洛阳附近的河防各军群龙无首，乱做一团。渑池以南的翟涯小镇，竟聚集有国民党的3个集团军总部和4个军部！
在西撤途中，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珏将军在陕县秦家坡时一带的麦田里，被追击而来的日军乱枪当场打死，他的特务营也全部牺牲，同时遇难的还有第36集团军总部副官处长周鼎铭少将；步兵指挥官陈绍堂少将等高级将领多人。
豫中战役是整个的开端，此次战役中国军队的大溃败，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蒋鼎文的指挥不当。3个星期内，日军就实现了战役目标，通往南方的铁路也落入日军之手。
在接下来的长沙守卫战中，第九战区司令官薛岳鉴于蒋鼎文的长官司令部被敌打掉，使一战区陷入大混乱的教训，为防万一，决定将第九战区长官部转移到长沙以南约二百公里的耒阳。蒋鼎文也算从反面给中国军队上了一课。
蒋介石对第一战区失守郑州、洛阳，兵败豫中，极为震怒，责令蒋鼎文辞职，撤了汤恩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和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之职。1944年7月初，交割了司令长官职务的蒋鼎文回重庆，到军事参议院坐了冷板凳。不久，蒋鼎文索性脱去陆军二级上将的戎装，去商界赚大钱去了。
蒋鼎文称毛泽东为“当代中国三大伟人”
蒋介石虽然削去了蒋鼎文和汤恩伯的军权，可毕竟是自己的嫡系。不久汤恩伯就在军界另有任用。而蒋鼎文既是蒋介石的浙江老乡，而且又是穿过黄埔系的黄马褂子，也必定会找个机会，重新启用。
果然，在解放战争中期，徐州的“剿共司令”顾祝同因升任参谋总长，原职位空缺，蒋介石便又想起了蒋鼎文，要他继任徐州“剿共司令”。这次蒋鼎文倒是颇有自知之明，自忖并非刘伯承、粟裕的对手，干脆以健康为由，坚辞不就。顾祝同也以蒋鼎文日嫖夜赌，挥霍无度，已不堪重用为由，劝蒋介石另选他人。
最终，“长腿将军”（言其善于逃跑）刘峙被选中。刘峙遇事迟疑，本不堪委以重任，但以蒋介石的用人标准，终究忠信可靠。刘峙更加无能，以至于有后来的徐蚌会战之败。
有道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蒋鼎文大概是跨入商界，跳出军界圈外的缘故，对老对手毛泽东有了重新的认识，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即解放战争时期，突然在美国发表谈话，声称蒋介石、毛泽东、陈嘉庚为“当代中国之伟大人物”，异想天开地鼓吹，为了中国的前途，此三人应“携手合作”！
陈嘉庚何许人也，能与毛泽东、蒋介石并列？
陈嘉庚是一位爱国华侨，对祖国的抗战贡献很大，在海外华人中影响力极大。他老人家曾公开抨击美、蒋勾结，阴谋策划发动中国内战，并曾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抗议，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蒋鼎文小传
●蒋鼎文，字铭三，1895年出生于浙江诸暨，1914年毕业于浙江陆军讲武学堂。1921年5月，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谋部副官。1924年5月任黄埔军校教导团营长。1925年后任国民革命军副团长、团长。1927年任南京警备团团长、浙东警备司令兼第1军第1师长和宁波市公安局长。1929年在蒋桂战争中升任第2军军长，参与指挥“围剿”中央苏区。在第三次反“围剿”中，受到沉重打击。1933年率兵15万镇压福建事变，后任福建绥靖公署主任。抗日战争时期，任西安省主席、第1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总司令。1944年因对日作战失利，引咎辞职。抗战胜利后，弃官经商。1948年任总统府战略顾问。1949年3月去台湾，任“总统府国策顾问”。1974年1月2日在台湾因病去世。
毛泽东点评蒋介石“我做的一件事，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么几个小岛上去了”
“一拉”蒋介石抗日――“二推”蒋介石抗日――“三打”蒋介石抗日――蒋介石一邀毛泽东赴渝――蒋介石二邀毛泽东赴渝――蒋介石三邀毛泽东赴渝――蒋介石夜探毛泽东如临大敌――蒋介石对三邀毛泽东的举动后悔不已――毛泽东与蒋介石的“炮弹语言”――“不能跟着美国乱说”――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晚年情怀――毛泽东与蒋介石共同的心愿――蒋介石先生小传
在国共两党长期的交往中，毛泽东与蒋介石可以说是“打交道”最多的，他们是一对“冤家”，也是一对“老朋友”。他们二人作为国共两党的领袖人物，曾各率大军兵戈相向，也曾面对面谈笑风生、共商国是。其实，自从他们踏上政治舞台起，就开始了相互合作与斗争，并终其一生。其中斗争占了大部分时间段。他们二人的这种“交往”，不但影响着两党两军的命运，而且影响着中国的历史。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在陕北窑洞，毛泽东说到：“陕北毛驴很多，赶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就用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走就打。”
“一拉”蒋介石抗日
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后，立即发起直罗镇战役，一举歼敌一个师，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进攻。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步步进逼，两广地方实力派也在酝酿反蒋，这一切都威胁着蒋介石的统治。于是，南京国民党当局便策划与中共进行谈判，并派人到陕北传递这一信息。
来而不往非礼也。蒋介石既然派来代表向中共转达了愿意谈判的信息，毛泽东也决定与蒋介石直接对话，努力促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二中全会书》，提出：“只要你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和苏区，立即动员全国对日抗战，并实现民主自由与制裁汉奸，我们和红军独不妨害你们抗日，而且用一切力量援勘你们，井愿和你们密切合作。”“我们随时都准备同贵党任何组织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军政领袖进行关于合作救国的谈判。”
蒋介石收到这封信后，心中难免不受触动：他于7月10日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公开宣布了此信，真乃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会上立即产生了积极的反响，反过来又影响了蒋介石的态度，蒋介石在报告中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这比他在国民党五大上所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显然又进了一步，接着，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在与日本驻华大使谈判时，采取了强硬的态度，这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还是第一次。
接着，毛泽东又采取迂回策略，致信蒋介石的妻弟、国民党财政部长、亲英美的宋子文向蒋介石传出了中共中央要求回民党改变政策的信息。
子文先生：
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前次董健吾兄弟来。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弟等频年三呼吁，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外对内方针，目前虽有若干端倪，然大端仍旧不变，甚难于真正之联合抗日。
先生邦国闻人，时有抗日绪论，甚佩甚佩!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1927年以前孙冲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卫三大政策，则非惟救国，亦以自救。寇深祸亟，情切嘤鸣，风雨同舟，愿闻明教。匆此布臆，不尽欲言!顺颂
公绥
毛泽东
1936年8月14日
但是，蒋介石政策的转变，仍然有不少波折。在他看来，所谓中共问题的解决，就是要毛泽东向他蒋介石投诚，共产党向国民党投诚，红军向国民党军投诚由他们收编，他仍坚持自己为一国之主，毛泽东为草寇，—若此着不行，则仍要以武力来解决，并认为是“上策”，还要再试一试。所以，他—面邀周恩来到广州或香港淡判，一面布置对红军的“围剿”想给红军以大的打击后再在谈判桌上讲条件。
“二推”蒋介石抗日
日本帝国主义一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不仅严重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也严重威胁着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统治地位，蒋介石及国民党的许多高级军政人员也有相当强烈韵民族情绪，为了促使蒋奔石翻然悔悟，毛泽东一面做好军事上的准备，一面派潘汉年到南京同国民党谈封，同时与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高级将领一起，致信蒋介石，推动其抗日。
介石先生台鉴：
去年8月以来，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屡次向先生要求，停业内战，一致抗日，自此主张发表后，全国各界不分党派，一致响应，而先生始终孤行己意，先则下令“围剿”，是以有去冬直罗镇之役。今春红军东渡黄河、欲赴冀察前线，先生则又阻之于汾河流域。吾人因不愿国防力量之无谓牺牲，率师西渡，别求抗日途径，一面发表宣言，促先生之觉悟。数月来绥东情势益危，吾人方谓先生将翻然变计，派遣大军实行抗战，孰意先生仅派出—汤恩伯之八个团向绥赴援，聊资点缀。而集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王均、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孙震、万耀煌、杨虎臣、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高桂滋、高双战、李仙洲等260个团，其势汹汹，大有非消灭抗日红军荡平抗日苏区不可之势。吾人虽命令红军停止向先生部队进攻，步步退让，竟不能回先生积恨之心。吾人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军队与抗日根据地计，不得已而有11月21日定边山城堡之役。夫全国人民对日寇进攻何等愤恨，对缓远抗日将士援助何等热烈，而先生则集全力于自相残杀之内战。然而西北各军官佐士兵之心理如何，吾人身在战阵知之甚悉。彼等之心与吾人之心并无二致，亟欲停止自杀之内战，早上抗日之战场。即如先生之嫡系号称劲旅者，亦难逃山城堡之惨败。所以者何，非该军果不能战，特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宁愿缴枪于红军耳。人心与军心之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扪心一思其故耶?今者绥远形势日趋恶化，前线之守土军队为数甚微，长城抗战与上海“一.二八”之役前车可鉴。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官重心危，立马陈词，伫侯明教。
“三打”蒋介石抗日
在民族大义面前，蒋介石虽有心抗战，但心胸狭隘，终究容不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队伍。毛泽东的“一拉、二推”对没有起到根本性作用，最终还是以“三打”逼迫蒋介石改变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有意思的，完成这“三打”任务的并非毛泽东领导的军队，而是由蒋介石部下张学良的东北军与杨虎城的西北军。
蒋介石平息了“两广事件”后，于1936年10月20日匆忙赶到西安，催逼张、杨督兵“剿共”。然后又匆忙奔走于洛阳、太原等地部署“剿共”事宜。10月29日，是蒋介石五十岁生日。张学良借拜寿机会，当面向蒋介石陈说“剿共”是最不得人心的，应该停止内战，一道抗日，并要求释放那些爱国人士，当场受到蒋的训斥。次日，蒋在洛阳军官学校纪念周会上讲话又借题发挥说：“勾结日本是汉奸，勾结共产党也是汉奸”。散会后，一些人劝张学良不要再在蒋面前谈停止内战问题，张说：“我还是要谈，不过以后我要做什么，连我老婆也不会知道。”后来，他婉转地邀蒋到西安去听听群众反对打内战的意见。
12月4日，蒋介石带着满身杀气再回到西安，蛮横地要挟张、杨：要么督兵“剿共”；要么将部队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北“剿共”。并内定蒋鼎文为“西北剿共总指挥”，自己亲自督战。张学良得知后，乃与杨虎城紧急磋商。他说，若服从蒋的命令，与红军的协商计划就会根本破坏，我们的实力皆将被瓦解。于是，他与杨虎城决定第一步“苦谏”——尽量说眼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果“苦谏”无效，就采取第二步“兵谏”——设法捉蒋，逼蒋抗日。12月7日，张学良到蒋的驻地临潼华清池，向蒋苦口极谏，痛哭陈词，想以至诚感动和说服蒋介石。蒋介石却勃然大怒地说：“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会改变。”
12月9日，西安学生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周年大会和请愿游行。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张学良和蒋介石又发生很大冲突。蒋介石认为。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张学良则认为。学生请愿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处理办法，只有和平劝导。他说；“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的，任何中国人的。我们的枪，所有中国人的枪，都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下午，学生游行队伍向临潼出发，蒋介石下令：“如果游行队伍到临潼就开枪，格杀勿论。”张学良为群众的抗日热情感动，立即乘车在十里铺迎住游行群众。他说：“你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很好。但你们不要去潼道，你们去了，一则不能解决问题，二则有危险。”最后他表示：“我和大家的心是一致的，几天以后，我张学良一定用事实答复你们。我说的话一定算数，我可以拿我的头作保证，请你们相信我的话，还是回去！”从这以后，他又两次向蒋哭谏，均未动摇蒋的“剿共”主张。11日晚，他从临潼回到西安，部署军队，宣布作战命令。兵谏的行动，是由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分头进行的。十七路军负责拘禁西安城内的蒋军军政大员，解除蒋军部队的武装。封锁机场，扣留飞机等等。东北军负责到华清池捉蒋，由一O五师师长刘多荃、团长白凤翔，及张的卫队营长孙铭九率部执行任务。为了保证捉蒋成功，张学良事前还带着刘、白二人去临潼认识蒋介石，并察看了地形。12日六时，东北军在晨雾之中，冲进华清池。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击溃了蒋的卫队，包围了骊山，在半山腰的一块巨石旁边捉住了蒋介石。
毛泽东得知这一事变的消息后，立即召开会议商讨对策，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蒋抗日的方针，并应张扬的要求，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协助解决事变，使“西安事变，成为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形成的枢纽。从此，中国历史进入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新时期。
蒋介石一邀毛泽东赴渝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企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继续维持其独裁统治，阴谋发动内战，对这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早巳预料到。蒋介石是打内战的，但他发动内战，抢夺抗战胜利果实，还需要时间；再说，抗战八年，中国人民经过了颠沛流离，千辛万苦，流血牺牲，最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人民希望从此过上和平安定的生活，休养生息，他突然立即发动内战，不能不顾忌人民强烈的反战情绪。当然，国际形势对蒋介石也有压力。抗战胜利前后的一个时期内，苏、英、美三国维持着同盟国的关系，三国都表示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民主势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国际和平力量强大，这对蒋介石坚持打内战的政策也有一定抑制作用。
美国特使赫尔利向蒋介石献计：“蒋委员长可否给毛泽东发个电报，邀他来重庆共商国是。如果他拒绝，你可以接二连三地发电报邀请他，充分显示你的诚意。如果毛泽东明确表示不来重庆，拒绝和谈，你就可以向全世界宣布，共产党不要和平。你就可以大加讨伐，而不负任何责任。”蒋介石闻听此言，眼前一亮，觉得此计甚妙：一是可以满足国内要求和平的人的愿望；二是可以满足国际社会要求；三是可以充分利用和谈时间，调兵遣将，部署兵力，真可谓“一石三鸟”。想到这里，蒋介石心里有说不的高兴。于是乎，蒋介石开始大唱和平论调。1945年8月14日，他在政治谋臣吴鼎昌等人的策划下，给毛泽东拍来了第—封电报：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
毛泽东看完电报后，笑坷呵地对其机要秘书叶子龙说：“这是蒋介石迫于国内、国际形势，迫不得已做出的‘假和平、真备战’的缓兵之计。抗战期间蒋介石把精锐兵力放在西南、西北大后方，现在要调到前线抢果实，还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再者，抗战胜利，世界需要和平，过早撕下脸皮就会失之于民，也有些天意难违呀。”
8月16日，毛泽东回电蒋介石：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未来铣
蒋介石二邀毛泽东赴渝
蒋介石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一看毛泽东以“朱总司令日午电”为条件，要蒋作出明确答复。8月20日，蒋介石发第二封邀请电：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送来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防碍犹小。今于盟军所巳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属守将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蒋中正哿
蒋介石真不愧是20世纪最为狡猾的政客之一，在第二封电报里除了以盟军司令部命令为借口把责任推个一干二净，并反诬朱总司令不执行命令外，又进一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言辞之恳切，极易迷惑渴望和平的人士，还以为蒋介石真的是那么热爱和平。
毛泽东岂非等闲之辈，为了揭穿蒋介石利用和谈作掩护，加紧运兵的阴谋，也为了揭穿其利用和平姿态欺骗人民，寻找借口，把内战的责任强加在共产党身上，以便他取得进行内战的政治资本的“鬼把戏”，毛泽东于22日致电蒋介石：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从中央社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恳。
毛泽东未养
此电表明，中国共产党愿意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但没有就毛泽东是否赴重庆给蒋以明确答复。此前，共产党领导层内部就此问题召开过会议，会议决定：先派周恩来到重庆谈判，随后视情况再决定毛泽东是否亲去谈判。
蒋介石三邀毛泽东赴渝
蒋介石看到中共领袖毛泽东两封回电均无亲来重庆之意，再联系到近期各特务机关发回的毛泽东不敢到重庆的情报，认准毛泽东有怯懦之意。蒋介石深知毛泽东从秋收起义至今从未离开过根据地；如果毛泽东不来，就把破坏和谈、引发内战的罪名扣在了共产党头上：毛泽东若来，正好拖住他争取时间做好进攻解放区的准备。自己假和谈一着是绝妙之策，想到此越发得意忘形起来。8月23日，蒋介石又给毛泽东拍发了第三封电报：
毛泽东先生勋鉴：
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周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巳准备飞机迎接，特再驰电速驾！
蒋中正梗
毛泽东在不到10天内接连收到蒋介石的三封邀请电报，这在其“交往”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且一封电报比一封电报言辞恳切，一封电报比一封电报时间紧急，指名道姓要毛泽东亲赴重庆，甚至连飞机都预备好了。
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对策。毛泽东发言道：“蒋介石三次邀我，这个风险要冒。不去，不利。虽然是假戏，但要假戏真做。不然，内战的帽子就戴到了我的头上，戴到了我们共产党人的头上。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失掉一些人心。能谈则谈，谈不成，顶多是坐牢，杀头。就目前看，蒋介石这样做还有很大困难：一是我们有解放区一万万人民、一百万军队和二百万民兵做后盾：二是国统区觉悟了的人民是反对内战的；三是国民党内部也有一部分人不赞成内战。”
为了最后挽救和平，为了教育人民争取中间势力，孤立美蒋反动派，以极大的努力来寻求避免内战，实现和平的道路。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将计就计，毛泽东由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亲自去重庆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并于24日回电答复：
特急，重庆
蒋介石先生励鉴：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敬
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和赫尔利的陪同下，乘飞机于下午到达重庆九龙坡机场。
毛泽东下飞机后，就在机场发表了书面谈话，说明此行的目的，他庄严指出：“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毛泽东的简短讲话，把中国共产党对当前时局的政治主张，光明磊落地宣告于中外。
蒋介石夜探毛泽东如临大敌
毛泽东抵渝的当晚，蒋介石没宴为毛泽东接风。参加完蒋介石举行的晚宴后，在蒋介石的一再邀请下，毛泽东下榻于林园二号楼。和在延安时一样，饭后，毛泽东坐在桌前开始读报。周恩来征得毛泽东同意，前往桂园与张治中、邵力子等人商谈次日的谈判安排。王若飞以及随同而来的政治秘书胡乔木因另有公事，搭乘周思来的车子，到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警卫队长龙飞虎及警卫员陈龙、颜太龙、齐吉树则坐在毛泽东房间里擦拭随身携带的武器。
不一会儿，三个身穿国民党军服、全副武装的彪形大汉，径直推门走了进来。
在毛泽东的房里，龙飞虎、陈龙插在衣兜里的手，迅速扳开了机头。这时，对方一位军官模样人开口了：
“屋里只留下毛先生，其余的人请回避。”
龙飞虎等人根本不理睬他，站在毛泽东前面，仍是一动不动。正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仍旧坐在桌前的毛泽东慢悠悠地对几个警卫人员说：
“你们几个先到前面回避一下吧。我有事情，你们不必管我了！”
“但几个警卫人员仍是犹豫不决，不愿离开。在毛泽东又一次示意下，他们才很不情愿、很不放心地来到前院的一个小走廊上。这里毕竟是蒋介石的老巢呀，到处是特务、宪兵，他们一个个紧握手枪，屏住呼吸，观察着事态的发展。
很快，庭院走廊上三步上岗五步一哨全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士兵。就在这时，除了毛泽东房间和灯亮着外，其他的灯突然一下予全部熄灭了。
见此情景，从延安跟随毛泽东来重庆的齐吉树从兜里“刷”地一下掏出手枪，就要往毛泽东屋里冲。这时，在重庆已跟随周恩来数年、深谙敌情的警卫队队长龙飞虎用他那粗壮有力的胳膊把齐吉树摁住了，并说到：“老蒋又在演戏了！”
就在这时，但见一位肩披呢制黑披风、身穿国民党特级上将制服的人，在七八个人的前呼后拥下快步向毛泽东的房间走来。
“蒋介石来了！”龙飞虎说。
“哪一个?”
“中间那个。”
大约20分钟后，蒋介石从毛泽东的房间里走了出来，又在众人的簇拥下登上汽车，很快便消失在茫茫的夜幕之中。
毛泽东的警卫人员立即冲进毛泽东的房间。
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水杯，坦然一笑：“你信知道刚才是谁来了吗？是蒋介石探望我来了。说起来，我与蒋介石快有20年没见面了。”
“他们来那么多人，为什么让我们出去?”
“你们在这里，人家蒋介石不放心嘛！”毛择东笑着回答，口气中有几分轻蔑。
从毛泽东房间里出来，几个警卫人员还在嘀咕刚才的事：“怪不得今天下午，他们三番五次地来人要求我们进行武器登记。原来，蒋介石是怕我们胡来，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蒋介石对三邀毛泽东的举动后悔不已
由于当时蒋介石判断毛泽东不敢来重庆，所以，在谈判的准备工作上很不充分。正如后来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他们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我们，我们去了，可是他们毫无准备，一切提案都要由我们提出。”
8月29日清晨，吹拂着千树百花的秋风，送来阵阵清香，风景独好的林园内，莺啼蝉叫，黄鹂鸣翠。
毛泽东打破了在延安时的工作生活习惯，早早地起床了，到外面散步，呼吸着外面清新的空气，不时伸开双臂，舒展着身躯。
在曲径蜿蜒的林中小道上，齐吉树陪毛泽东漫步予楼旁的甬道上，正好与也已早起的蒋介石不期而遇。俩人从林阴深处沿着长满青苔的石级，拾级而止，然后就座于林阴道边的一个圆石桌旁。
“润之先生，你怎么起得这样早哇？听说你有晚上办公习惯，怎么，来这里不习惯？”蒋介石兄长的语气，显得十分关心地对毛泽东说。
毛泽东面含微笑道：“岁月如逝水，有道是前30年睡不醒，后30年睡不着嘛!蒋委员长不知有没有这个体会?”
蒋介石一下子就感到毛泽东话锋的锐利，忙岔开话题：“嗯，嗯，润之来到这天府之国的雾都，感觉如何？”未等毛泽东回答，蒋介石接着说：“四川的土地肥沃得很哩！林森老先生生前对我说：在这里的任何一块土地上，就是插上一根龙头拐杖，来年也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林老先生十分钟情于这块土地，所以，死后就长眠于此间山水中，前年年底政府为林老先生举行了奉安典礼后，才将先生的梓棺由官邸大礼堂移入墓中的。润之如有兴趣余可陪你去那里看看……”
毛泽东明白这是蒋介石有意绕开正题，即答道：“小弟不敢有劳委员长大驾陪同，改日，余定要拜谒林主席之墓。林老先生在担任国民政府主席期间，对日态度强硬，力主抗战，深受国人爱戴。林主席去世时，我们曾发来了‘领导抗战，功在国家，溘闻逝世，痛悼同深！’的唁电，以示对林主席的崇敬。”
上午，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在桂园同张治中商谈谈判的内容和程序问题。下午，双方开始正式会谈。蒋介石摆出一副大家的风度。对毛泽东和周恩来说：“政府方面尚未提出具体方案，是为了表明政府对谈判并无一点成见，愿意听取中共方面的一切意见，希望中共本着精诚坦白之精神，提出自己的意见。”
毛泽东十分诚恳地表示自己的意见：“我们到这儿来，一句话，是为了和平，中共希望通过这次谈判，使内战真正结束，实现永久的和平。”
蒋介石不等毛泽东说完，就接上道：“中国没有内战。”
毛泽东毫不客气地批驳道：“要说中国没有内战，蒋主席恐怕是自欺欺人吧!”接着，毛泽东历数十年内战及抗战以来的大量事实，证明内战不但在中国存在，而且从未停止过。毛泽东说：“从‘九一八’事变以后，就产生了和平团结的需要。我们表示了，但是没有实现，到“西安事变’以后，‘七七’抗战以前才实现了，抗战八年，我们一再表示愿意谈判解决各种摩擦。”毛泽东对蒋介石“中国无内战”的论调严词批驳后，蒋介石在他当天的日记中万分沮丧地写道：“脑筋深受刺激”。显燃，蒋介石对自己三邀毛泽东弄巧成拙的举动，已是叫苦不迭、后悔不已。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并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包括否定独裁政治和内战政策的五项协议，但是，不久均被蒋介石撕毁。6月，蒋介石向解放区全面进攻，全国性的内战爆发，仅三年多时间，拥有800万军队的蒋介石便被毛泽东领导的人民军队打得七零八落，蒋介石也被赶到了孤岛台湾。毛泽东后来曾说过：“我做的一件事，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么几个小岛上去了”。
蒋介石被赶到台湾初期怎么也不甘心，他弄不明白为何在不到四年的时间中，就被毛泽东领导的比自己弱小很多的共军打得一败涂地。其实，蒋介石的眼光是狭隘的，他只把军事力量视为其生命的支柱，殊不知，军事力量只是一种表象，而人民的力量与人心的力量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最根本性因素。后来，蒋介石对大陆失败的原因进行分析，似乎明白了这一点，他认为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军队“主义不明”、“心志不坚”，首因则在于国民党一些党员“变党卖节”，以至“民心涣散，士气坠丧，形成分崩离析的局面”。此外国民党的组织纪律以及对民众和青年的宣传教育也都存在很大的问题。蒋介石痛下决心，决定彻底革除国民党的上述积弊，并做出“一年准备，二年进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反攻计划。所以，蒋介石虽然败退到了台湾，但他与毛泽东的“交往”并没有终止，他无时无刻不在想找毛泽东算帐。
毛泽东与蒋介石的“炮弹语言”
朝鲜战争结束之后。美国积极奉行“台湾独立”政策，并于1954年与台湾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这一系列事件震动了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美国干涉我国内政的意图已非常明显，美国到底要介入到什么程度，《共同防御条约》的效力多大？毛泽东决心对金门实施炮击，以便在实战中摸一措美国的“战略底牌”。
1958年8月23日下午5时30分，解放军以459门火炮开始轰击金门，在85分钟内发射炮弹3万余发，岛上国民党军损失惨重，官兵共伤亡600余人，金门和澎湖防卫部的二名中将副司令当场身亡。
我炮击金门后，截断了金门守军海上补给线。美台组成联合护航队。我福建前线指挥部请示是否炮击联合舰队。毛泽东命令：“照打不误，但不打美舰，只打蒋舰，如果美舰开火，我军也不还击”。战斗中，我军攻击台舰时，美舰竟丢下台舰，掉头向台湾方向遁去。我军意识到：美台联盟仍是有一定限度的，为了自身利益，美国是不会冒同中国发生直接冲突的危险的，在金门、马祖问题上美国实行的是脱身政策。从而摸清了美国的战略意图和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底盘。于是，10月5日，毛泽东下令从次日起停止炮击。
然而，此时美国又抛出一项新政策，劝说台湾从金门、马祖撤军，然后搞台湾独立。蒋介石坚决不同意，双方发生了激烈争吵，美蒋矛盾开尖锐。
毛泽东认识到让金门、马祖留在蒋介石手里，不但有可能促进今后两岸关系的改善，也会使蒋介石有资本去抵制“台湾独立”的活动。但金门岛上的守军甚至台湾岛上的政权，毕竟要依赖美国支援才能生存。解放军如果再施加封锁压力，势必导致压蒋介石向美国就范。那么，金门岛上守军除了崩溃之外，就只有再重演一次大陈岛撤退。如果只能夺取金门、马祖而不能同时解决台湾问题，那么国共之间在地理上的距离将由不足十公里扩大到一百多公里，且隔着一道台湾海峡，接触更加不方便。而蒋介石失去象征其在大陆沿海存在的最后据点，将使得美国更便于制造“两个中国”或支持“台独”。让金门、马祖留在蒋介石手里，不但有可能促进今后两岸关系的改善，也会使蒋介石有资本去抵制“台湾独立”的活动，而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促进祖国统一大业。
毛泽东又作出了新决策。十月五日上午八时，毛泽东指示福建前线部队：“不管有无美机美舰护航，十月六、七两日，我军一炮不发；敌方向我炮击，我也一炮不还。偃旗息鼓，观察两天，再作道理。”
“不能跟着美国乱说”
美国要求实现“永久性停火”，造成两岸事实上的分离，进而制造“台湾独立”。而台湾当局又拒绝和谈，毛泽东决定再次对台湾施加军事压力。一方面，力求挫败美国的阴谋；另一方面，打算把蒋介石强行拉到谈判桌边来。
10月6日，由毛泽东起草、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停止七天炮击，以便于金门守军补充给养。暂停炮击的七天期限刚过，福建前线广播站播送了彭德怀给福建前线解放军的命令，也出自毛泽东的手笔，宣布再停止炮击两周。
美国一方面在华沙中美会谈中要求“永久停火”，一方面又压迫蒋介石撤退或减少在金、马的军队。十月十九日，美国第七舰队派出了四艘军舰，进入金门海域为国民党军运输船队护航，并派杜靳斯亲临台湾做蒋介石的工作。
十月二十日，毛泽东下令再次炮轰金门。炮击开始的时候，杜勒斯正从华盛顿飞经阿拉斯加的基地。共产党恢复的猛烈炮击，使杜勒斯难以完成去台北劝蒋介石从金、马撤军的使命，不得不打电话叫醒已入睡了的艾森豪威尔，请示总统他还去不去台湾。艾森豪威尔考虑了一会儿，要他还是继续前往，与蒋介石商讨的内容可因炮轰而有所调整。台湾当局在背后说，这炮打得好！毛泽东是台湾最好的代言人。
10月21日，杜勒斯与蒋介石会谈时仍坚持要蒋介石撤退在金门、马祖的驻军，并停止对大陆使用武力，造成两岸事实上的停火和隔离。双方冲突起来，蒋介石恼怒地回答：“在我活着的时候不会撤军！”最后，双方作出了让步达到妥协。美国不再要求蒋介石从金、马撤退，并同意增加对台湾的援助；蒋介石则应允“减少金、马驻军”，不再对大陆使用武力。
毛泽东将美蒋矛盾看在眼里，觉得蒋介石受了杜靳斯的气。10月25日，毛泽东又以彭德怀的名义起草了《再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以后对金门“单日打炮、双日不打”与对机场、码头、海滩和船只“四不打”的方针，还表示愿意向对手提供补给品。
1958年10月31日，中国宣布实行战争史上罕见的戏剧性安排：对金门单日打炮，双日停止。单日打，表示中国内战仍然存在；双日停，便于台湾军队补充给养，长期固守。其精致巧妙令世人赞不绝口。美国对此毫无办法，只得宣布停止护航。国民党也接受了这种象征性战争的安排，仅在单日偶尔发炮还击。
自1959年初，双方的炮击都只打到海边的无人地带。自1961年12月中旬起，大陆停止实弹射击，只在单日打宣传弹，随后，台湾军队也积极响应，照此办理。这种象征性的炮击持续到1979年1月1日正式结束。
毛泽东的文告及做法，使蒋介石终有所领悟。“金马危机”刚结束，国民党中央在台北召开宣传工作会议，认识到对国共之战的宣传犯了一项重大错误，即跟着美国佬把共产党骂为“侵略者”，这等于是跟人家承认“两个中国”。何为侵略?两国之间越过国界打仗才成其为“侵略”。国共双方在金门交火，都是在中国领土打仗，只是国共内战的延续，谈不上什么“侵略”，更扯不上什么“武力扩张领土”。蒋介石指示台湾当局各方面在有关方面，“不能跟着美国乱说”。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日，毛泽东在中共省市委书记会议讲话谈到台湾问题时说：“现在这个时候，台湾是要胡适、陈诚，还是要蒋介石?在这个中间选择，我看还是选蒋介石。陈诚、胡适跟美国联系得比较多，还是要蒋介石好。……国际上，联合国假如通过要我们去，有他我们就不去，运动会有他我们就不去，至于总统，那还是他好。……可以十年、二十年不去进行改革，还是三民主义，搞特务，反共，尽他去反，只要你这个葫芦是挂在我的腰上，不挂在美国的腰上。……历史上不管中国外国，凡是不应该否定一切的……要做恰当的估计。”
炮击金门，始终是在美国的军事威胁下进行的。毛泽东既坚持政治原则，同时又采取非常谨慎的军事行动，达到了我们的根本目的。这种一切从实际出发，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斗争艺术，在对我未来的东南沿海军事斗争中极具借鉴意义。
曾有史论评述说，毛泽东这个思想，“在二十年后，被邓小平发展成为完整和系统的‘一国两制’构想。”
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晚年情怀
70年代上半期，对于毛泽东、蒋介石来说，是他们人生的最后岁月。历史把他们的希望与遗憾、成功与失败、喜悦与忧伤交织到生命的最后。
1972年3月，在台湾上空的浓重阴云中，蒋以86岁高龄出任第五届“总统”，悲壮宣誓：“只要毛共及其叛国同党一日尚存，我们革命的任务不会终止，纵使我们必须遭受千百挫折与打击，亦在所不惜，决不气馁。”但“英雄”暮垂，他的精神已支撑不住他的宏志。健康每况愈下，多种疾病与车祸交相而至，最后三年，他只公开露面三次。毛泽东推动了乾坤的转移，但接连的胜利并未给这位巨人带来太多的喜悦，“文革”这场风暴已让他疲倦了，特别是林彪事件的强烈刺激，这位奋战一生的伟人也处在疾病与苦闷的折磨中。
在毛、蒋个人间，毛泽东早已超然以“老朋友”呼蒋。国共争雄，蒋使毛泽东家破人亡，迷信的蒋曾数次去掘毛泽东的祖坟，而毛泽东面对落在自己手中的蒋的祖墓、祖坟却护之一草一木、一砖一石。“文革”中，细心的周恩来一再指示不许冲击溪口蒋宅墓地，但1968年还是有人闯入，炸毁慈庵，所幸未移动遗骨。蒋介石在台得知，嘱其儿孙“永记此一仇恨不忘，为家为国建立大业，光先袷后，以雪此家仇国耻也。”但中央政府很快修复并严加保护。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巧妙地把蒋“拉”入中美间的历史性对话中，他握着尼克松的手幽默一语：“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对这件事可不赞成了。”轻松一语把中美蒋三方本来很敏感微妙的关系清晰地点化了。当尼克松问道：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称他什么?毛泽东哈哈大笑，周恩来代答：“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在报纸上，有时我们称他作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互相对骂就是了。”主席说：“实际上，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长得多。”
在拧开美国大门一周年时，毛泽东又迫切地去拧国共间那扇僵锁了几年的门，他的思维向“和平解放台湾”的基点回落。国家体育机构仍作先锋：主动邀请台湾运动员、教练等到京参加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亚运会选拔赛、全运会等；对应邀回国参加比赛的旅日、旅美等台籍同胞热情接待，并召开座谈会、联欢会阐述中共的政策。有关部门恢复“二•二八”纪念活动，廖承志、傅作义等著名人士纷纷走出，发表谈话，重新强调“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欢迎台湾各方面人员来大陆参观、探亲、访友，保障他们安全和来去自由”。1975年里，司法机关连续特赦了全国在押的293名战争罪犯、95名美蒋特工和49名武装特务船员、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能工作的安排工作，不能工作的养起来，愿去台湾的给路费。病榻上的毛泽东在竭尽全力地向历史作着交代。
与毛泽东相比，蒋介石的思想是拘谨僵持的。毛给蒋的自尊压力太大，蒋至死未放弃“讨毛”的呼吁，毛泽东成为蒋一生无法原谅的“敌人”。对外他无法作到轻松地讨论毛泽东，更谈不上称毛泽东一句“老朋友”。他反复强调绝不与苏共和中共接触。
但“国”在他的心中。1974年元旦，南越派军舰闯入西沙。蒋激烈拍案：娘希匹。如果中共不出兵，我即出兵。当即指示台“外交”部门“发表中国领土不容侵犯”的声明。中国与南越的海上之战爆发后，西沙海军要求增兵，邓小平请示，毛泽东同意，并特别强调“直接走!”以前为避免国共不必要的磨擦，中共海军军舰在东海南海间的往来调动都绕道台湾东南的公海，穿越巴士底海峡。但此次4艘导弹护卫舰却鲜明地站在东引岛一侧，准备通过。午后正坐在安乐椅上闭目养神的蒋介石听了这个报告，不由一顿，后不假思索地幽幽一言，“西沙战事紧哪!”当晚，国民党军打开探照灯，中共舰只顺利通过。毛泽东精明地考了“老朋友”一下。
毛泽东与蒋介石共同的心愿
人老情切，蒋介石的思乡情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愈加炽烈。1975年春节前后，回台任“总统府资政”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接受蒋秘密使命，经秘密渠道向中共发来了邀请毛泽东访问台湾的信息。毛泽东反应了，他曾对二度复出担任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说：两岸要尽快实现“三通”，你可以代表我去台湾访问。没等共产党回音，陈立夫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人民。”陈立夫特别呼吁毛泽东能“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前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1975年4月5日是中国清明节，中国人悼念亡者的传统节日。早晨，久卧病榻的蒋介石坐在轮椅上，以久已不见的笑容迎接前来请安的儿子。夜幕降临，蒋陷入昏迷中，子夜晨钟响起前的10分钟，蒋衰竭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蒋介石死前曾留有这样的遗嘱：“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从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勿怠勿忽。”
蒋介石带着一个遗憾走了，这是一个多么令人伤悲的梦。他年复一年充满激情地发表着“反攻”的文告，宣布着“反攻”的时间表，作着“反攻”的计划，据说设计出了一千多种方案。人们笑他不自量力，痴人说梦。事实上，“复国”于他，与其说是可笑的“梦”，不如说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念”；一个在美国(请来的“保护神”)赤裸裸祸心下，蒋给自己、给台湾贴的特殊护身符；一个在20多年漫长岁月中，蒋唯一赖以维系支撑这个海中孤舟上的生命群体在孤独彷徨中苦斗向前的精神法宝。他的固执、傲慢、自大造成了台岛飘移在母体之外的悲剧，而他未泯的中国心又让他全力用“反攻”梦想将台岛命脉拴在母体上。他要回去!他要让美国、让岛上所有的人深信：他和国民党带台岛回家的坚定不懈的决心与信心。或许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他永远兑现不了自己的诺言，他唯一能做的只能是把自己这一生信念、奋斗的意义留在遗嘱中，将其传给后代。
世间最强者正是最弱者。蒋的政治包袱背得太重了，他至死也不肯平实地阐述自己的回家之路。恐惧使他严严地封闭了通向大陆的门窗，人为地堵住了通向大陆的通道。两岸一家，却天涯隔断，38年骨肉难聚、望穿秋水水化泪啊!40年，两岸写就了一首感天撼地泪迹斑斑的民族长恨歌。多少人遥望故乡梦断肠，骨肉难聚泪行行；多少家庭散失难聚、离恨黄泉。老同盟会员吴稚晖死时遗嘱将其葬在金门附近海域以贴近大陆。长期担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老先生，孤独无依，深念大陆的妻子儿女，无以释怀，抑郁苦闷，于1964年11月逝于台北。病中写下三章哀歌堪为人间离情绝唱：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有国殇。
在蒋介石离去的几个月后，毛泽东生生死与共的战友周恩来逝世。1976年7月6日，毛泽东另一位紧密相依的战友朱德逝世。28日河北唐山大地震，波及京津，整个唐山化作废墟。重病中的毛泽东听了地震情况汇报后，流泪不止。他的身体在接连而至的震动中更为虚弱。往事、未来在这位伟人的心中交轨重叠。他对守护在身边的华国锋、汪东兴等政治局委员缓缓言道：“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1976年9月9日零点10分，毛泽东在49年前打响秋收起义枪声开始井冈创业的时刻，合上了他生命的传奇书卷。
毛泽东再造了中国，但没有能实现两岸统一。这位创造了无数奇迹的巨人带着一种深深的惆怅无奈地走到了生命终点。他没有蒋那么重的政治包袱。“台湾问题需要时间，也需要等到下一代解决。”已经参与到其中的党的第二代领导人、第三代领导人邓小平与江泽民接过了毛泽东未完成的两个历史任务。
毛泽东与蒋介石这两位称得上20世纪非常著名的风云人物，最后以各自的方式写下了“共同”的遗嘱而去了。统一，何止是他们的事业、他们的遗嘱，这是历史的遗嘱，是所有为中国统一而奋斗终生的人们的临终嘱望，是民族血泪写就的心愿。
历史应该前进，后继者只有明识前人的血泪所得，才能真正把历史推向前进。只有进一步走出历史的阴影，才是真正继承前人的遗志。
蒋介石先生小传
蒋介石(1887一1975)浙江奉化人，官名中正，字介石，少时名周泰，字瑞元，学名志清。国民党特级上将。早年就学保定军官学校。1907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依附护军都督陈其美；任团长。曾受命刺杀光复会领袖构成章。1919年后混迹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从事投机买卖。1923年到广州，任广东军政府文本营参谋长。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时，得到孙中山信任。同年奉派赴苏联考察军事。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孙中山逝世后，在1926年先后制造了排斥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主席、组织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职，开始形成其个人的独裁统治体制。1927年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并在各地“清党”，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历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院长和国民政府主席。
1931年以后，对日本的武装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继续进行反共内战，对中国工农红军先后发动多次“围剿”。此外又不断制造军阀混战。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被迫结束十年内战，开始丁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一面抗战，一面与日谋和。1938年武汉失守后，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连续掀起三次反共高潮。1938年3月任国民党总裁。1943年9月再次任国民党政府主席。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积极准备内战。1945年8月，蒋介石伪装和谈，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并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包括否定独裁政治和内战政策的五项协议，但是，不久均被蒋介石撕毁。6月，蒋介石向解放区全面进攻，全国性的内战爆发。
在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蒋介石的军事力量逐渐丧失了战略优势，1947年6月以后，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彻底被打垮。其间，即1948年4月，根据国民党单独召开的国民大会制定的宪法，蒋介石当先为国民政府总统。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出求和文告。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声明，提出了以彻底消灭反动势力为基础的八项和谈条件，揭穿了蒋介石和谈阴谋。21日，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回奉化进行幕后指挥。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人民解放军发布“奋勇前进，解放全中国”的命令，百万大军强渡长江。22日，蒋介石由溪口到杭州，召集军事会议，商讨“最后一战的全面作战计划”。23日，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蒋家王朝彻底覆灭。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12月10日，蒋介石于成都率国民政府残余机构逃往台湾。
在台湾期间，蒋介石一直担任国民党，总裁连任几届政府总统，并统帅军队。1975年4月5日，蒋介石死于台北，终年88岁。
第三部分毛泽东评卫立煌“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
“虽剩一兵一卒，也得在原平死守七天”――强将手下无弱兵――日军腹中的“盲肠炎症”――“第一位到延安的战区长官”――给18集团军发给养――“先生返国，甚表欢迎”――卫立煌上将小传
毛泽东与卫立煌第一次见面是在国共合作局面形成以后的1938年。当时，卫立煌刚刚指挥完中条山对日作战行动，被阻隔于敌后，顺便取道延安见到毛泽东的。在延安，这位被朱德称为“在忻口战役中立下大功的民族英雄”受到了盛况空前的欢迎，使他感受到了延安人民和毛泽东的真诚，对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好感。在其以后的岁月中，他虽然再次与人民为敌，但实属无奈，并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蒋介石兵败大陆后，卫立煌蛰居香港，拒绝去台。后来，终于在适当时机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被毛泽东赞誉为“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
“虽剩一兵一卒，也得在原平死守七天”
1937年10月1日，日军参谋本部命令华北方面军：“以一部兵力在山西省北部作战，占领太原。”当夜，华北方面军即令第5师团担任攻占太原的任务，为统一晋北作战行动，将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的4个多旅团统归第5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指挥。此时，日军在晋北的兵力计有3个师团7万余人及火炮250门和战车150辆。
国民党统帅部于10月2日命令卫立煌率第14集团军4个师1个旅，由石家庄经正太线运往太原，增援晋北。第二战区决定在忻口地区,“以攻势防御之目的，以主力占领既设阵地，两翼依托五台山及宁武各山脉，缩短战线，集中兵力，对侵入之敌乘其立足未稳迅速击灭之。”
10月1日，日军混成第二旅团1000余人，由繁峙向阳明堡发起进攻，经与守军第19军激战后，突入阳明堡。4日，日军混成第十五旅团向原平镇实施迂回攻击。第二战区为达成主力有充裕时间集结忻口与日军决战的目的，下令死守待援。5、6日，日军集中炮火猛烈突击，守军大部阵地被摧毁。7日，日军已达5000余人，并有飞机20余架、重炮30余门支援作战，经6小时狂轰滥炸后，北城墙被毁，守军伤亡惨重，日军乘机突入城内。东、西城守军奋勇夹击，与日军展开了近战肉搏和巷战，第十九军军长王靖国亲临第一线率部堵击，但日军增援部队越来越多。8日凌晨，王靖国率部突围撤离。
原平镇守军为姜玉贞第196旅。为使主力能完成在忻口的集结，卫立煌命令他“虽剩一兵一卒，也得在原平死守七天”。在部队由代县向原平转移的途中，日军已经在背后追赶了。在距原平还有20里的地方，姜旅即与敌第15混成旅接火，且战且退。在原平镇外，姜玉贞命令所部构筑工事，死守铁路和公路。日军凭借优势装备，在飞机、重炮、战车的配合下，向原平发起猛攻。姜玉贞亲临指挥，敌人多次进攻被打退，姜旅伤亡日益惨重，阵地逐渐缩小，日军形成对原平的包围态势，最后，姜旅不得不退入城内。到第7天，日军从城东北角突入，占领城的东半部，与姜旅隔街相抗。这时，姜玉贞又接到命令，命他再守3天。他当即表示：“誓死抗战，无令不离斯士。”10月8日崞县失守后，大量日军围援原平，城的西北部也被日军攻占。此时姜旅的五千人，还只有二、三百人，被围困在城东北角，但将士们毫无惧色，在姜玉贞率领下与敌展开巷战，短兵相接，逐院争夺。一直坚持到10月10日子夜，完成了守城任务。之后，姜玉贞率余部突围，不料，在城外被敌炮弹击中，以身殉国。此次战斗，姜玉贞旅与敌血战10天，以劣势之军抗击强寇，几乎全部壮烈殉国。11日，日军占领原平。
13日晨，日军5000余人在30余架飞机和火炮、战车掩护下，向忻口地区发起了猛烈进攻，以中央突破方式，猛攻南怀化防御阵地。至中午，南怀化地区大部工事被摧毁，阵地被日军突破。卫立煌令第21、第10、第72师各一部协同夹击日军，激战至当夜，将突入的日军全部包围歼灭；以第14、第7集团军实施反击。14日，日军增援3000余人后，再次向南怀化发起进攻，同时以部分兵力实施迂回攻击。双方形成拉据战状态。
强将手下无弱兵
10月15日，为了进一步扩大战果，歼灭敌人，收复中央阵地，卫立煌急调第9军、第21师等部约5个旅兵力，在中央兵团总指挥、第9军军长郝梦龄的指挥下，向日军占领的阵地发起反攻。中国军队从正面出击，从三面围攻敌人。在阵地前，郝梦龄军长对士兵讲话：“先前我们一个团守这一阵地，现在我们剩下一百多人，编成一个连，还是守这个阵地。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守这个阵地。我们一天不死，抗日的责任就不算完。我出发前，已在家里写下遗嘱，不打败日寇决不生还。现在同你们一起坚守这块阵地，决不先退。我若先退，你们不论是谁都可以枪毙我。你们不论是谁，只要后退一步，我立即枪毙他。大家敢陪我在此坚守阵地吗？”全体士兵齐声回答：“誓死坚守阵地！”他高兴地说：“好，将有必死之心，士无贪生之意。”然后挥笔疾书：“站在哪里，死在哪里”八个字，晓谕全军将土。
16日凌晨2时，反击开始。在郝梦龄的指挥下，中国军队连克几个山头，到5时许，天色微明，郝梦龄急于赶到第5旅的前沿阵地指挥作战，官兵们告诉他，前面有一段路被敌人火力封锁十分危险，劝他写书面命令派人送去，郝军长说：“瓦罐不离井口碎，大将难免阵前亡。”说罢毅然向前沿阵地奔去，在穿过离敌仅二百米的阵地时，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39岁。同时牺牲的还有54师师长刘家祺，接着独立第5旅旅长郑连珍也阵亡殉国。
郝梦龄军长原率部驻扎贵阳，国难当头，请缨北上。此前他对妻子说：“我是军人，半生光打内战，对国家毫无利益，日寇侵占东北，人民无不义愤填膺。现在日寇要灭亡中国，我们国家已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应该去抗战，应该与敌人拼。”当他率部途经武汉与家人告别时，对儿女们说：“我爱你们，但是更爱我们国家。现在敌人天天在屠杀我们的同胞，大家都应该去杀敌人，如果国家亡了，你们也没有好日子过了。”他不忍看到行前家人哭哭啼啼，便悄悄写下遗书，让孩子们日后拆阅。他写道：此次北上抗日，抱定牺牲。万一阵亡，你等要听母亲的教调，孝顺汝祖母老大人。至于你等上学，我个人是没钱。将来国家战胜，你等可进遗族学校……”
在忻口阵地前沿，他对军官作战前动员，他说：“此次战争，为民族存亡之战争，只有牺牲；如再退却，到黄河边，兵即无存，哪有长官？此谓我死国活，国活我死。”
在决战前夕他给妻子的信中说：“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成功便成仁。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我既牺牲后，只要国家存在，诸子女教育当然不成问题……余牺牲亦有荣。为军人者，为国家战亡，死可谓得其所矣！”
10月16日郝梦龄以身殉国，实现了他为国家、民族而战的夙愿。郝梦龄牺牲后，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追赠他为陆军上将，以示褒扬。
1938年3月12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追悼抗敌阵亡将土大会上称赞郝梦龄等是中国人民“崇高伟大的模范”，证明“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
由于忻口中国守军的勇敢作战，日军自10月13日开始进攻忻口中央阵地，到10月底，双方激战半月之久，日军始终未能完全占领这些地区。
迫不得已于日军改变主攻路线，在10月中旬派兵沿正太路向太原进攻。中国守军虽奋勇战斗，终因力量悬殊，未能顶住日军的攻势。10月26日，娘子关失守，忻口中国守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况。11月2日，卫立煌不得已下令忻口守军撤退到太原。洒满中国将上鲜血的忻口于当日被日军占领，战事转向太原。
忻口战役历时1月余，毙伤日军2万余人，大挫日军士气，达成了争取时间和大量消耗日军有生力量之目的，给日军精锐第5师团等部以沉重打击，是华北地区抗击日军进攻最坚决、最激烈也是战绩最卓著的战役之一。作战中，国民党军顽强抗击了优势武器装备日军的疯狂、连续进攻，利用既设阵地和有利地形。坚持了持久作战，为抗战做出了重大牺牲和卓越贡献。
日军腹中的“盲肠炎症”
1938年春，日军占领山西南部的长治地区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俊决定发起中条山作战。为阻抗日军南下，卫立煌督率26万人马，依着中条山山势构筑坚固阵地，将该山分为东西中三段：西段：平陆一带，由孙蔚如的第4集团军把守；中段：闻喜、夏县一带，由曾万钟的第5集团军驻守；东段，绛县至横岭关，由刘茂恩的第14集团军驻守。
在1938年至1941初的四年中，日军曾对中条山地区发动过10多次的围攻，但都碰了个鼻青脸肿，惨败而回。日军却认为，中条山卫立煌指挥的约二十六个师的中国军队，成为扰乱华北，尤其是山西的主要根源，是华北。
1941年5月7日，日军改变以往战法，以钳形攻势与中央突破的方式，突然由东、北、西三个方向，兵分五路向中条山地区中国国民党军队发起猛烈进攻。
西段防线很快崩溃。7日下午，日军第35师团等部约3万余人，分成两路自道清路西段向孟县、济源两地发起进攻，国民党守军第9军未加抵抗，即于8日放弃孟县、济源两地后撤。9日，日军攻克封门口，其主力西进至邵原附近，与由垣曲东进的日军汇合，形势异常险恶。敌机一群群地飞临中条山上空投弹；日军地面部队在大批坦克、战车和骑兵的支援下，潮水般地朝守军阵地扑来，很快突破了前沿阵地，将守军分割包围。一路日军迁回中条山侧后黄河岸边，占领了平陆等处的黄河渡口，切断了中条山守军的退路。
中段守军血流成河。5月7日，闻喜、夏县、四交河、张店镇等地的守军已被日军分割包围，呈孤军奋战状态。日军第36、第37师团和独立第16旅团等部，向张店镇以东猛攻，突破第3军与第80军的衔接处，该两军被迫转移到四交河至望原一线抵抗。5月8日日军蜂涌而至，进袭位于唐回的第3军司令部，因敌众我寡，很快为日军攻占，第3军也陷入重围。军长唐淮源将军命令部队以团为单位突围，争取跳出铁圈，转入外线作战。唐军长亲率军部特务营和一个团的兵力突围，但遭到日军层层阻截，最后，在夏县附近又陷入重围。唐军长指挥部队左冲右突，无法冲出包围圈，军部与上级失去联系，无法求援，将士战死殆尽。敌人几次冲到军部附近，特务营营长童鹤龄、副营长赵树和士兵们挥舞大刀片，又将日军砍了出去。战至5月13日，唐淮源军长身边只剩下一名卫士，余皆全部战死。唐军长望着成堆的将士的尸体和血染的阵地，悲愤万分，举枪自毙殉国！卫士见军长壮烈殉难倒下，伏在将军的尸体上失声痛苦，然后举起手枪。在唐军长尸体旁饮弹身亡！
新编第80军第27师师长王竣将军和参谋长陈文杞，率部已在张店镇与强敌血战了两天后，敌集中炮火向守军阵地猛轰，数十架敌机轮番投弹轰炸，并施放毒气。王师长、陈参谋长及以下官兵全部战死。同日，第27师副师长梁希贤率领的部队，在台紫村与日军苦战，官兵阵亡殆尽。日军蜂涌而来，梁希贤纵身投进汹涌咆哮的黄河，壮烈殉国！5月13日。第3军第12师师长寸性奇将军所部，在县山地区陷入日军重围。经数日血战，终未能脱离险境，官兵纷纷战死。5月12日，寸性奇师长亲率部队冲锋时，胸部中弹受伤，13日晚，寸性奇在组织部队突围时，被敌炮弹炸断右股骨。为了不当日军俘虏，寸师长毅然拨刀自杀！
东段守军历经恶战。至5月18日，东段第14集团军已经在敌人的包围圈中恶战半月之久了，官兵伤亡近半，部队极度疲劳，此时，刘茂恩总司令接收到卫立煌司令长官的电报，命令该集团军向黄河南岸撤退。为了缩小目标，乘虚转移，刘总司令把集团军司令部的人员分为两部，分别由他本人和参谋长符绍谦率领突围。
5月19日，刘茂恩率部行至河南济源县龙岩镇，彼紧追上来的日军包围，数次突围皆告失败，情况万分险恶，左右僚属苦劝其更换便衣，设法逃出。刘茂恩却凛然作色道：“我身为堂堂中国军人，沙场捐躯，死亦光荣，岂能求一时苟安，丧失民族气节，为人耻笑！”说罢，拔出手枪要自杀，侍从急忙扑上去死死拉住，官兵皆抱住刘总司令嚎陶痛哭。刘茂恩和残余官兵已弹尽粮绝，对夹围绝望，已做好同敌人最后一拼，以身许国的悲壮准备。夜色渐浓，奇迹出现，天气突变，雷电交加，风雨狂作，山洪滚滚，黄河之水掀起滔天巨浪。刘茂恩抓住这时机，在黑暗和风雨的掩护下，顺利突出重围，冒险抢渡黄河天险，抵达南岸，绝处逢生。参谋长符绍谦带领的部队，经过一场激烈战斗，侥幸实围，但在混战中迷失方向，钻进深山，昼伏夜行。黄河沿岸已被日军封锁，到处都有大批日军活动。符参谋长想，若再撞上敌人，不免全军覆灭，不敢向河岸靠近，只在敌人圈子里打转，行军途中，符令官兵把帽沿一律向后，随时准备投降，以保全部队性命。后来，符参谋长带着部队终于钻出深山，渡过黄河，归回建制，但是，当刘茂恩听说部队帽沿向后那件事，不禁勃然大怒，怒斥符某丧失军人气节，并立即报请战区司令长官，将其撤职查办。该部第65师师长邢良臣，带重病在第一线指挥作战，昏倒在战壕里，送后方就医。在医院听说中条山失守，愤然大叫，口吐鲜血，倒床气绝，含恨身死。
5月下旬日军攻占夏县、闻喜等地后，又兵分三路向南横扫，直逼黄河岸边，企图强渡黄河，攻占漏池，截断陇海路，威胁洛阳、潼关。
蒋介石急令第一战区、第二战区发起反攻，阻敌南下。随后，第二战区以第13军、第40军为主力，向敌后夏县、闻喜发起强攻，迫使日军向后龟缩。第一战区长官部令冯钦哉第18军为左翼，李兴中第96军为右翼，向敌之两侧出击；又令李铁军第76军从洛阳渡过黄河，担任正面阻敌任务。当第76军第196师前锋587团跨过黄河，向张茅大道急进时，在庙凹以东一条狭窄的凹地里不幸误入敌人伏击圈，团长李南平身上中弹三十多处，壮烈牺牲。全团一千三百余名官兵，全部战死疆场，无一生还……
于右任先生遥望北国，悲声大放：“中条雪压云垂，黄河浪卷冰嘶，血染将军战史……”
中条山战役，国民党虽然在兵力总数上中国军队并不逊于日军，但结果仍以遭受惨重损失，被逐出中条山区而告终，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国民党守军指挥失措，战前不做认真准备，对日军新战法缺乏应变措施。会战期间，位于晋西南的阎锡山军约有10万兵力，位于潼关至宜川之线的河防军约2个集团军约10万人，洛阳附近也有汤恩伯军10万人，构成对进攻中条山日军外围的包围，但并没有作出积极的举动，坐视内线中国军队被围攻。中国军队虽然有唐淮源等忠烈之士，但也不乏不战而退，甘当俘虏之人。另外，国民党军不注重与八路军之间的配合，虽在某些局部取得小胜，终究左右不了战役的结局。
“第一位到延安的战区长官”
中山条战役结束后，卫立煌所率的指挥部及一个警卫团被阻隔在敌后。卫立煌再想从吕梁地区向东南走，已经十分困难。这时，参谋处拟订了几条转移到晋南中条山的行军计划供卫立煌决定。当其他军事人员散去，旁边没有别人时，卫立煌的秘书、中共地下工作者赵荣声乘机向卫立煌建议：“还是走陕北这条路好，这正是一个参观延安的好机会。”
卫立煌深怕引起蒋介石猜疑，说：“我也想去看看，可是现在仗打得这么紧张，哪有时间去参观?”
赵荣声说：“不需要很多时间，走马观花，在延安参观一两天就行了，和毛主席见见面，听听他的议论。如果不抓紧这个机会，下次再想到延安可就不容易了。”
次日，卫立煌忽然叫赵荣声把最近几期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和《群众》周刊找出来翻翻，给他准备到延安去讲话的演说稿子。他说：“去不去延安现在还没有决定，你先这么准备吧。”
真是无巧不成书，蒋介石正好来了电报，通知卫立煌到洛阳开会。为了争取时间，取道陕北南行洛阳便成为合法的行动了。于是，他告诉随从人员：“我们可以取道延安了。我要会会毛润之先生，向他取取经，看看他用什么方法指挥八路军打得那样好。”
1938年4月17日早晨，卫立煌一行由延水关出发，经过延川县，直奔延安而来。其受到的热烈欢迎，大大出乎卫立煌及其随行人员的意料。离延安城二三十里即发现用红绿纸写的标语，上面写着“加强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欢迎卫副司令长官”、等标语，越接近延安城越多。车到延安城外，远远就看到欢迎的队伍排列在大路两旁。
汽车一到即敲锣打鼓，呼喊口号。口号声此起彼伏，非常热烈。车队抵达城门不远处。前面两辆汽车停下，卫立煌等人走下汽车，专来迎接的滕代远参谋长、留守处主任肖劲光、交际处处长金城等人迎上前去。其余十余辆大卡车没有停留，一辆接一辆地直向南开。滕代远参谋长等陪伴卫立煌一行，走进贴满标语的城门,穿越道欢迎的人群，走到城中早巳收拾一新的大教堂门口。
毛泽东已跨出客厅房门，和卫立煌等人亲切握手，并将卫立煌迎进室内，落座看茶，与卫互致问候。
寒暄之后，卫立煌即称赞八路军：“贵军对日本作战打得非常好，立煌很是敬佩。今天来到延安，有机会聆教，非常荣幸。”
毛泽东也夸奖到：“卫将军是第一位到延安的战区长官，抗日坚决，和八路军友好合作，我们还要沿着这样一条路继续走下去”
毛泽东首先谈到国共合作的重要性，继而谈到反对投降主义的问题：“目前国际和国内均有投降主义在活动，这是一种很大的危险，我们对决心抗日的人决不能忽视，必须把片面抗战转变为全面抗战。为了抗战，在政治上有许多地方需要改造，也有改造的可能。”
说到这里，毛泽东话锋一转，对日军的动向做了全面的分析：“目前在山西的抗战非常重要，如果不是我们大家都在山西拖住日军的尾巴，日军从风陵渡渡过黄河，夺取潼关，掐断陇海线，就能截断中国和苏联的国际路线，进一步压迫中国投降。根据我们判断，最近日军要进占徐州。”
毛泽东准确预测了日军的下步动向，也为以后的战争发展所证明。卫立煌和郭寄峤等人听了大有顿开茅塞之感，极其钦佩。
中午，毛泽东设宴招待客人。招待部门把所能寻到的最好的饭菜全部端上宴席。卫将军虽高官厚禄，往日不乏山珍海味，但自入晋以来，连日同日寇苦战，也已久不尝佳肴了。更何况近来被围于晋西，已经到了吃面糊糊充饥的地步，在这里见到如此好的饭菜，真是欣喜异常，连忙向毛泽东表示谢意。
为欢迎卫立煌的到来，晚上，延安各界举行盛大欢迎晚会，到会的有各单位代表数百人。当毛泽东陪同卫立煌将军入场时，全场鼓掌数分钟之久，李富春主持大会，毛泽东致欢迎词：“热烈欢迎卫副司令长官莅延指导。卫将军是坚持华北抗战的领导者，此次过延，希卫将军对边区工作多加指示。”
在热烈的掌声中，卫立煌将军讲话，他说：“此次奉命赴西安，系指挥黄河南北两岸部队，继续坚持抗战，直到最后胜利。这次抗战中把我国的弱点、缺点完全暴露出来了。第一是不团结现象，而受到了局部失利，但由于抗战继续坚持，我们的弱点逐渐消灭了。第二没有组织，没有坚强的领导。今后要把全国人民组织起来，—筑成一道万里长城，来打击日本强盗的进攻。”
卫立煌在讲话中对陕甘宁边区极为赞扬：“边区各地的人民组织实为全国的模范，应该把边区好的例子更加发扬起来。”晚会上，延安鲁艺的师生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毛泽东和卫立煌将军并排而坐，谈笑风生，十分融洽。
给18集团军发给养
第二天，卫立煌一行离开延安，毛泽东又派滕参谋长等人送到30里以外，足见毛泽东对卫立煌一行来延安的重视程度。
在去西安的路上，卫立煌将军的心情还久久不能平静，脑海中不时浮现出参观时的各种场面：五彩缤纷的标语、响彻云天的口号、夹道欢迎的人群、抗大学校简陋的校容、精彩的晚会……不一会儿，他脑海中又浮现出与毛泽东对谈的情景：毛泽东扳着手指对他说到：“八路军深入敌后，英勇杀敌，但也存在很多困难。一是弹药消耗很大，没有子弹怎么打敌人?需要得到补充；二是医药卫生器材缺乏，还希望卫总司令帮助向主管部门催促一下；还有，现在已经要到5月，快夏天了，夏服还没有影子，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毛泽东之所以对卫立煌谈这个问题，是因为卫立煌是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八路军属第二战区序列，他当然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他当场表示一定要帮助解决这些问题。
此时，卫立煌又想起这个问题，认为自己既已承诺帮助解决，就应该言必信，行必果。同时，他认为八路军抗战有功，也确应补给，但如何实现他承诺的呢？，他在反复思考着……
卫立煌果然不负毛泽东的期望，就在他到达西安的第二日上午，虽然军务繁忙，还是来到北大街第14集团总司令部驻西安办事处，写了一个手谕，“即发18集团军步枪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枚。”
卫立煌把这个手谕亲手交给第14兵站分监杲海澜少将执行。杲海澜看到数量如此巨大，感到执行起来有困难，面露难色。
卫立煌当即说：“第二战区的军队部受我指挥，凡是打日本的我都一样看待18集团军仗打得很好，我们就要充分供给。”
杲海澜知道卫立煌历来对下级说一不二，且又战功显赫，受到蒋介石的信任，不敢多说，只得答应照办。
接着，卫立煌又问牛肉罐头还有多少，当得知第二战区还有几百箱时，又令果海澜发给18集团军180箱。牛肉罐头在当时是稀有食品，部队一般吃不上，卫立煌一次批发如此之多，说明了他对八路军的友好。
延安之行的确对卫立煌产生了很大影响。从此，他对于延安出版的书籍杂志看得多了，不只是看看标题，而且翻阅一部分重点文章。最突出的例子是叫赵荣生陪他细读7月7日发表的毛泽东的名著《论持久战》。这本书对卫立煌启发很大，使他认识到“速胜论”、“唯武器论”的错误。特别是看到毛泽东所讲抗战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相持阶段才能进入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根本的问题在于发动群众，在战争中需经过内线与外线，包围与反包围，根据地由小块逐渐变成大块等段落后，对于八路军打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的战略部署，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先生返国，甚表欢迎”
辽沈战役结束后，卫立煌逃回南京，被蒋介石下令扣押，软禁起来。1949年初，蒋介石被李宗仁、白崇禧逼下台以后，卫立煌逃出南京，开始隐居香港。
但卫立煌的日子并不好过，当时国民党特务在香港的活动非常猖狂，不时暗杀与蒋介石心存异志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特别是让他放心不下的是，在大陆还有他85岁的老母亲及其家人。所以，尽管中共中央发表的头等战犯名单中，有卫立煌的名字，但卫立煌将军并未因此失去对我党统战政策的信任。1949年2月，他致信朱德：“弟自沈阳南旋，行动不克自由，谅早洞悉。惟念老母现在八十有五，弱弟奄涛，率同子侄数十人，在肥侍养。兹值解放大军到达，望电知军政领袖，加意保护，免受惊恐。
对于卫立煌这位在抗日期间曾与共产党合作较好的老朋友，毛泽东并未忘记，他于4月5日致电邓小平等人，转去卫立煌致朱德的信，并指示道：“望转合肥县政府对卫立煌家属予以保护为盼。”
对此，卫立煌非常感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不顾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也不顾自己是新中国钦命的“战争要犯”，从香港向北京发出了热情洋溢的贺电：
北京毛主席：
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全中华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请代申贺忱。
卫立煌
1949年10月3日
收到卫立煌的电报，毛泽东很快回电，表示感谢。电报全文如下：
张枫转卫立煌将军：
酉江电诵悉，极为感谢。谨此奉复。
毛泽东
1949年10月15日
接到毛泽东的复电，卫立煌非常高兴，联想到与毛泽东在延安见面的情景，以及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等人在一起合作抗日的日子┅┅。
对于像卫立煌这样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蒋介石也没有忘记他。在香港的几年中，蒋介石对他下了很大的功夫，派卫立煌的小同乡、以善论闻名的国民党大员吴忠信两次到卫家游说，力劝卫到台湾去。可是均被卫严词拒绝，并对吴忠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其间，又有卫的旧部郭寄峤、赵家骧等奉蒋命到卫家来，劝卫到台湾或到任何外国均可，台湾当局均可协助成行。因为他们与卫共过事，卫不好严词相对，但却环顾左右而言他，使郭寄峤等无可奈何，只好怏怏而回。蒋介石派吴忠信再来相劝时，卫干脆婉拒不见了，对此蒋介石非常不快。
1954年，美国政府与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卫立煌在报上看到后，非常气愤，认为台湾政权竟公然借重外力维持小朝廷，已堕落到不知民族羞耻的地步。8月下旬，香港各大报刊均刊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卫立煌找来报纸细读全文，极为赞赏，连连称赞道：“这个宣言显示出民族气节，具有炎黄子孙之风。”
当我香港的地下工作人员闻知卫立煌的上述爱国举动后，鼓励他回到大陆仗义执言，揭穿美台政府相互勾结的丑恶嘴脸，但卫立煌心存疑虑，他毕竟是大陆没有归案板战犯。当周恩来听说此事后，派人传信给卫立煌，并请他回来。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怀下，1955年3月15日，卫立煌与夫人回归祖国大陆，来到广州。
他们一到广州就受到中共华南局书记陶铸和华南局统战部长林李明的热烈欢迎。卫立煌即怀着无比喜悦兴奋的心情，于16日发电报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副主席致敬，报告他已经回来，同时将预先准备好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书》交给新华社发表。
毛泽东接到卫立煌的电报不胜喜悦，立即回电，表示欢迎。
电文如下：
卫俊如先生：
3月16日电报收到。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早日来京，借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本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
毛泽东3月17日
同时，毛泽东主席还指示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
“由华南分局派适当干部好好护送来京。如他愿意在广州、长沙、武汉、郑州等处(或走上海天津)看看建设情况，应先电告各处好好引导招待，并表示热情欢迎态度。”
在此期间，卫立煌发表了《告台湾袍泽朋友书》，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文件。
他在告袍泽书中，高度颂扬新中国所取得的各项伟大成就，揭露了美台相互勾结的本质，并以亲身经历历数蒋介的罪状，呼吁台湾同胞及早醒悟，与蒋介石决裂。
1955年4月5日，卫立煌一行来到北京。不久，毛泽东主席就会见了卫立煌。次年9月的《人民画报》上，还刊登了毛泽东同卫立煌在宴会上的大幅照片。
卫立煌上将小传
卫立煌(1897.2.16～1960.1.17)，国民党军陆军二级上将。字俊如，安徽合肥人。1912年参加安徽革命军。次年7月，在讨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中，参加了守和州的战斗，失败后回乡。1914年至上海投奔合肥老乡、同盟会员范光启，随范从事反袁，曾向袁军在上海的兵营扔过炸弹。袁的爪牙将范刺死后，卫立煌乘轮船逃至广州，于1915年初投入粤军当兵。1917年进入孙中山的卫队充当卫士、排长。1918年调入粤军许崇智部，至1921年，因战功，升至团长。1925年蒋介石将许崇智排挤走，将队伍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卫任第三师第九旅旅长。1926年7月随东路军参加北伐，至福州，升任第,14师师长。1927年3月，北伐军光复南京，卫率部驻镇江。8月底，北洋军阀孙传芳进攻南京，卫率部同北洋军激战六天，收复龙潭车站，被任命为副军长。1928年，入北平陆军大学受训。1930年任第45师师长。1931年曾参加对江西苏区的第三次“围剿”。1932年任第14军军长，参加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1934年初，参加镇压在福建反蒋抗日的第19路军。
1935年11月，任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次年6月授陆军上将。卢沟桥事变后，卫立煌积极抗战，率第14集团军进入山西抗战。
1937年10月，任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率领三个兵团七个军，在八路军的配合下，重创进犯山西忻口之日军。1938年2月卫立煌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指挥所部在临汾以北的韩信岭阻击日军。4月，去西安时顺访延安，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延安军民的欢迎。1939年1月，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5月晋升陆军二级上将，指挥所部在山西中条山等地区抵抗日军。1942年1月，调任西北行营主任。1943年冬，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署对日军作战。次年5月率两个集团军击溃侵占滇西的日军，于1945年1月收复畹町，同中国驻印军会师，打通了中印公路。随后任中国陆军副总司令，养病并出国访问。1947年10月回国。次年1月，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剿总”总司令。到沈阳后，固守要点不出。在辽沈战役中曾抵制蒋介石的指挥。东北的国民党军被全歼后，蒋介石诿过于他，将他撤职，软禁于南京。1949年初，摆脱特务监视，出走香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曾致电毛泽东表示祝贺。1955年3月回到广州，同年4月6日到达北京。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被毛泽东称誉为“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1960年1月病逝。
毛泽东评阎锡山“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毛泽东曾两度向阎锡山“敬酒”――“可不要带徐向前来挖我的墙角啊”――“一条老命要搭在这里了”――“阎锡山又成了中间势力”――敢与蒋介石“跳舞”的阎锡山――拥蒋反共吃“罚酒”――“让个邻村的乡亲后辈徐向前整得好苦”――“肥肉送上门来了”――阎锡山小传
阎锡山从1911年辛亥起义当选都督，到1949年太原解放为止，在山西执政达38年之久，他根据中国古代的中庸之道，并结合自己从商从政的经验，创立了自称为“中的哲学”。他认为不偏不奇、情理兼顾，不过不及是为中，事之恰好处是为中；人事得中则成，失中则毁。在政治舞台上，他始终以“生”（生存、存在）为最高母理，然后用二的分析法分析各种矛盾，“执其两端而叩其中”，在“恰好”之时，采取行动，尽量使矛盾的不矛盾，以利于自己的存在。以阎的话来说，他的事业的成败是以能否掌握中为衡量的标准的，“得中则成，失中则毁”。为了存在，对袁世凯他可以韬光养晦卑躬屈膝；在军阀混战中，他保境安民，避免陷入矛盾之中；参加北伐，他要等待“恰好”之时，所以到1927年才宣告参加。1936年国难当头之时，他又确立了拥蒋联共抗日的路线；1939年“十二月事变”后，根据形势的变化，他又变其为拥蒋联日反共的政策。阎锡山这种反复无常的心态令毛泽东深恶痛绝，毛泽东曾让人传话给他：“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不”。
毛泽东曾两度向阎锡山“敬酒”
“可不要带徐向前来挖我的墙角啊”
在山西的滹沱河岸边上，有两个村庄，隔河相望，一个叫河边村，一个叫永安村。就是在这两个村子里，虽相距六七公里，却出生了现代史上的两个著名人物，一个是徐向前，一个是阎锡山。先后出了两个名人：阎锡山和徐向前。在血雨腥风的年代里，这两个山西“老乡”为了追求各自的理想和信仰，不时地碰撞到一块，演绎出一幕幕的历史活剧……
1911年10月29日，在日本留过学的阎锡山响应武昌起义，率领所部杀死太原巡抚，掌握了山西的军政大权，并于1919年创办了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徐向前经过考试，成为这个学校招收的第一批学生。由此说来，徐向前算是阎锡山的学生。当时，正值“五四”运动，徐向前参加了国民师范的学生游行。阎锡山对学生的革命害怕得要命，以残酷的手段镇压学生运动。徐向前不禁对阎锡山的做法产生了疑问。为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徐向前离开了山西老家，考入黄埔军校，并在共产党的影响下，逐步走上一条与阎锡山完全相反的道路。
黄埔军校毕业后，徐向前辗转到了武汉，并在这加入了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不久就成为鄂豫皖根据地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在他的指挥下，蒋介石派来“围剿”红军的王牌主力军，一个个被打得落花流水。徐向前声威大震。
而此时的阎锡山却在与蒋介石的军阀混战中连连败北，不得不悄然下野，前往大连，过起寓公生活。在此期间，他从各种渠道得知了永安村徐懋淮的儿子徐向前，在鄂豫皖当了红军第四方面军的总指挥，把蒋介石的王牌部队打得落花流水。阎锡山开始对这个同乡后生产生了一丝敬佩之意，禁不住对他的同乡将领们说道：“我倒想什么时候，亲眼见见这位徐向前，和他攀谈攀谈。”
1937年，徐向前和阎锡山真的见面了，而且就在山西。当时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确定联共抗日，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徐向前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而阎锡山也乘蒋介石无力西顾之时在山西重整旗鼓，恢复了其“山西王”的地位。由于徐向前与阎锡山同是山西五台山老乡，徐向前又在阎锡山创办的山西省立国民师范读过书，凭着这种乡亲和师生的“特殊”关系，他跟随周恩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阎锡山的谈判活动。
1937年7月，当他们到达太原时，阎锡山正在部署大同会战，所以周、徐与阎锡山的真正首次会面是在山西岭口。周恩来首先对阎锡山积极抗战大大赞扬了一番，阎锡山则半开玩笑地对周恩来说：“周公来山西也真会选人才呀，把我们五台同乡、又是我的学生徐向前带来与我会见谈判了？……你这次来山西，除了商谈合作，共同抗日，再没有别的用意吧，可不要带徐向前来挖我的墙角啊。”说罢，又向徐向前笑了笑。周恩来说：“百川先生把话说到哪里去了。我这次和向前一块来，是因为他是山西人，要他给我带路的。同时，向前又是百川先生二战区八路军129师副师长，以后是你的部属了，特来拜会你的。还要请先生多多关照哩！”阎锡山说：“我阎某人，可不是个不通情理的人！”又面向徐向前道，“徐向前，你我老家是乡邻，回去问问父老，我有没有对不住他们的地方？我可不是蒋介石，他除了派人来你家问长问短，还特别提醒我注意你徐向前的行踪哩！”周恩来又说了一些共同抗日的话，最后说：“我们也了解百川先生的为人，承蒙先生对向前家人的关照。”
“可不要带徐向前来挖我的墙角啊”
在山西的滹沱河岸边上，有两个村庄，隔河相望，一个叫河边村，一个叫永安村。就是在这两个村子里，虽相距六七公里，却出生了现代史上的两个著名人物，一个是徐向前，一个是阎锡山。先后出了两个名人：阎锡山和徐向前。在血雨腥风的年代里，这两个山西“老乡”为了追求各自的理想和信仰，不时地碰撞到一块，演绎出一幕幕的历史活剧……
1911年10月29日，在日本留过学的阎锡山响应武昌起义，率领所部杀死太原巡抚，掌握了山西的军政大权，并于1919年创办了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徐向前经过考试，成为这个学校招收的第一批学生。由此说来，徐向前算是阎锡山的学生。当时，正值“五四”运动，徐向前参加了国民师范的学生游行。阎锡山对学生的革命害怕得要命，以残酷的手段镇压学生运动。徐向前不禁对阎锡山的做法产生了疑问。为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徐向前离开了山西老家，考入黄埔军校，并在共产党的影响下，逐步走上一条与阎锡山完全相反的道路。
黄埔军校毕业后，徐向前辗转到了武汉，并在这加入了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不久就成为鄂豫皖根据地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在他的指挥下，蒋介石派来“围剿”红军的王牌主力军，一个个被打得落花流水。徐向前声威大震。
而此时的阎锡山却在与蒋介石的军阀混战中连连败北，不得不悄然下野，前往大连，过起寓公生活。在此期间，他从各种渠道得知了永安村徐懋淮的儿子徐向前，在鄂豫皖当了红军第四方面军的总指挥，把蒋介石的王牌部队打得落花流水。阎锡山开始对这个同乡后生产生了一丝敬佩之意，禁不住对他的同乡将领们说道：“我倒想什么时候，亲眼见见这位徐向前，和他攀谈攀谈。”
1937年，徐向前和阎锡山真的见面了，而且就在山西。当时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确定联共抗日，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徐向前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而阎锡山也乘蒋介石无力西顾之时在山西重整旗鼓，恢复了其“山西王”的地位。由于徐向前与阎锡山同是山西五台山老乡，徐向前又在阎锡山创办的山西省立国民师范读过书，凭着这种乡亲和师生的“特殊”关系，他跟随周恩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阎锡山的谈判活动。
1937年7月，当他们到达太原时，阎锡山正在部署大同会战，所以周、徐与阎锡山的真正首次会面是在山西岭口。周恩来首先对阎锡山积极抗战大大赞扬了一番，阎锡山则半开玩笑地对周恩来说：“周公来山西也真会选人才呀，把我们五台同乡、又是我的学生徐向前带来与我会见谈判了？……你这次来山西，除了商谈合作，共同抗日，再没有别的用意吧，可不要带徐向前来挖我的墙角啊。”说罢，又向徐向前笑了笑。周恩来说：“百川先生把话说到哪里去了。我这次和向前一块来，是因为他是山西人，要他给我带路的。同时，向前又是百川先生二战区八路军129师副师长，以后是你的部属了，特来拜会你的。还要请先生多多关照哩！”阎锡山说：“我阎某人，可不是个不通情理的人！”又面向徐向前道，“徐向前，你我老家是乡邻，回去问问父老，我有没有对不住他们的地方？我可不是蒋介石，他除了派人来你家问长问短，还特别提醒我注意你徐向前的行踪哩！”周恩来又说了一些共同抗日的话，最后说：“我们也了解百川先生的为人，承蒙先生对向前家人的关照。”
“一条老命要搭在这里了”
１９３７年９月，华北一带战云密布，河北抗日前线吃紧。９月２２日，周恩来陪同朱德再次前往太和岭口会见阎锡山。
阎锡山眼中布满血丝，焦躁如热锅上的蚂蚁。他半瘫在太师椅上，口中重复着一句话：“真应了古人一句话：兵败如山倒啊”猛地，他又支起身子，对着朱德和周恩来大声说道：“现在，我是独当一面，一条老命要搭在这里了。”
其实，阎锡山没有说出真情。抗战事起，他仍遵从他的“中间”哲学，在三个鸡蛋上跳舞，最好哪个也不要踩破。即使在联共之时，他私下还对他的亲信说：“一切事情都不要做得太绝对了。抗日要准备联日，拥蒋要准备反蒋，联共要准备剿共。”
在这之前，阎锡山对日本人充满了幻想。２０多年来，他和日本人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曾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呆了４年，冈村宁茨是他的队长，板垣征四郎是教官，土肥原贤二是同学，他指望这些侵华日军重要人物不忘旧情。所以，他喊出“守土抗战”的灰色口号，意思是只要日寇不攻他的山西，他决不出兵参战，同时也不让中央军进入山西。他想以此保持他的封建割据，继续当山西土皇帝。
但他的东洋“老师”并不念旧情，而且领兵进占山西的正是魔鬼板垣。南口失守后，蒋介石要派３０万大军，协助晋绥军坚守山西。阎锡山一闻此讯立即复电谢绝。阎对其左右说：“蒋先生那样的队伍，给山西开来３０万，不用和日本人打仗，就把山西踏成土坪啦！与其那样，还不如当亡国奴省事些。”但天镇一失守，他也顾不得他的独立王国梦了，一切以解燃眉之急为要。
阎锡山向周恩来、朱德求援：“你们八路军是我唯一依靠的力量，请你们火速出兵，配合我夺回失地！”
周恩来答应：“八路军开到山西境内，当然是要抗击日本人，在有利的条件下，我们会以运动战的形式配合你们作战。”
朱德也说：“我们八路军开到前线，是不会退下来的日本也不是那么可怕的魔鬼。”
阎锡山似乎也受到鼓舞：“我晋绥军３０万，再加你们的几十万人马，怎么也能踏平小日本。”
朱德说：“八路军不采取国民党节节防御的办法。这样摆起来，要想处处防守，结果什么地方都防不住。我们专打敌人的侧后方。八路军８月渡河，９月参战，首先我们就决定把八路军用在敌人的侧后方。”
周恩来也讲到：“八路军比较擅长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请阎总司令给我们划分游击区域和驻兵地点。
２３日，阎锡山电告朱德：２２日夜间日军忽然奇袭平型关，发生激战，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
阎锡山哪里知道，这时，八路军第115师正向平型关附近秘密开进。不久，平型关战役打响了，八路军初战告捷，极大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
阎锡山没有想到，他对蒋介石把“山西踏成土坪的”恐惧，却使中国共产党人在全国人民面前昭示了抗战的坚定信念……
“阎锡山又成了中间势力”
1937年11月，日军进占太原以后，阎锡山率领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后来连同他的大本营一起撤过黄河，到了秋林镇安营扎寨。
一开始，阎锡山对八路军还持较为积极的支持态度，随着八路军决死队抗战的节节胜利及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阎锡山深怕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超过了他的力量，威胁他对山西的统治。
1939年12月，正当各地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紧急关头，他也密锣紧鼓，制造了“晋西事变”，集中两个军又四个师的兵力，企图消灭我决死队。我军英勇反击，于翌年2月底，全部肃清了晋西北地区顽军，给了阎锡山以迎头痛击。在这种情况下，我党又主动建议谈判，他被迫同意了。
1940年春，党中央、毛泽东派肖劲光和王若飞一起去秋林镇与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进行谈判。离开延安时，毛泽东交给肖劲光一封致阎锡山的亲笔信。并对肖劲光和王若飞说：“你俩去给阎锡山讲清楚，我们共产党是诚心实意要同国民党合作抗日嘛，你们为什么要同室操戈，制造摩擦，杀人掠地，让日本强盗高兴呢？抗战初期，阎锡山同我们合作得还可以嘛，为什么现在又跟着蒋介石的指挥棒转，同我们过不去呢?我们也不是好惹的，请他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肖劲光、王若飞把毛主席交代的那些话，原原本本地对阎锡山说了，严肃地批评了他制造“晋西事变”的罪恶行径。经过谈判，阎锡山接受了我党主张，达成了不再进攻我八路军防地和陕甘宁边区的君子协定，同意双方继续派代表具体协商联合抗月和划分防区的细节问题。随后，双方代表经过多次谈判，确定在山西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晋西南与晋西北的分界线，晋西南为阎军活动区域，晋西北为八路军活动区域。在这以后，阎锡山的反共活动收敛了不少，正如毛泽东所说，在第二、第三次反共高潮中，阎锡山又成了中间势力。
敢与蒋介石“跳舞”的阎锡山
阎锡山盘踞山西，独霸一方，蒋介石尽管是全国最高统治者，其势力却被排斥在山西之外，自然心不甘情不愿，因而时刻都想如何吃掉阎锡山的军队吞并山西。
红军长征到陕北后，蒋介石派自己得意门生、嫡亲将领汤恩伯等部进驻山西腹心地区，成立“剿匪总指挥部”，任命心腹大将陈诚为剿匪总指挥，乘机扩大国民党中央在山西的势力。正如国民党中央军的一个士兵说的：“嗨，我们不是来和红军战斗，我们来是为了赶走老阎。”不仅如此，蒋介石收买拉拢阎锡山的各级军官，挖阎锡山的墙脚，在晋南还策动“河东道独立”，大有取阎而代之之势。这自然使阎锡山与蒋介石的矛盾激化。于是，发生了李生达被刺事件。
李生达山西人，是阎锡山一手提拔起来的晋系高级军官。但李并不满足山西这方天地，为了飞黄腾达，开始向蒋介石靠近，与蒋书信函电往来，互相馈送礼物。１９３４年蒋介石调晋军一师兵力到江西参加“第五次围剿”。阎锡山派当时任７２师师长的李生达带晋军前往。李率部到南昌后，蒋介石盛情款待晋军官兵，使晋军官兵都觉得比在山西好得多。李部开到江西后，军饷和其他一切费用，除阎锡山照例发一份外，国民党中央再拨一份，但要由山西转发。阎锡山却扣了国民党中央拨的款，最后还是李生达派人转请蒋介石批准，才每人每月发给３．５元，所以李部离心倾向十分严重。
蒋介石派兵到山西剿共，命令阎锡山在其晋军中挑选１５个团前往陕北剿匪，亲自任命李生达为晋军“剿匪”总指挥。晋军的１／４被带走，且又是精锐，阎锡山着实心疼，但又不能不执行。于是，他一面派李生达准备渡河，一面又派人收买李生达的卫士熊希月，在即将渡河的凌晨暗杀了李生达。然后阎锡山打电报给蒋介石，借口李生达被暗杀，军心不稳，请予缓期。蒋介石无奈，只好批准，从而暂时阻止晋军入陕。
阎锡山这时为了维持自己对山西的独占统治，保住他惨淡经营多年的财产，开始着手整理军备，训练干部，修建国防工事，准备对付日本人。这些需要大量开支，阎锡山迫切希望蒋介石能给予一定的经济援助，却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支持。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底，由于日本人频频向绥远发动进攻，阎锡山害怕蒋介石牺牲地方利益把绥远和山西在没有战斗的情况下丢入日本人手中，因此，他和傅作义赴洛阳向蒋介石请示“守边御侮之计”，蒋介石断然拒绝。
在这种依靠蒋介石中央政府无望，而人民群众抗日情绪又高涨的情况下，他提出“守土抗战”的思想，决心自己率领晋绥军击退伪蒙军进攻，保持自己的“领土”安全。于是有了绥远抗战。绥远抗战开始后，双方连日激战，这可吓坏了蒋介石，他亲赴太原，要阎锡山、傅作义迅速停火，以免影响中央剿共政策。阎锡山对此非常不满，反而进一步支持绥远抗战，赢得“抗日英雄”的美誉。
蒋介石对阎锡山在山西搞的一套也颇为不满，派人牵线，把傅作义从阎锡山手下拉走了。蒋介石利用阎想依靠他的力量恢复在晋东南统治的企图，借反共之机把阎锡山的势力排挤出晋东南，阎锡山非常后悔自己引狼入室，发出悲叹：“我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阎锡山据守晋西南，无心对日作战。但大敌当前，只要他不真的倒向日本人，共产党人就不会来进攻他，蒋介石也要笼络他。因为，如果把他逼向日本，对谁都不利。这期间，他与蒋介石勾心斗角；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又发动了“十二月事变”，追随蒋介石积极反共。他鼓吹“守土抗战”，也与日本人眉来眼去，暗中勾结，向日本人要人、要枪、要物资，但就是不投入日本人的怀抱。在这桩不光彩的交易中，阎锡山达到了缓和矛盾、稳定局势、保存实力的目的。阎锡山确实是一位“平衡大师”，竟然在“三颗鸡蛋”上一直跳到了抗战胜利。
拥蒋反共吃“罚酒”
尽管阎锡山和蒋介石之间貌合神离，勾心斗角，可是在反共问题上，却谁也离不开谁。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一面邀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一面以受降为名，调集大批军队向解放区发动进攻。
1945年8月中旬，阎锡山秉承蒋介石旨意，以其第19军军长史泽波率第19军、第61军一部和部分伪军共1.7万人入侵晋东南，占领了八路军从日伪军手中解放的襄垣、潞城以及被人民武装包围的长治、长子等县城，其军部率3个师驻守长治，其余部队和地方团队守备襄垣、长子、屯留、潞城和壶关等县，企图以此为依托扩占整个晋东南。
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遵照军委指示，针对史泽波所部孤军深入、守备分散的特点，决心以所属的太行、冀南、太岳军区部队及地方武装共3.1万余人，在解放区人民群众支援下，首先逐个夺取长治外围各城，吸引史泽波的主力从长治出援，力争在运动中予以歼灭，尔后收复长治。
9月10日，太行纵队首攻屯留，太岳、冀南纵队设伏打援。11日，长治守军出动6000人增援屯留，中途稍与打援部队接触，即畏惧被歼而退缩长治。12日，攻克屯留。13日，太岳纵队攻击长子县城时，以太行、冀南纵队打援。但长治守军不敢出援，打援意图无法实现。刘伯承、邓小平当即放弃打援计划，令各部迅速夺取外围各城。至19日，襄垣、长子、屯留、潞城、壶关为我攻克，共歼灭国民党军7000余人。9月20日，各纵队开始合围长治。刘伯承、邓小平决心由城的东、南、西三面同时攻城，虚留生路于北关，诱使史泽波部北窜而在野战中予以歼灭。24日，各部队开始攻城，但遭到史泽波部的顽强抵抗，攻城未果。
由于上党告急，阎锡山急令第7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第23、第83军和省防军等部共2万余人，由祁县地区向长治增援，图解史泽波之围。28日，刘伯承、邓小平在判明彭毓斌的行动企图后，决定采取攻城打援的战法。以冀南纵队及地方武装佯攻长治，以太行、太岳纵队北上打援，将援军歼灭于襄垣、屯留之间地区。
10月2日，打援部队与增援敌军在屯留西北之王家渠地区遭遇，打援部队立即将彭毓斌所部包围于老爷岭、磨盘脑、榆林地区。被围困的国民党军凭借优势火力拼命顽抗，战斗十分激烈，打援部队多次攻击未果。刘、邓首长遂决定抽调围困长治的冀南纵队北上参加打援，只留下地方部队继续围困长治。为避免彭毓斌作困兽之斗，部队攻击时采用“围三阙一”，“虚留生路”的战法，即在北面敞开一个口子。10月5日，彭毓斌部向北突围，太岳纵队一部立即抢占虒亭以北要地，堵死敌人逃路。随后，打援部队以跟踪追击、平行追击、超越追击、穿插分割等战术手段，将敌援军各个歼灭，彭毓斌被击毙。
被围困于长治的史泽波，见援兵无望，乃于10月8日乘夜暗从长治向西突围，企图逃向临汾。据此，刘伯承、邓小平急令太岳纵队从虒亭直出沁水之马壁，对敌实行兜击。太岳纵队在“抓住敌人就是胜利”的鼓舞下，士气旺盛，他们不顾疲劳，忍受饥饿，日夜奔驰。至12日，终于在沁河以东之将军岭、桃川地区截住了突逃的史泽波部，经数小时激战，除少数先头西逃外，其余全部被歼，史泽波被俘，上党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共歼灭国民党军3.5万余人，其中生浮3.1万人，缴获山炮24门，机枪2000余挺，各种枪1.6万余支。晋冀鲁豫军区部队伤亡4000余人。
上党战役是重庆谈判期间，晋冀鲁豫军区部队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国民党军的光辉战例，也是解放战争时期打的第一个歼灭战，这一胜利打击了蒋介石的内战气焰，加强了中共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对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邓小平在战前动员时所的那样：“上党战役打得越好，歼灭敌人越彻底，毛主席就越安全，在谈判桌上就越有力量。”
“让个邻村的乡亲后辈徐向前整得好苦”
解放战争时期，阎锡山的反动面目暴露无遗。不知有多少革命同志死在了他的屠刀之下。解放军决定铲除这个在山西为害多年的土皇帝。率领队伍攻打阎锡山的，正是阎的同乡徐向前。1947年10月和12月，徐向前带领部队两度攻打运城，取得了首战胜利。
1948年6月上旬，当我地方部队一部攻下晋中南端的灵石县城，另一部威逼汾阳、孝义两城时，阎锡山的屁股坐不住了，急令其34军军长高倬之率“闪击兵团”等共13个团的兵力，以“藏伏优势”伸出了“三个老虎爪子”，向心合击被阎锡山称之为的“出来活动的共军游击队”，并完成抢粮的主要任务。当我地方部队坚守阵地牵制住敌人时，阎又将其“亲训”的72师和炮兵团前往增援，以求速战速决。
徐向前在长治得知敌军主力已被诱调出巢时，当即率兵团指挥所向子洪口要隘进发。该要隘是晋东南通向晋中的咽喉要道，打通此要道就等于打开了晋中平原的门户。在此，阎构筑了星罗棋布的碉堡群，其中最为坚固险要的是被阎军称为破的“金钢岭”——白狮岭据点。徐向前考虑到要塞守敌只会固守，不敢出击。于是决定避实就虚，命令我军一部乘黑夜绕过白狮岭，协同其他部队拔除了白狮岭周围据点，打开了晋中敌人的“大门”。随后，主力部队作宽正面展开，近迫同蒲路，横扫晋中，威逼太原。
阎锡山没有料到徐向前会对子洪要塞于不顾，更没有料到徐向前敢率不足阎军一半兵力的部队大踏步前进，直向自己的腹心杀来。惊慌之余，急命高倬之回师东“跑”，以保其老巢——太原的绝对安全。阎锡山此举正中徐向前下怀。
1948年6月21日晨，敌人一部成多路纵队经张兰镇沿同蒲路撤，进到平遥的大甫村和曹村一线时，一下子钻进了徐向前预设的“口袋”。战斗打响后，只听见枪炮响，不见敌人倒下，仔细一看才知道，不是敌人没有死人，而是由于敌人太多、队形密集，倒下的敌人看不出来，真是枪扫人流如风卷麦浪！更让我军指战员意想不到的是，这股敌人正是阎锡山的王牌军“亲训师”和“亲训炮兵团”。经过3小时激战，共歼敌7000余人，只有敌师长陈震东负伤率数人逃窜。随后，徐向前部又乘胜追击，将“亲训师”残部及敌第四十师“老虎团”歼灭。高倬之见势不妙，没敢继续东“跑”，慌忙逃回平遥县城。至此，晋中战役第一阶段结束。
眼巴巴盼望“闪击兵团”胜利消息的阎锡山接此噩耗，身心受到巨大打击，差点晕倒在地，连连长声哀叹：“我阎百川白活了65，让个邻村的乡亲后辈徐向前整得好苦。”“亲训师”、“亲训炮兵团”是阎锡山的“精神支柱”，这支部队是由阎锡山“挽留”的原“日军山西派遣军”——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军官担任顾问和教官，以阎的亲信为师团长，用“军国主义”精神培养成的一支“铁军”，因阎锡山亲自训练而得名，其装备、待遇都比别的军优越，其反动、顽固性也特别突出。刚成立一年多，即被徐向前吃掉，怎能不叫“阎老西”胆裂肠断！
“肥肉送上门来了”
为报这一箭之仇，阎锡山急令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和副总司令原泉福（日本人，原为日军驻长治的中将旅团长）统领大军前出祁县，准备与徐向前拚命。
徐向前认为阎锡山虽然摆出了与解放军决战的架势，但决不敢叫赵承绶指挥的野战军继续南移，离太原过远。假如我军主动北移接近敌人，倒可诱敌出来，并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如果阎锡山仗着战场离太原较近，敢于派守城部队出援，我军可回师将它“吃掉”。经过认真分析，徐向前决定将战场选在榆次、太谷、徐沟祁县间的犄角形地带。
1948年6月30日，各部开始按照命令行动。首先，徐向前命十三纵一部拿下白狮岭，打通后方运输线，并派十三纵主力进占东观镇，确保兵团后方运输安全。其次，命令八纵要不顾疲劳，火速北上，“走不动，爬也要爬到指定的位置上！”
狡猾的敌人发觉我部队北移，即停止对洪善东南地区进攻，回师保卫他的“心脏”太原。徐向前随即决定变更部署，以“前牵后逼”战法，诱歼敌人。随即，徐向前命太岳部队昼夜兼程，北进至榆次和太谷间的铁路沿线，协同太行部队切断了敌通往太原的铁路线。赵承绶感到，若不打通通往太原的通道，就失去了与太原的联系而成为孤军。于是，他亲自指挥主力部队，猛攻我董村防线。我董村防线官后在徐向前“坚持最后五分钟，坚持到最后一个人”的命令下，没有后退半步。有一个营的指战员，子弹打光后，英勇地进行白刃格斗，打到只剩下几个人，还在坚持战斗。阎军连续四昼夜猛攻，伤亡近千人。敌人眼看由此北跑已无指望，遂指挥其主力，撤离铁路线，妄图由榆次和徐沟间夺路北逃。
当徐向前得悉敌已西撤，高兴地说：“肥肉送上门来了，有便宜就得赚哪，……现在的关键是先把赵承绶包围起来，稳住，等部队赶上去再从容不迫地打，我们的兵力不够，要一口一口地吃。”随后，急令我军十三纵与八纵攻击前进，火速赶到指定位置，把数万敌人压到一个东西长10公里、南北宽不足5公里的狭长地带，即徐向前在作战会上预设的歼敌战场。同时，命令其他各部收拢部队，追上去加强包围圈，如果一时收不拢的，有一个班走一个班，有一个排走一个排，有一个连走一个连，围上去之后，先作两面工事，不要主动进攻，但必须守住阵地。要是敌人在谁的地段跑出去，就唯谁是问！
敌军虽然被包围了，但敌军建制基本上还是完整的，而我军已连续20多天行军作战，人员伤亡较大，有的连只有二三十人，连打扫战场都相当吃力。在此情况下，我军不少将领建议缓打。但徐向前斩钉截铁地说：“非打不可！”
其实，此时敌人若集中全力向一点冲击，尚有突围的可能。此时阎锡山在太原也看到了这一点，并令赵立即突围，撤回太原。但正如徐向前事先所料，原泉福一贯骄傲自大，赵承绶昏愦无能，做不了原泉福的主。”原极力反对阎和赵的主张，骂阎锡山是胆小鬼，他不仅没有集中兵力突围，反而分兵三路向解放军进攻，企图与我军“一决雌雄”，这就为解放军部队赶上巩固包围圈赢得了时间。当敌各路进攻均被我顽强击退之后，再想突围，为时晚矣！经过7天激战，被围敌军几乎全军覆灭，赵承绶被生俘，原泉福被我一发迫击炮弹击中，临死前对部下说：“没想到徐向前的厉害，十总全完了！”感受到徐向前厉害的人又何止他一个，当战斗行将结束时，在一间满是日本兵的大屋里，为首的日军官拦住冲进去的战士问道：“你的太君的徐向前？”这位战士大声说：“是的！”日军官转头一声呼叫，满屋敌人立即乖乖投降了。
赵部被歼之后，晋中其他国民党守军“兵败如山倒”，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纷纷向太原逃窜。徐向前部以“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乘胜追击。有的敌军只顾拖着枪跑，顾不上停下来还击，直至累倒在地，缴枪投降；有时，几个战士追击着上百个敌兵，就连一个手拿扁担的当地老农还缴了10几个敌人的枪；有三位新华社前线记者，俘敌37名，缴了两门炮，两挺机枪，10多支步枪。至1948年7月21日，晋中战役全部结束。
晋中战役历时近一个月，徐向前以不足6万之众，歼灭阎锡山10万余人，解放了晋中14座县城。人民解放军从四面八方，直逼太原城下。1948年10月5日，我华野第一兵团在徐向前的指挥下发动太原战役，阎锡山狼狈地逃到了南京，后来又飞逃台湾。这位一生奉行“中的哲学”的山西土皇帝开始过上了所谓“十年隐居，十年著作”的生活。
阎锡山小传
阎锡山(1883年—1960年)，字百川，号龙池，乳名万喜，山西五台县河边村(今属定襄)人。1883年10月8日出生于地主兼商业高利贷者家庭。其6岁丧母，9岁入私塾读书，16岁协助其父阎书堂经商。1902年入山西武备学堂，1904年由清政府选送到日本振武学堂留学，结识了孙中山，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1907年入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学习。1909年春归国，先后担任山西陆军小学教官、学校监督，陆军86标统（团长）等职。1911年10月29日参加辛亥革命太原起义并获得成功，被推选为山西都督，时年29岁。
1914年5月阎被袁世凯委任为国武将军。1916年7月任山西督军兼省长。1917年9月，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爆发。他秉承段祺瑞的旨意，派兵赴湖南同护法军作战，遭惨败。在北洋军阀混战的年代，他朝秦暮楚，进行政治投机，并乘机将部队扩充为12个旅。1927年6月，在北伐战争取得很大胜利的形势下，他自称北方革命军总司令，悬挂青天白日旗，随即将军队扩编为8个军。是年7月，在山西进行“清党”，迫害共产党人。1928年2月，任国民革命军第3集团军总司令，参加对奉系军阀张作霖部队的作战。3月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太原分会主席、北平分会代主席、平津卫戍总司令，势力范围扩展到河北、察哈尔、绥远及北平、天津。1929年又兼任国民党陆海空军副总司令。1930年被委任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同年8、9月间与冯玉祥、汪精卫联合反蒋，在北平另组国民政府并任主席兼陆海空总司令兼第二方面军总司令。但很快冯阎倒蒋失败，在蒋的威逼下，于11月29日从五台县化装潜往天津，12月22日离津隐居大连。由于山西军政要人都是他培植的亲信，他仍可控制山西局面并随时准备东山再起。1931年8月，乘日本飞机秘密回山西，隐居河边村，遥控太原。“9•18”事变爆发后，经众人多方面周旋，蒋阎言和。1932年3月，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重新统治山西和绥远两省。他采用保境自守的策略，着重搞好本省建设，充实力量。
1935年日军进窥绥东，他提出了“守土抗战”的口号。1936年2月，红军东征，由陕北过黄河进入山西，阎军大败。蒋介石乘机派五个师进入山西。红军撤回陕北后，蒋介石仍不撤走。随后，他面对日军步步进逼，而蒋介石也想将他吞并的形势，初步接受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采取了“拥蒋联共抗日”的路线。
1937年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日军侵入山西后，曾在代县组织所部积极对日军作战，并同共产党合作抗日。但后来接受了蒋介石的密令，开始制造反共摩擦。1938年3月兼任山西省主席。1939年蒋介石发动反共高潮后，他于12月制造“晋西事变”，进攻抗日决死队和八路军。后来又暗中同日本侵略者联系，在抗日和降日之间进行投机。
抗日战争胜利后，积极参加蒋介石发动的内战。1945年9月派第19军军长史泽波率部侵犯上党解放区，三万余人被歼。随后，在解放军的打击下，他的部队不断被歼，所占地区日益缩小，到1948年7月，只剩下太原和大同两座孤城，但仍继续顽抗。1949年3月29日，人民解放军兵临太原，阎离开飞南京，从此告别山西。同年6月3日，出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12月8日随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
1950年3月以后，阎只担任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很少公开露面。
1960年5月23日，病死在台北阳明山寓所，终年77岁。
毛泽东点评杨虎城“厚德载物，自强不息”
临危受命，回师西安――拉开了“二虎守长安”的序幕――设计用谋，浴血守城――安内攘外，誓不言和――“执行命令”，搜捕“要犯”――巧借“醉酒”，释放共党――接受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的主张――力谏受责，决心兵谏――逼上梁山，发动事变――撤职留任，出洋考察――归国抗日，惨遭毒手――千古功臣，永垂不朽――杨虎城将军小传
毛泽东在读《史记》的笔记中曾有这样的批注：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他们堪称“厚德载物，自强不息”。
临危受命，回师西安
1926年1月，军阀刘镇华奉吴佩孚之命，以“讨贼联军陕甘总司令”的名义，继重创国民军第2军之后开始大兵压向陕西，率领镇嵩军7万人向陕西进攻。镇嵩军攻占潼关后，长驱直入，于4月初兵临西安城下。时西安守军总共不到5千人。刘镇华满以为西安指日可破，准备搞一个“入城式”。
与此同时，杨虎城在三原也接受了国民革命军的临危受命——防守西安。
杨虎城在三原县东里堡召集各将领会议，明确指出：国共合作的广州革命政府正在准备北伐。西安是西北革命的根据地，若被刘镇华占据，将不利于革命军北伐，也会给三秦父老以极大灾难。因此，坚决主张迅速将部队移驻西安，与陕西军务督办李虎臣合兵抗击刘镇华来犯。会后，杨虎城除留李子高旅防守三原外，令其余各部5000余人驰奔西安。
在此之前，杨虎城还派军需李天午到西安与李虎臣商量防守事宜。李虎臣说：“我‘对点’来，我守。我‘对点’不来，我走”（杨虎城原名忠祥，号虎臣，故俩人彼此一直以“对点”互称）。李虎臣把守卫西安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完全寄赖于杨虎城的决心上。李天午向杨虎城汇报了李的态度以及省城情况，杨虎城立即用电话告诉李虎臣，说他已令冯钦哉、姬汇百二位旅长率部星夜赴省，他随后就到。
杨虎城先派孙蔚如率领第二支队挺进渭北各县通往西安的重要渡口草滩，准备船只，掩护大部队渡河。孙部占领渡口后，冯、姬二旅长即率精锐部队连夜相继渡河，迅速向西安前进。4月16日，在渭北进步力量的支持和西安各进步团体的欢迎之下，杨虎城派先头部队从北门进城。刘镇华获悉杨部从三原向西安转移时，大为惊讶，即令在城东北郊三辅洼一带的镇嵩军攻城。原在驻东郊的守军纷纷向城内撤退，情况十分危急。杨虎城先头部队冯、姬二部未及休息吃饭，就出东门投入战斗，击退敌人，才把战局稳定下来。4月18日，杨虎城率领后卫部队由草滩、马神庙两路渡河进入西安，进一步稳定了战局，安定了人心。
拉开了“二虎守长安”的序幕
刘镇华见杨虎城率部入城，气急败坏，命令部队攻东关，占三桥，很快将西安四面包围。5月中旬，西安与外县的一切联系全被截断，为了打通一条与外面联系的交通线，杨虎城忙派兵突围开路，但几次突围，均未成功。眼看只剩下坚守孤城一条路了，杨虎城感到，大敌当前，如何统一指挥与团结合作，是应首先解决的问题。
杨虎城找到李虎臣、卫定一等研究如何抗击刘军进犯问题。当时，论实力，杨部的兵力约5千余人，是保卫西安的核心力量。然而，杨以大局为重，提出取消国民军的番号，改称陕军的建议，并推戴李虎臣为陕军总司令，自任副总司令。其次，他命令自己的部队把从靖国军开始时就戴的红圈军帽取消，同李虎臣、卫定一部一致。在分配防务时，杨担负起敌人攻击的重点东、北两个方向。为了防止敌人声东击西的诡计，守军采取了分片包干的办法。大家表示赞成，并迅即进行守城防御部署，在城外各要隘和城墙上构筑工事，分别派兵固守，。
当时，要坚守西安，确实非常困难。刘镇华围攻西安的兵力有7万多人，城内的守军总共不足1万；刘军有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源源补给，又有山西军阀阎锡山的接济，武器装备较优；而城内守军武器弹药和军需粮草均无补给之源。双方力量对比不仅众寡悬殊，而且城内守军的三个部分，思想混乱，标志不一，很难统一行动。杨虎城、李虎臣和卫定一等几个不同系统的部队，过去各有所属，各自为战，而且有过分歧，这次由于共产党的帮助，暂时联合，共守孤城，但是各有人马，各有打算。
此外，西安城内有些绅士组织“和平期成会”，作为刘的内应，随时准备迎刘入城。是年冬，城内粮食供应断绝，军民先后饿死和冻死近不计其数，“和平期成会”乘机造谣惑众，制造混乱。
在这种外有强敌进攻，内有奸人挑拨，守军情况复杂，特别是李虎臣时有动摇的形势下。杨虎城要带领守城部队，团结全体军民坚守西安，确实不易。
设计用谋，浴血守城
刘镇华求胜心切，指挥部队，多次发动强攻；杨虎城率部反击，寸土必争。刘下令在东北城下挖掘地洞，准备爆破，炸毁城墙，攻入城内。杨虎城从一个农民口中得知这个消息后，派副官李秀侠、卫队营孙辅丞负责寻截，在地下挖掘堑壕，专门防御敌人的地道爆破。后来，刘军几次挖掘地道，都被发现堵塞，使敌之阴谋未能得逞。
7月22日夜，守军中级以上军官正在三意社看戏，突然有一个副官匆匆走近杨虎城身旁，低声报告了刘军将进行夜间偷袭的军情。杨虎城和李虎臣、卫定一商量了几句，就站起来向在场的军官说：“敌人今晚由东北城角大举攻城，已将我军口令盗去，今晚口令改为“杀敌！”接着，他命令冯钦哉、姬汇百两部各抽一营准备增援，其余各部军官赶快各回原防，严加戒备。当看戏的人群走出三意社时，东北方向已传来激烈的枪炮声。杨虎城高声喊道：“一律向城东北方向增援御敌！”士兵们在长官的率领下，直奔战斗前沿浴血奋战，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1926年7月，广州革命政府正式出师北伐。9月上旬，北伐军先后攻克羊楼司、汀泗桥，迫近武汉。吴佩孚连续失败，惊恐不安，急于结束西北战斗，以便缩短战线，遂于9月26日派飞机轰炸西安，并散布传单，以10万元赏金，索取杨虎城等的首级。
9月间，刘镇华在强攻多次失利后，企图用欺骗手法，诱使守军下层军官投降。杨虎城知情后，就和李虎臣研究，决定将计就计，让李部下的连长诈称愿意献城，诱骗敌人上钩。杨虎城为了就近指挥，和李虎臣移驻西北城角的广仁寺。当敌约100人爬上城头时，全部被守军缴了械。敌人惊慌失措，自相践踏。杨虎城随后命令各部向逃敌展开猛烈追击，并分两路向城北大白杨、城西的潘家村进攻，刘镇华精心组织的500名偷城敢死队．生还者仅25人。
守城期间，杨虎城的情绪始终坚定而激奋，为此，他曾吟绝句一首：西北大风起，东南战血多；誓摧铜马尽，还我旧山河。
安内攘外，誓不言和
守城数月后，食粮缺乏，生活困难；弹药奇缺，战斗日艰。守军内部妥协、动摇的情绪开始日益滋长，就连总司令李虎臣的情绪也极不稳定。李虎臣在开始守城时态度就不积极。后来，在守城面临严重危机时，他又一次表现动摇，甚至企图放弃原则，和围城的敌人进行和谈。
有一次，李虎臣对杨虎城说：“‘对点子’，弹药极缺，又无来源，咋办？”
杨：“打完了再说！”
李：“打完了咋办？”
杨：“用城墙上的砖打！”
李：“城墙上的砖打完了咋办？”
杨：“我们两人上钟楼战死！”
李：“‘对点’，我和你说老实话，守西安有什么价值？”
杨生气地站起来说：“我守西安为的是缩短国民革命和世界革命战线。”
李：“你不要给我上洋条子，我不懂！”
对李虎臣的这种错误思想，杨虎城曾作过多次规劝，并向其表明心迹：“西安革命城如果存在，我与城共存；如果城失，亦与城俱亡。”杨虎城的坚定决心与他耐心细致的工作，终于使李虎臣坚强起来，打消了言和的念头。
后来，刘镇华又生一计，派人散布革命军失败的消息。卫定一信以为真，打算放弃西门，撤回兴平原防地。为了防止敌人破坏团结，挑拨离间，杨虎城遂与李虎臣一起移住喇嘛寺，指示其部下带两连兵晚间转驻西门城楼，万一卫定一撤离西关，立即占领，守住西门。安排妥当后，杨虎城又和李虎臣召开了团以上军官会议，公开揭露了敌人的阴谋，使卫定一觉醒过来，在会上痛哭流涕地表示愿与城共存亡，与大家共生死。从而粉碎了敌人的阴谋，进一步增强了守军的团结。
10月以后，城内出现了更严重的缺粮现象，很多人断炊，以油渣、谷糠、野草充饥。11月，发生了军民争食的现象。不少部队派人到居民家中征粮，引起了秩序混乱。为了解决好这些问题，杨虎城专门召集军官训话：“北洋军阀祸国殃民，是人民的敌人。刘镇华是北洋军阀的走狗，我们抗击刘镇华，就是直接打击北洋军阀，也是协助革命军北伐。我们坚守西安，也是为西北革命争人格，我们一定要坚守到底，取得最后胜利。万一不幸西安被敌攻破，我各部官兵必须坚守防地，与城共存亡，与敌巷战，打完最后一颗子弹，流尽最后一滴血。我不是要大家战死而我独生。我已下了决心，城破之日，我就自戕于钟楼底下，以谢大家，以谢人民。”言时声泪俱下，在场的许多人都感动地流下泪来。他最后说：“我们革命是为救国救民，倘不顾老百姓，怎能算得革命？近来各部队往往各派官住到居民家中征粮，秩序大乱，这还能坚守西安吗？”接着，他派部下纠察，倘发现有不遵守规定，私自征粮者，在哪里查出，即在哪里枪毙，并且不顾私情，枪毙了部下一个违犯纪律的军官，使秩序复归稳定。
同年秋，冯玉祥、于右任从苏联回国。冯在绥远五原誓师，就职国民军联军总司令，率全军响应北伐，派部下孙良诚援救西安。孙部赶到后，与守军里应外合，西安城于11月28日解围，刘镇华被赶出陕西。
杨虎城同李虎臣、卫定一坚守待援八个月，拖住了号称十万之众的镇嵩军部队，从侧背打击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在战略上策应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他们的这次守城作战，堪称是民国史上守城作战的典型战例。
“执行命令”，搜捕“要犯”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公开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但蒋介石的清党命令在杨虎城所部第10军并不灵光。杨虎城早年投身国民革命，后与共产党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就连杨虎城的夫人谢葆贞也曾是共产党员。她对杨虎城有很大影响。所以，当其它地方势力对共产党人驱逐的驱逐、逮捕的逮捕时，他不但没有采取这些措施，还将在其它部队中被逐的著名共产党人收留在自己的直属部队中，并委他们以重要官职。因此，杨虎城的直属部队被称为“共产党干部仓库”。
消息传出后，国民党右派分子一片哗然。蒋介石十分恼火，他一面严令杨虎城立即清党，同时扬言，如果10军不清党，将以军事手段消灭10军。一时间，杨虎城陷入困境。
然而蒋介石也知道，杨虎城讲义气。而且轻易不服软，你越硬，他也越硬。如果一味硬压，把杨虎城搞火了，事情反而更难办。于是在公开威胁的同时，他又派出心腹干将韩振声以特派员的身份，携银两万元前去对杨虎城进行拉拢。蒋的条件只有一个，在军中清党，将共产党的首要人物魏野畴、南汉宸等押解南京。并许诺只要答应上述条件，今后将负责供给10军军饷。
韩振声携两万银元如期来到10军。一住下，他便积极开展活动，收买人心。他行前已得知，由于和杨虎城与顶头上司冯焕章闹翻，杨虎城的10军已八、九个月没领到军饷。于是他先以金钱为诱饵，劝说杨虎城的部下交出共产党，投靠蒋介石。继而又在军中散布说如不交出共产党，10军就要完蛋。他的这招儿果真起了作用。10军中的一些保守分子在他的挑动下纷纷要求杨虎城交出共党人物，断绝与共产党的联系。
杨虎城左右为难。交出共产党员？这是他不愿意的。真的将他们交给蒋介石，他们必死无疑，自己将落个干夫指、万人骂的“不讲义气”的臭名。再说他也不愿意完全断绝和进步势力的联系。不交吧，眼见军心不稳，往后想想，就是不被蒋介石吃掉，长期得不到军饷，军中还不是不战自乱！10军是他安身立命的本钱，10军中的那些三秦子弟追随他浴血奋战，才有了今天的局面。这些兄弟一旦散了，他杨虎城也就完了！左思右想，他想不出个万全之计。只好决定相机行事。
这天，韩振声亲自到杨虎城府上拜访。几句客套之后，少不了又是一阵利诱威逼。对韩振声的这一套杨虎城早有所料，因而并不在意。但在韩振声说到：要杨虎城去南京面见蒋介石，把共党首要分子魏野畴、南汉宸带上做见面礼，并由他亲自同行时，他才突然动了心。韩振声还在不停地搬弄三寸不烂之舌，杨虎城似听非听。……对！就这么办！一个想法已在他胸中成熟。他起身送客。“韩兄所言甚是，但容老弟再细细考虑。”“当然，当然，但望兄弟尽快决断，事不宜迟。”韩振声悻悻地退了下去。
第二天凌晨，鸡刚叫过头遍，天空阴云密布，看不到一个星星。10军军校所在地的一间屋子里，共产党员魏野畴、南汉宸还在商讨争取杨虎城的工作。突然，前院响起杂乱的脚步和低闷的责骂声。魏野畴心头突突直跳，忙说“老南，不好，快走！”南汉宸心知情况有变，“噗”一口吹灭蜡烛，同魏野畴夺门而出。不料，军别动队队长带领一群荷枪实弹的士兵奔过来，堵住去路。手电光里，刺刀寒光闪闪，刀尖直抵魏、南二人胸口，他们被捕了。
杨虎城的夫人听到魏野畴和南汉宸被捕的消息，立刻找到杨虎城，愤然责骂他不讲义气，不顾脸面，并从此不给他好脸看。
“巧借“醉酒”，释放共党
当韩振声听说杨虎城真的对共产党采取了行动时，高兴得眉飞色舞。他急急忙忙跑到杨府，进门就一叠声地恭维：“虎城兄英明果断，一举捕获共党要犯，振声特来贺喜。”接着又软硬兼施，催促杨虎城及早押人上路，赶赴南京。杨虎城从容地答复道：“振声兄放心，兄弟一定尽快启程。”
几天后的一个黄昏，津浦线上的一个小站突然骚动起来，一队队军警将这个平时稀有人客的地方围了个水泄不通。片刻，一队车马长龙滚滚而来。马队在票房前停下，杨虎城、韩振声等跳下马来。同来的还有被杨虎城逮捕的共产党要犯。暮色降临时分，开往南京方向的客车喘着粗气徐徐进站。站长亲自将杨虎城一行送上挂在车尾的包厢。魏野畴、南汉宸则被押上另一节武装看守的车厢。
坐在火车上，韩振声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此来不费吹灰之力，就完成了蒋介石交给的重要使命。眼看大功告成，脑海里不时浮现出老蒋为他封官加爵的图景。一路上韩振声与杨虎城高谈阔论，滔滔不绝。另一边，谢葆贞独坐窗前，望着窗外的夜色发呆，一言不发。
晚饭时分，杨虎城的随身副官在餐桌上摆满了美味佳肴，请韩振声、杨虎城、谢葆贞入席。谢拒不就座。杨虎城只好独自一人陪韩振声吃喝。不一会儿，一瓶汾酒见了底。两人也有了几分醉意。
副官又摆上一瓶汾酒，杨虎城抓起瓶子，咕咚咕咚给韩振声斟满，醉眼朦胧中盯住韩说道：“此次进京，虎城与10军的身家性命、今后前途都操在特派员手中，请多多关照！”
韩振声脖子一仰，吱一声吸干盅里酒，目光呆滞地瞪着杨虎城，大吹大擂道：“放心，老蒋和我换过八字，我的话他非听不可。咱俩呢？患难之交，狗皮袜子没反正，我胳膊还能向外拐？放心，放心！”
“韩兄是痛快人，敬佩！敬佩！”杨虎城抓起两只瓷碗，咕咚咕咚斟满酒，端起一碗，商高举起，喃喃说道：“人逢知已……干杯少……韩兄……来来来……干……干……”
“对，对对……干……干杯……少，咱们谁是谁……干……干！”韩振声舌头打着绊，一仰脖，又是一杯。
杨虎城把瓷碗举到唇边，正欲往嘴里灌，手突然一抖，酒顺着脖子流下来，淌了一身。
韩振声将空碗向杨虎城一亮，重重往餐桌上一放，斜着眼睛盯住杨虎城：“倒！……不把你……你放倒，……我，我不……姓韩”
杨虎城又给韩振声斟上满满一杯：“韩兄英雄……海量……干！”
此时的韩振声早己如入雾里云中。他眼皮下垂，身摇体晃，瞎子似地摸索着端起碗，连鼻子带嘴地往下灌，一碗酒未倒尽，身子已栽歪到一边。瓷碗翻滚到地上，“啪”的一声摔了个粉碎。
杨虎城又倒上一碗，举到韩振声面前，摇摇他喊道：“韩兄，来，来，你是好汉……再于一杯！”
韩振声已烂醉如泥，不久鼾声如雷。
此时的杨虎城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从醉意朦胧中清醒过来，快步向衣帽间走去。
谢葆贞见状大吃一嫁，急忙跟过去。
另一节车厢中，魏野畴、南汉宸等人正闭目养神。杨虎城闪身进来，反手关上门，小声道：“魏先生，南先生，这是你们的通行证。车一停，你们就悄悄下去，我派人送你们出境。
魏野畴和南汉宸等人听罢先惊后喜，开始他们还以为杨虎城真的出卖了他们，现在才知道真相。魏野畴道：“虎城兄，谢谢你的一番好意，刚才还错怪了你。”
杨虎城说：“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请多多保重，我们后会有期。”
列车在一个小站徐徐停下，魏野畴、南汉宸等人神不知鬼不觉地下车，隐没在夜色中。列车又缓缓开动了，杨虎城望着向后退去的票房、站台，转身走进车厢。谢葆贞正含情脉脉地望着他。
“还生我的气吗？”杨虎城意味深长地问。
“当然！……你……连我也瞒着？”谢葆贞娇咳地责怪，说着扑到他怀里。
杨虎城爱怜地抚着妻子的秀发，少顷，悄声道：“戏还没演完呢，走。”
两人又回到餐桌边。韩据声依旧鼾声如雷。杨虎城端起瓷碗一饮而尽，又抓起酒瓶，将剩下的半瓶喝了个精光。
“虎城……你……”谢葆贞一时看楞了，杨城虎还从不这样放纵自己。
杨虎城满脸通红，身体摇摇晃晃，口齿不清地说道：“你……你先回卧室……我……我就……醉……醉……在这里……”
“叭嚓”酒瓶落地，摔得粉碎，杨虎城一歪，倒在地板上。这回杨虎城可是真得醉了！
接受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的主张
“九•一八”事变后，灾难深重的民族危机，进一步激发了杨虎城的爱国主义思想。1933年3月，正当日寇向热河进犯的时候，他特地赶到石家庄，面见蒋介石，请缨抗战。然而，遭到蒋的冷遇。
1933年5月，冯玉祥、吉鸿昌等在张家口树起察绥抗日同盟军的旗帜。杨不仅在言论上遥为声援，而且予以物资援助。同年，他在家乡蒲城县由自己出资创办了一所尧山中学，用“教育报国”四字作校训，向学生宣传抗日自由原则。后来，这所学校有许多学生奔赴了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
是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伟大号召，使杨几乎有绝处逢生之感。他认识到，“抗日，大家都有出路，打内战，。大家同归于尽。要抗日，先要停止内战”，并觅取停止打内战的办法。
11月，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杨花了一笔钱，当选了国民党第五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后，他气愤地说：“从辛亥革命起，就跟同盟会闹革命，到今天还不能不花钱买一个中央监察委员，太丢人了！”正在这时，南汉宸派申伯纯到南京，建议杨虎城和陕北红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的合作关系，杨即表示赞同。
12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自派红二十六军政委汪锋到西安面见杨虎城。汪转交了毛泽东给杨的一封亲笔信。
毛泽东对杨给予很高的评价，提出了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的主张，并希望杨和共产党的关系保持下去，发扬光大。因而，杨更坚定了不打内战，坚持抗日的决心。
与此同时，南汉定又派王世英秘密去西安。杨虎城在自己的别墅“藏园”客厅里与王会谈。之后，达成四点协议：(一)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与十七路军建立友好互不侵犯协定；(二)双方互派代表，在杨虎城处建立电台，秘密联系；(三)十七路军在适当地点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送必要物资，并掩护红军人员往来；(四)双方同时作抗日准备工作，先从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杨还给王世英和汪锋五百元路费回陕北。
从此以后，杨部和红军再未发生过实际冲突。在红军过黄河东征期间，蒋介石命令杨部进攻红军后方，杨虎城都以事先通知，打假仗的办法，敷衍应付过去。杨部设立了三个交通站，红军人员来往很方便，只要换上十七路军军服，就可进出西安。红军的军用品及其物资可通过交通站运往陕北，杨部还常派汽车协助运输。这样，杨虎城与共产党的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年夏季，张学良奉蒋介石的命令，率东北军入陕、甘一带“围剿”红军。由于蒋挑拨离间，张、杨之间一度矛盾较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进步人士的工作下，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人消除了误会及成见，关系逐渐密切。他们决心团结一致，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联共抗日。
力谏受责，决心兵谏
1936年冬天，日军进犯绥远，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而蒋介石却将重兵调往西北“剿共”，一时间，通往长安的古道上，兵车相望。蒋介石也亲临西安，威逼张学良、杨虎城与红军开战。
杨、张力劝蒋联共抗日，遭到蒋的严厉斥责。12月4日，蒋介石对杨、张提出两个方案：要么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及十七路军全部开往陕北前线，向陕北红军“进剿”，中央军在后面接应督战；要么将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到安徽，将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去“剿共”。杨、张在重压之下仍不接受这两方案，并坚持对蒋介石晓以大义，陈以利害，要求蒋联共抗日。可是，蒋介石对他们的苦谏置之不理。张学良采用哭谏的办法也无济于事，反遭蒋介石责骂。
当张学良把哭谏的情景讲给杨虎城，杨听后非常气愤，但是为了国家民族，他又强压怒火，于12月8日上午11时去临潼面蒋再次陈述。他说：看国内形势，不抗日，国家是没有出路的，人心是趋向于抗日的。对于红军的事，可以商量办，宜用政治方法解决，不宜再对红军用兵。蒋介石听了，表面上态度平和，但话语却骄横而严厉：“我有把握消灭共产党，我决心用兵！红军现在已经成为到处流窜的乌合之众。他们必须听从政府的命令，缴出武器，遣散共产党。我已叫邵主席（邵力子）拟传单，准备派飞机到陕北散发。如果共产党还要顽抗，我们以数十倍的兵力，对付这些残余之众，消灭他们有绝对把握。现在我们东西南三面合围，北边，我已命令马少云（马鸿逵、时任宁夏省政府主席、十五路军总指挥）派骑兵截击，一举可以把红军打到长城以北沙漠一带。在那里，红军无法生存，只有瓦解投降一条路。十七路军若果兵力不足，担任进攻的战线可以缩短一些；如果有不主张‘剿共’而主张抗日的军官，你放手撤换，我都批准。”说到这里，蒋介石抬起头来，双眼盯着杨虎城，显然要看到敲山震虎、杀鸡给猴看的功效；杨虎城声色不露，蒋介石又软硬兼使地接着说：“你是本党老同志，要知道，我们和共产党是势不两立的。消灭了共产党，我会抗日的。”
至此，杨、张都明白矛盾已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但谁也不敢先开口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张学良试探杨虎城，问可不可以找王炳南(在杨部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一起谈谈，看王有什么意见。杨故意说：“不必找王炳南了，他的意见激烈得很，提出要把蒋介石抓起来。”张一听此话，连忙说，我看王炳南讲的对，现在恐怕也只有走这一条路了。由此，张、杨产生了“兵谏’的想法。
逼上梁山，发动事变
12月9日，西安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张学良在十里铺劝回学生后，立即找到杨虎城，说：“群众的要求我巳作了保证，蒋很顽固，善言好语是没有用了，你看怎么办好呢？”杨紧紧握住张的手说：“副司令，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一定跟你来。现在是下决心的时候了，请不要迟疑。”
11日，杨、张开始商定兵谏计划，于次日凌晨六时行动，并分工由东北军负责到临速抓蒋介石，第十七路军负责西安城内的军事行动。
当晚9时，杨召集亲信的高级干部，宣布了“兵谏”计划，他说；“蒋介石不顾民族危亡，一意孤行，坚持内战，竭力挑拨我们和东北军的关系。这次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决定大举‘剿共’，实际上要消灭我们和东北军，我和张先生决定硬干，要干就彻底干下去，把蒋介石抓起来。”又说：“把这个摊子(指杨的部队)这样摔了，响！值！”
同时，杨与师长赵寿山、警备二旅旅长孔从周(中共地下党员)一起详细研究了军事行动计划，具体部署是：孔从周旅负责解除蒋介石的宪兵团、保安司令部、警察大队、陕西省府的宪兵连和西关机场驻军的武装，并占领机场；以一部担任西安各街巷的警戒，每一街巷如有武警时，即派武装士兵监视。为了增强警备二旅的领导力量，增调许权中(中共地下党员)为副旅长。炮兵营归孔从周指挥，炮兵位置设在北城楼上，对西安车站方面警戒，准备对外来的敌军轰击。特务营长宋文梅率特务营及卫士队各一部分士兵，负责逮捕往西京招待所随同蒋介石来的高级官员。派绥署参谋处处长王根僧去监视思想反动、与军统特务有关系的营长李振西，该营由赵寿山直接指挥，担任警戒新城城防及解除新城东北几个警察大队的武装。杨虎城委任赵寿山为总指挥，并说：“我们准备好，等张副司令来确定后，与临潼统一行动。”此时，张学良率领十一名军官来到杨的新城大楼，与杨共同指挥行动。
由于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精密安排，统一指挥，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统一行动，于12月12日，在临潼活捉了蒋介石。在西安的西京招待所等处扣押了在那里下塌的南京政府陈诚等几十名军政要员，同时，解除了西安国民党宪兵、警察、特务七八千人的武装，击毙了特务头子蒋孝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撤职留任，出洋考察
蒋介石扣留张学良后，于1937年1月5日，任命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并把杨虎城撤职留任，进一步对杨虎城打击迫害。
其后，蒋介石一方面在东北军、十七路军内部，以及东北军与十七路军这两部分友军之间制造分歧，进行分化瓦解；另一方面又布置五路大军进逼西安，以武力相威胁。杨虎城在极端困难的危局中，仍坚持革命原则，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不断进行公开的申述和揭露。2月5日，他发表“和平宣言”；2月15日，又联合几个人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八大主张的议案。蒋介石根本不予理睬，将东北军调往江苏、安徽北部一带，对杨虎城继续施加压力。3月初，蒋介石通过宋子文、顾祝同向杨虎城授意，让杨主动去见他，以“恢复感情”。杨虎城于3月28日到杭州，两次见蒋面谈。蒋大骂张学良不忠于领袖让杨听，接着干脆逼杨虎城交出兵权，离开部队，自动辞职出国考察。杨虎城只得于4月27日电蒋请辞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及十七路军总指挥职务。30日，蒋介石复电照准。
在此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又与特务机关密谋，妄图暗杀杨虎城。他们先找到当年坚守西安时因刺探军情、内通外敌而被杨虎城下令枪毙了的褚小毖的儿子褚龙吟，要他暗杀杨虎城。陈立夫亲自接见了褚龙吟，说是事情有人替他干，只要他事后出头，承认是他替父报仇就行了。褚龙吟胆小，有一定的正义感，吓得逃回老家，躲了起来，才使暗杀阴谋未能得逞。特务们还生动甄士仁（被杨虎城枪杀的陕北地方武装的首领）的女儿为父报仇，但甄士仁的女儿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使蒋介石的这一阴谋又未得逞。
5月29日，杨虎城偕夫人谢葆真等乘船离上海东渡出国。当轮船行驶太平洋时，杨从广播中听到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心急如焚，立刻打电报给宋子文：“日寇进迫，国将不国，噩耗传来，五中痛愤。弟以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折转陈委座。”但却遭到蒋介石的拒绝。7月14日抵旧金山时，杨虎城发表书面谈话，再次表示：“这次卢沟桥事变，是危及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我怎能置身事外、流连忘返？即拟兼程回国，请求任务，执行战斗，为国效死。”但是宋子文回电说：“以目前情况观之，请稍缓返国。”杨虎城返国抗日壮志不酬，决定趁此机会在欧美各国考察，争取国际对中国抗日的援助，学习外国经验。
归国抗日，惨遭毒手
1937年10月29日，杨虎城一行离开法国马赛，经新加坡、西贡等地，奔向香港。一路上，他归心似箭，盼望尽快地奔回相国，杀上前线，为抗日救国效劳；但是，等待着他的，却是蒋介石的魔爪。1937年11月26日上午，杨虎城偕同夫人谢葆真，儿子杨拯中和随行人员到达香港。然而，离船上岸之后，他即落入了国民党特务的网罗之中，从此失去自由。
1949年春，蒋介石见大势已去，假意告退回乡，由李宗仁代总统。李宗仁接受了中共的和谈条件，下令释放政治犯。他给重庆市长杨森下了一道释放杨虎城的命令，又派出一架专机到重庆，要把杨虎城接走。杨虎城从重庆的《中央日报》上看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但是，出狱后，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却来劝他转移。杨虎城非常气愤，大发脾气：“李代总统要释放我，你们为什么还要把我转移地方？我不是小孩，今天转这里，明天转那里。我不走，我要死就死在这里！”
原来，李宗仁员下令释放杨虎城，但蒋介石不许，便派徐远举、周养浩等特务，采取欺骗与强制手段把杨虎城及其子女、秘书、副官等人送到贵阳，软禁在黔灵山下麒麟洞的一套房子里。
1949年8月，逃到台湾的蒋介石又返回重庆，对特务头子毛凤民说：“今天的失败，是因为过去杀人太少，把一些反对我们的人留了下来，这对我们太不利了。”谈到对杨虎城的处置时，他凶残地说：“留他做什么？早就该杀了。”并指令毛人凤：“将杨解回重庆秘密处决，不能让人知道”。毛人凤在重庆召开了秘密会议，决定由周养浩出面骗杨虎城回重庆，在“中美合作所”内松林坡“戴公词”将杨虎城等人处决。刽子手杨进兴和熊祥把准备好的锋利匕首，送给毛人凤亲自验准。
1949年9月6日，杨虎城一行，由周养浩及特务队长张鹄等押送，分乘三部汽车，驶向重庆。天黑时，他们下了车，步行到非常偏僻的松林坡。杨虎城及儿子杨拯中，各被两个特务夹持着步上300多级石阶，走向戴公祠；宋绮云夫妇和小儿子以及杨虎城的幼女被安置在山脚下的平房里。杨虎城走进戴公饲，十七八岁的杨拯中，双手捧着他母亲谢葆真的骨灰盒，跟在后边。特务们故意把杨虎城父子分别引向左右两边的卧室。杨拯中刚入卧室，刽子手杨进兴迅速将匕首刺入他的腰间。杨拯中惨叫一声：“爸”，还来不及挣扎就倒了下去。走在前面的杨虎城心知有异，还没有来得及回头看看儿子，刽子手的手刃就刺进他的腹部。杨虎城挣扎反抗，力尽而绝。特务们又在他父子身上补了几刀，确认已死，才持刀向山下的平房扑去，又残杀了宋绮云夫妇和他们8岁的儿子宋振中（小萝卜头）及杨虎城的幼女。刽子手们把杨虎城和杨拯中的遗体埋在花园的一座花台里，并用硝镪水淋了他们的面部。后来，杨虎城的副官阎继明、张醒民也被杀害。杨虎城就义时年仅56岁。
千古功臣，永垂不朽
历史是不会遗忘这些为民请、舍身报国的英雄的。当杨虎城牺牲的噩耗传来，神州为之痛悼，举国为之泪下。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给了他极高的荣誉。他的光辉业绩将永远彪炳史册，激励后人。“杨虎城”三个字，从此与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民族英雄一起，载入中华民族的英魂册。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的这一天，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领导同志就立即着手调查杨虎城的下落。12月1日，杨虎城的遗体被发现。1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分别向杨虎城的家属发了唁电，高度评价了杨虎城有功于国家民族的伟大业绩。
1950年1月15日，重庆隆重举行杨虎城追悼大会，邓小平、刘伯承等党政军领导同志都参加了追悼会。16日，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分别发来唁电。中共中央的唁电指出：“杨虎城将军在1936年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推动全国一致抗日，有功于国家民族”。“杨将军的英名，将为全国人民所永远纪念”。30日，杨虎城的忠骸和随同死难者的灵枢从重庆运到西安。以彭德怀为首的领导同志和西北各界人民，在西安车站举行了迎灵公祭。2月7日，根据家属的意见，杨虎城安葬在西安南乡韦曲少陵原杜甫词西侧。
杨虎城是一位奋发有为的爱国志士。他从一个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成为统帅千军万马的将军，直到惨遭杀害，数十年如一日，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毛泽东早在1945年《论联合政府》的文章中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1946年西安事变十周年，延安各界集会纪念。周恩来在集会上讲话，赞扬张、杨两将军“是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1956年，周恩来在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由于西安事变，张杨两将军是千古功臣，这点是肯定的”。1983年，全国政协召开了纪念杨虎城将军诞辰90周年大会，再次高度赞扬杨虎城是“杰出的爱国主义将领，中国共产党的真挚朋友”。邓颖超主席特别转达叶剑英的话说：“杨虎城将军终生为国家为民族的爱国主义伟大业绩永垂史册！”
杨虎城将军小传
杨虎城（１８９３－１９４９），爱国将领。原名忠祥，号虎臣，后改为虎城。陕西蒲城人。1908年在家乡组织以打富济贫为宗旨的中秋会。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率会众参加陕西民军与清军作战。１９１２年投身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1915年率众参加陕西护国军，在华县、华阴等地截击袁世凯军。次年所部被编为陕西陆军第3混成团第1营,任营长。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先后任陕西靖国军左翼军支队司令和第3路司令。1922年拒绝直系军阀收编，被迫率部由武功退入陕北。
１９２４年，加入国民党，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年北京政变后，任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先后率部击败镇嵩军和陕西督办吴新田部。遂任国民军第3军第3师师长，聘共产党员在其举办的三民军官学校和所属部队任职。1926年,与国民军第2军李虎臣等部联合坚守西安孤城达8个月之久，以不足1万兵力抗击7万镇嵩军,从战略上策应了北伐战争。1927年初就任国民军联军第10路军司令，旋改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10军军长，率部东出潼关会攻河南。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21师师长。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拒绝在所部“清党”。1928年11月就任第二集团军暂编第21师师长。次年蒋介石与冯玉祥关系濒于破裂，率部附蒋，任新编第14师师长，驻防河南。先后参加蒋冯战争和蒋唐(生智)之战。1930年蒋冯阎战争中,相继任蒋军第7军军长、第17路军总指挥，率部攻击冯军。同年10月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积极主张抗日。次年1月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1933年曾请缨抗日，遭冷遇。同年6月，所部与川北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达成互不侵犯默契。1935年任陕西绥靖公署主任，奉令调兵在陕南阻截红25军，遭到痛击。同年4月被授为陆军二级上将。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逐渐倾向联共抗日，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并与东北军张学良消除隔阂，从而在抗日救国的基础上在西北形成红军、东北军、第17路军三方合作的局面。1936年12月趁蒋介石亲临西安督逼东北军和第17路军“剿共”时,在与张学良多次向蒋进谏无效后,于12日同张发动兵谏，扣留蒋介石，并以八项抗日救国主张通电全国。经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参与谈判，与蒋达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六项协议。由此为蒋所忌恨。1937年1月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撤职留任。6月被迫出国“考察”，游历美、英、法、德等国,宣传抗日主张。“七七”卢沟桥抗战爆发后,多次向蒋介石发电，要求回国抗日，遭拒绝。1937年11月底由法国回到香港，准备参加抗日工作。随后被诱至南昌囚禁。在此以后的12年中杨虎城一直被监禁，先后关押于湘、黔、川等地。1949年9月国民党兵败溃逃时，杨虎城被蒋介石下令杀害于四川重庆戴公祠。
第四部分毛泽东评张辉瓒是你剃了朱、毛的头，还是朱、毛剃了你的头？”
毛泽东的一首词，引出的一段故事—毛泽东的一幅对联，早已预示了张辉瓒的命运—毛泽东问：“到底是你剃了朱、毛的头，还是朱、毛剃了你的头？”—毛泽东主张不杀张辉瓒，留他做红军学校的教员—周恩来给朱德写信，让他释放张辉瓒—蒋介石写了“呜呼石侯，魂兮归来！”—邓小平编排《活捉张辉瓒》，朱德形象第一次上舞台—张辉瓒小传
毛泽东的一首词，引出的一段故事
1931年春，毛泽东在宁都黄陂村挥笔写下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之后，做词《渔家傲•反第一大“围剿”》：“万木霜天红烂漫，天边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毛主席《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词的广为传诵，使张辉瓒成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名字。有学者认为，这首《渔家傲》中，“前头捉了张辉瓒”一句太过直白，简直就是以口语入词，为作词家所讳。但也许正是因为直白，才容易被文化水平不高的根据地群众所传唱。
另外，它也反映了毛泽东打了胜仗以后，写作此词时的一种酣畅淋漓的痛快心情，凡伟人兴致所至，皆可入诗。34年之后的1965年年秋，毛泽东又写了一首词，名叫《念奴娇•鸟儿问答》，词中竟有“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的句子，恣肆若此，恐非常人所能揣度。
据中共党史和军史专家考证，毛泽东的这首词，创造了几个第一：
张辉瓒是红军在江西第一次俘虏国民党将军，而且张辉瓒被俘时军衔为中将师长，也是在江西俘获的国民党最高级别的将领。
这是第一次以国民党将领的名字入诗词，在以后的战争中，被捉的国民党将领有的职务和军衔都高于张辉瓒，却也无缘享受此“殊荣”。
张辉瓒是被共产党俘虏以后，又被杀死的第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似有违于共产党“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的政策；在此之后，即使被共产党定为“战犯”级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亦未见有被处死者，往往关一段时间后特赦。
毛泽东亲自指挥的大规模歼灭战。之后，毛泽东“胃口”越来越大。
张辉瓒在江西“剿共”时，“共党”、“共匪”、“红军”、“游击队”，在他眼里，统统化成4个字就是：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他仿照《水浒传》中封宋江、方腊、田虎、王庆为“四大寇”，把“朱毛彭黄”也简称为“四大寇”。没想到，他就栽在这“四大寇“手里。
毛泽东的一幅对联，早已预示了张辉瓒的命运
12月5日，南昌。
国民革命军第9路军总指挥部会议室。
由蒋介石召集，驻赣国民党军部队的师以上军官参加的“剿共”会议已经接近尾声。
这次会议确定，自12月中旬开始，各路“围剿”军以东固地区为合攻目标，分进合击。
一位国字脸，面色红润，佩带中将军衔的中年人笔直地站起身来，操着一口湖南官话，代表与会军官发言，声音洪亮，底气十足。
蒋介石还是第一次在如此近的距离，仔细打量着眼前这位发言者：裁减合体的毛哔叽军服遮住了他体态腴胖的体形，脖颈上的风纪扣扣的严严实实，斜跨的武装带松紧恰到好处，配着鼻梁上架着镶着金丝边的水晶眼镜，既给人一种武将的干练，又给人一种文人的儒雅。
“……此次剿共，我等革命军人誓必奋勇直前，将朱、毛首级献于主席座前。”
说话者声调渐次高上去。不知是由于风纪扣过紧，还是由于激动，他胖胖的脖子上，青筋时隐时现。
蒋介石欠了欠身子，以示对发言者的尊重，并微笑着点点头，示意发言者坐下。
“有石侯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蒋介石由衷地嘉许道。
这位被蒋介石称为石侯的发言者，就是张辉瓒，字石侯，国民革命军第18师中将师长。
张辉瓒年纪比蒋介石还大两岁，经历跟蒋介石相仿佛。当年，他们都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是先后期的同学。张辉瓒考察过德意志军事学，蒋介石虽未去德国，却赴俄国考察政治军事，据说会见了托洛茨基。后来，张辉瓒和蒋介石又一同东征北战。
1930年10月，蒋介石为了消灭红一方面军主力，摧毁中央根据地，在湘、鄂、赣、闽等省陆续调集10万余人的兵力，任命江西省主席兼第9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围剿”军总司令，第18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猛进猛打”的作战方针，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
比起军中元老，张辉瓒算是不得志的军人了。凭他的学历、资历、战功，当某路军总司令是绰绰有余的。不过，这次南昌高级军事会议之际，鲁涤平已向他私下许诺，这次如果获胜，取得战功，将向蒋介石力保他晋升上将副军长衔。所以，张辉瓒觉得这次是个很好的机会。
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兼总政委的毛泽东，对张辉瓒这个“前线总指挥”的骄纵、狂妄还是有所耳闻的。说起来他们还是湖南老乡，彼此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时期打过几次照面，却并没有过多的交往。
国民党大军号称10万，而当时红一方面军仅约4万余人，不足其一半。怎样粉碎敌人的“围剿”，颇令毛泽东和红军总司令朱德伤脑筋。
从蒋介石发动“围剿”之日起，中央苏区党内和红军内部，对于应该采取什么方针战胜敌人的问题就发生了分歧。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在8月份曾经有指示，主张中央红军相机进攻江西具有影响的大城市，因此，有相当一部分红军将领主张主动进攻南昌、九江，既贯彻了中央指示精神，又可以迫使前来“围剿”的敌人回防，蒋介石的“围剿”计划就会无疾而终。
毛泽东却不这么看。他认为，在红军和苏区还不巩固和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不宜脱离苏区贸然攻打大城市；面对国民党军的大规模“围剿”，红军应主动退却，将敌引进苏区内，红军依托熟悉的地形，人民群众的支援配合等有利条件，发现和造成敌人的弱点，使敌我态势发生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变化，然后集中兵力实施反攻，各个歼敌于运动之中，以粉碎其“围剿”。
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经过多次讨论，终于在江西新喻县境内的罗坊会议上，通过了毛泽东的意见。11月初，红一方面军总部下达了“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消灭之”的命作战令：命令分布在其他地区筹款的红军立即收拢，统一向赣南苏区北部边境转移，避开张辉瓒的主力。接着红军又向苏区中部转移，先后集结在黄陂、小布、洛口等地，隐蔽集结待机，抓紧临战训练，准备反攻。
为了鼓舞士气，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江西的小布，召开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
毛泽东为大会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下联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毛泽东在大会上，以这副对联为题，具体生动地解释了“诱敌深入”的必要和好处。
这副对联其实就是毛泽东关于红军反“围剿”作战的指导思想，想必也被国民党前敌总指挥张辉瓒侦知。不过，以张辉瓒个人的性格，他决不会相信这么轻易得来的情报，在他眼里，未必瞧得上脚穿草鞋，没上过一天正规军校的湖南老乡毛泽东。
确实，当时军界就是这样的风气，正规军校的毕业生多瞧不上土生土长的军官。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卢德铭的警卫团中有些黄埔军校的学生，从外表就可以区别出来，身上有“三皮”的，即是黄埔生，穿着皮鞋、拿着皮马鞭，裹着皮绑腿。以革命著称的黄埔军校尚且如此，像张辉瓒这种在洋军校留过学的就更可想而知了。
事后证明，毛泽东和朱德就是按照这个指导思想，一步步设下陷阱，把张辉瓒引向绝路；等张辉瓒知道毛泽东所言非虚的时候，他自己离人头落地已经不远了。
“到底是你剃了朱、毛的头，还是……”
毛泽东问：“到底是你剃了朱、毛的头，还是朱、毛剃了你的头？”
12月中旬，张辉瓒指挥国民党先头军队向中央苏区的地理中心——东固地区发起向心攻击。12月21日，张辉瓒进入东固，探知红军主力在黄陂一带，扬言要一举歼灭红军主力，日夜兼程扑向黄陂，至28日，虽然进至富田、东固、源头、洛口等地，但没有找到红军的主力。
让张辉瓒感到气恼的是，不仅没有摸到红军的影子，而且还和前来“进剿”的国民党第28师公秉藩部发生了火并。原来公秉藩为抢头功，率领28师早一天到达了东固，却没有向前线总指挥张辉瓒报告。没与红军交火，自家人先损兵折将，又是倒霉，又是丧气。
毛泽东和朱德发现，此次参加“围剿”的国民党军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这些部队派系复杂，难于协调；而且在布阵上暴露了国民党军正面过于宽大、战线过长、间隙过大、兵力分散的弱点。
经过仔细推敲，毛泽东和朱德确定实行“中间突破”的战术，先打敌主力谭道源师或张辉瓒师，将敌人分割为远距离的两群，然后各个击破。
两个主力师，到底是先打谭道源的第50师，还是张辉瓒的第18师？
两相比较，毛泽东认为还是先打谭道源50师对红军有利。谭师已进至乐安与宁都交界的源头，距小布仅25华里；而且它是乙种师，只有两旅6团8千多人，打它把握大些。
而张辉瓒的18师号称“铁军”，全师13000多人，全是新式武器，除了汉阳兵工厂出品外，还有德国制造的枪炮，加上最近在永丰修了飞机场，必要时可以调飞行大队的5架意大利“达格佛斯”飞机前来助战。
源头至小布间有一狭长山谷，是国民党军进攻苏区的必经之路，两边都是峻峭的高山，是设伏的上佳场所。红军侦察员得到情报，谭道源师将于12月25日由源头出动向进攻小布，毛泽东、朱德遂于前一日发出“红字第九号命令”，在峡谷中设下埋伏，专等谭道源上钩。
不料想，谭道源本钱小，却谨慎异常。本来已经下达了开进的命令，途中突然抓到一个刚从小布跑出来的红军逃兵，招供出前面埋伏有红军重兵。生性多疑的谭道源立即命令部队停止前进，退回源头，并命人将已快到峡谷的先头部队追回，同时向鲁涤平发出求援急电。
12月25日，不知敌情有变的红军战士白等了一天。毛泽东和朱德不甘心，于26日夜10时再次下令部队于次日晨设伏于峡谷。战士们在冬日寒风中埋伏了半天，谭道源师仍是不见踪影。这样，红军白等了两天。
正在毛泽东寻战不得的时候，红军侦察员又送来情报：12月28日，“围剿”军总司令鲁涤平令其深入苏区的5个师向红军发起总攻。其中张辉瓒率的第18师第52、第53旅和师直属队，于29日上午由东固孤军冒进，安营扎寨，等待大部到达。
毛泽东和朱德果断决定，全军火速西移永丰龙冈，迎歼张辉瓒师。
龙冈群山环抱，中间是狭长的盆地，也是一个理想的设伏场所。
12月30日凌晨，天开始下起了牛毛细雨，山坳为浓雾笼罩，能见度很差。毛泽东一边和朱德带着参谋人员进驻刚刚修建起来的红一方面军黄竹岭指挥所，一面风趣地说：“当年诸葛亮借东风大破曹兵，今日红军乘晨雾全歼张辉瓒。”
上午10时左右，浓雾稍散，张辉瓒指挥18师以第52旅为先头，师部和第53旅随后，由龙冈向五门岭推进。龙冈千嶂，山势险恶，大雾刚过，山路湿滑，正面高地上突然响起了排子枪声，接着手榴弹也砸了下来。张辉瓒开始误以为是红军小部队袭扰，后来知道了是黄公略带领的红3军先头第7师。
张辉瓒不仅没有害怕，反倒有些高兴。因为一则自己抓住了红军主力，二则他知道红军内部正在搞肃反，抓“AB”团，红3军已经折损了不少人马。三则据侦察得到的消息，朱、毛、彭、黄虽号称5个军，实际上只有3万人。朱、毛在闽西赣东活动，留在东固的只是黄公略的第3军。它以当地游击队的两个团为基础，用的是土枪土炮梭标大刀，实在是乌合之众。
于是，他自恃兵力武器占优势，命令部队向红军阵地反扑。
战至中午，红3军全部加入战斗，第18师也展开两团兵力猛攻。15时许，张辉瓒率4个团拼力向红军实施多路进攻，又被击退。
战斗十分激烈，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双方伤亡都比较大。毛泽东和朱德指挥林彪的红4军、罗炳辉的红12军和彭德怀的红3军团，从北、西、南三面向龙冈迂回包抄，于下午4点左右切断了张辉瓒与东固之间的联系，封锁了龙冈敌人向西北方向突围的道路，完成了对张辉瓒第18师主力的合围，并从侧后向18师猛攻。
只见密集的红军战士从大山上压下来，他们打着红旗，呐喊着：“活捉张辉瓒过新年！”仿佛天兵天将一般。红军步步紧逼，包围圈越来越小，张辉瓒期待中的援兵又杳无音讯，感到情势不妙，于是传令集合残部，准备待天黑后向西北方向突围。红军乘势发起总攻，利用熟悉的地形，勇猛穿插。
激战至18时许，红军全歼张辉瓒第18师师部和2个旅近1万人，活捉敌前线总指挥张辉瓒，缴获各种武器9000余件，子弹100万发，电台一部。
紧接着，毛泽东何朱德又指挥红军乘胜挥师东进，掉头直取谭道元第50师。
鲁涤平知张辉瓒兵败，即电令进攻的各部队靠拢，免再被红军各个击破。
但已经太迟了！
1931年1月3日晨，红军进抵东韶附近，向第50师发起进攻，经过激烈战斗，共歼该师3000余人，残敌逃回临川，红军缴获长短枪2000余支，子弹13万发，电台1部。
在5天之内，红军连续打了两个胜仗，打破了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
毛泽东主张不杀张辉瓒
军史记载，1930年12月30日，张辉瓒在江西永丰县龙冈被红军生俘。
关于张辉瓒是如何被俘虏的，有多个版本的说法。有的说张辉瓒见势不妙，急忙脱下将军服，从死尸上剥下士兵服套上，逃向不远处的万功山，藏在半山腰的一个土坑内，最后被搜山的红军战士抓获。认出他是因为他肥头大耳，白白胖胖，还挂着一副眼镜，脚上穿的马靴。有的说是因为张辉瓒平素克扣军饷，被其他的俘虏认出来向红军做了揭发。
前线总指挥、中将师长张辉瓒被俘虏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毛泽东和朱德的指挥部，不久就传遍了整个龙岗地区。
红军战士将张辉瓒捆绑起来，押解到龙冈街，与18师其他俘虏关在一起。俘虏兵们见到师长张辉瓒，纷纷骂他克扣军饷，有的竟不顾看管战士的阻拦，冲上去打张辉瓒打几个耳光。
这时恰好朱德赶到，连忙劝阻，并吩咐警卫战士给张辉瓒松绑，单独看管起来。
朱德责问张辉瓒，为什么要执行蒋介石围剿红军的旨意？为什么要在根据地烧杀抢掠？
张辉瓒哑口无言，却反问朱德能不能用金钱赎回自己一条命？
朱德严肃地告诉张辉瓒，共产党人是革命者，不是生意人，张辉瓒必须对自己带兵侵犯根据地，杀害革命群众的罪行有足够的认识。
毛泽东也特意从黄竹岭指挥所赶来，特地来会会这位湖南老乡。
毛泽东幽默地问张辉瓒：“总指挥先生，你是怎样指挥的呀？你没有想到红军的厉害吧？想不到我们今天在龙冈见到你。你在龙冈墙壁上到处写标语，要剃朱、毛的头。现在到底是你剃了朱、毛的头，还是朱、毛剃了你的头呢？”
张辉瓒被小他好几岁的老乡问得张口结舌，脸色灰黄，半晌说不出话来。
毛泽东拉他坐下，向他宣传了红军政策，给他讲解当前形势和革命道理，并询问了前来“围剿”的国民党军情况。张辉瓒则一再表示，只要红军免他一死，他情愿捐款、捐枪、捐西药赎命。
如何处理张辉瓒，是杀是留还是放，由于以前从来没有俘虏过这么大的官，红军内部意见也不统一。毛泽东和朱德都主张不杀张辉瓒，毛泽东说：“诸葛亮擒孟获敢七擒七纵，我们为什么连两擒两纵也不行呢我看不能一擒就杀。”
按照朱、毛的想法，把张辉瓒放到即将开办的红军学校当教员。有军就有校，治军先治校，国民党办黄埔，共产党就要办一个“红埔”。毛泽东在1927年11月下旬，就带领秋收暴动的部队在井冈山麓龙状元桥畔的龙江书院，创办了井冈山红军教导队；1928年春，朱、毛会师，红军教导队扩编为红4军教导大队。可教导队毕竟带有随营学校的性质，办一个正规化的红军学校才是朱、毛的理想。
而办红军学校此刻正缺少军事教员，张辉瓒倒是个合适的人选。
1931年深秋，毛泽东在江西宁都县的小布村，创办了中央苏区最高指挥学校——工农红军学校。不过，张辉瓒已经被杀多时了。
1931年１月28日，江西吉安东固区苏维埃政府召开公审大会，3000多人参加了大会。原定在镇里的广场，但因为参加公审会的人太多，会场临时改在小山坡上召开。张辉瓒被头戴高帽，五花大绑地从龙冈押回东固，被拖到一大群农民、乡镇贫民、手执红缨枪的年轻赤卫队员和身披征尘的愤怒的红军战士面前。
毛泽东本不想让张辉瓒去东固，但张辉瓒在距龙冈30华里的东固大搞“三光”政策，民愤太大，不让批斗群众不答应。
张辉瓒做的坏事实在是太多了。1929年他任南昌卫戍司令时，曾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1000余人，人称“张屠夫”。一个月前，在“进剿“东固的时候，张辉瓒命令部下：东固已匪化，石头要过刀，板凳要火烧。40里内，凡10岁以上的男女老少，格杀勿论。不论民房公房，草屋土屋，在部队撤退前，一律烧光！凡可携带之物资、食物，全部带走！
东固是个南北狭长，东西扁圆形的盆地，四周都是高山大涧，从四壁山岗上，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东固街上一片火光，听得到杀害平民百姓的枪声，以及受害者惨不忍闻的令人伤心落泪的啼哭声，呼救声。
有道是“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虽说毛泽东已经安排红8军军长何长工跟着去东固做群众的说服工作，可到了公审批斗会场，局面失去控制，根据地人民群情激愤，一片“剥皮”、“抽筋”的喊杀声。
会场维持秩序的红3军战士，也十分痛恨张辉瓒。就在刚刚结束的龙冈战斗中，红3军死伤3000人，当时没有那么多棺材，只好几十个人埋一个坑。红3军的战士多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们宁可死在战场上，也不愿被自己人当作AB团杀了，所以，打仗勇猛顽强。
在群众极其愤怒的声讨声中，张辉瓒终被当众枪决。
周恩来给朱德写信，让他释放张辉瓒
关于张辉瓒的被杀，有人归因于王明左倾路线。1931年１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路线开始统治中央苏区。但通过事后中央采取的措施来看，证实中央也并不想处死张辉瓒。
第18师在龙冈覆灭，师长张辉瓒被擒，在国民党军界掀起轩然大波，国民党南昌行营主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第9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伤心地向蒋介石报告：“龙冈一役，18师片甲未还。”
张辉瓒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私生活算比较严谨的一个，与妻子朱性芳感情甚好。朱性芳此时正在汉口，得悉丈夫在龙冈战败被俘，急得坐卧不安，派人去上海寻找中共中央所在地，欲倾家荡产赎回其夫。
湖南军界的程潜、唐生智、何键、范石生也纷纷向中共传递信息，要求红军不要杀掉张辉瓒。蒋介石也许诺了许多条件，只要放回张辉瓒，国民党愿释放关押在白区的大批“政治犯”，而且由上海三家银行作担保，向红军赠送２０万元现款和２０担西药及其他枪支。
为此，蒋介石责令鲁涤平派省府秘书王信一前往上海，秘密与中共中央联络人员龚饮冰取得联系。
中共中央鉴于此种情况，决定同意谈判。张辉瓒在国民党湘籍军人中有一定的影响，利用其影响，可以做分化瓦解国民党军的工作。主持军事工作的周恩来派中央军事部副秘书长李翔梧为红军代表，派中共中央特科涂作潮为中共代表，随王信一去南昌谈判，并派通讯员去中央苏区，交给朱德一封信，要求做好放回张辉瓒的准备。鲁涤平已准备待张辉瓒释放回来，为他设宴压惊。
当时红军急需枪支弹药，红3军在龙冈战役前，3个人才有一支步枪。许多战士四肢打断了，没有麻药，是用盐水消毒，用钢锯截肢。
可惜，这些都晚了。因为当时交通不便，派往中央苏区的送信的通讯员没有赶在张辉瓒被杀前赶到。
朱德事后回忆这件事时，曾经痛心地说：“按说真不该杀张辉瓒。如果当时留着他，不但可以解决根据地的不少困难，还可以用他做人质，换回许多狱中的同志，可是把他杀掉之后，蒋介石为了报复，立刻处决了我们许多被捕的共产党员，其中包括几次起义失败后被俘的军官。”
张辉瓒没有保住，可这次战役中俘虏的18军无线电台报务主任王诤、译电员刘寅等，却让毛泽东当成了宝贝。
“要好好优待他们，做好教育工作，争取他们参加红军，为我们服务。”毛泽东吩咐。
后来，王诤、刘寅都参加了红军，以他们为骨干，成立了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队，为开展无线电侦察、准确掌握敌军动向提供了条件，对以后的多次反“围剿”作战胜利做出重要贡献，还成立了通信学校，为红军培养了大批的通讯骨干。
蒋介石写了“呜呼石侯，魂兮归来！”
张辉瓒被枪决之后，尸体被挂在东固“翰林第”附近的“连理樟”树上示众。说来也怪，“连理樟”已有600年的树龄，两棵树本已古枯。自从张辉瓒的头被悬挂于右边樟树的枝头之后，这棵树就活过来了。
不久，张辉瓒的首级又被割下来，订在木匾上，冒雨抬至赣江，顺流漂下。
驻守吉安的国民党第七十七师哨兵在神冈山附近江面上发现一样东西在漂流，远远望去，像是有面小红旗在飘动。哨兵把船划拢去一看，发现是颗人头钉在木板上，血淋淋的。
驻守吉安的国民党哨兵发现后，用渔船捞起，马上交鲁涤平辨认。鲁涤平痛哭流涕，一面电告蒋介石和军政部长何应钦，一面将尸首护送南昌。
接下来，张辉瓒可以说是极享哀荣。他的头颅运到南昌后，鲁涤平命所部买了几段整块大楠木做棺材，聘请了南昌最有名的雕刻专家，按比例雕手雕足做身子，穿上中将军服，将头装上去，接着棺榇用蓝缎包裹入殓。
1931年２月下旬，鲁涤平在南昌成立“张公治丧事宜事务所”，于３月初举行了公祭活动。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发布公告：
陆军第十八师师长兼湖南省政府委员张辉瓒，于民国二十年一月二十八日，在江西东固殉难。灵柩将于三月九日抵省。议决二十九日公葬岳麓山。敬希赴省会悼念为荷！
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
张辉瓒的灵柩移九江经水路运至汉口，转火车到长沙，送到长沙小吴门火车站。全城10万人参加了公祭，沿路摆设了祭坛、祭幛。鞭炮齐鸣，纸烟缭绕。中午一点钟，何键致祭完毕，张辉瓒的棺材便用中山双杠，由128人杠抬入城，最后安葬在岳麓山半山处。
蒋介石亲拨巨款，修建了牌坊、寺庙及圆形水泥墓。墓前竖立的青石碑正面刻有蒋介石“魂兮归来”的题字，背面刻有张辉瓒生平简介和家属姓名。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张辉瓒墓被红卫兵摧毁殆尽，只留下残迹。
传张辉瓒在征剿毛泽东前，曾写《过金井故里有感》诗一首：
溽暑遍征意若何，卅年心事梦中过，
思亲直觉今犹昔，杀贼差能少胜多；
自笑尘劳侵鬓发，尚返归汁理渔蓑，
黄莺寄迹依稀认，立马桥头感逝波。
从诗中“自笑尘劳侵鬓发，尚返归汁理渔蓑”句可以看出，张辉瓒对军旅生涯多有倦意，已萌生退志。
如果那时激流勇退，张辉瓒不知能善终否？
朱德形象第一次上舞台
邓小平编排《活捉张辉瓒》，
歼灭18师，活捉张辉瓒的龙冈之役，对国共双方影响都很大。
1931年11月，全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村召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此，瑞金人民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
为了防止国民党的飞机来捣乱，庆祝会在黄昏后举行，当时大家都打着灯笼和火把参加庆祝活动，所以叫做提灯庆祝大会。
为了给代表大会助兴，当时主持瑞金工作的邓小平，还特地组织县里的艺人们，排演了采茶剧《活捉张辉瓒》，再现了第一次反“围剿”时在龙冈万功山活捉张辉瓒的生动情景。剧中还出现了朱德总司令的舞台艺术形象，这也是革命领袖的艺术形象第一次出现在舞台上。
张辉瓒被杀之后，被国民党政府追封为陆军上将。
张辉瓒之死，使蒋介石调整了战略战术，认识到光靠军事实力是不能消灭共产党的，于是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指导原则，企图在抓紧军事进攻的同时，用“加强军民政治训练”的办法，破坏红色根据地内红军与民众的关系。蒋介石特地把自己的得意门生、号称“黄埔三杰”之一的贺衷寒从苏联召回国，主持对共产党的“政治作战”。
张辉瓒小传
张辉瓒，字石侯。湖南长沙人，出生于1886年。湖南兵目学堂毕业，留学日本士官学校。辛亥革命后，历任湘军游击司令、兵站总监；第二区司令、第四混成旅旅长、湘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第9师师长、第2军第4师师长、第2军副军长、南昌卫戍司令兼第18师师长、湖南省政府委员。1930年参加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一次"围剿"，任前敌总指挥。12月30日在龙冈被红军俘获。1931年1月28日，被根据地群众公审后处决。
毛泽东点评张学良“寇深祸急，原先生速起图之”
27岁当上了“东北王”――设计除掉杨宇霆与常荫槐――武装调停中原大战――力主抗日，遭蒋拒绝――代蒋受过，背负骂名――与红军交手，屡战屡败――“只同张学良单线联系”――“我们不赞成张学良拉队伍与红军一起干”――哭谏蒋介石无果――发出兵谏指令――捉住了蒋介石――“少帅少帅，年少轻率”――“千古功臣”“彪炳青史”――张学良将军小传
27岁当上了“东北王”
1928年6月4日5时30分，当张作霖回奉乘坐的专车行驶至沈阳附近的皇姑屯时，被日军埋设的炸药炸毁，张受重伤，被急救回帅府，于上午9时30分毙命。这就是轰动中外的“皇姑屯事件”。
“皇姑屯事件”发生时，张学良正与南京政府的代表在北京举行和平谈判，接到奉天督署“立即返奉”的电报后，于6月17日将长发剃光，身着灰色士兵服装，搭乘兵车驰返沈阳。6月19日，就任奉天军务督办。7月4日，就任东三省保安司令，年仅27岁的张学良，从此开始主政东北，当上了“东北王”。
张学良采取了一条不同于张作霖的路线，励精图治，致力于开发东北，做了一些有益于祖国统一和使东北富强的事情。他毅然实行东北易帜，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张学良在决定东北易帜时，内受老臣宿将之反对，外受日本帝国主义威胁、利诱，要冲破这两大阻力，不是很轻易的事。
日本帝国主义原本企图乘皇姑屯事件后的混乱之机，攫取东北之更多利益，谁料张学良竟能平静无事地继续大业，稳定局势。日本见无机可乘，乃改变手法，引诱张学良拒绝南方国民政府之招降拉拢，大力支持他在东北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权，与南京对抗。日本首相田中曾三次电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令其警告张学良，不要和南京政府妥协。并说，如果南京政府武力压迫东三省，日本愿不惜牺牲，尽力相助。8月4日，日本特使林权助到沈阳，以参加张作霖丧礼为名，干涉三省易帜。6日，他向张学良递交了田中的信。信中表示，日本反对东三省同关内统一，公然要张学良实行“东北自治”。并对张学良说：“如东三省蔑视日本警告，率行易帜，日本将采取自由行动。”
张学良义正词严地申明：“我是中国人，以中国人的立场为出发点，以东三省的民意为定。他曾告林氏不要甘冒干涉中国内政之大不韪”。林却恶狠狠地说：“即冒干涉内政之嫌亦所不避”。日本政府竟然不顾张学良的严正立场，一面不断从朝鲜调兵到沈阳，进行武力威胁，一面以借款六千万元相利诱，但均未动摇他易帜与统一的决心。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东三省易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领导。东北易帜，维护了国家的和平统一，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分离东北的野心。
设计除掉杨宇霆与常荫槐
东北易帜虽然实现了，但是东北集团的内部并不完全统一。老派的张作相、新派将领中的杨宇霆等都反对换旗。他们害怕换旗后，日本会进行武力干涉；东北军会被南京政府吞并，失去自主地位。
张学良对他们说：“换旗不换旗这是关系东北前途，也关系中国大局的问题，日本不愿意我们换旗，其用心所在，大家都清楚，就是要挟持东北独立，但要俯首听命于它，做一个傀儡。这等于出卖民族利益，成为历史罪人，我们决不能这样做。先大元帅尸骨未寒，我们认贼作父，良心上也不许我们这样做。要靖国难，报家仇，只有全国统一，合力对付日本。换旗后，北伐军要进攻关外，师出无名，而且只要拥有实力，也不会失去自主。”
但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特别是张学良与杨宇霆的茅盾越积越深。原来，杨为人精明干练，才略过人，勇于任事，敢于负责，张作霖在时，倚之如左右手，言听计从，宠信弥深。由于其所处地位之特殊，也就养成了专断跋扈、盛气凌人的作风，平时除老帅以外，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凡事他说了算。
张学良继承父业后，杨宇霆视张为后辈，凡事都是自作主张，甚至张提不同意见，也不予理睬。有时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也给予张以难甚。张学良暗下决心，一定要寻找机会除掉这个飞扬跋扈的人，“杀一儆百”，以起到树立权威、稳定政局之目的。
1929年1月10日下午，在张学良的帅府客厅，杨宇霆与常荫槐向张提出，要成立一个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派常荫槐为督办。张学良对杨、常说：中东铁路是中苏合办的，不受东北交通委员会管辖，成立督办公署这件事涉及到外交，应该慎重考虑大东北的局势刚安定下来，不要因此又引起外交上的纠纷。杨不但不听，反而逼着张学良马上签字。
面对咄咄逼人的杨宇霆与常荫槐，张学良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认为若不除掉这二人，东北集团内部的派系矛盾就难以解决。于是张学良借要吃晚饭为由对杨、常说，吃饭后再议。他利用杨、常回家吃饭的时间，召集警务处长高纪毅作了周密布署，待杨、常晚上再来议事时，当即将二人处死于老虎厅内。张学良处决杨、常不仅使他的权力集中了，而且给其他怀有异志的东北军将领敲了警钟，树起了少帅的威严，提高了声望，巩固了易帜后的东北政局。
武装调停中原大战
1930年初，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等组成了反蒋联盟阵线。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正式爆发。双方参战兵力达百万人之多，战况空前惨烈，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难以计数的损失。实质上，这是新军阀之间为争夺中国最高领导权而展开的一场大战。
张学良看到东北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严重威胁，怕参与战争而让日军趁机而入。因此，在战争初期，他严守中立，极力避免东北军卷人这场内战。但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汪精卫都把张学良看作决定胜负的筹码，他们的代表穿梭般地到沈阳与他会晤，想尽一切办法将张学良拉向自己一边。
为此，张学良召集东北重要的文官武将商讨。他认为，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视已久，如欲抵制外侮，必须国内统一。他还说：蒋介石企图以军事解决西北，以政治解决西南，以外交解决东北，是一个阴谋野心家。但为整个大局计，必须实现国内统一，早停内战。接着他分析了北方军事联盟，认为它只是一个不稳定的松散联盟，即使打败南京国民政府，日后各派系的纷争也在所难免。同时他还认为，此时冯阎已败退黄河北岸，蒋介石已攻下济南，如果等待蒋介石打败了冯阎，东北军就失去了举足轻重之地位，蒋介石也就不必借重东北军了，也失去了恢复东北军华北势力范围的机会。于是他决定倒向蒋介石一边，进兵关内，。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向全国发出和平通电，呼吁交战双方罢兵求和。但该电文在立场上言辞模糊，没有指明张学良打算如何调停。电文一发，轰动了全世界，在中国政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9月19日，张学良突然命令10万东北军开赴天津、河北。这是奉军第四次入关，但与前三次决然不同，这次是打着“和平旗号”而来的，人们这才真正明白张学良调停的手段。反蒋同盟接到东北军进关的消息后，阎锡山立即宣布辞去新组建的反对派政府主席职务；新政府的官员，包括汪精卫的扩大会议派代表都纷纷从北平撤到太原。在天津、北平任职的所有山西官员，都放弃了他们的职位。张学良强有力的军事干预，使反蒋联军土崩瓦解，这场为时半年多的中原大战终于结束了，蒋介石由此攫取了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权。
1930年11月12日，张学良携夫人于凤至等抵达南京，在首都南京受到了极为隆重的欢迎和接待。蒋介石以对等的身份，而不是以对待下属的方式热情地欢迎他。
力主抗日遭蒋拒绝
就在张学良帮蒋介石剪除异己，巩固独裁政权之时，加紧了对东北三省的侵略步伐。日寇先于1931年7月间制造了“长春万宝山事件”，唆使盘踞在河北省邢台地区的军阀石友三率三个师的兵力叛乱。张学良当即命于学忠、王树常两军迎头痛击，于保定以南望都附近彻底击败叛军，石友三仅以身免逃奔济南。8月间，日军又制造“中村事件”，企图借机寻衅。对此，张学良连连向蒋介石请示机宜，但蒋于8月16日电令张学良：“无论日本军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
9月11日，蒋又乘专车到石家庄，约张学良到车上密谈，蒋的车开走后，张手下的师长何柱国问张：“总司令谈了些什么？”张说：“不得了，日本人要动手了！”何说；“那么赶快调兵作好准备”。张说：“总司令叫我们不要还手。”何说：“敌人打来了，怎么可以不还手呢？”张说：“是呀！守土有责，应该抵抗，但总司令说如果我们还手，在国际上就讲不清了；我们不还手，让他打，在国际联盟好说话。”
代蒋受过，背负骂名
1931年9月18日夜，一弯明月落进高粱地里，天色顿时昏暗下来，疏星点点，长空欲坠。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中尉，以巡视铁路为名，率数名部下向柳条湖方向走去，一边从侧面观察北大营兵营，一边选择了距北大营约800米的一段铁路轨道。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装置在铁轨旁，并点了火。这时，正值晚上10时20分左右，轰然一声爆炸，炸断的铁路和枕木四处飞散。在炸毁铁路的同时，河本一面用随身携带的电话机向大队本部和奉天特务机关报告，一面向北大营开枪射击，并传令一等兵今野去向川岛报告：“北大营的中国兵炸毁铁路，正在战斗。”这时在爆破地点以北文官屯的川岛中队长立即率兵南下进攻北大营。
当时驻守北大营的是奉军王以哲第七旅。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因与旅长失去联系，直接向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报告。荣臻命令说：“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赵镇藩感到很难办，稍过片刻，又向荣臻报告，希望他改变指示。但荣臻仍坚持要赵执行命令不准抵抗。在这种不抵抗命令的驱使下，东北军连夜含泪撤出北大营。
原来，身在北平的张学良一接到荣臻关于日本进攻北大营的报告，立即召集东北军领导人开会，商讨对策。张学良的顾问顾维钧建议张学良立即给南京发电，要求国民政府向国联提出抗议，呼吁国联召集紧急会议处理这一局势。张学良立即向南京请示。蒋介石回电：为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必须坚持不抵抗原则。因此，张学良指示荣臻：东北军遵循这一不抵抗的政策。
日军占领北大营后，又兵分三路进攻沈阳城。9月19日凌晨2时，沈阳城被日军占领，陷于一片混乱与恐怖之中。日军占据沈阳后，对东北边防司令公署、东北政务委员会、辽宁省政府、东北空军司令部、东北海军司令部和全国最大的东三省兵工厂等一切军政机构，都予以军事推毁。刚从德国购进尚未启封的四十架新式的容克飞机、八辆坦克和附属工厂的全套设备，以及全国设备第一流的东北无线电总台，都成了日军的战利品。据不完全统计，仅官方财产就损失十八亿元以上。
对此，张学良痛悔莫及，决心与日本关东军血拚到底。他一面请示南京政府处理办法，一面将关内的东北军编成两个军，沿大凌河西岸构筑阵地，准备在锦(锦州、锦西)宁(兴城)地区与敌决战。他曾对于学忠说，即或打垮，我也要和大家一道“钻山”打游击。但蒋介石电令张学良，“绝对不抵抗”、“一切听从国际联盟”。于是，大凌河防线被勒令拆除，所有东北军全部退到关内。气势汹汹的日本兵，对稍有不满或反抗行为的人，则任意枪杀，致使许多无辜百姓惨遭杀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奇耻大辱，全世界也为之瞠目结舌，惑然不解。事变之前，中国东北边防军虽然有相当一部分精锐部队随张学良入关，但东北地区仍有部队约15万之多，而日本关东军不足2万人，双方兵力相差如此悬殊，关东军却一路长驱直入势如破竹，竟能一夜占领奉天，接着4个月占领东三省，吞并了相当于日本本土3倍的中国领土，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迹”。东北沦陷，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人民纷纷要求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各报易把一切罪过都推到张学良身上，使他成了丢失东北的对罪魁祸首”，张学良因此背上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被迫下野，随后出洋。
与红军交手，屡战屡败
1934年1月，张学良被蒋介石从国外召回，令其指挥东北军参加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当时，东北军黄显声等高级将领反对蒋介石这一决定。但刚从国外回来的张学良却错误地认为：“日寇侵略野心很大，我们国家正处在危急存亡时刻。日寇为什么敢于大胆地侵略中国呢？就是因为中国不统一，要统一就必须大家都拥护国民政府，拥护蒋委员长。我在德国作了考察，他们就是由于全国有严密的组织，有大家拥护的领袖，所以才富强起来的。我们中国也要走这条路才能富强，才能抵抗日寇的侵略。”出于这一思想，他对“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无条件拥护。
1934年2月，张学良被蒋介石任命为鄂豫皖三省“剿总”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蒋介石的职务，驻节武昌。他从东北军中抽调了16个师又4个旅，共80余个团的兵力，“围剿”鄂豫皖根据地。可是，在长岭岗一战，所属第115师的5个营，被徐海东领导的红25军歼灭，“围剿”的计划也被打破。
1935年9月，张学良又奉蒋介石之命，以十万兵力“围剿”只有七、八千人的陕甘红军。起初，他和东北军高级将领对进攻革命根据地还是很卖力的，指望通过“围剿”的胜利以取得蒋介石的信任，从而扩充实力，以便有朝一日能打回老家去。但在历时三个月的战斗中，他的东北军丢掉了近3个师的兵力，两名师长阵亡，7名团长或亡或被俘，特别是直罗镇一役东北军的109师被全歼。这在东北军几十年的历史上还未曾有过，使张学良在思想上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屡战屡败，连张学良也意气消沉，甚为沮丧。与红军交手的作战部队都是军中精锐，装备好、士气高，可为什么连连败在武器装备落后的共军面前呢?张学良在作战会议上不禁抱头沉思┅┅。最后，张学良终于认识到“剿共”是没有出路的！当初，张学良拥护蒋介石，是认为只有蒋才能帮他收复东北，报父仇雪国耻。但残酷的现实告诉他，继续打内战，东北军及他本人的前途不堪设想。摆脱内战，实现抗日以收复东北是他必须作出的选择。张学良将军决心与中国共产党接触，共商抗日救国大计。
“只同张学良单线联系”
1935年11月28日，共产党向连连战败、甚为沮丧的东北军送来了新的《抗日救国宣言》。其中有毛泽东署名的文章。文章说：“共产党愿意与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部队、个人，共同组织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显然是写给东北军和张学良的。这篇声明对张学良和他的幕僚，以及全体东北军官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发表了《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愿意与东北军首先停战，共同抗日，并决定通过释放东北军团长高福源与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建立联系。
高福源何许人也？他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性格刚强豪放，—为人正直，深得张学良的喜欢，是其心腹之一。他在1935年10月25日红十五军团举行的榆林战役中被红军俘虏，被俘后，他参加了“东北军军官政治学习班”，学习了共产党发表的《八一宣言》等文件，特别是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周恩来副主席亲自到学习班上讲话，宣传一致对外、抗日救国的道理。号召东北军与红军和平相处，共同抗日，打回老家去，使他迅速觉醒。认识到内战没有出路，于是主动向共产党领导人介绍了张学良和东北军的情况，并自告奋勇，回去做少帅张学良的工作。中共中央同意了高福源的请求。
此时，王以哲正奉张学良之命，设法与红军沟通联系。他闻知高福源是被红军释放回来的，立即将其接到洛川。高福源一到洛川就向王以哲报告：“我是红军派回来见张副司令的，有重要事情报告。”王以哲立即向张学良发出密电：“前被红军俘去的高福源团长，现被红军派回，有机密要事向副司令面陈。”
当张学良听说高福源被红军放回有重要情况报告时，立即于第二天驾机到了洛川。在少帅面前，高福源声泪俱下地讲了共产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诚意，请示少帅与共产党联合起来，一致抗日。其实，这正符合张学良的本意，于是，张学良向其提出中共中央应派正式代表到洛川共商抗日救国大事的请求。
对于张学良的态度，毛泽东十分重视，并和周恩来一起接见了高福源，表示将派李克农为正式代表同张学良将军会晤。
1936年的元月，正是西北高原最寒冷的季节。在这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的日子里，张学良的东北军和共产党的红军，同样受到严寒的侵袭。“面对严寒，毛泽东、周恩来设法把红军的给养匀出一部分转给衣衫单薄的东北军士兵，张学良将军和东北军官兵十分感动。由此，东北军内的亲日分子日益不得人心，与红军合作、共同抗日的情绪日益高涨。不仅像王以哲这样的老将支持联合红军抗日，甚至连比较保守的何柱国、于学忠等将领也对联合红军持积极态度。军心所向，大势所趋，使张学良受到极大的鼓舞。
这时，张学良的秘书兼政治顾问苗剑秋劝他直接与中共毛泽东主席会晤。张学良听后虽有些动心，但一直犹豫不决。他深知蒋介石在西安布潜了大量特务密探，万一联共的秘密泄露出去，很可能会前功尽弃。
毛泽东对张学良的心理顾忌洞幽观微。为此，他指示有关人员，只同张学良进行单线联系，所有与其他地方军事领袖的联系都要通过少帅进行。这样做既安全可靠，又可以打消张学良的种种顾虑。
“我们不赞成张学良拉队伍与红军一起干”
1936年7月初的一天，在西安军官教导团驻地王曲太师洞，张学良突然用电话把中共中央驻东北军代表刘鼎请去，对他说：“我现在的日子很不好过。我想了好几天，只有把队伍拉出去，能拉多少算多少，和红军一起干。请你向贵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先生报告，我立即用飞机送你到延安，回来时，我到哪里你就追到哪里，尽快告诉我结果。”
刘鼎一时摸不着头脑，不知张学良为何情绪变化如此之快，忙问张学良究竟怎么回事?
张学良激动地说：“这几天我翻来覆去地考虑，现在主意打定了，前面是强大的日本鬼子，后面是比蛇还毒的中央军，在整我，迫害我。我的队伍里，年轻有为的不少，但老气横秋、顾虑重重的也很多，加上别有用心的家伙，很难对付。要他们联共抗日非常困难，和他们纠缠有损无益。好人、坏人混杂，捏不到一块。倒不如干脆撒手，迟分不如早分，早下手为强，这样可以保留最大的力量来抗日。我和毛泽东先生虽未谋面，但和周恩来先生谈过，彼此了解，知道你们是真心抗日，干脆跟你们合在一起，丢开手下，大有可为．”
于是，刘鼎立即回到延安，将上述情况报告给党中央。毛泽东在听取了刘鼎的汇报后说到：“东北军处在亡省亡家、流落西北的地位，由于我党抓紧做他们的工作，东北军由‘剿共’工具变成抗日军队是完全可能的。“张学良敢在延安与周恩来会谈，回去宣传抗日，是大好事。在东北军这支军阀习气浓重的军队里，能训练抗日骨干，宣传抗日很不容易。其中有一些高级军官想不通，甚至反对是可以想见的。张学良遇此难题并不奇怪。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东北军内部分化，张学良竟准备和红军一起干，这是个了不起的转变。”
接着，毛泽东话锋一转，说：“但我们党对东北军不是瓦解，分裂，或者把它变成红军，而是帮助、团结、改造他们，使之成为抗日爱国的力量，成为红军可靠的友军。因此，我们不赞成张学良拉队伍与红军一起干。而且拉出一部分队伍来，就要散掉一部分，这不是增强而是削弱抗日力量。要对张学良多做解释工作，叫他不要性急，多做扎实工作，团结更多的人，把全部东北军都能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
随后，毛泽东又说：“因为南京已开始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的重心在逼蒋抗日。张学良继续保持与南京的统一是必要的。”
刘鼎在聆听完毛泽东后的指示后，立即回到西安。见到张学良说：“毛泽东高度评价了你的抗日决心和热情，但是他认为你的想法目前时机还不成熟，要你团结全体东北军，耐心争取蒋介石和全国人民一起抗日。”
张学良没等刘鼎说完，就连声说：“对!对!我懂了。”接着，张学良以爽朗而坚定的口气说：“从今以后，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劝说蒋委员长，把他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我要认真加紧向他进言，争取他的幡然醒悟。”
张学良还说：“既然你们党中央和毛先生要我这么办，那我纵使碰钉子，或者削职为民，乃至坐牢、杀头也在所不惜!”
1936年10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又致信张学良，再申抗日救亡大义：
汉卿先生阁下：
中国共产党建议全国各党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一年多了，虽已得到全国人民的赞助，但中国国民党不但至今采取游移不决态度，而且当日寇正在准备新的大举进攻时，反令胡宗南军深入陕甘配合先生所指挥的部队扩大自我残杀的内战……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拟具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送呈卓览。寇深祸急，愿先生速起图之。
毛泽东周恩来
10月5日
张学良看完上述电文后，心里受到极大鼓舞，决心力谏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为中华民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哭谏蒋介石无果
蒋介石平息了“两广事件”后，于1936年10月20日匆忙赶到西安，催逼张、杨督兵“剿共”。然后又匆忙奔走于洛阳、太原等地部署“剿共”事宜。10月29日，是蒋介石五十岁生日。张学良邀阎锡山同赴洛阳祝寿，借拜寿机会，当面向蒋介石陈说“剿共”是最不得人心的，应该停止内战和共产党一道抗日，并认为蒋下令逮捕上海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等是很大错误，要求释放那些爱国人士，当场受到蒋的训斥。
张学良指责蒋介石说：“蒋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次日，蒋在洛阳军官学校纪念周会上讲话借题发挥说：“勾结日本是汉奸，勾结共产党也是汉奸”。散会后，一些人劝张学良不要再在蒋面前谈停止内战问题，张说：“我还是要谈，不过以后我要做什么，连我老婆也不会知道。”后来，他婉转地邀蒋到西安去听听群众反对打内战的意见。
12月4日，蒋介石带着满身杀气再回到西安，蛮横地要挟张、杨：要么督兵“剿共”；要么将部队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北“剿共”。并内定蒋鼎文为“西北剿共总指挥”，自己亲自督战。张学良得知后与杨虎城紧急磋商，张学良说，若服从蒋的命令，与红军的协商计划就会全部破坏，我们的实力皆将被瓦解。于是，他与杨虎城决定进一步“苦谏”,尽量说眼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2月7日，张学良到蒋的驻地临潼华清池，向蒋苦口极谏，痛哭陈词，想以至诚感动和说服蒋介石。蒋介石却勃然大怒地说：“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会改变。”
12月9日，西安学生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周年大会和请愿游行。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张学良和蒋介石又发生很大冲突。蒋介石认为。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张学良则认为。学生请愿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处理办法，只有和平劝导。他说；“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的，任何中国人的。我们的枪，所有中国人的枪，都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下午，学生游行队伍向临潼出发，蒋介石下令：“如果游行队伍到临潼就开枪，格杀勿论。”张学良为群众的抗日热情感动，立即乘车在十里铺迎住游行群众。他说：“你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很好。但你们不要去临潼，你们去了，一则不能解决问题，二则有危险。”最后他表示：“我和大家的心情是一致的，几天以后，我张学良一定用事实答复你们。我说的话一定算数，我可以拿我的头作保证，请你们相信我的话，还是回去！”从这以后，他又两次向蒋哭谏，均未动摇蒋介石的“剿共”主张。
发出兵谏指令
1936年12月11日晚上10时过后，张学良回到公馆。与往日不同，他昂首挺胸，双眼炯炯有神，威肃可敬，仿佛他的内心里已有重大的决心。
当时，张公馆里聚集了张学良部下中的王以哲、刘多荃、缪开源，唐君尧、白凤翔、孙铭九等亲信。
张学良以强有力的语气宣布道：“对蒋委员长，我数次谏言劝他抗日，但得不到他的理解。如此下去，我们东北军全体官兵，不，全体中国人民的誓愿就不能实现。因此我和西北军杨虎城司令商量决定，诉诸最后手段，敦促委员长下定决心。明天早上黎明时，我们开始行动。”
接着，张学良在各将军面前命令孙铭九：“孙大队长，你立即和白凤翔师长、唐君尧旅长去华清官，逮捕蒋委员长。谨慎对待人质，万万不可杀他。”孙敬礼答“是”，刚要出发又被张学良叫住说：“孙中校，明天我们可能见不到面了。弄不好或者你死或者我死。知道吗?万一这次行动失败，我们就没有前途可言了，只能成功啊！”
“张司令，本官一定完成任务，请您放心。”说完，孙铭九快步走出房间。
孙铭九中校去兵营作出发准备的同时，张学良向留在室内的亲信们详细讲述了兵谏计划。12月12日凌晨l时30分会议结束，也恰在此时副官报告孙铭九中校准备就绪。
张学良向身边的唐君尧旅长厉声命令道：“唐少将，立刻向临潼进发。华清官的行动开始时间是早晨6时。祝你成功。”
箭已上弦，一触即发。
12月12日凌晨5时40分，唐君尧率领的东北军近卫队第一大队出现在华清官周围。孙铭九中校在华清官背后的小山上布置了一个中队的士兵，自己带一个中队进攻华清官正门。
时针刚指向6时，唐君尧便命令身边的孙铭九，“时间到。开始行动!”
孙铭九点头，右手往前一挥，眨眼之间士兵们冲入正门。
门里有岗哨，几名蒋委员长的警卫队员正在站岗。天还很黑看不清楚，但卫兵们还是感到情况异常，刚问声是誰，接下来就是一阵枪战，几分钟后，东北军士兵冲入门内，在前院散开。
此时，驻在里院的蒋委员长警备队才发觉事态严重，一边猛烈射击一边叫嚷着往外冲。攻入者们架设机枪沉着应战，第二小队也接着攻入府内。防御一方伤亡众多，他们或慌忙后逃，或举手投降。
突破大门之后不足15分钟，东北军就完全控制了华清官。蒋委员长的警备队员被解除武装，集中在里院。俘虏中有负伤的钱大钧、蒋介石的亲戚蒋孝镇等亲信，却唯独不见蒋委员长的身影。
进入前院的孙铭九厉声喝斥士兵们：“站在那里干什么?给我冲进里院，搜查卧室！”
东北军的士兵早巳得知里院有蒋委员长的卧室。这些年轻的不速之客像野狼寻找肉食一样，很快找到了卧室。
卧室里空空如也。唯有铺开的被褥、锃亮的长筒皮靴、挂在衣架上的高级将领的军装，说明委员长刚才还在这里睡觉。孙铭九掀开被褥，确认还有人的体臭和热气，脸色大变，命令道：“逃得不远。仔细搜查!”
士兵们迅速向四方散开，搜索起来。蒋介石到底跑哪去了呢？
捉住了蒋介石
原来，１２日凌晨，天色还未大亮，突然枪声大作，火光通明，蒋介石的美梦被打破了。其实，当听到第一声枪响时，蒋介石就条件反射似地起来了。到底久经沙场，稍有异常就能立即感觉到。
“有人吗?”
蒋介石喊道。与此同时一个卫兵从隔壁闯进来，满脸抽筋似地喊道：“委员长，正门方向传来枪声。请赶快准备！”
蒋介石估计已没有时间换穿军服，便穿着睡衣与卫兵一起翻窗往后逃。因为当时前面枪声紧，又直奔后门，想从后门跑掉。可是后门有铁将军把守，出不去，只好由卫士扶着爬上华清池后面的院墙，准备跳墙逃走，不料蒋介石这下却吃了个大亏。原来，华清池的院墙多为依山修筑，常常是从院内看不高，有些地势高的地方，从里面爬墙，真可谓易如反掌，可是从外面看，就显得颇高了。那时，天还黑洞洞的，加之蒋氏年过半百，眼睛也不那么好使唤了，所以在慌乱中爬上墙头，以为外面也和里面高低差不多，想不到一跳竟坠入一个丈把深的乱石沟中，只听他象猛然挨了一闷棍似的“哎哟”一声惨叫，就再也爬不起来了。
一名卫士连忙过去拉他，好半天才把他扶起来，问他哪里摔伤了，他只唉声叹气，喘嘘了好一会，才龇牙裂嘴地指了指他的腰和脚，原来是脊椎骨和脚都跌伤了，鞋也只剩一只，再也跑不动了。卫士只好背着他，继续往后山上爬。后来眼看搜山的部队离他们越来越近了，而那卫士也背得实在吃力，所以就让他在西绣岭虎畔石旁一处很浅的洞穴内躲藏起来。
东北军的士兵们在继续搜索┅┅。一直等待“扣蒋”捷报的唐君尧、孙铭九，此时脸上也显出了焦急的神色。6时30分，北国长夜终于宣告结束，一丝曙光照亮天际。
这时，唐君尧命令道：“老孙，委员长可能逃到外面去了。你去后山搜索，这里交我接管。”一想到西安城内正在焦急等待电话的张学良司令，唐就感到坐立不安。
孙铭九中校带领部下来到华清宫后面的骊山。骊山是一座平缓的小山。晨雾未散，天色微暗。孙铭九手持勃朗宁手枪，细细搜索，不放过任何一片灌木丛和岩洞。只要不骑马，在这短暂的十几分钟里，委员长是不可能逃远的。
孙铭九确信蒋委员长就在附近。他将两个小队的士兵分成几组，一起搜索。时间在不安和焦躁中流逝。留在府内的唐君尧几次向后山传令。
骊山的半山腰有一块壁立的巨石，形似老虎盘踞，因而当地人称之为“虎斑石”。当士兵搜到这里的时候，一名士兵向孙铭九敬礼报告：“报告大队长，委员长在这里。”
等孙铭九走近一看，一个50开外的男子身着睡衣站在那里。光头、鼻子下蓄着一溜稀疏的胡须、三角眼、瘦长的冷漠面孔……不错，就是蒋委员长。孙铭九正身说道：“委员长，我来接您了。”
发现蒋的卫士们报告说，我们先看见这块大石头旁边象有人在走动，一会儿又没有了。我们沿这个方向搜索至大石头旁，见洞里蜷伏着一个人，便喊道：“是不是委员长？赶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随后钻了出来。
当时，或许由于寒冷，蒋介石全身发抖。他脸色苍白，光着袜底的脚已没有血色。
蒋介石眼神发呆地看着孙铭九，问：“你们是哪个部队?”
“我们是东北军。根据张学良司令官的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阁下。”
“啊，你就是孙铭九中校吧。”
“是，我就是孙铭九。委员长怎么知道我?”
“……昨晚，不就是你站在我面前吗！蒋介石刚要说，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你是个好青年，好吧，你就在这里杀了我吧。，
“不，张司令命令保护委员长。绝不会开枪杀您。”
“你们要我怎么样?”
“我们只是希望委员长统率抗日战争。”
天空一片通明，寒气也愈发逼人。身着睡衣的蒋介石看上去很冷。
“委员长，这样您会冻坏的。我们走吧。”
蒋介石站立不住，软瘫瘫地席地而坐下。“把你们的张学良司令叫到这里来。我脚疼走不动。”
“张司令不在这里，在西安城内。好了，我们走吧。”
“那给我找一匹马来，我实在走不动了。”
孙铭九见蒋介石确实不能走路，便叫来两名士兵左右搀扶着他下了小山，坐进停在华清官前的小轿车。孙铭九和唐君尧分别坐在蒋介石的左右席座位上。
于是，以这一天为界，中国改变了她的航向。
抗日战争开始后，喜欢口号的中国人民在骊山的该处立了块木牌，上书：“中国命运，由此改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华清宫和虎斑石各建一亭，分别命名为“捉蒋亭”和“谏蒋亭”。后来，这里成为西安的旅游景点之一。
“少帅少帅，年少轻率”
事变之后，张学良与杨虎城立即宣布撤销“西北剿总”，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他与杨分别担任正副委员长；组织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以孙蔚如为军团长，马占山为援绥骑兵集团军总指挥，新编一东北抗日先锋队，成立参谋团(包括东北和十七路军的将领以及红军代表叶剑英等)；在政治方面，成立设计委员会(包括东北、西北政治人员及共产党方面的人员)，并与杨虎城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项主张。同时致电中共中央，请速派代表来西安共商大计。
12月17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西安。张学良完全赞同中共代表团关于“西安事变”的解决办法。23日，宋子义代表蒋介石与张、杨及中共代表谈判。24日，达成了以中共代表团的主张为基础的六项协议：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自由权利；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及其他具体救国办法。至此，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达成协议后的第二天，张学良见目的业已达到，决定放蒋介石回南京，由米春霖送行。张学良陪蒋介石到机场，蒋狡猾地对张说：“我们兄弟二人，大仁大义，绝不抱怨，将来历史上记一笔留芳百世。”张学良很激动，要亲自送蒋回南京。蒋一语双关地说：“我们兄弟二人谅解，你到南京就不好办，他们打你的主意，我就遗臭万年了。”蒋假惺惺地劝张不要送，宋子文犹豫不定，蒋批评了宋子文。张动了感情，越发坚持要亲自送蒋介石。他认为，“西安事变”让蒋吃了不少苦头，现在蒋既答应抗日救国，就该给其撑点面子，帮助蒋恢复威信。同时他又以为自己这样忠心为国，仁至义尽，可以取得蒋介石的谅解。
当卫士营长孙铭九向周恩来报告了张学良已亲自送蒋走了的消息后，周恩来立即和孙铭九乘汽车赶到机场，想再一次劝阻张学良不要亲自送蒋到南京。然而，当他们赶到机场时，蒋、张所乘的飞机早已飞上了天空。于是，周恩来无可奈何地感叹说：“唉！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看坏的，现在他不但要‘摆队送霸天’，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
西安事变后不几天，毛泽东会见李宗仁派来的特使刘仲容时，也深表婉惜地说：“张、杨两将军发动兵谏，真了不起！为中华民族做了一件大事，为抗日救国立了一个大功。可惜的是：少帅少帅，年少轻率，感情用事，陪了蒋介石去南京，等于自己送上门去让他报复。”
事情正如毛泽东所料，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到了南京后，就被蒋扣留软禁。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给蒋写了“请罪书”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反纪律大罪。兹面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
12月31日，高等军事法庭审判长李烈钧，以“首谋伙党，对于上官暴行胁迫”之罪名，判张学良十年徒刑，颁夺公民权五年。而蒋介石又假作人情，请求政府特赦。最后宣布由军事委员会对张“严加管束”。从此，能学良遭受囚禁，失去自由。
张学良被囚禁后，中国共产党一直积极努力争取恢复张学良的自由，并派张的四弟张学思(中共党员)于1937年8月去奉化溪口探监。为了避开特务的监视，兄弟两人只能躲在书房角落里，利用纸条表达心中的千言万语。张学良嘱托张学思：“你回去，找东北各军军长，告诉他们，东北军如能团结，抗日战争扩大，我就有恢复自由的可能。”并要张学思多看进步书，抗战到底。
抗战胜利后，张学良心情很激动。当时外面流传这样一件事：在关满了十年的时候，他曾把在瑞士所买的一只欧米加表厂制造的百年纪念表送给蒋介石，暗示时间已经到了，希望蒋介石守信用。可是，蒋介石没有释放他，却把他转移到江西兴国的阳明洞。以后又转到中美合作所，于1946年秋押送到台湾新竹井上温泉。
1961年，蒋介石为了平息人民的怨愤，安抚东北人士，假意宣称恢复张学良自由，解除了对他的“管束”。自蒋介石去台至解除对张学良“管束”的十多年内，“管束”工作一直是蒋经国负责的。蒋介石临死前还叮嘱蒋经国看住张学良，“不可放虎归山”。
“千古功臣”“彪炳青史”
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对张学良的爱国精神和行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周恩来在延安各界举行的“双十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双十二事变本身的意义，是在它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张、杨两将军“是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1956年，周总理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的讲话中说“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将军就给我们红军送东西和钱，那是雪中送炭。不论张学良将军死活，我们中国共产党评张学良将军为“千古功臣”。
1961年，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的纪念会上，周恩来流着热泪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自己的，二十五年了，杨先生一家牺牲了四口，张先生还被幽囚在台湾，这怎么能使人想起来不落泪呢？”周恩来的这些话，充分表达了全国人民对张学良将军的崇敬与怀念。
2001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获知张学良先生逝世的消息后，今天向张学良的亲属发去唁电。唁电全文如下：
张学良先生亲属：
惊悉张学良先生逝世，十分悲痛。我谨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表示深切哀悼！
张学良先生是伟大的爱国者。65年前，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以爱国的赤诚之心，秉持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毅然发动西安事变，联共抗日，为结束10年内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全民族抗战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堪称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此后，张学良先生虽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却始终淡泊荣利，晚年仍心系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大业，企盼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张学良先生的卓越功勋和爱国风范，彪炳青史，为世人景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永远怀念张学良先生。
张学良先生千古！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江泽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2001年10月15日
张学良将军小传
张学良（1901年6月1日—2001年10月15日），字汉卿，辽宁海城人，奉系大军阀张作霖的长子。国民党一级陆军上将。东北讲武堂毕业。历任奉天督军署卫队营营长、卫队旅第二团团长、第三混成旅旅长、镇威军第三军军长、东三省保安司令。
1928年，日本人企图直接控制东北，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张学良遂继其位，人称少帅。同年实行“易帜”，接受南京政府的统治，先后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军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西北剿总”副总司令。
1936年12月12日，在张、杨二人对蒋介石作的最后劝说无效后，共同对蒋介石发起“兵谏”（史称西安事变），逼蒋抗日。同时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赴西安商讨事变善后事宜，在全国各界的调停下，事变和平解决，此次事变结束了十年内战，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成为扭转中国危局的关键，张学良和杨虎城为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自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亲自陪送蒋介石到南京后，蒋介石逮捕了张学良。军事法庭判张十年徒刑。旋即又被蒋特赦，交军委“严加管束”。张学良便开始了漫长的幽禁生活。
起初，出于战事和安全的需要，张学良的囚住地点一直变换不定：1937年初，张学良被软禁在奉化溪口的雪窦山，1938年秋，又迁徙贵州修文县，1946年11月，张学良被解到台湾新竹井上温泉，1949年，搬至台北近郊的阳明山。1961年秋，当张学良被解禁后，在台湾北投新建了一座小别墅。
1993年8月27日，住进台北荣民总医院，经电脑断层扫描，发现脑膜下有出血现象。医生立即进行手术，在张的头部打了两个洞，抽出180毫升血液，稳住了病情，居然在两周内完全康复。没有见过这么大年纪的老人好得这么快，医生说是个奇迹。就在那年的冬天，张学良携着赵一荻踏上了飞赴美国的远航之途。从此，他们将告别隐居四十多年的台湾，开始了定居美国夏威夷的新生活。
北京时间2001年10月15日14时50分，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逝世，享年101岁。
毛泽东点评张治中“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
张治中一赴延安亲迎毛泽东――“请毛先生住到我的公馆去”――张治中二到延安亲送毛泽东――“我只能以小米招待你，实在抱歉得很”――张治中三到延安留佳话――“理明牵挂少，心闲岁月宽”――毛泽东派人给张治中家送大白菜――“好吧，你们都当‘观潮派吧’!”――“今天群众对领袖拥戴敬爱的情景，实在使人感动”――毛泽东建议张治中好好读读《楚辞》――“你借文白先生的3000元到底还了没有?”――张治中小传
张治中一赴延安亲迎毛泽东
张治中在国民党里是一位颇具特色的高级将领，他既是蒋介石的心腹爱将，又是毛泽东、周恩来非常信赖的朋友。国共交战几十年，张治中是国民党中唯一没有与共产党作过战的高级将领。其三到延安被传为佳美谈，被世人赞誉为“和平”使者。建国后，张治中不断向毛泽东提出建议，毛泽东大都从谏如流，至今我们仍在使用的国号、国旗以及人大代表巡视制度，都是张治中直谏的结果。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三邀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为了揭穿蒋介石“假和谈”的面具，为了最后挽救和平，为了教育人民争取中间势力，孤立美蒋反动派，1945年8月24日，毛泽东电复蒋介石：“随即赴渝”。
由于张治中与周恩来当年同在黄埔军校服务过，有着多年的同校交谊，加上张治中又是一位从未与共产党人作过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国共问题上他一贯主和，中共对他有一定的信任，蒋介石在考虑去延安的人选时，又想到了张治中。
原来早在1943年，蒋介石就有过亲晤毛泽东的念头。当时，蒋介石约张治中到其官邸，见面的第一句话就说：“我想请毛泽东到重庆来，我们当面谈一切问题，你看好不好？”
一向主和的张治中连忙说：“很好！很好！我完全同意。”当即，蒋介石就铺开宣纸，亲笔写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信，令其转交中共人士。
后来这封信通过林彪转到了毛泽东手中，但鉴于蒋介石缺乏诚意，此事没有成行，但为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埋下了伏笔。
这次，蒋介石指派张治中作为他的代表，并由美国驻华大使代表美国政府调停国共两党纠纷的赫尔利陪同，坐专机于8月27日飞往延安迎接毛泽东。这是张治中初到延安，也是他初次与毛泽东见面。
1945年8月28日上午11时，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和赫尔利的陪同下离开住地前往机场。顿时，延安万人空巷，党政军民学各界人士纷纷来到简陋的延安机场，为毛泽东送行，许多人泪雨纷纷，低声抽泣，既是为毛泽东不避凶检拯救人民于水火的精神所感动，也是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
看着这催人泪下的场景，张治中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这是他在国民党统治区从未见到过的领袖与群众关系如此融洽的场面。他从欢送人群的表情上，看到了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真诚拥护与爱戴。他内心感到，这样的领袖与人民群众将是不可战胜的。
毛泽东登上飞机，站在机舱门口摘下“拿破仑帽”，向送行的群众挥起他那拔转乾坤的巨手。突然，毛泽东的手势有力的一挥停在空中，定格成为历史永久的画面，这之中既显露出一代伟人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真诚感激，也充分展现出一代领袖对中国未来命运的坚定信心……
当日下午，飞机到达重庆九龙坡机场。
毛泽东下机后即与来迎者一一握手，他还应中外记者之请和赫尔利、张治中、周恩来等合影，赫尔利竟兴致盎然地抚着八字银须说：“这儿是好莱坞!”见到欢迎的人群在毛泽东身旁越围越多，张治中赶忙把毛泽东等人引到迎接的汽车旁，对毛泽东说：“蒋主席已经预备好黄山及山洞两处住所招待毛先生，很凉快的。”最后，毛泽东决定还是暂住化龙桥十八集团军办事处。
在机场停留不久，毛泽东、周恩来就与张治中、赫尔利四人坐了美国大使馆2819号汽车去张治中公馆小憩。毛泽东等人乘坐的汽车刚在桂园前停下，记者们就追进了张公馆。见到蜂拥而至的记者，张治中赶快劝阻，好让毛泽东稍稍休息。随即，他又急忙报告蒋介石迎候之情况，蒋介石在电话中告诉他，八点半在山洞官邸邀宴毛泽东与周恩来与王若飞等人。张治中考虑到离晚宴时间还有近两个小时，速吩咐部下备办过迟的午宴，想让毛泽东稍稍用餐后再赴晚宴。
“请毛先生住到我的公馆去”
抗战胜利之初的重庆，社会秩序混乱，特务流氓作恶横行。毛泽东来到重庆，如同身入虎穴，令中共和解放区人民忧虑不安。加之蒋介石邀毛泽东赴渝，原本缺乏诚意，因此，如何确保毛泽东的安全，这是周恩来考虑得较多的一个大问题。毛泽东住地一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驻地红岩村，早被特务密切监视，且地方狭小，既不安全，也不方便于接待来访的各界人士。周恩来考虑到将毛泽东住所易地，最理想的地方莫过于张治中的官邸一一桂园。因它离中共代表团驻地曾家岩50号与红岩村都不远，地点适中，又在马路边，汽车进去方便，而且马路对面就是蒋介石的侍从室，蒋介石自己在城内的官邸也在对面院内，这一带戒备森严，特务不敢轻举妄动。最理想的方案是白天毛泽东在桂园工作，休息，晚上到红岩村过夜，周恩来再三考虑，最后找张治中商量，说明此意。不料，张治中早巳想到了这一点，他立即爽快地答应：“那就请毛先生住到我的公馆去吧。”
桂园从1939年即为张治中的居所，一幢两层的小楼，10多间房子，虽不很大，但位置适中，设施齐全。张治中将桂园腾出后，把全家搬到复兴关中训练团的一个小院里暂住，还特别留下自己家族晚辈、当时任政治部附的张家惠在桂园负责接待事务工作。同时，另派洪兴华专为毛泽东和随行人员等洗衣和做清洁卫生工作。
张治中又专门抽调了政治部特务营手枪排担任警卫，并对警卫人员再三强调：“保卫毛泽东主席，要胜过我十倍”。尽管有这些安排，周恩来仍不放心。当时重庆散兵游勇多，袍哥帮会也多，而毛泽东身边仅有三个警卫员。在桂园仅用政治部警卫营还难以担负保卫责任。最后，周恩来找张治中相商，可否请宪兵担负警卫。张治中立即找到宪兵司令张镇，很快落实了此事。
为了给毛泽东创造一个工作和休息的最佳环境，张治中对自己的家人反复交待：不要去桂园打扰。对在郊外南开中学的女儿素我、素兵、素初，他让她们这期间连周末也不要进城了；对在城内上学的小儿子一纯和小女儿素素，则让他们住在桂园后面的平房里，不许他们去打扰毛泽东。
张治中二到延安亲送毛泽东
国共双方谈了40多天，时间之长，过程之曲折复杂，气氛之紧张都是国内外会谈中少有的。在谈判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就是张治中将军了。张治中在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之间不停奔走斡旋，表现出了对和平的最大诚意，真不愧是一位“和平将军”。他这种真诚谋国、公而忘私的精神，也令毛泽东十分赞赏。
周恩来考虑到再谈下去很难就焦点问题：一个军事问题，一个解放区问题，谈出什么结果，加上毛泽东来渝已一月有余，拟于尽快返回延安。就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尽快拟定谈判纪要，就主要问题达成协议。最后，蒋介石迫于国内外反内战、主张和平的强大压力，不得不同意中共的提议，以中共提供会谈纪要草稿为基础进行修改。10月10日，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午后，在重庆上清寺桂园客厅内签订了《双十协定》的文件，即《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文献。
毛泽东10月1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道：“这个东西，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协定，这是历史上未有过的。第二，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人民的。”周恩来在第二年也说过：“我们并不因为蒋破坏了这些协定，就以为没有了收获。因为全中国人民都承认了这样的事实，认为中共的地位是不容抹杀的。国民党虽背叛了协议，但还不敢放弃党派协商。”张治中对于此次谈判“几经折衷，舌敝唇焦，好容易才得到这样的结果，自然更感到愉快。”
临近谈判结束时，外面忽然传言：有的特务分子胆大包天，声言“以自身性命去换毛泽东一死。”国民党内一些反动谋士也为蒋介石出谋划策，让其把毛泽东、周恩来软禁起来，扣为人质；更有甚者向蒋介石建议，在毛泽东返回延安的空中制造一起空难事件。
素知蒋介石为人的周恩来心急如焚，很快找到张治中向其转告毛泽东要回延安的意向。
张治中忙问：“预定哪一天回去?”
周恩来回答：“预定10月1日。”紧接着，周恩来又对张治中说：“让毛泽东主席一个人回去我可不放心呀!”张治中马上听出了周恩来的话外之音，当即表示：”我既然接毛先生来，当然要负责送回去。但我在10月10日前的活动都已有安排，时间能不能推迟一点?”周恩来说：“好，我回去商量一下。”
10月8日下午，张治中通知周恩来：“蒋主席同意毛先生在‘纪要’签字后回延安，并用其专机‘美龄号’送。但有个新情况，蒋主席要我在‘纪要’签字后立即飞兰州，去新疆解决伊犁地区的问题。”
周恩来说:“只派专机，没有政府的人陪送，毛主席的安全还没有保障。你能不能先送毛主席回延安，再飞兰州，去新疆呢？”
张治中当即回答说：“可以，不过我先要向蒋主席请示一下，得到他的批准。”当天上午，张治中就通知周恩来，蒋介石已经批准了他的请求。周恩来悬着的一颗心才落下来。张治中也深以此为荣，他高兴地向外宣布，他将陪毛先生回延安。
解放后，周恩来和张治中在一起谈起往事时说：“文白先生，当时您答应护送毛主席回延安，我才放下心来，不然，我真是吃不下，睡不着啊！”
10月8日晚，张治中在军事委员会礼堂为毛泽东举行盛大的欢宴晚会，参加者有国民党参政员，重庆文化界、新闻界，以及国民党党、政、军各方人士500多人，“约六时三刻，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氏到了，立时引起全场的快意，他们三位也忙于向大家寒暄，会场的空气好像显得更加温暖了。”
7时正，张治中请毛泽东走上主宾台，而后，张治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在致词中，张治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赴重庆和谈的意义，对毛泽东极表崇敬之情，这在当时重庆国民党高层军政人员中是极少见的。张治中公开宣布他将亲自送毛泽东回延安，这使在场的许多人为毛泽东的安全而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接着，毛泽东致答词，他从容地走近扩音器，以极为洪亮的湖南湘潭口音，发表了演讲。毛泽东在演讲中，对张文白进行了高度评价，并就国际形势以及国内和谈局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张治中与毛泽东的致词，反响强烈，他们的“动人演说，使大家在极度欢乐中畅饮、进餐，互相祝贺之声不绝”。
10月11日上午9时30分，毛泽东乘车来到重庆九龙坡机场，重庆各界人士代表和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馆的同志等几百人赶到机场热烈欢送。”
飞机穿云破雾，越过巴山蜀水，于11日下午近2时在延安机场安全降落。从专机上走下时，张治中又一次惊讶地看到：飞机场上黑压压地站满了人。他在《回忆录》中曾这样写道：“干部，群众，学生，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他们的表情里，充分流露出对党的领袖最大的欢悦和关切。那种情节，真叫人看了感动。”以后，他还常和朋友们谈起这件事，认为这是解放区某种新兴的气象，而国民党里还有人存着反共念头，真是愚不可及了!
“我只能以小米招待你，实在抱歉得很”
毛泽东在机场发表了简短的讲话，说明了这次谈判已得到初步结果。毛泽东特别向欢迎的两万多人介绍了张治中，非常感谢前次陪他去重庆，这次又陪他回延安的张部长，并介绍张治中向大家讲话。在热烈的掌声中，张治中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他奉蒋主席之命，能够欢送毛先生，实为一生之最大荣幸，他盛称谈判的成就，强调中国从此即将步入长期的和平团结时期。
离开机场后，毛泽东即偕张治中赴王家坪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在那儿，张治中受到了中共中央各负责同志与十八集团军朱彭总副司令、叶参谋长、边区政府林李主席等的热情款待。
当晚6时，中共中央及边区政府、十八集团军首长又在杨家岭举行盛大宴会，欢宴张治中，到会有70多人。宴毕在中央大礼堂举行千余人的欢迎晚会，热烈欢迎张治中将军。晚会由叶参谋长主持，首先由朱德致欢迎词，随即请张治中讲话。他首先说：“此次欢迎毛先生去重庆，又恭送毛先生回延安，这是我最引以为荣幸的事。”接着发表他的感想：“毛先生此次去重庆，造成了普遍的最良好的印象，同时，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就!此次谈判是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士所期望的，没有毛先生去重庆，便不会有今天的结果，不但解决了两党间的一些问题，并初步奠定了中国国内和平、建国的基础。”
他列举毛泽东与蒋介石会谈中若干实例，说明会谈空气之友好和谐，并转述蒋介石“恢复民国十三年合作精神”之愿望。他继续强调说：国共两党当前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希望，这就是：“希望中国一定要和平、一定要团结、一定要民主、一定要统一，在这个基础上彻底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的新中国。”张治中的讲话获得了一次又一次的热烈掌声，晚会中，上演平剧助兴。整个晚会始终充满着热烈、兴奋、团结、欢乐的气氛。
12日清晨，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吴玉章、杨尚昆等与张治中共进早餐。席间，毛泽东爽朗地笑着说：“重庆谈判，承你热情接待，感激得很呢。在你们重庆，你用上好酒席招待我。可是你来延安，我只能以小米招待你，实在抱歉得很呀!”张治中对毛泽东的多次谢意心存不安。
毛泽东对张治中亲自送他回延安很是感激。毛泽东是个颇重感情的人。第二天，他便亲自送张治中去飞机场。在车上，毛泽东笑着对张治中说：“我在重庆调查过，大家都说你在政治部和青年团能做到民主领导，也不要钱，干部都愿意接受你的领导，我还知道你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张治中问：“何以见得?”毛泽东举例说：“有事实为证，第一，你把《扫荡报》改名为《和平日报》。《扫荡报》是在江西围攻我们时办的，你要改名字，一定有些人很不赞成的。第二，你把康泽办的一个集中营撤消了，是做了一件好事。”
张治中没料到毛泽东对他做的这些有利于和平的事知道如此清楚，心里更增添了对毛泽东的敬重，后来他在回忆录中说：“从1945年8月我第一次到延安与毛会面之后，他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以后多接触一次，印象就更加深一层。这些地方，都充分说明了他的细心和诚挚，给我以不可磨灭的印象。”
张治中三到延安留佳话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意义重大。不过，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对和谈缺乏诚意，坚持专制和独裁的方针，故军队问题与解放区政权问题未能得到妥善解决。1945年12月2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派特使三军总参谋长马歇尔来中国，继续调解国共两党纠纷，以便尽快成立一个亲美的打着“民主”旗号的蒋介石政府。
根据政协会议有关军事问题协议的精神，国民党、共产党、美国三方派代表组成最高军事三人小组，研究军队整编统编问题。国民党代表是张治中，共产党代表是周恩来，美方代表是马歇尔。整军谈判，谈了近半个月，国共双方意见距离很远，分歧甚大，但由于当时国内外存在的主客观因素，特别是由于中共方面顾全大局，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作出一定的让步，这才使拉锯似的谈判得以结束。1946年2月25日国共双方签订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方案》最后规定：“双方同时谅解并同意：在最初之过渡期内，政府及中共均应负责维持其军队之良好秩序与补给，并保证各项军队对于军事调处执行部所发颁之命令，立即绝对送行。”签字仪式在重庆上清寺“尧庐”的小会议室举行。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先后在上面签字。
为了贯彻停止国共双方冲突、恢复交通和整军方案的执行，除了由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办理派出许多三人小组分赴各地执行外，这时还由周恩来、马歇尔和张治中三人坐专机到各地做了一次检查。
1946年3月4日，三人军事小组飞到延安。这是在短短的半年里，张治中第三次到延安，这恐怕也是国民党高级官员中仅有的一个。当时，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都到机场迎接。当晚，中共中央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晚会上，演出了陕北秧歌剧《兄妹开荒》和《黄河大合唱》。三月的延安，天气寒冷，观剧的领导人与来宾都穿上了厚厚的大衣棉衣，马歇尔斜躺在靠椅上，腿上还盖上一条毯子。晚会开始前，三方面都作了简短的讲话。张治中主要强调了军队整编方案的重要性，表示希望能百分之百作做到，团结合作，为共同的建设和平、民主、统一、团结的中国而努力奋斗。最后，他还幽默地说：“我这次到延安来是第三次了，第一次是和赫尔利一起来迎接毛泽东主席到重庆去谈判，第二次是签订了《双十协定》后护送毛泽东主席回到延安来，这次为了军队整编方案的落实又到延安来了。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啁。”张治中的这番肺腑之言引起了全场热烈的鼓掌与欢笑。
张治中讲完话后走下讲台，他在北伐时的老朋友林伯渠迎着说：“你的话讲得很好，我们可以写历史了，就是说我们是成功的，不是失败的。”张治中回到座位上，毛泽东又笑着对他说：“你将来也许要回到延安，怎么只说三到呢?”张治中说：“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你们就会搬到南京去了，你也要住到南京去了，延安这地方不会再有第四次来的机会了。”毛泽东说：“是的，我们将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很热，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安，开会才到南京去。”和毛泽东的对话充分表现了张治中的乐观处事的态度，也表明他和中共领导人的关系是何等融洽。对此，他也感触甚深。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三到延安’的故事，就我自己的感受说，仿佛是一个在长夜漫漫中渴望黎明终于渴望到了的故事；是一个人在茫茫大沙漠中寻找绿洲而终于寻找到了的故事。内心的欢悦和兴奋实在难以形容。
“理明牵挂少，心闲岁月宽”
1949年4月1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率领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赴北平，与中共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
这是张治中最后一次参加国共和谈。当时，国民党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已经失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宣布“引退”；李宗仁代总统表示同意以中共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和谈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并展开了一系列的紧张活动，和谈空气显得浓厚。但是，国民党的顽固派也在大造舆论，提出“立即停火”、“划江而治”、“平等的和平”等论调。开始，他看到这种“大局情形，深感无以为力”。
这年1月底，张治中看到和谈一时不得开始，便回到兰州，打算“退保西北”。他说：“全局无望，不如退保西北。”2月7日，他在甘肃省党部纪念周上，以《三年来和运的回顾与展望》为题，发表长篇讲演，把自己的一贯主张和盘托出，阐述了主和的三大原因，暗示西北将来也非和不可。并决心安定下来，多做些准备工作。但是，李宗仁的电话电报不断来催，一些朋友也以大义相劝；“不管和谈成与不成，你既然一贯的主和，现在双方都愿意谈和，你是不能规避负责任的”。经过郑重的考虑，接受了李宗仁的邀请，于22日回到南京。
在南京，张治中常常听到李宗仁的左右发牢骚，说蒋表面上是下了野，事实上还在溪口指挥一切。李宗仁发表的和谈七项措施，特别是释放张学良、杨虎城，根本做不到。便动了劝蒋出国的念头。他和李宗仁、张群、吴忠信商量后，于3月3日，与吴忠信一起到了溪口。蒋和他们寒喧后，劈头第一句就说：“你们的来意是要劝我出国的，昨天报纸已经登出来了！”跟着很气愤地说：“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个普通国民，那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几句话就把他们的嘴封起来了。以后，就和谈限度及代表、内阁改组、外交政策等六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广泛交谈。
张治中在溪口盘桓了8天才回南京。他立即和顾祝同、白崇禧带了蒋的信到杭州，劝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组阁。在这之前，已确定和平商谈代表团名单，并由何应钦主持，对如何进行商谈问题，已作过四次研究。组阁后，把四次会议研究的“原则性限度”写成了一个“腹案”，作为到北平商谈的依据。29日，张治中来到溪口，向蒋报告了和谈的研究情况，并将“腹案”给蒋看。蒋说：“我没有什么意见，”“你这次负担的是一件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
在飞往北平的前夕，张治中的老朋友、上海《新闻报》领导人俞树立来见。
俞问：“你看和的可能性如何？”
张答：“您知道，我是一生主和的人，对国内和平存在痴心梦想；但是当前形势太险恶了，我只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俞问：“您对中共的估计怎样？”
张答：“形势太险恶了，我们很少回旋的余地。中共的态度从八条基础条件就可以窥见一斑的。我们只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
张治中一行二十余人抵达北平后，被招待住在六国饭店。当天，双方就展开了频繁的活动。经过12天的个别谈话，双方交换了对各项问题的意见。13日，中共方面根据交谈情况，写出一份《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南京代表团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其中大部分被接受了。于是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两次正式全体会议。中共方面希望在20日以前签字，否则即大举过江。张治中召集代表团全体会议，决定推派黄绍竑、屈武携带《国内和平协定》草案飞返南京请示。对此，南京方面悍然拒绝。
和谈破裂后，张治中决定24日回南京。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一再挽留，对张治中说，渡江已经完成，随着形势的转移，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还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后来，毛泽东主席又亲临慰问，张治中内心的矛盾才渐次定解。不久，国民党方面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并发出通缉令。张治中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于6月26日发表了一篇《对时局的声明》，毅然投向人民。
这一年，张治中正好六十大寿。他缅怀过去，展望未来，写下了《六十岁总结》。文后说：“我很惭愧，六十年来的奔波劳碌，只有过错，毫无贡献。今以忧患余生，荣幸地看到中国人民从此脱离黑暗，趋向光明，奠定了子孙万代得享和平、自由、幸福生活的基础，这真是我最大的安慰和愉快了。”他于喜悦之下，自撰对联一幅：。
毛泽东派人给张治中家送大白菜
从三到延安起，张治中与毛泽东已有过多次接触。每一次接触，相互加深了解。随着岁月的流逝，张治中与毛泽东的交往与友情，可谓达到了顶峰。张治中认为，通过多次交往，他和毛泽东已成为交情甚笃的朋友。毛泽东很欣赏张治中的待人处事；张治中则钦佩毛泽东的宽宏大度，平易近人。每每回想起与毛泽东接触、交往的场景，张治中心中就自然地萌发出一种对毛泽东的崇敬之情。毛泽东胸怀豁达，和蔼可亲的领袖风范，着实使张治中感动不已。记得1952年的夏天，张治中刚从西安到北京，他正想去看望毛泽东，顺便去汇报在西北的工作情况。而毛泽东却闻讯先到了他家，垂问殷勤，一谈就两个多小时。毛泽东待人诚恳，对张治中关怀备至，这使张治中深受感动。他清楚地记得，毛泽东为了照顾他的生活，总是把各地送来的食品，派人分送给他一份。最有趣的一次是山东胶县一农业合作社送给毛泽东几棵大白菜，毛泽东特别分送给他一棵。张治中叫妻子称了一下，这棵白菜足有27．8斤。妻子舍不得吃，就用沙土把它栽在一个大花盆内，摆在客厅中间。春节过后，菜心里抽出新的芽，含苞待秀，约有二三尺高，人见皆称奇，每逢这时，张治中夫妇总是高兴地说：“这是毛主席送来的。”这棵白菜在张治中家足足放了几个月。
“好吧，你们都当‘观潮派吧’!”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一开就是半个月。毛泽东感觉有点累，颇想到各地走走，放松放松，顺道也做些调查研究。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请在北戴河休假的张治中全家到他的住所吃饭、谈话、看电影。临分手时，张治中问毛泽东：“过两天我们就回北京了，主席有何吩咐?”经张治中提及，毛泽东微笑着说：“不忙，你在这还稍等一等，我还有话和你说。”张治中也没来得及询问毛泽东有什么事要告诉他，就兴致勃勃地回到了住地。
一等就好些天过去了，毛泽东仍未捎信来，张治中感到有些纳闷，有点着急，但又不便催问。大概到9月上旬，毛泽东请张治中去，见面即说：“我计划到鄂、皖、苏、浙、沪各省市视察去，你可愿意同行?”张治中顿时兴奋不已，立声答道：“那太好了，我愿意陪同主席前往，特别提到的是，欢迎主席到我的家乡去视察，指导工作。”
张治中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回到住处，把主席的想法告诉秘书余湛邦，嘱其做好出发的准备。他叮嘱说：“这回你要做好准备。我每天紧跟在毛主席身边，你利用速记把他讲的话每句都记下，并留意环境和来访群众，到晚上我们把材料凑在一起，就可以成为一篇宝贵的日记。”
9月10日上午8时，艳阳高照，晴空万里，毛泽东、张治中分乘两架飞机从北京飞往武汉。中午11时40分，飞机准时到达。一下飞机，张治中就关心地笑着问毛泽东：“主席昨夜睡觉没有?”毛泽东答道：“昨夜开了五个会，今天清早又接见了新疆参观团，没有睡。”“那您先好好地睡一觉吧。”“不，我们马上到轮船上吃饭，饭后游江。”
一行人很快从机场到了长江边的游船上，江边上，凉风习习，张治中马上感到暑气顿消。上船后就吃中饭。很简单，一碟青菜，一碟黄瓜，一碟炒小鸡，一碗冬瓜汤，张治中与同来的曾希全(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王延春(时任湖北省委书记)，毛泽东、江青共5人用餐。饭后毛泽东准备下水游泳，他笑着问张和曾：“你们可下水?”张治中自感游技一般，尤其看到江中随风翻卷的波浪，只得抱歉地说：“不能陪主席了。”毛泽东扔掉手中的烟蒂，笑道：“好吧，你们都当‘观潮派吧’!”说着，他顺着舷梯从容自如地跃人江中。张治中望着渐渐远游的毛泽东，游得那么轻松自然，时而仰泳，时而侧泳，有时还潜到水里，连潜几次又仰身水面，仰面放目，悠然地欣赏着广阔的天空。“胜似闲庭信步”“极目楚天舒”，张治中的脑海里突然想起毛泽东词中的这两句，此景，此情，可谓恰到好处。
9月12日在武汉，刚好武汉军区召开党代表大会，毛泽东接见党代表后，坐车到大操场和代表们照相。张治中在车上就对曾希圣说：“这是党的代表大会，我不去了，你去吧?”曾说：“我也不准备去。”
可是等到车停下后，就看到毛泽东站在路上等他们。陈再道司令员和军区叶子龙主任过来说：“主席等你们一起照相呢。”张、曾赶紧走到毛泽东面前，张治中说：“我不要参加了吧?”“为什么?1956年八大时，我们不是邀请了许多党外朋友一起照相了?”毛泽东颇不以为然地说。张治中一想，他当时不也参加照了相，而且还做了书面发言。在旁边的陈司令员补上一句：“你是国防委员会的副主席呀!”“恭敬不如从命”，张治中与曾希圣就和500多位党代表，与毛泽东一起照了相。一路上，毛泽东谈笑风生，幽默风趣。
“今天群众对领袖拥戴敬爱的情景，实在使人感动”
在武汉参观了工厂、学校，又和人民群众直接见面交谈。对此，毛泽东感慨万千。一次，他和张治中坐在江轮上谈起了他自己的观感：“还是到外头来多看多得到一点东西，老住在北京实在不好。”张治中接着话说：“您今年外出这次是第五次了吧?”毛泽东说：“是呀。但是五、六、七三个月没出来。二、三、四月都在外，先后召开了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汉口会议，八月到河北、河南、山东打了一个转。”张治中又说：“最好全国各省都去一次。您还有哪几省没有去过了?”毛泽东掐算了一算：“西北三省(陕、甘、青)，四个自治区(新疆、内蒙、宁夏、西藏)，华北的山西，西南的云南、贵州，都还没有去过。”张治中打趣说：“还是要准备去吧?您如不去，人家又会说您‘偏心’了。不过，西藏太远，慢一点。”毛泽东笑了，“到西北最好春秋两季。”毛泽东接过话说：“夏天也好。”
在武汉视察完后，下一站是到安徽省去考察，这也是张治中陪毛泽东视察前提出的特别请求。为了让安徽人民亲眼目睹领袖的风采，张治中与曾希圣商量如何让人民群众一睹毛泽东风采的办法。最后，俩人商议采用让群众夹道欢迎的办法，但考虑到毛泽东可能不会同意这样做。张治中便自告奋勇地说：“让我和主席去讲，试试看。”张治中到吃晚饭时就向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主席十年来才第一次到安徽去，安徽人民一定非常渴望能够见到您，您到合肥时让人民站在道路两旁瞻仰瞻仰可以吧?您不反对吧?”旁边一位同志说：“你是说要夹道欢迎吧?”毛泽东笑着说：“我已经受到你们许多批评了，说我没到安徽去。安徽省委同志们也是多次这样的说，这次你们怎么办我都不管了。”张治中听到这一席话，高兴地说：“主席准许了。”他随即就把消息告知了曾希令。
一切按计划进行，毛泽东到合肥时，受到了30万群众的热烈欢迎。从毛泽东下榻的住所一直排到火车站长达10里，两旁站得密密层层，有工人、农民、学生、妇女、市民、红领巾，也有一部分解放军。毛泽东站在敞篷车上，向群众挥手示意。看到这激动人心的场面，张治中也深受感动。他比较蒋介石每次出行，只有地主老财、资本家、流氓地痞欢迎的情景，深有感触地对毛泽东说：“今天群众对领袖拥戴敬爱的情景，实在使人感动。”毛泽东听后并没觉得自己有多么伟大，说：“这是他们感到自己当家作主了，是国家的主人了。”张治中接着说：“这话对，不过假如没有您和党的英明领导，国家就不能这样快地强大起来，人民生活就不能这么快的改善。解放前人们都是愁眉苦脸，而今天人人喜笑颜开，这就是最大的转变。”“是的，他们都已经看到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看到自己美好的前景了。”毛泽东笑着点点头。
毛泽东建议张治中好好读读《楚辞》
到芜湖时，毛泽东与张治中等随行人员都住在山上的招待所，而饭厅在山下。适逢天下雨，但毛泽东不让服务员送饭送菜，打着伞，从山上住处到山下的饭厅和随行人员一道吃饭。饭厅中间小桌上放着一个大饭桶，每人面前放着一只空碗。服务员跑过来要为主席盛饭，但他不肯，自己端着碗到饭桶里盛，盛了大半碗。张治中接着也自己盛，却盛了个满碗，鼓得高高的。毛泽东笑着对大家说：“你们看他盛的。”曾希圣也打趣地笑着说：“活像个窝窝头。”
这时，毛泽东要服务员送来一小碟盐腌辣椒。尝了尝：“味道很好，大家都来尝尝。”张治中嫌辣不敢吃。毛泽东见状，边夹辣椒边说：“文白先生在我的家乡当过父母官，却没学会吃辣椒，真遗憾，我是见了辣椒就想吃。”一路上，毛泽东和张治中，谈感受，开玩笑，俩人关系更加融洽。记得到合肥时，毛泽东有天专门谈了读书问题。张治中注意到毛泽东此次考察，就带了两箱子书上飞机。毛泽东把看书作为休息的时间。有一次，毛泽东在看关于冶金工业的书，张治中诧异地问：“主席还看这类的书?”毛泽东对他说：“这是炼钢炼铁的知识，你是人民代表，也应该看的。”到合肥，毛泽东向省里借来《安徽省志》和朱熹注的《楚辞》，并建议张治中也好好读读《楚辞》，张治中点头称是。后来，由《楚辞》又谈到《论语》，谈到论语的朱注。由朱熹谈到程颢、程颐，与周敦颐。进而又说到宋、明理学的陕、洛、闽、皖四学派，谈到客观唯心主义，以及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国历史上许多的文学家、思想家。特别是谈到朱熹，毛泽东对张治中说：“朱夫子是你们安徽人。”张治中惋惜地说：“朱夫子被江西抢去了，婺源县划归江西了。”毛泽东用安慰地口吻说：“婺源虽然划归江西，但不能因此改变朱夫子的籍贯，七八百年来他一向被认为是安徽人嘛。”
“你借文白先生的3000元到底还了没有?”
由马鞍山去南京，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前来迎接。到火车上刚坐定，毛泽东就笑问江渭清：“你借文白先生的3000元到底还了没有?”在座的罗瑞卿都觉得奇怪。原来，张治中在抗战期间任湖南省主席时，江当时是热血青年，写信给张，说我是共产党人，要抗日打游击，没钱，请你资助。张治中心想：此人真有胆识，而且对我如此信任，就批给他3000元。这件事是毛泽东从张治中谈话中听到的。当罗瑞卿知道事情原委后，都连连称赞道：“没想到文白先生很早就资助过我们共产党人。”这时，毛泽东又指着张治中问大家：“你们知道他的号为什么叫‘文白’?我也是今年夏天在北戴河才知道的。他本来当过预备警察，取名叫警魄，后来不当警察了，此名也不用了，就从警字中取一个文字，魄字中取一个白字，他还是简化汉字的创造人呢!”引得大家哄笑。
在南京考察停留一天后，9月21日，张治中与毛泽东一道坐火车经上海去杭州，杭州是毛泽东此行的最后一站。考虑到旅途的劳累，张治中在毛泽东考察上海一些企业之后，就对毛泽东说：“您长年累月地为国操劳，从没有很好休息过，这次到杭州，您就多休息几个星期吧。”“看情况吧。我只要有三天能休息好就可以恢复过来，最多五天。”最后，毛泽东笑着说：“这几天我休息。怎样活动，你自己安排，我们暂时‘分道扬镳’吧。”张治中接过话说：“好，希望您好好休息，把一年多来紧张工作所积累的疲劳恢复过来。”
张治中后来了解到几天毛泽东并没有休息，他还在审阅文件，看书读报。
车进杭州站前，毛泽东问张治中：“杭州是大家多次到过的，你以前的观感如何?”“解放后，西湖风景区经整修与以往大不相同了。”“但你知道吗?西湖有两大缺点：一是湖水不清，二是坟墓太多，与鬼为邻。不过，我虽然批评了西湖，但我还是喜欢它。”毛泽东幽默地评说西湖，把张治中都逗乐了。到了杭州，浙江省党政领导人一见毛泽东。毛泽东为张治中一一介绍，被介绍的第一位是浙江省委书记江华。毛泽东指着江华说：“他不姓江，姓黄，叫黄春圃，湖南江华县人，江华是他做地下工作时取的名。”接着毛泽东又介绍书记霍士廉，说：“是霍去病的霍。”又转头对霍说：”你大概是霍去病的后代吧?霍去病在汉代战功很大，可惜27岁上就死了。”当介绍到副省长吴宪时，毛泽东笑了，说：“他这人很厉害，口衔天宪。”一席话，把大家说得哈哈大笑起来。张治中对毛泽东如此熟悉干部的情况，他真是钦佩不已。
9月29日，张治中与毛泽东一同回到北京。20天的考察转眼过去了，时日短暂，但张治中感受颇深，他觉得“二十日来如坐春风化雨中”。
张治中小传
张治中（1890-1969），安徽巢县人，原名本尧，字文白。二级陆军上将。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曾任黄埔军校学生团长、学生总队队长、军官团团长。1926年参加北伐。曾任武汉军分校教育长兼学兵团团长。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国民党第五军军长、第四路军总指挥、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上海“八一三”抗战。1937年11月，任湖南省政府主席。1940年，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心义青年团书记长。1945年任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曾积极协助释放被囚于新疆的一批共产党员回延安。解放战争时期，曾代表国民党同共产党进行过多次和谈。1949年4月，作为首席代表率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同共产党拟订了“和平协定”，遭到南京政府拒绝。在这历史转折关头，他毅然留在北平，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应邀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人们称为“和平将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西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
1969年4月6日，当时担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职务的张治中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79岁。
毛泽东曾高度评价张治中，说张治中“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还说“他这人专做好事，一生做了许多好事”。正是由于张治中忠诚地热爱自己的祖国，孜孜不倦地希冀国内的和平与人民的安居乐业，因此，他虽处乱世，但总想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来调解国共军事的冲突，化解国共的尖锐矛盾，重新携手合作，建设与发展自己的国家。
尽管张治中求和平的种种做法，受历史条件与自身思想的局限，不可能见效。然而，其爱国、求和平的赤诚之心昭然可见。其次，我们从张治中一生的为人处世态度来看，他也是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思想影响的人物。无论他与蒋介石的交往，还是他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打交道，他总是恪守自己做人的准则，这就是他胸怀豁达，为人正派，重感情，讲仁义，守信用，不畏强暴，同情弱者。正是由于他有这样鲜明的个性特征，因此，张治中与人交往中所发生的一些矛盾之事，也就不足为怪了。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张治中毕竟是从旧时代走进新社会的历史人物，他身上存在的弱点、缺点，一生活动中做过一些错事，这是不可否认的。但从他一生思想与活动的主流而言，我们称他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位杰出的爱国将领，一位富有远见的政治家，一位同共产党有长期历史关系的亲密朋友，这对张治中来说，他是当之无愧的。
来源：由  怡爽    摘自悠悠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