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思再翁偶虹关系:一个民族需要关注天空的人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

大学是人格养成之所，是人文精神的摇篮，是理性和良知的支撑。蔡元培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为囊括大典，网罗众学之府。

        按此标准，如今的大学需要反思。在一些地方，庸俗、功利、虚无侵蚀了大学学生及教员的思想，官僚本位、僵化学术机制以及对商业和技术的迷恋，让大学创造之源干涸。有人说，中国的大学已经失去了脊梁，泯灭了精神，只余下赤裸裸的追名逐利。更有人说，中国20多年来根本没有大学，有的只是一个“打工仔岗前培训机构”。

         大学及大学精神的兴衰，关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美国比拉丁美洲要富裕得多，今天仍是如日中天。其实当时中南美洲的条件比北美要好得多，北美连高级的印第安文明都没有，而中美和南美有辉煌的印加文明、阿兹特克文明，有玛雅文明。但什么导致了北美的强大呢？今天人们都知道北美最早移民是五月花号船上搭乘的103名清教徒，其实五月花到达北美时，那里已经有一千多移民了，可是所有美国历史书都从五月花开始写起的。那是因为五月花上的人们的信仰，代表了美国精神的源头，形成了韦伯所谓资本主义的新教伦理。这些新教徒上岸后只有16年，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就建立了北美最早的大学，第二年以最大捐赠者名字命名为哈佛。由此看来，北美移民一开始就很特殊，其一，他们是清教徒，其二，他们建立了大学，这是美国今天这么强大的奥妙。清华大学著名学者秦晖认为美国之所以比南美优越，是因为有一个好的制度。我并不反对这种说法，但是我要强调，美国的制度八字还没一撇的时候，清教徒们一上岸就与伊比利亚人不同，他们只过了16年就建立了大学，160年后才建立了美国和美国宪法。你说文化重要还是制度重要？先有大学还是先有宪法？

        今天以色列很强大，它建国只比新中国早一年，建国后第二天就开始打仗，它处在百倍的敌对人口包围之下，但今天几乎已经没有平级的对手了，没有一个国家敢主动向它挑战。凭什么以色列这么牛？因为以色列是有大学的，大学比什么都重要，在它还根本无法建国的时候，犹太智者就建立了希伯来大学，建校校长魏茨曼就是后来以色列的开国总统。希伯来大学比他们的国家还早25年。

        再看看日本。这么一个小小岛国，自古笼罩在中国文化的阴影里面，可是今天它比中国强大。为什么它会有今天？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时，日本的水平远远不能与中国比，可是有一个关键人物叫福泽谕吉，今天日本钞票最大面额是一万日元，上面的那个头像既不是天皇，也不是任何政治军事人物，而是一位只写了几本书，办了一份报纸，办了日本第一所大学的福泽谕吉，这样一个人成了现代日本民族的灵魂人物。他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与经济的改变。这三个方面的顺序，应该先是心灵，再是政治体制，最后才是经济。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表面上看是捷径，但最后是走不通的。近代日本基本上按福泽的路走的，它成功了。

        同一时期的中国，却走了一条福泽谕吉预言走不通的路。最早打开国门就是搞洋务运动，搞经济建设，把西方的坚船利炮买过来，再开始造，然后才发现还要政治体制变革。戊戌变法一百多天，一场闹剧结束了，甚至倒退。社会矛盾尖锐冲突，只好搞革命。辛亥革命以后，制度的除旧布新看起来已经没问题了，可是整个社会却陷入水深火热、军阀混战之中，打倒一个皇帝，出现无数个土皇帝。人们在绝望的时侯时候，才有梁启超发现日本人早就说出这条路走不通，梁启超才倡议新民运动，这可以说成为中国的20世纪全新的开始。文化立国，教育立国，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中国或者说现代中国的真正开端。其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就是：蔡元培从德国回来，以柏林大学模式拿来治理北京大学，只几年时间就把它变成一所真正的大学，变成整个民族精神的摇篮。

        几年过去，整个国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北大的新文化运动变成了政治运动。于是出现了一种妥协，这就是黄埔军校。我们知道，孙中山以列宁主义模式，以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改组国民党，建立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跟军阀不一样，军阀是为了地盘，为了直接利益打仗，而黄埔军校是为了一种民族主义信念而打仗，有了一个比升官发财，吃喝玩乐更高的理念，凝聚一个集体，形成一个组织，建立一种制度。蒋介石一生的权威，都来自于他是黄埔军校的校长。

         所以，在中国没有大学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准大学，介于大学与军阀之间，这就是黄埔军校。

共产党后来也是这样。毛主席一生的奥妙都在延安，延安实际上就是一所军政大学校，当然也是一所准大学。毛主席把共产主义理想变成了照耀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这么一种信仰，所以共产党很快就取得了政权，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迸发出巨大的力量。

       八年抗战中在大后方组建的战时大学，以西南联大为代表，也包括当时的武汉大学、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这五大名牌大学共同培育了抗战中一代民族精英。国民政府无论多么腐败，但在八年间，它把仅次于军费的第二大财政开支放在教育上面。当时有很多人说，大学就不要办了，年轻人还呆在学校干什么？赶紧打仗救国去。可是，当时蒋介石居然听从了少数人的意见，大学该怎么办还怎么办。在整个抗战时期，大学不仅没有萎缩，而且人数成倍增加，大批年轻人跑到大后方去上大学，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尽管蒋介石没有得到好处，大都被新政权收过来了，但他们造成了新中国之后的辉煌。

        我可以下一个结论，中国20世纪所有的骄傲，都归结到中国能够在最绝望的时候，有很少的一些中国人，他们能够办起几所大学或准大学，支撑起整个民族的文化。中国20世纪最大的骄傲都归结于北大、黄埔、延安，以及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战时大学。而中国20世纪所有的不幸，所有的悲哀，所有的愚蠢，就在于在平常时期几乎完全没有真正的大学，没有完整人格的修养所，只有人才培训机构，只有培养工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