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尽劫难，不改赤子之心--记林晓霖

开国元勋的子女们 哈军工高干子女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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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父亲和母亲的离异

　　1935年初的一天，陕北洛川县延水关镇上桑窊（洼）村的黄土高坡上，迎风站着一个小姑娘，正朝着村外的大路张望，单薄的破棉衣抵挡不住寒风的吹袭，她身体微微发抖，但她的眼神却异常的警觉。

　　小姑娘叫刘新民，还不满15岁，她长得身材苗条，端庄俊秀。那时候，陕北的共产党正领导老百姓闹革命，刘新民的父亲也是地下党，带领乡亲们反抗官府的苛捐杂税，听说官府要派兵捉拿带头抗税的人，这几天父亲和几个乡亲躲起来了，此刻，按大人的吩咐，刘新民正为父亲站岗放哨，一旦发现白狗子进村，她就向大人报信。

　　没有想到白狗子真鬼，他们不穿军装，都化装成老百姓分散进村，包围了父亲藏身的那个洞口，最后有七八个乡亲和父亲一起被押到榆林。父亲被判了八年徒刑。

　　父亲的被捕，让刘新民一下子长大懂事了，她知道共产党好，是为了穷人过上好日子的，她也要像父亲那样跟共产党干革命。是年秋，刘新民等三个女娃到苏区的县政府国民经济部搞宣传工作，后来那两个女娃吃不起苦回家了，留下了刘新民。从此她走上革命道路，翌年6月，刚满16岁的她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当走过两万五千里艰难征程的中央红军进入瓦窑堡的时候，刘新民和同志们一起打着小旗夹道欢迎。

　　刘新民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她渴望得到学习的机会。这年年底，组织上送她到定边的中央党校学习。董必武校长像个老爹爹，对年龄小的刘新民格外关心。定边地处荒漠，没有吃的，没有烧的，生活苦得不行，后来中央党校迁到延安桥儿沟。

　　此时的刘新民改名张梅，她天资聪颖，好学上进，在革命队伍里不断学习，文化素质提高很快。正是少女的豆蔻年华，张梅越长越漂亮，被人们称为“陕北一枝花”。

　　1937年春，时任红军军政大学校长的林彪应邀参观中央党校，在董必武校长的陪同下走进教室。张梅正在做笔记，没有注意来人是哪位首长。然而，妩媚动人的张梅让林彪惊为天人，走出教室就急问此女同志是谁，回去以后，林彪立即正式请董老做媒，同时又去找冯文彬和成仿吾做媒。有三位媒人牵线搭桥，林彪很快就与张梅在延河边见了面。不久便在红军军政大学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林彪是大名鼎鼎的红军青年将领，比张梅大13岁，他与美若天仙的张梅闪电般的结合，一时在延安传为佳话。

　　开国元勋的子女们全面抗战后，平型关大捷后不久林彪负重伤，中央决定送他赴苏联治疗，正在抗大学习的张梅因为小产也在休息当中。于是张梅随夫同行。

　　1938年12月，林彪和张梅辗转抵达莫斯科，接待他们的是共产国际干部部东方处负责人徐介藩。徐1925年就到了苏联，虽然过去不认识林彪，但都是黄埔同学，徐比林高一期所以一见如故。根据苏方的安排，徐介藩把林彪夫妇送到莫斯科近郊的库契诺庄园，住的是这里最好的房子，享受最高级别的待遇和最好的医疗条件。

　　采访张梅老人时，她告诉笔者，一到苏联，安排林彪住在莫斯科皇宫医院，苏联专家的医术果然高超，林彪很快康复出院。回到库契诺庄园后开始平静的疗养和读书生活。

　　年轻的张梅尽其所能，细心照顾丈夫，同时抓紧时间努力学习俄语，以适应新的生活环境。

　　1941年5月13日，林彪和张梅的女儿出生了，胖胖的女婴，很可爱，林彪给女儿取名晓霖。34岁得女的林彪喜欢得不得了，他的老部下，也在苏联学习的红军将领刘亚楼、李天佑、钟赤兵等，都赶来看晓霖，向林彪和张梅道贺，刘亚楼第一个到，惊喜地喊道：“哎呀，这孩子长得真像爸爸。”

　　林彪常常把晓霖抱在怀里，又看又亲，把两个脸蛋儿亲得红红的，再把晓霖高高举起，边欣赏边说：“多好看！像个小红苹果！”有一次，张梅不小心让晓霖从床上摔了下来，林彪非常生气，训了张梅一顿。

　　但是，张梅没有想到在她坐月子的时候，林彪移情别恋，背着张梅去追求高雅漂亮的知识女性孙维世。据林伯渠女儿林利的回忆，林彪做得很隐蔽，他邀请孙维世出去玩，也让林利一起去。在他即将回国的前夕，竟要求孙维世跟她一起走，被孙维世巧妙婉拒。甚至两年后，林彪还从国内托人带一封信给孙维世，信中说，他不得已听从别人劝告，与叶群结了婚，但维世留给他的印象甚深……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德国突然向苏联发动进攻，德军剑锋直指莫斯科。共产国际决定在莫斯科学习和疗养的中共干部回国，并指定由林彪带队。

　　笔者问过张梅老人，当年林彪是怎样离开她的？老人平静地说：“回不回国要听从党的指示，林彪当时是党的高级干部，要听共产国际的。那是9月份，临别时他对我说：你在这里把孩子带好，把我女儿养大。你要学好俄文，将来回国当我的俄文翻译。你回来时，我骑马去接你。”

　　林彪抱起4个月大的晓霖，亲了亲才走的。他没有向张梅透露半句自己有离异的打算，似乎在情感上，当时的林彪仍处于犹豫之中，到延安后他还给在苏联的韩铁生写过一信，信里说：“我留下很年轻的妻子、非常小的女儿晓霖，请你帮着照顾她们……”

　　1942年春末，林彪与叶群结了婚，万里之外的张梅毫不知情。

　　在艰苦卓绝的苏联卫国战争岁月里，一个身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的弱女子，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何其难也！张梅含辛茹苦地把女儿养大，同时她多年坚持刻苦学习，不仅很好地掌握了俄语，还完成了护校学业。张梅心里一直想着远在祖国的丈夫，尽心尽力去完成他临别的嘱托。

　　1946年7月，罗荣桓在夫人林月琴的陪同下，到莫斯科治疗肾病，临出国时，林彪给张梅带了一封信，说他已经结婚了，有了一儿一女，叫张梅另外嫁人。罗荣桓把这封信交给张梅，此时，张梅才知道林彪变了心。多年的艰辛和委屈向谁述说？她到公园找个无人的地方，大哭了一场。那一段时间，孤独苦闷的她常和罗荣桓夫妇在一起，心地善良、宽厚热诚的罗荣桓夫妇给张梅很大的精神安慰。

　　在林彪与张梅离异的问题上，史学家有各自的说法，如说他们之间性格不合，文化程度差异大等，似乎张梅要担一份责任。但不可否认的史实是，张梅并没有对不起林彪的地方。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在回忆录中谈及此事，她认为，在夫妻离异的问题上，是林彪欺骗了张梅。

　　二、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德寇兵临莫斯科城下，苏联处于最危险的时刻。张梅带着幼小的晓霖和同志们一起转移，饥寒交迫，历尽磨难。有一次，张梅用省下来的500克面包，好不容易跟别人换了两个鸡蛋，准备给晓霖加点营养。她把鸡蛋小心翼翼地放进抽屉里，转身忙着去做饭。没有想到晓霖悄悄走过来，拉开抽屉，好奇地拿出鸡蛋玩，一失手两个鸡蛋掉到地上。张梅跑过来，心疼地看着打碎的鸡蛋，顺手给了晓霖屁股一巴掌。

　　晓霖大哭，喊道：“妈妈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张梅搂过晓霖，痛哭失声，何时才能够熬过这艰难的战争岁月啊！

　　1944年9月，晓霖三岁了，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当语文老师的张梅既要工作，又要学习，实在照顾不了女儿，就把晓霖送进了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学前班。

　　2000年，在《在苏联长大的红色后代》一书中，林晓霖回忆了自己的童年生活，她以《童年的几件小事》为题，写出一篇生动感人的文章：

　　那时正值苏德战争期间，苏联人民承受着沉重的战争压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战争中和战后恢复时期，经济生活相当困难，物资匮乏，但我还是切身感受到，淳朴善良的苏联人民对我们这些正为自由解放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后代所倾注的深情。

　　在苏联度过的童年时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无忧无虑的时光。冬天我们滑冰、滑雪、堆雪人、打雪仗；夏天我们到树林去采蘑菇、摘浆果、草莓、黑醋栗，到潺潺的小河里玩水。平时，我们学刺绣，学画画，学唱歌，学跳舞，用橡皮泥粘小动物。每到圣诞节，我们穿着漂亮的节日盛装，围着一棵挂满小彩灯和五彩缤纷的小玩具的大圣诞树跳舞、朗诵诗歌，最后，白胡子圣诞老人，从他背上那神秘诱人的大口袋里掏出礼物，分送给我们这些早已翘首盼望的孩子……

　　光阴荏苒，人生坎坷，抹去了许多往昔的记忆。但是，童年总是美丽的，有几件小事始终藏在心灵一个温馨的角落，不时活跃在记忆的屏幕上。 跟苏联阿姨学步

　　我小时候是一个胖乎乎的、有点笨手笨脚的、走路有点儿内八字的女孩。幼儿园的苏联阿姨决心帮我改掉走路的坏习惯。

　　我清楚地记得，阿姨每天带领我们一群学龄前的孩子外出散步，有时是到树林里踏青。每当这时，大家排好了队，阿姨就一定把我叫到最前面，一边牵着我的小手，一边耐心而又严肃地对我说：“晓霖，走路两个脚尖不要向内，要朝前。你看着我的脚，我迈一步，你也学着我迈一步。”我胆儿小，又很听话，低着头专注地盯着她的步伐。

　　小朋友们出了幼儿园，就开始一边走，一边东瞧瞧西看看，这个叫道：“快看，那儿有只小鸟！”那个嚷着：“我发现这儿有几朵花开了！”大家就像小喜鹊一样叽叽喳喳，兴奋而快乐。可我一点都不敢东张西望。我想，我的这个坏习惯一定很要命，不然阿姨为什么天天要帮助我呢，我可不想当个有坏习惯的孩子，于是，就力争让自己的小脚丫伸得和阿姨一样直。

　　天长日久，在苏联阿姨不厌其烦的调教下，我终于可以走得和阿姨一样好了。

　　从号啕大哭到一声不吭

　　小时候我特别怕打针，每次都要哭鼻子。开始，我以为我一哭，医生就会可怜我，不给我打针了，可是针头还是扎了进去，于是我就拼命大哭起来。后来，是年迈的儿童院女医生吉娜伊达·米哈伊洛夫娜帮我战胜对打针的恐惧。

　　记不清是哪一次了，我生病需要打针治疗。我趴在医务室的床上，露出小屁股蛋时，就感到痛苦又要降临了，我不敢看吉娜伊达·米哈伊洛夫娜。可是我从背后传过来的金属和玻璃器皿的碰撞声里，能想象出她在干什么……一切都准备好了，她朝我身边走来，她的两个手指在我的屁股蛋上轻轻按了按，再用消毒棉签擦了擦，针头还没有扎下去，我就充满恐惧地开始咧嘴哼哼，为号啕大哭拉开序幕。可是这时，我听到慈祥的吉娜伊达·米哈伊洛夫娜温柔的声音：“晓霖的爸爸是赫赫有名、英勇善战的将军，是英雄。晓霖也像爸爸一样勇敢坚强。晓霖不怕打针，她不哭。”我每次去打针，她总是用这番话鼓励我。

　　听了她的话，我稚嫩的心里就充满了自豪，我觉得一定要争气，不能那么窝囊。于是，我深深吸一口气，咬住嘴唇，一声不吭。久而久之，我的忍耐力也培养出来了。

　　挑我做你们的孩子吧

　　有一天，我们刚睡醒午觉，大家都还睡眼惺忪地坐在床头，儿童院的老师领了一大群苏联叔叔阿姨走了进来。他们都是伊万诺沃的普通市民，大多数是夫妻一起来的。老师说，他们自愿给我们这些来自异邦的共产党人的孩子当监护人，这次就是来挑选自己喜欢的小孩，被挑中的孩子，以后会得到他们的关照，可以去他们的家里作客，他们也会按时来看望孩子，还会送好吃的。

　　我们都瞪大了眼睛，充满渴望地注视着他们，希望被他们选上。当每一对夫妇的目光从我的脸上扫过的时候，我都紧张得连气也不敢喘。平时，我得不到父爱，妈妈也很少来探望我，有人爱、有人关心该多么好啊。我心里暗暗地想，挑我做你们的孩子吧！

　　这时，终于有一对四十多岁的夫妇把目光停留在了我的身上。他们穿着西装，长得很慈祥，目光很和善。他们交头接耳说了几句，就转身对儿童院的老师说：“我们就要这个黑眼睛的胖女孩。”说着就朝我的小床走过来，我的心怦怦直跳。可是就在这一刹那，我听见老师的声音：“她不行，她有妈妈在这里。”

　　眼巴巴地看着这对夫妇带着一脸遗憾，又把目光转向了别的孩子，我难过得差点儿哭出来，平生第一次体验到失落和惆怅的滋味。 感受父爱

　　1948年我七岁，到市里的一所十年制学校和当地的苏联孩子一道念书。教语文的男老师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他大约四十岁的样子，天天穿一件退了色的苏军军官上衣，看他那饱经风霜的面孔，像是一名退伍军人。他的一双眼睛是褐色的，深深地嵌在面颊上，沉思的目光中总含有淡淡的哀伤。他很少笑，说话声音低沉，语调平稳而舒缓。每当他把目光投向我这个班上唯一的中国小孩子时，就会流露出柔和而亲切的光芒。他对我特别和善。我小时候很腼腆，站起来回答问题时总是紧张。这时，他就轻声鼓励我，打消我的胆怯。课间休息时，他常常走到我身边，蹲在我面前，慈父般温存地把我搂在怀里，默默地用他的大手抚摸我的黑头发和圆脸蛋，漂亮的双眼深情地端详我，又亲吻我的额头。我永远忘不了这个让我第一次感受到父爱的语文老师。

　　妈妈给我讲过很多爸爸疼爱我的故事。在我出生之前，爸爸妈妈的第一个儿子夭折了，另一个孩子也流产了，所以爸爸很珍惜我。可是，爸爸走的时候我毕竟太小，我的脑海里对他是一片空白，我的语文老师似乎已经取代了爸爸在我心中的位置，直到我回国后，他还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我纳闷他为什么那么喜欢我？是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一个像我一样怕羞的、憨厚的小胖女儿呢，还是他把对正在为自身解放而战斗的中国人民的深厚同情，化作了对一个中国小姑娘的爱？

　　一块巧克力

　　一个学年结束了。有一天快到吃晚饭的时候，老师让全体学生列队集合。要知道在战后的困难年代，我们正是长身体的年龄，总是吃了上顿就惦记着下顿。我常常盯着墙上的挂钟，嫌它走得太慢。这一次也是一样，我正饥肠辘辘盼着开饭，对老师的安排有些不满，心想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能等到饭后再说呢！

　　原来是要宣布各年级优等生的名单并进行奖励。突然叫到我的名字，我腼腆地走出队列，双手接过奖品。天哪！这是一块很大的巧克力！包装纸是彩色的，印着画，好像是斯巴达克斯牌子的，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拥有这么大一块完整的巧克力！

　　记得我上学前班的时候，妈妈来看我，她一脸喜色，手中拿着一个很大的纸包。我心花怒放，以为这次妈妈终于给我带来了许多好吃的东西。结果，她把纸剥了一层又一层，大纸包在我眼前已经变得越来越小，还是看不到食物。我那颗充满期望的心一点一点往下沉……剥到最后，妈妈小心翼翼地拿出大拇指大小的一块巧克力的边角递给我。我的委屈和失望是难以形容的，那是一种上当受骗的感受，顿时鼻子发酸，泪水涌出。自从爸爸走后，妈妈的日子过得很清贫。这次学校奖励我这么大一块巧克力，我真是喜出望外，更想做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了。

　　1950年夏天，我九岁时回到了祖国。感谢苏联人民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在战后艰苦的岁月中，给予我们这些中国共产党人的后代一片和平、宁静、美丽的蓝天，给我一个幸福的童年，给我留下一段最美好的回忆。苏联人民教会我们做一个正直、善良、诚实、坚强的人。他们的国际主义精神和他们的养育之恩，我永远都会铭刻在心。

　　三、初识后娘

　　林晓霖乘火车经过横跨西伯利亚的漫长旅行，回到祖国。她急于要见到爸爸妈妈，可他们在哪里呢？她不一定清楚，父亲正指挥大军横扫南中国，直取海南岛，人住在武汉；但她知道母亲是在沈阳读书。

　　1948年秋母亲回到东北解放区后，由党组织安排进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学习。建国之初，中央卫生部代表团出访苏联，由母亲任随团翻译。没有上过初中和高中的母亲，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完成了大学学业。毕业后，当了医生和科主任。1954年母亲与徐介藩重组了家庭。

　　林晓霖被高岗夫妇接到沈阳与妈妈相见，不久，高岗夫人李力群带晓霖到北京去见父亲林彪和继母叶群。

　　只是在照片中见过父亲模样的林晓霖心情别提多激动了，多少次在梦中见过父亲，这次是真的要见到了。

　　初见父亲那一天，林晓霖有点狼狈，因为不适应国内气候，她头上长了疥疮，索性剃成了男孩子的光头，可身上还是穿着女孩子的花色布拉吉。

　　光着头的小女孩儿，怯怯地站在父亲和继母的面前，害羞地望着他们，不知所措。她还不会说中国话，按照妈妈的嘱咐，晓霖用俄语礼貌地问候父亲和继母。

　　林彪第一次见到长成大孩子的亲女儿，非常高兴，一把将晓霖抱了起来，放到膝盖上。晓霖搂着爸爸的脖子，在爸爸的脸上亲吻了一下，又飞快说了几句俄语，她想告诉爸爸她是多么想念爸爸啊。

　　林彪一句也听不懂，他只是笑，不时茫然地看看叶群。

　　“我来给你们当翻译吧！”叶群撇嘴一笑，走到跟前，“好歹我还学过点俄语啊！”当年她在哈尔滨跟一个白俄老头学过一点俄语，所以，叶群就成为林彪和林晓霖父女之间沟通的唯一翻译了。 叶群没有翻译几句，就对林彪说：“这小姑娘太没礼貌！她用俄语骂你是混蛋。”

　　林彪一怔，将信将疑地看着快乐的晓霖，把她放到地上，嘴里咕哝着：“哎，这孩子是不是乐疯了。”

　　叶群马上转身用俄语对晓霖厉声说道：“你爸爸说你没有教养！”

　　林晓霖莫名其妙地看着沉下脸的爸爸，害怕得低声啜泣，父女间的首次相见就这样尴尬冷淡地结束了。

　　林晓霖跟着李力群返回沈阳，李力群把叶群说的话转告张梅：“叶群说，她给林彪翻译的时候，晓霖骂了他爸爸。”

　　张梅信以为真，火冒三丈，就用俄语狠狠训斥了晓霖。面对天大的冤枉，晓霖顿时伤心地大哭起来。

　　这件事对童年林晓霖的伤害，刻骨铭心，她想不通，初次见到后妈，自己没有什么过错，后妈为什么要撒谎？为什么要在她和爸爸之间挑拨离间说坏话？

　　四、金质奖章

　　林晓霖在沈阳上小学了，一开始就插班到三年级。不用说，横在她面前最大的难关是语言关和文字关，她要从头学习汉语，要学难写难认的方块字。父母的基因决定了林晓霖是个高智商的孩子，加上她天生倔强的性格和刻苦好学的精神，在妈妈的帮助下，她逐渐适应了中国的教育，一步一步赶上来，三年学完了六年的功课，而且年年都被评为优秀学生。

　　1954年，以全优成绩毕业的林晓霖考取北京著名的重点中学--北师大女附中。她的同班老同学徐礼娴曾写过一篇回忆中学时代林晓霖的文章，不妨节选一段：

　　林晓霖是个内向而羞涩的女孩儿，浓眉，眼近视，眼镜架在鼻梁上，鼻梁两旁有几粒小雀斑，平常爱穿夹克，脚上总是一双鹿皮靴子，短发，爱笑，笑起来更像一个小男孩。

　　晓霖爱看书，却不爱说话，她在苏联出生，长到九岁才回国学说中国话，学认汉字。课余，她看的书都是那种砖头般厚的、烫金书脊的苏联原版小说。下课看，上课有时也偷着看。只要是在教室外边，她那几个从苏联一起回国的小伙伴叫她“晓霖琪卡”，她便换了个人似的，欢天喜地扑过去，几个人用俄语说着，又说又笑又闹。

　　林晓霖初次引起大家的注意，是在作文评讲课上。刚刚留校的教语文的女老师，偏爱具有文学天赋的学生。一次，她出的作文题目是“谈谈我自己”。课上，她要大家好好听听，林晓霖是如何将平凡而琐碎的生活，写出诗般的意境，她动情地念：“我出生于1941年，那是战争年代的美丽春天，在莫斯科郊外一座僻静的乡村医院里……”

　　一篇介绍个人履历的作文，林晓霖写得传神而美妙。

　　初二那年的冬天，我家出了祸事，母亲被倒墙砸伤，高位截瘫，工资和家里的所有积蓄都交给了医院。过冬，我没钱买鞋买袜，只能光着脚穿母亲不能再穿的高腰雨靴。体育课上，我将两只肥大的雨靴甩出很远，赤脚站在冰冻的雪地上。

　　同学们惊呆了，少先队员们特地召开队会为我筹钱。50年代的百姓生活，孩子们很难拿出富余的钱，大家都一筹莫展。林晓霖突然提出：“我常陪爸爸到医院看病，医院里鲜血很值钱，咱们每人抽点血，卖给医生换钱吧……”

　　不久，我得到了学校的甲等助学金。 在狂欢的元旦晚会上，林晓霖送给我一只巨大的梨，就像个黄柚子，又嫩又甜。因为同情我的困境，晓霖常常和我一起谈心，我们彼此就像亲姐妹。

　　那是一个朴实而单纯的年代，学校里老师和同学都是比学习，比品德，没有人过多关注学生家长身世。直到1955年秋天国家为部队军官授衔，报纸上登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的照片，我们大家才惊讶地发现，我们班上的林晓霖和徐鲁溪都是元帅的女儿呢！大家兴高采烈地议论：看看，晓霖的两道浓眉，多像她爸爸林彪！秀丽白净的徐鲁溪也很像她的老爸徐向前！

　　笔者曾向刘征里等几位林晓霖的老同学了解，大家众口一词：林晓霖是公认的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初中三年，林晓霖的文科和理科全是5分，又特别用功，当过班上的学习委员、中队干部，初二时就入团了。1957年毕业时，在八个毕业班400多名毕业生中，她是北京市教育局颁发的金质奖章唯一获得者。

　　然而，林晓霖长年累月生活在后妈叶群的阴影里，有家不能归，很难得到父亲的关爱。

　　刚到北京那年，林晓霖曾在罗荣桓元帅家里住过一年。

　　早在林晓霖上小学的时候，罗荣桓夫人林月琴就几次对叶群讲：“应当把晓霖从沈阳接到北京来，她毕竟是林总的女儿嘛！”

　　叶群推三阻四，搪塞说：“林总身体不好，我们常住在外地休养，把她接来，没有人照顾呀！”

　　就这样，好心肠的罗荣桓夫妇把林晓霖接到家里。有时候，听说爸爸回北京住，林晓霖就想去看看爸爸，林月琴就出面帮忙联系。一年之后，叶群怕别人非议她虐待前妻孩子，这才很不情愿地把林晓霖接走。

　　在爸爸家里住，林晓霖非常看不惯后妈的做派，她从不开口叫叶群妈妈。近距离接触叶群，使她更快地识破后妈的阴险奸诈。

　　有一年，林彪的秘书赵川，花了几块钱给林晓霖买了一件儿童游泳衣，就被叶群大骂了一顿，嫌他花钱多了；1954年就到林彪身边任警卫的李文普对笔者说，1955年暑假，林彪在青岛休养，林晓霖去看爸爸，叶群马上布置秘书和警卫，轮流带林晓霖上街玩，就是不准林晓霖接触父亲。

　　但是，毕竟父女的血缘亲情不容易被叶群一下就扯断。林彪对林晓霖的全优成绩十分满意，常夸奖大女儿聪明。有机会还要带晓霖出去走一走。有一年的五一劳动节，林彪高兴，带上林晓霖到国防部大楼顶层看焰火，恰巧彭德怀带侄女彭钢也来了，林晓霖和彭钢是师大女附中的同学，她看到父亲和彭德怀伯伯相互很友好，谈笑风生，聊了好一阵。

　　有一次，林晓霖将一张自己和张梅妈妈的合影照片藏在身上，照片后面写着：“你还记得她吗？”

　　她悄悄地拿给爸爸看。林彪端详一阵，很是动情，感慨地说：“她也老了！”

　　后来这件事让叶群知道了，她就跳着脚大骂，吓得林晓霖赶快躲藏起来。

　　在家里，林彪和叶群常吵架，激烈的时候，盛怒的林彪把枕头丢到叶群的脸上，有一次让林晓霖赶上了，她就出来大喊：“求求你们，别吵啦！”

　　正如有的回忆录里所披露的，盛怒的林彪会把叶群从小车里赶下去，让叶群披头散发站在大街上。

　　1958年夏，叶群又不让林晓霖进家门，她无奈住到同学家里，这个同学是老作家严文井的女儿。叶群下令让秘书把林晓霖的北京户口起走，让李文普把林晓霖送到沈阳。李文普现在还记得，他是带着罗瑞卿开给沈阳市副市长宋光的介绍信，去严文井家接的林晓霖。

　　严家人不理解，问他：“为什么晓霖有家不能回？”“为什么把晓霖的户口强行起走？”

　　李文普无言对答，他不好对严文井讲，在叶群的淫威下，北京市哪个学校也不敢接受林晓霖。

　　五、转学哈军工

　　本来，金质奖章获得者林晓霖已经不经考试直升师大女附中高中部了，被后妈赶出北京以后，她在哈尔滨市三中和沈阳市的辽宁省实验中学两地完成了高中学业。

　　哈尔滨有林晓霖一个温馨的家，母亲因病在家休养，时任哈军工装甲兵工程系系主任的继父徐介藩视林晓霖如己出，对她关怀备至，呵护有加。

　　1960年夏，优秀高中毕业生林晓霖把报考军校作为升学的首选，当然哈军工最具吸引力。可那个年代的青年人讲究思想革命化，母亲家在哈军工，这让独立意识颇强的林晓霖有所犹豫，她征求父亲林彪的意见，最终，报考了西安电讯工程学院（西军电）。

　　林晓霖的西军电同学曹树华对笔者说：林晓霖入学后，学习上比较轻松，很快就搞清电子电路的概念，还帮助我们订正笔记，常与同学们讨论疑难问题，一点没有干部子女的架子，很好相处。她人聪明，多才多艺，会弹钢琴，会拉手风琴；她活泼，爱唱歌，我们大家特喜欢听她唱印度电影插曲《拉兹之歌》；她朗诵诗歌特有感情，你要听她朗诵《革命烈士诗抄》，能流泪；她的国际象棋也下得挺棒，我们班上没有人能下得过她。 到了假期，我们才知道林办有人来学校，不准她进北京。林晓霖忧伤地说：“我要是个普通工农家庭的孩子有多好！看来我得改个姓了！”

　　“大跃进”给中国带来了空前的大饥荒，饿殍遍地，疾病流行，林晓霖也不能幸免。她不幸染上肝炎，休学一年治病。第二年，哈军工分建，继父到西安组建装甲兵工程学院，母亲随继父把家搬到西安，刻意避开家庭的林晓霖与母亲来个大调换，经过组织手续，林晓霖转学到了哈军工，插班成为导弹工程系的第九期学员。

　　从小在苏联长大的林晓霖，保持不少苏联女孩子的特点。她性格开朗爽直，心地单纯善良。刚到哈军工，在副院长李懋之家里碰到幼年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一起长大的秦邦宪的女儿秦吉玛，两个姑娘抱头大哭，然后又用俄语快乐地交谈，李懋之和夫人兰凤看着两个疯丫头叽里呱啦地又说又笑，干着急，一句也听不懂。

　　然而，北京毛家湾里的后妈，仍不放过灰姑娘林晓霖，每年寒暑假之前，总有北京来的神秘人物，他们就是奉叶群之命的林彪办公室秘书，任务是阻止林晓霖与父亲团聚。看到同学们兴高采烈，准备回家度假，体弱多病的林晓霖如落寂孤雁，越发郁郁寡欢。院、系领导都知道个中缘由，暗暗为她鸣不平，也尽力安排好她的假期活动。

　　1963年夏天，李懋之夫妇去大连休假，就带上林晓霖和秦吉玛，住在岭前“八七”疗养院。恰好哈军工的游泳冠军、海军工程系讲师贾锡印到疗养院探亲，爱人周文德医生叮嘱老贾每天下午带着两个女孩子去海上游泳，好让林晓霖开心些。有一天下午，怎么也找不到林晓霖了，后来才发现她一个人溜达到山下，到八一路的居民区“访贫问苦”去了。她遇到一个正在街边捡枯树枝的老大爷，聊上几句，知道老人家中生活困难，她就帮助老人捡树枝，还送到老大爷家里。进门看见老大娘正在做饭，林晓霖就坐在灶旁帮助拉风箱，临走又把身边仅有的二十来块钱塞给了老大娘。两位老人千恩万谢，泪汪汪地送走这位好心的解放军姑娘。

　　那正是全国学习雷锋的时候，林晓霖从心里敬佩雷锋，她一个人躺在床上收听长诗《雷锋之歌》的广播，只听得热泪长流。1964年，系里因为她的肝炎迁延难愈，特别补助她500元，让她买些营养品。林晓霖却想到了战火中的越南人民，她以“林怀锋”的名字把那500元钱寄给人民日报社，请他们转交越南驻华使馆。后来这笔钱给退了回来，系里不久就调查清楚，系领导把林晓霖狠狠训了一顿。

　　六、小树林辩论会

　　1966年6月初，“文化大革命”轰然而起，狂飙袭来，林晓霖和当时许多高干子女一样，本能地注视着中国政局的云谲波诡，但是她一直保持低调，生父的冷漠，继母的肆虐，使她对政治有了一点警惕性。罗瑞卿惨遭陷害之后，她对林彪愈加怀疑，她曾私下对最要好的同学说过：“林彪有野心，叶群是个坏东西。”除了每个月从林彪那里拿到20元生活费之外，她与毛家湾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即将毕业的林晓霖不想沾父亲的光，早在年初她就给父亲写过信，表示要改个名字，不姓林了，毕业后到没有人认识自己的地方，靠自己的能力工作和生活。

　　然而，“文化大革命”犹如宇宙的黑洞，谁也休想摆脱它，林晓霖身不由己地卷进运动的旋涡里。

　　从6月初《人民日报》头版刊登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起，哈军工乱了两个月，学员停课闹革命，大字报铺天盖地。

　　7月29日，北京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第二天，这个大会的录音带就送到了哈军工。俱乐部大礼堂的里里外外挤满了学员，侧耳静听刘少奇的声音：“怎么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

　　当周恩来、邓小平讲完话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毛泽东走上人民大会堂主席台，“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地动山摇。哈军工的学员们似乎身临其境，顿时欢欣鼓舞，激情如 哈军工大院就像一口沸腾的大锅，从8月3日起，哈军工的俱乐部空前大爆棚，学员和教员中持“踢开党委闹革命”与“在党的领导下搞运动”这两种不同观点的群众在这里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地展开大辩论。

　　第二天，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力安来到会场，当众宣布刘居英院长停职反省，这无疑给熊熊火焰撒了一把盐，两派群众的情绪形同冰火。

　　第三天的辩论大会已呈一边倒之势，俱乐部舞台上方换上斗大的四个大字：“造反有理。”不知是什么神奇的力量促使持造反观点的学员们迅速形成大联合，并自称“造反派”，他们送给对立面的雅号是“保皇派”。

　　学员因观点分歧而日夜争论不休，两派都在聚集力量，阵线也越来越分明。哈军工的火爆形势迅速影响到全哈尔滨市，各大专院校和中学的学生代表朝圣般涌进哈军工，期盼获得那撩拨人心的“文革”启蒙教育。

　　8月6日清晨，人们发现在俱乐部对面、文庙东墙外的小树林里搭起一个露天讲台，上方拉起红布横幅，这分明是另起炉灶，和俱乐部唱对台戏，人们马上就叫它“小树林辩论会”。

　　看过海报的人们纷纷来到小树林，席地而坐，顶着烈日，耐心等待这个别开生面的辩论会，毕竟有相当多的人不赞成造反派的观点。

　　组织者一番忙碌过后，终于宣布开会，主持人是空军工程系女学员严延英，她高声说：“请第一个发言者，林晓霖同志上台！”

　　小树林里一下子安静下来，人们的目光一齐聚焦在一位身材不高，清瘦文弱的女学员身上，只见她从容地登上讲台，展开厚厚一叠讲稿。

　　天哪，她就是林彪的女儿！不少哈军工人都知道她，可今天才第一次见到。她的观点是什么？小树林里的人们屏息静气，侧耳倾听。

　　林晓霖吐词清晰，声音响亮，她从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谈起，讲到当前的运动，她说：“我们和造反派的根本分歧是要不要党的领导，现在打倒各级党委成了时髦，如果各级党委都是'黑帮、黑线'，党中央不就架空了！？”小树林里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林晓霖大声问道：“现在造反有理成了最响亮的政治口号，请问，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你造谁的反？造反有理是有阶级性的，我们千万不能上当！”

　　林晓霖旗帜鲜明地反对踢开各级党委，反对砸烂一切，主张保护老干部，她的讲话赢得阵阵喝彩，不少人往上递纸条，上面写着“讲得好！”“说出我们的心里话！”林晓霖演讲完，严延英收到40多张表态支持的条子。

　　“怎么办？很多人要你的讲稿啊！”严延英给林晓霖倒杯凉开水，“我看马上组织人抄写吧。”

　　林晓霖擦擦额头的汗水，浓眉一扬说：“好啊，我把讲稿给你。”一群学员分头抄写这份讲稿，中午时分，已手抄了七八份。

　　林晓霖在小树林辩论会上的发言《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迅速流向社会，传遍全国，成为“文革”初期人们争相传抄的一篇抵制造反狂潮的著名讲话。

　　七、飞向新疆的神秘专机

　　8月18日，林彪正式成为中国政治舞台的第二号人物，父亲的飞黄腾达没有让林晓霖感到高兴，相反，她心中有一种说不清的困惑和不祥之感，她越来越不理解这个“大革命”了。“红色造反团”抄刘居英家的那天晚上，她拉着几个同学去了将军楼，看了看一片狼藉的房间，她安慰刘居英的夫人许良毓说：“许阿姨要保重身体，想开一些。”

　　8月下旬，两大派的红卫兵都闹着去北京见毛主席，接受伟大统帅的检阅。林晓霖也想和同学们一起进北京看看，她知道要踏入首都，得有毛家湾的恩准，那个炙手可热的林办主任叶群一直把北京列为不准她踏足的禁区。

　　林晓霖给毛家湾挂了个长途，她让林办秘书转告林彪，她想到北京学习各高校的运动经验，受些教育。秘书答应向首长报告。此时，林晓霖并不知道，她在学校的表现，特别是那个有名的演讲，早被人报告到北京的高层。

　　北京来了人，住在省委招待所，就是哈尔滨人都知道的“107号”。一连几天，一位自称是国防科委某局的刘副局长请林晓霖来“107”谈话，中心内容是动员她退出“八八团”。

　　“你陷得太深了，尤其你那个讲话影响太不好，”刘副局长严肃地说，“干扰了运动的大方向。你应该脱离保守派，我在你们军工当过工作组，对学院情况很熟悉。” 林晓霖不服气，举出两派间的许多事例和分歧点，说明自己没有错：“现在到处乱揪乱斗老干部和老教授，又拿不出具体材料说服人，不调查，不核实，就一棍子打死人。我不理解，难道这种无法无天的状态就代表了运动的大方向？”

　　刘副局长已经抽了大半包香烟了，他还是挺耐心地劝说：“你太固执了，这样下去你会碰得头破血流。你不为你父亲着想，难道不为自己的前途着想吗？你真的要碰到南墙才回头吗？”

　　林晓霖倔犟地一甩头发说：“我在没有认识到自己是错的时候，就是撞了南墙，我也不后悔！”

　　“唉，”刘副局长一脸沮丧，叹气道，“我真服了你林晓霖了。”

　　一天晚上，省委的小车悄悄驶进哈军工大院，一位省委机关的秘书找到林晓霖。

　　“潘书记今晚上要见见您。”秘书小声小气，客客气气。

　　林晓霖有点意外，心想，我正想找潘复生书记反映意见呢，她二话没说就钻进小车。

　　潘复生家的会客厅，宽大整洁，落地灯发出柔和的光线，茶几上的热茶散发出淡淡的茉莉花香。林晓霖刚刚坐到沙发上，潘复生就从房间里走出来。

　　“晓霖啊，”潘复生满脸堆笑，亲切地打招呼，坐在林晓霖的对面，一边让茶一边说，“今晚上把你请来，想和你好好谈谈心，啊，作为长辈嘛，我可能话讲得不那么客气喽。”

　　林晓霖洗耳恭听，心想那位刘副局长真有办法，又把潘书记搬出来当说客。

　　“阶级斗争是非常尖锐复杂的，”潘复生表情严肃，“陆平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中央都定性了嘛，这个，这个，正好他的弟弟刘居英又是你们的院长，你看，你怎么能保刘居英呢？”

　　林晓霖反驳道：“陆平是陆平，哥哥是反革命，弟弟就一定是反革命？如果刘居英够反革命，怎么没有见到谁拿出材料来？潘书记有吗？给我看看。”

　　潘复生的脸上掠过一丝不快的阴影，他心里暗暗发狠：“要不是因为你是林彪的女儿，我会像供祖宗似的跟你谈话？你这个不开窍的死丫头！”

　　“晓霖呀，你想想，什么是中央的精神？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看过没有？你爸爸的讲话学过没有？你支持的那个'八八团'，是个保守派组织嘛，大方向错了嘛，特别是你的那个讲话，你知道流传得多远吗？全国各地！连贵州都发现了，中央文革非常生气啊。”

　　任潘复生苦口婆心地劝了半天，林晓霖仍然像块顽石，不进盐酱。

　　潘复生终于败下阵来，他摇着头，拉长了脸，也无心听林晓霖提的什么意见，他为自己失去一个向中央文革邀功的机会而惋惜。

　　“很可惜呀，林晓霖同志，我要告诉你，这么下去你是要犯错误的！”潘复生站起身，在客厅里踱了几步，提高声音说，“陆平是什么人？刘居英是什么人？”

　　秘书走进来，潘复生挥挥手，冷冷地吩咐道：“备车，送林晓霖同志回军工。”

　　已是深夜11点了，林晓霖在宿舍门口下了车，拖着疲惫的步子上楼。不知什么地方传来吹拉弹唱的声音，可能是两大派成立的文艺演出队还在排练节目。她推开窗户，让晚风吹吹紧张的头脑，回想起刚才与潘复生的辩论，哼，潘大人这个说客也不过如此，林晓霖的嘴角微微翘起来。

　　林晓霖想得太简单了，现在盯着她的可不光是个潘复生，她的一举一动早在毛家湾女主人那双阴险的目光监视之下。

　　1966年的春天，是毛家湾主人最为忙碌的时候，一件困扰林彪和叶群五年的匿名信案件告破，这为刚刚扳倒总参谋长罗瑞卿的林彪夫妇吃了颗宽心丸。4月28日，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因向林彪家里寄匿名信被中央定为“反革命”，逮捕入狱。

　　严慰冰写匿名信的起因恰恰与林晓霖有关。1962年底，严慰冰去哈军工看望大儿子陆德，从儿子那里知道刚从西军电转学来的林晓霖的情况。叶群虐待林晓霖，放假也不准她到北京探视父亲的事在哈军工高干子弟中激起义愤。严慰冰对孤雁似的林晓霖十分同情。早在延安时代，她就对叶群的为人嗤之以鼻，现在对飞扬跋扈、颐指气使的叶群更是深恶痛绝。回到北京后，严慰冰开始写匿名信痛骂叶群，当然也捎带上林彪一家，严慰冰此时正患有精神病。

　　严慰冰下狱后，叶群恨恨地对林彪说：“陆定一那个疯婆子可是为你那个宝贝闺女抱不平的！”

　　林彪若有所思，一声不吭，在光线幽暗的房间里倒背着手，悠悠地踱着步。 然而，在5月16日上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可是亲自披挂上阵，他暴跳如雷，顾不上自己的身份，对陆定一大吼道：“我今天要是带手枪来，一枪崩了你！”

　　在哈军工读书的林晓霖怎么会知道自己成了匿名信大案的起因？但毒如蛇蝎的叶群迁怒于林晓霖，把林晓霖恨得牙根痒痒。

　　8月上旬，早有人把林晓霖在小树林辩论会上的发言送到人民大会堂浙江厅，那时，林彪和叶群为了避暑，住进有空调的人民大会堂。

　　叶群气急败坏，她不管林彪对她“做事莫越权，说话莫啰嗦”的告诫，唾沫横飞地向林彪陈以利害：“看看，看看呀，晓霖胆敢反对文化大革命啦，她的讲话传遍全国，那可都是打着你的旗号呀！”

　　这一回林彪认了真，显然，林晓霖反对“文革”的态度威胁到毛家湾紧跟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政治“路线图”，他对秘书说：“你给我讲讲，晓霖都说了些什么？”

　　秘书不能照念，一边浏览，一边三言两语地讲出个梗概。

　　“唔，”林彪苍白的脸上没有丝毫表情，沉默一会儿，他慢悠悠地说，“让国防科委派人去军工，不要晓霖乱说话。”

　　隔了几天，叶群扭动着腰肢，走进林彪的房间，板着脸说：“一零一，谁也管不住这个千金小姐了，得你自己来管管啦，昨天她来电话说要到北京串连，哼，想到北京来大闹呀！”

　　林彪望一眼叶群，口气明确地说：“不许来！”他又在房间里低头踱步。

　　这一天，日夜都在算计“大局”的叶群向赵根生秘书口授了一个《林彪声明》。

　　8月21日上午，林晓霖刚回宿舍，两个保卫部的干部就慌慌张张来找她，说省里来车接她去潘书记那儿，已经等了好一会儿了。

　　“你不是要到北京去串连吗？”见到林晓霖，潘复生依然很亲热，他很神秘地说，“我们今天早晨接到林办的电话，林副主席同意你到北京去，现在正好有一架民航飞机要去北京，我看你就坐这架飞机吧，我给你一个小时准备，但是，你跟谁都不能说。”

　　林晓霖喜出望外，连连点头，兴冲冲地往外走，潘复生在背后叮咛道：“要快啊，飞机上的人都等着你呢。”

　　省委的小车把林晓霖送回宿舍，她把毛巾、牙具和随身衣物塞进小挎包，又带上十块钱，看看床头还有一卷儿“八八团”的传单，也塞进挎包，收拾好了，看一眼手表，正好12点半。她给同学留了个便条就冲下楼，恰好碰上严延英，她打了声招呼：“潘书记送我去北京！”就一头钻进小车里。

　　小车飞也似的来到机场，在一架“伊尔-14”旁边停下，林晓霖匆匆上了飞机，地勤战士马上撤掉了梯子。

　　林晓霖刚迈进机舱就愣住了，空荡荡的机舱里只有两个军人坐在最后那排座位上小声聊天。林晓霖疑疑惑惑地问机务人员：“这飞机是去北京吗？”

　　那个机务人员也不看林晓霖，答道：“是去北京。”边说话边把机舱门关紧。飞机迅速滑向跑道，加力，起飞。

　　“请问你们两位同志也是去北京吗？”林晓霖大声问同行的两位军人。

　　一位年长的军人扬扬手，大声应道：“我们也去北京。”

　　“去北京就行。”林晓霖小声嘀咕着，她找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来，从挎包里拿出《毛主席语录》，随便翻看着，那卷传单滑出来，她灵机一动，抽出两张，送给那两位军人。

　　“你们知道军工的'八八团'吗？请看看我们的传单。”

　　“啊，啊，好，好。”两位军人客气地接过传单，相视一笑，真的低头看起传单来了。

　　林晓霖有点儿晕机，她闭上眼睛，昏昏欲睡，不知不觉地过了两个小时，驾驶舱送出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由于北京天气不好，飞机临时降落呼和浩特机场，请原谅。”

　　后面的两个军人不满意地说：“北京天气怎么啦？我们回北京有急事呀！”林晓霖回过头，同情地望望他们，暗自叹气，真够倒霉的，今天到不了北京了。

　　傍晚，飞机在呼和浩特机场停稳，机务人员安排这仅有的三位乘客住进机场招待所，林晓霖觉得餐厅的伙食不错，饱饱地吃了一顿晚餐。

　　第二天早饭后，林晓霖看见那两个军人在交头接耳，她从他们身边走过的时候，隐约听到那个老军人说：“我给北京挂了电话，一切正常……” 飞机腾空而起，直上蓝天。林晓霖心情开朗起来，她目不转睛地望着窗外的朵朵白云，心想，再过一个多小时，就能看到北京城了，久违了，北京。突然，她的耳畔响起低沉的声音：“林晓霖同志，我们要和你谈一下。”

　　林晓霖一惊，转过身来看着已经坐在自己旁边的两位军人：“你们怎么知道我叫……”

　　那个年长的军人大约40岁，中等身材，面色黝黑，他不理会林晓霖惊诧的目光，先自我介绍道：“我姓高，高少军。你就叫我高处长吧，这位是辛参谋，我们都是国防科委的。”

　　林晓霖警惕地看着他们，问道：“你们想干什么？”

　　高处长诡秘地一笑：“实话对你讲吧，我们奉命来向你宣布，你已经被提前毕业分配到基地了，我们是护送你到新疆的，现在飞机正在往新疆飞。”

　　林晓霖噌地站起来，浓眉竖起，紧握双拳，怒不可遏地喊道：“你们这是欺骗！是绑架！不是说好去北京的吗？为什么要骗我？我是大学生，参加'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给的权利！你们太卑鄙了！”林晓霖直气得脸色煞白，泪水夺眶而出。

　　高处长不愠不火地等林晓霖的火气稍微小一点儿，才微笑道：“冷静一下，林晓霖同志，我们上飞机以前，我又和罗舜初副主任通过电话，罗副主任指示我们对你讲，你在哈军工的运动中陷得太深了，不能自拔了，你成了运动大方向的障碍了，特别嘛，你那个讲话影响太大了，我们天天要受到各个方面的批评，所以嘛，让你提前毕业……”

　　“你们放我回军工！我还没有毕业呢！凭什么骗我去新疆！”

　　“要服从组织分配嘛，这对你也是一种保护……”

　　“什么保护！是迫害！”林晓霖声泪俱下，她无助地敲打着舷窗。飞机穿云破雾，一直向西方飞行。

　　“我宣布绝食！”林晓霖擦着泪水，哭喊道：“我抗议你们的非法绑架！”

　　高处长显然没有料到林晓霖的态度会如此强硬，他有点儿犯难，和颜悦色地放低声音说：“晓霖同志呀，你别这样，我们也是奉命行事，这一切都是林副主席的意思。”

　　林晓霖闻听此言，只觉得万箭穿心，悲愤欲绝，原来是自己的父亲指挥这场骗局。从潘复生到高处长都不过是父亲棋盘上的小卒子。

　　机务人员送来点心和水，林晓霖看也不看，她不吃不喝，任泪水打湿衣襟。

　　飞机中途加了一次油，下午飞抵马兰。事已至此，林晓霖擦干眼泪，考虑自己该怎么办。飞机降落前，高处长又赔着笑脸过来问：“你以前不是说要改个名字吗？到基地以后，你不能再叫林晓霖了，你看，你想改个什么名字？”

　　林晓霖背过脸，不理高处长。现在看来，把她骗上飞机这一场戏的确是毛家湾导演的。

　　“晓霖同志，帮帮忙，请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高处长几乎在央求，“你打算改个什么名字好啊？”

　　林晓霖心一横：我姓那个林字给我带来了什么！改名！她突然想起，今天早晨在呼和浩特机场上看到的草原黎明，满天彩云，霞光万道，真是美极了。

　　“好吧，”林晓霖对高处长说，“我改名了，就叫黎明了！”

　　“黎明？黎明……好名字，好名字！”高处长眉开眼笑。

　　就在林晓霖被骗上飞机，押往新疆马兰基地之后，哈军工人见识了让后世人为之嗟叹的“今古奇观”。

　　那是8月25日的中午，学院的广播突然播出通知：“全院同志们，不管是'造反团'的，还是'八八团'的，一律注意收听重要广播。”

　　两大派组织的大小头头们也同时吆喝着：“快下食堂收听广播去！”无政府状态下的哈军工已经开不起全院大会，放广播倒是个好办法。

　　全院人员都静静地聚拢在有广播的地方。

　　林副主席8月21日下午在某地接见哈尔滨工程学院部分同学时对有关林晓霖问题的指示：

　　晓霖因长期不接受我们教育，屡教不改，处处与我们作对，而且还有后台指挥她，政治上非常落后，表现很不好，背着我们在外边做了一些坏事，因此，九年来我拒绝见她，九年来已与她断绝来往，只是在经济上供给她，并屡次交代学校严格教育她，等待她的转变，但她一直表现不好，她一贯反对我。因此，她在外边的一切表态都不能代表我的意见。她的所有错误言行和种种不良表现，都希望广大革命师生对她进行严肃的揭露、批评和教育，使她思想得到改造，痛改前非。请你们转告她，希望她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听毛主席的话，真正和革命师生站在一起，向牛鬼蛇神进行坚决斗争和揭露，真正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以上情况，请你们转告国防科委首长及潘复生同志并黑龙江省委，转告哈尔滨有关院校革命师生员工同志。

　　全院一片哗然，人们小声议论着，“林副主席这个讲话，不等于在政治上判了自己女儿的死刑吗？”“林晓霖完了，被她亲爹毁了……”“林晓霖哪儿去了呢？好几天没有看到她啊。”

　　“造反团”幸灾乐祸。“八八团”垂头丧气。总团紧急开会，声明林晓霖不是总团核心组成员，要求她退出“八八团”。潘复生指示把《林彪声明》铅印数万份，发向全省和全国。 八、大漠血泪

　　飞机停稳之后，林晓霖摇摇晃晃下了梯子，在飞机旁边站着一群基地领导，为首的是基地副政委邓易非，原哈军工海军工程系政委。高处长不知道邓易非认识林晓霖，忙不迭地介绍说：“这就是黎明同志。”

　　邓易非打量着面容憔悴、泪痕犹在的林晓霖，心里什么都明白了，他只是微笑道：“我是邓易非，欢迎你到基地来工作。”

　　吉普车把林晓霖送到马兰招待所，为她开了一个单人房间，服务员马上送来了香气四溢的晚饭。林晓霖说：“端回去吧，我绝食了。”说完就无力地倒在了床上。

　　一会儿，邓易非和基地政治部主任、保卫处副处长等领导由高处长陪着，进房间看望林晓霖。

　　林晓霖脸朝着墙躺着，任这些领导讲什么，她一言不发。

　　高处长说了一句：“邓政委啊，我们就算是正式把黎明同志交给基地了。”

　　一听这话，林晓霖愤怒地坐起来，指着高处长说：“我抗议你们的欺骗行为，我要回军工，我还没有毕业哪！”

　　“消消气，你要想通啊，”高处长红着脸说，“要听组织的话嘛！”

　　邓易非只好出来打圆场，他对两位“解差”说：“好吧，我们基地接受了黎明同志。”

　　高处长可算交了差，满脸堆笑：“那我俩明天就回去了。”

　　基地领导们又七嘴八舌地劝说林晓霖进食，但是“瞎子点灯白费蜡”，这才无可奈何地离开了。

　　第二天一早，林晓霖被远处的飞机引擎声惊醒，饥渴像无数蚂蟥爬上身来，一阵凶过一阵地袭击她，她闭上双眼，静静地躺着，毛家湾那个后娘的三角眼恶狠狠地在她眼前晃来晃去，林晓霖突然想到一个可怕的字眼：死。

　　走廊里静悄悄的，林晓霖轻轻挪步，溜出招待所，向远处赭黄色的戈壁滩走去，她跌跌撞撞地不知走出多远。一丛丛骆驼刺挂扯着她的裤脚，林晓霖心想：它们也在劝我吗？它们可比我自由呀，今天，我就死在这些小树的旁边了。

　　背后的呼喊声越来越近，林晓霖无力地摔倒在戈壁滩上，转眼间，几个军人和服务员就把她连拖带拉地逮回招待所，一个女孩子在门口坐着，外面又加了岗，叫你林晓霖插翅难逃。

　　林晓霖铁了心，就这么不吃不喝地躺着，她渐渐感到周身冰凉，已经没有饥饿的感觉了。

　　一连两天，基地政治部主任带着几个干部不离林晓霖的床边，展开了“车轮战”，好话说尽之后，就只好来点儿硬的了：“你这是自绝于人民，死也白死！”“你这是反革命行为！”

　　绝食进入第四天，林晓霖的眼前出现各种幻影，那片片绿色是伊万诺沃的白桦林还是哈军工的白杨林？她模糊地感觉到，结束生命竟是一种崇高和悲壮的美丽。她终于由于虚脱而昏迷过去。

　　走廊里人声嘈杂，高处长第一个冲进屋里，他紧张得腮帮子乱颤，一边给林晓霖喂水，一边大声喊道：“同意你回哈尔滨啦！你可以回军工参加分配啦！”

　　林晓霖苏醒过来，好半天才听明白，她强睁开眼，声音微弱得难以听清：“你，你不是……在骗我吧。”

　　“是真的，我请示科委罗副主任了，批准你回学院……”

　　“你不是……回北京了……”

　　“我哪敢走呀，我就住在你的隔壁。你这个死心眼儿的丫头啊，长这么大容易吗？怎么能去寻死啊！”

　　高处长声泪俱下，他从心里同情林晓霖，可是军令在身，他又有什么办法？

　　两行清泪顺着林晓霖憔悴的脸上淌下来，她看见邓易非带着医生进来，“听话啊，晓霖……”邓易非难过地喃喃道，双手抖动着，把一杯温水捧给林晓霖…… 住在马兰医院里的林晓霖，完全与世隔绝，对父亲大人的讲话浑然不知，她正盼望着早点出院，重返哈军工，四天绝食使她的肝炎加重，医生警告她必须接受治疗。既然不再选择死亡，为了今后的工作，她想好好配合医生治疗。出院的时候已是10月初，大漠的深秋使她感到难以忍受的冷寂和孤独。那天邓易非带着政治部和保卫处的干部们找林晓霖谈话。

　　“黎明同志，你要求返回军工参加毕业分配的事，我们又研究过了，恐怕你回不去了，你先看看这个。”邓易非递给林晓霖一张打印的《林彪声明》。

　　林晓霖只觉得天旋地转，一颗心被击得粉碎，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

　　邓易非小声说：“这是北京电话里传达的，我们一句一句记下来再重新打印好的。这里还有一份传单。”

　　林晓霖接过来一看，是哈军工“八八团”的一份声明，上面说林晓霖从来就不是“八八团”总团核心组成员，现在已经不是“八八团”的红卫兵了……

　　政治处主任说：“你看，'八八团'也把你开除了。”

　　满腔悲愤的林晓霖已听不清楚其他领导讲些什么了，她拿起笔来给林彪写信。

　　“我从小你就没管过我，你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我现在好不容易快大学毕业了，你派人把我绑架到基地，你现在政治上红得发紫，为了你的政治需要，你不惜牺牲你的女儿；为了爬上权力的顶峰，你把自己的女儿当成牺牲品。既然你不要你的女儿，我也不承认你这个狠心的父亲，我宣布和你完全断绝父女关系，我黎明再也不是你的女儿了……”

　　信写得很长，林晓霖痛快淋漓地谴责了林彪和叶群。

　　她把信封好，交给基地领导，要求他们寄给高处长，再由他转交给毛家湾。

　　基地早已奉命对林晓霖实施严格的邮检，她的这封与林彪断绝关系的长信怎么可能发出去呢？

　　一个孤苦伶仃、体弱多病的姑娘就这样被她的生身父亲，中国的第二号人物禁闭在大漠深处。

　　出院后的林晓霖被分配到基地政治部宣传处当一名“特殊”的干事，因为她一言一行都受到监视。

　　1966年11月，在中国进行导弹核武器试验期间，中央电告基地，聂荣臻元帅准备到基地视察。同时，上边也来了指示：不准林晓霖见到聂帅。基地领导奉命立即把林晓霖转移走。

　　保卫处副处长许瑞忱带着一个身强力壮的保卫处干部押着林晓霖来到乌鲁木齐市的一个军人招待所。说来也真巧，原以为在新疆地区不会有人认识林晓霖，可偏偏在吃午饭的时候，走过来一位老军人。

　　“这不是晓霖吗？你怎么在这儿？”

　　林晓霖一惊，抬头一看，惊喜地叫道：“哎呀，是贺叔叔！”

　　老军人原来是哈军工炮兵工程系政委贺振新将军，军工分建后，他任南京炮兵工程学院副院长。1963年2月，他离开炮工，任炮兵科学技术研究院政委。1966年初，老首长王震邀他到新疆，出任新疆建设兵团副政委。在哈军工的时候，贺振新和徐介藩两家是邻居，林晓霖在哈三中上学的时候，常找贺振新的女儿玩。

　　他乡遇故知，林晓霖凄楚的心里升起一丝慰藉，她简单地向贺振新谈了自己的处境，两个保卫干部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贺振新一看就明白了，他安慰林晓霖几句就要抽身走开，林晓霖说：“贺叔叔，你能给我一本《毛主席著作选读》吗？”

　　贺振新说：“明天早晨我给你送过来。”

　　第二天早晨，贺振新带着一本《毛主席著作选读》和一包食物，到招待所找林晓霖，可是人去屋空，问谁谁也不知道。

　　原来，许瑞忱副处长发觉林晓霖认识那位老军人后，大吃一惊，觉得乌鲁木齐也不保险，当晚弄来一辆解放牌军用卡车，连推带拉地把林晓霖弄进驾驶室，迅速离开乌鲁木齐市。

　　卡车在一个山沟的旧兵站停住，两位“解差”把林晓霖送进一个空房子里。寒风呼啸，卷起弥天的雪幔，从四处漏风的门窗里灌进来，林晓霖哪能入睡，她思前想后，泪如泉涌。外面那令人恐惧的风声好像有一群从地狱里钻出来的饿狼，怪叫着扑向她这个“雪山囚徒”。林晓霖披着又脏又破的军被坐在床上，一股反抗的怒火再次从心底燃起。 逃！再逃！逃得远远的。她咬着牙打定了主意。

　　第二天清晨，风停了，山野一片银白，高大的雪杉树像无声的卫士，随山势逶迤而去。林晓霖把随身衣服和一点干粮塞进挎包，蹑手蹑脚地走出兵站，踏着大雪向树林走去。她判断着方向，走累了就坐在树间的雪地上休息。已经翻过了两个山头，她实在走不动了，靠在一棵大树下昏昏睡去。

　　再说两个“解差”，一觉睡到中午，才发现林晓霖逃走，顿时面如土色，急忙带人寻觅雪地上的脚印，追踪上来。下午，他们在一个小山包上看到精疲力竭的林晓霖。许瑞忱远远地喊：“你过来！”他跑上去就把林晓霖扑倒，再用身体压住，回头向山下大喊：“抓到了！抓到了！”

　　林晓霖十多个小时的雪山逃亡失败了，她又被押了回来。一个在兵站工作的老工人，给她端来吃的，小声劝道：“孩子，这里离乌鲁木齐几十公里，你怎么能逃得出去呢？别跟他们硬碰硬了。”

　　林晓霖又被押回马兰。没有不透风的墙，知道她是林彪女儿的人越来越多。当时的《公安六条》明文规定：反对林副主席就是反革命。于是，林晓霖背后总有人戳脊梁骨：“反对自己的父亲，真没有良心。”“哼！跟林副统帅作对，没有好下场！”林晓霖在压抑和歧视的环境中默默地工作。

　　九、逃回北京医脚伤

　　1967年初冬，命运再次折磨这个苦命的姑娘。林晓霖骑自行车到基层收集资料，傍晚回宿舍的时候，在一个拐弯处，与一辆拉玉米的大卡车相撞，那卡车不鸣笛，不减速，把林晓霖连人带车撞倒，卡车的后轮把林晓霖的左脚轧伤，鲜血从大头鞋里淌了出来，林晓霖痛得休克过去。人们七手八脚把她抬到马兰的门诊部。值班大夫剪开鞋袜，围观的人一齐“啊”了一声。林晓霖的脚伤得很重，脚跟肌肉大面积撕裂，骨头外露。大夫摇头皱眉，简单处理了一下，就说必须送马兰医院，否则这只脚保不住。

　　当时，基地两派打派仗，斗得正欢，领导们都到北京办学习班去了，基地乱了套，连救护车也找不到了。林晓霖疼得紧紧抓住床沿，呻吟声撕心裂肺，好不容易等来了救护车，一路的颠簸疼得她昏迷过去。

　　晚上8点，整整折磨了四个小时后，林晓霖才被推上手术台。医生打开纱布，大骂门诊部大夫没有把伤口处理好。手术后，严重失血的林晓霖面色苍白，连呻吟的力气都没有了。一个月后，发现左脚跟部分组织坏死，医生又重做了一次手术。

　　林晓霖的伤口愈合得很慢，每次换药都痛得死去活来。她整整住了三个月的医院，才一瘸一拐地回到单位。

　　为了了解林晓霖在马兰基地的真实情况，笔者在郑州找到曾在马兰基地政治部工作了16年的王林献老人，他对林晓霖在基地的情况一清二楚。

　　王老85岁了，记忆清晰，他说：“文革”前夕我从哈军工秘书处处长的岗位上调到马兰基地工作。基地把林晓霖分配到政治部当宣传干事，她工作很努力，常常跑基层，那是大戈壁滩啊，她特别能吃苦。她是个热心肠，很关心同志们，她有个同事王干事家里遭火灾，很困难，林晓霖拿出自己并不多的工资积蓄全部给了他。1967年11月，她在车祸中受重伤，在基地住了三个多月的医院，住院期间，她还拄着双拐帮助病友，做了许多好事，这是有目共睹的。当时正是全国大学生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年代，出院后的林晓霖伤脚还没有好利索，就主动申请到副业队去锻炼，每天养牛、挤牛奶，扫牛粪。我女儿王留淑是副业队的职工，和林晓霖成为好朋友。

　　笔者又找到王留淑，她说：“当年我与晓霖姐是睡在一张床上的，她直率、朴实，我干什么她就干什么，没有一点大学生的架子。我记得，当时大家开会喊'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她不喊，我问她为什么，她说：要我喊我就喊'打倒林彪！'”

　　王林献老人还说，“文革”时代，基地乱了套，医院的医疗水平很差，林晓霖的脚伤总也治不好，这才有后来她被迫逃离基地去北京治伤的事。

　　1968年9月，为了彻底治好脚伤，林晓霖向在基地主持工作的领导张子善副司令请假。

　　“单身干部每年都可以探亲一次，我早已经够条件了，我要请假。”

　　“你的情况特殊啊，我们不能批你的假。”副司令面有难色，“北京有指示，不许你回京，我们也没办法。”

　　林晓霖欲哭无泪。她回到宿舍，又给毛家湾写信，她愤怒地质问林彪，你就忍心看着你的女儿残废吗？她斥责叶群，如果是你的女儿轧成这样，你会不管吗？你的心为什么这么狠毒？她寄出的信依然石沉大海。

　　一年一度悲秋到，大漠的寒风一阵紧过一阵。在脚伤和孤寂的双重折磨下，林晓霖愁眉紧锁，度日如年。她咬着牙提醒自己：我决不能就这样变成个残废人！逃！逃！只有逃！这次，她仔细想过出逃的每个细节，并悄悄托同事办好了去吐鲁番的乘车证。 有一天，她探明有卡车去吐鲁番，连忙带上刚发的工资，背着个小挎包，戴上一顶大号军帽，悄悄混上带篷的“解放牌”。她坐在角落里，低着头一声不吭，好在没有人认识她。时间过得真慢啊，忐忑不安的林晓霖总算盼到了吐鲁番火车站。

　　“帮我买一张到北京的车票吧，”林晓霖找防化部的一位年轻技术干部，怯怯地央求道，“硬座就行。”

　　“硬座？”那人奇怪地打量着眼前这个又黑又瘦的姑娘，“你想累死呀，到北京得买硬卧！”

　　“我没有那么多钱，”林晓霖脸一红，“还是买硬座吧。”

　　此前不久，林晓霖的一个同事家中遭遇火灾，她把存折上的钱全给了那个同事救急。两年来，她连一个水果罐头都舍不得买，却用省吃俭用的钱去帮助别人，她的热心肠一点儿也没变。

　　上了火车，林晓霖觉得那车轮滚动的隆隆声赛过悠扬抒情的轻音乐，悬着的那颗心终于放了下来。她靠在座位上，左脚不时隐隐作痛，极度的虚弱和疲惫使她两眼发花，不住地点头打盹儿。车厢里拥挤不堪，又闷又热，衣衫褴褛的西北农民叼着烟袋，把浓痰吐到垃圾成堆的地面上。林晓霖实在挺不住了，身体一软，从座位上滑下来，她闭着眼睛，钻到椅子下面，在腥臭浑浊的气味里昏睡过去。那正是天下大乱的年月，谁还有心思去管一个脏兮兮的小女兵？林晓霖不知道自己昏睡了多长时间，突然有人晃动她的双脚，一阵疼痛，把她弄醒，她从椅子底下爬出来，抬头一看，原来是帮她买票的那个干部。

　　“我来回找了你两遍，好家伙，你藏在这个脏地方睡大觉。”那个干部直摇头，伸手把林晓霖拽出来，大声道：“跟我走，我给你找了一个上铺。”

　　林晓霖昏昏沉沉地进了卧铺车厢，一句话也没说，爬到上铺，倒头便睡，晃动的车厢像一只大摇篮，把这个苦命的姑娘送进甜美的梦乡。

　　在那位好心战友的帮助下，林晓霖整整睡了一天，这才有气力从郑州下车，她找了一个小旅馆，又休息了半天，把脸洗干净，啃点河南大饼，换乘开往北京的火车……

　　踏上久违的首都街道，林晓霖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水，眼前闪过三年前潘复生骗她时的那副嘴脸。她茫然地望着匆匆而过的人群，偌大的京城，到何处落脚？林晓霖突然想起一个她叫大哥的远房亲戚，前几年从哈军工教务部转业到了北京。颇费一番周折之后，她总算找到了这门远亲，大哥大嫂一脸惊愕，疑疑惑惑地收留了她。

　　大嫂烧了一锅热水，帮林晓霖换下脏得发臭的烂军装，她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心情也好了起来。这次成功逃脱大漠里的软禁，可以平安藏身于此，她准备明天一早就去大医院挂号，让医生好好看看伤脚。

　　夜，静静的北京深秋之夜。熟睡中的林晓霖，嘴角挂着微笑，她梦见哈军工了吗？

　　突然，一阵令人心悸的敲门声划破沉沉的夜幕，把林晓霖惊醒，她刚睁开眼睛，一群军人就推门而入，林晓霖看清了，老朋友高处长站在屋子中间，跟在后面的大哥大嫂脸色煞白，浑身战栗。

　　高处长知道林晓霖的脾气，他尽量保持缓和的口气说：“唉，黎明呀，你真行！基地找你都找翻了天，你躲到这儿睡大觉。基地领导正在北京办学习班，大家都为你担惊受怕。好啦，快穿好衣服，跟我们走吧！”

　　林晓霖冷冷地说：“我是来北京治脚伤的，我不会跟你们走的！”

　　一个年轻军人横眉立目，大声吼道：“快起来！跟我们走！”

　　林晓霖心一横，指指身后的窗户，回敬道：“你们要是敢碰我一下，我立刻跳下去！”

　　高处长瞪着那个不知深浅的年轻军人，挥手说：“你们都下楼等着去！”他劝慰林晓霖几句，又交代大哥大嫂看住晓霖，别再出意外，这才离开。

　　吓破胆的哥嫂整天不敢离屋，他们好说歹说，劝林晓霖好生待在家里，可别再闯祸了。

　　第三天，哥嫂一时没留神，让林晓霖溜了出去，她挤上公共汽车，三倒两换地找到毛家湾。她递给警卫战士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是林晓霖，我要见林彪！”

　　没有半支烟的工夫，毛家湾进入“临战状态”，只见一群战士呼啦啦冲出门来，手臂挽起，如铜墙铁壁，守卫着大门。另有几个干部围上林晓霖，轰她快走。

　　林晓霖鄙夷地瞅了瞅毛家湾的大门，悻悻离去。回到大哥家，少不了挨嫂子一顿埋怨，哥嫂提高了警惕，轮班看守着这个胆大而倔强的妹妹。 林晓霖潜入北京，公开挑战毛家湾，直气得叶群七窍生烟，她抓起电话，给新上任的总参谋长黄永胜下达指令，“文革”新贵黄永胜哪敢怠慢，叶主任的话可比副统帅的指示都来得灵光。他唯唯连声，表示坚决执行叶主任的指示，尽快处理林晓霖的问题。

　　那天夜里，凄风冷雨，秋气肃杀，一辆吉普车快速驶向林晓霖的栖身之地。高处长上楼喊道：“黎明啊，黄总长要见你，车在楼下，咱们走吧。”

　　林晓霖明白自己的险恶处境，她也不想再让哥嫂为了她提心吊胆了，就跟着高处长上了车，两眼一闭，耳边是呼啸的风雨声，是死是活，由它去吧。

　　吉普车跑了很长时间才停了下来，林晓霖下车一看，心中暗暗吃惊，这不是飞机场吗？透过雨幕，影影绰绰地看见远处停着一架飞机，他们又要把我弄到哪个天涯海角？

　　在北京西郊机场的小会客室里，黄永胜拉着长脸，吴法宪仰着绵羊尾巴似的胖下巴，林彪的两员大将端坐在沙发上，瞪眼鼓腮，就像提审要犯似的等着林晓霖进来。

　　林晓霖平静地面对这两位显赫的大人物。黄永胜干咳两声，双颊板结，先上政治课：“啊，这个，啊，你是林副统帅的女儿，应该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啊，你呢，站到保皇派的一边，啊，保军工的走资派刘居英，这是给你的父亲抹黑嘛！啊，这个……”

　　吴法宪连忙接上话茬：“对，对！是给我们最最敬爱的林副主席抹黑嘛，唉，晓霖呀，黄总长工作多忙啊，管全国、全军的大事呢，百忙中特地找你谈话，是对你的最大关心，最大爱护，啊，你要感谢我们的黄总长呀！”

　　要说这个“草包司令”的马屁功还真是老道，不知不觉就把高帽子戴到黄永胜的头上。

　　黄永胜的长脸有了点儿笑模样，他斜靠在沙发上，口气变得和缓些：“晓霖呀，你在军工的那个讲话不好嘛，怎么还引用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话？和中央唱反调嘛！”

　　一直沉默的林晓霖反驳道：“我那个讲话里还引用了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话呢，这没有错吧？”

　　黄永胜不想和林晓霖辩论，他烦躁地挪动着身子，口气又恢复强硬：“你得马上返回基地，不准留在北京！”

　　林晓霖一仰头，斩钉截铁地说：“不，我不回基地！”

　　“为，为什么？”吴法宪气咻咻地问。

　　“我要在北京治脚伤，你们想把我变成残废，那办不到！你们要是硬逼我，我就死在这儿！”说完这句话，林晓霖一扭头，再也不理这“哼哈二将”了。

　　小会议室里一阵死寂，黄永胜慢吞吞地站起来，皱着眉头，来回踱步，他盘算了半晌，才挤出一丝笑容，弯下腰，和气地说：“晓霖呀，你实在不想回基地也可以，啊，这样吧，送你到五十四军，你先到重庆治好脚，啊，那里的医院条件不差嘛，这个，工作问题嘛，这个，再安排，啊。”

　　黄、吴两人软硬兼施，唠唠叨叨，就是不准林晓霖滞留在北京。林晓霖心里明白，北京是她的禁地，硬顶，叶群就会下毒手，而当务之急是医治脚伤。她长叹了一口气，表示愿意去重庆。

　　高少军处长和许瑞忱副处长陪同林晓霖登上停机坪那架“伊尔-18”，飞机在秋雨中滑行、起飞，机翼两端闪烁的红灯迅速消失在黑沉沉的夜色里。

　　黄永胜倒背着手，站在大门口，望着茫茫夜空，他又侧耳细听，直到没有一点儿飞机声，这才放下心来，他瞥了一眼身边的吴法宪，狞笑道：“嘿嘿，这个疯丫头，还挺厉害的。主任说了，得赶快给她找个对象，拴住她。”

　　吴法宪咧了咧嘴，蛮有兴趣地问：“给她找个什么样的对象？”

　　“当然是文化水平低的，主任说了，初中就行，要农村的，要是再找个大学生，两个人合起来一块儿闹，我们就更他妈受不了啦！”

　　“嘿嘿，嘿嘿！”黄、吴两个人一齐笑起来。

　　长夜漫漫，风雨如磐。第二次飞上夜空的林晓霖又踏上充满磨难的人生苦旅。 十、在云南的山沟里喂过猪

　　林晓霖到了重庆以后，左脚的旧伤得到较好的治疗，基本上没有隐痛了。五十四军的领导很关心她，应该说，林晓霖的处境比在新疆基地时改善了不少。

　　当然，林晓霖并不知道黄永胜早给军部领导布置好那个叶群授意的特殊任务，在军部领导的撮合下，一位忠厚老实、积极上进的英俊青年干部小应奉命与林晓霖谈恋爱、交朋友，小应不完成这个“政治任务”，他就没有好果子吃，等待他的就是“复员处理”回农村，荒诞的时代成就一段荒诞的“拉郎配”，林晓霖与小应都为这个“政治婚姻”品尝了人生的苦果。

　　不久，部队调防，林晓霖与爱人小应随部队到了云南大理，她在军宣传处工作，他们在山沟里一呆就是好几年。

　　一直奉命监管林晓霖的国防科委高少军处长一家，也被叶群下令调到云南大理，反正林晓霖到哪里，高处长就得跟到哪里，这就是这种干部的宿命。

　　笔者曾采访过几位当年了解林晓霖在云南情况的老人。

　　五十四军管理处处长郭银洲说：“林晓霖曾经在我家住过一个星期，她是个大学生，很有教养，那时称我为郭叔叔，称我老伴为齐阿姨，和我们全家和睦相处，她特喜欢我家的孩子。”

　　原五十四军女干部彭茂松说：“我第一次认识林晓霖是在机关干部听'九大'传达的大会上，她长得可真像林彪。大家喊'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她不举手，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

　　后来林晓霖到基层养猪，那时候她已经怀孕了。我很同情她，常带着孩子到养猪场看看她。”

　　林晓霖挺着大肚子，天天在养猪场喂猪，十分辛苦，裤子的膝盖都磨破了也顾不上补。有一天，她拖拽水管冲洗猪舍，摔倒在地，导致早产，第一个儿子早出世十多天。“

　　她很能吃苦，坐月子的时候，也没有请保姆。我送给林晓霖一本书--《妈妈手册》，军里马上派人来调查：'你给黎明送了什么？'我说：'她当妈妈了，送她一本书还不行吗？'这说明，林晓霖一直受到严密的监视。”

　　林晓霖在五十四军的表现很好，她为人正派，联系群众，同志们都从心里钦佩她、同情她，经常暗地里议论说，她那个后妈也太坏了，怎么不让林豆豆下来锻炼呢？“

　　林晓霖和小应的心眼善良，养猪场附近有户白族老农民，生活很苦，林晓霖听说后送给他们家蚊帐、床单还有小应的凉鞋。”

　　1970年秋的庐山会议之后，林彪集团开始走下坡路，毛泽东责令黄吴叶李邱五员大将检查，不可一世的叶群打蔫了。

　　翌年春，高少军从北京回到云南大理，他为林晓霖的儿子带来“贺礼”：有叶群送的一小篮水果，还有叶群让服务员阿姨织的小毛衣，黄永胜的夫人和邱会作的夫人也跟着凑热闹。

　　高处长碰了墙，林晓霖拒收“贺礼”：“用不着黄鼠狼拜年！”“哎呀，你给林副主席生了外孙，”高处长好言相劝，“晓霖你有功啊！还是收下来吧！”

　　林晓霖实在被缠得发烦，只好收下，写了一张“东西收到”的收条，好让左右为难的高处长向林办交差。经手此事的林办郭秘书后来讲过：“叶群那是做给别人看的，她什么时候对晓霖好过？”

　　没过半年，“9·13”事件犹如核弹爆炸，震惊寰宇。战功赫赫的共和国元帅落得如此悲惨下场，不胜惊愕之余，林晓霖陷入长时间的沉思之中。

　　但是，更让林晓霖惊愕的是，上边来了指示，要林晓霖夫妇交代问题，揭发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有的人甚至往林晓霖大儿子的脸上写字--“林贼之孙”，把孩子吓得直哭。林晓霖愤怒了：谁都知道，林彪叶群走红的时候我没有沾半点光，我一直受到迫害，现在林彪叶群倒台了，还要继续受迫害，而且竟然迫害到无辜的孩子头上？小应也啼笑皆非：“我连这个老丈人的面都没有见过，让我揭发什么！”

　　但专案人员老来找林晓霖的麻烦，林晓霖交代不出什么来，就写了一篇所谓的揭发材料底稿，放在抽屉里，专案人员每次来要材料，她就拿出来照抄一遍。

　　专案人员不满意：“怎么都是一样的鸡毛蒜皮内容啊？”

　　林晓霖没有好气：“就是这个，别的不知道！”

　　军里整整审查了林晓霖四年。 同样，在“文革”里遭受残酷迫害的妈妈张梅因为是林彪的前妻也被审查，要她交代揭发林彪的罪行。从来都保持低调、决不说林彪叶群坏话的张梅只有一句话：“30多年没有见过林彪，我什么也不知道。”

　　成王败寇，株连九族，这就是封建专制下才有的荒诞故事。

　　多年来奉命执行上司命令的高处长被审查了三年，他向中央写的揭发材料中，特别证明林晓霖是受迫害的，并历数了叶群迫害林晓霖的详情。

　　多年以后，高处长早已去世，他80多岁的老伴对别人说：“我恨死叶群了，我们好端端住在北京，她把我们全家赶到云南。我老伴的主要任务就是看着黎明，不许她回到北京，这不是迫害是什么？”

　　十一、历尽劫难，不改赤子之心

　　祸害中华民族十年的史无前例的大浩劫终于突然收场了，林晓霖夫妇也结束了在云南大山里画地为牢的日子，他们带着两个儿子，先后回到了“禁地”北京。当年一个小树林里的演讲，断送了她十年青春和国防科技专业。幸好林晓霖还有个看家的本领，靠她精湛的俄语学养和文字功夫，她被有关领导安排到国防科委科技情报研究所工作。

　　林家只剩下两个女儿了，作为姐姐，林晓霖十分关心还在郑州一家工厂里的林立衡（林豆豆），她买了一大堆好吃的，从北京去郑州找到林立衡，没有想到妹妹堵在门口，冷冰冰地问：“你来干什么？”

　　林晓霖像一团火：“我是你的姐姐呀，我不来看你谁来看你呢！你的身体和生活怎么样？”

　　林立衡对姐姐的敌意消失了。后来，林立衡到北京就住在林晓霖的家里。90年代初，林立衡四处活动，要为林彪翻案，林晓霖不赞成妹妹的政治态度，于是姐妹之间发生了矛盾。

　　林晓霖在国防科技情报岗位上干到退休，她的业务能力和认真负责的精神，受到同志们的广泛好评。她在工作之余，还翻译了好几部俄罗斯文学作品，笔者曾得到林晓霖学姐赠送的一本《柴可夫斯基传》。读她的译著，从那行云流水的文字中笔者由衷感佩她的文学才情和学术素养。

　　几十年来，林晓霖一直严格要求自己，低调做人，从不张扬，以至于社会上只知道林彪有个林豆豆，而不知道还有个林晓霖。她待人直率、热忱、友善，从来不会去攀领导，傍名人，却关心普通老百姓的疾苦。

　　有一年盛夏时节，北京酷热难耐，她的中学老同学邀请她去河北某地山区避暑。当地县领导大宴小酌地招待来自首都的一行贵客，林晓霖知道那是个贫困县，她实在吃不下这样丰盛的宴席。后来，她离开了宾馆，走到当地的农村去访贫问苦，住在一位老大娘的家里，天天和乡亲们聊天，了解“三农”问题，县领导来请她回宾馆，她也不给面子。

　　学雷锋、做好事，是林晓霖终生不渝的做人准则。说不清她帮助过多少人，上至重病在身的老将军，下到孤苦零丁的老农民。她和老应的退休金都不多，身体也不好，虽然经济拮据，仍悲天悯人，不忘为帮助贫困山区的孩子尽一份心。

　　凡去过林晓霖家的朋友们都为她和老应的简朴平民生活印象深刻。那套单位分的三居室房子是20世纪70年代普通职工的集体宿舍，面积不大，水泥地面上涂的红油漆早已班驳脱落，那个厨房和洗手间就没有法说了。

　　在中国进入市场经济的火红年代里，林晓霖似乎远离了时代大潮，她对社会上五花八门的生财之道一窍不通。她洁身自好，从来不为自己的困难向组织上提出要求。

　　读书学习、研究历史，是林晓霖退休生活的主要内容，2006年夏，罗东进组织“情系长征路--开国元勋子女重走长征路”活动，她也积极报名参加，但那时候她腰部疾患严重，走不了路，正在医治当中，大家劝她别去了，她执意要去，她说：“我带条褥子，铺到大巴的过道上，你们坐着走，我躺着走。”

　　在大家的再三劝说下，她只好留下来。当罗东进一行到达遵义的时候，她乘飞机赶到，参加了一段活动；长征队最后到达陕北的时候，她又赶来参加。老区的干部、群众对抱病而来的林晓霖报以热烈的掌声。

　　2008年，林晓霖克服种种困难，出面组织了“纪念辽沈战役胜利60周年”和“纪念平津战役胜利60周年”两次大型活动。许多当年四野的老同志不顾年迈体弱，赶来参加，他们握着林晓霖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吃尽人生万般苦的林晓霖，不改赤子之心，她的生命底色永远是那么纯真、朴实、善良、热情，心里始终装着祖国和人民。 十二、“代父谢罪”感动了中国人

　　2007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纪念日。首都军事博物馆的大型展览会重新挂出林彪元帅的照片，引起国内外舆论的热评。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几十年默默无闻，低调做人，从不接受采访，不愿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的林晓霖，应邀南下，来广东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纪念活动。

　　机灵的《南方都市报》女记者追逐不舍，要林晓霖说几句话，在无处可躲的情况下，她就讲了几句心里话。

　　8月1日，《南方都市报》记者的文章见报，题目是《林晓霖评父亲林彪：功是功，过是过》。8月6日，该报再次登出报道，题目为《林彪长女林晓霖评父亲功过，讲述父女骨肉情：“我向受父亲迫害者谢罪”》。

　　林晓霖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策划、发动和领导的，他要负主要的责任，这是党中央历史决议明确了的。但是，我父亲当时身在其位，要谋其政。当时作为中央的二号人物，我父亲对'文革'造成的灾难，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对不起老战友、对不起老部下、对不起他战斗过的地方的父老乡亲。我不是毛泽东的女儿，我是林彪的女儿，所以我义不容辞地对遭父亲迫害的人、受他牵连的人谢罪……见到'文革'中受迫害的人和因'9·13'事件受到牵连的人，我感到羞愧、感到痛心……自古以来，父债子还，但这笔债太沉重了，它浸透了千百万受害者的血泪，对他们来说，那是刻骨铭心的……”

　　作为林彪的女儿，多年来，在很多场合，她都对遭父亲迫害的人、受他牵连的人谢罪。在王光美追悼会上，她见到刘少奇的孩子，向他们谢罪；老舍在“文革”中自杀，她也向老舍的孩子舒乙谢罪；“井冈山联谊会”开会时，到场的都是老红军的一些子女，她站起来向他们谢罪。她到过广东惠州一个部队，这是她父亲曾经带过的一个部队，她也谢罪。

　　200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作家章诒和（章伯钧之女）接到中学同学林晓霖的电话，颇感意外，她们彼此相知，却多年没有联系。林晓霖在电话里说：“我花了一百多块买了你的书，我看了，心里非常难过，非常痛苦。我打电话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你--我的父辈对不起你的父辈，我们共产党对不起民主党派，对不起所有的受害人，对不起所有的知识分子，更对不起所有的老百姓……”

　　像层层细浪拍打、湿润一颗衰老干枯的心，章诒和呜呜地哭了，林晓霖也咽声而泣，后来，她们各持话筒，默无一语，只有哭泣，哭泣。

　　林晓霖表示，她谢罪，不为求得他们的宽恕。他们遭受这么大的灾难，这是宽恕不了的。她说，就是感到很对不起他们，但她真是无能为力。替父亲羞愧和谢罪，已无济于事，只是一种内心沉重而持久的感受罢了。……

　　《南方都市报》这两次报道引起境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一时间，无法计数的中外网站争先恐后发表林晓霖的讲话，通过互联网，几乎在一个晚上传遍全世界，隐身在神秘历史大雾中几十年的林晓霖完全出乎自己的意料，不小心在一夜之间成了全球的新闻人物。林晓霖的讲话惊世骇俗，感人肺腑，在中国人和海外华人当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于是热闹的网络和个人博客上关于林晓霖的文章如雪片飘扬，人们普遍表达了对林晓霖由衷的敬意。

　　有一位网友在博客上写道：“……林晓霖说，作为林彪的女儿，我义不容辞地对遭父亲迫害的人、受他牵连的人谢罪……读到这里，我突然热泪盈眶。在一个偏执型继母掌控的家庭里，前房的子女如何受到冷落和虐待，是可以想象的。因此，林晓霖对父爱的渴望和珍惜，不知比常人多多少。时间越是久远，那种发酵的亲情就越加醇厚。林晓霖对父亲的怀念，在一种特别的表达方式中升华，这就是代父谢罪。她用自己的诚心和人格魅力，感动了中国人。”

　　还有一位网友这样写道：“忏悔需要勇气！也彰显了高尚的人格魅力！替死去的父亲谢罪和忏悔，其人格魅力跃然纸上。中国多么需要这样的忏悔精神！在过去漫长的历史中，在今天现实生活中，多少人因为时势抉择昧着良心干尽坏事，或见风使舵，或罗织罪名，或陷害忠良……迄今为止，又有几个人最终勇敢地站出来谢罪忏悔？林晓霖身为林彪的长女，站出来公开忏悔，令人敬佩，引人深思。这至少会让一些人感到羞愧……”

　　当然，林晓霖的讲话也刺激了某些人的神经，在网上发出点刺耳的噪声。

　　赞扬也好，挖苦也罢，林晓霖都淡然处之，她还是过着普通军人退休后的平静日子。有时会到香山南麓的军干所看望老母亲。

　　2005年，85岁的张梅获得中国政府和俄罗斯政府分别颁发的两枚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60周年功勋荣誉章。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一定会留下张梅和林晓霖这对母女的传奇故事。 后记

　　这是一部专门研究哈军工的高级干部子女（包含著名烈士子女）学员人生的传记文学作品，由24位人物的小传结集成一本书。从2005年冬采访罗东进学长开始，到2009年春采访罗新安同学结束，在四年当中，笔者一边忙着出版新书和再版旧作，一边断断续续地采访了22名哈军工学子。张玛娅老师已逝，我采访过她的弟弟陈祖涛老人；陈丹淮学长婉拒采访，令我遗憾，而这部传记又万不能缺少陈毅元帅那首《示丹淮》诗，所以只能以陈丹淮学长本人的回忆文章和相关历史资料作为写作依据了。

　　书名为什么叫“开国元勋子女”？“开国元勋”是对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元老的一种笼统而通俗的尊称，并非说书中24位人物的父辈都符合开国元勋的量级，因为有的父辈在新中国成立前就牺牲了。但是，这24位人物的父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中共建党初期到全面抗战爆发以前（即1937年以前）这一历史时期参加革命的红军干部，也就是说，是最早“打天下”的老资格的革命家。

　　为什么只写这24位人物？应该说，哈军工学子中人才济济，贤者如云，就以干部子女这个特殊的群体来说，几十年后回望他们的一生，绝大多数人是品学兼优、事业有成者，其中有很多杰出人物应该写，例如，北航著名教授杨为民，工程院院士徐玉如等。然而，一受时间的限制，我不能老是采访下去而不成书啊；二受本书篇幅的限制，人物太多，书就太厚了，会影响到书的定价；三又不好写现在仍在职的，例如俞正声、白克明等人。所以笔者就只好先选这24位人物作为哈军工干部子女学员的典型代表。

　　我选择立传人物的基本标准是：不看父辈地位高低，只看本人表现如何。口碑不好的人，其父辈官儿再大，我也不会招惹。事实证明，这24位人物在数十年的生涯中传承家风，谨守家教，清白做人，认真做事，在种种磨难中自强不息，踏踏实实地为国家为民族贡献出自己的才智，他们的操守和业绩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并得到社会的肯定。其中，张玛娅老师为了真理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而命运多舛、饱受苦难的林晓霖则是另一个特例。

　　在中国的政治语境里，高干子女这个词历来是“敏感”的，关于高干子女的人物研究和写作自然也属于碰不得的“禁区”，世界上的事情就是怪，你越是不想让人家知道，人们就越有兴趣窥探这个“禁区”。因为高干子女是中国政要名人之后，他们的父辈曾是中国政治舞台的主角，在中国的特定体制下，他们的命运与父辈的政治生涯紧密相连，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大都有过大落大起，大悲大喜的经历，或雄奇，或悲壮，或宛转，或悲凉……研究高干子女的人生，为研究中国当代历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本书24位传主的人生素描，拼在一起，不就是一幅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史画卷吗？

　　后记笔者这里所研究的哈军工高干子女学员都出生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后期，我姑且把他们称为“老一代高干子女”（当然，当年从延安送到苏联的那一批孩子和后来“4821”们的资格就更老了），以区别于改革开放后30年当中的“新一代高干子女”。

　　一个人的品德和能力的养成主要依赖三个因素：家庭的熏陶培养、学校的教育和社会实践的磨炼。其中，家庭是这一链条上最为重要的第一环。生于战争年代的老一代高干子女，由于家教甚严，自幼就由父辈定好了底色，打下有理想、懂自律的良好的思想基础，这一点在本书各章中均有充分的表述。长大后，他们在哈军工这样正规的大学里受过严格的思想品德教育和科技知识灌输，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走上工作岗位后，又逢政治运动的大折腾，特别是十年浩劫，他们大多受到株连，遭遇坎坷和磨难。这些都成为他们成才率高的主要原因。

　　无须讳言，多年来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高干子女这一名词往往是负面的意思多于正面的意思。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太子党”的称谓满天飞，表示中国草根阶层的芸芸众生对高干子女的厌恶和鄙视。笔者30年中耳闻目睹，感触甚深。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济改革大潮中，驰骋政坛商海的新一代高干子女们逐渐形成左右中国政治和经济走向的特殊利益集团，这是不争的事实。在官场上前“腐”后继，商场上奋勇“钱”进的大环境下，许多新一代高干子女们子承父荫，权钱交易；圈地卖楼，日进斗金；靓车美女，酒绿灯红；豪宅从国内买到国外，存款也从国内存到国外……舆论滔滔，不绝于耳。他们还坚持执政党的信仰和理念吗？还想为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服务吗？还能为中华民族“补天”吗？那只有天晓得。平心而论，就总体上说，笔者认为当今新一代高干子女与老一代高干子女相比较，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在封建意识根深蒂固的中国，重视并加强社会政要和名人富豪子女的教育，始终是一个严肃的、关系到国运民生和社会进步的大问题。然而，多年来几乎看不到关于这方面的文字报道，或许这是讳莫如深的高度机密的“政治禁区”。而在日益官场化的大学里，更难找到像当年哈军工那样严格教育干部子女的事例。

　　如果手中握有大小权柄的公仆们能从笔者这本书里学习一点党的高级干部的良好家风和教子之道，严格教育好自己的子女；如果从事教育工作的校长或教师们能从笔者这本书里吸取一点哈军工教育干部子女的经验，使当今那些娇生惯养、锦衣玉食的孩子们走上做人成材之路，那笔者就三生有幸了。

　　最后，笔者再一次感谢接受采访、提供口述历史的二十余位学长、学姐和同学们，还要感谢为此书提供过重要帮助的陈祖涛先生、龙美光先生、周小强先生、尚法尊老师、毛焕曾老师、吴凤鸣学姐、杨昂岳学长、谢代辛学长、陆炳文同学、吴新明同学、朱柏青同学、杨建同学。

　　笔者才疏学浅，写作中难免存在诸多错讹和疏漏，敬请读者不吝指教，是所至祷。

　　滕叙兖

　　201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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