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工程勘察设计:荣娥:农村婚姻礼仪的社会功能—以鄂中荣村为个案

农村婚姻礼仪的社会功能—以鄂中荣村为个案
【摘要】在农村社会中，人们不仅重视婚姻本身，而且对缔结婚姻关系的过程———婚姻礼仪倾注了相当的热情，究其原因不仅仅是源于文化习俗的惯性作用，更重要的是婚姻礼仪作为一项社会设置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功能。婚姻礼仪作为过渡仪式的一种，具有五个方面的社会功能：乡土社会中的成年礼、社会角色的转换、婚姻合法性的确立、组建社会网络与传承社会文化、强化社会秩序。
【关键词】婚姻礼仪；仪式；社会功能
在乡土社会中，婚姻礼仪是缔结婚姻关系，组成一个新家庭的重要环节，更是乡土社会中农民生活世界里最为重要的信仰仪式行为，它凝聚着深远的文化价值理念，也是乡民生活意义体系的体现。在农村社会中，作为传统文化资源之一的婚姻礼仪能得以形成并在社会剧烈变迁的今天仍然存在，可见其有着重要的社会功能。本文基于我国中部农村的实地研究，通过对鄂中荣村半个世纪以来婚姻礼仪的考察来探讨农村婚姻礼仪的社会功能。
一、乡土社会中的成年礼
盖纳普一直将过渡礼仪的思想贯串于订婚与婚礼研究的始终，他认为婚礼是一项重要的社会行动，是一种永久性地加入新环境的仪式。[1]婚事对于社会来说是平凡小事，对于个人却是一生中的重要事件。在汉族乡村社会中，没有类似于少数民族的成年仪式，婚礼同时也承担着成年礼的角色，个人一旦成婚就自然而然地意味着获得成人所具有的各种权利，尤其是婚姻———性关系权利，同时也要承担起成人的责任与义务。例如，传统仪式中，在婚礼那天，新郎剃“状元头”与新娘的“开脸”仪式，不仅仅是为了在这特殊日子中的装扮，而且具有成年礼的意义。尤其是姑娘的开脸仪式，因为在当地农村女子只有在结婚时才有这么一次“开脸”仪式，这个仪式成为一种成人标识，是从姑娘向媳妇转换的标志。村民们有如此解释：用新棉花搓成棉线扯脸、鬓角、眉毛，就像现在修眉一样，再用熟鸡蛋滚一下，脸就光亮、滑溜了。这就是开脸，开了脸就不是姑娘了，就是媳妇了。姑娘是不开脸的。现在不兴开脸了，换成到理发店做美容、化妆、盘头。(荣村村民RPP，女， 83岁，口述)人们又称“结婚为”“做大人”，也即结了婚，举行过婚礼，才是成人，没成家就一直是小孩，纵然你早已独立。笔者家每年春节都有一次全家大团聚，逢吃饭时大人一桌，小孩一桌。可是去年在家庭晚餐上，比笔者小一岁的侄女因年前结婚被家里长辈准许坐到大人那桌，而笔者却因还是“小孩子”只能在小孩那一桌吃饭。可见在人们眼中，结婚与否已成为一个分类标准，人们被这个标准分为大人与小孩，而年龄与辈分在这个标准面前则显得苍白而无力。而在乡土社会中，结婚又以是否举行婚礼来作为判别标准。婚礼的举行昭示着个人从一种社会身份过渡到另一种社会身份，或者说是获得了更多的社会角色，例如夫(或妻)、婿(媳)的全新角色。对于个人而言，意味着人生的重大转折，特别是对于女性，婚礼过后，她就脱离原来的社会关系网络，进入全然陌生的家族关系体系。婚礼就是对人生中不可避免的与有关系的人发生或短或长分离而设计的仪式，这种仪式的目的是要造成文化上具有高度价值的非分离或非孤立状态。婚礼仪式隔离出了一对新人，通过仪式，不仅将他们与现实人群发生频繁的互动，而且将他们置于神灵、祖先一体的神圣境界，[2]472从而克服了新人与原社会关系分离的状况。
二、社会角色的转换
(一)角色的分离
在姑娘未出嫁前，她最重要的社会角色是父母的女儿、兄弟姐妹的姐姐或妹妹，也即是娘家的一份子，而在婚礼后则要承担起新的角色，即妻子与媳妇的角色。在婚礼的准备阶段，为了顺利地实现其角色转换，原有角色在仪式中被分离开来。从男方“看期”通知女家，进入婚礼的准备阶段起，父母就不再让待嫁姑娘从事往常的劳动，而是开始让其准备自己的结婚用品，并且母亲开始给女儿讲解、传授性知识与为新妇后的待人之道，等等。也就是说，进入婚姻的准备阶段起，周围人就不再以原有的“姑娘”交往规则来要求她，而是不断向其明示暗示其马上为人妇的身份，也即姑娘提早进入对于未来角色的认知之中。然后，在送亲队伍出发，姑娘离开娘家前还有一个重要的“辞宗”仪式，即给祖宗上香，辞别祖宗神灵。姑娘辞别祖宗，上了花轿，离开娘家，就与原有的娘家女儿的角色分离，成了“泼出去的水”。当姑娘那会在家没觉得什么，可那会婚期一定下来，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离开家了很舍不得，家里人也对我跟平时不一样了，特别好。出门那会，眼泪一下就下来了，就觉得我以后就是别家的人了，很舍不得爸爸妈妈。(荣村村民LSZ，女， 43岁，口述)新娘刚被接到婆家，娘家的送亲队伍就被婆家人安排到附近其他人家“打坐喝茶”，待拜堂结束才接去吃酒。于是，在整个关键的拜堂仪式中，新娘要独自一人面对陌生环境与夫家人，与旧有的角色和生活场景完全隔离开来了。
(二)角色的过渡
根据盖纳普的观点，在过渡仪式中，跨越“边缘/阀限”是最为关键的，只有顺利跨越边缘/阀限，才能使仪式展演者完成新角色的“聚合”。在婚礼中，仪式主体经历过角色的“分离”之后，进入了“边缘/阀限”阶段，成为特纳所言的“阀限人(过渡仪式的仪式主体)”。这种“阀限”在性质上属于秘密性阀限，即只有“新郎与新娘”是阀限人。在仪式的操演中，除了作为阀限人的新郎、新娘外，还有三类仪式的参与者。第一类是仪式的指导者，如“牵亲娘”、“呼礼先生”与“支宾先生”等人。牵亲娘由新郎的姑姑担任，而且得是儿女双全、丈夫健在的有福之人，作为备受尊敬的长辈与过来人在新娘甫下轿开始至整个婚礼结束对新娘言行、礼节进行指导；“呼礼先生”与“支宾先生”一般是由村里有一定学识、口才，受人尊敬的文化精英担任，这样的人熟知一般人不懂的礼仪程序与仪式的象征意义，在仪式中扮演着指导者的角色。这一类仪式指导者在整个仪式进行过程中，指导着被与原有社会关系、生活情景隔离开来的新娘在仪式中扮演好阀限人角色以符合仪式秩序。第二类参与者则是配合表演者，这些配合表演者在婚姻礼仪的某一仪式性活动中参与、配合阀限人进行仪式表演，如在“接八字”中的媒人、陪“十姊妹”中的小姐妹等，这些人在某一仪式化活动中作为阀限人的配合者，强化仪式效果，凸现阀限人角色，使得阀限人角色过渡更加顺畅。第三类参与者则是仪式的观众，这主要是指各项婚姻礼仪现场的亲友、围观的乡邻。任何的表演都需要观众，有了观众的参与和互动，表演才会进一步推向高潮。仪式也是一种表演，一种向神灵、向人们自己进行述说的表演。而且，在仪式情景中，阀限人也根据观众的态度与反应来调整自己的行为，观众的热烈反响会将仪式表演推向极致。新娘与新郎在新郎家一起“拜堂”、“磕头”、“端茶”，这些仪式都旨在使新娘获得对新角色的认知并加以强化，即新娘已为婆家人、媳妇与妻子这样一个新的角色群。作为阀限人的新娘，处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下，在仪式指导者的指导下，在参与者的配合与观众的起哄中，很容易就会遵循礼仪扮演好自己阀限人的角色，顺利向新角色进行过渡。
(三)新角色的聚合
根据盖纳普的观点，阀限人顺利跨越过渡阶段后，他的行为、观念再次处于稳定状态，其已经顺利实现角色的转换，在行为与观念上接受了新的角色规范。据了解，只要经历过正常的婚姻礼仪后的一对新人大都顺利地实现了角色的过渡，实现了新角色的聚合，能顺利地扮演好新的社会角色。新娘是否顺利地认可新角色，而且在新角色扮演中进入良好的角色互动，不仅表现在其外在行为上，而且深刻地反映在他们的主观情感上。我出嫁前老想以后到他们家生活真是太不习惯了，而且真要管他父母叫爸妈太别扭了怎么叫的出口啊?跟他哥嫂子也不知道怎么相处。可真到了那天，在那种情况下改口叫爸妈也没觉得什么，后来叫起来也就顺畅多了。(荣村村民XFH，女， 28岁，口述)　上了花轿，我就生是荣家人，死是荣家鬼了。当家的好不好都是我的命，我就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婚礼在旧房子里办的，不过也没事，我当时就想一家人了，以后刻点苦，几年就可以盖个新房子了。(荣村村民FZ，女， 56岁，口述)　刚开始嫁过来时，婆婆
对我可好了，比我妈还好呢，做饭的时候，都是我烧火，婆婆掌锅。我那会就想当个好媳妇，孝顺她。(荣村村民LSZ，女， 43岁，口述)可见，只要是按礼节举行了婚姻礼仪的新人，大都能在仪式过后对于自己全新的社会角色有较好的认知，并能很快与婆家人进行良好的角色互动，顺利地实现社会角色的转换。三、婚姻合法性的确立婚姻礼仪在传统的乡村社会属于社会设置的一部分。一对新人，经由婚姻礼仪的举行，获得社会权威和公众(包括家庭成员和亲朋好友)的承认，并建立社会的细胞———家庭。结婚的多种习俗，总的来说是针对着由于新娘的过渡给家庭秩序，特别是男方家庭秩序的干扰和威胁而采取的抵御和防范措施，同时又有促进家庭秩序
在新的基础上尽快恢复的作用。[3]220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一桩婚事的确立是从“接八字”就定下了，除非一方死亡，否则这桩婚事是很难解除的。因为在“接八字”仪式中，指代“姑娘”的生庚八字已进了男家门，禀告了祖宗神灵。而且，在接八字仪式中也告知了亲属，获得了亲属的认可。在熟人社会中生活的人们，“谁家的姑娘许了人，谁家的小子定了亲”，都为人所熟知，一旦毁婚就得承担道义上的谴责，而在婚姻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我那个三媳妇也是自小给定下的娃娃亲，在娘家时就个性强，不饶人。还没过门呢，居然跟人吵架，一砖头把人头打破了，那个人就这样得了破伤风死了。听说她闹出了人命，这还了得，可我们又不能提出退婚。后来人家找她家赔钱，她跟她父亲找到我们家想办法，我们就没答应给钱，想就此惹怒她们退了这门亲。谁知道没甩脱手，就只好给娶进门了。(荣村村民RPP，女， 83岁，口述)而之后的认亲、送节礼、头期、正期的酒席、婚礼更是进一步加强亲属与村民们对于婚事的认同。婚姻法颁布后，规定男女双方领取结婚证即确定了两者的夫妻关系并获得法律保护。20世纪60年代“禁止包办婚姻，提倡婚姻自由”的政治宣传下，婚礼取代“接八字”成为婚姻确立的标志。于是，往往在领取结婚证后，还要举行相应或繁或简的结婚仪式，进行一次公开性的仪式表演，以获得公众的承认。结婚是人生大事怎么能不办事呢?当然得办酒席，请亲戚朋友来热闹热闹，要不谁知道你结婚了?除了文化大革命那会不能办外，就寡妇拿脚不办，提个包袱就过去了。(荣村村民CHZ，女， 76岁，口述)　明媒正娶的，在婆家地位都不一样的。不办事，不成了私奔，那会被唾沫星子给淹死的。(荣村村民LYL，女， 54岁，口述)在传统观念下，姑娘出嫁得明媒正娶，否则其婚姻的合法性就会受到置疑。而经历了正常婚姻礼仪的婚姻则为人们所认同与祝福。当然，婚姻礼仪的隆重与否表明了双方家庭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实力，同时也表明了男方家庭对女方的重视程度。
组建社会网络
范·盖纳普强调，婚姻礼仪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它能够起到巩固家庭联姻的作用。公共聚餐是婚礼仪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种必要的集体参与仪式，这种集体参与涉及到构成社会的所有群体。[1]在荣村，一桩婚事涉及到众多仪式参与人，虽然没有包括社区内所有的社会群体，但是也尽可能地延伸到双方家庭所能触及到的所有社会网络中的节点。一方面举办婚礼的家庭希望有更多的参与人加入到婚礼；另一方面参与人也希望加入到更多的婚礼之中。按照惯例，东家①会对参加婚仪的人选有所取舍，人们也会对是否参与婚礼有所衡量，其考量标准主要是依据其与该家庭的亲疏远近。这种以个体为中心向外推衍，越推越远，越推越薄的差序等级结构，费孝通称之为“差序格局”。[4]27用差序格局来描述荣村的社会关系极为贴切，就以亲子关系三角为基础延展的亲属路线而言，既有“自己屋里人”(宗亲)和“娘屋里人”(姻亲)，也有一般的乡邻朋友。血缘远近与交往密度的区分，在亲属关系与社会关系中就引出了差别，出现了等级序列。在选择婚仪参与人时，人们就按照这种等级关系来决定是否告知。实际上，人们选择参与人的过程就是衡量、检验、建立与强化社会网络的过程。同样，受到邀请的人家也会依照与举办婚礼家庭的关系远近，决定是否参加以及由谁参加与所送人情、礼物的厚薄。人们参加婚仪与否的决策，以及由谁参加的决策，通常都会加以慎重的考虑。一般而言，婚期的酒席与典礼上，亲近的亲属，包括宗亲与姻亲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必须参加。例如爷爷奶奶、伯父伯母、叔叔婶婶、堂兄堂嫂等宗亲，姑姑姑父、姥姥姥爷、舅舅舅妈、姨妈姨父以及他们的子女等姻亲。宗亲，即“自己屋里人”都要帮忙张罗、招待客人，姻亲则作为客人光临。这也就意味着，一次婚礼就相当于一个家庭全部亲属关系的展示。在婚姻礼仪中，亲属到场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互相显示姻亲家庭的社会地位；第二，提供精神上以及财物上的帮助；第三，再现并强化亲属关系；第四，对婚姻表示认同。有些亲戚，走着走着就不走了。我几个女儿早都出嫁了，独生儿子又在外头工作，家里就只剩我们老两口，我们十几年都没办过事了。可亲戚族人做事不去人情又不行，不去以后谁还认得你啊?一个湾子里的随礼我都没参与了，姨侄姑娘做事我也没去，但那些连筋带骨的族里人和姑舅亲戚不去是不行的。别的事可以不去，也可以少赶人情，但婚事不去就不行了。嫡亲的亲戚都不去，那是打主人的脸呢!去送个人情，做做客，这样你才能跟大家保持关系。(荣村村民SHZ，女， 76岁，口述)这个案例说明，习俗在渗入人们的社会生活之后，会对人们的生活施加其独特的影响力，参与婚姻礼仪，赶人情成为一项义务，如不履行就会影响相互之间的关系，就会被人们排挤出圈子之外。在一个生活于这种社会圈子中的家庭，被排挤出交往圈是为人们所极力避免的行为。这也说明，人们在一桩桩婚事中通过出席与提供物质支持等方式来对亲属关系进行再现与确认。参加婚礼是一种双向选择，这种往返存在着互惠关系，支配着与举办家庭有关的人们参与进来。村民们用“来往来往，有来有往”、“有礼近面”来解释为什么要参加婚礼。“有来有往”说明了婚仪中的互惠原则，而“有礼近面”则说明参加婚礼可以缩短社会距离，促进社会关系的深入发展。互惠不仅仅是财物上的互惠，更多的是社会网络上的互惠。就参加婚仪的村民而言，受邀参加婚仪就表明个体与社会网络之间保持着一种比较稳定的关系。该个体可以从这种联系中获得归属感与认同感，而对于人际交往范围相对较小的群体来说，这种社会认同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不参加婚礼，无论是否被邀请都意味着个体游离于围绕着婚礼所构建的社会网络之外。就举办婚礼的家庭来说，如果来参加的人多，婚礼十分“排场”，就证明该家庭“有人缘”、“有面子”，拥有的社会关系比较多，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与声望。在荣村，人们向来注重日常生活中相互关系的建立与维系，在人生礼仪和传统节日中更是如此。社会网络就是在日常小事中一点一滴逐渐累积起来的，多年来人们习惯于这种缓慢与持久的来往。
五、传承社会文化，强化社会秩序
传统性的婚姻礼仪不仅仅只是一项典礼，更是一种文化，一种蕴涵着丰富民间文化的仪式展演，是对民间俗信、价值观、生活伦理的展示与教化，其中凝聚着深远的文化价值理念。在农村社区中，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婚事中，社区文化得以传承，现有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得以强化。仪式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的本质就是借行动与表演以达到目标。柏克莱大学中国史教授David Johnson认为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行动，中国人的道德是借行动来表达的，道德伦理不是理论的存在而是实践的行动。[5]仪式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凝聚了几千年的文化情感和人们的生活经验；仪式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人类行为类型。换言之，仪式行为是一种带有重复性、间或性的文化操演类型。以哭嫁为例，它始于掠夺婚，表现了出嫁女子对男权思想的抗争和对母族的依恋情结，昌盛于封建社会时期，表现了出嫁新娘对于包办婚姻的强烈不满和对媒人的谴责。到了当代，则主要表现为一种对父母的依恋，哭嫁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涵义，具有了和笑同一的表情意义，成为新娘抒发欢愉之情的特殊手段及方式。[6]哭嫁仪式的意蕴流程丰富而多变，已成为承载传统文化的一种形式。再如“坐席”，讲究的是“席位”与“身份”的协调。得按照“上下左右，左主右次”的座序，遵循先亲戚、再朋友、后宗族的顺序，以舅、姑、姨父为尊，安置其坐贵宾上席，以舅父为最大，必须安排坐上席的首位。这里面就蕴涵着“尊卑有序，内外有别”的伦理准则，如安排不当就可能会引起宾
主不欢而散的场面，这样就约束了更多的人不得不遵守这一规则，否则会被人指责为“不清白”、“不讲礼信”。①我1998年嫁大女儿时，请我兄弟做支宾先生，那会我还是村支书，队里、镇上来了不少人，于是到了安排大酒时，席位不够，坐不了那么多人，我兄弟安排了镇上领导坐了席，我们孩子只有一个亲舅舅在外地没回来，还有好几个堂舅本来在打牌，一看席都开了，也没安排他们，一气之下就回家了。我当天晚上上门给几个舅兄赔礼道歉说了许多好话，才把他们第二天给请去吃酒，要不去这一趟，这亲戚就全给得罪了。(荣村村民RYS，男， 57岁，口述)从上面这个案例可看出，在礼仪中不按惯例行事，使得亲戚拂袖而去，而主人迫于今后交往需要不得不去赔礼道歉，这个违背礼仪惯例的事例使得人们在当地“尊卑有序，内外有别”的社会秩序面前更加重视礼仪程式，于是通过“坐席”，坐席席位规则更加明确，现存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得以在仪式操演中得以强化。文化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行为来表述与传承，人们正是在一代又一代人、一桩又一桩婚事中，演绎与传递着关于婚姻、家庭伦理与价值判断等人们对于生活的朴素的认知与信仰。
六、结语
婚姻礼仪作为过渡仪式的一种，因其具备五大社会功能而得以传承延续。从个人层面来看，婚姻礼仪是乡土社会里个人成长过程中的成年礼，并使其顺利实现社会角色的转换；从家庭层面来看，婚姻礼仪的举行是为了使新成立家庭确立其在社会中的合法性；而无论对于举办婚礼的家庭还是对于参与婚仪的个人，婚姻礼仪都具有组建社会网络的作用；从社会层面来看，婚姻礼仪作为一种民俗文化，具有传承社会文化，强化社会秩序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