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农垦人事调整:得民心者得天下：“山河百战归民主，铲尽崎岖大道平”。

特权、腐败使苏共渐失人心

■ 斯大林“大清洗”，种下苏共亡党的祸根

■ 特权使苏共和人民隔离开来

■ 利益“共同体”与群众越来越疏远

历史的分析，是斯大林种下苏共亡党的祸根。他最严重的错误，就是上世纪30年代，为巩固自身权力和维护其发展模式进行的“大清洗”，彻底地推动了人心。

最有力的证明，就是1996年俄罗斯总统选举。面对苏联解体后叶利钦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人们照理应把票投给他的对立面俄共候选人，但叶利钦的竞选班子，让电视台滚动播放“大清洗”的镜头和纪录片。选举结果表明，人们更害怕回到苏联的旧体制中去。因为几乎每个苏联家庭或其亲属，都有“大清洗”的受害者，几十年后仍积怨不消。以此攻击俄共，最能激发群众情绪。苏共党群关系的巨大裂痕，正是从斯大林时代开始的。

斯大林逝世后，苏共为大清洗的受害者平反昭雪，但在政治经济体制上，并没有脱离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而且，领导集团脱离群众的倾向，不但未得到纠正，而且有所发展。

在十月革命初期，列宁倡议为病弱的国家机关人员设立“疗养食堂”，以在饥荒年代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员，能承受超负荷的工作重压。这种做法，人民群众是完全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可是，苏联经济形势好转后，“疗养食堂”没有取消，反而逐渐演变为苏共干部的特殊食品配给和其他方面的一些待遇。后来，这些特殊待遇甚至慢慢蜕变为特权，并向社会其他阶层保密，这就意味着党和国家的管理机关，开始把自己和人民隔离开来了。

到了勃列日涅夫晚年，其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稳定”干部上。一个是稳定权力，不断颁布各种条例、规定。这些条例、规定，很多都和人民的要求无关，而是为了使官僚阶层日益膨胀的利益要求，进一步固定化、规范化、制度化，使他们感恩戴德，成为当时领导集团的坚定拥护者。

另一个就是稳定队伍，尽量提拔一些亲信，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别人再用当年赶赫鲁晓夫下台的办法来对付他本人。而下面的干部也需要勃列日涅夫这样“爱护干部”的领袖在台上，以维护自身的权力和利益。上下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具有特殊利益、却与群众越来越疏远的“共同体”。 提拔亲信和保官的组织路线，导致大批庸人进入和滞留在领导层，造成党的总体决策能力下降;而脱离人民，无视群众利益，则进一步失去了作出正确判断的基础。和美国搞军备竞赛，用核导弹代替黄油，必然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招致群众不满。

理论与实践脱节颠覆了党群关系

■ 对自己和对人民的双重标准，使领导层更失去群众信任

■ 人民不满的长期积累，使党和政府的感情由亲到疏，出现越来越大的裂痕

■ 党群关系的首先解体，才导致了苏共和苏联解体的悲剧

在苏联，人们从小就被告知自己生活在工人国家，没有剥削和压迫，苏维埃国家公民人人平等，苏维埃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人们对于社会平等的诉求就更强烈，对官僚特权阶层的出现和腐败行为就更敏感也更反感。

而苏共领导层一边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边却由“公仆”们随意作出损害人民利益的决定。一边批判西方资本主义腐朽的生活方式，限制人们接触西方社会;一边又把从特供商店低价购买进口名牌商品和把子女送到西方留学，作为自己的特权。这必然增强苏联群众的逆反心理，以至认为其所有的说教都是虚伪的，搞到后来，甚至危及到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根本信仰。党的领导人也因此威信扫地，成为民众嘲讽、唾弃的对象。所以，没有什么比这种言行不一，比这种对自己和对人民的双重标准，使领导层更失去群众信任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以“敢于抨击特权”、呼吁“坚持社会公正原则”而闻名的叶利钦，自然成了众望所归的“反腐败英雄”。他在1987年10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被解除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反而为他戴上了殉难者的金色光环，大大提高了他在群众中的号召力。后来，他能以压倒多数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和俄罗斯总统，以及在“8?19”事件中，那样多的莫斯科人站出来保卫“白宫”，就是因为他们认定，苏共领导集团急欲除掉的叶利钦，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

由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建立起来的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随着群众各种不满的积累，苏联人民对党和政府的感情由亲到疏，由热到冷，出现越来越大的裂痕。尽管人心的流失和涣散在一定时期内还是无形的，还处于潜伏状态，或者说领导层虽然有些了解但不认为有多大危险，但实际上，危险已在节日游行时满街漂亮的标语口号和欢呼声的背后潜滋暗长着。当这种党和人民“坚不可摧的团结”只剩下徒有其表的躯壳，而内部却已锈蚀斑斑时，一遇“地震”，大厦便会轰然倒塌。

这在某些东欧国家的剧变——前苏联剧变的预演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中最血腥的场景之一，便是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决。而当时的罗马尼亚共产党是东欧人数比例最高的共产党之一，全国每6人中就有1个共产党员。

苏共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苏联解体前不久，当时的苏联社会科学院曾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够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苏联人民并不认为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代表!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乃至普通党员自然不会再有当年保卫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祖国那种政治热情和奋不顾身的精神了，对苏共的垮台冷眼旁观，甚至出现在她的对立营垒中，都是不奇怪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苏联党群关系的首先解体，才导致了苏共和苏联解体的悲剧。

民主缺失、个人专断，是苏共的致命伤

■ 斯大林以后，个人专断成了习惯

■ 没有民主，党的集体智慧拯救不了走入绝境的改革

■ 高度集中的领导制度导致离心离德

列宁病重期间最“焦虑不安”的问题，就是如何增强党的集体领导，防止权力失控。但列宁的早逝使这一党内民主进程中断。

斯大林当政后，列宁在特殊时期采取的一些临时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措施，被从当时的具体条件剥离出来，变成所谓“列宁主义的普遍原则”。而列宁关于发展党内民主和从战时状态转变的意见，却被有意忽视了。

斯大林提出：“实现根本改造社会的任务，要求在共产党的整个组织机构上实行最严格的集中制。”党内的不同意见，都扣上“派别活动”的帽子。斯大林提出没有干部任命制就没有党的领导，后来竟发展到政治局委员也任命。在十九届一中全会上，斯大林从口袋里取出一张纸，向会议宣读了自己拟就的25人的主席团名单，没有讨论就通过了。

斯大林逝世后，苏共权力过于集中的现象，并未发生实质变化。赫鲁晓夫也是大权在握，随心所欲，包括对中央书记们也是居高临下、动辄训斥，甚至侮辱。在缺乏党内民主的情况下，谁又会斗胆和第一书记争长短是非呢。赫鲁晓夫最终还是扮演了斯大林的“掘墓人”与斯大林模式“守墓人”的双重角色。

勃烈日涅夫则是在不急不忙中，把老相识、老部下一个个调到中央，安插在重要岗位，形成苏共历史上最大的政治帮派“第聂伯罗帮”。这些人的共同特点就是平庸，能节节上升就在于对勃列日涅夫个人忠诚。包括他的私人飞机驾驶员，也被火箭式地提升为民航部长，后又成为中央委员和苏联空军主帅。他还提高了地方“一把手”对干部的决定权，后者也支持勃列日涅夫，双方形成牢固的“利益共同体”。

戈尔巴乔夫同样容不得不同意见。苏共中央全会讨论他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讲话稿时，叶利钦为展示直言作风，挑了一通毛病。戈尔巴乔夫反应失态，当场解除叶利钦各项职务。这样做的一个直接恶果，是大家亲眼看到他度量太小，以后再没有人敢说话了。当他一意孤行的“改革”走入绝境，也无法通过党的集体智慧得到拯救。

斯大林以后所有领导人都搞个人专断，并非偶然，而是苏共领导体制的固有弊病。最讽刺的是：戈尔巴乔夫取消宪法第六条规定的“党的领导地位”、自毁苏共的万里长城时，依托的仍是苏共授予他的一言九鼎的总书记权力!

十月革命时能出以列宁为代表的一批杰出革命家，后来几十年就很少出人才，只能出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等平庸之辈?问题就出在高度集中的领导制度上。谁当领导，就认为自己最高明，要用的就是能听他话的干部;谁提出不同意见或新的思想观点，就会遭清洗或“冷冻”。久而久之，在苏联就形成了一种只能培养唯唯诺诺、平平庸庸干部的制度，有胆有识者很难涌现出来。尤其当有的干部靠善于走上层路线、善于制造虚假“政绩”，而不断得到信任和提拔，不仅会使正派的干部产生受挫感，也使苏共在群众中的形象，领导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乃至一个重要领导职位的尊严，都严重受损，甚至导致离心离德。

“系千钧于一发”的恶果

■ 苏共领导人决策失误造成混乱

■“两面人”加剧了干部退化奴化

党内外民主缺失、个人专断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导致苏共领导人的一系列决策失误。在一个变化迅速、日新月异却又波诡云谲、危机四伏的世界上，一个大国大党的命运，竟取决于一个人的智慧和判断力，这是真正的“系千钧于一发”。

90年前中共建党时，列宁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经济政策”。由于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改革取得很大成功。斯大林便认为，不用再“向资本主义退却”了。尽管列宁曾强调新经济政策至少坚持25年，但列宁死后不到5年，斯大林就予以废除，回到国有化和全盘集体化道路上来，结果农民杀掉了三分之二以上的马和牛，直接导致1930年代的大饥荒。

赫鲁晓夫执政11年，表面看年年出台新举措，岁岁有新招术，但主观随意性很大，包括贸然把党组织分为工业和农业两个党委，造成严重混乱。

勃列日涅夫晚期，他不愿再冒任何变动风险。当时正值世界新技术革命兴起，苏共也囿于传统意识形态，不愿“跟着西方跑”。在巨额石油收入下，经济体制、机制问题都被掩盖了，和西方的差距进一步拉开了。

苏共在领导人个人选拔干部情况下，必然出现很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两面人”，使看人“走眼”成为苏共领导共同的致命伤。斯大林从没有认为赫鲁晓夫多能干，最欣赏他农民式的憨厚及对自己无保留的热爱，后者曾创造在20分钟发言中歌颂斯大林32次的纪录。但斯大林做梦都不会想到，死后把他拉出列宁墓的就是赫鲁晓夫。

1964年4月27日，苏共中央隆重庆祝赫鲁晓夫70岁寿辰时，勃列日涅夫宣读了由所有苏共领导人集体签名的贺信，称赫鲁晓夫才度过自己一生的一半岁月，说他起码还能再活70年，也会“活得这么光辉，这么富有成果”。可到10月14日，他就被这些致贺信的人宣布因健康原因退休，相隔还不到半年。

密谋政治反过来又使领导者更把“忠诚”看得高于一切，加剧了干部退化的恶性循环。戈尔巴乔夫能够成为苏共最后一任领导人，就与他任边疆区委书记时，经常盛情款待来此疗养的苏共领导人，特别是获得安德罗波夫赏识有关。因此，苏共出现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这样的领袖，本身就是缺少选贤任能机制的“斯大林模式”的产物。

心中没有人民者必被人民抛弃

■ 党员在党内的主体地位，人民群众的国家主人地位，很大程度上都被虚化了

■ 以人为代价的社会主义耗尽了人民的感情

■ 老人政治伤透了人民的心

党内外民主缺失、个人专断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脱离群众和腐败。

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之一，就是能够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水平的民主。但在苏共那里，党员在党内的主体地位，人民群众的国家主人地位，很大程度上都被虚化了。党员的选举权被上级的任命权所取代;党员的选择权被少数人划定的名单所取代;党员的评议权、批评权被千篇一律的颂扬、吹捧所取代;党员保留自己不同意见的权利被思想一致的要求所取代。而权力的高度集中，又导致各级领导干部只对上级负责，却不对党员负责;只在意领导意见，却可以无视党员群众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属于全党的“我们的事业”，必然在一般党员眼里变成与己无关的“你们的事业”。

同样，一些苏共领导人口中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实际上却把人当作实现目标的工具，心中并没有装着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没有他们的一般的需求、痛苦和欢乐，更没有他们的民主权利和人格尊严。因此，苏式社会主义更主要是一种动员型的意识形态，人民是否幸福安宁并不重要。于是，本应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在很多方面演变成“以人为代价”的社会主义。

于是，一方面，面向大众的消费品质量低劣，供应紧张。苏联老百姓每年用于排队购买食品和牙膏、手纸等日用品的时间，相当于1500万劳动者的全年工时。人民对苏共的感情和信任，就在这种令人难捱的漫长等待中流失了，耗尽了。另一方面，很多领导干部不需排队，就可以很容易地从特供商店获得美味佳肴和进口商品，对群众的困窘缺乏亲身感受，也不会有改善人民生活的紧迫感。

显然，这种言和行的高度脱节，对于苏共对党员群众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是带有颠覆性的。

当领导者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当作私产时，绝对的权力必然走向绝对腐败。导致赫鲁晓夫垮台的最重要因素，是他提出的领导干部任期制和轮换制，得罪了党内既得利益阶层。因此勃列日涅夫一上台就予以废除。到1980年代初，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弊端已表现到极致。两年四个月中，就有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三位年迈的最高领导人病死在岗位上，党员群众不止被刺疼了心，也对苏联的未来丧失信心。

苏共可以给中共镜鉴

■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 密切联系群众，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

■ 改革是为了让老百姓过好日子

反思中共兴党、苏共亡党的经验教训，可以在对比中，对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提出的一些重要论断，获得更深刻的认识：

第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权力过于集中、民主太少，是苏共亡党的根源，也是中国共产党走过很多弯路的重要原因。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既是总结历史经验，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第二，密切联系群众，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心中没有人民，忽视群众利益，是苏共被人民抛弃的重要原因。而中共和苏共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邓小平讲的，我们和人民的关系是几十年的革命战争打出来的，是名副其实的血肉联系。胡锦涛强调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作为指引、评价、检验党的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最充分阐发。随着信息社会和网络时代的发展，“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也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容。

第三，改革是为了让老百姓过好日子，要冲破既得利益者的阻滞。苏共多次面临改革机遇都失之交臂，除思想僵化保守外，更重要的是被利益集团绑架。能不能改革，改到什么程度，都看是否合乎他们的利益。而在中国，邓小平提出“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就是为改革开放树立的判断标准。尽管还面临这样那样的难题，但用胡锦涛的话说，只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就一定能够不断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不断开辟通往成功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