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杜邦农药公司产品:滞胀渐逝去，大通缩来临- 玄铁令

当所有的人都梦想黄金复辟之时，全球大通缩时代可能正在到来，

在人类历史上，本轮大通缩可能是最可怕的一次。因为本轮危机是最后的一环——国家债务危机。如果有更牛的拯救者，那一定是上帝。

为何不是长年滞胀 

为何是通缩，而不是长年滞胀呢？本质原因不仅在于当下全球产能严重过剩，更主要是政府有极强的干预能力，不会允许大面积地出现一边饿死人，一边将牛奶倒进大海的化解危机模式。

滞胀的出现，主流机构认为，是凯恩斯主义运用过度，个人相信是长期赤字财政加深了贫富分化的后果，是结构生通胀的恶化，根本原因是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导致经济效率长期低下，劳动者收入与企业家利润未能同步增长。

为了对付通胀，沃尔克运用了经济快速硬着陆的货币政策，导致滞胀的加剧。他将美联储基金利率由1979年的平均11.2%，上升到1981年的20%，迫使商业银行将最优惠利率提高到1981年的21.5%，从而用货币手段将通胀制服。但是，个人相信，沃尔克的成功在于民众对通胀的痛恨，以及其本身面对经济紧缩时期的铁血政策。当然，更主要是前二任总统对抗通胀失败，令卡特不得不屈从于民意，而减少了对沃尔克的干扰。

沃尔克所做的，实际上和后来朱镕基类似，都是通过减少市场的货币供给，给经济降温。短期看，经济面临滞胀的痛苦，长期却是良药。

沃尔克从1979年开始迅速提升利率，这和后来者格林斯潘的微调很不一样。利率飙升的后果是通胀预期被迅速扭转，因为大家都被经济硬着陆吓怕了。由于沃尔克令美国国债指数最低跌至77点，这让大量的金融机构倒闭。信贷收缩因为银行恐惧破产而开始出现。

1982年美国汽车销售额降到 20 年来的最低点。这一年 1/2 月号的田纳西州《专业建筑商》杂志在封面上，刊登对沃尔克及其联储会同事们的“通缉令”，控诉他们“预谋并冷血残杀数百万小企业”、“劫持房产主的美国梦”。奥巴马能希望铁血沃尔克在自己任上出现吗？

同样，在朱镕基时代，我们见到大量的国企关门，乡镇企业和民企破产更是数不胜数。所不同的是，沃尔克更多是用市场手段，而朱镕基则在强力的货币收紧政策之外，还用上了行政手段。

沃尔克和朱镕基的政策一样，都是以通缩对抗通胀。现在市场赌的是，在大通缩到来之前，一定要有滞胀。不过，由于国家主权信用危机开始蔓延，这倒逼政府进行财政紧缩，从而令工资和物价螺旋式上升的滞胀难以出现。目前的滞胀危机，不过是国际游资炒作商品制造出来的假象。

按照历史经验，消除滞胀的最好办法，是宽财政和紧货币。可是，希腊现象证明，在财政赤字巨大的背景下，这一政策并无多少腾挪空间。如果财政货币双紧，则必然是通缩格局。

面对国家主权信用危机，最好的办法是保证消费（向民生倾斜），而让投资减速（财政少钱，储蓄不多），从而在轻度衰退中完成经济转型。

所谓衰退之后才有繁荣。沃尔克的铁血政策，如大火烧过一片片森林，害虫大量死亡，土地更加肥沃。因此，一旦新的经济增长周期到来，必然是低通胀、高增长相伴。这就是克林顿时代是的运气。

看看中国的最近十年，也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不知道有没有想过，如果前人不肯用铁血手段，后人必然面对结构必危机，答案就是日本的20年沉没。

克林顿时代，美国出现高增长、低通胀和低失业率的经济增长模式，俗称金发女郎经济。除掉沃尔克红利外，美国还有诸多国际因素带来的运气——

原因如下、

一、中国进口替代导致全球消费品价格大跌。

二、新兴市场危机不断爆发，导致美元高企，美国进口购买力大增。

三、新兴市场危机不断爆发，导致相关国家需求大减，全球资源价格持续下跌。

四、美国刚刚从储贷社和银行破产危机中走出来，地产价格仍在复苏中。

五、苏联阵营瓦解，导致全球资源交易市场规模大增，相对供给增加。不过，由于苏联阵营的经济大多处于恶化期，购买力极差，使得资源供给远大于生产需求。同时，全球大融合也为美国的信息革命提供了可能。

从现今的世界格局来看，克林顿时代的好运气，不会再在美国出现。当下的美国，既面临债务危机，又有央行失灵的风险，承认通缩，将财政集中于中国式的保民生，或者是不得已的办法。

未来新格局 

当下，人类可能进入低增长、低通胀和高失业时期。

高失业重点是指欧美国家高失业，而新兴市场由于人口占比例更大，因此，从就业总量上来说，并不至于出现突然下滑的局面。也就是说，是全球性失业现象更多的是结构性问题，是劳动力需求的转移。这种趋势是对高福利国家的致命打击，也是对全球福利体系失衡的一种纠正。从长远来看，是新兴市场在完成原始资本主义积累之前，以低福利和低成本与发达国家的技术优势相对抗的结果。

对低增长、低通胀和高失业格局的判断，除掉全球未现沃尔克时代式的高利率时代外，还有以下原因——

一、人类整体就业市场总量扩大，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全球化贸易分工，进入了劳动力净出口国家的先行列。这使得就业问题成为全球问题，不是某一国家的财政刺激政策可以解决。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的高失业率的长期化，可能是欧美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二、欧美国家的福利硬约束，使得其工资水平相对过高，而工资降低过程缓慢且危机重重，逐渐陷入结构性失业问题。毕竟，即使欧美国家工资水平下降三五成，仍无法与新兴市场竞争。因为工资和福利水平过高导致的欧美高失业问题，可能是常态。同时，福利的下降面临更大的政治压力，希腊大骚乱和英国乱局就是证明。这可能让企业家投资信心更加缺乏，从而加剧实体产业空洞化。

由于高失业者多属于发达国家，仍有充足的食品等生存性消费的福利保障，使得以食品危机为主的物价大涨不致于发生。在美国70年代的滞胀危机中，关键因素是工资上涨为主，石油危机为辅。当下，发达国家工资难以大涨，而石油上涨潜力已不大，毕竟绝对价格已不再是低位。

三、从2008年底至今年的新兴市场物价大涨，是货币因素所致。由于新兴市场开始大力收紧货币，可能重新出现金融蒸发的格局。遍布新兴市场的地产泡沫即将破灭，消化地产投机是减少贫富分化的最简单方式。而阿拉伯乱象证明生存性需求的满足，并不能带来政治平稳，公平才是信息时代的最大需求。“贫富分化”四个字已可能导致政权解体、民族对立，甚至国家战乱。

四、希腊危机意味着货币政策泡沫破灭。这一危机的本质是财政赤字无法货币化，从而阻断了将债务公众化的传导。未来诸国只有通过节支开源来化解风险。诸如卖资产和加税收可能并行，这都是紧缩政策。

五、美国可能进入日本式衰退，即增长型衰退，经济长年在潜在增长率下方运行。这一模式的最大悲剧，是生产力无法提升。日本衰退不在于人口老化，而是生产效率低下。未来美国可能重复这一悲剧。如果美国生产效率不再提升，意味着全球产业升级失败。这令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周期缺乏革命性题材。增长的潜力将越来越小。美国战后婴儿潮红利结束，冷战红利转变成全球化负利，军事红利面临挑战，金融租金再设陷阱不易，未来的美国可能重新要将空洞的产业链修复。

六、全球大通缩的时代，另一面就是全球增长低迷时代。因为货币幻觉已破灭，而财政赤字空间狭窄，各国政府产无良策。日本首相更迭证明结构性问题一旦出现，改革的压力巨大，几乎是寸步难行。由于增长潜力有限，所有商品炒作题材都慢慢消逝。

七、央行失灵。

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是中性的。即印钞可能导致短期经济增长，但是，中长期只是提升了通胀，并没有提高生产效率。当然，这一流派忽视了危机处理中政府的管治责任问题。因为如果政府不干预的话，可能导致民众信心低迷，最终可能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但是，扩张货币政策永远只是短期的止血药或者大补丸，并不能让国家的肌体重回健康。所以，弗里德曼建议将货币总量的增长固定下来，以减少经济的波动。

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不过是危机处理措施，其理论的关键是阴阳对称的，是积谷防饥，饥时赈粮式政策——在危机时扩大财政赤字，在繁荣时扩大财政盈余。但是，当下的民主国家已习惯于永远的财政赤字，这实际上是变相透支了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

从货币经济学角度来看，央行失灵意味着货币传导机制中断。货币数量论认为货币不过是一层面纱，货币是中性的，真实变量维持不变。引申一下，就是货币供给的增加只是影响价格变动，而不会导致真实GDP的增长。凯恩斯主义则更关注央行失灵之后的流动性陷阱。他在解释萧条时认为，持久失业率的根源是货币的替代弹性等于或者几乎等于零。他从货币特有的价格机制缺陷这一角度，否定了萨伊的供需法则。

从当今的现实来看，央行的货币供给增长并不等于信贷需求增长，这意味着货币政策已举步维艰。可是，由于过去20年的繁荣里各国财政早已是入不敷出，因此，凯恩斯政策也难以实行。 

 央行失灵之后 

当下，全世界都在说一个词——量化宽松。实际上，这是以信贷增速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在人类历史上未成功过。

根据克鲁格曼等人的建议，日本2001年出台量化宽松政策，目标是针对流动性陷阱。即降低名义利率政策已失效，不得不通过向银行注入超额资本金来刺激其放贷。这一政策的背景是日本经过持续的财政刺激政策后，国家仍无法摆脱资产负债式的衰退，企业、居民以及财政负债杠杆过高，属于典型的还债经济。类似量化宽松政策的直接后果就是，银行将现金变成存放于央行的超额准备金。中国目前的23%的存款准备金率，是用强制手段人造出资产负债表式衰退后的现金堆积。虽然是以对冲外汇储备的名义进行，结果却是银行经营效率的低下。

在不同时间的央行印钞，其后果完全不一样。

以一些国家直接派钱为例。如果直接发钱源自于财政盈余，则是通过财政手段进行重新分配。如果是钱源自于国债，则是借子孙钱给老爸用，后果就是希腊式。当然，如果是银行直接印钱给国民用，则是对持币者的直接剥削，会出现严重的资本外逃。

下面进一步分析两种货币扩张政策的后果——

一种是印钞直接发给国民。这是直接降低货币购买力，其后果可能是严重通胀。

类似作法是货币赤字化，是央行充当于财政部功能，意味着政府直接违约，是对国家信用的严重伤害。早在2005年3月，格林斯潘在美国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作证时，向国会发出最严厉的警告：倘若财政赤字持续居高不下，美国经济必将面临十分严重的后果。背负巨额财政负担的政府，完全有能力在任何时点一次性地消灭赤字，那就是所谓的“赤字融资”——发行货币弥补赤字，这种征收“铸币税”的做法，将酿成恶性通胀的苦果。

如果全球每个国家都如此，意味着只是从富人口袋拿钱给穷人，这是财政转移支付式杀富济贫。这可能让生存式消费品价格相对上涨，满足式或者奢侈式消费品价格相对下降。如果每个中国人可领到十万现金，结果是人民币对外对内均迅速贬值。但是，持有资产者受害最大。假设每人发100万人民币，其结果是持有人民币海外的民众利益受损，中国的国家信用受损，同时，亦可能导致资本外逃。这招是以邻为壑的货币政策。

直接发钱的政策，最容易诱发的是资本外逃。这是各国都慎用此招的原因。因为这是变相鼓励不劳而获，同时，亦对创造财富的人是一种逆激励。比如说，如果将中国土地等任何资源累加，假设中国人均拥有财富是十万元人民币，相当于1.6万美元。在此基础上国家给人再发10万元人民币，结果是人均仍拥有财富1.6万美元，但是，货币购买力却在迅速下降。即人民币对美元迅速贬值。如果国民预测中国政府仍将直接印发货币，持有美元将是最好选择。这可能诱发津巴布韦式通胀，在政治上风险极大。

另一种是印钞贷给国民。这是扩大投资杠杆式的模式，俗称凯恩斯模式。实际上就是让政府、企业和居民多借钱，让银行扩大杠杆率，来拉动经济增长。如果借债投资是高效率的，即凯恩斯所谓的在经济衰退时进行，则可能是低成本式投资，其结果可能是有效的。简单说，这种模式成功的前提，一是经济人是理性的，即借债原因是充分考虑盈利前景和偿还能力；二是投资项目有利于提升生产效率，而不是凯恩斯玩笑式的填坑挖坑式经济。

可是，当下的中国面临的是高成本低效率的投资模式，继续印钞基本上是让私人债务公众化，最终全民买单。因为借债者赚钱了，会导致道德风险；亏损了，则由国家信用来冲抵坏账。在中国本身贫富严重不均且人均财富较低的背景下，这种模式不仅没有提升生产率，还恶化了经济结构，最终形成大量坏账，仍不得不由公众买单。如果再加上这种模式诱发的腐败浪费和道德伦理上的堕落，其结果可能令民族沉沦，更是国家之大灾难。

其实，资产负债表式衰退的演变，至少有三种结果：

一种是日本式。即以政府高负债、企业和居民提供低利率融资，来延缓财政赤字可能引发的政府信用破产。其结果是企业利润用于偿还负债，进行大通缩时代。一种是拉美式。政府负债无法得到国民认同，产生资本外逃，结果导致滞胀。一种是美国式。在1929年大萧条之后，通过全球化红利和技术革命重新找到霸主地位。 

中国选择 

中国最好的或者最可能的选择，是美国式，即让萧条出现，为酝酿技术革命提升土壤。不过，萧条的时间可能比美国更短，但技术革命的时间出现的时间可能更长。原因是中国政府有强大的干预能力，这让企业能更快走出萧条，但是，也减少了企业转型的压力。日本式的难度太大，因为中国民族文化里没有了类似日本那样单一民族同甘共苦的大和魂和岛国特有的危机意识。当然，拉美式危机是最可能出现的，也是中国最容易走上的道路。

中国未来的经济趋势，面临的全球经济背景是什么呢？是对“发达国家通缩和新兴市场滞胀”这一现状的修正。

从全球背景来说，发达国家居民过度负债消费，导致发达国家消费过度如房价过高中，而新兴市场企业产能过剩。由于发达国家的以扩大货币投放来刺激的住房泡沫，已在2008年后变相转移至新兴市场，这就是滞胀。2008年以来的危机演变后果是全球债务负担过度。

一般来说，在危机处理上，居民和企业信用危机，最终会引发银行危机，紧接着是财政注资救市，导致财政赤字货币化，从而带来央行信用危机。一旦央行失灵，则是国家信用即主权信用危机的引线点燃。当国债难以发行之时，国家最好的选择是收缩经济，减少福利，增加税收来还债。这和一个莫泊桑的《项链》女主角一样，因为享受了本来不应该享受的繁华和虚荣，不得不用更努力地工作和更节俭的消费观，来弥补透支负债的惩罚。

当下，中国面对的是一个多重危机需要纠正的格局。贫富分化、城乡失衡、产业结构不当以及东西部发展不均等都是台面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却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全球政治乱象对国家管治能力的考验。这需要决策层维持一个相对平缓的经济波动，因为大起大落容易引发社会动荡。目前，中国诸多失衡问题都体现在房市之上。

决策层意图以让泡沫缓慢放气的方式来对付危机，而不是让泡沫迅速破灭。简单例证是，中国目前没有将2008年底的特殊政策废除——将房地产投资资本金占比由35%下调至20%。这一政策本质上是激励银行和企业扩大杠杆，进行投资。如果这一优惠政策废除，银行和地产一夜入冬。这是调控政策最后的撒手锏。如果这一政策出台，意味着民间利率飙升，大量烂尾楼出现。一旦地产泡沫破灭，中国面临的是去杠杆的资产负债表式衰退，银行将惜贷。央行可以扩大M0，却无法做高信贷和广义货币总量的增速。这就是央行不可以推动一根绳子。

从更草根的调查来判断，中国的实际通胀早已高得离谱。中国最高通胀是在2009至2010年，当时一些大城市房价上涨五六成甚至一倍。目前中国实际上处于资本品通胀增速的下滑期，而消费品通胀增速仍在上升期。由于中国通胀本身极高，预示着经济高增长不过是货币现象。毕竟，过去几年信贷增速扩张过度，意味着企业和居民以及政府负债过度，央行调控将被证明在过去几年是失败之作。

如果中国的央行在有巨额外汇储备的背景下，都面临央行失灵的危机，则全球多数央行更是束手无策。由于央行扩张货币政策从日本经济周期来看，货币宽松政策只是第一轮有效，其后将面临流动性陷阱。负债越多者死得越快，这就是大通缩时代的悲剧。由于滞胀容易引发底层的反弹，而工资水平又难以全面提升，中国更愿意面对通缩压力。毕竟，高工资必然伴随高税收，甚至生存高成本，这可能从长期削弱国家竞争力。中国的这种选择对巴西、印度以及俄罗斯来说，也是一样。如果政府信用不破产，当下让经济减速是唯一办法。当新兴市场不愿意为发达国家的通缩买单时，一起通缩无疑是最佳对策。

刘明康曾放言银行可承担房价下跌五成，就是典型的以经济衰退治理通胀的流派，即沃尔克流派。这种流派一般可以千古流芳，因为他有凯撒般快马斩乱麻的勇气和一眼看出问题本源并迅速解决的智慧，后来者也将震慑于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血性。

沃尔克本质上是银行过度杠杆经营的极度痛恨者。他的名言是“银行唯一有用的革新就是发明了自动取款机。”周小川当下的提升准备金率的政策也是去杠杆，不过，并没有使用全民吃药的加息政策。按照沃尔克规则，银行的自营业务要与商业银行业务分开来，这是对格林斯潘时期全能银行的全面否定。按照这一理论，银行想做自营业务，就不能由联邦政府提供存款保险和低息贷款。这无疑将得罪金融巨头。

中国的目前调控重点，亦是银行的表外业务，实际上也是在大力推进银行的去杠杆化。不过，进程较为缓和，且未影响到银行的存贷差。假设中国未来的通胀恶化，或者房价泡沫居高不下，或者需要铁腕式的央行行长。如果想成为经济学家或者政治家中的英雄式人物，沃尔克就是楷模。中国的下一个沃尔克是谁？刘明康？王歧山？不知道。

由于欧美已进入通缩时代，中国继续出现大面积的滞胀难度概率不大。毕竟，农产品总值在GDP中的规模，远小于其在CPI中的比重。用财政转移支付的政策比货币政策更容易对付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压力。关键问题是，由于大学生供给绝对过剩，中国的工资上涨传导机制并未形成。

假如全球性滞胀出现，中国是最大的受害国。中国一手进口原材料一手出口加工品的加工贸易将面临毁灭性打击。更主要的是，如果滞胀体现在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这将对社保体系不健全的中国是个严峻的社会管治能力考验。从理性的角度出发，中国更愿意面对全球大通缩，而不是全球大滞胀。当然，如果全球经济进入新一轮的低通胀和温和增长，当然是最优选择，这一情景出现的概率极小。从历史经验来看，对中国政府来说，给经济降温是容易的事，打压农产品涨价的手段更是繁多。由于中国因素是大宗商品涨价的最大炒作题材，这或许意味着中国的全球大通缩还是大滞胀的演变中，可以扮演重要角色。

从全球战略布局来看，一个漫长的通缩时代，可以让中国摆脱资源约束，在全球大肆收购廉价资源，变相进行资本殖民，这恰恰是大国金融崛起的关键因素。当下，中国在对欧援助过程中的谈判，一定要最大限度的追求本国的利益，而不是以救世主的身份出现。中国应该更像个商人，而不是慈善家。

如果全球大通缩时代到来，现金是最好的产品。因为大通缩时代，是银行担心破产的时代，也是企业担忧产能过剩的时代。对于居民来说，消费品越来越便宜，至于投资品，那是被甩卖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