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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的指示
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并发出通知指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凡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的，一律改正，恢复名誉。凡因“胡风问题”受到株连的，要彻底纠正。同年11月3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改正了1965年对胡风的判决，宣告胡风无罪。1985年公安部对胡风政治历史中遗留的几个问题进行复查，予以平反撤销，经中央书记处同意，向有关部门发出了为其进一步平反的通报。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在1980年对胡风集团作政治上的平反的基础上，经过调查研究，又做了新的澄清和说明，取消了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和宗派活动等问题的严厉指责。至此，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得到彻底平反。
中共中央批发中央宣传部
《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的指示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上海局、各分局、省市委，中央备部委，国家机关各党组，军事各部门，青年团中央和人民团体各党组：
中央批准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日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现将这个报告发给你们。胡风的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思想，他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各级党委必须重视这一思想斗争，把它作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要斗争来看待，把它作为在党内党外宣传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一项重要工作来看待。
（此件及附件可登党刊）
中共中央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日）
中央：
胡风在一九五四年七月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一个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的长达三十万字的报告。报告内容分四部分，其中理论部分主要是反驳一九五三年林默涵、何其芳批判胡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文章，在这一部分中，他很有系统地、坚决地宣传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他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在“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掩盖下，借“现实主义”之名来否定文学的党性原则，抹煞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文学的作用，否认作家深入群众生活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否定民族文艺遗产和民族形式。他认为我们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作家到工农兵生活里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是插在读者和作家头上的“五把刀子”。他片面地夸大我们文艺工作中的缺点，诬蔑现在文艺界的领导是“疯狂”的“宗派主义”的“军阀统治”。胡风报告中关于文艺工作的组织领导部分则是主张取消作家协会等团体的刊物而改办所谓“会员刊物”，实质上是取消党对文艺工作的统一领导的原则，取消作家的统一组织，使文艺运动成为四分五裂的宗派活动。报告的其他两部分，主要是对宣传、文艺工作方面许多党员负责同志特别是周扬同志的恶毒的人身攻击，所讲的“事实”，许多是捏造的、不符事实的，以诬蔑和挑拨离间为目的的。
胡风的错误的文艺思想是有他长期的历史根源的。十多年来，他一直坚持着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文艺思想，并以他的这种思想为中心形成一个小集团，顽强地同党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相对抗。一九四三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他不但没有从这个讲话来认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反而更有系统地宣传他的错误理论。一九四五年，胡风在重庆创办《希望》杂志，在第一期上发表了他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和当时属于他的小集团的舒芜的论文《论主观》，系统地宣传主观唯心论的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想，当时重庆文艺界党内外同志曾向他指出这种思想的错误，并举行座谈，对他进行过口头批评。一九四八年在香港的一部分同志（邵荃麟、乔冠华、胡绳、冯乃超、林默涵等）在《大众文艺》丛刊上对胡风及其一派的文艺思想进行过公开批评，但胡风不独丝毫没有承认错误，且动员他的小集团所编的刊物进行反攻，他自己也写了一篇长文《论现实主义的路》（此文一九五一年在上海以单行本出版），对那次批判作了激烈的反驳。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胡风及其一派的主要斗争锋芒不是对着敌人，而是对着共产党和进步作家的。一九四九年在北京举行的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茅盾所作的关于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的报告中也批评了胡风一派的错误的文艺思想，胡风当时表示极大不满。一九五二年全国进行文艺整风，检查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许多读者写信给《人民日报》和《文艺报》要求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有些读者并检讨了自己过去所受胡风影响的害处。是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原属于胡风小集团的舒芜的检讨文章（原载《长江日报》），并在编者按语中明白指出胡风文艺思想的错误性质。七月间胡风从上海来京，写信给周恩来同志要求讨论他的文艺思想。经周恩来同志同意，由周扬同志主持同胡风举行了几次座谈会，参加的除胡风和原属胡风小集团的舒芜、路翎外，有丁玲、胡绳、邵荃麟、冯雪峰、张天翼、何其芳、林默涵、严文井、王朝闻、田间、艾青等同志。会上大家对他进行了诚恳坦白的批评，好几位同志还和他作过一次或多次的个别谈话。但胡风仅仅笼统地就他同党的不正常的关系作了一些检查，对于他的文艺思想则始终不承认有任何错误。因为胡风不肯检讨，同时他的思想在一般文艺工作者中间又有相当影响，因此，决定继续对他进行公开的批评，遂由林默涵和何其芳两同志写了文章在一九五三年的《文艺报》第二、三期上发表，林默涵同志的文章并由《人民日报》加了按语转载，这两篇文章揭露了胡风文艺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实质。这期间，一些党的负责同志，包括周恩来同志在内，都找他谈过话，并善意地批评了他。胡风对于这些批评始终没有接受，实际上是采取了更坚决的反对态度。一九五四年党的四中全会以后，他就假借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名义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了前面所说的报告。同年十月间在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我们提出必须展开创作竞赛和文艺思想的自由讨论和批评，他错误地以为我们提出这种主张，是他给中央的报告发生了作用，于是利用这个机会作了一个带有攻击性的发言。到《文艺报》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错误发生以后，他以为进攻的最好的时机到了，他在大会上两次发言，借批评《文艺报》之名，集中火力对整个文艺领导工作进行了猛烈的全面的攻击。他的攻击受到了袁水拍、周扬同志的反驳。他的发言在《文艺报》发表后，立即引起了读者群众的很大不满。《文艺报》、《人民日报》都收到了许多反驳胡风的来稿和来信。但也有极少数读者来信赞成胡风，批评周扬同志的。
胡风及其一派的错误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上，胡风及其一派否认艺术服从干政治的原则和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否认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胡风认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于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是完全不适用的。他用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不同作理由，来否认党所提出的文艺应该为工农兵服务，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作家应该进行思想改造，应该逐渐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等等原则。在胡风后来，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应该让胡风的思想来领导，而不应由党的思想来领导。他们片面地强调文艺的特点到神秘化的程度，并提出“艺术即政治”的口号，以抗拒党对文艺工作的思想和组织领导。
二、胡风不承认革命作家的根本问题是阶级立场问题棗即如何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问题，却强调一种所谓“主观战斗精神”，认为作家的根本问题，不是改造自己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而是加强固有的所谓“主观战斗精神”。他所讲的“主观战斗精神”，有时候也称为作家的“真诚”、“人格力量”、“艺术良心”等。作为胡风这种文艺思想的基础的，是主观唯心论。在他主编的《希望》第一期上发表的舒芜所写的《论主观》一文，就是片面地宣传“主观”的作用的，他认为“主观”已被“提高到最主要的决定地位”了。胡风十分赞扬这篇文章，他在编后记里说这是“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
三、抹煞作家的世界观对于文艺创作的作用，否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反具有先进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胡风根据了某些批判现实主义者世界观和创作方法存在着矛盾的例子，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也可以是背道而驰的。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批判的现实主义是没有什么原则区别的。这实质上就是取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这一任务，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代替工人阶级的世界观。胡风片面地强调所谓生活中的“马克思主义常识”，而反对提倡作家学习马克忍主义。他反对提倡作家在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深入群众、研究生活，而认为在创作实践中作家自然而然就会达到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要作家离开马克思主义。
四、胡风否认文学反映人民的重大政治斗争和表现现实中的迫切题材的意义，而片面地强调描写自发斗争，描写所谓“日常生活”或“私生活”，把政治斗争和日常生活分裂为没有联系的两个方面，认为作家的主要任务武是描写自发斗争，描写“日常生活”，对作家描写人民有组织的政治斗争的努力加以嘲笑。他对于工农群众采取十分轻视的态度，片面地夸大他们的落后方面，而抹煞他们的最主要的进步方面。他又宣传所谓“到处有生活”的论调，实际上是阻碍和反对作家投身到工农群众的火热斗争中去。
五、轻视民族遗产，简单地以为封建社会的文艺都是封建文艺，没有丝毫“民主主义观点的要素反映”。同时否定文艺的民族形式，认为批判地采用和发展民族固有形式，继承过去的文学传统，就是“民族复古主义”。
可以看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其目的就是要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他的这种思想是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他对党领导的文艺运动所进行的攻击，是反映目前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但是因为他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群众中所起的迷惑作用和毒害作用，就比公开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更加危险，过去虽然对这种思想进行过一些批判，但由于批判不彻底，没有发动更多的人来参加斗争，又由于批评本身也存在一些缺点，始终没有根本解决问题，我们认为在批评胡适、俞平伯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同时，对胡风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以肃清他在文艺界及其读者中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通过这个批判，将可进一步提高文艺界以至整个思想界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使大家能够区别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什么是资产阶级唯心论，什么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但这个斗争又是一个复杂而细致的思想斗争，必须有准备、有研究、有策略地来进行。因此我们打算：
一、将胡风给中央的报告中关于思想和组织领导两部分印成专册，由作家协会主席团加上按语，随《文艺报》一九五五年第一、二期合刊附发，同时也附发林默涵、何其芳过去批评胡风的文章，以便展开讨论和批判，我们已将这个作法征求郭沫若、茅盾和老舍等的意见，他们也同意这样做。
二、继续在《人民日报》，《文艺报》及其他报刊上发表批评胡风的文章，广泛地吸收党外作家和青年作家参加这个思想斗争。
三、作家协会及各地分会和其他文艺团体应适当地组织各种讨论会座谈会来讨论和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
四、各省市委应召集党员作家、有关机关和学校中党的负责干部开会，说明胡风的错误思想以及对这种错误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的重要意义。对同情胡风思想或接近胡风小集团的党员作家，应向他们明白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反党反人民的，是与党的总路线、党的文艺思想不相容的，凡是党员，都应该同这种错误思想划清界线，并积极参加对胡风错误思想的斗争。
五、各地党委宣传部应积极领导当地文艺界对胡风思想进行批判。
六、对胡风小集团中较好的分子应耐心说服争取，对其中可能隐藏的坏分子，应加以注意和考察。
以上各点，是否适当？请中央批示。如中央同意，请将这个报告通报各地，使各地了解这一思想斗争的意义和作法。
此致敬礼!
中央宣传部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提供的原件刊印
注释
〔1〕一九八八年六月十八日《中央办公厅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指出：
一九八0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的通知只以下简称《通知》），从政治上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平了反，使一批因这一错案而受到错误处理和不公正待遇的同志得到了平反，恢复了名誉。对胡风同志文艺思想等方面的问题，当时还未来得及仔细复查研究，以致《通知》中仍沿用了过去的一些提法。对其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也遗留了几个问题。一九八五年，公安部对其政治历史中遗留的几个问题进行了复查，予以平反撤销，经中央书记处同意，向有关部门发出了为其进一步平反的通报。最近，有关部门又对胡风同志文艺思想等方面的几个问题进行了复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同意，现通知如下：
一、《通知》中说：胡风“把党向作家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到工农兵生活中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等正确的指导思想，说成是插在作家和读者头上的五把刀子”。经复查，这个论断与胡风同志的原意有出入，应予撤销。
二、《通知》说：“胡风等少数同志的结合带有小集团性质，进行过抵制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损害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活动。”经复查认为，在我国革命文学阵营的发展历史上，的确存在过宗派的问题，因而妨碍了革命文艺界的团结。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复杂，时间长，涉及的人员也较多，不同历史阶段的矛盾还有不同的状态和变化。从胡风同志参加革命文艺活动以后的全部历史看，总的说来，他在政治上是拥护党中央的。因此，本着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和团结起来向前看的精神，可不在中央文件中对这类问题作出政治性的结论。这个问题应从《通知》中撤销。
三、《通知》中说：“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有许多是错误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观。”经复查认为，对于胡风同志的文艺思想和主张，应按照宪法关于学术自由、批评自由的规定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由文艺界和广大读者通过科学的正常的文艺批评和讨论，求得正确解决，不必在中央文件中作出决断。这个问题也从《通知》中撤销。必在中央文件中作出决断。这个问题也从《通知》中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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