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三声望在哪里弄:万流归海见桑田---从华夏5000年农耕文明的大视野仰望毛泽东

万流归海见桑田---从华夏5000年农耕文明的大视野仰望毛泽东

孟凡贵（苏拉密）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No.2007-02 日期：2007年2月15日

 内容提要

中国的主要粮食作物“高粱”，在上世纪 70年代退出了历史舞台。本文围绕这一历史事件，客观描述了自50年代兴起的全国大规模治水、农田水利建设运动。作者以独特的视角论述由水利建设引发的农业生态革命及其深远意义，从而凸显了农业集体化在这个过程中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全文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 道别高粱话沧桑

“洼地”是中国北方平原普遍存在的古农业生态要素，它的本质特征是水涝与盐碱。大面积种植高粱正是针对这种生态的必然选择。如果不改变这种生态的本质，就只能在洼地里种植高梁。

第二部分 斥卤生粱说轮回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中国先民与水患、盐碱进行了不息的抗争。但由于一直未能组织起强大的社会力量解决“排涝”这个核心问题，以致对大面积低洼、盐碱地的开发陷入周期性的轮回状态。

第三部分 万流归海见桑田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动员、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对大江大河进行彻底治理，大力兴建农业蓄、排、灌水利工程，一举改变了险恶的农业生态，从而引导了中国农业极为深刻的革命。其意义不亚于大禹治水对中国历史的深远影响，同时堪称世界农业发展史上的典范。

– 万流归海见桑田 —
——从 5000年大视野看新中国前30年水治与农水建设对华夏农耕形态的深刻革命

    本文缘起
    是的，在华北、在东北、在西北，大片高粱地已消失，高粱作为曾被我国广泛种植的传统粮食作物已退出历史舞台。高粱是怎样退出历史舞台的？“草桥关民”网友在人民网上发表《高粱地基本消失是农村改革的成果之一》一文，把高粱退出历史舞台的原因归结于农村由“集体制”向“家庭制”的改革和农民对“精致生活”的追求。 [1] 在我看来，这种观点实质是“政治万能论”的翻版——只要坚持私有化方向，高举个性解放的旗帜,什么高粱、谷子、大白菜都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如果进一步溯源，你甚至还能发现这个观点直接传承了“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的学说。

       据考古发现的炭化高粱种子和编著于公元3世纪的《博物志》的记载，我们可以断言，中国大面积种植高粱的历史长达三千多年，从西周早期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中期。早在两千四百年前的战国时期，中国农业就开始进入“家庭制”。秦始皇统一中国标志着农业“家庭制”的成熟。这种体制一直延续至上世纪50年代中期。几乎在中国农业进入“家庭制”的同时，孔夫子发出了“食不厌精”的感慨——这说明追求“精致生活”也并非现代人的专利。然而，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没有看到高粱有丝毫“隐退”的迹象。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红高粱的“飒飒英姿”在中国农耕文明史上伫立了三千多年？又是什么原因偏偏让我们这一代有幸和它道别？本文就以高粱为脉络，通过描述华夏五千年农耕文明的生态演变，对高粱的来、去之谜，做出尽可能系统、完整、准确的回答。

     一、道别高粱话沧桑

    在正式论述前，需要澄清一个问题：高粱的产量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个子高，产量就高”。与原产于中国的谷子（粟）、水稻，原产于西亚的小麦，原产于美洲的玉米相比，原产于非洲的高粱在粮食作物中是除谷子之外单产潜力最低的。人们种高粱绝不是“为了追求产量”。1985年，全世界高粱种植面积5019.1万公顷，收获总量7745.2万吨，折算单产不足每（中国）亩103公斤。中国的高粱单产量比世界单产量要高。1986年，中国共种植高粱187.55万公顷，总收获量为538.4万吨，折算单产每亩191公斤。而1985年，中国的水稻产量为每亩356.5公斤，玉米每亩236.4公斤，小麦每亩198公斤，谷子每亩101公斤。 [2]

    除了产量低，高粱的另一个先天不足是难吃。发达国家一般把它列为饲料用粮，这倒不是因为它所含营养低（其营养成分与玉米相近），而是因为其种皮里含有大量单宁（生柿子中也含有这种物质）。单宁的含量高达整个种子重量的1.5%，它导致高粱味道苦涩，难以下咽。单宁的另一个特点是易于和蛋白质结合，生成极不易被人体消化的胶体——这就是吃了高粱面窝头肚子容易发胀的原因。喝高粱面糊糊不能用筷子搅，稍有搅动面糊就会“泻”，因为搅动会使胶体和水分分离。有经验的食客都是不停地转动饭碗，直接用嘴“呼噜呼噜”地喝。

    高粱之难吃还在于和玉米、谷子相比，它缺乏必要的谷氨酸、赖氨酸、蛋氨酸等氨基酸。这些氨基酸能给人以香适味觉，味精的学名就叫“谷氨酸钠”。缺乏氨基酸的高粱没有玉米、小米那样鲜香可口。

    关于高粱的难吃，我们还可以引用东北、北京一带流传的一句“俏皮话”作为佐证：日本人吃高粱米——没有办法了。

    就是这样一种产量既低、质量又差的粮食在中国的田间灶头活跃了三千多年。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它从非洲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又是什么原因迫使它依依不舍地离去？

       1、从“洼地”和先民的聚落说起
      “走过一洼又一洼 ,洼洼地里好庄稼”

    这是反映农村巨变、歌颂社会主义集体化的优秀现实主义剧作《李双双》中孙喜旺的唱词，在中原一带可谓脍炙人口、家喻户晓。

     我们注意到，这句唱词连用了四个“洼”字。如果你对华北平原、黄河中下游平原，包括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湖北北部等中国北方农村稍有了解，你会发现“洼”字的使用极为广泛，它渗透在农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几乎每个村庄都有所谓的“洼地”。有些超过两千人的较大村庄，甚至连“东洼”、“西洼”、“南洼”、“北洼”都全了。

    常常可以听到村民们互相打招呼，  “去哪里？” “南洼割麦子。”

    显然，这里的“洼”是指某处特定的田地。 有时候能听到这样的对话， “去七里营怎么走？”

     “一路向东。” “有多远？” “两洼地。”

    这里的“洼”又演变成距离的度量单位。据笔者的经验和调查，一洼的距离约等于一公里。

    能够演变成度量单位的事物，必定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且是生活中最为常见的事物。比如英尺（foot）就是一个男人脚丫子的长度。中国的“丈”原意是指一个男人的身高（据说以大禹的身高为标准），故有“丈夫”之说。当然，随着历史变迁，中国 “尺”的长短发生了变化，使得十尺（一丈）的长度和一个男人的身高已大不相符，但还是留下了“丈夫”这样的语汇痕迹。

    可见，中国北方农民与“洼”的关系和对“洼”的认识程度相当于英国女士和“男人脚丫子”的关系，是“每天晚上都要碰一碰的”。

      “洼”的度量衡化反映了“洼”的普遍性，度量单位的大小反映了“洼”的规模——以公里作为尺度。

    “洼”到底是什么？笔者如此定义它：“洼”是中国北方平原普遍存在的连片季节性湿地。它与聚落地、旱地、水源、气候等要素一起构成传统中国农业的生态元。这种生态元亘贯中国五千年农耕文明史，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才被新的生态元所取代。所谓“生态元”可以简单理解为“构成大生态的基本单元”。

    河南古称“豫”。“豫”的文字学含义是“一个人牵了一头大象”。地质学、人类学、考古学揭示：在华夏祖先即将进入农耕文明的前夜，即七八千年前，中原大地一派水草丰沛、林木茂盛的景象；现活动于热带雨林的大象在中原一带尚有出没，其生态景观介于现在东北丹顶鹤的栖息地——湿地与西双版纳雨林之间。

    后来,由于气候变迁,林木渐渐稀疏,湿地逐步演变为季节性湿地。所谓“季节性湿地”就是在降雨量大的季节或水灾泛滥的年份里表面积水，在正常年份的少雨季节积水退去，露出地面。就是在这个时期，华夏先民在这块土地上迅速繁衍起来,中国农耕文明的曙光冉冉升起，一个个农耕聚落出现在辽阔的东亚内陆。

    由气候变迁引起的生态变化极其缓慢，以千年计。这意味着，在数千年里，华夏农耕文明必须与季节性湿地所构成的生态元结伴而行。若没有强大外力介入，这种状态仍将缓缓延续。

   《诗经·卫风·氓》中的诗句“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描绘了今京广铁路新乡—安阳沿线大平原三千多年前的生态景观。“隰”就是低洼积水地。距今八百年前左右，北宋京城汴梁虽早已不见大象的踪影，但大型鳄鱼在京畿还时有活动。 [3] 可见前后生态之连续与稳定。

    洼地在北方平原是否大规模存在？以北京为例：北京亚运村附近有一个地方名叫“马甸”；首钢的新厂址叫“曹妃甸”；北京地处北纬40度、东经116度(N40/E116)，正好处于这个经纬度坐标点上的村子叫“下苇甸”，它被称为“京西皮影之乡”；北京大年初一的老庙会叫“厂甸庙会”。如此种种，无须赘述。以“甸”为后缀的地名，用北京话说，那是“多了去了”。

    “甸”就是大片的积水洼地。《礼记·周礼·地官·小司徒》载：“四丘为甸”，即由四个高地围起来的那片洼地就是一甸。经史学家郑玄进一步注释：“甸方八里。”即一甸的长、宽均为八里见方。假如这个“里”和现在的一里长度相仿，则我们可以简单推算出一甸约为两万四千亩。可见“甸”的度量值比中原一带的“洼”要大。

    清代，北京许多地方仍沿用“甸”作为地名。这反映了北京地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错地带、农业开发程度比中原低、人口密度小、聚落间距大的历史状况。 50岁以上的老北京人应还记得海淀（也作“海甸”）西北郊区当时是大片的低洼积水。《竹枝词·厂甸正月》云:“雪晴满路是泥塘”。“下苇甸”之“苇”也和低洼积水有明显联系。

    聚落的基本形式是村庄。北方先民们怎样选择、安排他们的聚落？首先，人类不是“两栖”动物，因此要选择能常年露出水面的高台地带作为聚落地；其次，周围还要有相当面积的常年旱地用于耕种。这部分旱地史称“桑田”、“桑榆之地”或“永业田”——这些都是自西周起就有的称谓。

    何谓“桑田”？棉花引入中国较晚，古称“木棉”。直到唐宋时，要拥有一件产自印度的“木棉袈裟”都很不容易，围绕这种宝贝，经常有血雨腥风的故事发生。中国古代的纺织主要依赖于丝、麻。在村边旱地旁栽种桑树是西周时就有的传统。据说，这是轩辕黄帝的配偶——嫘祖在西周前两千年亲自倡导的。

    何谓“永业”？顾名思义，就是不动产。在因征服或开发而形成聚落的早期，参加战争或开发的聚落成员可以按人头分得田地，并可传给后代。这些田地，官府要造册登记、岁亩完赋。为宣誓产权，村民常在田地之间埋下石头或石灰坑，作为界定产权的证物，这就是通常说的“界石”。

“榆”即榆树。榆树成材周期长，耐旱而不耐涝，但主干发达，材质坚实，是典型的栋梁之才。在聚落附近栽种榆树表达了先民们对占有这份不动产的自信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

和“桑田”相对的是距离聚落较远的“洼地”。

2、从洼地积水和“盐碱化”说起
洼地由于地势低，往往秋季积水。在降雨量大或水灾年份，甚至全年积水不退。如果读者要把它和“水草涟漪”、“地球之肺”等浪漫词汇联系起来，实际情况未免会让你大失所望。和恒久湿地的生机盎然不同，与季节性湿地相伴的是盐碱化，古文献称之为“斥卤”。

（ 1）洼地的“盐碱化生成机理”
秋季，雨水从天而降，溶解了地表的可溶性盐分，并将之从四周高地冲刷到洼地，在洼地形成齐腰深的积水。由于没有河道排出，积水只有两条出路——下渗和蒸发。蒸发的过程是盐分的富积过程，下渗的过程是盐分的储存过程。年复一年，洼地浅层水中的盐分逐渐累积。我们把这种溶解——冲刷——富积——储存——累积的过程称为盐碱生成的宏观机理。

除了宏观机理，盐碱化还有一个微观机理。初冬，阳光辐射，来自西伯利亚的干燥风吹过洼地，将表层土壤中的水份带走，本来含盐浓度已很大的地表水进一步浓缩，盐的白色晶体终于析出。然而，盐碱化并未就此停止。随着水分的蒸发，土壤打开所有的毛细管，源源不断地将含盐浅层水“泵”到土壤表层进行补充，重复蒸发脱水、析出晶体、再次补充的过程。如此周而复始，把晶体盐堆积到土壤表层，在冰封来临之前，整个洼地完全变成了一个专业的“晒盐场”，盐层厚度有的竟可达10cm以上。

（ 2）洼地的盐碱化挑战植物的生存极限和种植极限
极度或高度盐碱化的土地，基本不适宜耕种。通常只有少数几种杂草可以生存于其中，最常见的是莎草（音“蓑草”）。提起莎草，对人类文明史略有了解的读者往往会联想到茂盛的尼罗河莎草，古埃及人用它加工出了人类最早的植物书写材料——“莎草纸”。要说明的是，“莎草纸”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蔡伦纸”，其性质和桦树皮经过柔化加工后可作书写材料相同。尼罗河莎草高达 1至数米，亭亭玉立，在中国是可以当作观赏植物的，水栽几株可表现绮丽的“椰岛风光”。而中国北方的莎草就没有此等高雅的仪态。在土壤、水源良好的环境中，它可长到30厘米高；在恶劣的盐碱化水土中，它的高度一般在10厘米左右；其根茎可入药，药名“香附子”。

“呼啸的西北风掠过旷野洼地，稀疏低矮的莎草枯萎凋零，残败的枝叶被白色的盐层覆盖”——这就是初冬洼地的一派萧杀景象。

“春夏似火炕，秋季水汪汪，冬来白茫茫”——农民对洼地与盐碱地做出了最洗练的描述。

盐碱肆虐虽严重制约了华夏农耕文明的进程，却在另一方面给整个人类带来了惊喜。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和被称为“第五大发明”的豆腐，都直接起因于对盐碱的认识和利用。把土壤上泛起的盐层用水溶解，过滤出清洁的液体，然后加温蒸发，不久就会析出晶体，这就是硝酸钾（俗称火硝），它是配制火药的主要原料。剩余的液体被称作卤水（以氯化钙为主的二价盐），是制作豆腐的沉淀剂。火药、豆腐在中国盐碱分布最广的黄河、淮河流域首先被发明出来，也许是在华夏子孙抗争盐碱化一次次失败后，上天出于怜悯而给予的安慰与补偿吧！ [4]

洼地的可耕地大多处于中度以上的盐碱化状态。“可耕”不过是勉强可以耕种。即便是“勉强”，也必须找到一种生命顽强的作物。

谷子是华夏先民最早驯化的农作物，它的野生种（即“狗尾巴草”）在现在的大都市里仍可见到。据说，炎帝神农氏当时找来很多种“狗尾巴草”试种，从中选出了谷子。在小麦、高粱、玉米传入中国之前，谷子和稷子全面承担着养育华夏北方子孙的任务。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谷子依然是北方人民的主粮。但谷子的特点是耐干旱瘠薄、不耐水涝、不耐盐碱。因此，洼地是谷子的禁区。它适应山区坡地和黄土高原的水土条件，在平原地区只能种植在“桑田”旱地。

于是，高粱走进了华夏农耕文明史。

3、从高粱的植物学、农学属性说起
高粱原产于非洲。虽然中国也发现了野生高粱，但正统的农业史观点依然认为，高粱是公元前10世纪（西周）以前通过埃及经印度传入中国的。华夏先民为何种植高粱长达三千余年？这是由高粱的生物学、农学和洼地的土壤学属性决定的。

（ 1）高粱极耐干旱
中国北方的夏季高温干旱，高粱恰好非常耐旱。而中国南方先民早在此前一万年左右所驯化的水稻就不具耐旱性。为说明高粱的耐旱性，这里引入一个农学专用名词：蒸腾系数(transpiration coefficient)，亦称需水量。高粱的蒸腾系数是332，也就是说高粱每生成1克干物质需消耗水分332克。谷子的蒸腾系数为257，玉米为368，小麦为525，水稻为650。 [5] 当然，在不同的生长发育期和水、气环境中，植物的蒸腾系数会随之改变。因涉及过于专业的知识，此处不深入讨论。

除蒸腾系数外，“植物形态学”也能说明高粱非常耐旱。高粱的地下根系极为发达，有利于吸收深层水分。在秋季狂风暴雨后常常会看到玉米倒伏，而这种现象在高粱地很少见，这皆因高粱庞大根系的锚固作用。高粱的茎、叶光滑坚实，表层充满蜡质，有利于保护水分。在干旱过度的情况下，高粱的叶片可以向内纵向卷曲，尽量减少暴露面积。若干旱进一步加重，高粱敏感的气孔会即时调节整个株体进入休眠状态；一旦遇水则立即恢复生长发育。关于叶子卷曲，很多读者在电视上看到过大旱时期玉米叶卷曲的景象，殊不知高粱叶可以比玉米叶卷得更结实。

（ 2）高粱极耐水涝
高粱非常耐水涝， 特别是接近成熟期的高粱，由于气孔发育完整，即使被明水长期浸泡也不影响正常生长。而玉米在水份饱和度超过80%的土壤里就不能正常生长，一旦被明水浸泡就会死亡。高粱、玉米的成熟期恰好是洼地的积水期。 [6] 于是，“漂着盆子收高粱”就成了北方农村的一大景观。

我奶奶讲过一个家族故事。那是在1942年，那年秋天大雨不止。我奶奶的一个妯娌，也就是我的一个本家奶奶，家里断粮已多日。这一家春天刚丧了男人，留下20多岁的她带着一个刚七八个月的男孩“熬寡”。这一天，大雨刚刚止住，孩子饿得嗷嗷哭叫，而母亲的奶水已干涸。她想到北洼地还有一小块即将成熟的高粱，想收点回来给孩子打“糊糊”吃。就背着孩子，借了我家的大盆去了北洼。

“大盆”是北方一带家庭使用的大陶盆，可盛水一百斤左右。“漂着盆子收高粱”就是把大盆漂浮在水面上形成“盆舟”，人在齐腰深的水里推着盆前进，把用镰刀砍下的高粱穗放在盆里。“以盆为舟”，这不能不说是北方农民无奈中的创举。

这天，直到晚上，我这位本家奶奶都没回来。第二天，人们先找到她娘家继而又找到洼地，发现她已经死了，是被驻扎在临近村庄的鬼子从村头炮楼上用枪打死的。孩子身上没有枪伤，她当时把孩子和高粱穗混装在“船”上，子弹把大盆打了一个洞，孩子在沉“船”后被淹死了。我们家族的一支和我家的大盆就这样完了。

（ 3）高粱极耐盐碱
先说耐碱度，即PH值。玉米适合生长的碱度上限为PH8.0，高粱为PH8.5，差别似乎不大。但碱度是以PH7为起点的，玉米耐碱度的上限偏碱值是1.0，高粱的是1.5，后者是前者的1.5倍。 [7]

再说耐盐性，高粱和玉米之间的差别更大。高粱在含盐量5.0/1000的水环境中尚可生长发育。 [8] 5.0/1000是什么概念？这是一个接近海水级别的概念。大连近海的含盐量为30.0/1000，远海的含盐量为31.3/1000。而玉米在含盐量达到2.0-2.5/1000时就会停止生长，超过这个数字就会被“腌”死。 [9]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大面积种植高粱是由中国北方的农业生态决定的。这里没有选择，更不要说“精致选择”，连“粗糙选择”都没有。除了高粱，再找不出其他粮食作物能在洼地种植，至少中国的先民没有找到。在生长发育所需的温度、日照条件方面，很晚才传入我国的玉米比起谷子来更适合替代高粱，但洼地的积水、盐碱使玉米“望而却步”。

怎样才能在中国北方的洼地种植谷子、玉米甚至水稻？

中国的先民屡屡向苍天发问。

苍天，没有回答。

二、斥卤生粱说轮回

1、从洼地开发的周期性轮回说起
在中国历史上，伴随着战乱、灾荒的发生，洼地的开垦与耕种处于周期性轮回状态，时废时起。

在天下太平、人口增长的年代，人们开始开发洼地。聚落之间、家族之间互相争夺开垦权，争夺激烈就以械斗解决，即使官府出面仲裁，效果也往往不佳。这就是中国农村土地分布极不对称的原因。一个村子的耕地向某个方向延伸几里甚至十几里，而在另一个方向却被其他村子挤占到村边。

在归属划定后，理论上讲，参与争夺的成员享有平等的开垦权。但实际上经济能力低下的家庭所能开垦的土地比大户要小得多。有没有牲口，有没有农器具，有没有种子，这些都是制约开垦的重要因素。撅头刨与三头骡子双铧犁，效率不可同日而语。更何况大户还能雇佣人力、畜力来开垦。

即便被开垦出来，洼地也不具有“永业”的意义。洼地的耕作风险极大。如果这年雨季提前，在高粱的幼、壮苗期洼地就开始积水，即便是高粱也会颗粒无收。一些经济薄弱的小户，即使遇上生、老、病、死、婚、嫁等正常变故，也会以极低的价格将洼地转让他人。他们宁愿把有限的人力、物力投入到村边田里。洼地距村子远，看护困难，成熟的庄稼被其他村“盗收”的情况时有发生。每当天灾人祸时，人们为降低渡荒风险 ,通常会抛荒洼地——与其种出来被别人收去，还不如节约种子聊以度荒。洼地“搁荒”久了就会被他人重新开垦。

土改分地时，我们村是按五亩洼地顶一亩桑田来计算的。即便如此，多数人也不愿意选择洼地。相较而言，经济殷实的大户更喜欢整块的洼地。原因有二：其一，类似于保险业遵循的规律，大户可以通过“大数效应”来规避风险；其二，成片洼地适合大骡子大马连片耕作。因为同样的原因，洼地也很容易被兼并。

永业田里常可见到坟岗、墓碑、柏树，这些象征历史传承的标志物在洼地是看不到的，没有人会把自己的先人埋在将来很可能不属于自己的水坑里浸泡。洼地里也没有榆树，只有柳树。柳树主干低矮、不堪大材，但极耐水涝、插枝成林、冠枝发达、生长迅速。栽种者在三五年内就能收获“把”、“柄”、“杆”、“椽”等短效益材料，很适合洼地积水、所有权不稳定的状况。在此意义上，是否可把洼地称作“柳田”？古文献中未见有此说法，姑且作为笔者的“发明”吧。

每当有大规模战乱、自然灾害发生时，洼地就会完全停止开垦耕作，重新进入荒芜状态。一经进入荒芜期，时间多以百年计。以小岗村为例，1194年黄河南下夺淮，1855年北归，在小岗村附近形成大片无人洼地，仅燃灯寺一带就有十万多亩。 [10] 直到上世纪50年代末修建了“燃灯水库”，此地才再度进入开发期。

2、从聚落的“繁殖”说起
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跨度内，洼地开发陷入周期性轮回，开发进程非常缓慢，能巩固下来的成果十分有限。这从地名的历史沿革与聚落的“繁殖”中可窥见蛛丝马迹。

“村”是先民较早建立的聚落名称，至今仍是最常见的通用地名。

在汉之前，聚落连同它周围的“桑田”、“洼地”一起被称作“野”。“野”这个名称反映了当时聚落稀疏、牧原寥廓的景象。

前文中，笔者谈到了洼地的兼并。兼并达到一定规模后，为便于看护庄稼、节省往返时间，大户会在洼地里或洼地边选择地势较高的地段建造房屋、院子，住长工、养牲口、打晒庄稼、收晾粮食，形成所谓的“庄院”。长工也要娶妻生子，庄主也会有失地的三亲六戚前来投靠——这就形成所谓的“庄户”。如果能在高地附近打出可供饮用的“甜水”，则一个新的“桑榆之地”就会渐渐形成。这类被“繁殖”出来的新聚落，一般都有一个通用地名——“庄”。

新聚落的诞生并不意味着这片洼地就被改造成“桑榆之地”了。洼地非常大，若把它比作大海，聚落与“桑榆之地”则像一座座岛屿。新聚落的诞生不过是把一块高地由“无人岛”变成“有人岛”而已， 洼地依然是洼地。只要洼地的“积水”和“盐碱化机理”没解决，洼地就永远是洼地，人们就只能面对“海”一样的洼地不断叹息。

“庄” 的形成是民间自发力量开发洼地的标志性成就，也是民间自发力量开发洼地所能达到的最大成就。一个“庄”的诞生过程十分曲折漫长。一方面，有没有和平环境保证兼并达到规模？洼地里有没有像样的高地？高地上能不能打出甜水？这些都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在形成之初的一至三百年内，“庄”处于极不稳定的状况。因为其时“庄户”成员大多和“母聚落”保持较为密切的经济（老屋、老宅地、老田地等）、宗法（家族、祠堂、祖坟、社团等）联系。一旦遭遇因水灾以致高地被淹没、战乱期因庄户成员过少难以抵御匪盗、瘟疫造成人口锐减等情况，“庄”便顷刻瓦解，成员仍返回“母聚落”——村。一般说来，一个“庄”要成为稳定的聚落需历时三至五百年。

除民间自行开发外，国家也会对洼地投入开发力量。在大规模战争、自然灾害、瘟疫过后，国家为了恢复经济、调整人口失衡，会强制性或政策性移民。据考证，在距今最近的一次大规模移民（即“洪桐移民”）中，数百万山地居民被驱赶到大平原安家落户。然而，区区数百万人，对于广褒的大平原以及大片大片洼地来说不过是沧海一粟！据《地方志》、《地名志》记载，这些移民大多补充、并入了现成的聚落，和天灾人祸后遗存的原居民共同复垦荒芜的“桑榆之地”。只有少部分族群强大的移民开辟了新的聚落点。正是这种和原居民的混杂、同化才制造了“洪桐移民”被无限夸大的“野史”。可见，大规模移民并不会对洼地开发造成太大影响。

国家有时候会将退伍军人、俘虏、收编的匪寇、管制的囚徒整编制开赴洼地垦荒，这就是所谓的“屯田”。和“庄”的产生过程类似，“屯田”也会产生新的聚落，这种新聚落的通用地名就是“屯”。

“庄”和“屯”的产生轨迹记录了北方先民征服洼地的艰辛足迹。一次次开荒种地，一次次荒芜湮没……在无数次重复轮回中只有极少数的“庄”、“屯”延续、存留下来。步履何其缓慢！道路何其曲折！

3、从洼地的根治——“排”、“洗”说起
笔者查阅本地的《地方志》和《地名志》，发现在清朝两百七十年历史里竟未产生新的庄和屯；纵有几个新聚落兴起，也和农业开发没有直接关系——有的涉及交通，有的是寺庙、宗教的产物。能查明历史的庄和屯大多产生于明朝或之前。是当地已没有荒地、洼地了？不是。直到上世纪50年代，“地方国营博爱农场”还跨越县境、跨越丹河到距我村仅两公里的地方开垦了一千多亩的洼地，可见洼地之广。是当地人口密度不够吗？也不是。我县所处焦作地区古称“河内”，是有信史以来北方平原人口最密集的地区。是没有开发所必须的和平环境吗？不。清王朝两百多年，其间，“康乾盛世”延续了一百多年。

那么，洼地得不到开发的原因何在？前文已说过，只要洼地的“积水”和“盐碱化机制”不解决，洼地就永远是洼地。先民们所进行的“开发”实际上是“周期性的开荒种地”，根本不涉及改变洼地的本质属性。这种最浅层意义上的开发，决定了它的成果必然少而又少，进程慢而又慢，两百七十年停留在原地踏步是必然的结局。

那么，怎样才能把洼地彻底开发出来，使之成为万顷“桑田”、 “永业田”传之后世？方法很简单，历史上也不乏个别成功范例。战国时，魏国一位邺令（一说是西门豹，也有说是史起 [11] ），组织百姓凿沟渠，引漳之水溉邺之地，人民歌曰：“终古斥卤生稻粱”。“斥卤”就是盐碱，这里的“粱”不是“高粱”而是“低粱”——谷子。何止谷子，只要引来活水连水稻都可以种植。古人总结的经验是：挖河、排涝、引水、洗盐碱！“洗盐碱”就是通过沟渠将洼地里的含盐积水排去，再灌入软水，当软水溶解了土壤里的盐碱后再排去，再灌入软水……通过反复排洗，土壤就会脱去盐碱。“洗盐碱”并不需停止种植、专门排洗，只要保证排水渠道畅通，积水就不会停留在洼地“晒盐”，地表水位也会随之下降数米。这时，只要引水灌溉，软水、雨水下渗会将盐分带入深层，水分下渗的脱盐机制被称之为“压盐”。一般来说，整个脱盐过程需时三年左右。脱盐后，如果排、灌系统遭到破坏，田地会再度盐碱化，我们称之为“返盐”。

挖河、排涝、引水、洗盐碱，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

“涝”往哪里排？往低处排。

哪里低？大海。

哦——

小河往大河里排，大河往黄河里排，黄河往大海里排。

没有小河不能排，没有大河也不能排，有小河、大河还是不能排。

哦？

黄河河底比平原高，怎么排？

谁来挖小河？谁来挖大河？谁来挖黄河？

先民们屡屡向苍天发问。

苍天，没有回答。

三、万流归海见桑田

1、 概说：惊天巨变
晋代葛洪在《神仙传·王远》里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王远路遇仙女麻姑，询问麻姑的年龄。麻姑答道，自成仙以来，已三次看到东海变成了桑田。后来，人们就用“沧海桑田”来形容巨大的变化。我们不是神仙，自然没有麻姑的造化。但我们这一代人却经历了一次“洼地变桑田”的巨变。这不是“形容”，不是“比喻”，不是“夸张”，这确实是一代人的亲身经历。对于亲历者来说，整个过程仍历历在目。

1952年，朝鲜战争尚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就在这一年的10月31日，毛泽东说，“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从此，每当冬季农闲，大河两岸人声鼎沸、红旗招展。在二十多年里，总共使用了7.7亿立方米的泥土和1400万立方米的石头，黄河被牢牢地夹在原地。在此前它年年决口，岁岁漫堤。7.7亿立方米，相当于修筑四条万里长城，相当于铺设宽、厚各一米的泥土甬道在地球与月球之间往返一周！ [12]

与此同时，“根治海河”、“修好淮河”两面拉开，使得这两条水系的总排海能力扩大了四倍——从1949年的1.12万立方米/秒扩大到1979年的4.30万立方米/秒。 [13]

顿时，苍天失色，大地动容。一洼洼积水相继退去，千里黄淮海大平原水落田出。这一过程中，全国总共有2.8亿亩低洼易涝土地露出了芬芳的土壤，仅此一项就等于再造了近十个埃及。“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华夏大地何时发生过如此剧烈的变化？ [14]

然后就是筑大坝、筑水库、修河渠、修堤堰，引黄灌溉、引淮灌溉，环环相扣，层层展开。

随着水利设施的兴建，大片大片洼地得到彻底改造。因耐涝、耐盐碱而被种植了三千多年的高粱渐渐远去。我记得最后一次喝高粱糊是在小学三年级，推算起来应该是1972年。以后还喝过几次，不过不是在家里，而是在生产队吃“忆苦饭”时。

低产、难吃的高粱退伍了，取而代之的不是谷子，而是玉米、水稻。水库碧波荡漾，河渠哗哗奔流，田头水泵轰鸣，因耐干旱、耐贫瘠而曾倍受青睐的谷子也风采不再。小米很香甜，但产量太低，还需要“歇年”，今年种了谷子的地，来年就不能再种谷子，否则谷子与“狗尾巴草”重复杂交会产生“谷莠”，成语“良莠不分”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黄河两岸第一次出现大片大片的水稻田，浓厚的黄河水哺育出优质的“黄河大米”，由“人民胜利渠”浇灌的九十万亩 [15] “原阳大米”更是其中之珍品。黄河母亲毫不吝啬地淌出金色的乳汁。

那个时代总共兴建了多少水利工程？大大小小，多如牛毛。如果一一介绍势必汗牛充栋。我们可以通过几个数字的对比一览梗略：1949年，全国可灌溉面积为2.4亿亩，多集中在江南水乡；1979年，全国可灌溉面积为7.2亿亩， [16] 仅黄淮海平原的3亿亩土地中就有1.8亿亩成为水浇地。 [17]

2、 世界农水工程奇迹——“淠史杭灌区”
说到农业水利工程，大多数人会想起古代的“都江堰”和当代的“红旗渠”。其实，在1958—1976年间，中国有一个工程比“都江堰”更激越，比“红旗渠”更磅礴，它就是“淠史杭灌溉枢纽工程”。

“淠史杭灌区”坐落于大别山山麓，构架在山峦起伏的皖豫丘陵大地上，横跨长江、淮河两大水系，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山地人工灌溉工程。“红旗渠”怎么能跟它比呢？“淠史杭”一天的输水量比“红旗渠”一年的还大。

它到底有多大？灌区内包括5座大型水库、23座中型水库、1043座小型水库、21万处塘坝；总库容86亿立方米，灌溉引水能力为年200亿立方米；大、中型河渠总延长2.5万公里，可通航河道总延长1000公里；设计灌溉面积1026万亩，1979年完成灌溉面积826多万亩，80%属于高渠自流灌溉。 [18]

以上数字意味着什么？先说它的库容——86亿立方米，比1949年中国所有水库容量总和都大很多倍。三峡的防洪库容也只有221.5亿立方米，而三峡的水是不能用于灌溉的。假如要把三峡的水通过沟渠网络用于灌溉，工程将扩大数倍。

再看它的面积，1026万亩。著名的“都江堰”是平原丰水灌区，比“淠史杭灌区”的水源、地形条件优越太多，经过两千多年历代王朝的扩建，到1950年其灌溉面积也不过288万亩；而经过新中国的扩建，1979年其灌溉面积达1100万亩。另一著名的“河套灌区”，1950年灌溉面积是290万亩，1979年为722万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是新中国赋予了“都江堰”这些古老的工程以新生。 [19]

比较一下世界上其他著名的水利工程，更能让我们体会到“淠史杭”工程的伟大。

“尼罗河灌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农业灌区。它地处尼罗河三角洲，总面积为3000万中国亩，这是埃及的全部耕地，这里孕育了最古老的文明之一。该灌区长久以来依靠一年一度的尼罗河洪峰漫灌，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大规模筑渠引阿斯旺高坝水灌溉。

“因皮里尔灌区”是美国著名的人工灌区，也是世界上应用现代技术最多的人工灌区。其引水量为年35亿立方米，灌溉面积为300万中国亩。它始建于1901年，一百多年来经过多次先进技术手段的改造，但由于排水系统缺陷而被盐碱化困扰，目前仍未找到理想的灌溉模式。

3、 一个普通村庄的生态变迁
数字是枯燥的，还是让我们从单个“生态元”的变化说起。

我们村土改时人口600人左右，拥有“桑田”旱地400亩左右，都分布在村子周围，另有洼地1000多亩。村子南面紧靠沁河，也有一些滩地，其面积随主河道的变化而变化，很不确定。

沁河是黄河下游的最大支流，沁河大堤自古就有。据老年人讲，以前的堤很单薄，豁口很多，一遇大水就会从村上游不远处漫堤，几乎每三至五年就会漫堤一次。1956年前后，作为治理黄河的一部分，人们对大堤进行了一次大规模加修。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只有1982年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洪峰时，发生了一次漫堤。

村北不到一公里处，有一条季节河，平时涓涓细流，汛期奔腾咆哮。由于没有堤防，汛期洪水四溢，漫进村子。为了阻止它和沁河上游漫堤的水害，明、清时期（或者在民国早期），人们在村周筑了一道护村围堰，和沁河大堤形成半月形，村子就坐落于其中。1956年，合作化运动刚起步，沿河十几个村的群众为这条河修筑了堤防，集体力量第一次在家乡的土地上得到显现。从此，这条河再未发生过水患。

过了这条河就是洼地。洼地很大，跨越两个乡的辖区，周边有近二十个村子。我们村和另外一个村的洼地一起分布在东西宽1公里，南北长1.5公里的范围内。

解放初，村里有四眼砖井供给饮用水。由于水层很浅，根本不需要辘轳，人们甚至可以趴着直接用桶提水。村外有几眼土井供浇菜园用，靠人力杠杆汲水。五十年代初、中期，合作社用国家免息贷款建造了几眼水车大井，村民习惯称之为“大洋井”，称水车为“洋水车”，要用牛拉水，水也不大，也只能用来浇园子。这几眼大井一直使用到1970年前后，后来被机井取代。以上就是我村解放初及五十年代的基本人文、水文和所有水利设施概况。

1958年，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推动下，我村开始改造洼地，在东西宽1公里，南北长1.5公里的矩形地带，开挖了3条南北走向、2条东西走向的排水河，群众称之为“小涝河”。“小涝河”是相对于县里组织修筑的排涝干渠“大涝河”而言的。“大涝河”从洼地南端穿过，把“小涝河”排出的水带到下游汇入沁河。“大涝河”每段由所在地的大队组织开挖，大队之间由公社协调，县里只负责规划、测量、划线。大、小工程历时三年，正值三年灾害时期。村史资料记载，我村共开挖土方12万立方米，全村青壮劳力每人平均挖了近千立方米。1961年排涝河渠完工，从此洼地变成旱地。

据参加过“大涝河”工程的老干部回忆：寒冻腊月里，人们打破冰凌茬，下水挖泥，全线展开竞赛，进度最快的插红旗，稍次的插白旗，最慢的插黑旗。工程刚开始不久，据说国家领导人刘少奇要来视察，省长吴芝圃亲自坐阵指挥，做迎接准备工作。他看到工地人员少，场面不够红火，就要求老人、妇女齐上阵。工地上拉着大红标语“老人赛似老黄忠，妇女个个穆桂英”。还借来剧团的行头，要求化装，老年人化个大黄脸（黄忠），妇女化个大红脸（穆桂英）。几多诙谐，几多壮烈！

很难想象，假如没有人民公社，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靠个体农民怎么完成这样的工程？单是河渠占地协调、补偿就很麻烦。

1969年，为响应“农业学大寨”、“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号召，再次对整个工程进行了改造，在干渠源头筑坝引水，沿途加高河堤，建桥筑闸，变单一的排涝工程为排、引、灌一体工程。工程完成后，洼地由旱地升级为水浇良田。

可见，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仅高粱必然被玉米取代，而且洼地具备了向水田演进的条件。1972年，我父亲受命带领七名社员试种水稻。一时间，父亲热情焕发，《水稻育秧法》、《波尔多液的配制与应用》、《稻瘟病的防治》等农技书籍堆满桌面床头。最后改造出70亩水田，全村每人每年可分得净米40斤。我记得那时的政策还鼓励创新，改造田可以免交三年公粮。为蓄水应急，还开挖了四亩大的水塘，鱼和莲藕混养，往日的洼地变成了江南水乡。

写到这里，我耳畔又响起朗朗书声：

小河流过我门前,

我留小河玩一玩；

小河摇头不答应,

急急忙忙去浇田。

这确实是笔者家乡的真实写照：村前河渠环绕，大地稻谷飘香。

前文中，笔者曾提出，新聚落的出现是人们开发洼地的标志性成就。本县在清朝的二百七十年历史中竟没有一个和农业开发有直接关系的新聚落出现。那么，1949以后情况又怎样呢？

1958—1976年，仅我们村边的大洼地里就有四个具有聚落性质的新据点出现。当然，这些据点能否稳定下来还要看历史的演变。

据点一：地方国营博爱农场分场，现存；

据点二：县苗木林场 /种畜场，现存；

据点三：社办工厂 /公社小农场，现为乡镇企业园区；

据点四：知青队 /新农村示范点，后被政策性撤消，现被一个从无水山区迁移下来的小村子沿用。

以上四个据点的产生从社会学的角度有力地佐证了那个时代农业开发规模的波澜壮阔以及开发水准的陡峰壁立。

正是一片片洼地的改造，一个个“生态元”的改变，使中国农业的大生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缓缓延续了五千年的华夏农耕文明，在 1958—1976年间突然像展开了翅膀，飞跃到一个崭新的时代。至此，中国才能用占世界8%的土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才能在二十多年间剧增五亿人口。在这次辉煌壮丽的变革中，涌现出了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谱写了多少惊天动地的篇章！

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战风沙、斗盐碱，“贴上膏药扎上针，开沟排水冲卤灰” [20] ；陈永贵，带领大寨人民劈山造田，“沟坡变梯田，荒山变粮川”……

埃及有句谚语：“时间战胜一切，金字塔战胜时间。”时间是无限的，历史是不朽的；但总有一些人和事使历史显得渺小，让时间变得短促。毛泽东作为华夏五千年农耕文明最后的巨人，他伸出硕长的手臂穿越漫长的时空和大禹、神农相握，五千年历史仿佛凝为一瞬；作为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位巨人，他转过身来，把另一只手伸向未来，等待有出息的子孙。

补遗
“草桥关民”先生向“白垩纪”网友提出问题： “既然高粱退出是由水利条件改善造成的，为什么现在的水利条件比以前恶化了，农民们还不回头去再种高粱？”

我来回答：先民选择种植高粱主要是因为它耐涝、耐盐碱。现在淮河、海河哗哗朝海里排水，黄河也不决口“跑”水，整个大平原看不到一汪明水，你凭什么要让农民重新选择种高粱？赶明天你把淮河、海河堵了，把黄河大堤扒了，我保你立竿见影，明年就种高粱。

现在我们需要搞清楚的是，黄淮海大平原到底有多少以前种水稻的土地，因为缺水现在不得不退回去种玉米？已经有很多这方面的报道。

现在我们应当忧虑的是，黄淮海大平原到底有多少目前种玉米的土地由于干旱面临着退回去种谷子的危险？还未见有这方面的报道。

高粱问题大可不必杞人忧天。

相关链接：
我国纺织材料小史及棉花传入中国的途径 [21]
我国人民普遍穿棉衣的历史还不到一千年。棉花用于纺织，在各种植物原料中发展最晚。我国最早用于纺织的原料是葛、麻、蚕丝和羊毛。葛，即今天南方山区常见的葛藤，长达数十米，其皮坚韧，用沸水煮过，就会变软而分离出白而细的纤维来。用手拈搓，可成细线或粗绳，是古代先民用于结绳编网的主要材料。密编的网披在身上，用以代替原来的兽皮或树叶，成为最早的衣被。在《诗经》中，涉及葛的种植与纺织的词句多达四十余处。《周礼》中有管理葛纺生产的专门职官“掌葛”。《韩非子·五蠹》所载“冬日麑裘，夏日葛衣”，是先秦时的普遍现象。秦汉以后，葛布逐渐被丝、麻织物所取代。

麻是原产于我国的古老作物，与葛一样是最早的纺织原料。宋元以前，麻布是我国平民长期的主要衣着原料，“布衣”遂成为平民的代称。从《战国策·赵策二》的“布衣之士”，到诸葛亮《出师表》的“臣本布衣”，这些“布”都是指麻布，不是棉布。宋元以后，棉花逐渐取代了麻而成为纺织业的主要原料，但用苎麻细纱织成的轻而薄的夏布则至今仍是人们喜爱的夏季衣料和蚊帐用料。

      棉花原产于印度和南美。其传入我国，大约有三条途径。其一是从印度经由东南亚传入我国的海南岛及两广地区。《后汉书 ·南蛮传》载：“武帝末，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珠崖即今海南岛东北部，广幅布即棉布。可见，秦汉时海南岛已植棉生产棉布了。其二是由印度经缅甸传入我国云南地区。其三是非洲棉经由中亚传入我国新疆地区，再到河西走廊。 棉花传入我国后，未能广泛传入中原。 851年，阿拉伯旅行家苏莱曼在其《苏莱曼东游记》中，记述在今天北京地区所见到的棉花还是在花园之中作为“花”来观赏的。唐宋的文学作品中，“白叠布”、“木棉裘”都还是珍贵之物。北宋末年的《北征纪实》中还称棉布为“南货”，可见当时棉布主要还是在岭南地区生产的。直到元代时，棉花种植才迅速发展并超过桑麻而成为我国纺织工业的主要原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