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正臣r18漫画:胡长明：关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断想

关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断想 时间:2010-09-14    作者:胡长明 
　　        毛泽东、周恩来政治合作的时间之长、内容之多打破了世界纪录，且具有令人神往的美学境界。研究者们用“海洋与海岸”、“航海家与水手长”、“董事长和执行董事”等各种形象的说法，力求逼近两人关系的本质。在中国政治史上，虽不乏两人并称的例子，但与“毛、周”相比，其逊色之处便不难立见。毛、周合作格局的奠定和延续，是由多方面的原因促成的，其中文化性格上的差异和互补起了不小的作用，这里仅就两个问题略陈管见。
　　一、 家族背景及其影响
　　韶山毛氏家族是典型的移民家族。元朝末年，始祖毛太华为避战乱，从江西吉水徙云南澜沧江畔，娶当地女子王氏为妻，生育八个儿子，并参加了朱元璋平定边疆的战争。明洪武十三年（1380），毛太华携长子毛清一、四子毛清四从云南来楚，定居湘乡北门外之绯紫桥。十余年后，毛清一、毛清四兄弟复卜居韶山，从此开始了在韶山艰难的创业史。“韶山风气，自鸡鸣而起，至篝灯不缀，习以为常”，一代一代的毛家人以此为发家兴族之本，硬是把一个陌生而蛮荒的地方变成了子子孙孙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家园。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氏家族已衍派到第22代。毛泽东属家族的第20代传人。据湖南省图书馆古籍部保存的1948年的《韶山地方毛姓氏概况调查表》所载，此时毛氏家族共有七千余人。
　　韶山毛氏家族的最大特点是具有从军打仗的传统，尚武精神十分突出。其始祖毛太华便是“以军功拔入楚省”。此后，他的子孙秉承他的刚毅与血性，投身行伍、闯荡天下者所在多有。特别是近代湘军的兴起，更把家族的尚武精神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韶山毗邻曾国藩的家乡，得风气之先，故从湘军兴起时便有大批毛氏子弟加入其中。1881年《韶山毛氏二修族谱·凡例》记载：“自咸丰初起，小丑犯颜，兵戈扰攘，招募堵巢。吾族有志应募随征者不少，效力沙场，捐躯异地。”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毛氏子弟从军的情况。据笔者遍查毛氏族谱，毛氏子弟参加了从湘军初兴到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历次重大战役，并有63人在此过程中获得不同等级的军衔。清代军衔分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和外委十级，除总兵和游击外，其他军衔均在毛氏子弟获得过。其中毛正明、毛有庆、毛恩毅三人获提督衔。1868年，同治皇帝颁发诏命，称毛正明“智既深沉，才兼恢宏”，追封其父亲毛祖蕴以上三代为“武功将军”，其母王氏以上三代为“夫人”。在后来的甲午战争以及民国初年的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中，又有毛家子弟“乘时而起”，为民族独立和民主共和而奋斗。
　　毛泽东便是在这样一个具有从军打仗传统的家族中成长起来的。他的父亲毛顺生、私塾老师毛麓钟、毛简臣、毛宇居等也有从军的经历。因此，家族的尚武精神对毛泽东性格的塑造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他儿时便喜欢玩打仗的游戏，对《水浒传》、《说唐》、《三国演义》等描写战争的书爱不释手。一般来说，在尚武论兵习为风气的家族中更容易产生强烈的英雄崇拜倾向，这点在毛泽东身上反映得尤为显著。在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时，他对华盛顿、拿破仑等一流的英雄豪杰倾慕不已，认为中国也需要有这样的人物。锻炼体魄、热衷体力竞赛是他在东山学校读书时的一大特点。50年代，当年湘乡东山学校的同学去北京看望他，他饶有兴致地回忆说：“那时我人虽然瘦，但个子高，打耍架时一般人还不敢轻易拢我的边。我和班上力气最大的某同学交战，他也只占了个平手。”这个细节活现出毛泽东当年尚武好斗的性格。
　　到长沙求学后，毛泽东的尚武精神更加突出了。为援助辛亥革命，他毅然投笔从戎，在湖南新军中当了半年兵。1917年，他在《新青年》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开篇即云：“国力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同年，他还组织同学智缴了部分北洋军阀败兵的枪支。毛泽东无疑是一介书生出身，但又极其推崇武勇，热衷体力活动，敢于进击和冒险，这是他与一般知识分子的不同之处。美国学者施拉姆在研究毛泽东时发现：“尚武，无疑是毛泽东个人性格中一个根本的特征。这个特征我们在毛泽东一生每个转折关头都能看到。”撇开特定的家族背景，我们就难以全面理解毛泽东强烈的尚武精神。
　　家庭生活环境对毛泽东思想性格的塑造也有重大的影响。他生长在一个典型的严父慈母的家庭。父亲毛顺生精明强干，性格刚毅而倔强。凭借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他逐步跻身为韶山冲的“小财东”。母亲文氏性情温良，恺恻慈祥，随时愿意接济和帮助穷人。毛顺生在强悍的同时也失之褊狭，表现在家庭生活中，态度专横而粗暴，妻儿对他只能言听计从。毛泽东回忆说：“我刚识了几个字，父亲就让我开始给家里记账。他要我学珠算。既然我父亲坚持，我就在晚上记起账来。他是一个严厉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要记，就要我去做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表现在发家手段上，毛顺生严抠细算，有时自私到不顾亲情。他有个堂弟叫毛菊生，穷困潦倒，不得已要将赖以活命的七亩田产出卖。见有利可图，他急于要买进，而毛泽东和母亲认为这是不道德的，但他不顾反对，执意买下了这七亩田产。
　　毛泽东因为压抑和对父亲自私的不满滋长了浓厚的反叛意识，常常与父亲闹独立情绪。13岁那年，有一次父亲设宴款待生意场上的客人，嘱咐毛泽东殷勤待客。毛泽东讨厌那些繁文缛节，不愿奉迎。父亲当众骂他“懒而无用”，这激怒了毛泽东。父子间发生了争吵。父亲更加恼怒，要动手打人。他愤然出走，父亲边骂边追上来。他跑到一个池塘边，恫吓说如果父亲再走近一步，他就跳塘。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提出了停止内战的要求与反要求。父亲坚持要他磕头认错，毛泽东表示如果不再打他，可以跪一条腿磕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毛泽东由此得到一个重要的启示：“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下来；可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
　　正是在与父亲的冲突中所形成的反叛意识和家族尚武精神的结合，奠定了毛泽东一生性格的基本色调。这种进击、外张、不愿牺牲真我的性格在青年时代展现得更为鲜明和丰满。他无所畏惧，劲直尚气，极度地张扬个性，呈现出浓烈的舍我其谁的英雄主义气概。“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这一豪迈的誓言妆点了毛泽东绚丽的人生。在湖南一师范求学期间，他常对同学说，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个奇男子。同学们用谐音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毛奇”。毛奇是普鲁士一个很有学问的将领。青年毛泽东经常表现出惊世赅俗的举动和言论，他因故带头驱逐一师范校长张干，险些被开除了学籍；他将征友启事散发到女子学校，一时竟被误认为是不善之徒所为。中国的文化传统有一种轻视和挫折少年热情的根性，而青年毛泽东却大胆陈言：“老先生最不喜欢的是狂妄。岂知道古今真确的学理，伟大的事业，都系一些被人加着狂妄名号的狂妄人所发明创造出来的。”其推倒一时，开创新局之气概，跃然纸上。毛泽东终身爱好游泳，尤其喜欢在大江大海中搏击风浪，这倒不仅是为了锻炼身体，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借助这种方式表达生存意志，确证和张扬自己的本质力量。
　　当然，一个人性格的优点也总是伴随着某些缺点。对于自己性格上的缺点，青年毛泽东有过严格的自省。1920年6月7日，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我因易被感情驱使，总难励行规则的生活。”1921年1月28日，毛泽东在给彭璜的信中又承认自己“论理喜极端，论人喜苛评”，“略有骄气”，并说：“我平日态度不对，向人总是或谓为意强，实则正是我弱的表现。天下惟至柔者至刚，久知此理，而自己没有这等本领，故明知故犯，不惜反其道而行之，思之悚栗。”1988 年，宋任穷在参观韶山时回忆了他在江西中央苏区亲眼所见的一件事：毛泽东和弟弟毛泽覃争论一个问题，毛泽覃不服，毛泽东很生气，像是要打人的样子。但毛泽覃也毫不示弱地说：这里又不是毛氏宗祠。可见，一旦人的性格形成，无论其优点抑或是缺点都会不经意地流露出来。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其所属宝皊桥周氏尊周庆为始祖。周庆为迁绍始祖周茂第四代，殁后与妻合葬绍兴破塘殷家坞山麓，所以记载绍兴宝皊桥周氏族史的祭簿，称《周氏破塘祖茔祭簿》。据该祭簿记载，周庆字德芳，赠文林郎，曾任山西道监察御史。从周庆到周恩来共历18代。1939年3月，周恩来在绍兴宝皊桥周氏《老八房祭簿》中续写之谱系中写道：“恩来，字翔宇，五十房，樵水公曾孙，云门公长孙，懋臣长子，出继簪臣公为子，生于光绪戊戌年二月十三日卯时，妻邓颖超。”其中的“五十房”属绍兴宝皊桥周氏的一个支房。
　　如果说韶山毛氏家族呈现出“武略之美”的话，那么绍兴周氏家族则表现为“文事之优”，两者适成明显的对照。绍兴乃人文荟萃之地，仅周恩来所属的宝皊桥周氏在清代就出过两个进士，五个举人。在五个举人中，有四位是周恩来的堂伯父，即周騄鼐、周嵩尧、周嘉琛和周嘉英。周氏家族有外出当师爷的传统，推崇一种 “温、良、恭、俭、让”的人文精神，幕僚文化十分发达。元明以降，全国师爷大都出自绍兴，故有所谓“无绍不成衙”的说法。师爷虽然不算官，只是幕僚，却在中国行政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明代理学家陈几亭，作文送他的朋友去绍兴当知县，文中说到，天下治乱在六部，而六部胥吏全出自绍兴，胥吏的父兄教化好了，他们就可以教化好胥吏，从而做到天下大治。于此可见绍兴儒家教化的深厚传统。周恩来的祖父周攀龙在清咸丰年间追随二哥周昂骏北上淮安，随馆学幕，并在此定居下来。周恩来回忆说：“我的家庭近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到了祖代，两家都搬到江苏淮阴、淮安当县官，因此结了姻亲。”
　　淮安周家的绍兴气氛是很浓的，所以周恩来总是强调自己“原籍绍兴”。对师爷的思想、工作作风、生活习俗等，周恩来非常熟悉。1986年他在一次家庭会议上说：“我们没有土地，为什么说是封建家庭呢？过去绍兴人靠什么为生？一靠土地，二靠当绍兴师爷。师爷很厉害的，给县官出主意的，现在叫'秘书'。县官都用两个师爷，一个管收税，多数是沧州师爷（沧州师爷也是绍兴人迁到那儿定居的），一个管判案子，多数是绍兴师爷，都可以剥削人。”另据周恩来的秘书马列回忆，周恩来曾向他们介绍过师爷的工作方法：为主管准备材料齐而全，并提出几种处理方案，供主管选择。
　　家族传统犹如一个“文化场”，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多少都会受到它的影响。在周恩来身上，我们不难看出其家族前辈某些群体性格的影子，如谦恭有礼、勤恳谨慎、精明干练以及成人之美的胸怀等。周恩来的堂伯父周騄鼐为人忠厚，不善逢迎，也不喜欢做官，“名不求高但近情”，以做幕僚为人生归宿。他1907年做江苏巡抚陈夔龙的总文案，1917年又到南京督军李纯处当主任秘书。周恩来与他的交往颇为密切。周騄鼐的长孙周尔流说：“我们周家是个受儒教影响比较深的家庭，我祖父作为清末举人，在思想上、文化上乃至经济上给七伯（即周恩来）一定的影响和支持，这都是肯定的。”英国作家威尔逊在研究周恩来时有一个困惑不解的问题，即为什么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的领导中，他一贯地帮助别人升到顶端，而自己却拒绝这顶桂冠”。的确，周恩来在其政治生涯中从来没有谋求最高领导地位的愿望，尽管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机会。他一贯能够使自己的政治才能为新的领袖所器重，成为领袖的一个有价值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助手。周恩来这种政治性格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他意识到自己的某些局限性，另一方面是否也与他的家族传统有一定的精神勾连呢？这是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除了家族传统，家庭生活对周恩来思想性格的影响更为直接。他自己回忆说：“我出生后……把我过继给叔父，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七唱词。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下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早年曾向舅舅鲁小和学做师爷，但未学成。他后来长期奔波在外，谋一些小差事，一个月的工资从未超过二十元。因此，周恩来是在浓厚的母教氛围中长大的。他以后多次说过：母教的过分仁慈和礼让，对他的性格是有影响的。
　　周恩来虽然出身在一个封建官宦家庭，但到他的父辈已经衰落，家中的进益甚至不能维持生活。从6岁开始，他就随两位母亲一次又一次地搬迁漂泊。而且家中的变故也尤为剧烈，在9岁到10岁间，其生母和嗣母先后去世。幼小的他带着两个弟弟在亲族人的帮助和接济下靠借债、典当度日，受了不少屈辱。这种家庭境状与毛泽东那个向上走的家庭也大为不同。周恩来说：“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金冲及先生主编的《周恩来传》还提供了一个细节：少年周恩来在家中墙上贴了一张纸，按封建家庭的习俗，“把亲戚们的生日、死期都记下来。到时候还要借钱送礼。东家西家都要去，还要到处磕头”。幼承家计的经历使周恩来积累了一定的办事和协调能力，同时也培养了他柔中带刚，愈挫愈奋的心理品质。当年南开中学的校董严修便称赞周恩来有“宰相之才”。明乎此，有助于理解周恩来后来成为国务活动家的角色定位。
　　走出淮安的周恩来，常常被浓烈的怀乡思亲之苦所折磨。1916年秋，他在一篇作文中写道，“余幼失怙恃，依于从父，津辽七载，所系梦寐者，亦仅思瞻我乡土，乐我兄弟，首我伯叔而已。乃境遇所困，卒难遂愿。”有年除夕，同学们大都回家，他的这种感情更难抑制，写道，“今日何日耶？非家庭团聚时耶？余也何如父母双亡，北堂久不闻唤子之声”，“令人泪盈枕席，竟夜不能寐矣”。翻阅周恩来的旅日日记，这种怀乡思亲的文字更是俯拾皆是。如他在1918年2月12日日记中写道：“想起来这个年，我们家里可以说是难堪极了。东西南北，分散各处。比着说，还是我处境稍优呢。扪心自问，我实在是不安，翻来覆去，也睡不着了。”与之比较，走出韶山的毛泽东体验到的主要是一种摆脱了束缚的自由感，以及探索外部世界的乐趣。他很少写家信，假期更愿意与同学一道去游学，而不是首先想到回家，尽管他对父亲尤其是母亲也怀有很深的感情。
　　不同的家族传统精神和家庭生活境遇塑造了不同的基本性格。如果说走出韶山的毛泽东时常表现出一股英雄之气的话，那么走出淮安的周恩来则更多地表现出“服役”的精神。这种“服役”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家族伦理情感渴求的一种转换。在南开求学期间，周恩来说过：“人之立于世，既不克效禽兽草木之自为生活，要必有赖于公众之扶持，而服役之事，乃为人类所不可免。”所以他在学校总是甘于默默地为公众做“服役”的事情，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正如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所说的：“课外事务，则如蹳集。东南西北，殆无时无地而不有责任系诸身。人视之以为愚，弟当之尚觉倍有乐趣存于中。”毕业时，《同学录》中对他作了这样一段评语：“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与“服役”精神相应照的，是那种谦抑虚受的品性。他从不锋芒毕露，而是事事处处想到”藏拙”。他和张瑞峰、常策欧发起成立“敬业乐群会”，大家公认他出力最多，但周恩来却坚持推举张瑞峰担任会长。1916年初，他在送给友人的一首诗中写道：“同侪争疾走，君独著先鞭。作嫁怜侬拙，急流让尔贤。”这与毛泽东“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差别是很明显的。毫无疑问，毛泽东、周恩来在早年就怀抱救国救民之志，但他们的文化性格又各有特色，这正是他们能够引发研究者无限兴趣的一个原因。
　　一个人的性格除了受家庭背景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广泛的社会生活实践的影响。所以，尽管毛泽东、周恩来性格的基本特征分别偏于“刚”和“柔”，但是后来长期政治生活的锤炼也极大地丰富了他们的性格结构，因而构成十分复杂的多侧面的性格统一体。毛泽东曾以“虎气”和“猴气”自喻，而日本学者梨本佑平认为“鹰和鸽的极为不同的双重性格”潜伏在周恩来的体内，他待人接物的彬彬有礼和恰如其分的温和迷住了任何一个见他的人，但他有时也是“尖锐严厉的”。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周恩来都是刚柔相济之人，毛泽东刚中带柔，周恩来柔中带韧，这正是他们能够在互补互济中成就大业的性格基础。
　　二、 人生哲学的传统基因
　　毛泽东、周恩来都精通中国传统文化，并从中获益甚多，特别是他们的人生哲学带有明显的传统基因。
　　中国传统人生哲学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核心观念莫过于“内圣外王”。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推崇传教兼办事之人，把学问与事功的结合视为理想的人生境界。
　　“内圣外王”的概念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中的“内圣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郁而不发”，但它并不是道家所追求的人生境界，而是儒家着力发挥并实践的人生理想。荀子说：“圣者尽伦者也，王者尽制者也。两者尽，是以为天下极矣。”由此可见，“内圣”指人内在的涵养和操守，即对人伦关系和准则的领悟和把握。后来宋明理学家将其发挥为对天命之性的保持，对气质之性的扬弃。“外王”即是把主体修养所得推之于社会，将学问引向事业之途，达到社会的风同道一，由此也就实现了立德、立言和立功的三不朽。儒家的“三纲八目”是“内圣外王”的展开和具体化。“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其内涵，而“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实现它的途径和方式，由此形成一套严密的伦理哲学体系。“内圣外王”体现了儒家推己及人、成己成物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对发挥主体能动性的重视，散发着刚健有为的气息。在历史上，这种人生观念的确锻造了许多关心国运民瘼的仁人志士，形成为一种悠久而深厚的文化传统。
          毛泽东接受“内圣外王”之道的影响，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师杨昌济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杨师虽深受西洋哲学、伦理学之浸染，但对中国的儒家学说也十分推崇。在讲授修身课时，他不遗余力地阐发“内圣外王”的人生观念，热切期盼其弟子们以历史上的圣贤、豪杰为殷鉴，成为挽救民族危亡的栋梁之材。毛泽东的读书笔记《讲堂录》有如下记载：“伊尹道德、学问、经济、事功俱全，可法。”“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为办事兼传教之人也”。由此可见杨昌济先生教书育人的基本倾向。他所要培植的“大本”，不仅要究明真理，学成大器，而且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建功立业的大家风范。只有如此，方为“尽心”、“完性”之人，也才是最理想的人格。
　　1915年9月27日，毛泽东在写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说：“吾人立言，当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究为主，辅之政事时务。”蔡和森将胡林翼与曾国藩相比较，认为前者不如后者，“只缘胡夙不讲学，士不归心，影响只能及于一时”。杨昌济先生的一片苦心收到了明显的成效。毛泽东十分重视“内圣”对“外王”的先导和决定作用，认为中外历史上虽然不乏品德学问欠缺而获得事功者，但其事业不能可大可久。那么，如何才能称得上“内圣”呢？毛泽东认为，领悟到宇宙的“大本大源”便是“内圣”的标志，这是古今中外一切圣贤的基本人格和本质力量之所在。
　　从是否抓“大本大源”入手，毛泽东对一些历史人物的成败利钝进行了思考和分析。在他看来，被人奉为“圣贤先师”的孔子之所以百无不知，影响遍及列国，并没有什么神奇和谬巧，而“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曾国藩被人推崇为“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也是因为曾氏好讲“大本大源”之道，深悉“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他镇压太平天国，虽看重洋枪洋炮，但尤重“攻心”、“隆礼”，可谓双管齐下，标本兼顾。正是从这一视角立论，毛泽东评论道：“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毛泽东还摘录曾国藩所作的《圣哲画像记》中的三十三人姓氏，表明了他对这些人的钦佩。
　　与孔子、曾国藩等人相反，青年毛泽东认为，李鸿章之所以在晚清内政外交方面捉襟见肘，是因为其不谙本源之道，比如“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康有为变法失败，归因于他在文化选择上杂驳混乱，借穿孔圣人的绣衣而偷运西学，结果形成所谓“不中不西”的局面。故毛泽东说：“康氏似略有本源，然细观之，并无一杆独立，枝叶扶疏之妙。”至于袁世凯、张勋之流，则是“徒欲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就像“秋潦无源，浮萍无根”一样，免不了失败为天下笑的下场。
　　青年毛泽东在评判上述历史人物的时候，显然是暂时撇开他们事业上的是非曲直，而在一个较高的层次上进行抽象的思辨，即从“内圣”与“外王”的基本关系出发，寻找其成败利钝的关键，从而得出学无本源，则事功难立的结论。以历史为借镜，青年毛泽东决心“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而枝叶扶疏，不宜短论短长，占去日力”。传统的致“内圣”讲求居敬笃静，把获得“大本大源”的过程视为一种神秘的内心体验。青年毛泽东对此有所超越。在他看来，人之所以无“内圣”，不仅在于没有“内省之明”，同时也因为“无外观之识”。也就是说，“大本大源”的取得离不开生活的历练和积累，这反映出青年毛泽东在认识论上有向注重实践方向发展的趋势。他愈来愈不相信“圣人”能够“从容中道”。相反，“圣人”都是“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
　　将学问和功业结合起来，“使吾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的人生方向对毛泽东一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人生目标，养成了毛泽东既重视理论又重视实践的特点。沿着这个方向，他既成为无产阶级的理论家，创立了中国革命的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又用自己创立的理论武装人民的头脑，并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规律来看，它也要求其领袖既是理论家，又是实践家。这一要求，与中国传统的杰出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目标产生了契合。毛泽东就是这样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实现自我与救国救民融合在一起。“内圣外王”的传统人格理论作为一种纯粹而相对稳定的形式虽然还对毛泽东产生着影响，但其内容已发生了质的变化。
　　毛泽东终身以作一个为人们提供思想、打开思路的人而自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他的方法是那种使人产生思想并投身于思想的创造以及从讨论中学习的哲学家和教师的方法。”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在会见老友斯诺时谈到林彪提出的“四个伟大”时说：“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Great Helmsman' （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毛泽东为何对教员这一称谓情有独钟呢？斯诺是这样分析的：“自孔子始，中国社会的统治者，都抱‘作人之圣'、‘作人之师'的心态，集权威、智慧、道德于一身，要求自己既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领导者，又是全国人民的导师。作为精通中国旧学的毛泽东显然受到这一文化传统的影响，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全国人民‘导师'的角色。”作为与毛泽东交往最为密切的外国人士之一，斯诺的这番见解是值得人们重视的。
　　毛泽东晚年还曾讲过自己要做“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这也是不难理解的。“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在毛泽东看来，秦始皇虽然建立了巨大的功业，但并无 “内圣”之学。至于马克思，虽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但他自己没有成就“外王”之业。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马克思没有做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当中是要出道理的。马克思革命没有革成功，我们革成功了。”
　　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的毛泽东身上，传统的“内圣外王”的人生观念虽然是作为一种形式和特征方面的东西而存在，但它毕竟是“有意味的形式”。这种形式呈现出这样一种特点，即主体期望以自己的思想去塑造人而不断创造出新的社会秩序。但问题是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思想是一贯正确的。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用正确的理论去指导革命的实践，说到底是他善于总结实践的经验和群众的智慧。而一旦偏离群众路线，自信太过，而又要将自己的思想贯彻到社会生活中去，便难免会产生失误。
　　那么，与毛泽东相比较，传统人生哲学中对周恩来影响最大的核心观念又是什么呢？我认为是道家所说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在其影响下，周恩来的人生呈现出一种“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的境界。
　　不可否认，周恩来生长在一个儒家教化深厚的家庭。青年时代更是强调“诚”，注重“人格”力量，主张待人处事要“端赖良心”，特别富于道德践履精神，因此也很容易让人将他与儒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联系在一起。周恩来的许多优秀品质如积极入世、忧患意识、彬彬有礼、仁慈厚道、清廉俭朴、忍辱负重，确也能从儒家文化这个庞杂的思想体系中找到渊源。中外学者有关周恩来与儒家思想精华之关系的评论所在多有。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指出，周恩来的教养，“来自孔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和‘上等人'应具有的品德、智慧、尊严、宽厚、仁慈、决心、刚毅”。国内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周恩来积极投身革命，一辈子改造世界观的实践，一定程度上打上了儒家积极入世的烙印；他全心全意为人民、和蔼可亲的品格，又有儒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色彩；他深入虎穴、临危不惧，身居高位，廉洁奉公的情操，又是儒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生动体现。这些见解虽然说都可以成立，但似乎没有捉摸到周恩来人生哲学的底蕴。
　　其实，周恩来在青年时代对老子哲学也怀有相当的敬意，甚至有明显的扬老抑孔的思想倾向。春秋时代，社会秩序失范，异说竞起。周恩来在解释孔、老哲学产生的原因和用意时说：“且孔氏亦值是时，尼山设教，倡仁义之说，秉先王之法，学者风从，几移完域。老氏际此，其不入于孔者几希。然老氏固明哲者，周都授礼之日，未尝不嘉孔氏之志。惜所言未尽脱于羁挚，所行又多限于绳规，乃不得不超乎世俗，为忿世嫉邪之言，冀世人醒悟，守真返璞、知死明生，勿逾分作私利之争，宁退让保故有之我。弃礼灭义，剖斗折衡，岂无因而发哉？”世人认为，老子主退让，失去了竞争之旨，周恩来认定此乃“失察”之见，他说：“世人假礼义以济私，恃斗衡而犯禁，老子要不得不有此激耳。不然，老氏既主退让之旨，又何为道德五千言，发为文章，与孔氏争学理之长短哉？”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将老子的“生存常道”与赫胥黎的“天演竞争”并提，认为他们掌握了天地生化、人事演变的真谛。在他看来，孔教、耶稣教、佛教三者“非不善也”，“然其于生死存亡之观念，未免后于老、赫也”。可见，青年周恩来十分推崇老子哲学那种自然主义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对于周恩来的见解，他在南开中学的国文老师深有同慨，评论道：“凡作文必有一段不可磨灭之识，始能不朽。若拾人牙慧，不越宿而腐矣。”并称赞周恩来能将老、赫二氏“救世之心，曲曲传出，识见迥不犹人”。旅日期间，周恩来在日记中写道：“我但期望我的‘思'、‘学'、‘行'三者，能顺着进化的轨道、自然的妙理去向前走。”将“自然的妙理”与“进化的轨道”并称，正是南开时期将老子的“生存常道”与赫胥黎的“天演竞争”并提的旨趣之延伸。
　　正因为早年便对老子哲学有过浓厚的兴趣和较深的研究，所以周恩来后来与人谈及老子哲学时也颇能驾轻就熟。1939年，他在故乡绍兴与《战旗》杂志社的曹天风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曹天风说：“道家思想对于革命、对于社会改造虽无用处，但对于个人修养却是有帮助的，能使自己过好'黄金关、权利关、美人关 '。”这时周恩来反问说：“道家最精彩的话是什么？”曹天风一时回答不上来，周恩来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大概是道家最精彩的话了吧？”从老子五千言中选出这十二字作为最精彩的话，显然是比较推求的结果。虽然周恩来在三十年代才讲这番话，但这个认识应当说在青年时代便形成了，因为“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正是道家自然主义宇宙观和人生观最为典型的表达。
　　《道德经》云：“万物作焉而不为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又说：“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这就是说，虽然“道”使万物产生、繁殖、成长、发育、结果、成熟，但又不据为己有，不恃为己功，不主宰他们。所谓“不有”、“不恃”、“不宰”，即“不以有为有”，不把有当做有。“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正因为有而不有，所以才有有，这就叫做“玄德”。老子在这里阐述的本来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宇宙观，但它却可以转化为一种崇高而智慧的人生观，周恩来正是这样做的。
　　谁都承认，周恩来有儒家和墨家那种积极入世、励志勤苦的精神，对世界、对人类有脱不开的情缘。他像他所推崇的诸葛亮那样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只要仔细寻味便可发现，周恩来又呈现出一种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的特点，他对名利得失的超然和淡泊，使他格外地能够忍受劳苦乃至屈辱，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光和热，给世界留下了深厚的遗爱。人们往往惊叹他做入世之事的专注和投入，却很少去考量在这种态度的背后还有何种精神底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最能传达出周恩来人生哲学的神韵和境界。他在青年时代就乐于为公众“服役”，但这种“服役”绝没有什么功利色彩，而几乎是出自道德上的“绝对命令”。
　　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周恩来的头脑中产生了共振效应，从而使他一步一步迈向人格的巅峰。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周恩来勤恳奉献，任劳任怨，即使在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也从未想过置身事外。他身居高位，但又不盛气凌人，提出“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追求管理上的“无我之境”，正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重要体现，而且也与道家所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相贯通。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发现，周恩来在谈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时，总是把聚光灯的焦点只对准毛泽东一人。他对任何宣传他个人的形式和内容都加以劝阻。江苏淮安县委多次提出，要以他的故居所在地办个纪念馆，他始终没有同意。周恩来对功劳缄口不言，但对错误却“公之于众”。他认为，“错误要逢人就讲，既可取得同志的监督和帮助，也可以给同志以借鉴”。1916年，有次他在上海与文艺界人士座谈时，有人提议他把自己丰富多彩的一生写成一本书，他笑了笑说：“如果我写书，就写我一生的错误，这可不是卢梭的《忏悔录》，而是让活着的人都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在党内，周恩来作检讨的次数恐怕是最多的，他动辄讲自己过去特别是民主革命时期的某些错误，以至陈毅后来都有了厌倦之感，说你那点事我们都知道了，用不着再说了。
　　有意思的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曾特意将《史记·汲黯郑庄列传》推荐给周恩来阅读。汲黯、郑庄为汉武帝时两位有名的宰辅，而且都服膺道家思想，习治黄老之术。也许是毛泽东赞佩汲黯、郑庄不谋私利，忠心为国的高尚品德，认为他们与周恩来的为人有某些内在的联系，所以才将他们的传记推荐给周恩来。 1973年3月26日5时，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凌晨读史记汲黯、郑庄列传及太史公曰云云，深有所感，愧未能及。”事实上，周恩来比起汲黯、郑庄来，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周恩来的人生充分体现了“不以有为有，因此才有有”的人生哲理和大无大有的辩证法。他一生公而忘私，又终不留言，死不留灰，属于那种事情做完，转身即走的人。他彻底回到了本真状态，但他的遗爱和精神又长留人间。
 来自:《书屋》二〇〇一年第七-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