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保姆，土保姆

施雁冰   文汇报2012-01-16第十一版 

　　初见那个保姆的时候，我心里有些嘀咕。明明是中国人，怎么取了个外国名字？西西莉！

　　“这是教名。”她补充说。都什么年代了？还信教！那是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刚解放不久，当时的人即使有宗教信仰，也大都不公开的。她虽然公开了，却没什么具体活动。只像身上有一股洋人的骚腥味，湿漉漉的撞来撞去。

　　西西莉的到来，让我家的餐桌变得洋气。传统的红烧肉、葱烤鲫鱼、茭白鳝丝逐步靠边。代之以红烧牛肉、白切牛肉、罗宋汤、蘑菇奶油浓汤。她的红烧牛肉一块块酱红铮亮。白切的呢，方方正正，没有赘肉，就像现在的方腿肉一样。那罗宋汤，一股番茄洋葱混杂的香味，堪与红房子西餐社媲美。我们夫妇俩吃得津津有味。不过，我们毕竟是中国人，日子久了，不免厌倦，要她烧些中国菜。她烧的中国菜也不错，可是常常作怪，排骨汤里放些洋葱，像她的名字一样，不伦不类。虽然多次提出，好了几天，依然故我。

　　渐渐地，我们发现，家里的开销涨了一倍。原来那些白切牛肉的边角料，她早在厨房里独自享用了。她还有什么花样，我也弄不清楚。每天上班下班够忙碌的。好在当时保姆工资很低，每月六元，加上吃住，是我个人收入的十分之一略多，能够承受。再说她还有别的优点，如把房间弄得很干净，还绿化一下，买了两盆橡树，放在窗台上。宽宽的绿叶，掩映在玻璃窗和窗纱之间，宁静幽雅。地板打蜡，也熟门熟路，不需要教的。

　　我的家在上海中心区，抗战胜利以前属法租界。里弄里一座座公寓内，住着一些外国人，最多的是白俄。解放后外国人次第回国，他们的中国保姆留了下来，西西莉就是其中一个。一二十年在外国人家庭里耳濡目染，要改也难，需要等待。我就是这样说服自己的。

　　有一次，我和丈夫一起外出开会，由于任务完成得快，就早回来一天。打开房门，一股餐馆的香味，桌上杯盘狼藉，有七八个人用餐的样子，不过人已走了。西西莉拿着揩布从厨房里走出来，很尴尬的样子，急着叮叮当当收拾碗筷，一边不断解释着，说乡下亲戚来，总要招待一下，饭菜钱是她掏腰包……这些话我也会编的。这样做实在是太出格了，她应该知道的。我不说，心里很烦。要不要考虑去留问题？还是教育一下？我犹豫着。

　　邻居隐约知道了这事。她告诉我已经有过多次了，都是那些做保姆的。以前不便说，现在既然已知道，顺便告诉你。一记重锤在耳边敲响。夫妇俩上班，早出晚归，把一个家托付给这样的人，尽管她有多少优点，无论如何是不安全的。我毅然决然辞退了她。

　　又走上漫漫找保姆之路。

　　那时经济水平很低。人的寿命也不如现在长，需要服侍的老人不多。大多数人家不用保姆，所以没有保姆介绍所，都是托人从乡下找来，有时还得付来回川资。

　　我不谙家务，业余时间需要读些书写点文章，还是得请保姆。保姆帮了我很多忙，也让我受了不少气。一个个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新的。周而复始。随着时间流逝，保姆工资也在涨，缓缓的，到80年代初大约每月18到20元。

　　王玲娣阿姨就是这个时候到我家的。

　　她像一只小种母鸡，灵活地转来转去，嘴巴不停地说话，多半属于自说自话，津津有味。有时也对我们说。例如我的儿子很顽皮，必须经常教育，她就说：你儿子像只闹钟，要天天开。无独有偶，楼上人家的一个男孩也很调皮，她叹口气说：“唉，他们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我有时要请她做些事，布置得不是时候，她就嘀咕：“你烦来！一会儿鸡窝一会儿鸭窝！”她的话生动、形象，有时很发噱，我想生气也生不出来，反倒让她逗乐了。

　　有一次，她对我说起正经的事：“我的种子（指儿子）不错，就是家里有只跷脚的鹅不好。”“跷脚鹅”指她儿媳。接着叽叽咕咕有声有色数落起来。末了又叹口气，重重地说：“迭种样式（这副腔调）！”婆媳关系紧张，是她来上海帮人的原因。儿子一表人才，常常来我家看望她。初时带些农产品，不久就送塑料制品，茶盘、镜箱，蛮精致的。他开社办工厂了。根据我的经验，王玲娣阿姨中年守寡，婆媳不和，小辈不需她照顾，这种家庭出来的人不恋家，能长做的。于是放心。

　　不过，她来了以后，我常常不能准时吃早饭。平时七时早饭，七时半出门。一天，七时到了，她才拎着菜篮子回来，叽叽咕咕：“排是排得来，一块豆腐排了半个小时。迭种样式！”我只得重申，小菜可以迟些买，上班要紧，七时半不出门，会迟到的。她有些诧异：“昨天也是买菜回来才烧早饭的！”哎呀，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

　　饿着肚子走出家门，太阳热辣辣地照下来，路边，大饼豆浆店门口传出焦扑扑的香味，排队等着的人不断地拭汗，我失落地张望一下，奔向公交车站。啊，烦恼人生！

　　烦恼还在后面。我发现家里的东西多了起来，用布扎成一包一包的，放在床底下和阳台角落。里面都是各种各样的碎布片、布条，有的上面还沾着菜叶，脏兮兮。是她从垃圾桶拾来，准备卖到废品收购站的。这种东西日久会发霉、长虫，怎么能放在家里？我劝她丢掉，她舍不得，说：“我们乡下这种布可以铺鞋底的。”换一种方式，我说：“那么加你两元钱吧！”她很廉洁似的，拼命摇手：“不作兴的，不作兴的，已经22元一个月了。”

　　她做了让步，把布包一个个转移到楼道里，挂在一根竹竿上。换汤不换药，这当然引起邻居的反对。于是她又转移到自行车棚，像做地下工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够可怜的。我只能眼开眼闭了。

　　经过近八年的磨合，我们慢慢地彼此适应。我把她的叽咕当音乐听。她把我的唠叨当作姐妹的呢喃。和平共处。

　　她的儿子还是常常来，彬彬有礼，只送东西，不吃便饭。后来有好几次娘儿俩避着我嘁嘁喳喳说话。我惊奇地发现，儿子走后，她眼眶里含着泪水。起初我以为她家里出了什么事，接连几次以后，做了深一步的思考：家里能有什么事使她伤心呢？儿子是她的一切。儿子好好的，就是幸福。思想转了个弯，一团不祥的疑云升了上来。我准备着彼此之间将会发生什么。

　　终于有一天，她儿子跟我摊牌了，第一句话是这样的：“施同志，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原来是他当了社办工厂厂长，生意日渐兴隆，舆论就跟着来了。说儿子这么有钱，还叫娘到外面帮人家，太不孝了……

　　我和阿姨都不忍让他顶“不孝”的罪名。在乡下，那种日子是不好过的。磨磨蹭蹭，留她过了春节。告别的时候，我们眼眶里都汪着泪水。

　　一辆三吨的姜黄色小卡车接走了她，也结束了老保姆的时代。

　　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了保姆介绍所，除住家保姆外还有钟点工。农村里，过去要种田，中老年妇女不适合做农活的，才出来做佣人。现在倒了过来，老保姆消失，清一色年轻人。经济发达了，年轻人进城务工，留下中老年妇女在家看孩子。用保姆、钟点工的人家多了起来，工资也逐年水涨船高。现在请一个住家保姆，每月至少2000到2500元，外加吃住费用，比城里低收入者的工资还高。

　　于是，我用不起保姆了。很多人叹息，也无可奈何。发达国家的百姓不是也用不起保姆吗？这是城乡差别缩小、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不可逆转。

　　洋保姆，土保姆。老保姆，小保姆。保姆的变化，印证着时代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