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班按大小排序的教案:北京之堵：产业空心化和人口失控 企业逃离北京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30 11:13:58
2010-12-13 14:51:41 福布斯中文网 共有评论1条 进入理财大学
今年40 岁的冒光灿决定将自己在中关村科技园经营了9 年的“快乐米科技”搬到无锡去。
这家在全国拥有300 多名员工、年营业额过两亿的公司，是中国著名的数字音乐渠道商和最大的iPhone 手机游戏及应用软件开发商。搬迁也许将耗时3-5 年，且无可避免将导致员工流失，但冒光灿依然去意已决。“我对北京的政府部门实在彻底失望。在这里我们不仅享受不到任何政策扶持，每年因政府部门的官僚、效率低下带来的成本还高达百万元以上。”他说。今年初冒光灿第一次赴南京、无锡和杭州等地考察，即为南方政府公务员们大相径庭的工作风貌深受触动。“打动我的其实不是更优厚的政策，而是态度。平等务实的作风，为企业服务的风气，已经深深贯彻到这些城市绝大多数官员的脑子里。他们对你的方式让你根本不觉得是在跟政府打交道。”冒的老家大连市对软件业的支持也十分突出，但他还是更愿“南飞”。他的搬迁想法也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投资方韩国好丽友集团的支持。
逃离北京
快乐米的“南飞”并非特例。实际上，在2005 年1 月国务院对北京的定位进行了最新界定，再次明确了其作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定位，去掉了一直以来的“经济中心”之后，很多北京企业开始将总部的重新选址提上议事日程。2007年7 月，清华紫光软件宣布搬迁到无锡，成为第一家将总部迁出中关村的著名软件企业。紫光软件总裁王依群的想法是，既然北京不是中国的经济中心，考虑未来的发展资源肯定会有一部分企业要转出北京，晚走还不如早走。当时闻风前来“挖角”的还有南京、苏州、西安、常州等城市，经过近一年的比较后紫光因为“动作最快、政府支持最实际”最终选择了无锡。搬迁成为紫光软件成功“二次创业”的起点，依托苏锡常广阔的企业市场，紫光软件的业务领域得以从此前的政府信息化拓展到了企业软件，年营业额也从2007 年的1.1 亿元激增至2009 年的4.3 亿元，成为无锡最大的软件企业。
随着深圳、大连、西安、南京、无锡等地在高科技领域崛起势头的不断上扬，中关村科技园（包括海淀、昌平、丰台三园区）作为中国高科技创新中心的领导优势正在逐步丧失。北京科学技术委员会2009 年3 月的一项调研显示，北京高新技术发展正面临着政策优势趋于弱化等突出困难。近几年中关村土地价格、人力资源成本持续上升，尤其在实施企业新税法后，北京2008 年前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不再享有“三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也不能享受“五加一”地区“二免三减半”政策，中关村园区吸引力正不断减弱，企业外迁现象明显增多。很多企业反映，北京审批项目成本高、速度慢，同样一座研发大楼，在湖北省园区内仅用28 天，而北京却要280 天甚至更长；一些城市比如南京提供给高新企业的土地价格十分优惠，吸引了很多北京企业“南飞”。
空心化加高成本
经过多年努力，北京已经成功地将产业结构主体升级为以高科技、金融和总部经济为三大支柱的高端服务业。2009 年北京三大产业比值是1:23.2:75.8（2008 年上海三大产业比值为0.8:45.5:54.7，深圳为0.1:48.9:51），第三产业比重位居全国第一，这一直让北京市颇为自豪。但北京产业结构超乎寻常的提升引来了学者担忧，“北京正面临产业空心化的危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助理张辉说，“北京三产比重是二产的3 倍还多。而工业是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总部经济和高科技对第二产业的依赖相对较小，但物流中心和金融中心中核心的生产性服务业务绝对是跟着工业中心走的。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在缺乏二产支撑的情况下，北京三产的高速增长到底还能维持多久？”张辉最近刚刚完成一项关于北京市产业结构高度演化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显示，北京2006 年完成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工业化指数为1.2，但产业结构高度却跟已进入现代化阶段的东京差不多，而东京的工业化指数却是北京的10 倍。“这种超常跨越是令人质疑的。经济规律已无数次地证明，所有超越经济发展阶段的跨越，都会在中长期产生很强的负面影响。”张辉说。北京如不重视产业空心化和结构超常的问题，北京着意打造的高端服务业的企业流失可能会愈发严重。
北京第二产业比例的急剧降低，与北京对中心城区进行人口和产业的“有机疏散”关系密切。自1985 年到现在北京已从四环内搬走了近千家工业企业。其中光迁到唐山曹妃甸的首钢一家，生产总值就一度占到了北京市GDP 的60% 以上。但是，外迁工业置换出的大量黄金地带，却大多没有进行有统筹的高附加值产业的开发和引进，而是用于地产开发。比如，国贸南边的原第一机床厂被建成了商业综合体“银泰世贸中心”，国贸东边的原北京夜光杯葡萄酒厂也变成“北京金地国际花园”，这些楼盘从建成到现在都处于高空租率状态。搬迁工业“退二”后却没有很好实现“进三”目标，反而加速了中心城区的地价和办公、生活成本飞涨，令创新型企业不敢驻足。
1949 年到1980 年，北京花30 年将自己打造成为“经济中心”，此后又用了30 年，要“去”掉这个“经济中心”。受“经济中心后遗症”——大城市病，以及“去经济中心后遗症”——产业空心化交困的北京，走到了其成为首都以来最重大的十字路口。
“天安门城楼望出去，一片工厂”
北京变成“经济中心”，“完全是靠行政手段创造了一个奇迹”，秦皇岛教育学院调研员王霄评价说。曾在河北秦皇岛市市委任职多年的王霄，对北京市城市定位和人口控制有诸多关注。建国初北京仅有人口200 万，是一个典型的消费型城市，基本没有工业基础，上百人的企业只有几十家，且多为手工业。为夯实首都的经济基础，北京市提出“要把首都建设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现代化工业城市”。1958 年在《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则进一步明确提出：“北京是我国的政治中心、文化教育中心、科学技术中心和经济中心。”其中“经济中心”的概念，本质上是把北京定位于“工业中心”。由此展开了对北京城的第一次重造，即“从消费型城市变为生产型城市”。此外在城市空间规划上，北京否定了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提出的“多中心、在旧城外另建新区发展”的方案，而采纳了苏联专家的“单中心、围绕旧城进行建设”的方案，这就是北京备受诟病的“摊大饼”发展模式的起点，也是日后陷入难以遏制的“越摊越大”状态的根源。
到1979 年，30 年间北京工业总产值占三大产业总值的比例由几乎为零一举提高到了63.7%，超过了老工业基地上海和天津，仅次于沈阳居全国第二位，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中心”，实现了毛主席当年“从天安门城楼望出去全是工厂”的心愿: 按1983 年统计，方圆87 平方公里的旧城内聚集了1,020 家工业企业，平均每平方公里11.7 家；中心4 个城区有3 个工业用地超过50%。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巨量人流，中央规定“北京什么时候都不能超过1,000 万”的人口极限在1986 年就被打破。
事实上，早在1980 年，中央就明确指示北京“不是一定要成为经济中心”，此后又多次书面强调，并明确提出两大战略调整措施：第一，北京要“控制工业建设规模，今后不再发展重工业”；其次，要“从京津冀区域经济与社会的整体发展考虑北京的产业和人口转移”。在1982 年版及以后的北京城市发展总规划中，也没再提及“经济中心”定位。“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北京市的发展偏离了中央设定的目标。具体说，就是不恰当地紧抓经济中心不放。”王霄说。北京市的各级会议上经常听到“不是经济中心，但仍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论调，北京的工业反而呈现加速发展态势。原因是1990 年中央开始推行分税制改革后，北京难有余力对其主要财政来源的工业进行调整。
北京下决心疏散产业、优化和引导城市结构的重大转机，出现在2000 年北京申奥成功后。成功申奥不仅为北京带来了“绿色奥运”的目标，还为北京带来了每年700 多亿的基础设施投入。有了这笔巨资，北京才有可能腾出手来纠正工业化期间的城市布局错误，而不是继续依赖工业化获得城市升级资金。北京开始落实大规模、成批量的工业企业向郊区和河北搬迁计划，到2005 年北京四环内工业用地比例终于降到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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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0 岁的冒光灿决定将自己在中关村科技园经营了9 年的“快乐米科技”搬到无锡去。
这家在全国拥有300 多名员工、年营业额过两亿的公司，是中国著名的数字音乐渠道商和最大的iPhone 手机游戏及应用软件开发商。搬迁也许将耗时3-5 年，且无可避免将导致员工流失，但冒光灿依然去意已决。“我对北京的政府部门实在彻底失望。在这里我们不仅享受不到任何政策扶持，每年因政府部门的官僚、效率低下带来的成本还高达百万元以上。”他说。今年初冒光灿第一次赴南京、无锡和杭州等地考察，即为南方政府公务员们大相径庭的工作风貌深受触动。“打动我的其实不是更优厚的政策，而是态度。平等务实的作风，为企业服务的风气，已经深深贯彻到这些城市绝大多数官员的脑子里。他们对你的方式让你根本不觉得是在跟政府打交道。”冒的老家大连市对软件业的支持也十分突出，但他还是更愿“南飞”。他的搬迁想法也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投资方韩国好丽友集团的支持。
逃离北京
快乐米的“南飞”并非特例。实际上，在2005 年1 月国务院对北京的定位进行了最新界定，再次明确了其作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定位，去掉了一直以来的“经济中心”之后，很多北京企业开始将总部的重新选址提上议事日程。2007年7 月，清华紫光软件宣布搬迁到无锡，成为第一家将总部迁出中关村的著名软件企业。紫光软件总裁王依群的想法是，既然北京不是中国的经济中心，考虑未来的发展资源肯定会有一部分企业要转出北京，晚走还不如早走。当时闻风前来“挖角”的还有南京、苏州、西安、常州等城市，经过近一年的比较后紫光因为“动作最快、政府支持最实际”最终选择了无锡。搬迁成为紫光软件成功“二次创业”的起点，依托苏锡常广阔的企业市场，紫光软件的业务领域得以从此前的政府信息化拓展到了企业软件，年营业额也从2007 年的1.1 亿元激增至2009 年的4.3 亿元，成为无锡最大的软件企业。
随着深圳、大连、西安、南京、无锡等地在高科技领域崛起势头的不断上扬，中关村科技园（包括海淀、昌平、丰台三园区）作为中国高科技创新中心的领导优势正在逐步丧失。北京科学技术委员会2009 年3 月的一项调研显示，北京高新技术发展正面临着政策优势趋于弱化等突出困难。近几年中关村土地价格、人力资源成本持续上升，尤其在实施企业新税法后，北京2008 年前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不再享有“三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也不能享受“五加一”地区“二免三减半”政策，中关村园区吸引力正不断减弱，企业外迁现象明显增多。很多企业反映，北京审批项目成本高、速度慢，同样一座研发大楼，在湖北省园区内仅用28 天，而北京却要280 天甚至更长；一些城市比如南京提供给高新企业的土地价格十分优惠，吸引了很多北京企业“南飞”。
空心化加高成本
经过多年努力，北京已经成功地将产业结构主体升级为以高科技、金融和总部经济为三大支柱的高端服务业。2009 年北京三大产业比值是1:23.2:75.8（2008 年上海三大产业比值为0.8:45.5:54.7，深圳为0.1:48.9:51），第三产业比重位居全国第一，这一直让北京市颇为自豪。但北京产业结构超乎寻常的提升引来了学者担忧，“北京正面临产业空心化的危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助理张辉说，“北京三产比重是二产的3 倍还多。而工业是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总部经济和高科技对第二产业的依赖相对较小，但物流中心和金融中心中核心的生产性服务业务绝对是跟着工业中心走的。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在缺乏二产支撑的情况下，北京三产的高速增长到底还能维持多久？”张辉最近刚刚完成一项关于北京市产业结构高度演化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显示，北京2006 年完成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工业化指数为1.2，但产业结构高度却跟已进入现代化阶段的东京差不多，而东京的工业化指数却是北京的10 倍。“这种超常跨越是令人质疑的。经济规律已无数次地证明，所有超越经济发展阶段的跨越，都会在中长期产生很强的负面影响。”张辉说。北京如不重视产业空心化和结构超常的问题，北京着意打造的高端服务业的企业流失可能会愈发严重。
北京第二产业比例的急剧降低，与北京对中心城区进行人口和产业的“有机疏散”关系密切。自1985 年到现在北京已从四环内搬走了近千家工业企业。其中光迁到唐山曹妃甸的首钢一家，生产总值就一度占到了北京市GDP 的60% 以上。但是，外迁工业置换出的大量黄金地带，却大多没有进行有统筹的高附加值产业的开发和引进，而是用于地产开发。比如，国贸南边的原第一机床厂被建成了商业综合体“银泰世贸中心”，国贸东边的原北京夜光杯葡萄酒厂也变成“北京金地国际花园”，这些楼盘从建成到现在都处于高空租率状态。搬迁工业“退二”后却没有很好实现“进三”目标，反而加速了中心城区的地价和办公、生活成本飞涨，令创新型企业不敢驻足。
1949 年到1980 年，北京花30 年将自己打造成为“经济中心”，此后又用了30 年，要“去”掉这个“经济中心”。受“经济中心后遗症”——大城市病，以及“去经济中心后遗症”——产业空心化交困的北京，走到了其成为首都以来最重大的十字路口。
“天安门城楼望出去，一片工厂”
北京变成“经济中心”，“完全是靠行政手段创造了一个奇迹”，秦皇岛教育学院调研员王霄评价说。曾在河北秦皇岛市市委任职多年的王霄，对北京市城市定位和人口控制有诸多关注。建国初北京仅有人口200 万，是一个典型的消费型城市，基本没有工业基础，上百人的企业只有几十家，且多为手工业。为夯实首都的经济基础，北京市提出“要把首都建设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现代化工业城市”。1958 年在《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则进一步明确提出：“北京是我国的政治中心、文化教育中心、科学技术中心和经济中心。”其中“经济中心”的概念，本质上是把北京定位于“工业中心”。由此展开了对北京城的第一次重造，即“从消费型城市变为生产型城市”。此外在城市空间规划上，北京否定了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提出的“多中心、在旧城外另建新区发展”的方案，而采纳了苏联专家的“单中心、围绕旧城进行建设”的方案，这就是北京备受诟病的“摊大饼”发展模式的起点，也是日后陷入难以遏制的“越摊越大”状态的根源。
到1979 年，30 年间北京工业总产值占三大产业总值的比例由几乎为零一举提高到了63.7%，超过了老工业基地上海和天津，仅次于沈阳居全国第二位，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中心”，实现了毛主席当年“从天安门城楼望出去全是工厂”的心愿: 按1983 年统计，方圆87 平方公里的旧城内聚集了1,020 家工业企业，平均每平方公里11.7 家；中心4 个城区有3 个工业用地超过50%。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巨量人流，中央规定“北京什么时候都不能超过1,000 万”的人口极限在1986 年就被打破。
事实上，早在1980 年，中央就明确指示北京“不是一定要成为经济中心”，此后又多次书面强调，并明确提出两大战略调整措施：第一，北京要“控制工业建设规模，今后不再发展重工业”；其次，要“从京津冀区域经济与社会的整体发展考虑北京的产业和人口转移”。在1982 年版及以后的北京城市发展总规划中，也没再提及“经济中心”定位。“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北京市的发展偏离了中央设定的目标。具体说，就是不恰当地紧抓经济中心不放。”王霄说。北京市的各级会议上经常听到“不是经济中心，但仍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论调，北京的工业反而呈现加速发展态势。原因是1990 年中央开始推行分税制改革后，北京难有余力对其主要财政来源的工业进行调整。
北京下决心疏散产业、优化和引导城市结构的重大转机，出现在2000 年北京申奥成功后。成功申奥不仅为北京带来了“绿色奥运”的目标，还为北京带来了每年700 多亿的基础设施投入。有了这笔巨资，北京才有可能腾出手来纠正工业化期间的城市布局错误，而不是继续依赖工业化获得城市升级资金。北京开始落实大规模、成批量的工业企业向郊区和河北搬迁计划，到2005 年北京四环内工业用地比例终于降到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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