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性教育：从无知压抑到反叛放纵

[导读]从1990年代开始，多元化的性观念和性行为接踵而来，各种性观念以各种面貌出现，有时是时尚、有时是反叛、有时是放纵、有时是自由与权利的彰显、有时是价值的虚无、有时是守旧与腐朽……

1978-1989 春风解冻

告别30年的蒙昧时期后，80年代最初那几年，每一次身体化的凸显，都能引来轩然大波。

1979年，《大众电影》用法国影片《水晶鞋与玫瑰花》中一张男女主角的接吻照片作封底，引起轩然大波，一位读者来信愤怒质问：“他们在干什么？”一场全国性的大争论由此爆发。次年的《庐山恋》，让人们知道了该如何接吻。而首都机场的裸体壁画，也冲击着人们的视线，引发了价值观的震荡。

在80年代初，“流氓”这个词很大程度指代着自由化的倾向，如穿紧身喇叭裤、运动戴蛤蟆镜。到了1983年，全面启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那时候，晚上两个青年男女在一起走路，也要遭受警察的盘问。这一年，艺人迟志强因男女私自聚会，获流氓罪入狱——后来，他的《铁窗泪》在90代风靡一时，感染着不明真相的下一代。

与此同时，被中断的性教育也小心翼翼地探出脑袋。1980年第1期的《科学画报》刊登了北京协和医院郎景和医生的《新婚性卫生》一文，江西胡廷溢医生编著的《性知识漫谈》出版。同一年，王文彬等编著的《性的知识》再版，发行总数达560万册，盗版更是无数。这些专家以讲座的形式进入学校，零散地对学生进行性教育。

在80年代初期的社会氛围中，有两件事为性知识理直气壮地传播提供了定心丸：新《婚姻法》的颁布和独生子女政策。邓明昱认为，前者公民离婚自由的权利，感情(包括性和谐)因素被置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后者使避孕和流产在中国合法化，并冲击了性的“唯生殖论”以及传统性道德，性的目的也随之从生儿育女过渡到“性的快乐主义”，有没有快乐而不是有没有子女，开始成为夫妻衡量自己的婚姻质量重要标准。

潘绥铭认为，政策性的需要客观上推进了性观念和性教育的进步，计划生育宣传手册的性知识，成了青少年获取教育的重要渠道。

在学校里，中断的青春期教育又回归正轨。1979年底，教育部、卫生部联合印发的《中小学卫生工作的暂行规定》中，第一次以政府形式提出，“要加强青春期卫生教育。”次年，高中开设了《人口教育》课程。

成长于“文革”末期的李瑞香，在冷清的城市里没有接触过任何性知识，直到1981年上了大学，才真正接触到“性”、“性病”这样的字眼。那时在宿舍里，晚上熄灯后，来自农村的女生们开始讲村里男女的事情，流产、扒灰……一些词语李瑞香怎么也听不明白，同学们就一阵哄笑，说“城里人懂得真少……”《少女之心》这时也传播到大学来了，李瑞香和她的同学们战战兢兢地传阅着——“那是严格意义上的黄书，不能被发现的，不然毕业时就把你分配到偏远地方去。”

而此时，出版人张立宪还是一名初中生，他在文章中这样回忆那时的生理卫生课，“至今我还记得《生理卫生》课中‘如何防止青少年手淫、遗精’这道题的标准答案：一。树立远大理想，把精力都放在学业上；二。不要睡得太早；三。穿宽松的内裤；四。不接触不良读物。一边背诵着标准答案，一边背叛着标准答案，这就是我们如履薄冰的青春期。”

1985年在性教育上，是突破的一年。这一年的文化焦点是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第一次大胆地在当代严肃文学中描写了性，启蒙了一大拨年轻人。同年，从西方引进的“性学”书籍和文章开始在国内公开出版。阮芳斌主编的《性知识手册》出版，是当时的破禁之作。

同一年，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达临在上海举办中国第一次性教育讲习班，邀请了全国18个地区的教育和计生人员来参加，进行半个月的培训。“他们来之前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性教育课堂到底讲什么，那些人都是单位派来的，听完后几乎每个人都对这个教育产生浓厚的兴趣，觉得这个太有用了。这些人回到单位后，都成为我们最初实施性教育的骨干。”刘达临回忆道。

此外，上海市教育局还确定了98所中学为第一拔扩大试点的单位，并组织人员编写实验教材。1986年开始在初中一年级开设《青春期常识》选修课，每学期5-6课时。上海社科院姚佩宽主编的《青春期教育》，成了上海教委的指定教材，也是全国第一本性教育教材。刘达临回忆，当时内容涉及了生理和心理常识，以及基本的性知识。

试点两年后，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在中学开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该通知的发布，标志着性教育被正式纳入我国中学教育的内容。

整个80年代，学校性教育正努力追上社会的步伐。走在时代之前的学生，为数不多，张立宪是其中一个。在录像机仍是高级奢侈品、毛片进入大陆仍曲折艰难的年代，大学生张立宪已经有了观摩的经验。

事后，他如是总结——我们的父母们啊，在不被了解的另一面，在上班不在家的另一段，知道你们的家中有什么在上演吗？是未来的主人翁在黑暗中摸索出来的性成熟。我们总是习惯于将毛片视为洪水猛兽毒品毒药，个中缘由恐怕并不是认定中国人民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抵抗力弱，而是一种惯性思维使然。经常会看到一些文章，提到黄色录像黄色小说毒害了多少人、人们啊你要警惕之类，往往还有具体的事例来佐证，比如采访劳教所监狱，罪犯中有百分之多少的人痛诉是看了黄色东西才走上犯罪道路的。我认为这样的统计方法是错误的，不应该看犯罪的人中有多少是看了黄东西，而应该计算看了黄东西的人中有多少犯了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