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逖和刘琨的官职:好的故事烂一筐

　　笔者少年家贫，比现在更年轻的那会子，为筹学费计，每逢寒暑假，总找点事情做做，打打零工或者给人替班。1998年寒假，利用春节机会，我的工作是跟着族叔跑江湖。先父已故，我提笔道此事，绝非怨怼家贫之意——父亲并不一定缺我那几百块，都是我主动要干的——而意欲说说一段真实经历：

　　话说跑江湖这事，做起来一定不像说起来那么激动人心，绝非武侠小说里描述的那回事。我们走镇过集，贩卖一点东西，却采取了“江湖”的办法。这种办法，是江湖式的买卖。想说非常具体有点复杂，简而言之就是“忽悠”。我们推销一种镀金的项链(除了是假的之外，漂亮倒挺漂亮)，成本两三块钱，但要以十五块的价格推出去。那时的人们虽不如现在这么富有，但都在高唱着走进新时代，大多佩戴真金白银，显然。很少有人对我们的水货感兴趣的。要牟利，必须启用“忽悠”机制。

　　整个机制是这样的，一个人充当推销员，在地上摆上一组数列组合，每一个组合上放上免费商品，小到锅碗瓢盆，大到随身听之类小家电，只有一个位置上放着项链。推销员从港台腔说，我们来自广州，抽奖推销优质项链产品，凡抽中其他者一律免费，抽中价值五十块项链者十五块优惠。此等话一出，好小利的人们自然趋之若鹜。老实说，要是我不明就里，我也会凑热闹的。围观凑热闹归凑热闹，人不是天生的脑残，自然有疑惑。这时，需要几个“托”，故意凑上来跟推销员打诨插科，多抽中奖品，少抽中项链，打消人们疑虑，从而惹得大家跃跃欲试……

　　严格说来，这是一个灰色商业组织。很惭愧，我当年我跟着族叔在这个小组织里混事，干了一个寒假，有时跑腿运货，有时当托。从内心讲，跑江湖这种事情对于当时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来说，不完全是被逼无奈，也是一种挺有意思的，关键还能挣到钱。

　　我和韩寒都是1982年出生的。算来，那年正是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那年。不同的是，韩寒通过新概念成了“天才少年”。同为高中生的我，还在遥远的苏北乡村世界跑江湖。不过，我并未因此和文化隔绝：当时，我内看诸如《丰乳肥臀》、《羊的门》、《废都》、《白鹿原》等，外看《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顺带看看诸如柏拉图《理想国》、《资治通鉴》、还有商务印书馆系列的书。其中，映像最为深刻的，是看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看得那个热泪盈眶，跟女生看琼瑶似的。那时候的乡村是盗版书的天下，很多小贩摆着一地的大部头盗版书招揽书虫。于是，我把身上脂肪省下来，攒钱买了一床盗版的名著——总之，若要说“文学”和“青春”二字，我想，我的感慨要比韩同学多一点。当时，我们是无从得知“新概念”的。就算有，也没觉得这个作文大赛跟我们有何干系。

　　光阴回转，当年我等啃哧啃哧地读书，像农民工一样忍受应试教育的残酷，看着若干同学被压力整成了神经衰弱和错乱也无怨无悔。我是这样自己提醒自己的，要想不再继续跑江湖，高考似乎是条很公平的路，饱含着改变命运一线希望。尽管当时的我也是个有叛逆倾向的青年，热爱文学，但既不文艺，也不奢望自己当个作家什么的。后来，算是侥幸，考上了一所大学，到城市立足，干过不少的工作，能养活自己和家人。

　　就文学创作而言，我个人比韩寒开赛车还要自信。这不值得吹嘘，因为我当年是从法律专业被调剂到中文专业的，起码是学这个的。中文是冷专业，似乎专门为调剂我们这些乡村中学毕业生而设的。但进去之后，我非常开心。因为蓦然间，我像乔布斯先生所说的那样，“听到了内心的召唤”，并“听从了内心的召唤”。于是十多年来，我一直投身到现在的状态中：读书，思考和写作。

　　中文系从不宣称自己培养作家，因此在很多人的逻辑里头，只要会写字出了点名，就可以尽情嘲笑中文系。对之，我无话可说，只期望自己写点东西无愧于“中文”二字。通过海量阅读与学习，我起码知道文学的来龙去脉，知道什么样的中文叫做好，怎样才能做到好——总之，常识还是有的。进入中文系后，我写过几百万字的话剧剧本、诗歌、散文随笔、小说、文艺评论，也做作专案的文学作品及理论研究，基于“好”的常识，从练笔开始到发表，写过好作品，也写臭过，但越写越有信心写好。

　　就小说这一块，我写过几十中短篇，两部长篇，也出版一部中短篇小说集《一场世界性争论》。我的长篇处女作《晦暗交叠》受俄国作家布尔加科夫《大师与玛格丽特》的启发，写过西方赫赫有名的魔王“路西法”化名“路修罗”，因为好奇东方的历史文化，来到中国旅行的经历，有点魔幻现实与结构主义的味道。作为23岁时的作品，我传达了不少愤青化的抗议。第二部长篇《红结忆》从构思到写成花了十年，主要是走了一遭《红楼梦》，写了二十五回古典文学，达成了现代小说的种种趣味。作为28岁时作品，它所做的探讨，让我觉得无愧于青春一场了。两部作品，百度都可以找到，作为一种证据，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翻翻。当然，焦虑还是有的，那就是我没有跳出原典，另辟我的独立天地——还好，这件事有时间去弥补，可以交给而立之后的光阴去努力。

　　从我的创作经历来看，这些作品有些陆陆续续达不到发表水平，有些陆陆续续发表，更多有些陆陆续续达到水平人家不让发表——因为有一拨管着发表的人会问，你这么写居心何在?这种本体性的质问，我实在答不上来，或许鬼知道;另外有一波做着发表生意的人会问，你这么写，我卖给谁?这种更欠头脑的质问，我也实在答不上来，或许上帝知道。我对热爱小说艺术的读者信心还是有的，他们的眼光让《红楼梦》、《尤利西斯》、《百年孤独》都经久不衰，我不怕。唯一值得忧心的是，我能否一天一天，一点一点写到那么好。中国每年出的小说虽多，但值得一阅的并不多……

　　现在，我还从小说本身说起。在我看来，韩寒的小说，起码的及格水平的没有做到——不知其他读小说的是否与我同感。但这不是说韩寒这人天生缺少这根筋，而实在是功夫没到位，从文字到结构到思想。把一系列比《知音》或者《故事会》还不严谨的故事，拉成长篇，这不是小说艺术，从纯娱乐角度，也没有金庸的作品有看头——如果是女生，也可以类比琼瑶看看。有人会认为我是妒忌心作怪，我不一定非要澄清清楚。在前文，我之所离题万里亮出我的创作，就是表明，我的自知自信还是有的。名利虽好，但我成年了，能很好养活自己，对名利有自己的看法，人到三十，早已没有那么股急哄哄想出名趁早、发财要大的心态了。

　　最近韩寒饱受质疑，我开始也觉得有问题，觉得只是一个个人领域内的小政治与资本炒作的问题，写了篇文化批评《权力时代的资本说客》。由于文章说得太高耸入云了一点，了然者甚少，为了避妒忌生怨的嫌，我只是现象性地反思了一下。实事求是地讲，在这事情上，我其实也犯了马虎眼。后来，顺着诸多质疑者的思路，把人家指示的那些资料(文章和采访视频)查阅了个遍，心中更一目了然——先退一步讲，韩寒本人要自证“非代笔”的清白，实在太容易了：他只要像我在前文所做的那样，写一篇长文，谈谈自己每部作品的写作思路、立意、构思、心境与体味，我想，很多有头脑的人会无话可说。

　　因为太反常，他一直在赌咒发誓悬赏诉讼。故而，在此我先不说判断，先说一些好的故事和启发：

　　第一个故事就是我在开头所讲的经历。现在看来，我当年跑的那个江湖，跟上海滩上“新概念”的文学江湖相比，实在太小巫见大巫了。不同的是，当年“新概念”所推销的是“文学天才”，围观者甚多，中彩者甚少。不管大家是否认同，“天才”这根镀金项链就这样卖给大家了。这种事情本身太过于非理性了一点，简直有点不可思议。那么多的知名学者专家，被拉来当托，吆喝得差点就像真的，赢到最后的是韩同学。整个故事原来是场警匪片，所讲述的就是一次江湖游戏，对现代社会规则的无间道。所有文明社会赖以维系的公信、公允、公平、公开等，都躺在地窖里中了枪。

　　直到现在，我们发现这个江湖故事的根本趣味在于，当年参加竞赛的文字，根本不是他写出来的，连镀金项链都算不上。这简直是诈骗。韩寒到底是否有写作才能?这点还是有的。我能想象，很多文字他拿出了一点底子，包括他的小说，至少框架都是他设想的。剩下的事情怎么弄，大家去猜吧。总之，韩寒的才力，全用在一些讥议和非正路上了，而他的努力劲则都用在了开赛车上了。从我进入城市工作以来，所接触的诸多“一代”与“二代”之间的故事明白地告诉我，曹老先生所谓的“假作真时真亦假”，是中国一大特色。我们知道，从真命题出发能推导出真判断，而从一个假的前提出发，什么都能推导出来。从假天才出发，我们推导了无所不能“韩寒神话”：囊子里是个大草包，外面金光闪闪，无所不能。

　　常识是这样：一个天才想要做到细致精密、富有才情和思想的艺术表达，没有长期潜心的修为，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笔者也是个好玩的人，会的东西不少，能整点国画、弄几种乐器、打各种球类，凡是棋类的飞行棋、斗兽棋到围棋都好。有阵子还迷昆曲，下了班就找有回声的空屋子，三迷五倒学唱张继青的杜丽娘。此外，我也会开车。不过，我肯定不是任何这些方面的高手，不会跟张继青或者舒马赫叫板。谁这么说我，我一定以为他是在故意羞辱我——总之，只要基于理性的思考，这点常识一说就懂。

　　众所周知，即使文艺类的事业貌似感性，但绝不可缺少理性的头脑。作为一个老实巴交写小说的，我发觉自己面对韩寒，就像当年王小波先生面对大气功师或者特异功能者，有种被打鸡血的荒谬感。因为韩寒和其粉丝的关系完全是信则灵、不信则不灵的关系——说到王小波先生，我自然想到他曾讲过另外一个故事，故事是这样的：

　　一个搞自然哲学的人，某一天，通过自己的顿悟认为发现了一个惊天的物理奥秘。所有搞自然哲学研究的人，必须要知晓相关的物理学和数学知识，所以有所发现也是正常。他召集了很多听众，大讲所现，众人无不佩服，因为无人知晓他的对错。一个物理学家慕名前来，抽着烟斗，也听其报告，听到了一半，这位先生就有数了，很绅士敲敲烟斗，起身道：“WORNG STORY!”

　　遗憾的是，在这个江湖大局里，唯一缺少的就是这位说“WORNG STORY”的先生。十四年过去了，可是比十年文革还要漫长的光阴。光阴里，这个局，做得更大更拽更牛气冲天：韩寒团队所练就的本领，熟练掌握了左手博客网络做广告(不仅是比喻，还真有广告，可想后面的资本力量)，右手用出版物提现。博客里的韩寒关心民生疾苦，损人无数，自动定位为了意见啦啦队长和娱乐风暴眼，依赖资本与传媒力量，吸引并制造大量围观粉丝。出版物中的韩寒，抵押博客世界里公共知识分子形象，隔离了任何批评的声音，甚至还有买书送金条之类的噱头——总令我想起当年的那根金项链。故事之外，更为要命的是，他的托还越来越多，囊括了最为广泛的公共知识界声音，以至于张鸣这样的学者说：“整个公共知识界都抵不上一个韩寒。”混混之大者，混国混民，面对这个故事，我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

　　今年终于有人说出那句“WORNG STORY”， 尽管韩寒和方舟子两人跟“文人”都搭不上边，若拿他们争论比类诸如鲁迅和梁实秋的论证，我且代两位先生想无地自容一下。但此次事件所涉及的公信问题，足以用一场公民强震来形容。这个故事，因此可以用公共知识界的“韩寒门”来标示。不过至今，似乎知识界的老一辈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正如我之前也没有意识到一样。大家的愤怒超乎我的想象，特别是我的同龄人。我才想通，我忽略了这一点，可能大部分读者阅读经验有限，缺乏海量阅读的比较。但有一点，他们信赖社会的评价，真诚地把韩寒当成鲁迅来阅读的，为之他们还拿他类比抄袭圈钱的郭敬明。他们甚至觉得韩寒是精英中的精英，因为叛逆或者“被迫害”，几乎是被笼罩着一层圣徒的光。但一夜间，这个故事故事换另一种讲法，这个圣徒是十足的江湖骗子，把镀金链子当24K足金卖。不知换成为韩寒辩护的诸君，该作何感想。

　　现在，我渐渐意识到故事讲到这里就一点不好玩了：“韩寒门”使得公共知识界的公信几乎全军覆没。连带饱受质疑的，还有整个知识界、出版界和媒体界背后深深的黑幕。这几场对于知识分子们的公信危机，丝毫不亚于三聚氰胺之余食品工业，郭美美事件之于慈善事业，或者陈冠希事件之于娱乐界。

　　故事讲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你一个劲的公信公信，说得满嘴道学家的酸味。韩寒不一直在要自由么，哪有那么严重么?

　　事实还真这么严重。拎着个血猪头充当侠士，拿着本《周易》做未来学大师，这种事情固然是江湖中国的常有之事，但对于以明辨是非为己任的文化知识界来说，却该是零容忍的。人无信不立，特别是在公共领域。因为貌似虚虚空空的地方，可以摘掉日常面具去嬉笑怒骂，但别忘了其影响和涉及多少具体而现实的个人。立信和立论，是1和0的关系，立论再多也是0，没有前面立论的1，完全是个空数。对真实的执政，是知识界的灵魂，这一灵魂都丢了，何以议论公共的事务，铸造发展的共识?很难想象这样的事情，摊在当代诸如莫言、余华、贾平凹、王安忆等先生的头上，大家会怎么想。我记得不久前，作家余华仅是因为长篇小说《兄弟》的创作水平波动就引起大规模文艺争论。同样是成年人，与之相比，是知识界对于韩寒太宽容，还是文学界对于余华太苛刻呢?可要知道，余华是位有自己风格的作家，他一个字一个字写出的是任何人都代笔不了，也润色不了的。还别说诸如代笔是潜规则云云，写作不是有限责任，荣辱诋誉全加在一人身上，一个人当然要为之负全责。老实说，大家要指出我的作品、文章有任何抄袭、代笔之处，我一定会就从封笔，此生愧不再从文。

　　从当下主导价值观来看，韩是一个名利场的胜者，在“胜者为王”的传统规则下，知识界普遍羡慕的是他有着大家想要却没有的影响力。在这种影响力笼罩下，似乎做着江湖的事无关紧要，说着民主自由的话值得赞赏。在此，我想到一个好故事：

　　曾国藩老先生与太平军作战，打到了浙江境内。曾国藩素闻江浙江湖多异士，便不吝招贤纳士。有位素负才名的异士就到大营中献计献策。曾国藩当然很高兴，就跟他聊聊。这位先生大概看《三国演义》看多了，自诩诸葛再世，跟曾国藩大谈奇兵奇谋克敌，一计就灵。要知道，打仗不是演戏，涉及敌情掌握、战场勘察与选择、兵力火力配比、后勤供应、机动布防等诸多细节。是否通晓这些细节，是进行战略决策的基本素养，肯定不是异想天开地演义一把就管用的。曾国藩听了立刻请他走人——他是有切身教训的，因为不久前，曾国藩也是用了一位满嘴跑火车的人(那时是跑马车)。那人说什么都是天花乱坠，谋到一个位子之后，却卷跑了曾国藩一大把的军需银。通过这串教训，他跟自己的参谋说出自己的感慨：“这些人素无真本领，以空谈博名。所谓大名全系于空谈之中，误的事比敌人还多。”

　　说民主要自由是好事啊，可是——很久很久以前，吕不韦掌控了秦国公子，称为“奇货可居”，他到手炒作一番，果然发了笔国家大财。换个角度，“说民主要自由”何尝不是一桩好生意，制造一点话语噱头，然后再推自己的出版物大赚其钱，说你不是“沽名钓誉，牟利其中”也难脱其嫌。清谈家的误事误时都是小事，最大问题是误人，让一大波子懵懵懂懂的青年以为这玩意就是好的尺度和思想的标准，克隆别无二致的江湖做派来，就是造大孽。更要命的是，在这一过程中，知道其因果的人却很少站出来加以澄清——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连这点公共意识和公共道德都没有，全军覆没，也是理所当然。此番“韩寒门”给出好的问题是：在一个开放社会中对一个媒体达人一点免疫力没有，倘若民主有时，又出现一位无所不能的大神，大家一致拥护，群众呼声很高，知识界也一个劲跟着较好。他一朝得手，玩弄公权于鼓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向天再活个五百年，令人何堪?——在此，我很严肃地说，此事并非没有先例的。

　　佛说，凡人畏果，菩萨畏因。不过纵为凡人，多畏些因，不是坏事。好的故事结束前，我要说，本人一直对中国之民主文明未来充满信心，但就以“韩寒门”这面镜子看去，江湖中国的阴云至今挥之不去。从民族精神心理上讲，这一直是现代民主文明的死敌。要对之驱魅，还需诸多公民们动动脑筋共同的努力。不那么市井气的青年后生该多发河汾之志，生长出更多务实靠谱的有识之士，尽量少卖些镀金项链，果断地指出“WORNG STORY”，让满嘴跑马车的人卷银子走人。世界潮流给中国的光阴何其之短暂，都耗在这等荒唐事上，让人着急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