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国的故事（四）

本报记者 静冬 文/图
昌黎县委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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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菜上齐赶紧埋单
    已从昌黎县档案局长的位置上退休多年的刘万里对亲历的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组织上调刘金国来县委组织部任职时，当时我负责帮他搬家。搬完之后，我就带他和帮忙的同志到县委招待所吃饭，他说什么也不愿意去，非要去外面的饭店吃，我当时非常不理解他是咋想的。在饭店吃饭时，服务员把饭菜刚一上完，他就张罗着埋单，我说‘不用你，县委有安排’，没想到他很严肃地说‘万里，如果这么办，以后我就不理你了’。最终，由刘金国自己掏钱埋的单。”
    事后，刘万里才明白过来，刘金国为啥不在招待所吃饭，是因为怕花公家的接待费。“他认为给他搬家是私事，绝对不能占公家的便宜。”如今已71岁的刘万里给记者分析说。
    “除了不占公家的便宜，个人的更不用说。”刘万里还记得，“当时我们档案局有个股长是‘全国三八红旗手’，叫杨淑敏。她的儿媳在新疆工作，儿子在河北工作，两地分居多年很不方便。她知道我和刘金国熟识，就找我帮忙。我知道她的儿子和儿媳属于同一个工作系统，按照当时的政策，夫妻调动也不是什么太难的事，何况杨淑敏这样的劳模也理应照顾。于是，我就把情况以书面的形式给刘金国(时为秦皇岛市委秘书长)写了封说明信。结果，没多久这事就办成了。出于感激，杨淑敏便带了点土特产前去答谢刘金国，结果，被刘金国硬是给退了回来。”
    “刘金国的理论是，送礼者必是求你办事，不违反政策的事就该办；不该办的，送礼也不能办，我干吗要难为自己呢？”因为工作上的接触比较多，刘万里逐渐发现，刘金国这个人做事的“与众不同”：每次下基层，他从没接受过基层单位的宴请。每到一地，他总是找个路边小店，有一次4个人的午饭只花了2.4元。多年来，这种下基层工作的饭费从来都是刘金国个人掏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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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院里多出一堵墙
    刘金国任职昌黎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后，昌黎县委办公室按照当时县级干部应当享受的待遇，分给他三间小平房供他和家人居住。谁知刘金国几次找到县委办公室要求换房或退房，说他家里人口少，用不着住三间，一定要让县委办公室给调换一处小一点的。
    时任县委办副主任的刘万里，正好接待的刘金国。“当时，让我真的犯了难。我就跟他说，刘部长啊，县级领导干部每人分配三间平房，这是咱们县的统一规定，也没有超过标准。我们具体工作人员只有权执行，却无权改变规定。您提出这样的要求不能说不合理，但是我们没办法给您调换啊！”“刘金国见如此答复，便不再要求此事。谁知回到家里，他索性自己花钱买来砖、沙和水泥等建筑材料，利用星期日休息的时间，自己在院子里砌起了一道南北走向的墙，把三间房一分为二地隔开了，自己就占一间半，把另外一间半闲置了起来。”刘万里说，当时刘金国给他的印象有点“耿直”。
    昌黎县文联主席董宝瑞，时任县文联秘书长，他也向记者证实了此“换房风波”。不过他更正说，刘金国根本没有自己花钱买砖，而是利用自己下班后的时间，四处捡来些废弃砖头。
    小院里多出一堵墙，成了当年昌黎县委家属院内的一道“风景”。据说，后来被刘金国闲置下来的另一间半房子，分给了当时急缺房子住的一对新婚干部。
    时隔多年，记者在昌黎街头随机走访时，对于当年的“换房事件”，人们仍然持有不解：“单位提供的宽敞房子不住，自己却提出换小房子住，真有这样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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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刘家没出这个官”
    自打刘金国进县城做“官”后，在乡亲们看来，“这回刘家的日子算是该好过了”。就连刘金国的弟弟和姐妹们也都曾这么想过。但事情却完全不是想象中的那样。
    第一个“栽”在刘金国手中的是二弟刘金平。上世纪80年代初，刘金平打算入伍当兵，经过筛选，村里共有两个人符合入伍资格，但名额只有一个。于是，刘金平便求助哥哥来促成此事，本以为自己能“稳操胜券”了，但是没想到，最后名额却给了另外一个人。为此，当年哥俩一度心里有个难解的“疙瘩”。
    在小港村，记者见到了躺在炕上的刘金平，因车祸已卧床一年多，至今左腿上还打着两块钢板。家里的活计只能靠媳妇李雪燕里里外外地奔波，因小儿麻痹症有些跛脚的李雪燕生活的担子显得更重了。正在屋地上坐着洗衣服的李雪燕告诉记者，丈夫治病花了3万多元，至今家里还欠着5000多元的饥荒。为了贴补家用，除了种地，家里还养了两头牛和几十只貉子。“我们女儿、儿子在技校毕业后，我们又曾试探着找过大哥帮忙找工作，但依然是碰了一鼻子灰。”而今说起有些“偏执”的大哥，刘金平夫妇的语气中多了份理解，“从电视上看到他在大连救火现场一直坚守一线，随时有爆炸的可能，我们的心都跟着疼，他也不容易啊。”
    刘金国的妹妹刘金燕，在婆家所在的郑村担任妇联主任，是在家乡的刘家兄弟姐妹中唯一算是有职务的。她快人快语：“我以前也找过大哥办事儿，他没给办。开始不理解，也抱怨过他。后来，慢慢想通了，觉得我哥做得对。咱老百姓不就盼着多出几个‘清官’吗，那还抱怨他干啥！”
    一个姐姐，两个妹妹和两个弟弟，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听到过刘金国说的这段话：“家里的事是永远办不完的，办完这件还有那件，所以我坚决不能开任何口子。别人家没当官的怎么办？我是公家的人，跟亲人有关的事情都叫做‘私’。就当刘家没出我这个官，我还和你们一样在家里种地呢！”话是气话，更是实话，刘家人对此深有体会。时间一长，刘家也就再没人求刘金国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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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间有了“装”一说
    “在县委工作期间，刘金国每天上班的时间比谁都早，来了不是打水墩地，就是扫院子。而且周末下班后，他经常骑几十里地的自行车回家看望父母，单位有时想用车送送他，但都被他拒绝。”刘万里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刘金国那时候的口碑已经非常好，有些仕途上想进步的同志很嫉妒他，个别人还背后排挤他，“但刘金国不怕，反正人家不徇私情，也就‘脚正不怕鞋歪’了”。
    当年，刘金国与妻子“约法三章”：如果我不在家，有找我办事的人，一律记下来，不作任何表态；任何人送的礼品，一律不收；礼品来不及退回的，可以向我说清楚，由我来退还。
    谁要是想给刘金国送礼办私事，那简直比登天还难。就是送了，他也有种种退礼的妙策。不管你是老领导、老同学，还是部下，谁也破坏不了他的规矩。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刘金国的“刀枪不入”、“油盐不进”日渐出名。与此同时，社会上逐渐出现了不解的声音和论调，说他是在“装”。
    “面对社会上的闲言碎语，刘金国采取的态度是‘你说你的，我做我的’。甚至在那个时候，他就跟我说过，如果你说我‘装’，那我‘装’到死不就是真的了吗。”一位曾经采访过刘金国的新华社河北分社的罗姓记者很感慨地说，当年的采访就是她记者生涯的一次精神洗礼，多年后想起来还“令人振奋”。
    “我是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这首歌成长的，虽然这些年风雨变化，但我始终坚信的崇高信念没有变。靠着信念，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都能做到抗得住诱惑，耐得住清贫，经得住寂寞。比比那些跟我一起长大、如今还在种地的伙伴，比比那些当过我的领导、如今还在农村的乡村干部，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当年刘金国一份述职报告中的这段话，或许让人能找到一把深层理解他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