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姜玉琴:从文强的人生轨迹 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3 05:27:47
从文强的人生轨迹 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
文强已被正义的，然而体制下，还会有许多的文强出来，这给我们执政党中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提出很多思考，如何进一步保持高压态势，如何进一步从体制上改革和完善，如何解决各级党政部门的领导者执行力问题。眼下社会矛盾和问题诸多，根源在于，党的中央政策不能真正的落实，制定政策者又缺乏执行者的实践，这样就往往出现政策停留在文字上，停留在文件中，很难在现实中起很大作用，因此，中央的政策出台就要想到现实落实状况，否则是空话、套话，那只能让人们对党对国家失去了信心。因此，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快，力度要大，要从借鉴国外反腐经验，为什么人家能执行，我们为什么不行，难道这就是中国特色吗。这就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现实环境也会改变人的。所以，文强的人生，可以看到社会发展问题的一个折射：
一、看到社会经济发展可是人的思想世界观没有很好地改造，在宣传思想上否定过去政治挂帅的作用，否定过去强调队伍建设作用，否定过去在选人用人上，又红又专，红是第一位的作用。如今七届四中全会《决定》中谈到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和谐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这一次重新强调提出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标准，而且从两个角度界定干部是不是有德。一是政治品德，二是道德品德。《决定》强调要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使选拔出来的干部组织放心，群众满意。让能干事的机会，让干成事的有舞台，不能让老实人吃亏。我也曾想到07年4月11至14胡到宁夏考察讲到三句话。他说，对那些长期在条件艰苦、工作困难的地方工作的干部要格外关注，对那些不图虚名、踏实干事的干部要多加留意，对那些埋头苦干、注意为长远发展打基础的干部不能亏待。记住胡锦涛“三句话”，用人勿亏待苦干的人 。的确要是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在选人用人中真正把总书记的话作为我们党的事业如何选人用人的准则，那样的话我们党的事业就不会出问题，
二、领导干部的监督问题。今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这是中央出台的关于反腐倡廉建设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党内法规。眼下就是各级如何贯彻落实到位，如何落实责任制。对地方领导第一责任人，把领导干部腐败人数也作为领导考核指标之一，要不成挂在嘴上重要，放在工作中次要。首要从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入手来开创党建新局面。讲到，2009年3月，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了中国关于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讨论情况，称根据上届全国人大一位代表的调查，97%受调查的官员 对财产申报持反对态度；与此同进，2008年人民网调查显示，90、1%网民认为 ，为了推进反腐倡廉，有必要实行此项制度。应该说，二个百分之九十几，态度截然不同，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摆在党的面前。在当今中国的制度建设中，看来很少有一项具体制度提出会引起如此不同的反响。这可以说是当前中国社会矛盾的一个焦点。党如果这项工作不能如实地做，不能让老百姓相信，而是停留在文件上。就某些部门领导还是一个人说了算，谁来监督。如今从有关资料看到，“三公”消费指的是国家职权部门、政府的企事业单位等用公款大吃大喝的腐败行为。“三公”具体指：公款吃喝招待、公车消费和公费出国。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2004年全国用于公款吃喝招待、公车消费和公费出国的开支共计高达7000亿元人民币，其中公车消费3000亿，吃喝、出国各2000亿。现在有“四公”消费的说法，即在“三公”的基础上加上“公款建房”。还有“禁止领导干部找三陪，简直登天还难”中新网2009年10月22日电 中组部部长李源潮近日指出，党员干部要抗得住诱惑，把好欲望关。必须明确一条约束，党员领导干部不许涉足低俗场所，不许找“三陪”小姐陪酒陪唱，否则干部考核时就要在日常品行方面记上污点。李源潮是在浦东、井冈山、延安干部学院2009年秋季开学典礼上说这番话的。新一期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以《共产党的干部必须清正廉洁》为题，刊登了这一讲话的删节版。據香港東方日報分析，李源潮一針見血點出問題，但不許官員找三陪，實行起來恐怕很難。現在大陸官場交際除了吃飯喝酒，就是三溫暖、唱歌。中國各大城市三溫暖、夜總會門前停得最多的是各式各樣的官車，有的甚至是警車、軍車。
三、切实实行“两个民主”（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激发党的生机活力。我们已经成功在村级组织建设中实行村级自治，村民自已选村干部。如何从而推广开来，逐步从乡镇、县级实行开来。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党员民主权利的保障。党内的民主集中制能否真正落实，如今强调不多了，为什么决策会腐败，为什么领导听不到一句真话。因为民主的气氛没有了，只有一言堂。所以当前党内最可怕的是不实事求是，而是阳奉阴违。
四、当前社会矛盾和问题就是收入差距太大了。近年来，公务员工资的改革与带来单位工资改革，导致着社会对此事件强烈反映，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比如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成了领导人情工资。如今社会才会出现一系列恶性案件3·23南平校园凶杀案、富士康跳楼事件等事件成为必然的结果。
诸如此类，还有很多，但这些的根源在于我们政治体制改革太慢了。
随付网文转载：
毕诗成：不能让文强简单地成为历史
“应该历史地看待文强”——— 当文强7日被执行死刑之时，我不由得想起了王立军的这句话。
这句话也提醒我们：尽管腐化堕落、罪恶昭彰的文强被处理是“罪有应得”，所以有人以放鞭炮拉横幅庆祝，但纵览文强的人生轨迹，从警校的有志青年、昔日的打黑英雄到今日的护黑落马，这何尝不是一个悲剧人生！作为一名标志性人物，文强生命的落幕正在被解读成重庆打黑一个阶段性的休止符，但放置于中国式严打的背景之下，其轨迹、其土壤、其教训，何尝不是在开启一段新的征程？
文 强被执行死刑后，有人说重庆打黑有了阶段性交代，对于那些希冀重庆打黑经验向全国“复制”的国人而言，未免有些失落，大家本希望看到更多的连带效应，很多城市里的治安之苦、色情之丑、腐败之害，仍在以某种极端生存撕扯着公众的伤口；有学者说文强之死将对中国未来的社会秩序、法治进程产生积极影响，对于能冷静思考的人而言，不难判断这是盲目的乐观，权力因为缺少监督而膨胀蜕变的共有规律，并不清楚教训得到了几分汲取。
某种程度上说，文强落马、重庆打黑能被举国关注，绝非只是源于公众的“看热闹”心理，而是被戳穿的社会生活、警察腐败、司法困局，以及黑与红、情与欲、善与恶，击打着这个社会秩序的根脉，投射到很多人的心灵。这也造就了一种复杂的情感纠结：大家一边希望黑恶势力得到严惩，一边又在文强案和李庄案上担忧逾越司法底线；大家一边会将王立军选为“人民网中国第一责任公民”，一边又不时地忧虑“打黑”会不会出现“黑打”；大家一边期待“打黑除恶”能移师到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家门口，一边又会对“严打”这个词汇充满了警惕……诸种矛盾与纠结，既是公众在文强案、重庆打黑这块“试金石”上的情感映现，又构成了文强死后中国式严打行进的社会土壤。
具体而言，这是一些怎样的舆情呢？其一，民众对于社会治理的强烈诉求是一而贯之的。不管是足球打黑获得的媒体叫好、北京端掉“天上人间”之后的舆情高呼，还是此后一些地方端掉“相当于天上人间”场所引发的民众呼应，侧证着社会治理的急迫与艰巨，民众需要司法保持高压态势，不能松懈。
其二，大家忧虑一个文强执行了死刑，还会不会有另一个文强在滋长，这是希望文强的人生悲剧能够对铁腕治警、整顿司法、制衡权力等提供镜鉴。很显然，文强腐化除了“对不起党和人民”、“放松学习”之外，不完善的制度不能消除邪恶于萌芽也是重要原因，没有监督的权力是比洪水猛兽更凶恶的东西，而“严打”首先就应该“枪口对内”，做到从严治权、从严治警、从严治官。
其三，大家希望严打“是公正基础上的效率”，必须避免暴风骤雨式的“从重从快”导致对司法程序正义理念的扭曲和对 “被严打人”权利的漠视。这从日前公安部部署“全国集中开展7个月严打整治行动”之后，一些媒体的评论中便可洞悉。“赵作海式”的天大冤案、看守所离奇死亡等惊魂事件，让大家迫切需要看到 “事实依据、法律准绳”的底线坚守。
这或许就是文强身后民众对于严打、打黑的基本舆情：大家希望社会治理有所行动、有所作为，莫要得过且过，纵容滋长，“通过严打让公众看到社会清明的希望”；大家希望从严治警从严治官，解决腐败、保护伞的源头性、根本性、肌理性问题，“只要公权想作为，何愁事不成”；大家希望严打严格恪守法律边界，惩黑除恶有效率更能确保公正第一，“从严从快要以依法为基”。如果说文强用个人从辉煌到堕落的轨迹，撕裂了司法系统威严奉公的道德灵魂，那么这种形象能否迅速重铸，则要仰仗今后的“中国式严打”能否行驶在公众期待的正确轨道之上。
汪春华：文强的命运与“人性”的误区
一则消息不胫而走：今日上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消息：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今日在重庆被执行死刑。
曾经在警界立下过功绩的高官落马，惋惜之余，让我想了很多很多。
不光是文强，每个生活在社会的人，可能都领略了“人言可畏”这句话的威力。 其实，我觉得隐藏在社会上的一些不健康的关于对人的审美评判标准，是官员犯罪的催化剂。
比如，他身边的人会传递一些很流行的观念给他，这个社会流行一些畸形但却很实用的论调，诸如“老实是窝囊的代名词”，在许多人眼中，只要能搞到钱，才是一种“能力”和“本事”的证明。如果您为官一任，却很穷，那么，亲朋好友会埋怨说，这样老实的人吃亏，有权不用，这样老实的人早就成了古董了，于是，世俗的眼光会灼伤你。坊间总流传一些风言风语和一些不负责任的厚黑学方面的言论，并且这些负面消极的舆论导向对人的作用和影响有时候甚至大于那些正面的教材对人的影响。
人对人的评价之间，诚实和本分已经不再是美德的代名词，说你老实和诚实，是在明褒暗贬，言下之意，是说你没用。
我相信许多官员的犯罪多少和社会的不良的价值观的传递有关。如果说一个官员可以忍受凭穷，那么他却无法忍受世俗眼光对他的嘲讽。因为，在中国，依据人性的弱点，一个人更希望别人说他狡猾机灵，而不希望别人冠予他“忠厚老实”这样的不“光彩”的评价。
所以，一些负面的意识成了潜规则，并且在一些人眼里，社会运转似乎更多的是按照潜规则在操作，这些负面的导向让人们乱花渐欲迷人眼，变德更迷信暗中的不公开的东西，而忽视光明的一面。
举个例子，一个男人，如果没有外遇，在某些人眼里，是太老实，并且有人会孜孜不倦地告诉你：“这个社会老实人吃不开”,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于是，很多人的堕落，也许就因为别人的一些冷嘲热讽而开始改变价值观。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样更加合群，更加安全。“正直”和“清廉”反而意味着怪异和迂腐。
一个人一旦接触多了消极的东西，认为它就是世界的本来面目，从而失去主见，随波逐流。结果把不好的思想全盘吸收。一点一点地背离真理本身。
所以，我们应该对正义诚实的人多一份敬意。人的世俗眼光虽然不直接犯罪,却危害无穷。这种现象和影子在我们人际交往中非常普遍。
陆志坚：文强死了，监督绝不能“歇息”
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7日在重庆被执行死刑。（7月7日 新华网）
文强之死，让人不由得想起了
事实上，
可以说，在文强位高权重时，文强生活于一种一言九鼎的监督真空状态，利用职务便利大肆受贿，充当黑社会“保护伞”、强奸女大学生等等，飞扬跋扈、嚣张霸道，游离于党纪国法之上，都说明了监督的疲软和滞后。
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成克杰、胡长清、王怀忠等等权倾一时的高官，无一不是因权力不受制约而恣意所为，最后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显然，将权力玩弄得无人能敌的文强，最终同样只能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有人说，当监督不在的时候，腐败就如同春天的野草，割了一茬又长一茬。无疑，要消除官场腐败“野草”，防止“前腐后继”现象，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让监督无处不有、无处不在，实现权力阳光化运行。只有在官员手中权力自由运作空间被剥离为零时，文强式的人生悲剧或许就不会发生。
因此，文强虽然死了，尽管这只是一位腐败官员的可耻下场，但在文强人生裂变中暴露出来的监督漏洞，必须引起我们的警思。扎紧监督篱笆，这是每时每刻都绝不能歇息的事情。否则，文强的腐败“阴魂”，很难说不会附体于其他官员身上。
比“文强之死”更值得关注的是“文强之后”（转载时不见署名）
7日上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消息：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7日在重庆被执行死刑。
我们必须认识到，文强不是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的第一人，也绝非最后一个。文强被执行死刑，市民固然有庆祝的理由，但死一个文强并不意味着社会秩序就此完全得以安定。所以，在笔者看来，比文强之死更值得关注的，是文强死后，我们到底该反思、警惕或注意什么？
在文强被执行死刑的同一天，还有这样一则新闻也来自重庆：7月1日，重庆市渝北区警方出动140余名警力，在龙溪街道武陵路的13家娱乐场所内，带走53名涉黄人员。再往前推，20天之前，重庆希尔顿酒店被责令停业整顿，罪名是股东涉黑、介绍女子卖淫、违法经营和故意扰乱社会秩序。再往前推一个月，北京天上人间夜总会东窗事发，同样是因为涉黄涉黑。
凡此种种，足见打黑除恶风暴的任务之重与道路之远。在上述风暴“席卷”之后，更需深究的是，我们的相关体系中，是否仍然存在一些不让人放心的监督漏洞？比如，为什么希尔顿饭店会在“文强案”这样强大的震慑之下还有警方“代理人”？若仅靠判死一个文强或整几次打黑除恶风暴，恐难得以彻底解决。
文强之死仅仅是一个里程碑，一个法治文明的里程碑，但更要明确——寻求公正的司法常态，永远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它需要靠全社会为之付出持久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