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小凡演的晕倒戏:世纪大讲堂发现东方与重释中国

发现东方与重释中国

2005-4-13 10:11:28    作者:王岳川

时间： 2003 年 12 月 18 日讲演 （ 2004 年 2 月 14 日播出）

地点：香港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 （第 157 期“世纪大讲堂”讲演）

讲演者：王岳川：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北大书法艺术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华美学学会高校委员会秘书长，中南大学特聘讲座教授，日本金泽大学客座教授

主持人：王鲁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主持人

一 “发现东方”是中国思想的当代推进

王鲁湘：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里也是大红鹰·世纪大讲堂，我是王鲁湘，大家好。自从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并且回到意大利写了他那一本《马可·波罗游记》以后，这个地球就有了东方和西方这样两个概念。那么在 1840 年以后，一直是中国在向西方进行学习，而且我们后来很多的一些文化精英们提出了响亮的口号，叫做“拿来主义”，从西方拿来火炬、拿来文化、拿来思想。在这样整整差不多一个世纪的这样一种东方和西方的关系中间，东方始终处在文化被输入的这样一个地区，而西方一直是成为文化输出的一个地区。今天进入 21 世纪以后，这样一种东方和西方的关系，文化上头的东方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文化上的西方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们应该在 21 世纪怎么处理好这样一种关系？今天我们请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著名的教授王岳川先生，他今天给我们讲演的题目是“发现东方”。

王岳川：法国著名思想于连教授曾经向中国知识界发出呼吁，希望中国知识份子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在世纪转折之际，中国知识界要做的应该是站在中西交汇的高度，用中国概念重新诠释中国思想传统。如果不做这一工作，下一世纪中国思想传统将为西方概念所淹没，成为西方思想的附庸。如果没有人的主动争取，这样一个阶段是不会自动到来的。中国人被动接受西方思想并向西方传播自己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世纪，这个历史时期现在应该可以结束了。”因此，我坚持提出“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实在是时代的必然要求。

王鲁湘：王岳川教授是一位很有才气的学者。他写得一手非常漂亮的王羲之的王体的书法。

王岳川：谢谢。

王鲁湘：而且还拉得一手非常好的胡琴，二胡拉得特别好。当了教授以后，又开始学了钢琴。我想您的这种学术研究的兴趣，在东方和西方的文化之间来回穿梭，是不是和您从小对中国文化的这一种熏陶和爱好有关系呢？

王岳川：当然。因为从我自己做学问来说，十六个字，就是“国学根基、西学方法、当代问题、未来视野”，没有这四条，任何的学问，它可能只是知识性的积累，但是不会产生思想性的飞跃？

王鲁湘：你对书法这种国粹，包括二胡这种国粹的喜好，能不能在文化传播中间，比如说你到日本任客座教授时，除了讲中国的文化以外，你是不是有时候也教他们写中国毛笔字呢？

王岳川：是这样。我在日本很思念家乡，拉《二泉映月》，结果我们专家楼上就有一个老外，一个老美，他觉得 How beautiful ！我说，不是你们小提琴比二胡要现代得多、要洋气得多吗？他说，不。他说：乐器、音乐不在于现代不现代，而在于打动你的心弦。传统之所以还没过时，就是它还可以继续打动当代人的心弦。书法是东亚国家基本是“汉字文化圈”，对书法非常的喜欢，这里边就包括一种汉字文化圈的文化自信，和一种文化的凝聚力，有了这种自信和凝聚力，我们就不再把书法仅仅看成是书法了。

王鲁湘：您的这本大作《发现东方》刚出版，我还没来得及拜读。那么在“发现东方”中间，有没有劝西方人同时发现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二胡。

王岳川：这是第一步，因为我后面要讲到“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的关系，就是说我们现在再也不可以等着人家来发现你，“发现的主体”不再是传教士，不再是西方，而应该是我们自己。“发现的对象”也不再是我们那些落后的、僵化的、保守的东西，而是经过现代化的欧风美雨洗刷完了以后，中国还有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在发现过程中，书法和包括像音乐这些是最好的输出途径。然后是思想文化，这是更高境界的文化。

王鲁湘：可惜我们今天的现场没有办法让王教授一展他的一手非常俊朗的书法和一手漂亮的二胡的演奏，下面请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王教授给我们演讲，他演讲的题目就是“发现东方”。

王岳川：非常高兴能够到“世纪大讲堂”来做这么一个“发现东方”的报告。“发现东方”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大家可能说，东方不是在这儿呆着吗，中国不是存在吗？为什么还要“发现”呢？发现一般都是说失落的文明，淹没不闻的文明，而中华文明可以说四大文明古国当中惟一还存在还没有成为博物馆的文明，为什么要发现？ Discover 这个词究竟什么意思？发现是在哪个层次上？国际和国内的语境是什么？这一切都是个问题。难道王教授提出的问题不是一个伪命题吗？如果是个伪命题为什么在新世纪—— 21 世纪人类处于一个转折的关键的时候，也就是说从工业文明转向后工业文明或者转向知识经济的时候才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以下原因。

首先，是有一些西方教授提出：现代化等于西化，西化等于全球化、全球化等于美国化，美国化等于基督教化，注意，转了五次。我就不太同意，如果您做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仅仅是为了成为美国化、或者基督教化，那我们把人类未来的一个目标看成是什么呢？变成了中西或者“东西之争”。也就是说认为东方或者中国是远远不如西方的，它恰好遮蔽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古今之争”，就是说传统价值的失调，过去我们很多的问题爆发出来如价值伦理等等很多问题，其实不在于中西之争，而在于古今之争。古今之争使得我们过去很多很多的问题流传下来，同时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又不能完全解决，所以说老问题出现在新环境新世纪当中。如果是把西方变成人类最终解答我们的困境的一个根基的话，我认为是错了，所以我鲜明地提出，我们张扬的是人类主义和世界主义，换言之就是人类历史上所有国家，不管是东方、西方、南方、北方，只要曾经为人类的推进做出过贡献的，在我们今天的时代，都应该把它好的东西分别出来，因此不再是全球化，不再是西化，也不再是所谓的美国化，而只可能是人类化和世界化。那么这个含义就意味着如果是在古今之争和东西之争中过度强调东西之争，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另一种说法，文化每天都在死去，语言每一年要死去将近 50 种，最后只剩下一种语言，那就是英语，对不起， 13 亿人的汉语仅仅变成一种方言；只有一种文化存在，那就是美国的 POP 文化。难道我们作为尚存的、没有被阉割、或者没有被完全击毁的这样一种文化形态不应该去思考一下吗？

其次，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全球化等于全球本质化，或者叫“同质化”。意思是什么呢？全球的文化都一样了，这个蓝本这个模本的原本是谁呢？那就是美国。我们今天可以看看我们自己，我们今天还剩下带本民族色彩的东西还有多少呢？已经不多了。在这一点上我也不同意，我认为全球化不是本质化，而全球化是让世界所有国家“学会尊重”差异化。这个差异化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叫科技一体化。今天再也不会蠢到这种程度，认为坚船利炮不可学，我认为在科技方面，我们几乎可以 98 ％的拿过来。那为什么 2 ％不拿来呢？那是因为战争、核武器、还有很多丧心病狂制造病毒这些科技，我们坚决否定。第二，是制度的并轨化。我们现在看法学家、经济学家非常走红，原因何在呢？在于我们国家在跟西方的很多的制度方面进行并轨，该不该并轨？应该。但是作为人权问题，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上，中国提出了不同的立场和价值判断，那我认为是 80 ％的相同， 20 ％的差异出现了。第三是什么？第三是文化的对话化。亨廷顿提出的“文明的冲突”很多人不太相信了，因为它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说中东的伊斯兰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冲突。现在这个冲突大家已经看到了，剩下的是什么呢？是儒家文明或者是杜维明说的儒教文明和基督教的冲突，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所以齐泽克提出不再是不同文明的冲突，而是同一种文明内部的冲突。这种提法，值得大家思考。最后，是宗教或者是信仰的对抗化。可以说在世界上很多文化可以多元互动，但是在宗教方面对抗性是越来越强。可见全球化只可能在全世界的物质生产、物质享受和大众文化方面，相对而言，比较地具有同质化。但是在思想、在宗教、文化的灵魂方面差异性越来越大，而且还必须学会尊重差异，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理喻：为什么女权主义会如此出现？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中央电视台播新闻的时候，旁边有个打哑语的？要知道聋哑人在中国是非常非常少的，但是对弱势的群体不能忽略，这就是我认为全球化就是要学会尊重差异化。尊重差异化对中国或东方来说不成问题，谁还不太学会尊重差异呢？谁的国家没有外语呢？谁的国家对其它的民族、其它的文化在学习过程当中，具有一种中心主义倾向呢？那当然就是西方。西方今天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所以在西方的国际论坛上，不断出现关于多元文化的讨论。关于差异问题讨论，但是我认为我们不能等到别人来讨论，别人来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要开始自己做。

二 在生态社会中“发现”中国文化的意义

有一个问题：中国古代文明今天是否失效？一说起来，总是有人强调中国“四大发明”了不得，但是，今天的“四大发明”有两大发明遭到质疑。一个是韩国庆州在 1966 年维修佛塔的过程中砸了一个大洞，发现了一个藏经洞中的经卷，长达好几米。这个经卷是唐代公元七零六年的雕版印刷品。韩国在 1966 年初出土以后，中国还在“文化大革命”，还无暇顾忌。“文革”结束以后钱存训教授是从美国来告诉中国，你们要注意了，韩国在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在搞现代化，抓科技、抓经济的同时，我们不太重视到的文化，而被周边国家如此重视。

印度一个学者（ Mrs.Pratibha Prabhkar Gosaui ） 1981 年提出，纸是印度发明的，而且是在公元前四世纪，想想咱们东汉造纸比它晚了多少年？其实请教一下季羡林先生很快就得到回答了。词与物，福柯说的词和物之间是对应关系的，（ kakali ）这个词“纸”，印度的梵语，是公元七世纪才出现的。这个纸如果是说公元前四世纪（出现）的话，就晚了一千年，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印度的纸只可能是从中国传入的。

日本有一位著名的考古学神手叫藤村新一，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长达 28 年的作伪，作什么伪呢？就是把日本的历史从三万年推进到七十万年。大家想想他为什么，一个考古学家长期作伪是拿自己的学术生命开玩笑，他是在为他的国家证明悠久的历史，为什么他要证明历史呢？他的历史七十万年前比咱们周口店还要多 20 万年，你想想是什么道理？鉴于这样的情况，“四大发明”被人质疑，中国应该重新来清点自己的遗产，重新发现自己的四个部分：哪些文明永恒的变成了消逝的文明？哪些文明变成了文明的碎片，就像电脑硬盘一样需要整合？哪些文明经过了欧风美雨的冲击以后，事实证明它已经失效了，内圣开不出新外王？哪些文明我们中国人是站在人类同一起跑线上，可以向人类说明今天的中国仍然是像几百年前的中国一样，是世界民族之林的佼佼者？

我认为“发现”是重新用新的人类的眼光去发现，再也不要有简单的、抹煞性的、毁灭性的什么“打倒孔老二”等等这样的语言，因为我们审父，审了一个世纪我们很少审判自己，我们也很少审判人类一切不合格的脏乱差的文化。所以今天中国的眼光不再是区域性的、局部性的、个体性的、狭隘性的眼光了，再也不是落后就要挨打的，那种“刺激－反应”理论下的产物，而应该是带有人类大同性的新的角度。

现代化其实是有不同争议的。一种就认为现代化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换，这又被称为第一次现代化。还有一种说法是从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转化，这是第二次现代化，也有人称为叫做后现代化。大家注意，第一次现代化基本上是物质输出，落后就要挨打。而第二次现代化就不一样了，强调多元差异，强调精神价值的合法性，不再是用物质文明来简单地评述。所以，“发现东方”首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如何面对全球化和现代化问题。现代化是人类共同的途径，而不是西方的途径，也不是人类只需要单一模式的途径，这是我想讲的一个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小问题，著名学者赛义德刚刚去世。赛义德写了一本书叫《东方学》，这本书可以说他基本上把东方称为一个东方和整体东方。有人问他，为什么你要用“东方学”这么一个题目呢？他说我对远东不了解，所以我谈的是一个东方，那就是中东。问题就出现了，中东当然是西方文明的很多的文化基础，包括宗教、文字以及某些思想的断片，今天还包括中东的石油。同样如此，可以说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思想的启迪性源远流长，但是“远东”被长期忽略了，就连赛义德这样的思想家，在美国白人中心的话语圈中可以代表东方发言的人，居然《东方学》只出现了不到十次“中国”，而且只作为名词性出现。我的问题就是，谁来为中国文化说话？是洋人吗？是中东的学者吗？还是我们一心考托考出去以后，发誓不再回国的那些朋友们吗？我想应该思考了。今天没有谁可以代中国发言，中国学者应该走出来，不再是谈自己一己的温饱，谈自己的住房、自己的工资这种知识分子，这叫做是“稻粱谋”的知识分子，还应该有一批赛义德说的“业余的知识分子”出来谈文化的走向。基于现在的情况，我想到了关于东方，尤其是关于远东的问题，所以提出来“发现东方”。当然，提出这个问题的本身，它是对我知识结构的一次挑战，同时也是对中国学者在一个世纪“拿来主义”以后的一个挑战。

还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发现东方”？发现东方我首先关注到一个形象问题，就是“中国形象”的变化。我这儿有一份材料，就是 Angus Maddison 出的一本书叫《世界经济：千年展望》（巴黎 2001 年版），里边有一条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从公元元年到 1820 年，简单地说一千八百年中国一直处于世界的前列。公元元年到 1000 年，这一千年间，中国的经济总量远远领先于世界其它国际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 25 ％左右，也就是说中国这么小的当时的一个地盘，但是占人类的四分之一的经济总量。而 1000 年到 1500 年占 23 ％。这一千五百年当中，中国不仅是世界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而且是综合国力最强盛的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都处于领先地位。朋友们、诸君如果不相信，可以看看唐代我们的长安，是多少人心里梦绕神牵的今天的巴黎、东京和纽约啊。

但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落后的呢？准确地说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从 1500 到 1800 这三百年间，中国经济的制度性障碍，使得中国成为“停滞的帝国”。这时候西方的工业化文明使得西方迅速崛起，准确地说在 1820 年左右， GDP 第一次和中国达平并且超过。换言之，我们落后了 200 年，但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落后一辈子，或者永恒落后下去。在中国和西方的这种差异当中，出现了一个特征，就是 1820 到 1850 年中国是第一次最大限度拉开和西方的距离，可以说欧洲的人均 GDP 当时和中国人相比，就是在 1820 年是 2.1 ，也就是说比中国高了两倍，但是很快 30 年以后就达到了 10.6 ，高到了 10 倍，美国比中国人均 GDP 高达 15.6 ，就是短短 30 年中国人一下就拉开距离了，拉开距离以后这是经济方面。

我们来看看文化，他们看中国的眼光就发生变化了。 16 世纪到 18 世纪末，西方人看中国人的眼光都高看一眼，觉得可是了不得，大家可以去读一下伏尔泰的一些作品，说起东方，说起遥远的中国，神思梦绕的，对中国极尽赞美。仅仅过了 20 年， 1765 年就说了这样的话“中国的汉字叽叽喳喳的听起来特别难听”，中国的文化有很多很多问题。这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西方人眼睛当中的仰视的中国，中国园林、中国建筑、中国丝绸、中国的艺术还包括中国的餐饮，一下在他们心中就失效了呢？除了他们发现了印度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把中国变成一个自然资源的原产国。他不能够进入到中国汉字文化的灵魂里去体会中国思想文化、艺术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妙处，所以他们在往往听了传教士很多说法以后出现了问题。到了 19 世纪中西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移转，中西双方都是由一种理解到了仇视，到了敌视、憎恨。 20 世纪上半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多了一些同情的理解，但是 1949 年冷战时代开始，双方的对峙又非常厉害，一直持续到 1972 年，其后到 1989 以后同样又出现了很多反复，包括是“中国威胁论”等等提出，包括最近一次的关于“人民币升值”的提法等等，都在“遏制中国”。

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他要“遏制中国”？为什么要提出“中国威胁论”？其实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对中国文化深层问题没有理解。朋友们可能觉得，说的太悬了。好，有一个《刮痧》的电影，大家看过。为什么在西方人看来，“刮痧”是虐待儿童，居然把儿童的背刮得如此得红，那不跟殴打一样吗。而中国人认为很简单，刮的痧背后是经络，经络背后是阴阳，阴阳背后是哲学，这是中国的文化的瑰宝。我们“刮”的东西里边是很深的含义的，但是他们不这么理解。从这一点点小的问题上可以看，文化的“误读”是无处不在的，消除文化误读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好好地把文化输出，以免或者被他人的眼光有意误读。

三 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的新世纪方略

“发现东方”提醒我们注意到，今天我们已经基本上大部分西化了，这没有什么不好，我认为在很多方面是一种进步，是一种对我们过去的一种反省。但是我们难道不可以对现代化，对西化提出一些反省吗？比如说中国在制度层面上，中国的学术的问思方式已经失效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天还有吗？中国的学术的言说方式从《左传》开始的，那种散文性的，评点式的，悟感性的这种评点方式已经失效了。今天我没有看到一个博士论文，一个硕士论文，敢用钱钟书的《管锥编》的方式来写，敢用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的方式来写，我们必须用严格的西方的学术规范。谁在改造中国思想？谁在改造中国的言说方式？谁在改造中国的学术方式？谁在否定我们过去几千年的东西呢？可以思考一下。难道这种反思或者这种改造它的正面和负面效益我们不可以思考一下吗？

还有翻译问题，我做了一个社会学调查，我做的是 1900 年到 2000 年中国学者翻译西学的书有多少，包括英、德、法、意等文字，还有西班牙文字，我在国家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做了很长时间的工作，最后统计结果是十万六千六百八十本。但是反过来我做了另一个调查，这个调查不太准确。我调查的是两个方面，第一就是说 20 世纪西方翻译了中国多少书，包括先秦古籍《论语》、《老子》等等，这个数量比较庞大。但是我查出来了，包括像《老子》有 37 个译本，《论语》那就更多了，很多是重复的翻译。我做的第二项是，他们翻译 20 世纪中国有多少，这就比较悲哀了，不到一千册翻译 20 世纪中国的书。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做了一百年，十几亿人，只有一千本书左右被西方人所看到。

因此，我提出“发现东方”是理念，“文化输出”是实践。“文化输出”不是王岳川的原创。我记得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宗白华先生曾经提出过，我们在 20 世纪初五·四期间应该开窗让欧风美雨进来，在 20 世纪末的时候应该开门让中国文化走出去，他用的是一个“走”字。季羡林先生在上个世纪末说“送出主义”，就说你不来，你不要，你看不上，我给你送过去，看你要不。我提出“输出”更主要的是强调一种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它不是一次性的，也不是简简单单一种政治表态，而是一种一代一代的人们坚定不移地输出去。

朋友们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人家不要，人家看不上，你送了也白搭，有什么用呢？西班牙有一个传教士叫 方济各·沙勿略（ Framcos Savier ） ，他从 1542 年到 1552 年步行 10 万公里以上，足迹遍及印度、西南、新加坡，他后来发现，东方中国不能忽略。但是他生不逢时，正好当时的中国禁海进不去，他有一个想法，如果我把中国的皇帝都基督教化了、天主教化了的话，那我岂不是就把我们传教的任务完成了吗？就这么一个人，在我们的广东，一直在澳门外边进不来，最后死在广东外面的上川岛上了。今天还有哪一个留学生，哪一位专家、教授敢把自己国家所谓的一种文化，到了别的国家被拒签进不去的情况下，徘徊若干年死在人家门口的，我看到的很少。这是一个文化担当和文化价值判断的问题。

中国今天应该意识到文化输出不是一个学理问题，它是一个文化战略问题，是我们中国人怎样看待自己的文化，怎样重新评价文化问题。“李约瑟之谜”提出，中国的科技遥遥领先，却为什么突然就落后了呢？“韦伯之谜”提出，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发生在有长久的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呢？这些问题应该去思考。我还要提出，为什么当代中国在学会“拿来”以后，没有思考一下要学会“输出”呢？为什么他们不可以对人类负起来自己责任来呢，它毕竟占人类四分之一。

“文化输出”是一个工程，我自己在这方面做了些实践。第一方面，就是准备翻译 260 本书：它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就是说从先秦古籍《老子》《庄子》、《论语》等开始，一直到清末；第二是要翻译一百本 20 世纪中国学者的书。这个我从 1994 年就开始做了， 1994 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一百本的《 20 世纪学术文化随笔》，主要是从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一直到季羡林、张岱年等等。为什么翻译他们这批书，就是说今天的很多学者出去，只有靠马悦然这样的汉学家，把你某个人的著作翻成了以后才可能获什么奖，但是中国群体思想，集体性的那种智慧或者是东方智慧的代表没有了。第三翻译 60 本“中国当代文化生态”丛书，这个极其重要。我要想纠正西方一种观点，就是认为 19 世纪以前的中国的文化是伟大的， 19 世纪以后的中国的文化是西学的。我们所有的东西，你要唱卡拉 OK ，对不起是日本的；你要做行为艺术是欧美的，你要做任何一种东西才发现都是人家做过的做剩的，但是我们玩得还挺开心。中国的是什么？很多人说，既然是全球化就没有什么中国的了，大家都是一样的，问题是谁在化？化给谁？最后你是否被化？如果这个问题没解决，那全球化的鼓吹就是居心叵测。

从这一点上看，翻译这 260 本书，比如说建筑生态、诗歌生态、散文生态、电影生态，它向西方告诉当代中国已经再也不是过去的中国了，当代中国在全球化当中有自己的民族的创痛，有自己的精神的痛处，同时也有自己文化的独特性。

其实，在我看来，“文化输出”在某些时候可能是一种策略，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它是一种人类文化传承的方式，甚至就是传承方式本身的一种本体存在。如果今天我们这个世界还是由西方人说了算，那这个世界就会变得相当的奇怪。因为有个根本性的问题：再也不是冷兵器时代，再也不是热兵器时代，今天是热核兵器时代。设想一下，今天的美国具有摧毁前苏联的核武器，可以摧毁 350 次，今天的俄罗斯，就是前苏联的，所存在的核武器可以摧毁美国 135 次，全球的核武器可以摧毁人类 100 次以上，在今天战争当中没有赢家，既然没有赢家该怎么办呢？坐下来谈，谈什么呢？谈西化吗？谈一种单一的文化吗？谈文化的单边主义吗？不对，应该谈文化的多边主义，文化的多元主义。我们全球的人，把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美好的资源，美好的文化都做一番清理，都开始“发现”一下自己。

中国首先要让整个世界知道，让整个世界了解它的文化。我们输出过文化，但是那是京剧（武打），那是川剧变脸，那是我们的景泰蓝，那是我们的瓷器等等。您注意到没有，这些几乎都是物质层面的文化，难怪西方人才会认为中国只有园林，只有鼻烟壶，只有一些他们所说的物质方面的文化。其实我们有艺术文化，我们今天的京昆艺术，今天的古琴正在申报或者已经申报成功世界遗产，我们今天的书法可以说影响了整个东南亚。但是您知道吗，前些年中国有一次重要的书法展总评委是位德国人，中国人出让自己的权力到了如此程度。最后这位德国人说，我不认识汉字，我更不懂书法，书法是你们的国粹，应该由你们来评价。中国“西化”已经西到相当的不错了。但是我们可以思考一下，“革命第二天”我们应该怎样来思考我们自己的文化。在我看来，著名的物理学家霍金说，人类活不过不这千年。今年是 2004 年。为什么呢，地球升温，还有整个环境的污染，还有心灵的失落等等，将导致人类非常的悲哀，所以人类今后的惟一办法就是向外星球移民。今天很多学生还在考托、考 G 向美国移民，已经落后了。

从这个意义来看，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地球的寿命远远没有结束，人类难道不可以反思一下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坐下来各国清理自己的文化，把文化对话，文化互动，文化多元构成，变成人类大家庭的必然。再也不可能让西方人说了算，也不可能由东方人说了算，也不可能由北方人和南方人说了算。谁说了算？大家说了算。谢谢大家。

四 发现东方文化精神的现场问答

王鲁湘：谢谢王岳川教授精彩的演讲。我这里一边听，一边也产生了几个问题。实际上王岳川教授刚才很精炼的演讲，在“发现东方”这样一个大的题目底下，实际上在告诉我们，首先为什么要发现 Why ；发现什么 What ；然后是谁来发现 Who ；然后怎样发现 How ，由于时间的关系他并没有展开。现在我想从三个 W 一个 H 中间，我想问王教授一个问题，为什么你特别强调“谁来发现”这个主题问题。

王岳川：这个问题是中国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创痛，曾经被传教士“发现”过，甚至发现得非常全面，但是到了费正清、欧文这一代学者以后，对中国的那种妖魔化、历史形态化，甚至带有一种政治化的读解就很多了。所以应该回到事物本身，那就是从文化方面的“发现”。我认为发现的主体不应该再是在西方艰难地学到汉语的洋人，而是我们中国自己。也可能有些朋友会说，那是不是就是教先秦哲学、两汉哲学、隋唐的那些教授呢？也不完全，在我看来这些教授的资源可以整合进来，但是相当一部分，这个“发现”需要双语精英和对西方文化比较了解的朋友，也就是说具有世界眼光来重新返身来看自己的文化。

王鲁湘：那么您特别强调这个发现的主体，尤其根据你刚才的讲述，实际上希望个主体就是中国人自己，是这样一种具有双语能力的中国的一些学人，是不是你有这样一种担忧，就是在过去不是中国人，不是这个文化主体本身在进行一种文化的传说的时候，由另外的一个他者来发现，来介绍情况之下，是不是产生了某种误读，而这种误读，是不是对这样一种文化的传说本身会产生了一些伤害？

王岳川：是的。这样的误读是非常多的，我曾经看了大量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出现的一些文化误读的例子。基本上对中国文化的全盘否定了，说中国人梳着长长的辫子，衣衫不整，语言叽叽喳喳永远不清楚，他们做的那种思想的解读也是比较糟糕的，包括像黑格尔这样的学者，对孔子的看法都认为他不是个哲学家，因为他是形而下的，是关注的日常生活的问题，其实这是一种偏见。还包括今天的很多西方的一些学者对中国的解读，基本上都采取一种单边的，带有滤色镜的角度来看的。那么这种看法可以成为看法之一种，但不能成为绝对的看法。更不能成为一种正确的看法。

王鲁湘：说到文化的交流，我们听到最多两个概念就是所谓强势文化、弱势文化，或者高位文化、低位文化。就是说在文化的传播过程中间，一定是高位文化往低位文化进行传播，一定是强势文化往弱势文化进行倾势。现在总体来说，我们还没有摆脱在你说的东方文化也好，或者我们更具体一点，叫东方文化中间的中国文化，或者中国文化中间的儒教文化，更具体一点，面对西方的这种基督教文化的时候，它所处的目前还是低位的和弱势地位，那么在这一种态势没有根本改变之前，你的这种输出，有可能性吗？

王岳川：我是比较悲观的乐观主义者，怎么说呢，我曾经想过这个问题。我去过云南的丽江，那么多老外跑到云南丽江去看什么呢？难道看比纽约更豪华的大厦吗？去看比巴黎更美好的夜生活吗？去看比东京更加好吃的日本料理吗？不是。他们去发现一种人类丢失的精神。曾经有一个美国人就看见一个老太太从早晨在那晒太阳，他就不理解，他说我们每天的时间非常忙碌，你那么闲悠悠地生活，有意义吗？为什么不可以快点起来呢？老太太没什么文化，就说，小伙子别着急呀，前面就是坟墓啊，慢慢走啊！这说明什么呢？一种是生存的法则，一种是生存的智慧，它是不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学会了很多生活的技巧和法则，丢掉了生存的智慧。也许东方不能够为这个世界的竞争、竭泽而渔提供更多的生产力和机件，也许东方不能够为整个世界弱肉强食提供一种基本的伦理价值，但是东方尤其是包括日本、韩国以“汉字文化圈”的东方在 20 世纪的崛起，可以对人类未来提出新的思考，就是说汉字文化圈的崛起是必然的。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我们的经济指标—— GDP 已经相当高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经济、科技进一步发达，我想提的问题是，那个时候中国已经非常强盛的时候，而我们的文化还剩什么呢？我们今天如果说所有的文化都是“拿来”的，那个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的“输出”是一手硬、一手软。从这个角度看。我为什么叫做带有更悲情的、更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呢？它包括两点：第一是中国人的文化自觉。这个文化自觉要铁面无私地批判我们过去腐朽没落的东西，不能够是“红肿之处艳若桃李”，绝对不可以。同时，也要提倡对西方强势文化的文化透视能力。就是说要像青年人听见老太太话一样突然大悟，当头棒喝，打破西方的那种单一的、线性的文明观。

在我看来人类发展有两条线，我称为叫做价值十字架，一条叫做横轴：过去、现在、未来。换成是我们今天的概念叫做前现代和现代、后现代。因此“追新”“逐后”变成今天每个现代化人的努力和方向，所以拼命地努力努力，这叫做超越，包括赶超英美，都是这种思路。但是要注意到人类还有一个纵轴，纵轴的最下端叫做“功利境界”，中间的境界叫做“艺术境界”，最高的境界叫做“天地境界”。如果一个人终其一生只知道是从过去到现在到后现代，那这个人可能是走遍了天涯海角，他都不知道什么叫幸福，什么叫感动，和什么叫心醉。相反，得到一种超越功利境界的艺术境界，超越艺术境界的天地境界，我们就知道今天的美女作家没有超过李清照、也没有超过屈原。艺术不是说“新的就是好”，而是“好就是好”。

王鲁湘：下面请现场的观众向王教授发难，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

观 众：您好，我的问题是我国的文化输出是否需要制度化，你觉得需要什么样的制度建设？谢谢。

王岳川：这位同学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五四时期北大蔡元培校长的作用十分巨大。但是他还有另一重身份——教务总长，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教育部部长。如果没有蔡元培将鲁迅、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思想整合起来，贯穿到教育制度当中去，五四精神的传播将大打折扣。今天，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很让人头疼的问题。制度性其实换成另外一个问题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这个输出的态度，在我看来最终可能会成为官方的，因为它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但是在目前为止，它只可能是民间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使得他思考，总是从一种边缘的、人类的，甚至带有一种悲情的角度来思考，所以我们只能说，起码我自己这么想，我所能做到的，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来看，我尽可能把这种思想变成我的学生们的思想，或者大家辩驳的思想。不是说把他们的思想变成我思想的跑马场，不是那意思，就是说可以进行对话的思想。但是至于最后是不是会变成制度性的思考，我想这有待于邓小平所说的聪明人的出现。

观众：王老师您好，听您的讲座感觉很有意思。我有几个问题想问您，一是我知道西方对中国文化输出在很早以前就有了，大概在明朝的时候，像徐光启我们知道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但是好像中国人对西方，西方虽然传教传了这么多年，但是中国并没有真正发现西方。一直到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用尖船利炮才把中国打醒了，让中国发现西方。我们知道真正打破一个人的偏见是很难，就像您这样通过发行 VCD ，出书您认为能够让西方人真正发现东方吗？还有一个问题，王教授您能不能给我们描述一个图景，究竟到什么样的地步，或者有什么样的量化的指标，才叫做真正发现东方？您当时学会二胡以后，是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想学习弹钢琴。另外，如果设想一下您是先学会弹钢琴的话，您会拉二胡吗？

王岳川：刚才你谈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尽管你没有从理论上说明它的根源。关于坚船利炮打进来的问题，在学术史上有两种看法：中国究竟是不是内部生发性的现代性，还是外部强制性的现代性。到现在研究现代化的人都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我更加偏向于中国内部是可以生成某些现代性因素，我不太相信一个人完全不具有这样的因素，只靠外力“打”就可以促成的。起码我看到若干家长打骂孩子弹钢琴，只要他有一天可以造反的时候，他是厌恶钢琴，这决不可能的。中国在明代时候，内部有部分的资本主义因子出现。所以我是偏向内部因素与外部压力的“合力说”。

另外，你还提到关于量化标准问题。“发现东方”严格地说，量化标准比较难，但是不是说完全没有，起码曾经提出一个在翻译书方面，如果终于有一天，西方翻译中国的东西不仅仅是孔、孟、老庄，对当代中国的，对鲁湘的，对很多著名学者的思想，他们很愿意听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一个量化的标准。

第三个问题就是谈到关于钢琴和二胡。我听了您最后一句话，让我很震惊，就是您学了钢琴，你还会学二胡吗？我现在教的外国学二胡的学生，大都学了钢琴。就我自己来说，二胡和钢琴不可偏废，我是一个文化多元对话者。我们这有限的一生非常短，在座的朋友， 80 年以后您在什么地方呢？我估计 80 年以后您不在，我也不在了，但是您知道我们还会再重新出现吗？我不太相信，佛教徒可能相信。那既然不能重新出现，我们“过宝山空手而回”，人类那么美好的东西我们都没有触及到，我们的生命在干嘛呢？钢琴和二胡都是我所爱的，是熊掌和鱼可以兼得。所以我在开心的时候弹钢琴，在忧伤的时候拉二胡，为什么不可以呢。（掌声）

王鲁湘：下面进入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关键程序，考您的智慧和您的语言表达能力。一句话把您今天的讲演总结出来，只许用一句话。可以考虑一下。

王岳川：“发现东方”是一种悲情性的说法，这种悲情就在于需要每个东方人具有充分的“文化自觉”，同时希望西方学者能够在全球化中“学会欣赏”差异性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