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宣言 最后人物结局:一篇非常不错的介绍郑州的文章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据说，1000年的历史堆积物就会有4米厚，而郑州在3600年的历史中，堆积的故事却大多留在典籍里，无数的故事已经失去细节。
　　主笔◎舒可文
　　100年的火车站
　　1896年，盛宣怀以四品堂候补奉命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并有专折奏事的特权，是他力主先修卢汉铁路，并要铁路必经郑州到武汉。 [被屏蔽广告]
皇上准奏。1904年，郑州火车站建成，1906年沟通南北的卢汉铁路全线通车，后改称京汉铁路。1908年，横贯东西的陇海铁路通车，两条铁路在郑州交汇，因为两条铁路分属两个公司，所以各有各的车站，在京汉铁路郑州火车站北面又建成陇海铁路火车站，两站中间有天桥相连。
　　两大铁路在这里交汇使郑州成为整个中国的一大交通枢纽。这虽是近代洋务之举，但郑州人可以将这一项地方功能远追到战国时代——战国商人弦高路遇企图偷袭郑国秦军，诈称郑国公让他来慰劳秦军，使秦国退兵。这个故事被拿来做旁证说明郑州从来是商运和行军的交通要地。
　　“火车一响，黄金万两。”当时的河南巡抚两次上书朝廷，要求开埠，1908年朝廷准奏，郑州为商埠。火车站建在郑州老城的西门外，当年从车站通往老城区的一条马路繁荣起来，1927年，冯玉祥在河南督军时，下令改名为大同路，取世界大同之意。1928年，冯玉祥任河南省主席，改郑县为郑州市，他从老城墙上拆下700万块城砖，铺装了大同路，修建了德化街，围绕这两条与车站相连的大街上的饭店、餐馆、戏园子、教堂，让这个沉闷了几千年的地方有了现代气息。在20年代中国时髦的《旅行杂志》上，为其采稿的旅行家们已经把郑州称为华北大都会。
　　二七塔
　　清末郑州还是一个只有10万人口的郑县，铁路开通后，带来的铁路工人移民，在后来也成为郑州的重要居民，不久前“社会人”还是郑州的一种人群称谓，它的所指是在铁路系统之外的人，以对应“铁路人”。今天郑州的中心，二七广场，更是铁路故事的一个标志性情节。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工人罢工的策动地点就发生郑州长春路上的一个叫做普乐园的戏园子里，1923年中国铁路总工会在这里成立，随后遭到吴佩孚镇压，罢工领袖汪胜友、司文德的头颅在长春桥头的电线杆上悬挂了7天。惨案发生28年后的1951年，出卖罢工领袖的叛徒在这个地点被新中国政府处决。为纪念这场罢工运动，在这里辟出了二七广场，长春桥向北延伸的长春路改名为二七路。长春路东面的普乐园旧址，建起了二七纪念堂。广场的中间立一个尖顶木制的二七纪念塔。1971年由当时下放荥阳的建筑师林乐义重新设计建造，有一段时间它是郑州的钟楼，一小时播放一次《东方红》。80年代后，各路商队聚集二七广场，现在它已经成为郑州城市的地标建筑，郑州人经常会改称这个地方为二七商圈了。
　　在谈论二七塔时，郑州人大多会流露出为这个新塔骄傲的语气，因为原来的木塔经风吹雨淋过于破旧，而现在的塔光鲜高大，虽然和周围的商厦比起来已经大不如前。但是在采访郑州古都学会理事赵富海时，他说那个塔是为郑州第一次骡马交易会而立的宣传塔，因为地处此地而俗称二七塔。1971年重建时赵富海正在当时的革委会工作，他的记忆是:“那个夏天，木塔被大风刮倒了，郑州市革命委员会重新建了现在这个七层双塔，寓意二七。”然而，这个情节似乎只被他作为个人记忆，在他为老郑州写的书里并没有照此叙述。在火车站重建时也有类似被丢失的情节，冯玉祥曾经在当年的两个老车站中间立了一座“北伐战士纪念碑”，1954年，火车站重新改建，两个车站合并为一个，成为当年中国十大火车站之一，冯玉祥题字的纪念碑被拆除，1990年这个车站又经再次改建，老碑则以“不见了”为最后答案。
　　韩维周
　　3600年的商城是郑州为自己树立的新旗帜。在商城的发现过程中，韩维周是个关键人物。几乎无一例外的，在所有关于商城发现的文字中都有“小学教师、业余考古爱好者”韩维周的“偶然发现”的记录。当我们仔细翻检他的事迹时，找到1995年的一张《河洛文化报》，有中国考古学会会员、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廖永民的一文回忆:韩维周并非等闲之辈，他在20年代就读于河南国学专修馆，毕业后就参加了设在开封的河南古迹研究会，专事考古。1938年日军攻陷开封，研究会溃散，韩维周返回家乡贡义，做了小学教师，解放后调到郑州一个小学任教。课余时间，他还是倾心于考古，他总是在破旧的城垣周围“散步”，就是在这种散步中在郑州二里岗发现了一些古陶片、石器。当时他初步推测这些陶片应是商代遗存，事关重大，他立即向省文化部门汇报，请求深入调查。经试掘、研究，确证这是商代文化遗存，由此确立了早于殷墟的商代前期文化的二里岗文化发现。韩维周因此契机被调到当时的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即现在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前身。廖永民回忆:中国的近代考古学开始于20年代，韩维周应该算是中国考古学开创初期的前辈之一员。安金槐先生也有文提到韩维周最早供职的河南古迹研究会，他说，那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团体。1932年2月8日成立。当时，由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河南省有关单位,在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问题上发生争议,经中央研究院与河南省政府协商，合组该会负责河南地区的考古工作。……该会的主要人员还有董作宾、刘、石璋如、赵青芳、韩维周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研究会的工作宣告结束”。
　　韩维周后来的命运则是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遣返回乡劳动改造，当时报纸上给他定名为“冒牌考古学家”，可想其处境艰难。他的儿子韩其逸说起这一段生活自是不堪回首，对考古学家变成“爱好者”这一身份改变的疑问，他回答说:到了1958年，与韩维周一起工作的考古学家裴明相先生在写郑州二里岗考古报告时，坚持尊重事实要写上韩维周的名字，但又恐其右派身份而有妨碍，就委曲求全地冠之以“小学教师”的幌子，他的功劳才得以记录下来。韩维周回乡之后的生活，困苦窘迫，1961年1月饥病而死。两个月之后，郑州商城被国家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起来，80年代韩维周的“右派”帽子被摘掉，现在“小学教师”的名分却越做越实。
　　魏家大院与金水河
　　郑州虽然有3600年的历史，除了那一沉闷无语的古老城垣，基本找不到稍有年代的建筑，它和中国所有的城市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要说百年建筑，50年代的民居也不多了。1995年，在大规模拆建中，一清华教授来郑州寻一处可保存的民居作为标本，结果是无功而返。文物局的于先生和赵富海都记得，2000年在拆迁中发现保存基本完好的魏家大院，它是老作家魏巍的故居，文物部门企图把它保留下来，但经多方求救，也没能如愿。
　　不像陆文夫在苏州人人皆知，他写了那么多符合苏州情调的文字，魏巍在郑州远没有那么大的名气，似乎不仅因为他的写作与郑州地域文化无关，可能更因为郑州列子、子产这样的千古传奇，还有冯玉祥这样的风云英雄。
　　郑州市内有一条泥河，也叫金水河，古时它是郑国管城的外河。春秋末期子产在郑国为相，正当“王纲解纽”、“礼崩乐坏”的混乱时代，清人王源说:“子产当国，内则制服强宗，外则接应大国，二者乃其治国大端，……子产为春秋第一人。”《史记·郑世家》记：“孔子尝过郑，与子产如兄弟云”，因为他“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郑定公八年，公元前522年，“子产死，家无余财，子不能葬，国人哀之，丈夫舍，妇人舍珠玉，金银财宝不可胜计。其子不受，国人悉辇以沉之河，河因名金水”。清代“金水晴波”还是郑州八景之一。1941年时修改了金水河道，1988年沿河修了滨河公园。
　　《左传》记，子产死的时候，孔子感叹称“古之遗爱也”。在郑州东大街，原来有宋代修建的子产祠，也称遗爱祠，清人有题诗:“郑迹多沦没，犹存遗爱祠。”自民国始在此设为小学校。虽然子产祠早就被毁，很多50岁以上的人都说他们年轻时还看到过子产碑，现在我找到那里时当然也没有问出它的去向。子产的事迹从陈旧的典籍中搜寻出来，但却没有了凭吊的去处，只是那条并没有给郑州带来多少福气的泥河又可以叫金水河了。
　　碧沙岗
　　郑州西郊的碧沙岗公园，老郑州人称之为“老冯义地”。1928年冯玉祥拨款20万元，在郑州西郊择地建造陵园，安葬北伐战争中的阵亡将士。这个地方原来是一片叫白沙岗的荒地，陵园建成改名碧沙岗。张恨水曾经写过一个《碧沙岗游记》，碧沙岗原貌为“进门是一条很宽的人行路，穿过一架如船篷式的葡萄架，长约十尺，这点很有意思。南行，有一道池子，池上架有石桥，迎面一架东西，挡住了眼帘，便是纪念塔了。塔前三角式，建有三个亭子，用花木陪衬着。若是在中国文人脑筋里，必定题上大招、千秋等等名字。冯将军脑筋里，如何会放进这一套，所以这三个亭子的名字，是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亭后，有一个纪念堂。穿过这个堂，后面就是阵亡将士的灵堂了，里面供了无数牌位”。
　　“碧沙岗”在1956年改为公园，那些灵堂牌位现在已经见不到了，北大门在“文革”中被拆毁，现在的样式比原来的宽大，门口两侧有石狮子，气派了一些，但少了沉静和那份肃穆。郑州市规划局的副总规划师陈玉章住在相邻的政府宿舍楼里，作为参加了郑州规划的专业人士，他说当年“把那个大门一改，卸下来以后好多砖头瓦块没地方放，在现在那个大门那里，挖了一个坑，就都填里头了，连‘碧血丹心’的碑也填埋进去了”。后来在1991年有聂荣臻题字重新立了一个纪念碑。80年代起，围绕陵园的三面都盖上了小房子，小饭店、舞厅、照相馆、广告公司，五行八作，把陵园围得面目全非，好在现在的陵园外围已经清理得整洁安静。而原来镶在大门正中间有冯玉祥手书石匾“碧沙岗”的标志，被放在陵园内一个类似库房的地方，落满尘土。这是文化局一位职员私下里说的话，依然不敢当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