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邓在平汉前线第一集:“大争之世”首重人才

“大争之世”首重人才

       当今世界，虽非鲜血淋漓的战国时代，但一样是“大争之世”，只是战场不同，战争的形式不一样罢了。新加坡要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经济竞争异常激烈的21世纪站稳脚跟，继续繁荣，没有顶尖的人才是不行的。本地人才若不足，无论是质或量，都应不吝向外招揽。

        最近，因为重看以商鞅变法为故事主轴的中国电视连续剧《新大秦帝国·黑色裂变》，顺便翻阅了一些与战国此一“大争之世”的历史书籍，惆怅良久，也感触良多。

　　位于西部边陲的秦国，虽然在春秋时期也有过“穆公霸业”的短暂辉煌，但自从秦穆公逝世之后，后继无人，政治混乱，到了秦孝公于公元前362年从父亲秦献公那里接过烂摊子的时候，秦国已经沦为一个“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秦孝公《求贤令》）的弱国。

　　当时，齐、楚、韩、魏、赵、燕山东六国，无论哪一个的国力都比秦国强，尤其是秦的东邻魏国，更是当时的中原强国，直接威胁到了秦国的生存与发展。可是，就在此山穷水尽之际，秦孝公却大胆启用长期居魏，且为魏相公叔痤属下中庶子的卫国人卫鞅（商鞅），由他主持秦国变法大业。在秦孝公和商鞅这对千古君臣主政时期，秦国的政治气象焕然一新，经济蓬勃，军力渐强。不过二十年时间，秦国竟然能在河西之战、西鄙之战等战役中击败强邻魏国，一雪前耻，而秦孝公也终于在继位的第十九年，获得周显王“天子致伯”的褒奖，得偿夙愿，恢复了穆公时期秦国西方霸主的地位。

　　孝公薨后，商鞅被继位的秦惠文王处以车裂之极刑，但是惠文王并没有因人废法，而是继续在秦国推行商鞅所确定之秦法。此一大政方针，为继之的秦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秦始皇五代君主奉为圭臬，遵行不改。而齐、楚等山东六国，虽然在战国时期也都有变法图强之举，如楚之吴起变法、韩之申不害变法等等，但或是变法不彻底，或是随着变法主持人的身死而人亡政息。换言之，变法政策的不持续性是山东六国最终皆亡于秦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关键原因。

　　还有一点是山东六国无法和秦国相比的，那就是对外国人才的重视和信任程度。长期与西戎等胡人周旋的秦人，是个骁勇善战的西方部族，也是在西周建国多年后，因有勤王之赫赫战功而被周天子册封的唯一一个异姓诸侯。可是，这个打仗在行，文治不在行的西方诸侯国却不介意由外国人才，甚至敌国人才来治理国家。而这个重视人才的传统，就始于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秦穆公委以治国重任的上大夫（相当于后世的丞相）百里奚是楚国人，而且一度沦为奴隶，但穆公却能慧眼识英雄，不因其奴隶身份而不用；和百里奚并列上大夫的蹇叔是宋国人；另外三位重臣中的由余是西戎绵诸国的大臣，丕豹、公孙支则是晋国人。这五大臣没有一个是秦人，但是秦穆公却能用之信之，终于得成霸业。而秦穆公的知人善用，用人不疑也赢得了孔子的高度评价，在和齐景公对话时，誉之为“虽王可也，其霸小矣”。众所周知，孔子向来重王道而轻霸道，秦穆公竟然能被至圣先师视为王者，显然绝非等闲之辈。

　　穆公以后，孝公托国的商鞅是卫国人，前面已提及，此次就不再赘述；惠文王先后重用的两位纵横家公孙衍和张仪，均为秦之世仇魏国之人；昭襄王的前后两任相国魏冉和范雎，分别是楚国人和魏国人，将军蒙骜是齐国人；庄襄王时期和秦始皇政执政初期的相国吕不韦是卫国人；秦始皇的丞相李斯是楚国人，有意重用却用不了的韩非是韩国人。由此可见，重用外国人才似乎已经成为了秦国宫廷的一个优良传统。

　　与秦国相比，山东六国虽然也有重用外国人才的例子，但并没有秦国来得彻底，君臣之间的互信程度也没有这么的紧密无间。例如，吴起原本有大功于魏国，后来却被公叔痤排挤，而魏武侯也不很信任他，吴起不得已只好出奔楚国。换言之，不用外国人才，用了却不充分信任，或留不住外国人才，遂使山东六国无法在“大争之世”的战国人才市场上，与秦国抢夺一等一的顶级人才。当天下大才尽为秦所用，六国距离亡国也就不远了。

　　行文至此，相信诸位看官不免有个疑问，历代秦君如此重用外国人才，秦国的本地人才难道就不眼红吗？眼红肯定是有的，商鞅就惹毛了不少秦国本地人才，最后也因为他们的兴风作浪，而被秦惠文王处死。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秦人还是欢迎外国人才的，否则张仪、魏冉、范雎、吕不韦、李斯等外国人才，也不会长期为相了。

　　当今世界，虽非鲜血淋漓的战国时代，但一样是“大争之世”，只是战场不同，战争的形式不一样罢了。新加坡要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经济竞争异常激烈的21世纪站稳脚跟，继续繁荣，没有顶尖的人才是不行的。本地人才若不足，无论是质或量，都应不吝向外招揽。

　　秦人做到了这一点，所以建立了一个大帝国；山东六国因为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最终皆为秦所灭，而帮助秦人灭掉六国者，恰恰就是六国所弃为秦所用的顶尖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