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战小升初心得:彭德怀办公室 军事参谋口述回忆

彭德怀办公室军事参谋口述回忆——1950年代的中美苏军事关系

                                                       2009-07-29 22:49    作者：沈志华;李丹慧
    1950 年代中苏军事关系主要表现为一种合作关系，它是新的中苏同盟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到1950年代后期，随着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的产生并加深，两国关系从蜜月走向破裂。《19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见证》中，将当事人的口述回忆与档案资料的鉴别以及学者的研究相结合，对1950年代的中苏军事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回顾与思考。王亚志，50年代在彭德怀办公室任军事参谋(秘书)。

    王亚志回忆沈志华、李丹慧整理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华盛顿与莫斯科心照不宣，苏联空军参加朝鲜战争的历史真相沉寂了40年

    苏联空军参加朝鲜空战的一个原则是不能进入敌占区，以免飞机被击落，飞行员跳伞后落入敌军手中，从而暴露苏联参战的行动，造成苏美直接的冲突。这些限制，在心理上和作战技术的发挥方面都给苏联飞行员造成了障碍。在所下达的命令中，严禁任何飞机从苏联领土起飞投入作战；苏联飞机要消除一切自身的标志，有的伪装成中国飞机，有的则涂上朝鲜飞机的颜色；所有苏联飞行员都要穿上中国的军服，并写下保证书，宣誓决不泄露他们曾到过朝鲜作战；苏联飞行员还奉命在任何时候都不得在空中通话时使用俄语。最为重要的是，绝对不能有苏联飞行员被俘，因此，严格禁止苏联飞机在联合国军控制区和靠近前线地区的上空飞行，以及在黄海上空作战，严格禁止米格飞机跨越平壤——元山一线往南追踪敌机，也就是不得飞越北纬39度线，尽管1951年前线已经稳定在三八线。

    由于同样的原因，苏联空军也不可能与中国地面部队协同作战。斯大林曾在一份电报中指责驻华军事总顾问克拉索夫斯基和别洛夫将军，说培训中国飞行员的工作进展太慢。斯大林指出:“中国军队不能在没有空军掩护下战斗。因此，应当尽快建立一个由8个中国空军歼击机师组成的集团军并将他们派往前线。现在这是你们最重要的任务。”同时要求“别洛夫的一个师可派往靠近中国东北边境的地方，两个师可放在北朝鲜后方，从而为中国歼击机师靠近前线腾出两个机场。这是绝对必要的。应当这样来进行安排，即中国人在前线只能靠自己的空军”。据第64集团军报告，在1951年4－5月最激烈的战斗中，中朝军队“由于没有航空兵支援，在敌人优势兵力的攻击下被迫撤退”，而为了避免遭受敌军的空中打击，反攻“大多数是在夜间和恶劣天气条件下实施的”。

    许多当年参加朝鲜空战的苏联军人后来回忆说，“他们的空军与中朝的地面部队没有任何合作”，甚至也没有通过军事顾问进行过这种合作。由于缺乏联系，竟然发生过北朝鲜高射炮向苏联飞机开火，以及苏联飞行员击落中国飞机的事件。苏联空军在作战中没有出动过配合地面部队作战所必须的轰炸机，而且也没有准备这样做。继任别洛夫将军任第64歼击航空军指挥官的洛博夫后来在接受采访时承认，“我们没有轰炸机。我们不曾有过一架轰炸机对美国军舰进行过轰炸”，因为“那不是我们的任务”。1952年11月志愿军攻占朝鲜西北近海大、小和岛时，只有中国志愿军空2师的拉－11飞机、空8师和空10师的杜－2飞机参战，配合地面部队登陆，甚至在军中的苏联顾问都于战斗前回国了。

    直到冷战结束后人们才知道，当时美国领导人与莫斯科有着同样的顾虑，他们需要和苏联人共同保守苏联空军参战的秘密。实际上，美国空军很早就知道他们真正的空中对手既不是朝鲜人，也不是中国人，因为美国飞行员不仅在空中看到了欧洲人的面孔，而且在无线电通话中听到了俄语。这一情况上报以后，美国决策机构认为对此必须保持沉默并封锁消息，以免刺激舆论迫使政府采取报复行动，从而导致战争升级。当时美国的决策机构曾经进行辩论，是不是应该将俄国人参战的消息公诸于众，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司长保罗·尼采起草了一份文件，建议保守秘密，给这个事做出了结论。尼采对后来的访问者说:“如果我们公布真相，公众将要求我们对此采取相应的行动。最终，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只能是扩大战争，卷入与苏联更加严重的冲突。”艾森豪威尔政府也一直将这一消息“束之高阁”，因为如果“泄露出去，将形成与俄国开战的巨大压力”。

    彭德怀首先发现了中苏两国、两军在战略思想和战略方针方面的重大差异

    1955 年5月，彭德怀出席华沙条约组织成立大会后，返回途中经过莫斯科，5月22日同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就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问题举行了会谈。朱可夫说，在目前条件下的战争，核武器突击具有决定性意义，现代战争在几分钟之内就决定胜负了。彭德怀说，中苏这样的大国只要预先做好战备工作，就不会在遭受敌军首次核武器突击后即丧失持续作战和还手的能力，社会主义国家不去侵略别国，所以中国奉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决不首先动手。即使已确知敌人将发动战争，要打第一枪，也决不先动手，因为先动手虽然可暂时得到一些军事上的好处，如德、日在二战中首先发动的突然袭击，但是在政治上是最大的失败和损失，被谴责为侵略者，结果最终仍旧失败。彭德怀还举出了朝鲜战争的例子。但朱可夫认为，以往战争是常规武器战争的情况，在火箭核武器条件下，听任对方先动手，难免陷于一蹶不振。

    这次交谈没有达成共识，以各自保留意见而告终。不过，在彭德怀的顾问雷英夫与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谈话时，索科洛夫斯基认为，中国的战略方针适合于中国的情况。彭德怀将双方在战略问题上存在分歧的情况告诉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表示双方还可以再讨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在战略上是巩固雅尔塔会议上划定的势力范围，正如斯大林1952年4月对印度大使拉达克里希南所说的，“苏联只关心自身的安全和建立一条由对苏友好国家组成的缓冲带”。1952年10月公布的苏共十九大党章上也明确提出要“加强积极防御，防止敌人侵略”。

    在美国新战略的威胁下，苏联也开始奉行“火箭核武器”战略。虽然对外没有公开宣布，但彭德怀已经从朱可夫的谈话中了解到苏联军方领导人的军事战略思想，再联系到1954年9月参观苏军原子弹实爆军事演习，可以看出，苏联从战略安排到地面部队的战术运用，都已转到以核武器为主的领域。

    以后随着核武器和导弹的发展，这一点更加明确。1957年8月苏联洲际导弹试验成功，10月又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火箭核武器战略下，常规武器被认为已过时，苏联1955年裁减军队64万人，1956年裁减120万人，1958年又裁减了30万人，合计裁减了214万人。赫鲁晓夫1958年声称，“现在只要按一下电钮……整座整座城市就会飞上天，整个国家就可能遭到毁灭”。

    所有这些说法，都是1955年朱可夫对彭德怀讲话的延伸和发展，是彭德怀所不能接受的。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和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一向是重视防御的，并且首先是战略防御，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经验也证明这是行之有效的。其实，苏军在苏德战争初期也是处于战略防御阶段，但因为是被迫实施的，又同俄国的传统战略不符，所以苏联的史书对此只是进行一些简单的记述，强调一下客观上的不利因素和被动局面，着重描写的还是转入战略进攻阶段以后如何打败了欧洲乃至世界上最强大的德国军队。苏联军队以战略进攻最后解决了问题，因而强调战略进攻的决定性作用，这自然是对的，但是，没有战略防御，哪里来的战略进攻。在这方面，毛泽东有详细的论述，彭德怀是熟知的，所以他感到苏联的一套战略思想不能接受，从而开始对苏联军事科学的全面性、权威性产生了怀疑。

    苏联军事理论与我军的另一强大反差是，苏军一贯强调以优势军事技术装备打败敌人，而我军从来都是以劣势装备取得胜利的。这是由于双方的历史条件不同造成的，但的确影响到对战争准备、战略部署等各方面军事思想的总结。

    在朝鲜战争中，苏联也是这样要求中国的。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组成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于1952年8月17日到莫斯科同苏方商谈中国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其间谈到朝鲜战场上，我志愿军炮弹消耗同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相比为1∶9。斯大林听后说:1∶9不行，应是20∶9，必须压倒敌人。斯大林按照苏联军事理论提出的想法固然很好，但在朝鲜战场的实际战斗中根本无法实现。如果按照苏军的理论，中国是不能进行这场战争的。

    1957 年3月4日，彭德怀在高级步校(南京)同教职员座谈时发言说:“什么是斯大林军事科学？我看是飞机、火炮、坦克等军事技术装备占优势的军事学说。这样看也可能是武断，我是没有学过，也有些成见。”“学苏联学什么？要学技术，学合同战术，后勤组织也可学一点。当然其中也有形而上学的东西，比起战略、战役学好一些。”

    他又说:“学苏联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到底哪一面大，现在不必作结论。积极的一面是学了技术、战术，消极一面是把我们的思想体系打乱了，使我们原有的一套思想工作，思想方法，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都受到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丢掉了优良传统，军民、官兵、上下关系都受到影响，吃了亏。我们是劣势装备，美国年产1.1亿吨钢，苏联5000万吨，我们去年产420万吨，自动步枪的冷轧弹簧钢还不能自给，原子弹更不知哪一年才有，我军从八一起义到朝鲜停战，都是劣势装备作战，今后五年、十年、十五年能否赶上敌人还不一定。中国战争有许多经验，经过毛泽东同志总结成为科学的整套的战略战役的东西，就是缺少技术，我们应该把技术加进到我军军事体系中去，而不应把我们的军事体系塞到技术中去。说我们自己没有东西可学是没有根据的，如淮海战役双方参战兵力一百几十万，消灭敌人几十万不简单。优势的装备，战术有什么讲的呢？还是劣势战胜敌人才是高明战术。”

    上述彭德怀对苏联军事科学的看法，同他1952年12月24日在全军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联席会上，及1954年1月26日在全军高干会闭幕总结时的讲话，有了明显的变化。是他同苏军几次实际接触后，特别是1955年5月与赫鲁晓夫和朱可夫会谈后，通过观察、思考后产生了新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