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南京东华能源怎么样:苏共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失败原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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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苏共执政74年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苏共是极其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的政党，这项工作抓得既严且紧。既然如此，苏共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又为何以失败告终呢？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但是，主要原因是苏共自身的言行不一，理论与实践脱节，爱国主义教育徒具形式、没有实际效果，教育环境恶化和爱国主义教育只针对别人、不要求自己，等等。这样的爱国主义教育必定会走向失败。
一、在理论政策层面上苏共高度重视爱国主义教育
苏共是高度重视对其国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政党。从其建党开始，直到最后败亡，应该说苏共对国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项工作从来没有放松过。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针对刚刚建立起来的苏维埃共和国内受反革命势力的猖狂反扑和破坏，外受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经济封锁、外交孤立和意识形态上的肆无忌惮的反苏、反共宣传的客观现实，反复强调爱国主义教育要明确“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是摆在第一位的任务。”［1］他号召人民“要时刻戒备，要像保护眼珠一样保护我们国家和我们红军的防御能力。”［２］在列宁看来，爱国主义教育的真正目的是“培养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使他们有本领战胜谎言和偏见，能够帮助劳动群众战胜旧秩序，建设一个没有资本家、没有剥削者、没有地主的国家”［３］。
斯大林继续把爱国主义教育工作视为极其重要的事情来抓。他指出当前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应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各项决议、党和国家的当前任务、发展目标等为指导，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以自觉遵守和维护党的团结为前提。尤其是在战争期间，为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热情，各种文学艺术形式都被动员了起来。战前搁笔沉默多年的作家和诗人又拿起笔，开始发表热情洋溢的爱国主义作品。”［４］为了提高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的针对性，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教育群众具有对社会责任的高度自觉精神，关心国家利益，对敌人不妥协……。国家、党、人民的利益就是每个苏维埃人的切身利益。对每个人说来，在国家、社会事业中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局外的、‘无关’的东西，因此他应该严格地去消除缺点。一个热爱祖国的真正爱国者、一个苏维埃人是为了祖国的利益而生存的。为自己祖国、为祖国的光荣、荣誉、强盛而感到自豪，这是每个苏维埃人所具有的情感”［５］，是苏联人民“对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和共产党的忠诚，愿把一切力量，必要时，愿把生命献给可爱的祖国”［６］。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共爱国主义教育工作是在批判个人崇拜、“解冻”思潮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起的社会背景之下进行的。在赫鲁晓夫看来，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的重点应该是对人民群众进行责任感教育，主要是培养人民群众的责任心，把人民“培养成自觉的人，培养成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烈的爱国主义者。”［７］这一时期的爱国主义教育突破了斯大林时期的模式化做法，比较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注重拿事实说话，反对空洞的说教和强硬的灌输。这正如赫鲁晓夫所指出的“人民是否热爱社会主义制度，是否热爱共产党，是否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不是靠教育和宣传，而是靠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靠实实在在地体现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优越性上面。”［８］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既是苏联由盛转衰的时期，也是“苏联走向衰亡的关键性转折时期”［９］，还是各种矛盾不断积聚的时期。为改变这一客观现实，勃列日涅夫提出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是改变这一现状的必要措施之一。他指出：“党有权自豪的是，它用对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无限忠忱的精神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人。”［１０］随后，苏共中央颁布了《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国民教育立法纲要》，该文件明确规定苏联高校要“培养大学生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共产主义觉悟，有文化，有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和苏维埃爱国主义精神，有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决心”［１１］。尤其强调指出：“意识形态和政治教育工作的核心过去是，现在仍是培养苏维埃人的科学世界观，无限忠于党的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１２］
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共爱国主义教育是以“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改革的背景下开展的。因而，这一时期爱国主义教育工作是以积极配合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为己任，是以是否倡导改革、是否配合改革、是否支持改革作为评价是否爱国、是否爱党的主要标尺之一的。
此外，在苏共历史上，苏共中央关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的纲要、决议、文件多如牛毛。当时苏联的教育家、党政工作人员写了很多关于爱国主义教育工作方面的专著、论文、写实报告。如教育家伊万诺夫的《竭力提高革命警惕性是苏联人民最重要的义务》、古巴诺夫的《苏维埃爱国主义是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伟大力量》、凯洛夫的《苏联的爱国主义教育及其经验》、苏霍姆林斯基的《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等。数十年来，苏共在爱国主义教育工作方面不仅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爱国主义教育工作有理论作支撑、有政策作引导、有法规作保障。可见，苏共在理论政策层面所做的工作是极其周密、细致的。
二、在实际作为层面上苏共逐渐背离自己的理论和政策
在苏共的会议、文件、纲要、报刊、杂志、书籍等资料中，苏共被描绘成是最光明、最先进的东西的化身，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政党。直至戈尔巴乔夫执政前期，苏共一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然而，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为促使改革向纵深方向发展，逐渐把“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为了让这一指导思想深入人心，他们把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集权的、专横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极权社会主义”。为了强化这种认识，不遗余力的诋毁社会主义制度，宣称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垄断制度。其表现“在政治上，共产党的领导，造成共产党‘对政权的霸占’；经济上，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统治地位，排除了人们对所有制的自由选择；思想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起指导作用，妨碍了‘吸收先进思想’。”［１３］“为了消除极权，实现民主，必须根本改变苏联的社会制度，结束苏共在一切领域的权利‘垄断’，推行多党制，实行自由选举、议会民主。”［１４］苏共指导思想的变化扰乱了人们的思想，让人们无所适从。面对党的指导思想的自我颠覆，苏联爱国主义教育工作者陷入了无所适从的窘迫处境。
至于说苏共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政党，苏共自身表现出的言行不一、不以身作则、甚至是完全背离自己的理论和政策的做法使得爱国主义教育很难自圆其说。列宁一再强调苏共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政党，因此，一定要警觉党员干部以权谋私腐败现象的出现。在1922年召开的俄共十一大上，要求对党的干部“个人发财企图必须无情地加以制止”，决不允许把入党看作向人民谋取地位、待遇的手段。也正是苏共早年的这些做法赢得了群众的支持、拥护和爱戴。
然而，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以后，苏共逐渐背离了自己作为人民利益代表的诺言，日渐腐败，在社会上逐渐形成了官僚特权阶层。尤其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这一阶层的人数越来越多。据有关资料估计，“当时这个阶层大约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亲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１５］官僚特权阶层的腐败侵占了人民群众的资源，社会上出现了人民“公仆”享受特权，生活奢靡堕落，而群众却要排队购物、生活艰难的情况。这些现象的存在，加深了苏共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威信日益下降，使得苏联人民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对国家有了诸多的不满，他们不再相信党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而是为当权者谋利益的，人们大众对党的这些看法势必会使得一些成年人对社会问题表现冷漠，对工作缺乏热情；使得青年人对政治问题漠不关心，对国家历史不感兴趣；苏共“丧失了在青年一代心目中的神圣地位，已不再是青年一代崇尚和追随的核心；相反，苏共领导干部被青年一代当作享受特权、养尊处优、惯于说大话和空话、不学无术等等的代名词。”［１６］此外，“在青年一代的心目中，苏共是脱离群众、背离时代发展方向的官僚集团。”［１７］苏共这一背离自己理论和政策的做法使得国家凝聚力下降，人们对党、对国家若即若离，不再把党和国家视为自己的第一责任。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苏共却教育人民爱国，帮助人民确立爱国信念，不仅达不到预期的教育效果，而且会适得其反。“苏共说一套做一套，其行为直接违背了自身的理论和政策。”［18］这是因为，爱国不仅仅是全国人民的事情，是国家每一个成员的事情，更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事情，不能一味地去强调人民应该如何爱国，而自己却在做损害国家利益的事情。
三、理论与实际的矛盾使得苏共爱国主义教育工作难以为继
爱国主义教育工作不是一种可有可无、无关痛痒的应急之策，而是一种特殊的客观存在的社会实践活动。爱国主义教育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因而，爱国主义教育的效果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尤其是理论与实际的矛盾使得苏共爱国主义教育难以为继。
首先，社会环境。社会环境是指人类生存及活动范围内的社会物质、精神条件的总和。本文所说的社会环境主要是指当时苏联的社会实际。在建国初期，列宁就注意到了积极的、健康的社会环境对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开展，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换句话说，如果社会上官僚主义盛行、随处可见贪污腐败现象，这样的社会环境势必会让爱国主义教育大打折扣。从这一理论观点出发，列宁非常重视对官僚主义、官僚特权阶层、贪污腐败等社会流毒的治理工作，以此来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例如，在对待官僚主义问题上，列宁说：“官僚主义是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１9］官僚主义的拖拉作风、高高在上、滥用权利、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说空话、不负责任、互相推诿、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贪赃枉法等社会现象的存在，必会危害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开展。
继列宁以后的苏共领导人都看到了社会环境与爱国主义教育之间的内在必然联系，为此，他们都重视良好社会环境的营造。但他们的一些做法却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譬如：斯大林为了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采取封闭社会环境的做法。此时一切阶层的苏联人民都对未经批准而同外国人接触感到忐忑不安。同来自国外的任何人保持长期的友谊，通常会引起克格勃的格外注意。与外国人建立了友谊的苏联人，通常要被克格勃找去谈话，以弄清楚这种联系的性质。与此同时，为了保持苏联人民对党、对国家甚至对领袖的绝对忠诚，极度封闭社会环境，让人们相信所宣传的一切。但是，“愈是封闭的社会，愈是想封闭的社会，愈是禁不住外部社会的冲力；愈是封闭的社会，愈是想封闭的社会，被迫的开放对本民族原有道德准则、规范和传统的摧毁就愈具有破坏力。”［20］
赫鲁晓夫为了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一改斯大林极度封闭社会环境的做法，这样做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但是，他没有把握好尺度，致使“解冻”思潮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兴起，丑化党、丑化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造成人们思想的空前混乱，这样的社会环境丝毫不利于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的开展。
勃列日涅夫为了彻底清除赫鲁晓夫时期“解冻”思潮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所带来的一系列消极影响，试图采取斯大林的做法，来提升党和国家的凝聚力。但是，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不注重自身的言行，社会上出现了官僚特权阶层恶性膨胀，党风败坏，基层组织涣散的现象，这使得社会道德、公民道德水平普遍下降，出现了“在无产阶级劳动的国度里，勤勤恳恳的劳动变成了卑贱的营生，迟到、缺勤、消极怠工、虚报产量、弄虚作假成了普遍现象。”［２1］
上台伊始的戈尔巴乔夫，注意到了社会环境的营造问题。他看到了此时苏联的思想僵化、腐败和特权现象使得整个社会生活死气沉沉，缺乏活力。他认为改革是改变这一客观现实的最好途径。但是，他的改革不但没有使社会环境得到丝毫好转，反而在他的多元化、自由化、民主化的影响下，否定了党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致使社会上出现了对斯大林本人和他所领导下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全面批判和否定现象。甚至某些媒体的批评矛头不仅直接指向了列宁，而且还说社会主义是一种“倒退”。例如，在1990年的五一游行活动中，数千人举着“政治局下台”、“打倒苏共”、“打倒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标语，高喊“戈尔巴乔夫下台”的口号；游行队伍举的不是红旗，而是1917年革命后禁止的俄罗斯历史上的三色旗。［２2］可见，此时的苏联社会被历史虚无主义充斥着，否定党、否定苏联历史的社会舆论泛滥成灾，一些报刊大量发表歪曲苏共历史、反对社会主义的文章，这无形中助长了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并没有使社会环境得到营造，反而遭到了破坏。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还何谈去教育人民爱国呢？
其次，舆论宣传。在苏联，每一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极其重视舆论宣传在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的作用，尤其希望通过舆论来宣传国家的建设成就，以此来增强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荣誉感。但在宣传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切实际的现象。如为了美化苏联，一方面采取丑化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另一方面则采取了有失客观、不切实际和虚假宣传国家建设成就的做法。这种做法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是极为有害的。如为了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感，为了增强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向往，宣传家和教育家们把苏联社会描绘得白璧无瑕，大谈特谈国家已经取得的成就，而对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则缄默不言。“长期以来，无论是报刊宣传报道，还是口头宣传报道，大多是回避现实社会的重大问题，报喜不报忧，言行不一，理论脱离实际。报告、决议讲得都不错，而实际情况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２3］人民群众对不切实际的宣传的不满充斥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最讨厌听我们的广播，整天说我们怎么样，我们如何，全是瞎吹牛。”担任政治学习小组组长的英语女教师别利洛夫斯卡娅说：“我在讨论中经常给大家介绍我国赶超美国的宏伟计划，说劳动人民的福利不断提高。现在我该说些什么呢？我再也不相信了。”［２4］“什么时候不再讲空话？什么时候按照苏共中央决定干实事？”［２5］“在莫斯科，……只是在1980年奥运会期间，苏联首都才成了耀眼的‘社会主义橱窗”。在这个橱窗里，在2个月的时间里，苏联人梦想的一切——各种食品、饮料和其他商品看上去应有尽有。人们私下里讥笑说：“在1980年，苏联共产党所许诺的共产主义没有实现，只是举办了奥运会。……奥运会闭幕了，短时间的商品供应充足的局面也就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排起的长队。”［２6］
此外，舆论宣传打着爱国主义的幌子，行霸权主义行径。苏联的前身是沙皇俄国，而沙皇俄国有着侵略别国的历史传统和根深蒂固的大国沙文主义。这一民族特质必会在苏共爱国主义教育中有所反映。在斯大林时期，苏共在爱国主义教育的幌子下，打着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的旗号，向苏联人民宣传着苏联是“世界革命”中心的思想，在这样的宣传下，让苏联人民始终有一种无可名状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舆论宣传以加强“军事爱国主义教育”为名，在部队中狂热地煽动民族沙文主义情绪，鼓动苏军士兵“不要吝惜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要为领土扩张“流尽最后一滴血”。与此同时，他们特别注重向青少年灌输军国主义思想，培养青少年“服役光荣”，“不入伍就不配称好汉”的思想意识。为达到此目的，苏共动用了所有报刊、广播电台、电视、电影和出版社等众多舆论工具，大肆宣传军国主义思想。这种不切实际的宣传和打着爱国主义的幌子，行霸权主义行径的做法，不但不利于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的开展，反而带来了一系列的消极影响。
再次，意识形态。爱国主义教育的意识形态化，的确产生过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的确激励着民众“要为美好理想的每一寸土地而战斗的热情。”对此，英国学者莫舍·卢因指出：“在这‘红色’阵营中，不消说许多人都生活在一种英雄主义和热情洋溢的气氛中，而之所以能保持这种气氛，纯粹是由于他们真诚地相信已经建立了较高级的社会制度，也由于党内和支持党的群众中盛行着平均主义情绪而不可否认地提高了士气所致。”［２３］这种意识形态化的爱国主义教育，虽然发挥了教化的功能，但却控制了人们的思想，变成了对人们思想整齐划一的执着追求，这在一定程度上虽然避免了政府的每一项政策、每一个行为遭到人民群众的批评，使人们对苏共产生了一种盲目的信服和崇拜，认为苏共所作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对社会上出现的不足之处，人们也不去思考，不去问，只能表现出无条件的遵守和忠诚，最终，苏联人们变成了泰戈尔所说的“会动的木偶”［２7］。
此外，意识形态的高压政策使得爱国主义教育变得越来越扭曲，与真正的爱国主义教育越走越远。也就是说，在联系现实生活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只能讲党和国家所取得的成就，社会上阳光的一面，而对社会上存在问题和不足，甚至是阴暗面却加以回避，不能谈也不能说，更不能去分析和评价，不允许对党和国家发出不同的声音，甚至是善意的批评也不行。因为这样做会被视为异端邪说和对社会主义的不忠，并对之大加讨伐，给以思想上、物质上和肉体上的消灭。此时，在工作中，“任何公开地表示怀疑，或者甚至担心这个计划会不会成功，就是不忠而且甚至是变节的行为”。［２8］这就使得“工人在党内已被窒息。党员群众一片寒噤。恐怖统治当道，强迫的沉默；表决则要求百分之百赞成，并且要求放弃一切批评；依照上面的命令而思考是义务”。［２9］“为要获得幸福，那么随声附和吧！”［30］成为人们的共同心声。这样做的结果是爱国主义教育越来越偏离原有的正确轨道，离真正的爱国主义教育越来越远。
其实，一个人爱不爱国，爱不爱党，并不是因为这个国家、这个党没有缺点才去爱它。这是由于爱国、爱党是一个人的崇高情感，人们不会因为党和国家存在的不足、缺点而不去爱它。在苏联，应该让人们知道国家的真实情况，让人们了解国家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这不仅能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感，更能让人们有一种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可见，离开这一点去教育人们爱国，是极其错误的。总而言之，苏共这种理论与实际相背离的做法，让人民群众相信他们的理论政策、观点主张而不顾事实，只能使爱国主义教育归于失败。
纵观苏共执政74年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苏共是极其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的政党，这项工作抓得既严且紧。既然如此，苏共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又为何以失败告终呢？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但是，主要原因是苏共自身的言行不一，理论与实践脱节，爱国主义教育徒具形式、没有实际效果，教育环境恶化和爱国主义教育只针对别人、不要求自己，等等。这样的爱国主义教育必定会走向失败。
一、在理论政策层面上苏共高度重视爱国主义教育
苏共是高度重视对其国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政党。从其建党开始，直到最后败亡，应该说苏共对国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项工作从来没有放松过。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针对刚刚建立起来的苏维埃共和国内受反革命势力的猖狂反扑和破坏，外受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经济封锁、外交孤立和意识形态上的肆无忌惮的反苏、反共宣传的客观现实，反复强调爱国主义教育要明确“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是摆在第一位的任务。”［1］他号召人民“要时刻戒备，要像保护眼珠一样保护我们国家和我们红军的防御能力。”［２］在列宁看来，爱国主义教育的真正目的是“培养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使他们有本领战胜谎言和偏见，能够帮助劳动群众战胜旧秩序，建设一个没有资本家、没有剥削者、没有地主的国家”［３］。
斯大林继续把爱国主义教育工作视为极其重要的事情来抓。他指出当前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应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各项决议、党和国家的当前任务、发展目标等为指导，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以自觉遵守和维护党的团结为前提。尤其是在战争期间，为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热情，各种文学艺术形式都被动员了起来。战前搁笔沉默多年的作家和诗人又拿起笔，开始发表热情洋溢的爱国主义作品。”［４］为了提高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的针对性，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教育群众具有对社会责任的高度自觉精神，关心国家利益，对敌人不妥协……。国家、党、人民的利益就是每个苏维埃人的切身利益。对每个人说来，在国家、社会事业中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局外的、‘无关’的东西，因此他应该严格地去消除缺点。一个热爱祖国的真正爱国者、一个苏维埃人是为了祖国的利益而生存的。为自己祖国、为祖国的光荣、荣誉、强盛而感到自豪，这是每个苏维埃人所具有的情感”［５］，是苏联人民“对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和共产党的忠诚，愿把一切力量，必要时，愿把生命献给可爱的祖国”［６］。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共爱国主义教育工作是在批判个人崇拜、“解冻”思潮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起的社会背景之下进行的。在赫鲁晓夫看来，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的重点应该是对人民群众进行责任感教育，主要是培养人民群众的责任心，把人民“培养成自觉的人，培养成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烈的爱国主义者。”［７］这一时期的爱国主义教育突破了斯大林时期的模式化做法，比较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注重拿事实说话，反对空洞的说教和强硬的灌输。这正如赫鲁晓夫所指出的“人民是否热爱社会主义制度，是否热爱共产党，是否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不是靠教育和宣传，而是靠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靠实实在在地体现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优越性上面。”［８］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既是苏联由盛转衰的时期，也是“苏联走向衰亡的关键性转折时期”［９］，还是各种矛盾不断积聚的时期。为改变这一客观现实，勃列日涅夫提出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是改变这一现状的必要措施之一。他指出：“党有权自豪的是，它用对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无限忠忱的精神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人。”［１０］随后，苏共中央颁布了《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国民教育立法纲要》，该文件明确规定苏联高校要“培养大学生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共产主义觉悟，有文化，有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和苏维埃爱国主义精神，有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决心”［１１］。尤其强调指出：“意识形态和政治教育工作的核心过去是，现在仍是培养苏维埃人的科学世界观，无限忠于党的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１２］
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共爱国主义教育是以“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改革的背景下开展的。因而，这一时期爱国主义教育工作是以积极配合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为己任，是以是否倡导改革、是否配合改革、是否支持改革作为评价是否爱国、是否爱党的主要标尺之一的。
此外，在苏共历史上，苏共中央关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的纲要、决议、文件多如牛毛。当时苏联的教育家、党政工作人员写了很多关于爱国主义教育工作方面的专著、论文、写实报告。如教育家伊万诺夫的《竭力提高革命警惕性是苏联人民最重要的义务》、古巴诺夫的《苏维埃爱国主义是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伟大力量》、凯洛夫的《苏联的爱国主义教育及其经验》、苏霍姆林斯基的《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等。数十年来，苏共在爱国主义教育工作方面不仅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爱国主义教育工作有理论作支撑、有政策作引导、有法规作保障。可见，苏共在理论政策层面所做的工作是极其周密、细致的。
二、在实际作为层面上苏共逐渐背离自己的理论和政策
在苏共的会议、文件、纲要、报刊、杂志、书籍等资料中，苏共被描绘成是最光明、最先进的东西的化身，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政党。直至戈尔巴乔夫执政前期，苏共一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然而，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为促使改革向纵深方向发展，逐渐把“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为了让这一指导思想深入人心，他们把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集权的、专横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极权社会主义”。为了强化这种认识，不遗余力的诋毁社会主义制度，宣称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垄断制度。其表现“在政治上，共产党的领导，造成共产党‘对政权的霸占’；经济上，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统治地位，排除了人们对所有制的自由选择；思想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起指导作用，妨碍了‘吸收先进思想’。”［１３］“为了消除极权，实现民主，必须根本改变苏联的社会制度，结束苏共在一切领域的权利‘垄断’，推行多党制，实行自由选举、议会民主。”［１４］苏共指导思想的变化扰乱了人们的思想，让人们无所适从。面对党的指导思想的自我颠覆，苏联爱国主义教育工作者陷入了无所适从的窘迫处境。
至于说苏共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政党，苏共自身表现出的言行不一、不以身作则、甚至是完全背离自己的理论和政策的做法使得爱国主义教育很难自圆其说。列宁一再强调苏共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政党，因此，一定要警觉党员干部以权谋私腐败现象的出现。在1922年召开的俄共十一大上，要求对党的干部“个人发财企图必须无情地加以制止”，决不允许把入党看作向人民谋取地位、待遇的手段。也正是苏共早年的这些做法赢得了群众的支持、拥护和爱戴。
然而，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以后，苏共逐渐背离了自己作为人民利益代表的诺言，日渐腐败，在社会上逐渐形成了官僚特权阶层。尤其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这一阶层的人数越来越多。据有关资料估计，“当时这个阶层大约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亲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１５］官僚特权阶层的腐败侵占了人民群众的资源，社会上出现了人民“公仆”享受特权，生活奢靡堕落，而群众却要排队购物、生活艰难的情况。这些现象的存在，加深了苏共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威信日益下降，使得苏联人民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对国家有了诸多的不满，他们不再相信党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而是为当权者谋利益的，人们大众对党的这些看法势必会使得一些成年人对社会问题表现冷漠，对工作缺乏热情；使得青年人对政治问题漠不关心，对国家历史不感兴趣；苏共“丧失了在青年一代心目中的神圣地位，已不再是青年一代崇尚和追随的核心；相反，苏共领导干部被青年一代当作享受特权、养尊处优、惯于说大话和空话、不学无术等等的代名词。”［１６］此外，“在青年一代的心目中，苏共是脱离群众、背离时代发展方向的官僚集团。”［１７］苏共这一背离自己理论和政策的做法使得国家凝聚力下降，人们对党、对国家若即若离，不再把党和国家视为自己的第一责任。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苏共却教育人民爱国，帮助人民确立爱国信念，不仅达不到预期的教育效果，而且会适得其反。“苏共说一套做一套，其行为直接违背了自身的理论和政策。”［18］这是因为，爱国不仅仅是全国人民的事情，是国家每一个成员的事情，更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事情，不能一味地去强调人民应该如何爱国，而自己却在做损害国家利益的事情。
三、理论与实际的矛盾使得苏共爱国主义教育工作难以为继
爱国主义教育工作不是一种可有可无、无关痛痒的应急之策，而是一种特殊的客观存在的社会实践活动。爱国主义教育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因而，爱国主义教育的效果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尤其是理论与实际的矛盾使得苏共爱国主义教育难以为继。
首先，社会环境。社会环境是指人类生存及活动范围内的社会物质、精神条件的总和。本文所说的社会环境主要是指当时苏联的社会实际。在建国初期，列宁就注意到了积极的、健康的社会环境对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开展，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换句话说，如果社会上官僚主义盛行、随处可见贪污腐败现象，这样的社会环境势必会让爱国主义教育大打折扣。从这一理论观点出发，列宁非常重视对官僚主义、官僚特权阶层、贪污腐败等社会流毒的治理工作，以此来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例如，在对待官僚主义问题上，列宁说：“官僚主义是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１9］官僚主义的拖拉作风、高高在上、滥用权利、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说空话、不负责任、互相推诿、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贪赃枉法等社会现象的存在，必会危害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开展。
继列宁以后的苏共领导人都看到了社会环境与爱国主义教育之间的内在必然联系，为此，他们都重视良好社会环境的营造。但他们的一些做法却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譬如：斯大林为了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采取封闭社会环境的做法。此时一切阶层的苏联人民都对未经批准而同外国人接触感到忐忑不安。同来自国外的任何人保持长期的友谊，通常会引起克格勃的格外注意。与外国人建立了友谊的苏联人，通常要被克格勃找去谈话，以弄清楚这种联系的性质。与此同时，为了保持苏联人民对党、对国家甚至对领袖的绝对忠诚，极度封闭社会环境，让人们相信所宣传的一切。但是，“愈是封闭的社会，愈是想封闭的社会，愈是禁不住外部社会的冲力；愈是封闭的社会，愈是想封闭的社会，被迫的开放对本民族原有道德准则、规范和传统的摧毁就愈具有破坏力。”［20］
赫鲁晓夫为了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一改斯大林极度封闭社会环境的做法，这样做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但是，他没有把握好尺度，致使“解冻”思潮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兴起，丑化党、丑化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造成人们思想的空前混乱，这样的社会环境丝毫不利于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的开展。
勃列日涅夫为了彻底清除赫鲁晓夫时期“解冻”思潮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所带来的一系列消极影响，试图采取斯大林的做法，来提升党和国家的凝聚力。但是，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不注重自身的言行，社会上出现了官僚特权阶层恶性膨胀，党风败坏，基层组织涣散的现象，这使得社会道德、公民道德水平普遍下降，出现了“在无产阶级劳动的国度里，勤勤恳恳的劳动变成了卑贱的营生，迟到、缺勤、消极怠工、虚报产量、弄虚作假成了普遍现象。”［２1］
上台伊始的戈尔巴乔夫，注意到了社会环境的营造问题。他看到了此时苏联的思想僵化、腐败和特权现象使得整个社会生活死气沉沉，缺乏活力。他认为改革是改变这一客观现实的最好途径。但是，他的改革不但没有使社会环境得到丝毫好转，反而在他的多元化、自由化、民主化的影响下，否定了党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致使社会上出现了对斯大林本人和他所领导下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全面批判和否定现象。甚至某些媒体的批评矛头不仅直接指向了列宁，而且还说社会主义是一种“倒退”。例如，在1990年的五一游行活动中，数千人举着“政治局下台”、“打倒苏共”、“打倒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标语，高喊“戈尔巴乔夫下台”的口号；游行队伍举的不是红旗，而是1917年革命后禁止的俄罗斯历史上的三色旗。［２2］可见，此时的苏联社会被历史虚无主义充斥着，否定党、否定苏联历史的社会舆论泛滥成灾，一些报刊大量发表歪曲苏共历史、反对社会主义的文章，这无形中助长了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并没有使社会环境得到营造，反而遭到了破坏。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还何谈去教育人民爱国呢？
其次，舆论宣传。在苏联，每一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极其重视舆论宣传在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的作用，尤其希望通过舆论来宣传国家的建设成就，以此来增强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荣誉感。但在宣传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切实际的现象。如为了美化苏联，一方面采取丑化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另一方面则采取了有失客观、不切实际和虚假宣传国家建设成就的做法。这种做法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是极为有害的。如为了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感，为了增强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向往，宣传家和教育家们把苏联社会描绘得白璧无瑕，大谈特谈国家已经取得的成就，而对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则缄默不言。“长期以来，无论是报刊宣传报道，还是口头宣传报道，大多是回避现实社会的重大问题，报喜不报忧，言行不一，理论脱离实际。报告、决议讲得都不错，而实际情况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２3］人民群众对不切实际的宣传的不满充斥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最讨厌听我们的广播，整天说我们怎么样，我们如何，全是瞎吹牛。”担任政治学习小组组长的英语女教师别利洛夫斯卡娅说：“我在讨论中经常给大家介绍我国赶超美国的宏伟计划，说劳动人民的福利不断提高。现在我该说些什么呢？我再也不相信了。”［２4］“什么时候不再讲空话？什么时候按照苏共中央决定干实事？”［２5］“在莫斯科，……只是在1980年奥运会期间，苏联首都才成了耀眼的‘社会主义橱窗”。在这个橱窗里，在2个月的时间里，苏联人梦想的一切——各种食品、饮料和其他商品看上去应有尽有。人们私下里讥笑说：“在1980年，苏联共产党所许诺的共产主义没有实现，只是举办了奥运会。……奥运会闭幕了，短时间的商品供应充足的局面也就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排起的长队。”［２6］
此外，舆论宣传打着爱国主义的幌子，行霸权主义行径。苏联的前身是沙皇俄国，而沙皇俄国有着侵略别国的历史传统和根深蒂固的大国沙文主义。这一民族特质必会在苏共爱国主义教育中有所反映。在斯大林时期，苏共在爱国主义教育的幌子下，打着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的旗号，向苏联人民宣传着苏联是“世界革命”中心的思想，在这样的宣传下，让苏联人民始终有一种无可名状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舆论宣传以加强“军事爱国主义教育”为名，在部队中狂热地煽动民族沙文主义情绪，鼓动苏军士兵“不要吝惜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要为领土扩张“流尽最后一滴血”。与此同时，他们特别注重向青少年灌输军国主义思想，培养青少年“服役光荣”，“不入伍就不配称好汉”的思想意识。为达到此目的，苏共动用了所有报刊、广播电台、电视、电影和出版社等众多舆论工具，大肆宣传军国主义思想。这种不切实际的宣传和打着爱国主义的幌子，行霸权主义行径的做法，不但不利于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的开展，反而带来了一系列的消极影响。
再次，意识形态。爱国主义教育的意识形态化，的确产生过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的确激励着民众“要为美好理想的每一寸土地而战斗的热情。”对此，英国学者莫舍·卢因指出：“在这‘红色’阵营中，不消说许多人都生活在一种英雄主义和热情洋溢的气氛中，而之所以能保持这种气氛，纯粹是由于他们真诚地相信已经建立了较高级的社会制度，也由于党内和支持党的群众中盛行着平均主义情绪而不可否认地提高了士气所致。”［２３］这种意识形态化的爱国主义教育，虽然发挥了教化的功能，但却控制了人们的思想，变成了对人们思想整齐划一的执着追求，这在一定程度上虽然避免了政府的每一项政策、每一个行为遭到人民群众的批评，使人们对苏共产生了一种盲目的信服和崇拜，认为苏共所作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对社会上出现的不足之处，人们也不去思考，不去问，只能表现出无条件的遵守和忠诚，最终，苏联人们变成了泰戈尔所说的“会动的木偶”［２7］。
此外，意识形态的高压政策使得爱国主义教育变得越来越扭曲，与真正的爱国主义教育越走越远。也就是说，在联系现实生活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只能讲党和国家所取得的成就，社会上阳光的一面，而对社会上存在问题和不足，甚至是阴暗面却加以回避，不能谈也不能说，更不能去分析和评价，不允许对党和国家发出不同的声音，甚至是善意的批评也不行。因为这样做会被视为异端邪说和对社会主义的不忠，并对之大加讨伐，给以思想上、物质上和肉体上的消灭。此时，在工作中，“任何公开地表示怀疑，或者甚至担心这个计划会不会成功，就是不忠而且甚至是变节的行为”。［２8］这就使得“工人在党内已被窒息。党员群众一片寒噤。恐怖统治当道，强迫的沉默；表决则要求百分之百赞成，并且要求放弃一切批评；依照上面的命令而思考是义务”。［２9］“为要获得幸福，那么随声附和吧！”［30］成为人们的共同心声。这样做的结果是爱国主义教育越来越偏离原有的正确轨道，离真正的爱国主义教育越来越远。
其实，一个人爱不爱国，爱不爱党，并不是因为这个国家、这个党没有缺点才去爱它。这是由于爱国、爱党是一个人的崇高情感，人们不会因为党和国家存在的不足、缺点而不去爱它。在苏联，应该让人们知道国家的真实情况，让人们了解国家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这不仅能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感，更能让人们有一种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可见，离开这一点去教育人们爱国，是极其错误的。总而言之，苏共这种理论与实际相背离的做法，让人民群众相信他们的理论政策、观点主张而不顾事实，只能使爱国主义教育归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