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人的谎言第32集:摩罗转向：“叛变”，还是“叛逆”

　　我们要对自我的历史重新认识与评价。于是，“中国站起来”应运而生，“中国模式”呼之欲出，“弘扬传统文化”热闹沸腾。中国不仅是多样性世界中的一员，而且有可能解决困扰人类的问题：世界向何处去？

　　可以说摩罗先生的《中国站起来》就是这样背景下的产物。本来，摩罗的“中国”就逻辑上来说与《中国不高兴》、《中国可以说不》、《中国梦》这类书籍没有区别。可是，这位“精神界战士”（钱理群语）、有鲁迅真正传人之称的摩罗先生，对鲁迅评价的颠覆性转变，带来的不仅仅是认识的震撼，更是转变的突兀之感。

　　对于熟知摩罗的人来说，震撼不仅仅来源于其“文气浩瀚”（梁文道语）和书中讲述的道理，更来自于摩罗自身内在精神气质、价值取向的巨大转变。为此摩罗遭到了铺天盖地的批评、谩骂与诘难，结合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向权力“投诚”的现象，和本书所展现出来的“精神”主旨，“招安”一说兴起一时。

　　可惜的是，在大部分批评中，“情感”发泄占了绝大多数，少有一个真诚的反对理由。《中国站起来》留下的也仅仅是一时的“喧嚣和嘈杂”，而这原本应该是一件有着深远意义的文化事件。即使真的是一次“出卖”、“投诚”，批评者也至少应该拿出证据，摩罗和他的书到底错在哪里？

　　转变自鲁迅始

　　谈论摩罗的转变，可以从鲁迅开始。在《中国站起来》的第四章《鲁迅与史密斯的神秘感应》中，摩罗试图对鲁迅进行系统的批判，但这篇原本就不长的文章却是这样连贯起来的：可能、很可能、李冬木猜测、这种猜测颇可相信、也许、如果没有、我的判断是。

　　通过这些字眼，作者巧妙把鲁迅从鲁迅变成了他想象的鲁迅。其逻辑是：我认为你是什么样子，然后再把我认为的事物当成真实承认下来，最后完成对这事实本身的判断批评。换句话说，摩罗评价的鲁迅不是客观存在的鲁迅，而是其幻化出来的鲁迅。

　　当把对象当成想象，再对想象进行评价，评价就是没有意义的，不管是赞美还是诅咒。比如，关于国民性的问题，摩罗是这样理解的：鲁迅认为中国人天生有劣根性，即：“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就深深印上中国人固有劣根性，然后鲁迅把西方人性作为理想人性承认下来”，并作为参考系进行批判。

　　可是鲁迅从来就没有说过：中国人天生就有劣根性。鲁迅认为中国人有问题不是“人”这一本体有问题，而是生活在这环境维度之下的中国人有问题，即：中国人的问题不是出现在人身上而是出现在“人”（即环境等因素）身上。国民性的批判不是对中国人人格的否定，而是对中国这一大维度之下中国人整体“气质”的批判。

　　如果对鲁迅这一批判不赞成，摩罗应该做的是证明中国人气质没有问题，或者即使有问题，鲁迅批判的也是错的，从而指出正确的批判方向。可摩罗什么也没有做，只是拿鲁迅参考的《中国人气质》是外国人对中国批判说事，却没有指出错在什么地方。事物对错不是因为历史或传统，不是因为他是自我评价还是外在评价，而是这评价本身是否正确。

　　如果说对鲁迅的批评是因其对中国人这一主体的不认同，那么对于对这一主体进行系统教育改变的蔡元培，摩罗的评价是：自此以后，中国学子受教育过程中只知有西，不知有中，进而对蔡元培教育革新全部否定，因其“断绝了中国文化”。

　　但摩罗似乎不知道蔡元培教育改革还有事实的另一面：蔡元培认为儒家的五伦五常，除君臣一伦不合时代外，其余伦常都具有普适的道德价值，他还以自由、平等、博爱，来解释儒家的义、恕、仁。事实上，“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对传统的人文精神和人生理念采取的也多是认同态度。这甚至从台湾教育体系一直把儒家当作哲学基础，也可以得出佐证。

　　退一步讲，如果说蔡元培对中国传统资源给予替代的传承，摩罗先生都不接受，那么，对于今天更加彻底地革除传统资源的教育，摩罗为何又如此宽容？记得以前摩罗自己也说过：我们这几代人的思想观念，包括现在刚入高校的学生，就是按照毛泽东思想的理念灌输出来的。（《钱理群：拒绝遗忘》第342页）。

　　那么，值得追问的是，今天中国教育丢掉传统文化到底是谁的问题？当我们用苛刻的眼光，带着自己的想象和自己也没有阐释清楚的价值，以及对现实逃避的态度来评价历史时，是否想过：当后人也用同样的方法评价我们这个时代时，我们做何感想？

　　从教育出发，摩罗对蔡元培、胡适那一代毁掉传统文化痛心疾首，并给予了胡适最恶毒的攻击。那么摩罗是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呢？通读全书，摩罗自己没有一丁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认识与思考，而不过是用梁启超和费孝通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和认知作为自己的认知。将指涉厚重的批判建立在他者的认知之上，不论这个“他者”如何有水准和受人尊重，缺少了真切的自我“认知”，都会显得不那么可靠。

　　当叛逆走向极致

　　今天，中国知识界出现一系列“文化自信”、“中国模式”、“中国特色”等话语，绝大部分建筑于所谓经济成功的基础之上，无疑摩罗也是如此，正如他所说：“我看见工人农民的血汗正在浇筑着中国崛起的基座。”

　　可是今天中国经济的奇迹不也同时是融入这个世界的结果吗？“自由市场的真相是枪炮和霸权”，“自由贸易的真相就是抢劫”，“自由竞争的真相就是不让别人发展”，这些理直气壮的话语背后，不是以另一种方式对自己的否定吗？

　　更进一步说，既然摩罗认为中国文化都被“五四”那一代弄断根了，那么今天中国所谓的经济成就不就是西方文化孕育的结果吗？依照这样的逻辑，我们应该做的恰恰是：毫不动摇地抛弃中国传统文化。

　　摩罗说：“1909年，看不到中国的崩溃是有眼无珠。2009年，看不到中国崛起的趋势也是有眼无珠。”那么，1909年中国是何种文化意识形态，2009年又是何种文化意识形态？按照《中国站起来》的逻辑，所谓中国经济崛起是不是对西方文明的另类肯定和对自身过去的直接否定呢？这其中的逻辑又该如何连贯？

　　或许，摩罗所想表达的不是逻辑与主张，而《中国站起来》也应该被看成是一本探讨文化战略的书，是要表达中国应以何种姿态安立于东方。那么这本书也至少应该回答两个问题：中国何以立？何以立中国？如果前者是中国传统文化，那么后者是什么呢？对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来说，其实这两个问题是一个问题，答案也是一个答案。

　　因为这场突兀而颠覆性的论说，摩罗的转向成为近年来知识界颇具热度的一个议题。抛开“招安”、“投诚”这些充斥着道德判断的批评话语而言，在笔者看来，摩罗的转向或许有以下两方面因素。

　　其一，知识空心化。不管摩罗的价值取向是否转变，这本《中国站起来》和《因幸福而哭泣》、《大地的悲悯》、《屈辱者手记》等摩罗著作都有一个共同特性：文盛于质。超强文字能力支撑之下仅仅是情感的发泄，某一特定的价值判断和信仰或许并没有融入写作者的血液，而成为其价值观的一部分。

　　其二，因叛逆而片面。换一种方式来看摩罗的人生足迹，我们会清晰地感受到，摩罗是一个叛逆之人，对于一个以文字为生的人来说，叛逆不是什么坏事，反而更增文字的厚度和广度。叛逆性深深影响着摩罗的性格和文章。当所有人都对某一主义疯狂时，摩罗说你们错了，当相同的情况再次出现时，摩罗又说，你们错了。当叛逆走向极致，成为一种思考方式时，毅然否定自己和自己过去的思考变得容易起来，这种否定和重构也就因其片面而不够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