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岚6:顾准:全国唯一一个两次被划为“右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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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全国唯一一个两次被划为“右派”的人

柴静

2012年02月14日15:00  来源:《学习时报》

   1966年,顾准被秘密羁押,在自述中说“我在监狱中的态度非常顽固,直到了死不悔改的地步”。他是全国唯一两次被划为右派的人。顾准的孤独不同于因为境遇导致的落寞——落寞里还可以充满幻觉或者憧憬,他的孤独,是一个认识到绝境之后,又心甘情愿地停留在这个绝境当中的选择。

  

   

   

    1966年,顾准被秘密羁押,在自述中说“我在监狱中的态度非常顽固,直到了死不悔改的地步”。他是全国唯一两次被划为右派的人。

  他的母亲这时已经80多岁,在屋子里只语无伦次地重复一句话:“我怎么还不死呢?我怎么还不死呢?”

  他从被关押地回来把母亲送到山西的妹妹家,临走的时候,他的母亲“死死地盯住他看了半晌”。

  那是他们母子的诀别。

  大雪的小年夜,妻子提出离婚,他痛快地答应了。他是从那之后得了心脏病的。

  方采秀给家人的信中曾说,一旦摘帽,可以立即复婚,顾准对此抱着迷信般的希望,在周口店里他痛苦于“刮胡子刀盒被马蹄踏碎,镜破之谶”。

  他仍然每周给妻子写信,方每信必看,但不再回。他们商量过,为了保护孩子,宁可让他们认为父亲是错的。

  他们之后只见过一面。

  他回家想看望家人,看见她满口的牙都脱落了,嘴瘪着,一脸病容,极度憔悴。“你害人害得还不够吗?”她说。

  他“实在不忍心”,走了。

  冬天冷,他写信说回来取衣服,到了门口,发现所有的衣物都被放在门外,门关着,他久敲不开。走的时候,他把一张存折和粮票从门下塞了进去。

  回到单位,他收到一张4个孩子签字的脱离父子关系的纸,把他的户口和粮食关系也转来了。

  他在日记里写:“从此以后,就连他们每月寄粮票来的字迹也看不见。我想念他们。”

  1969年,他预感到妻子出事了,他向组织保证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改造,二不影响下放,组织告诉了他实情,但是“死期,死况,遗言,一概不知”。

  汪璧是因为被揭发在5年前曾经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资料”而自杀的,她把他的所有手稿用水浸湿,揉烂,再放到马桶里用水冲下去,资料太多了,以至于全楼的下水道都发生了堵塞。这样的事情,在解放前的革命年代里,她也为他做过。

  他唯一得到的悲悯,是他可能终生都不知道,汪璧是喝消毒用的来苏水自杀的,死状极惨。

  她的遗书只有一句话,“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

  她对孩子都没有留下遗言,儿子说,她离婚是为了我们孩子,内心非常痛苦,在提出离婚之前,已经有自杀的念头。

  只有顾准明白:“她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

  他写知道死讯后,“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然后他写:“但我还是抑制住,努力要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

  据经济学家骆耕漠回忆:“那时,顾准手头拮据,却买了一盏有两个绿玻璃灯罩的双头台灯。江明问他,为什么买两个头的灯?他只是沉默,不回答。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为了纪念死去多年的汪璧,仿佛妻子仍旧坐在他的对面。”

  他后来看《茵梦湖》,写一个人失去自己所爱的女人,孤独终老,他泪流满面地看完,还书的时候说“哀而不怨,哀而不怨”。

  吴敬琏说:“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还跟我说了一句,他说他一辈子只爱过一个人。”

  顾临终前,签了认罪书,他哭了,他说这对他是奇耻大辱,但也许能改善孩子们的处境。

  但那还是1974年,他的孩子拒绝在他临终前来看他,“在对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没有什么一般的父子关系可言的”。

 

1974年12月3日凌晨,大风雪,他去世了。“我已经原谅了你们,希望你们也原谅我。”这是他留给孩子的最后一句话。顾准的孤独不同于因为境遇导致的落寞——落寞里还可以充满幻觉或者憧憬,他的孤独,是一个认识到绝境之后,又心甘情愿地停留在这个绝境当中的选择。

  从“诗意的理想主义”到“转到冷静的分析”时,十分痛苦,他说自己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列文那样,“为我的无信仰而无所凭依”。

  但是他克服了。

  这个克服不是靠简单的仇恨和破灭。是靠认识,推导,批判。真正的批判,批判自己曾真诚信仰,并奉献了全部生命的东西。

  同时批判并不意味着“独断,骂倒,抹杀”,而是重估一切价值,“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

  他就像朱学勤说的,“黑暗如磐,一灯如豆,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

  他曾一再批评中国人正因为没有笨劲,懒得穷根究底,所以,“中国有天才,而没有科学上系统的步步前进,不停滞、不倒退的前进。中国人善于综合,都是根据不足的综合”。他没有著书立说的机会,只能在和弟弟的通信中,用“热恋般的热情”写下厚厚的笔记,用他说的“穷根究底的笨拙憨态”,写下《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用吴敬琏的话说,他对一切的研究其实都指向“娜拉走后怎么办?”——无产阶级的革命之后,政治和经济向何处去?

  此时,“文革”尚未结束,他已经风烛残年,病入膏肓,他自己也知道,没有人会去听一个老人的喃喃自语。但他写道:“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而不是依赖于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因为,说到底,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唯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是与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也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打破权威主义和权威主义下面恩赐的民主。”

  靠直觉也可以批评,但是,顾准式的批判,是把包裹着理想外衣的绝对真理,从底部撬动的力量,这是铲除它的合法性的最强的力量。

  这就是顾准的力量,穷尽事理的逻辑的力量。

  像贝多芬的四重奏里反复回旋的:“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他在三里河的中科院大楼里工作过,我才知道他离我住的地方这么近,不过现在那里看门的人根本不知道顾准是谁,住过哪间房子了。

  他的骨灰有一半就撒在我家附近的河里,因为暮年时,他常常在这条河边漫步,他那时仍然穿着背带裤,一直戴着一顶从旧帽子上拆下来的白布衬里,没人知道为什么,也没人问过,我猜他也许是为妻子服丧。

  不知道在这条河的边上,他的头脑暂时歇息,暮色四合中,一个人走回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无望和悲怆?

  很多次从电脑前直起身,看到窗外那条河的方向,我都想起顾准——如果他有一个还算平静的时代,有一张书桌,他将能创造出什么?

  知道了他的存在,人就没有权力狂妄,也没有权力虚无。他早就说过,历史让人不可能发牢骚。

  但知道了他的存在,就像王元化说的,你也再不可能平静,“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

  我受益于他最深的,是他对人类永恒进步的信仰,去世前,他留给吴敬琏的话是“待机守时”——“总有一天要发生变化,发生变化时要拿得出东西”。

  改革开放后,当吴敬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先驱后,他说“顾准改变了我的全部人生”。

  在顾去世10年后,他的儿女们有机会看到了由他的日记和通信整理成的书稿。

  “人生只有一个父亲,我们对这样一个父亲做了些什么呢?”顾准的大女儿写道,“为什么我们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长期视为殊途……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以后对亲人以至于社会再做蠢事?”

  我们也是顾准的后代,能够正视这些问题,才能无愧于顾准,才能说几十年来,时代的确是在进步的。

  顾准反对将任何人神化,他的思想也并非完美,但是将来的时代评价一个人,不会简单地基于得失功过。

  遇罗克说过,“所谓的不朽,就是在后代的心中引起共鸣”。

  黑暗如磐,一灯如豆,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
(责任编辑:董倩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