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羞羞的铁拳电视剧:赤子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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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子台湾(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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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前，曾有一群读书人为台湾哭泣。
那是1895年的4月17日，一位叫李鸿章的大人和小日本签署了《马关条约》，把台湾拱手相让。消息传到京师，紫禁城里的一个女人长吁了一口气，觉得李中堂真是难得的“糊裱”人才，她终可以继续当她的皇太后，游她的园、听她的戏，至于白花花的银子，还有大好的江山社稷，反正中国地大物博，有的是。只要洋大人肯保她的宝座，那就要“尽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除却这个自私阴险的老女人和一群窝囊的官员外，面对这样丧权辱国的条约，国人无不痛心疾首，特别是那些读书人。那一年，正值京师举行三年一度的会考。京城各省的举子听闻此讯，无不慨然。而在京城参加会考的台湾举子和台湾籍官员更是愤然，他们立即上书督察院，痛陈“全台赤子誓不与倭人俱生”。后来，群情激昂的读书人公推康有为、梁启超等起草书稿，向光绪皇帝请愿。在这份一万八千余字的请愿书中，有十八省一千三百多位举子的联名签署。书中慷慨陈词：“数千百万生灵皆北向恸哭，闾巷妇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怀一不共戴天之仇，谁肯甘心降敌！”并以为“弃台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 我们必须记住一组数字，那就是从1895年4月17日签署《马关条约》，到5月8日烟台换约，22天内先后有3000多名举子上书38次，这个事件，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
当时，台湾的绅民也电奏清廷：“割地议和，全台震骇。……臣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署誓死守御。设战而不胜，请俟臣等死后，再言割地……”然而，读书人的愤怒又如何？台湾民众的悲痛又如何？这个腐败的清廷，那个自私的女人，敢把海军的军费挪用修建后花园，这一次赔点银子， 赠些土地，又算什么呢？社稷再重，也没这个女人的私心重，江山再大，也没那些官员的小命大！咄！这是什么样的怪事！咄！这是什么样的国家！今天，重读台湾爱国人士丘逢甲“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的悲愤诗句，遥想割台当天，台湾全省“哭声震天、鸣罗罢市”的难忘场景，依旧令人扼腕长叹，嘘唏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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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堂中华，竟因一个老臣的懦弱，外加一个女人的私心，草草签署了这样一份沉重的蒙羞条约。贪婪的小日本终如愿以偿地将台湾这块肥肉吞入口中，从此，台湾民众也陷入“虎口”，开始了漫长50年的被殖民、被奴役的屈辱生活。
1895年6月17日，那个叫桦山资纪的首任台湾总督在所谓的“始政仪式”上，得意洋洋地地宣布日本已经接管台湾，并预期一个月内完全平息全岛的抵抗。然而，台湾民众并非绵羊，不像清廷那样窝囊。为了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他们不畏强暴，殊死抵抗，使侵略者寸步难行。在台北，有“三角涌义民营”，他们利用河谷、丛林、丘陵等有利地形，与侵略者打起了游击战；从台北到新竹沿线，到处都有丘逢甲、徐骧率领的抗日义军的身影；在台湾中部彰化的八卦山上，黑旗军将领吴彭年和义军将领吴汤兴率领4000多名义军与15000多日军血战三昼夜，击毙日本精锐师团1000多人；身为大将军的刘永福带领黑旗军奋勇杀敌，甚至亲自上阵，发炮轰击日军；而在嘉义城外，义军暗埋地雷，并机智地将日军诱入地雷阵中，炸死日军700多人……就在条约签订的这一年，台湾民众，利用土枪、土炮、大刀、长矛等非常简陋的武器和最现代化的日本军近卫师团对抗，他们奋勇杀敌，慷慨牺牲，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天地悲歌！
还是用一组敌方的数据来说明吧。在近半年的时间内，日本出动陆军7万余人，军马9400余匹；海军军舰40余艘、各类舰艇数百只；其它人员1万多人，先后总共出动兵力约10万多人。日军的伤亡人数，更是远远超过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损失。其中包括近卫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近卫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在内的4642人死亡，而因受伤、患病、感染疫病人数高达27000人。这是一组令足可以令后人骄傲的数字，但也是一组十分沉重的数字。在这看似辉煌的战绩背后，我们必须懂得，与这些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作战，我们可能要付出数十倍的牺牲和代价。不过，正是因为我们抵抗了，我们奋争了，被血染红的民族旗帜才会五十年后重新飘扬，而那些牺牲的头颅也终可以闭上愤怒的双眼，坦然长眠了。
虽然成规模、有组织的抵抗终是失败了。可是台湾的民众并没有因此屈服。譬如说被后人誉为台湾的抗日“三猛”，即台北的简大狮、台中的柯铁虎以及台南的林少猫。他们三人都骁勇善战，领着一群热血的好儿男与日军周旋，多次重创骄横的异族殖民者。
当年，柯铁虎是铁国山下的一个普通樵夫，可依然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中华儿女的血性和责任感，他身手矫捷，异常英勇。他是一个比传奇还要传奇的英雄人物。他曾经独自把一个日本的守备队50多个人引到树林里面去，然后一一干掉。也正是从1895年开始，柯铁虎身边便聚集一大批热血男儿和英雄好汉，以铁国山为中心，进行抗日游击战。他们烧据点、杀军警，一度收复云林县城，谱写了一曲生动的民间抗日英雄乐章。
再如简大狮，他是台北农民抗日武装的领袖之一。如今想起他的事迹，依然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感慨和流泪的冲动。1896年的元旦，他率领队伍同其他民众武装一道直袭台北，并攻入市区，给予日本殖民者沉重的打击。后来，战斗失败了，简大狮也几经辗转避祸厦门，以图他日再起。日寇便无耻地杀了他的妻子以泄愤，同时蛮横地向清政府索要他本人。懦弱的清廷不但没有保护自己的民族英雄，而且还卑鄙地将其抓获，送给日本人。大清虽负简大狮，可简大狮却不负大清。听听他就义前的滚烫言词：“我简大狮，系清国台湾之民。……日人虽目我为土匪，而清人应目我为义民。况自台湾归日，大小官员内渡一空，无一人敢出首创义举，唯我一介小民，犹能取胜众万余，血战百次。自谓无负于清。……愿生为大清之民，死为大清之鬼。”这是一颗多么赤诚的丹心！可怜他生不逢时，可恨那世道黑暗，满腔碧血，一缕忠魂，到头来，也只是凝固成历史册籍中的一个肃穆惊叹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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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是被压弯了腰，可挺的还是中华民族的脊梁，纵是被榨干了血，可流的是炎黄子孙的血液，堂堂华夏好儿郎，被奴役的只会是肉体，被夺去的只能是性命，只要有机会，只要有可能，就要努力抗争，求得灵魂的解放，求得人身的自由。
1915年的西来庵起义便是最好的明证。那一年，就在日本殖民者得意洋洋地准备纪念所谓的“台湾始政”二十周年之际，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日武装暴动在西来庵突然爆发。这场起义是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由爱国志士余清芳、江定、罗俊等人组织发起的。他们以台南西来庵等处为据点，训练骨干，筹划起义，并号召全省同胞“奋勇争先，尽忠报国，恢复台湾”。当时台北、台中、南投、嘉义、屏东等地的许多民众，纷纷赶来，加入义军。然而，由于走露风声，余、江等便决定临时举事，率领4000多民众在台北和台南两地发动武装起义，与日军血战七昼夜，然而寡不敌众，起义终是以失败告终。
这场声势浩大的起义，令日本殖民统治者大为震惊。20年的残酷统治和血腥镇压，丝毫没有削减台湾民众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反抗。虽然在日本军队和警察的大举进攻下，起义的领导人余清芳、江定、罗俊等相继被捕，西来庵起义终是被镇压下去。日本殖民统治者为了显示统治的合法性，在台南开设了所谓的临时法院，审判起义人员1466名，被判死刑的高达866人。而在法庭之外，被日寇疯狂残杀和集体屠杀的民众超过了3万人。日本殖民者无情地杀害反抗者，制造一桩桩血案，就是因为他们太过害怕反抗导致的过激反应。他们期望用血腥的暴力来控制这片土地。可这样的政策终是破产了。正如同盟会员罗福星的绝命诗写道：“牺牲血肉寻常事，莫怕生平爱自由……世界腥膻应涤尽，男儿不误大刀还。”对于台湾志士而言，大好头颅尽管拿去，但自由却永远不能。据不完全统计，从1895年到1945年的50年里，先后有65万人在抗日斗争中英勇牺牲，而当时台湾的人口才仅有350万。
再血腥的屠杀，也洗涤不掉他们的中国烙印，再残酷的镇压，也阻挡不了他们的仇恨和反抗。面对异族侵略者的凶残，他们不会惧怕，也永远不会屈服。作日本的“顺民”，那只是侵略者一厢情愿的想象罢了。
4
怀有一颗赤子之心的，还有山林中那些可敬的台湾原住民。他们不但是中华民族骄傲的组成部分，也是一群堂堂正正、敢于挺起脊梁的台湾人。譬如台中浊水溪上游的泰雅族人，便是取好的榜样。面对日寇的奴役和压迫，他们心中的仇恨日益激涨，终于在1930年10月27日，沉积多年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他们武装起来，奋起反抗。
那次起义，共有雾社地区六个泰雅部落的1200余人参加。他们推举马赫坡社的头人莫那鲁道为起义首领。这些勇士都是大山的精灵，像豹子一样敏捷，像老虎一样勇猛。他们都是打猎的好手，猎虎豹打豺狼，自然，取敌寇的头颅也不在话下。他们先是悄无声息地铲除了十余个警察所，夺取了大批枪械弹药，然后切断对外联络的电话线，并破坏了进山的交通要道。接着，复仇的大戏隆重上演了。
那一天，日本殖民统治者为纪念死在台湾的北白川宫能久亲王，正在雾社的公立学校举行运动会，有头有脸的日本殖民者都来参加。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理蕃”、“日化”了35年的原住民，并没有变成他们想象的“良民”。泰雅族人永远都是泰雅族人。他们的自尊和骄傲，还有蓄积的愤怒，马上就要倾泄到这些强占他们土地，掳走他们姐妹的外来侵略者头上。
上午8时，运动会开幕。当日本殖民者奏乐升旗，唱起日本国歌时， 一个泰雅青年突然冲入会场，举刀砍向台中州“理蕃”课顾问管野政卫，一颗曾是如此不可一世的头颅，滚落到这片他践踏过的土地，遭受别人的践踏。还没等侵略者反应过来，埋伏在学校四周的泰雅勇士已经怒吼着杀入会场，手起刀落，刹那间，惊慌失措的日本人血肉飞溅，一个个被痛快地送去了鬼门关。
对于泰雅人的反抗，惊怒之余的日本殖民者，开始了疯狂的反扑，他们调动驻扎在台湾各地的军警部队6000人，对人口仅2000多人的雾社开始了毫无人性地扫荡。他们调来火炮和各种新式武器，甚至毒气弹，同时不惜动用飞机，对雾社狂轰滥炸。他们要用兽性的杀戮抹去失败的记忆，他们要用疯狂的报复掩饰他们的震惊和害怕。然而，泰雅人依然用他们的血性和顽强，给予日寇沉重的打击。当时，许多泰雅族妇女为了让丈夫和儿子奋勇杀敌，心无牵挂，也避免被日寇蹂躏，她们选择了集体跳崖。因为她们宁可壮烈尊严地死去，也不愿苟且屈辱地活着。
令人痛惜的是，那时正义之神不知逃到何方，只有邪恶的魔鬼占据历史的舞台中央。虽是格外英勇，虽是格外坚强，可泰雅人还是身陷“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艰难境地，无法阻挡敌人的步伐。在苦撑了四十多天后，终在12月8日弹尽粮绝。泰雅勇士和他们的亲人们不愿意被敌人的屠刀玷污，决定选择一种体面的死法，从容死去。那一天，在马赫坡的一个岩窟里，他们先是唱着古老的灵歌，饮酒诀别，然而从容地洗净面庞，整好衣衫，走进养育自己的丛林，在被祖先奉为神灵的大树上自缢身亡。
他们死的时候，都用布蒙住自己的脸，因为按照老祖宗的说法，这样就能转世重生，还做山林的后代，还是泰雅人的子孙。当日军终于踏进林地，准备庆祝胜利时，却发现面对这样一种令他们心悸的震撼场面。他们终于明白，他们还是败了。纵是夺去整个泰雅人的性命，可他们的精神却永远不可以被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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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日本殖民统治者正是认识到血腥地屠杀无法彻底征服这片土地，所以开始大力推行“皇民化”运动，期望在文化上不断渗透，试图割断台湾民众与中华文明的脐带，在精神上彻底催毁台湾的心灵防线。
于是，他们要你穿日本衣服，讲日本话，改日本名，同时强迫你改变信仰，不让你信妈祖，不让你拜祖先，而是改信什么神宫大麻。甚至在生活细节方面，日本殖民当局也明文下令，要求台湾家庭洗澡要用风吕（澡盆），睡觉要睡塌塌米，妇女必须穿和服；行礼要行日本90度的弯腰礼。可笑的是，就是拉屎放屁，他们竟也要求用日本的便所。
他们宣称要从外表到内心两个方面，彻底去除台湾的中华传统文化根系、改变台湾人民的思想信仰，要消除台湾人民的祖国观念，将台湾人改造成所谓“日本顺民”。于是，他们撤销了台湾所有学校汉文科、废止各种报刊中文版，禁止使用汉语，同时还规定了不学日语征收罚金的惩罚措施，还规定公务场合如果不用日语者立即解职。
然而，纵是身不由己地穿着异族的服装，纵是言不由衷地讲着异族的语言，可是内心深处积淀的毕竟还是祖宗留下的中国文化。屈辱的阴影虽然笼罩着台湾同胞的心灵，可深入骨髓的还是浓浓的中华文化情结。当时，民间有许多私塾在悄悄教授汉文化，民族的文化脐带从来就没有失去结养。许多有志之士，譬如林献堂、蒋渭水、赖和、杨逵等一批又一批的台湾知识分子，纷纷拿起手中的笔，对抗日本殖民当局的文化侵略，唤醒台湾民众的民族意识。因为只有“文化在，则民族精神不泯”。再如台湾的史学家连横，便是最好的典范。在日本殖民者强行推广“皇民化”的岁月中，他潜心编纂《台湾通史》、搜集整理台湾方言，因为他只有一个朴素但却坚定的想法，那就是：“我辈台湾人，凡台湾之历史、语言、文学，皆当保存之，宣传之，发扬而广大之，而后足以对我先民。”
是啊，文化不能丢，祖宗不能忘。这就是中华民族历经五千年风雨而屹立不倒的精神法宝。1945年，台湾光复之后，皇民化的所有“成果”一时间摧枯拉朽，消失殆尽。面对既不同宗，又不同种的异族文化，台湾人终是从内心排斥，难以接受、难以消化。还是方正的汉字好看，还是闽南话的语调悠扬。妈祖庙的香火依旧旺盛，因为那是自己民族的神灵，亲切、舒服，也灵光。要拜就拜自己的祖宗，谁认什么神教或天皇？
然而，还是有些不孝的子孙会把自己的祖宗遗忘。如今，岛内“台独”势力就想拾起历史垃圾堆上那件爬满“皇民化”虱子的破衣裳，披在身上，四处招摇，也不怕天下的炎黄子孙笑话。说什么要“去中国化”？说什么孙中山是外国人，说什么要将中国文学列为外国文学？！
呸！这都是什么话！这些人的良心何在？要把祖宗的牌位丢在何方？正如一百年多前的那位丑陋的女人一样，为了满足政治野心或个人私欲，他们竟再一次将民众玩弄，要把台湾出卖！只是历史不可能重演，台湾赤子的血也不会白流。我们不会再容忍异族的指手画脚，更不会坐视民族小丑跳梁。谁要玩火，终会被火焚，这火，曾由多少先辈的爱国激情和民族怒火点燃，犹如一把熊熊燃烧的精神火炬，铭刻着中华大一统的标记，在民族复兴的大道上一“路”传承，谁也无法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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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前，曾有一群读书人为台湾哭泣。
那是1895年的4月17日，一位叫李鸿章的大人和小日本签署了《马关条约》，把台湾拱手相让。消息传到京师，紫禁城里的一个女人长吁了一口气，觉得李中堂真是难得的“糊裱”人才，她终可以继续当她的皇太后，游她的园、听她的戏，至于白花花的银子，还有大好的江山社稷，反正中国地大物博，有的是。只要洋大人肯保她的宝座，那就要“尽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除却这个自私阴险的老女人和一群窝囊的官员外，面对这样丧权辱国的条约，国人无不痛心疾首，特别是那些读书人。那一年，正值京师举行三年一度的会考。京城各省的举子听闻此讯，无不慨然。而在京城参加会考的台湾举子和台湾籍官员更是愤然，他们立即上书督察院，痛陈“全台赤子誓不与倭人俱生”。后来，群情激昂的读书人公推康有为、梁启超等起草书稿，向光绪皇帝请愿。在这份一万八千余字的请愿书中，有十八省一千三百多位举子的联名签署。书中慷慨陈词：“数千百万生灵皆北向恸哭，闾巷妇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怀一不共戴天之仇，谁肯甘心降敌！”并以为“弃台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 我们必须记住一组数字，那就是从1895年4月17日签署《马关条约》，到5月8日烟台换约，22天内先后有3000多名举子上书38次，这个事件，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
当时，台湾的绅民也电奏清廷：“割地议和，全台震骇。……臣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署誓死守御。设战而不胜，请俟臣等死后，再言割地……”然而，读书人的愤怒又如何？台湾民众的悲痛又如何？这个腐败的清廷，那个自私的女人，敢把海军的军费挪用修建后花园，这一次赔点银子， 赠些土地，又算什么呢？社稷再重，也没这个女人的私心重，江山再大，也没那些官员的小命大！咄！这是什么样的怪事！咄！这是什么样的国家！今天，重读台湾爱国人士丘逢甲“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的悲愤诗句，遥想割台当天，台湾全省“哭声震天、鸣罗罢市”的难忘场景，依旧令人扼腕长叹，嘘唏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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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堂中华，竟因一个老臣的懦弱，外加一个女人的私心，草草签署了这样一份沉重的蒙羞条约。贪婪的小日本终如愿以偿地将台湾这块肥肉吞入口中，从此，台湾民众也陷入“虎口”，开始了漫长50年的被殖民、被奴役的屈辱生活。
1895年6月17日，那个叫桦山资纪的首任台湾总督在所谓的“始政仪式”上，得意洋洋地地宣布日本已经接管台湾，并预期一个月内完全平息全岛的抵抗。然而，台湾民众并非绵羊，不像清廷那样窝囊。为了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他们不畏强暴，殊死抵抗，使侵略者寸步难行。在台北，有“三角涌义民营”，他们利用河谷、丛林、丘陵等有利地形，与侵略者打起了游击战；从台北到新竹沿线，到处都有丘逢甲、徐骧率领的抗日义军的身影；在台湾中部彰化的八卦山上，黑旗军将领吴彭年和义军将领吴汤兴率领4000多名义军与15000多日军血战三昼夜，击毙日本精锐师团1000多人；身为大将军的刘永福带领黑旗军奋勇杀敌，甚至亲自上阵，发炮轰击日军；而在嘉义城外，义军暗埋地雷，并机智地将日军诱入地雷阵中，炸死日军700多人……就在条约签订的这一年，台湾民众，利用土枪、土炮、大刀、长矛等非常简陋的武器和最现代化的日本军近卫师团对抗，他们奋勇杀敌，慷慨牺牲，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天地悲歌！
还是用一组敌方的数据来说明吧。在近半年的时间内，日本出动陆军7万余人，军马9400余匹；海军军舰40余艘、各类舰艇数百只；其它人员1万多人，先后总共出动兵力约10万多人。日军的伤亡人数，更是远远超过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损失。其中包括近卫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近卫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在内的4642人死亡，而因受伤、患病、感染疫病人数高达27000人。这是一组令足可以令后人骄傲的数字，但也是一组十分沉重的数字。在这看似辉煌的战绩背后，我们必须懂得，与这些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作战，我们可能要付出数十倍的牺牲和代价。不过，正是因为我们抵抗了，我们奋争了，被血染红的民族旗帜才会五十年后重新飘扬，而那些牺牲的头颅也终可以闭上愤怒的双眼，坦然长眠了。
虽然成规模、有组织的抵抗终是失败了。可是台湾的民众并没有因此屈服。譬如说被后人誉为台湾的抗日“三猛”，即台北的简大狮、台中的柯铁虎以及台南的林少猫。他们三人都骁勇善战，领着一群热血的好儿男与日军周旋，多次重创骄横的异族殖民者。
当年，柯铁虎是铁国山下的一个普通樵夫，可依然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中华儿女的血性和责任感，他身手矫捷，异常英勇。他是一个比传奇还要传奇的英雄人物。他曾经独自把一个日本的守备队50多个人引到树林里面去，然后一一干掉。也正是从1895年开始，柯铁虎身边便聚集一大批热血男儿和英雄好汉，以铁国山为中心，进行抗日游击战。他们烧据点、杀军警，一度收复云林县城，谱写了一曲生动的民间抗日英雄乐章。
再如简大狮，他是台北农民抗日武装的领袖之一。如今想起他的事迹，依然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感慨和流泪的冲动。1896年的元旦，他率领队伍同其他民众武装一道直袭台北，并攻入市区，给予日本殖民者沉重的打击。后来，战斗失败了，简大狮也几经辗转避祸厦门，以图他日再起。日寇便无耻地杀了他的妻子以泄愤，同时蛮横地向清政府索要他本人。懦弱的清廷不但没有保护自己的民族英雄，而且还卑鄙地将其抓获，送给日本人。大清虽负简大狮，可简大狮却不负大清。听听他就义前的滚烫言词：“我简大狮，系清国台湾之民。……日人虽目我为土匪，而清人应目我为义民。况自台湾归日，大小官员内渡一空，无一人敢出首创义举，唯我一介小民，犹能取胜众万余，血战百次。自谓无负于清。……愿生为大清之民，死为大清之鬼。”这是一颗多么赤诚的丹心！可怜他生不逢时，可恨那世道黑暗，满腔碧血，一缕忠魂，到头来，也只是凝固成历史册籍中的一个肃穆惊叹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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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是被压弯了腰，可挺的还是中华民族的脊梁，纵是被榨干了血，可流的是炎黄子孙的血液，堂堂华夏好儿郎，被奴役的只会是肉体，被夺去的只能是性命，只要有机会，只要有可能，就要努力抗争，求得灵魂的解放，求得人身的自由。
1915年的西来庵起义便是最好的明证。那一年，就在日本殖民者得意洋洋地准备纪念所谓的“台湾始政”二十周年之际，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日武装暴动在西来庵突然爆发。这场起义是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由爱国志士余清芳、江定、罗俊等人组织发起的。他们以台南西来庵等处为据点，训练骨干，筹划起义，并号召全省同胞“奋勇争先，尽忠报国，恢复台湾”。当时台北、台中、南投、嘉义、屏东等地的许多民众，纷纷赶来，加入义军。然而，由于走露风声，余、江等便决定临时举事，率领4000多民众在台北和台南两地发动武装起义，与日军血战七昼夜，然而寡不敌众，起义终是以失败告终。
这场声势浩大的起义，令日本殖民统治者大为震惊。20年的残酷统治和血腥镇压，丝毫没有削减台湾民众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反抗。虽然在日本军队和警察的大举进攻下，起义的领导人余清芳、江定、罗俊等相继被捕，西来庵起义终是被镇压下去。日本殖民统治者为了显示统治的合法性，在台南开设了所谓的临时法院，审判起义人员1466名，被判死刑的高达866人。而在法庭之外，被日寇疯狂残杀和集体屠杀的民众超过了3万人。日本殖民者无情地杀害反抗者，制造一桩桩血案，就是因为他们太过害怕反抗导致的过激反应。他们期望用血腥的暴力来控制这片土地。可这样的政策终是破产了。正如同盟会员罗福星的绝命诗写道：“牺牲血肉寻常事，莫怕生平爱自由……世界腥膻应涤尽，男儿不误大刀还。”对于台湾志士而言，大好头颅尽管拿去，但自由却永远不能。据不完全统计，从1895年到1945年的50年里，先后有65万人在抗日斗争中英勇牺牲，而当时台湾的人口才仅有350万。
再血腥的屠杀，也洗涤不掉他们的中国烙印，再残酷的镇压，也阻挡不了他们的仇恨和反抗。面对异族侵略者的凶残，他们不会惧怕，也永远不会屈服。作日本的“顺民”，那只是侵略者一厢情愿的想象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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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有一颗赤子之心的，还有山林中那些可敬的台湾原住民。他们不但是中华民族骄傲的组成部分，也是一群堂堂正正、敢于挺起脊梁的台湾人。譬如台中浊水溪上游的泰雅族人，便是取好的榜样。面对日寇的奴役和压迫，他们心中的仇恨日益激涨，终于在1930年10月27日，沉积多年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他们武装起来，奋起反抗。
那次起义，共有雾社地区六个泰雅部落的1200余人参加。他们推举马赫坡社的头人莫那鲁道为起义首领。这些勇士都是大山的精灵，像豹子一样敏捷，像老虎一样勇猛。他们都是打猎的好手，猎虎豹打豺狼，自然，取敌寇的头颅也不在话下。他们先是悄无声息地铲除了十余个警察所，夺取了大批枪械弹药，然后切断对外联络的电话线，并破坏了进山的交通要道。接着，复仇的大戏隆重上演了。
那一天，日本殖民统治者为纪念死在台湾的北白川宫能久亲王，正在雾社的公立学校举行运动会，有头有脸的日本殖民者都来参加。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理蕃”、“日化”了35年的原住民，并没有变成他们想象的“良民”。泰雅族人永远都是泰雅族人。他们的自尊和骄傲，还有蓄积的愤怒，马上就要倾泄到这些强占他们土地，掳走他们姐妹的外来侵略者头上。
上午8时，运动会开幕。当日本殖民者奏乐升旗，唱起日本国歌时， 一个泰雅青年突然冲入会场，举刀砍向台中州“理蕃”课顾问管野政卫，一颗曾是如此不可一世的头颅，滚落到这片他践踏过的土地，遭受别人的践踏。还没等侵略者反应过来，埋伏在学校四周的泰雅勇士已经怒吼着杀入会场，手起刀落，刹那间，惊慌失措的日本人血肉飞溅，一个个被痛快地送去了鬼门关。
对于泰雅人的反抗，惊怒之余的日本殖民者，开始了疯狂的反扑，他们调动驻扎在台湾各地的军警部队6000人，对人口仅2000多人的雾社开始了毫无人性地扫荡。他们调来火炮和各种新式武器，甚至毒气弹，同时不惜动用飞机，对雾社狂轰滥炸。他们要用兽性的杀戮抹去失败的记忆，他们要用疯狂的报复掩饰他们的震惊和害怕。然而，泰雅人依然用他们的血性和顽强，给予日寇沉重的打击。当时，许多泰雅族妇女为了让丈夫和儿子奋勇杀敌，心无牵挂，也避免被日寇蹂躏，她们选择了集体跳崖。因为她们宁可壮烈尊严地死去，也不愿苟且屈辱地活着。
令人痛惜的是，那时正义之神不知逃到何方，只有邪恶的魔鬼占据历史的舞台中央。虽是格外英勇，虽是格外坚强，可泰雅人还是身陷“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艰难境地，无法阻挡敌人的步伐。在苦撑了四十多天后，终在12月8日弹尽粮绝。泰雅勇士和他们的亲人们不愿意被敌人的屠刀玷污，决定选择一种体面的死法，从容死去。那一天，在马赫坡的一个岩窟里，他们先是唱着古老的灵歌，饮酒诀别，然而从容地洗净面庞，整好衣衫，走进养育自己的丛林，在被祖先奉为神灵的大树上自缢身亡。
他们死的时候，都用布蒙住自己的脸，因为按照老祖宗的说法，这样就能转世重生，还做山林的后代，还是泰雅人的子孙。当日军终于踏进林地，准备庆祝胜利时，却发现面对这样一种令他们心悸的震撼场面。他们终于明白，他们还是败了。纵是夺去整个泰雅人的性命，可他们的精神却永远不可以被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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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日本殖民统治者正是认识到血腥地屠杀无法彻底征服这片土地，所以开始大力推行“皇民化”运动，期望在文化上不断渗透，试图割断台湾民众与中华文明的脐带，在精神上彻底催毁台湾的心灵防线。
于是，他们要你穿日本衣服，讲日本话，改日本名，同时强迫你改变信仰，不让你信妈祖，不让你拜祖先，而是改信什么神宫大麻。甚至在生活细节方面，日本殖民当局也明文下令，要求台湾家庭洗澡要用风吕（澡盆），睡觉要睡塌塌米，妇女必须穿和服；行礼要行日本90度的弯腰礼。可笑的是，就是拉屎放屁，他们竟也要求用日本的便所。
他们宣称要从外表到内心两个方面，彻底去除台湾的中华传统文化根系、改变台湾人民的思想信仰，要消除台湾人民的祖国观念，将台湾人改造成所谓“日本顺民”。于是，他们撤销了台湾所有学校汉文科、废止各种报刊中文版，禁止使用汉语，同时还规定了不学日语征收罚金的惩罚措施，还规定公务场合如果不用日语者立即解职。
然而，纵是身不由己地穿着异族的服装，纵是言不由衷地讲着异族的语言，可是内心深处积淀的毕竟还是祖宗留下的中国文化。屈辱的阴影虽然笼罩着台湾同胞的心灵，可深入骨髓的还是浓浓的中华文化情结。当时，民间有许多私塾在悄悄教授汉文化，民族的文化脐带从来就没有失去结养。许多有志之士，譬如林献堂、蒋渭水、赖和、杨逵等一批又一批的台湾知识分子，纷纷拿起手中的笔，对抗日本殖民当局的文化侵略，唤醒台湾民众的民族意识。因为只有“文化在，则民族精神不泯”。再如台湾的史学家连横，便是最好的典范。在日本殖民者强行推广“皇民化”的岁月中，他潜心编纂《台湾通史》、搜集整理台湾方言，因为他只有一个朴素但却坚定的想法，那就是：“我辈台湾人，凡台湾之历史、语言、文学，皆当保存之，宣传之，发扬而广大之，而后足以对我先民。”
是啊，文化不能丢，祖宗不能忘。这就是中华民族历经五千年风雨而屹立不倒的精神法宝。1945年，台湾光复之后，皇民化的所有“成果”一时间摧枯拉朽，消失殆尽。面对既不同宗，又不同种的异族文化，台湾人终是从内心排斥，难以接受、难以消化。还是方正的汉字好看，还是闽南话的语调悠扬。妈祖庙的香火依旧旺盛，因为那是自己民族的神灵，亲切、舒服，也灵光。要拜就拜自己的祖宗，谁认什么神教或天皇？
然而，还是有些不孝的子孙会把自己的祖宗遗忘。如今，岛内“台独”势力就想拾起历史垃圾堆上那件爬满“皇民化”虱子的破衣裳，披在身上，四处招摇，也不怕天下的炎黄子孙笑话。说什么要“去中国化”？说什么孙中山是外国人，说什么要将中国文学列为外国文学？！
呸！这都是什么话！这些人的良心何在？要把祖宗的牌位丢在何方？正如一百年多前的那位丑陋的女人一样，为了满足政治野心或个人私欲，他们竟再一次将民众玩弄，要把台湾出卖！只是历史不可能重演，台湾赤子的血也不会白流。我们不会再容忍异族的指手画脚，更不会坐视民族小丑跳梁。谁要玩火，终会被火焚，这火，曾由多少先辈的爱国激情和民族怒火点燃，犹如一把熊熊燃烧的精神火炬，铭刻着中华大一统的标记，在民族复兴的大道上一“路”传承，谁也无法阻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