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炬之光2工程师大炮流:《珠江,东方的觉醒》解说词 序篇 第一集 万古江河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14:58:54

 

《珠江,东方的觉醒》序篇  第一集 万古江河

撰稿:张胜友

序   篇

 珠江——历史注定她将演绎和见证中华民族之大变局!
  源出于云南曲靖的西江,与游走于江西的北江、东江,犹如三支急箭直射广东境内,汇合成奔湍汹涌的浩浩长流;尔后又急匆匆漫向珠三角千里沃野,呈扇面形分虎门、蕉门、洪奇门、横门、磨刀门、鸡啼门、虎跳门及崖门等八大江门注入南海。正可谓:“翠峰一滴三江水,珠流万里入南洋。”
  珠江同系中华民族母亲河,共创中华文明不朽之精魂,却又有别于黄河、长江。水纳百川聚拢而来,不择曲折挥洒而去……于是乎,“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珠江流域风潮激荡、文化碰撞、兼容并蓄、观念标新、开放融合……斯地也奇,男儿有志,一代又一代最先觉醒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图强报国,在珠江两岸上演了如此多彩多姿的历史活剧,更于当今挟世界改革之潮流,开启了一个高蹈宏阔的中华新时代……   

第一集  万古江河

    中国地域之广袤博大,乃气象万千也。
  绵延起伏的南岭山脉起自云南,东入贵州,再折向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福建等省边界而直达于海。

  其间,山体雄浑、岭岭相接,尤以大庾、骑田、都庞、萌渚、越城诸山岭最为著名,统称“五岭”——中国江南这一最大的横向构造带山脉便筑起了一道天然屏障,成为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分水岭;同时也无情地阻隔了岭南地区与北方中原的交通往来和文化、经济联络。

  北人遂称岭南为“蛮夷之地”。

  始自远古时代,珠江流域便为古百越民族栖息之地。

  上溯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继统一六国之后,又发动对古百越大规模军事征讨。秦军翻山越岭抵达广西,为纾解军队物资运输之急需,举三年之功劈山凿渠修建了贯通湘江与漓江的水道——灵渠,却也奇妙地把珠江水系与长江水系连接了起来。

  一个因军事而兴建的古代水利工程,就这样为推动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从此,珠江流域与长江流域连为一体,中国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的国家内循环系统开始得以建立。

  岭南地区被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

  或许,这样一次举世瞩目的考古打捞,将带给我们对于珠江和珠江流域太多的思索与叩问。

  丽日和风,高天淡云。“南海一号”沉船在广东阳江海面整体出水。随后,在半潜驳船的托举之下,“南海一号”被运往专门为它建造的“水晶宫”。

  专家鉴定,古船造于南宋时期。应是行驶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一条商船。800多年前,这艘船从珠江口出发,开始自己的国际贸易之旅。船上的大批瓷器中有些甚至是国外客户的定制品,当时流行的生产模式之一是国外用户绘出所需物品的样式,再交由中国瓷窑烧制,这或可算作中国古代对外贸易中的“来样加工”。

  这里的每一件文物,都在书写珠江千百年来从不曾间断过的向世界开放的信史。无疑,这无愧为一座中华文明开放文化基因含量丰厚的纪功碑。

  追溯历史,公元15世纪前后,地理大发现开始把这个星球上的各个国家带入一个完整的世界体系。1569年,比利时人墨卡托以“墨卡托投影法”为基础绘制出第一张世界地图。在他看来,地理不仅仅可以确定城市和河流的方位,它还是掌控世界政治时局最便捷的途径。

  肇庆,16世纪广东、广西两省的首府。1584年(明万历十二年),一个叫利玛窦的意大利传教士来到这里。在这里,他刻印了《山海舆地全图》,这便是中国人接触到的第一张世界地图。自古信奉“天圆地方”的中国人惊讶不已:原来脚下的大地居然是圆的,从这头出发走一圈还能够回到原出发地。

  马礼逊则是西方派往中国的第一位基督新教传教士。这位原先供职于伦敦布道会的英国人,搭乘美国货船“三叉戟号”,从纽约启程,绕道爪哇、澳门,经过海上四个月的风涛颠簸之后,于1807年9月8日抵达广州。

  马礼逊在华27年,他首次把《圣经》全译为中文并予以出版,同时也把《三字经》《大学》等中国典籍翻译成英文介绍到西方;编纂第一部《华英字典》,为以后汉英字典编纂之圭臬;创办第一份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兴办“英华书院”,开传教士办教会学校之先河;同时,先后在澳门和广州开设眼科医馆,首创医药传教之方式。

  马礼逊在译经、编字典、办刊物、设学堂、开医馆、置印刷出版业诸方面都有首创之功,使其成为当之无愧的近代中西文化传播的先驱者。

  其时,在地球的另一端,因航海业的发达与随后工业革命的勃兴,饱受海洋浸淫又经历文艺复兴洗礼的西方思想文化,正呈现出越来越旺盛的生命力,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大国的相继崛起,迅速改变了世界格局。

  因缘际会,珠江流域顺理成章成为西学东渐的首选登陆地,并由此引发中西方文化、观念、思想的激荡与融合。

  东方农耕文明与西方工业文明终于迎来一次骤烈的冲撞。

  1773年,一支庞大的英国船队出现在珠江口对面的伶仃洋面,这是英国勋爵马嘎尔尼出使中国。勋爵怀着对东方黄金和香料的觊觎与渴求心态,企图促成正做着“天朝大国”梦的乾隆王朝与“日不落国”的大英帝国互派使节,签订两国贸易协定。

  不幸的是,一个小小的礼仪之争酿成了历史的拐点。

  马嘎尔尼将如何覲见乾隆皇帝?清王朝以君临天下的傲慢坚持行三跪九叩之礼,英国则坚持单膝跪地亲吻国王之手……争执从8月12日一直持续至9月10日,英王终于失去耐心,中英两国的正常贸易暂时搁浅了。

  半个世纪之后,英王却用坚船利炮轰开了清王朝的这扇大门。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显然是挟工业革命之威、如日中天的英帝国,对夜郎自大如落日辉煌的清王朝的一次真枪实弹的大较量——也充分印证了西方列强的发家史,一路伴随着血与火的“向外扩张,瓜分世界”的殖民主义战略!

  显而易见,始于18世纪中叶,随着蒸汽机的发明和改进,尤以英国全国铁路干线建成为标帜,把整个人类文明进程推向崭新的蒸汽时代——这便是发轫于英格兰席卷欧洲大陆传之北美地区的工业革命,最终完成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性飞跃。

  今日,我们可以视此为:第一轮经济全球化。当西方工业文明正加速着历史车轮前进时,而中国恰恰在这一轮经济全球化中丧失了全部机遇。显然,“鸦片战争”使中国逐渐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清王朝从老大帝国跌落至谷底,被迫洞开国门——正如李鸿章痛心疾首喊出的:“数千年未遇之大变局!”

  山河破败,国将不国,扼腕兮长叹息!

  一批生于珠江流域或为官于珠江流域的士子学人,最先感受到了欧风美雨的冲击。此时,遥想300年前利玛窦携来的第一张世界地图,痛彻心肺之余,纷纷发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泣血呼号。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晚年授广东高邮知州的魏源(1794—1857),奋笔著百卷本《海国图志》。他曾为后人留下一句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 。令有识之士感到莫大悲哀的是:魏源的煌煌巨著,却成为日后日本国推动“明治维新”、从而迈入现代化国家行列的巨大思想库。

  出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清末维新派代表人物郑观应(1842—1922)作《盛世危言》,震动朝野国人争相传阅,全书贯穿“富强救国”之主旨,囊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项改革之方略。张之洞极备推崇曰:“上而以此辅世,可谓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

  虎门——这里拥有珠江八个入海口中最宽阔的水面和最繁华的城市景观。

  正是中国近代维新思想先驱林则徐(1785—1850)在这里的销烟壮举,让“虎门”名扬中外。一生“经世自励”、忠勇可鉴的林则徐,曾一道奏章上书道光皇帝力陈禁烟之主张,曰:“法当以严,若犹泄泄视云,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林则徐倾全力组织翻译《四洲志》(原书名《世界地理大全》,英国人慕瑞所撰,1834年伦敦初版),为近代学人第一次翻译世界地理著作,开创了中国近代学习和研究西方之风气。

  林则徐留下的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最为大义凛然,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炎黄子孙自强不息!

  广东顺德人梁廷枏(1796—1861),是洞察国际局势最为深刻的人物之一。鸦片战争惨败,他为警醒国民而发愤著述,连续出版了《合省国说》《耶稣教难入中国说》《粤道贡国说》和《兰仑偶说》(后合刊为《海国四说》)。

  其中,1844年出版的《合省国说》是中国人独立编写的第一部美国通史,其论述的美国国家制度对于清朝臣民不啻为振聋发聩之声。次年出版的《兰仑偶说》(“兰仑”即伦敦),则系统阐述了英国一千余年的历史沿革,我们今天通用的“轮船”、“火车”二词,即从该书最初的译名“火轮船”、“火蒸车”演变而来。

  曾任广东巡按使的徐继畬(1795—1873),1848年出版名著《灜寰志略》,成为当时中国人了解西方世界最重要的著作。全书详述了与中国文化反差甚大的英国、法国、美国等欧美列强。1876年,清王朝首任驻英国大使郭嵩焘随身携带《瀛寰志略》,成为他一路考察欧洲风物民情的指南。

  容闳(1828—1912)、广东香山(今中山)人,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中国第一位留美博士。曾任学生监督,兼任驻美副使(长期驻美)。

  1872年至1875年,大清同治朝曾先后派出四批计120名9岁至15岁的官费留学生横渡太平洋赴美学习。这一石破天惊的“留美幼童”计划,即为容闳所倡导并组织实施的。

  十分耐人寻味的是:第一批30人中广东人占24人,第二批30人中广东人仍占24人,第三批30人中广东人占17人,第四批30人中广东人占19人……倘若将这些留美学生比喻为中国第一次派往西方盗火的种子,则120名“火种”中广东人即占了84名……

  凡此种种,犹如刮起一阵阵越来越猛烈的思想飓风,劲吹和激荡着华夏大地,在多事之秋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珠江流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维新与革命思想孕育和传播的平台。

  1853年,美国的佩里将军率领舰队出现在江户湾的海面。浓烟滚滚的黑色巨舰把警卫海岸的日本官兵吓得魂不守舍。第二年,日本幕府被迫与佩里签订城下之盟。

  虽然,与大清帝国一样,同样是被炮舰轰开国门;但从来善于学习借鉴的日本,并没有在“文化自大”的泥淖中挣扎太久,很快就意识到,要强国就必须转变学习的对象。日本不仅开始主动学习西方的一切先进文化,更把用炮舰打开日本国门的佩里奉为英雄。不知道该把这称道为一种博大的胸怀,还是激励自己改弦更张的决心。但不论怎样,借助于当年魏源《海国图志》的影响,成功地完成明治维新的日本国,很快凭借甲午中日战争击败大清国,改写了亚洲的近代史。

  兵败日本,这是一场老师败于学生的战争。对崇尚师道尊严的文人学子来说,比败于蓝眼睛、大鼻子的洋人更难于接受,也引发了力度空前的从民间到宫廷的大反思。而执这场大反思牛耳者,同样是两个广东人:康有为(1858—1927)和梁启超(1873—1929)。康有为生于佛山,梁启超生于新会,俩人同为彪炳中国近代史册的杰出政治家、思想家和国学大师。正是他们推动了震惊中外史称“百日维新”的戊戌变法。虽然从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告《明定国是诏》,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软禁光绪帝为止,前后仅仅103天,却在中华民族变法图强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康梁”的失败,并没有浇息珠江觉醒的烈炎。又一个对中国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广东人走进历史舞台的中央——他就是被尊称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和“现代中国之父”的孙中山。

  1879年,14岁的孙中山受长兄孙眉接济,随母乘轮船赴夏威夷。他第一次看到了“沧海之阔,轮舟之奇,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从此立志要做一番前无古人的大事业。

  1911年孙中山发动和领导的辛亥革命,终于结束了中国长达2131年、历经230位皇帝的封建帝制,创建中国乃至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

  孙中山弥留之际,提到国事的遗言是:“和平……奋斗……救中国!”同时,他在留给国人的政治遗嘱中特别强调:“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珠江流域几乎成为中国人进行各种政治实验和思想交锋的主战场,真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同时也是几乎所有革命派和激进派北上革命的策源地: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北伐战争……南方人以特有的执著和血性,试图改变这个国家的因循和传统。

  然而,纵观中国近代史风云:国运维艰,百年离乱,百年屈辱,百年抗争……借用马克思所形容的一句颇为精辟的话:“一个用酒精浸泡着的封建胎儿,仍然在瓶子里装着……”
  一个永远回荡在珠江两岸令中国人揪心之痛的声音是,1898年,继中日甲午海战惨败之后,大清国朝臣被迫同英联邦远征军首领一道登上了深圳山头:“以深圳河为界,凡河水漫到的地方,皆为我大英帝国的疆土……”

  深圳河以南陆地,以及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地区及附近262个岛屿,共计1060平方公里的领土就这样“租”给了英国人,一“租”就“租”出去99年……

  珠江呜咽,既奔流着无尽的屈辱与悲怆,更迫切企盼着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中华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