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 北京 香港对比:《孝经》所揭示的为官之道

《孝经》系儒家《十三经》之一，它集中阐述了儒家伦理思想中的孝道，历来是帝王治理国家、臣民保爵修身的必学经典。

“孝”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孔子认为“孝”是上天所定的规范，“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是“诸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孝”也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它不仅仅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回报，同时也是对父母教化的遵循，如果再延伸推广，敬天、忠君、孝亲、尊师其实也都在“孝”的内涵之中，所以圣朝的国君用孝道治理国家，臣民用孝道事君立身，“孝悌之至”就能够“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

《孝经》开宗明义章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於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於事亲，中於事君，终於立身」。在正统的中华文化中，孝顺父母只是孝道的开始，根本上还是让人有感恩之心，通过体悟天经地义，秉承父志师教，成器成人后担当份内的社会责任与使命，建功立业，美名扬于后世，父母祖宗都得以光耀，最终达到自我人格的完善，道德境界的提升，这是孝道的诠释。

在古代，诸侯、众卿与士大夫是拥有较高地位的阶层，他们或者是国家的肱骨重臣，治理一方百姓；或者是社会贤达，有知有识，名满天下，是社会精英的代表，因而所承负的责任也重大，理应成为遵行孝道的表率，《孝经》所阐述的诸侯与卿大夫的孝道，其实也是士官阶层常保富贵爵禄的为臣为官之道。

《孝经》诸侯篇中讲，诸侯应该象《诗经?小雅?小曼》篇所言，“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时时警戒谨慎，“在上不骄”，“制节谨度” 。在上而能不骄，谦逊守礼，就不会有倾覆的危险。财富充裕而不奢靡，就能够长久地守住自己的财富。长为社稷之主，而人自和平也，盖诸侯之孝也。卿大夫是国家的栋梁，如果他们能够遵守礼法，“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言行皆遵法道，象《诗经?大雅?烝民》所云，日夜不惰，敬事其君也，则能守其宗庙，该卿大夫之孝。

有道的君子居上位者，人尊其为“大人”，所以越处高位越要加强自身的修养，奉行君子之道，以君子之风德化百姓，才能不负众望。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因为言行合乎道义，有盛德和趋吉避凶的智慧，为官一任，才能造福一方百姓，积累无量功德，人们歌颂、尊敬他，上下和乐，自然爵位稳固，能保社稷宗庙，是为真孝也。反之，在其位不谋其政，骄横奢靡，悖逆天道，危害的是众多百姓，其罪孽也必然深重。既违天意，又负民心，爵禄宗庙不保，祖宗为之蒙羞，乃大不孝也。

为臣为官，孝亲、忠君直至立身，皆需遵循道义。所以忠孝并不是一味顺从，《孝经》中说：“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所谓“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用道义来侍奉君王，劝谏不通就辞官不做，绝不助纣为虐。

为君为亲者，思想、行为难免会有偏差，为臣子的责任就是提醒、劝谏，使之有所醒悟，从而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忠孝仁义，以仁义为核心。教孝以育仁，教忠以全义。

没有仁义这个本源，则孝为私情，忠为愚忠，皆不可取。所以孝终于立身，以道义为旨归。

比如许衡在元朝做官，始终坚持“不仕不义”的原则。在二十七年的仕途中，他刚直不阿，不附权势，“不为利回”，“不为权屈”，被时人誉为元代“魏征”。他多次应诏入朝做官，又多次因“不仕不义”而辞归故里，躬耕农桑。如至元七年(一二七零年)，许衡晋升中书左丞，当时，中书平章政事阿合马在朝擅权，想安排其子忽辛为枢密院佥事，掌管兵权。满朝文武哑然不语，“多阿之”，唯有许衡执意反对。由于阿合马擅权，而许衡又得不到忽必烈的有力支持，他“谢病请解机务”，不以荣贵为心，一生进退出处都以“仁义”为准则，权势不能使之屈服，富贵不能令其折腰，为后世所颂扬。

由此可见，儒家提倡的孝道，除了要对父母长辈敬重、孝养和忠贞外，更重要的是以遵循他们传承下来的天理人道，修身养德，兼济天下，尽职尽责，堂堂正正立身于天地间，对自己、对百姓、对君王负责，俯仰无愧，汉之张良、苏武、张骞、马援、诸葛亮，隋唐之房玄龄、杜如晦、魏征，宋之赵普、吕端、包拯、王安石、范仲淹、司马光、岳飞、辛弃疾、文天祥，明之刘基、宋濂、于谦、海瑞、戚继光、袁崇焕、史可法，清之于成龙、林则徐、曾国藩，贤相良吏灿若群星。中华民族的文化道统能够绵延不绝，神州大地历五千年始终能够成为广土众民的统一国家，以孔子为发端的士阶层和无数良臣，实在是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而那些荣耀显贵但却违背仁义道德之人，如李林甫、严嵩、秦桧等历代奸臣，虽然当时权倾一时，风光无限，留下的却是万古骂名，这样的人最后给父母带来的都是耻辱和祸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