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街景图片:“三农”何以危机？

许多人对今天中国农村的贫困、破败和停滞有着强烈的印象。孙立平谈及人民大学洪大用每次回家的一个直觉：农村不仅越来越贫穷，而且农民面部表情越来越麻木，出现了面部表情呆痴化的倾向。贺雪峰在《新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物质生活比今天艰辛，劳动强度也要大得多，但是那时是改造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生活的“改天换地”的劳动，他们觉得是为子孙后代造福，为民族的崛起而劳作，他们觉得生活是值得期待的。而现在他们在电视里看到的是与他们的世界完全无关的表演和调情，因此，农民不麻木反倒是奇怪的事情。农村基层干部李昌平在著名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中沉痛地写道：“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李昌平的遭遇使我想起了1950年代末柳青创作的著名长篇小说《创业史》。在某种意义上，李昌平就是今天的“梁生宝”。

1979年，被视为“‘新时期’的鲁迅”的著名农村作家高晓声发表的短篇小说《李顺大造屋》以史诗性的笔墨“重写”了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历史。意味深长的是，《创业史》是从富裕中农郭世富新房上梁写起，从此展开了农村社会主义集体事业与个人发家致富两条不同道路的冲突。而《李顺大造屋》则自始至终将主人公造屋这一事件作为小说的主题。小说以主人公李顺大造屋悲壮的历程反映了中国当代农民坎坷不平、起落无常的生活史，高度概括了中国当代农村的苦难，尤其显示了中国当代历史的荒诞和悲剧性。《李顺大造屋》成为了“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重要起点。同时，它也从“新时期”的观点出发定格了中国当代农村历史。

1990年代，新乡土作家刘玉堂的中篇小说《最后一个生产队》从一个乡村诗人的眼光出发，将碎片化了的集体化经验进行了另一种重构。“最后一个生产队”成为了一种民间的记忆。这篇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小说带有明显的乡村寓言的特点。它以“文学”的眼光，而不是“政治”的眼光，重新诠释了人民公社的历史经验和精神遗产。

多年来，人民公社和集体化的历史已经成为了单纯妖魔化的对象。张乐天指出：“或许创建公社所支付的代价太昂贵了，以致于公社日复一日地成为许多人攻击乃至诅咒的对象。问题在于，自然村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其制度构架业已十分完善，不付出代价怎么能打破村落制度？公社的全部意义在于超越了传统的循环，并为最终摆脱‘循环的陷阱’创造了条件。因此，凡想理解中国现代化的人都不能绕开公社，研究公社是把握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很好的契入口。”（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第4页，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中国当代农村集体化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和无数的灾难。但是，另一方面，集体化运动打破了中国历史的循环，使中国走上了跨越发展的道路。正如鲁迅所说的，革命有污血，也有婴儿。人民公社被抛弃和否定了，然而，正是在人民公社的废墟上崛起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乡镇企业。农村集体化充满了苦难；但是，同时也是一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革命，是中国农村的一次历史性的解放和飞跃。

人们普遍直观、简单地把1980年代中国农村的繁荣和发展理解为消极地解散人民公社和分田单干的结果，许多人的记忆以及我亲身的经历是：似乎一夜之间农民就能吃饱饭了，一夜之间农村就富裕了。这种奇迹使我们长期感到惊奇，丝毫没有意识到实际上它主要是受惠于解放后二十多年农村在集体化过程中从物质到精神全面革命、改造和提升。今天如果将“改革开放”初期的这种变化放到整个中国工业化过程以及中国当代历史变化的脉络上来看，就非常清楚了：1970年代，中国已经建立了独立自主和完整的工业体系，长期作为中国工业化蓄水池的农村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不仅取消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大规模提高农产品价格成为可能；而且反过来，工业化的结果开始有条件对农村进行“反哺”。也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改革开放”对于农村“放权让利”才有了一定的前提和条件，而农村正是从这一转机中突然获得了巨大的物质利益和一夜之间变富的。例如，1980年代的粮食增产是建立在集体化时期大规模的农村基本建设、化肥的使用、以杂交水稻为标志的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等基础之上。有人说：“1980年代是一个吃老本的年代，但没有人感觉到老本的存在，水利特别是农田水利这个庞大的事业被整个社会忽视了，也被国家忽视了。”（贺雪峰《新乡土中国》，第13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集体化改变了农村生产方式，提高了农民的生产协作能力，使得农民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成为可能。黄宗智以北京附近的沙井村为例说明集体化对于农村的影响：“位于北京以东的大型密云水库，是一个在国家投资和领导下建造的水源，它对沙井村的影响重大。今日在村庄的居民点和农田之间，有一条混凝土渠道，供水给田地里的分支水渠，形成一个严密的灌溉系统。解放前没有人工灌溉的冬小麦，今日可灌水三次。国家在水利上的投资，又为化肥的使用创造了条件（土壤无水，不能吸收化肥）。”（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189页，中华书局，2000年。）相反，今天，集体化时期所修建的水利设施由于这一体制的崩溃而无法维持，使得以前依托水利的农田无水可灌：“水利是一项只有组织起来才可以建设的事业，这些年村级组织普遍负债，小水利也组织不起来，有些农户已经不得不在过去可灌溉的耕地里种植旱作物了。”（贺雪峰《新乡土中国》，第13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这也是1980年代中国农村的繁荣在1990年代难以为继的原因。如果是分田单干给农村带来了繁荣，那么，为什么这种繁荣在私有化成为了教条的1990年代反而不能再持续了呢？农村私有化的政策是持续的，不能持续和已经消耗殆尽的是农村集体化过程中所积聚起来的巨大物质和文化资源。

许多学者的研究结果有力地驳斥了将中国农村的成长归结为私有化的谬论。事实恰恰相反，农村集体化所带来的制度创新才是1980年代农村发展的动力和原因。黄仁宇和黄宗智等学者指出，中国在宋代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生产水平；但是，从此一直停滞不前，没有孕育和产生发展和突破的契机。黄宗智指出：“中国农村在五十年代之前经历了六个世纪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但仍未得到发展，人口的绝大多数仍束缚于糊口水平的种植业生产。中国农村如果退回到五十年代以前的经济组织，会面临比以前更大的问题”。（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第445页，中华书局，2000年。）而农村集体化破坏了传统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尤其是社队企业为农村历史性的转折提供了出路。张乐天认为，人民公社的制度创新，使中国农村走上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黄宗智从长江三角洲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1980年代以来农村改革中“真正的质变性发展是通过大多是集体所有的乡村工业和副业的发展而实现的农业的反过密化”。（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第17页，中华书局，2000年。）人民公社的制度创新和社会动员，打破了传统社会的均衡，走出了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

农村合作化的根本目的是改造小农经济和避免阶级分化。这也成为了考验革命中国的重要问题。黄宗智说：“我们不可忽视中国革命在冀—鲁西北地区的基本社会经济背景：一个经历数世纪之久，在内卷和阶级分化双重趋势之下形成的贫农经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317页，中华书局，2000年。“农业内卷化”是克利福德·吉尔兹给爪哇水稻农作中集约化到边际报酬收缩的现象的命名，黄后来将“内卷化”译为“过密化”。）这是中国革命的基础，也是革命中国必须面对的困境，也就是如何避免重蹈宋代以来小农经济的历史覆辙。

1953年李准发表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最早提出了解放后农村的重新两极分化的问题。以消灭阶级剥削为鹄的的革命很快就面对社会新的阶级分化这一问题。如何弥合这种意识形态的裂缝？这篇作品在《人民日报》等几十种报刊转载，并且改编成话剧和地方戏等多种艺术形式而广泛传播。解放后中国农村何去何从，这一思考确实在当时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反响和共鸣。1955年出版的赵树理的《三里湾》是第一部描写农村集体化的长篇小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三里湾》并不是将合作化的过程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来抽象地进行讴歌，而是和具体的合作兴修水利工程结合起来进行描写的。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组织起来》中就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885页，人民出版社，1968年）农村合作化和集体化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任务就是改造和消灭小农经济及其思想意识。这种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及其小农意识对中国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阻碍、束缚和制约。如果不消灭小农经济，中国就只能在宋代以来的这种历史怪圈中不断循环。中国历代都是封建皇权和小农结成同盟，打击地主豪强及其土地兼并。农民一旦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就会从根本上危及封建统治的基础，因此，封建皇权总是努力阻止和延缓豪强对于小农土地的兼并。但是，另一方面，这也造成了中国历史长期的停滞和循环。如果中国革命停留在土地革命的阶段，不继续革命和将革命推进到新的阶段，改造小农经济，共产党所领导的现代革命就和朱元璋所领导的农民起义没有任何根本的区别。因此，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反映土地革命的小说相比，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和柳青的《创业史》中农村叙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推进到了新的层次和新的高度，体现了中国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进展。《暴风骤雨》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描写的是斗地主、分田地，是对于地主阶级的革命，而《山乡巨变》和《创业史》则是对小农的生产方式以及私有观念的革命。

土地革命使广大农民从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土地革命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打破了地主的土地集中和垄断，农民获得了翻身解放。但是，另一方面也可能使中国进一步陷入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土改后造就了亿万拥有小块土地的小农，因此，在推翻地主阶级以后，改造小农的任务反而变得更为艰巨了。四亿多农民变成了小土地所有者，使得农村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加破碎。国家必须和广大分散的小农进行交易，因此加大了交易成本，这种情况无法适应当时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国家工业化的需要。中国或者以资本主义的方式（最典型的就是英国“羊吃人”运动），或者以社会主义农村合作化的方式改造小农经济。我们通常将柳青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巨大热情简单地理解为执行官方的政策，理解为政治意识形态的狂热。实际上，相反，柳青对欧洲工业化的历史进程有过认真的研究和客观的考察，对小农经济的历史命运有着清醒的认识。1972年他在《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的报告中就写道：“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确立是工业革命的前提。国会以立法的方式通过三次法令，消灭了小土地所有制，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劳力和市场。”他对小农经济的命运有着正确的认识。1990年代，新自由主义也同样意识到小农经济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障碍，只是提出的解决方案不同而已。

农村集体化直接服务于国家工业化的历史任务。经过土地革命，农民从单纯的生产者变成了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因此导致了粮食剩余的减少。薄一波在1953年秋写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过去山区农民一年只吃上十顿的白面，现在则每个月可以吃四五顿、七八顿，面粉需求量空前增大了，这是国家收购小麦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就使得新中国建立伊始就面临粮食产需供求的尖锐矛盾，并且和国家工业化产生了直接的冲突。这也就是1953年国家实行统购统销和农村合作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说尖锐的粮食产需矛盾是促进大规模开展农业合作化的动因之一，那么，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则是当时粮食供求矛盾发展的产物。”（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25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反过来，今天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所进行的“改革”，就是将广大劳动人民从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即集生产和需要求于一身的“人”，野蛮地打回成廉价的“人力资源”，重新打回成为单纯的“劳动力”。

农村集体化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汲取农村剩余，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本。1953年统购统销以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扩大，成为了对于农民一种非常方便和隐蔽的剥夺。如果说在人民公社化时期，中国农民经历了巨大的苦难的话，那么我们应当认识到这其中客观的难以避免的历史原因：农民为国家工业化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为国家建立完整的、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作出了最大的牺牲，为1970年代中国当仁不让地真正进入国际大舞台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们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被迫极大限度地牺牲了眼前利益。在总结农村集体化的历史经验的时候，我们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怎样才能取得更好的平衡？怎样来看待工业化过程中资本原始积累的这种代价？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通过海外殖民掠夺和国内剥夺农民（“羊吃人”运动）双管齐下。而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既不可能通过海外殖民掠夺的方式，又希望避免资本主义残酷的剥夺方式进行原始积累。当时政府采取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通过集体化的组织方式稳定、持续地汲取农村的剩余，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本。由于缺乏欧美国家和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殖民掠夺的支援，第三世界国家和后发工业化国家以内部殖民的方式所进行的工业化过程实际上是更为惨烈、漫长和难以忍耐的苦难历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西方帝国主义严密的国际封锁的极为艰巨困难的条件下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坚实基础，从此逆转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100多年来任人宰割的命运。黄仁宇说：“蒋介石和国民党创造了一个高层结构，使中国当时能在世界里立足，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改革了中国的农村，创造出一个新的低层结构，使农业上的剩余能转用到工商业。”（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478页，三联书店，1997年。）195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引起了梁漱溟等民主党派人士的批评。这也就是后来“九天九地”说法的由来和所谓“大仁政”与“小仁政”的冲突。而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之间选择了前者。当中国爆炸了原子弹之后，美国意识到和中国进行谈判的时机不可避免地已经到来了。中国从此已经确立了不可忽视、不可摇撼的大国地位。

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最初，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分歧。1951年5月7日，刘少奇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通过农业合作社直接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可能的，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要依靠工业”。而毛泽东却认为：“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的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9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毛泽东认为，生产关系的革新本身也能够创造新的生产力，毛泽东的这一看法获得了其他中共领导人的认同与信服，最终成为了全党的共识。

黄宗智在对长江三角洲的研究中发现，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工业化道路，而这样一条道路的出现又与农村集体化的历史密切相关：“自上而下的工业化模式在第三世界国家是常见的，这是从帝国主义入侵后开始的。中国乡村发展的独特之处不在于自上而下的模式，而在于村、乡集体组织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一般地说，在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农村人口都在消极地等待城市工业的扩张，将他们吸收为劳动力。工业几乎全部设在都市或城镇，工业的发展总是伴随着大量人口从农村外移。这种情况与当今长江三角洲颇不相同，后者的农村集体组织在农村工业化的积累中起了主导作用……集体工业实际上是长江三角洲以及中国大部分地区乡村工业组织的主体。正是这种生产组织形式推动了发生于70、80年代的大部分乡村工业化，并且使中国的乡村工业化有别于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第266、267页，中华书局，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印裔经济学家阿马蒂提亚·森指出：“中国对印度的相对优势是其改革前（1979年以前）奠基工作的产物，而不是其改革后重定方向的结果。”

1950年代中国的农村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组织起来，改变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及其心理，挑战几千年来的私有制度和私有观念，使古老平静的农村深深地卷入了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之中。农村集体化是中国历史上一场重要的革命和试验，柳青等人将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村变革置于以国家工业化为目标和背景的广阔的历史进程和视野之中来加以展望和表现。

赵树理和柳青等当代作家没有回避劳动人民，尤其是农民的自私观念。赵树理说：“一般说，无产阶级的私有观念不大，自从这个阶级产生起就是这样。铁路工人不会产生分火车头、分铁路的想法，不会想分上一个车头、分上一段铁路回家自己开，而农民就想把地分回去自己种。农村中新和旧的斗争非常激烈，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新的东西，常常微妙地绞合在一起，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否则就不会是真实的。”（赵树理《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电影剧作讲习班的讲话》，《赵树理全集》第4卷，第491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柳青充分认识到农民并不天然地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决不可能自发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柳青的《创业史》和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都突出地描写了农民对于私有财产的强烈感情。《被开垦的处女地》描写了中农康德拉脱把牲畜交给集体农庄以后的复杂感情：“不管你怎样舍不得，也得把牲口送归公有，虽然它们是在家里的泥地上跟孩子一起长大的。这种舍不得私有财产的卑劣感情，一定要克制，不能让它在心里作怪……”“他睡不着觉，因为有条自私的毒蛇在他心里作怪，他舍不得财产，舍不得牲口，虽然他自愿放弃了这些东西……” 但是，这种自私心理并不是什么永恒的“人的自私本性”。它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是私有制度的产物，尤其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所谓“自私本性”不仅不是什么“人性”，而且是反人性的。

 “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如果按照新自由主义所谓“经济人”和“理性人”的说法，那么，农民和小农意识是最“理性”的；但是，同时也是最短视、最狭隘和最不理性的。小农一方面充满了狂热的致富幻想，另一方面实际上却又经常处于破产的边缘：“三月桃花满树红，风吹雨打一场空。”为了长远利益，为了巩固合作化，就必须改造小农意识，就必须创造适应集体经济的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扩大农民的眼界和视野，使广大农民看到长远利益，认识到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一致性。薛暮桥回忆说：“我国农业合作化虽然发展较快，但起初并未受到农民的反对……说农民早已普遍存在合作化的强烈要求，也是不符合历史情况的。”（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第21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对于人性有过于理想化的一面；然而，新自由主义将人性本质化，尤其是简单地等同于片面狭隘的自私自利，则是对于人性的一种贬低和侮辱。

在《创业史》里，柳青客观地、真实地、具体地、细致地描写了梁三老汉由于私有财产观念而产生的对于合作化运动的抵触，真实地描写了农民走上合作化道路的艰难思想历程。卢支书说：“由不实心到实心，得几年哩。和尚刚剃了头发，就有了道行了吗？还不是要在寺院里修吗？”毛泽东认为：“教育农民是严重的任务”。列宁曾经指出：“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这件事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对于广大的小生产者来，放弃小生产者的思想意识，接受社会主义思想，这是一个痛苦和艰难的过程。对于小生产者来说，要使他们真正意识到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真正认识到他们的长远利益，是极为困难的。这对于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来说，甚至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从根本上来说，苏联就是由于“一国社会主义”和民族利益的狭隘性的限制而遭致了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的失败。马克斯·韦伯在德国获得统一以后跃升为世界强国之际，为德国民族的“政治不成熟”而忧虑重重。1895年，他在《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的著名演讲中指出：“一个大国的最大危险莫过于被一群没有政治意识的市侩所领导”。列宁充分地认识到，即使是最进步的工人阶级，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和阶级意识也不是自发地产生的，而必须从外部灌输。对于落后的小生产者农民来说，社会主义思想不仅不可能是自发的，而且从根本上是和他们的小私有者的思想意识根本相对立的。《创业史》的主题就是改造小生产者及其思想意识，引导他们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建立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和集体的认同，使他们成为具有远大眼光能够超越狭隘的眼前利益的社会主义新人。1970年代，农民对于农村集体已经逐渐产生了利益和心理认同。也正是这样，当1980年代初中央一刀切地强制执行分田单干的政策时，即使受到强大的政治压力，许多农村集体仍然被农民自发地保留了下来。更有意思的是，一些农村集体因为政治的原因被强行解散以后，又因为经济的原因而重新建立起来，并且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而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被神话化了安徽小岗村，作为分田单干的先锋队，一度因为个人的自私而瓦解了集体。但是，小岗村却并没有因为强烈的私心和率先分田单干而富裕起来；而是相反，小岗村人仍然长期徘徊在贫困的边缘。因为这种自私和单干只能使一盘散沙的农村原子化和短视化，彻底丧失掉共同体的观念和长远的眼光。导致小岗村长期贫困的根本原因也就是导致他们当初按手印分田单干的原因。因此，反思今天农村的危机，或者所谓“三农”危机，必须摆脱意识形态的偏见，必须实事求是，必须回到历史，回到当代农村反反复复左左右右的历史。

农村何以产生危机，最广大的农民却何以成为“弱势群体”？尽管中国农民在数量上是世界上最大的群体，但是同时，他们也是世界上最缺乏组织的群体。而没有组织就没有力量。毛泽东认为，中国农民潜藏着无限的创造性和巨大的力量。中国农民之所以没有力量，是由于他们缺乏组织；因此，他提出要“组织起来”。毛泽东作为一个出身于中国湖南农村、始终关心农民命运和长期从事农民运动的领袖，他对于农村合作化运动有着巨大的热情。1980年代启蒙主义有一个明显的思想误区，就是将农民的悲惨命运简单地归结为他们的“愚昧”，归结到他们“精神奴役的创伤”。从胡风到刘再复，承袭了五四启蒙主义观点，他们都将（启蒙的）知识分子/（愚昧的）农民简单地对立起来，认为启蒙就能消除中国农村的贫困。启蒙主义既有其合理性，但是，也存在着根本的认识缺陷。启蒙主义缺乏对于历史本质的真正认识。历史的本质不是简单的“思想”和“知识”，而是复杂的“结构”。著名的“南京大屠杀”发生在当时中国的“首善之区”，是中国最有知识的地方之一；然而，这却并没有使南京市民避免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像牲口一样地被成群地屠宰的命运。然而，在中国农村，在中国最落后的地区，却以地雷战和地道战等各种创造性的方式对于现代化军事技术装备起来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发起了顽强的抵抗，他们在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武装下释放出了巨大的反抗力量。

我们知道碳和钻石都是由碳原子构成的。如果用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原子论和新自由主义自私基因的观点来看的话，碳和钻石在化学本质上是相同的。原子论无法解释碳和钻石何以在物理性质上却有如此根本的区别。这种区别的本质就在于组织结构上的差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将人概括为“理性人”，将人的原始、兽性的因素抬高到最高的地位上，甚至于提出了极端肮脏的“灶痰”论。我们听到过一个说法：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是一条虫；一个日本人是一条虫，三个日本人是一条龙。因此，中国人缺乏的既不是知识，也不是自私，而是缺乏公共生活和对于共同体的认同。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知识分子就鼓吹极端的国家主义，对内整合，对外侵略。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与日本独特的企业文化相联系的。这种企业文化和新自由主义理论是相反的，也就是每一个工人都将工厂的利益当成是自己的利益。实际上，新自由主义的“吐痰”论充分反映了第三世界国家买办知识分子的特点，因为他们的阶级基础不是民族产业资产阶级，而是国际垄断资主义，他们的利益和国家内部的利益不仅不是一致的，而且恰好相反是根本对立的。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权力不断提取和集中的过程。在本质上，现代民族国家是“极权主义”的。在某种意义上，中央集权的趋势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不可避免的。在今天，甚至一个跨国公司就是一个巨大的高度集权的封建王国。美国建国以来，联邦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可是，当美国的霸权不断扩张，甚至以巨大的联邦赤字不断扩展全球霸权的同时，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在自己国内，在一个受到全球化霸权威胁的发展中国家内部，鼓吹“小政府，大社会”，就变得非常可疑了。解体中国以及民族国家，只能强化国际霸权，其结果就是使中国民族沦于万劫不复的境地。这就好像中国农民在1980年代“放权让利”和“分田单干”的“改革”中最初得到了暂时的利益和好处，可是由于退化到原始的小农经济和一盘散沙的无组织状态，结果使自己最终不可避免地沦为对于掠夺完全丧失了反抗能力的最大的“弱势群体”。尽管中国农民人口众多，可是面对今天其他各种不同组织化程度远远高于他们的利益集团，他们没有丝毫的谈判和反抗力量。

仅仅从物质资料的层面，从物质资源上的过分透支和衰耗等方面，还是远远无法充分认识到1980年代集体化组织结构崩溃对于农村发展的损害的，因为更为严重的是组织结构、思想意识和精神境界上的全面崩溃和退化。农村组织结构的溃散，使得异常艰难地组织起来的农村重新向小农经济和一盘散沙的原始状态全面退化。因此，归根到底，中国当前农村的危机是由于人民公社的解体所造成的农村组织结构崩溃所造成的政治危机和制度危机。解决危机的根本办法就是重新恢复农村合作组织，进行新的合作试验，引导他们走新的合作道路。在新的合作组织建立的过程中，必须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一方面既要积极引导，另一方面又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权利，充分发挥他们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2005/1/23

载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三农研究》2005年第2期

后记

我不同意温铁军将“责任田”作为农民的“福利”保留下来以防止中国农村危机的保守方案，这一方案是比厉以宁等人的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方案更加反动的。它将使中国农民长期被束缚在小农经济的绝望和停滞状态，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危机。它只不过是将新自由主义的巨痛化为小农经济的长痛，延缓了危机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