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飞拉萨的城市:千古奇冤汪精卫之5

低调汪精卫：主动跳火坑

   力促和平比叫嚣战争要难得多。

   现在看来，中国和日本主和派的下场都不妙，在日本，主和的犬养毅首相以及多位主和派高官被杀；在中国，主和的汪精卫被刺几乎丧命，唐有壬等人也遭暗杀。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于一个高官来说，做少数的主和派要比做多数的主战派需要更大的勇气。因为主战派高官们号召别人流血牺牲，自己并不需要直接上战场，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而做主和派却要冒被狂热主义者暗杀的生命危险。

    日本在战争时，也是一片主战的狂热叫嚣，但主战派尽管主张战争，却不能保证战争的胜利。日本战败遭到割地赔款的苛刻制裁后，主和派方得以“平反”。人们才开始后悔当时没有听从主和派的劝告，才开始批判当年那些不负责任的主战言论。由于中国有幸成为战胜国，现在我们可以轻松地批评当年主和派的卖国求荣，可是我们如果理解当时主张和解妥协甚至要冒生命危险的话，我们也许就不会轻易批评他们主和是为了卖国求荣了。

    芦沟桥事变后，日军向中国发动了全面进攻，但这种进攻又显得毫无战略章法，不禁使人怀疑到日本发起侵华战争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侵华战事既已发动，而日本人又没有气魄来大举称兵。等到中国民愤达到最高潮，以致芦沟桥“事变”无法收场，大规模用兵势在不免之时，日本又不愿倾全国之师来犯。只是在华北、华东用少数兵力与中国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战。这种“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所以日本既处心积虑要征服中国，就应乘欧洲多事之秋，一举把中国吞下……一举而占领中国各重要城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支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到那时，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

    难道日本人的战略眼光真的这么差？连李宗仁所说的军事常识都看不到？其实这里面还有另外一层原因。当时日本少壮派军人发动侵华战争，似乎是把中国作为其敌人，然而少壮派军人真正想打倒的对手并不在中国，而在日本国内的官僚集团，中国被他们利用作为挑战日本官僚政权的工具。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二次世界大战是民主阵营对独裁阵营的战争，但这并不准确，民主阵营的苏联中国都是独裁国家，而独裁阵营的日本却是民主国家。尽管在二战期间日本军人试图建立一个独裁国家，但并没有成功，日本一直没有出现过一个称得上独裁者的人。有人试图把日本的东条英机和希特勒、墨索里尼并列成为独裁者，这完全偏离了历史的真实，东条英机实在无法算成是一个独裁者。

    德国大使陶德曼担任了调停的主角，陶德曼对中国人说：“中国到目前为止的抗战已经向全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国人的勇敢精神，现在应该到结束战争的时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有好几次讲和的机会，但我们却过分自信自己的国力，没有走上讲和的轨道，后来德国无条件降服时，不得不悲惨地接受战胜国的所有条件。”陶德曼希望中国人吸取前车之鉴，不要象德国那样搞到无条件降服的地步。1937年11月5日，陶德曼向中国方面透露了日本讲和的条件：（一）内蒙成立自治政府；（二）华北非武装区域扩大，主权归南京政府，治安由中国警察维持；（三）上海非武装区域扩大，治安由国际警察管理；（四）中国停止反日排日政策；（五）共同反共；（六）减低日货关税；（七）尊重外国人在华的权利。

    12月2日，蒋介石召开将领会议，与会者均认为日本没要求成立华北自治政权，没要求承认满洲国，也不要求赔款，条件不算苛刻，白崇禧说：“如果条件只是这些，那为什么还非要打仗不可呢？”12月2日下午，蒋介石会见陶德曼，表示中国愿意接受德国的调停，可以以日本提出的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但华北的主权和完整不得侵犯，和谈始终由德国担任中介人。蒋介石还说：假如他全部同意这些要求，中国就会被舆论浪潮冲倒，中国就会发生革命。他要求德方、日方对谈判一事严格保密。

    1937年12月6日，汪精卫在汉口主持召开了国防最高会议常委会，与会者也基本同意接受日方条件。蒋介石打来电话：和谈可依照国防最高常务委员会议的决定，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这暗示蒋介石不准备直接主持和谈，要把卖国的帽子扔给汪精卫。汪精卫倒是不怕汉奸帽子，他说：“现在是抗战时期，所以‘和’的一字，是一般人所不愿意听的，因为讲和的结果自然没有胜利的结果来得畅快。如今大家因为痛恨日本的侵略，恨不得把日本整个灭亡，然后痛快，听见讲和自然满肚子的不舒服。一般民众如此是不足为怪的，但政府却不可为一般民众所转移。对于民众同仇敌忾之心，政府固然要加以鼓励，才不致一鼓作气，再而三，三而竭。然而政府更应注意虚骄之足以误事。民众尽管可以唱高调，而政府则必须把握现实，不得不战则战，可以议和则和，时时刻刻小心在意，为国家找出一条生路，才是合理的办法。”

    12月13日日军轻取首都南京后，使日本人以为中国的抵抗已到穷途末路，于12月22日又增加了三项苛刻的和谈条件：（一）在华北、内蒙、华中的非武装地带设立特殊机构（亲日政权）；（二）承认满洲国；（三）中国向日本赔偿战费。

    陶德曼看后摇头道：“这样的条件中国是不会接受的”，果然不出陶德曼所料，1月18日国民政府发表声明，表明了中国的强硬态度：“全力维持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方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决非中国所能忍受。”

    由于英美法不肯出兵干涉，蒋介石开始考虑请求苏联干涉，不过蒋介石在是否应该动用苏联这张牌时也非常犹豫不决：苏联曾经是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曾经在1904年和日本为了争夺在中国的霸权而大打出手，因此与日本成为死敌。中国请苏联出兵，即使赶走了日本人，进入中国的苏军会轻易撤出吗？请神容易送神难。更为严重的是，苏军一旦进入中国，中国共/产/党岂不要在中国做大，国民党还能掌握政权吗？当时以汪精卫为首的一批人非常反对请苏联干涉中日战争。后来苏军进入东北后，把东北交给了中共，成为中共打败国民党的基地，这些都验证了汪精卫等人的担心。

    但战场上中国军队的被动局面，使蒋介石不得不铤而走险，请求苏联的出兵援助。却被斯大林拒绝了。有人认为斯大林不想帮助蒋介石取得胜利巩固政权，有人认为斯大林希望利用抗日拖垮国民党，以便让共产党夺取江山。这些都是分析。

    英美法隔岸观火，苏联也不肯出兵，中国的抗战只剩下“焦土战”这条严酷的道路。由于日本是一个资源贫瘠的岛国，非常不利于打持久战，所以蒋介石就把希望寄托于用持久战来拖垮日军。当然日本也明白本国资源有限的弱点，提出了“以战养战”，用中国的资源打中国人的设想。蒋介石为了不让敌人利用中国的资源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在中国各战场大搞烧光毁光的焦土战术。但焦土战的最大受害者并不是日军，而是中国的平民百姓，国民党内部对这种残酷的焦土战术也有不少反对之声。

    汪精卫越来越对这种建立在人民惨痛牺牲基础上的焦土抗战感到疑问：抗战的目的是什么？法国国王还企望人民百姓能有鸡吃，我们的领导人想到过老百姓的疾苦没有？抗战的最大牺牲者不就是那些连鸡肉的滋味也不知道的平民百姓吗？我们不惜牺牲四万万老百姓的生命来培养一个民族英雄，这值得吗？如果不出现奇迹的话，这场战争要经过多少年才能结束？在这期间中国老百姓要遭受多大的惨祸？汪精卫越来越觉得他的和平救国理念是正确的。

    持“和平救国”观点的，不止汪精卫一人。周佛海、顾祝同、熊式辉、梅思平、陶希圣、胡适、高宗武等人组成了一个“低调俱乐部”，主张和平救国。“低调俱乐部”是胡适起的“雅号”，以区别于那些唱抗战高调的人。周佛海说：“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蒋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蒋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蒋先生自己的高调，逼著蒋先生钻牛角。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我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

    汪精卫虽不直接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却是这个组织的灵魂，无形中形成了以汪精卫为中心的“和平运动”。“低调俱乐部”批评主战派说：“蒋委员长等主战的结果，一个是丢，一个是烧，丢不了也烧不焦的地方，都给了共/产/党的游击队。共/产/党以游击战争回避对敌作战，人称‘游而不击’，他们是想借抗战保全实力，待国军消耗光了，他们就可颠覆政府。”江精卫则说：“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一味主张焦土抗战的、唱高调的应该再坦诚一点，要说老实话。依我看来，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线大多丧失，财政又日益匾乏，在战祸中喘息著的四万万国民，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蒋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

    不过在国民党内主战派压倒多数的情况下，汪精卫感到已不可能说服蒋介石等人走“和平救国”的道路，于是他开始走自己独自的和平道路。汪精卫委托“低调俱乐部”的梅思平、高宗武等人和日本私下接触，谈判停战的条件。

    日本国内也有一批主和派，主张尽早以较为宽大的条件和中国停战言和。双方不久就达成了初步协议：日方以宽厚的讲和条件支持汪精卫出马，汪精卫则脱离国民党另立政府和日本签订停战条约，实现两国间的停战与和平。

    对于汪精卫来说，迈出这一步的确是非常艰难的。正如梅思平所说：“这件事也实在犯难，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只怕让人一笔勾销。”汪精卫也明白，他迈出这一步的代价有多大，岂止勾销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甚至要千夫所指、万人痛骂，陈公博也从成都打来电报，劝告汪精卫说：“先生若离重庆将遭到全国民众的反对和唾弃”。汪精卫考虑了整整两天，最后说：“决定了！只要能救民于水火，我决心跳火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