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布拉莫维奇图片:略论米芾《海岳名言》对唐书的品评 【转】

[摘  要]在《海岳名言》中，米芾以魏晋书法传统及其美学品格为核心，立足于唐宋书法在“法度”与“意趣”之间设定的论题，从结体、笔法、格调等方面，对唐代书法多有批评，并注意到了碑刻临习和民间书法问题。

[关键词]米芾  《海岳名言》  唐代  书法  品评

米芾（1052-1107），北宋书画家，亦名黻，字元章，别号襄阳漫士、海岳外史等。世居太原（今属山西），迁襄阳（今属湖北），后定居润州（今江苏镇江）。善书画，精鉴藏，1105年曾担任徽宗朝（1100-1125年）书画学博士，同年升任礼部员外郎，人称“米南宫”，为宋代书法四家之一，著有《书史》、《画史》、《宝章待访录》及诗文集。[2]（P75-78）

米芾是中国书画史上重要的鉴赏家之一，一生阅历书画无数，不仅有丰富的鉴赏经验，也形成了其特有的评判标准。纵览其评述文字，对唐代书法的品评尤为引人注目：他对唐代楷书大家欧阳询（557-641）、虞世南（558-638）、褚遂良（596-659）、颜真卿（709-785）、柳公权（778-865）等书家的笔法、结体，以致格调，都颇多贬词；对唐代书法因强求法度而丧失气骨或意趣时有指责；他把欧阳询，尤其是柳公权看作“丑怪恶札祖”，并断言诗人杜甫不善书。这些意见存录于其著作《宝章待访录》和《海岳名言》中。本文即以后者所及相关论述为主，参以其他材料，从中探讨米芾有关唐代书法品评的观念和方法。

一、米芾对唐代书家的评价意见

中国书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历了书体的演变，诞生了楷书、行书和草书。之后的唐代，楷书、草书、行书都得到了新的发展，出现了虞、欧、褚、颜、柳楷书大家，他们兼善行书，张旭、怀素狂草书成就非凡。在《海岳名言》中，米芾表达了对这些书家有独有的看法：

A．欧阳询“道林之寺”寒俭无精神。柳公权“国清寺”，大小不相称，费尽筋骨。裴休率意写碑，乃有真趣，不陷丑怪。[1]（p360）

B．字之八面，惟尚真楷见之，大小各自有分。智永有八面，已少钟法。丁道护、欧、虞笔始匀，古法亡矣。柳公权师欧，不及远甚，而为丑怪恶札之祖。自柳公权始有俗书。[1]（p361）

C．唐人以徐浩比僧虔，甚失当，浩大小一伦，犹吏楷也。僧虔、萧子云传钟法，与子敬无异，大小各有分，不一伦。徐浩为颜真卿辟客，书韵自张颠血脉来，教颜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非古也。[1]（P361）

D．……柳与欧为丑怪恶札之祖，世人单以怒张为筋骨，不知不怒张，自有筋骨焉。[1]（P361）

E．……小字展令大，大字促令小，是张颠教颜真卿谬论……[1]（p362）

F．欧、虞、褚、柳、颜，皆一笔书也。安排费工，岂能垂世。李邕脱子敬体，乏纤浓。徐浩晚年力过，更无气骨。皆不如作郎官时《婺州碑》也。《董孝子》、《不空》，皆晚年恶札，全无妍媚，此自有识者知之。沈传师变格，自有超世真趣，徐不及也。御史萧诚书太原题名，唐人无出其右。为司马系《南岳真君观碑》，极有钟、王趣，余皆不及矣。[1]（p362）

G．颜鲁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1]（p363）

《海岳名言》在体例上属于杂论，因此上述文字涵及品评之外的诸多信息，每条中又含有数个论题。A、D、F条是就碑刻而言，B、C、E、F条主要就结体、章法而言，各条中都涉及对唐代书法的批评，其中又以唐楷为主，归结其主旨，米芾的意见主要有：

1．结体和章法方面，由魏晋时期钟繇、王羲之楷书大小“不一伦”或“各有分”，走向大小“一伦”，即“小字展令大，大字促令小”的费力安排；

2．运笔方面，由魏晋时期的变化自然，走向匀称或“一笔书”；

3．由于结体和运笔的规范化，导致唐楷失去了“精神”、“气骨”、“真趣”，丧失了魏晋“古意”，走向“俗书”；

4．像裴休、沈传师、萧诚偶尔“率意”书写或稍加变化，而不失钟、王遗风的，则较为成功；颜真卿的行书，因有先秦篆籀之气，因此也较其楷书要好。

二、米芾品评的观念和方法

米芾的书房名为“宝晋斋”，上述评述就建基于米芾对魏晋书法的钟情及他对传统的理解之上。魏晋书法标志的古典传统和美学法则，可用“精神”、“气骨”、“真趣”这些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确定下来的美学术语来概括，它一直是中国古代书法的审美标准之一，[2](p98-102)米芾又用“古意”这一术语，将两者联系起来。换言之，所有这些评价结果，都是与魏晋自然、高古、率真意趣相比较的结果。与“古意”相联系的，是复古或传统。对书法艺术来说，结体、章法、运笔的法则有两个重要的取法资源：一是蕴含各种形态并体现“道”，同时也是赋予书家感悟和生机的大自然；二是历史上的经典法书。米芾强调对传统的临摹和把玩，在《草圣帖》中他写道：

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聊徒成下品。张颠俗子变乱古法，惊诸凡夫，自有识者。怀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时代压之，不能高古。高闲而下，但可悬之酒肆辩光，犹可憎也。[3]（p46-47）

事实也是，书法的传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前人法书的临摹和复制。米芾本人是临摹复制的高手，对前代，尤其是魏晋书法的体悟和认识自然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美学系统——除上文所述的自然、高古、率意的美学追求之外，米芾对王献之流转遒美的书法风格格外看重，在这一点上，他的审美取向迥异于唐宋大多数书家。再结合米芾的书法实践，我们不难发现，米芾对书法法则的理解和运用，既非回到魏晋传统，也不是滞留在唐代讲求法度的层面上。

首先，从上文引述文字可以看出，米芾从“古意”出发，在笔法上追求“八面”，亦即运笔及笔划形态的多样，在书写时讲求自然率真，在视觉效果上讲求精气完足，在比较中考察唐代书法。他的评价标准，完全不同于唐代书法结体规整、运笔以提按为特征、章法整饬的取向。而书法品评的核心是对笔法的考量。邱振中认为，书法的基本笔法可以归纳为平运、绞转和提按，这几种笔法在魏晋时均有运用，其中，由于笔锋各侧面在纸面上的换转，绞转笔法是丰富笔法形态和意蕴的主要手法。而自隋唐后，提按成为楷书、行书的主要笔法，[4]（P5-23）笔锋面向开始单一，形态变化较少，这就是米芾批评的“一笔书”。

其次，米芾的品评观念虽以魏晋传统为核心，但其书法实践和批评术语，多少又带有唐代书法的影响。米芾曾自道学书经历：七岁学颜真卿，后临摹柳公权、欧阳询和褚遂良，临习褚遂良尤多，此后转益多师，中岁后始成一家。[2]（P112）在对魏晋传统深有体悟的同时，米芾在自己的创作中又保留了一定程度的提按笔法。而他在品评唐代书法或其书学理论时，也常使用唐代盛行的术语，如：

字要骨骼，肉须裹筋，筋须藏肉，秀润生，布置稳，不俗。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变态贵形不贵枯，枯生怒，怒生怪；贵形不贵作，作入画，画入俗：皆字病也。[1]（p362-363）

由此我们可以说，米芾的审美评价，除其标榜的“古意”或古典传统外，多又往返于唐宋书法在“法度”与“意趣”之间设定的论题。观念影响及于方法，米芾自然将唐代书法作品与魏晋法书进行历时性的比较：从单字结体，到章法布置；从局部笔法特征，到整体精神风貌。米芾在注意到唐代书家的师承关系时，也运用横向比较的方法。

三、《海岳名言》中由品评涉及的碑刻、民间书法问题

书法学习离不开对法书的临摹和保存，宋代开始的各种法帖刊刻，就是在前代收藏的基础上，搜集民间收藏，以摹本形式保存法书的活动。从传播媒介和传播时间上来说，大大突破了书法作品由于独一性而造成的局限。对于当时盛行的碑刻刊刻和学碑风气，米芾说：

石刻不可学，但自书使人刻之，已非己书也，故必须真迹观之，乃得趣。如颜真卿，每使家僮刻字，故会主人意，修改波撇，致大失真。唯吉州庐山题名。题讫而去，后之刻之，故皆得其真，无做作凡俗之差，乃知颜出于褚也。又真迹皆无蚕头雁尾之笔，与郭知运《争座位帖》，有篆籀气，颜杰思也……[1]（P361）

米芾批评了碑石刊刻过程中笔法湮没和风格作伪现象，提醒我们重新认识有关颜真卿楷书“蚕头雁尾”特征的惯常定语。这段文字也是中国书法史上较早注意到碑学和帖学关系的论述。

此外，就现存书法著述而言，米芾也最早注意到书法大家与民间书法的互动关系。其中，他对抄写佛教、道教经书时所用的“经生体”和官方文件（如“官诰”）所用的书体多有留意：

凡大字要如小字，小字要如大字。褚遂良小字如大字，其后经生祖述，间有造妙者。大字如小字，未之见也。[1]（P361）

唐官诰在世为褚、陆、徐峤之体，孰有不俗者。开元以来，缘明皇字体肥俗，始有徐浩，以和时君所好，经生字亦自此肥。开元以前古气，无复有矣。[1]（P361）

最后，米芾把杜甫诗中对薛稷书法的状述，与拓本进行比照，得出了一个有趣、但也意味深长的结论：“薛稷书慧普寺。老杜以为“蛟龙岌相缠”，今见其本，乃如柰重儿握蒸饼势，信老杜不能书也。”[1]（P363）我们知道，唐代书法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科举选仕制度的支持，不过，在书法史上，只有一部分通过科举考试走向仕途的文人擅长书法，大部分知识分子书艺平平，米芾的评价当为中允。

[参考文献]：

[1]米芾著.海岳名言[A].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选校.历代书法论文选[C].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2][德]雷德侯著.米芾与中国书法的古典传统[M].许亚民译，毕斐校.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

[3]米芾书.陈大中编选.米芾选集[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

[4]邱振中.笔法与章法[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