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拉姆斯 摇篮曲 钢琴:《艺术作品般的人生》(米兰·昆德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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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作品般的人生

○【捷克】米兰·昆德拉

选自《懒惰哲学趣话(外国名家人生美文66篇)》

歌德曰:人生应该像一件艺术品。对此高论,我向来特别反感。人之所以需要艺术,正是因为生活畸形丑陋,与艺术毫不相似。然而,在我那位于中欧的年迈的祖国正穿越的伟大日子里,我无比欣喜地获悉,瓦茨拉夫·哈韦尔大有希望于不久的将来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总统。想到他,我不禁对自己说:在某种情况下(但极少),将人生比作艺术作品也还不无道理。

哈韦尔的人生确实完全建立在一个伟大主题上:它既未迷失过方向,也未改变过方向(哈韦尔从未被共产主义抒情诗般的幻想所触动,因而并不需要如其前任那样从这些幻想中摆脱出来);这样的人生连贯有序,使人感到它就像一个完美无缺的统一体。再说,哈韦尔本人,在我看来,一直以艺术家的兴致在雕琢人生,就像雕塑家在雕琢石头,逐步地赋予它越来越明确的内涵和造型。他最近一个月来搏斗的方式,不仅从政治角度而且从美学角度来看,都颇具魅力。犹如大师所作的奏鸣曲中最后那最快的速度。

一件艺术作品的使命便是为别人所感知。变人生为艺术作品者同时也将人生呈现给了所有视线,使它充满光芒。这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倘若如此光彩夺目的人同时又是位艺术家,那么他将承担一个风险:他那成了艺术作品的人生有可能通过忘却而使其艺术作品黯然失色。就哈韦尔的情况而言,那将是令人遗憾的。他的最早的剧本《游园会》和《通告》在布拉格上演时,他还不到三十岁。这两部剧作充满智慧、富于挑战精神、奇特无比(我曾在一篇序言谈过它们。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在某种非常近似的程度上可以被划入荒诞派戏剧),而且还有着难以抗拒的幽默。在他的所有作品中,我对这两部剧作倍感亲切,这是因为当时我还能在布拉格的剧院里观看它们,导演上乘,完全忠实于作者的意图。我可以在“栏杆”剧院观看它们,当时哈韦尔便在那里工作。这座剧院对于捷克知识分子来说,已然成为六十年代和他们那自由奔放的精神的象征。

即便对于全世界的公众来说,哈韦尔首先(合情合理)是“七七宪章”的缔造者,是一位度过多年铁窗生涯的持不同政见者,是他的国家的第一道德代表,本质上,他却始终是一位剧作家,一位戏剧诗人。忽视这一事实就等于没有理解他。就意味着首先没有理解在民族传统特色方面他是多么根深蒂固:十九世纪捷克的民族复兴运动并非在教堂,也并非在军队和在某个政党内部,而是在整个文化界,尤其是在戏剧界组织开展的。那时,捷克最伟大的政治风云人物都是作家:帕拉茨基,历史编撰学家;哈夫利切克(奇怪的是他的名字恰好是哈韦尔的爱称),讽刺诗人;然后是马萨里克,哲学家。

作为一名造诣颇深的艺术家,哈韦尔将不同于当今所有的大政治家。别忘了他最早的剧作总是令观众笑声不断。不错,在哈韦尔事业的开端充满笑声,幽默。而幽默意味着:怀疑。而幽默意味着:自嘲。两年前我在巴黎观看了《凄凉的广板》一剧。哈韦尔在嘲讽中映照出了自身的处境:一个人一旦投身于政治,便不再是自己生活的主宰,所有的人都企图主宰他的生活。在最后一幕中,当警察前来逮捕主人公时,他甚至很高兴自己终于重又孤身一人,可以完全属于自己了。这位持不同政见者,这个现代主人公,并不视自己的命运为一种令人欣快的荣耀,而更多地把它当作一个荒唐的负担。他更爱做其他的事(比如写戏或写诗),他试图挣脱自己的命运,但显然已力不从心。在此期间,某种更强有力的东西主宰了他,他无法越过它,哈韦尔称之为责任。

瞧,在他看来,这就是持不同政见者的道德观。这一道德观的基础是确信(惟有剧作家或小说家可以做到这一点)在一个人的性格和命运之间并不存在统一体,这一个总是另一个的牺牲品(将人生转变成艺术作品并不与人生相同,它甚至会与人生敌对)。这种以讥讽看待自己处境、防止自己的人生染上通俗剧色彩(在中欧我们称之为“媚俗”)的能力可以被称为智慧。在我们时代的所有杰出人物中,具备这种智慧的人,我一个也没看到。因为这是一种诗人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