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之心摇篮曲在线听:历史文化保护与开发难以兼得？

　　苏州馆内清秀素雅的江南水乡风情画。　中国环境报记者 李莹 摄

    
　　SanServolo岛如今已是威尼斯开展文化交流活动的重要场所。    中国环境报记者 曹俊 摄

　　                    历史文化岂能重名轻实？

                                       曹俊

　　著名城市规划师沙里宁说:“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知道你的人民在追求什么”。在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中，我们的追求是什么？如何实现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与开发的平衡？

　　有人将中国人定义为“慢不下来”的中国人。按部就班地推进城市化需要上百年，有条不紊地开展历史文化保护需要做太多的工作，“慢不下来”的地方政府和民众都等不及。于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圈地、拆房、建楼，修路、招商、引资，风风火火，不亦乐乎。

　　因为着急，所以来不及研究城市历史的特点；因为追求速度，所以顾不上探讨城市文化的个性。于是，不少城市不厌其烦地或简单复制，或机械还原，或华丽包装。匆忙的身影背后，我们正在追求些什么？

　　前几年，不少城市兴起仿古一条街。修建一条仿古街，是不是就等于保留住了城市历史文化？
　　每一幢年代久远的建筑，都是一件记忆历史的遗存。它们见证了城市变迁，亲历了尘世沧桑，历史和文化的沉淀使之散发着独特的魅力。然而，越来越多的旧街老巷在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和改造中销声匿迹。真正的老建筑被推倒，定格在书店的老照片画册中，仿制的古建筑拔地而起，试图用新的姿态、新的材料、新的方式彰显着城市的记忆。

　　这些简单的复制能留住城市的历史风貌与文化积淀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坐落在仿古一条街的往往是商业店铺，穿梭其中的是苦寻记忆而不得的现代人。在这里，人们很难找到真正的历史厚重，很难感受到久远的历史沉淀。没有历史的文化，注定会背离历史文化保护的要义。

　　近年来，不少城市开始争相打造文化名人故居。打造几个故居，是不是就等于保护住了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

　　步入重新“打造”的名人故居里，人们看到的往往是一些老照片和陈年的家具什物，墙上挂着临时装裱的、似乎与故居主人并无关系的老字画，再加上一些传记性和功劳簿式的文字简介。不少名人故居在现代产业式的“开发”下，仅仅成为一个个旅游景点与文化招牌，最终往往落入门可罗雀的尴尬局面。

　　是因为这些名人的吸引力不够吗？当然也不是。而是由于许多城市的建设者还没有认识到，机械的还原正是文化缺乏的象征。没有生命力的历史，难以形成文化。精神层面的名人故居，着重的应是名人的“人”，而物质层面的旅游开发，难免只是想用他的“名”。一些故居虽然被保存，却是没有“人”的“名”，只有历史的记号，却没有历史的遗存，缺乏精神的感召，难以形成文化的传承。

　　这几年，世界遗产的申报也热得很，是不是申报遗产就是对城市历史文化最好的保护方式？

　　申报世界遗产，确实体现出了保护珍贵遗产的决心。但现实操作中，一些地方在涉及到具体项目和具体运作时，功利性的目的往往就会显露，申报遗产成了手段和口号，制造名气发展旅游、获取经济利益、创造政绩成为真正目的，也引起了民众的一些不满。

　　当申报遗产成为一种华丽的包装，就缺少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尊敬，沾染了尘世喧嚣的浮华，无法将历史文化融入生活，渗入心灵。当保护成为包装形式，历史文化遭遇裹挟，留给人们的就不再是享受，而是心痛。

　　简单复制、机械还原和华丽包装，是当前我国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中值得警惕的几个现象。而在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中，存在的问题还不止于此。为什么保护城市历史文化这么难？难，根源在认识。一些城市建设者往往在历史文化保护的口号下，忽视了保护的真谛，误解了保护的意义。

　　那么，在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中，我们应该追求什么？

　　历史文化的价值主要是精神价值。单看物质恐怕并不珍贵，他们大多普普通通，平平常常。但其中蕴含的精神世界却足以感染后人，影响后人。巴黎近郊奥维尔那间不足7平方米的斜顶而昏暗的梵高故居，却足以让人感受到一种慑人心肺的震撼。

　　精神价值的可贵还在于其对文化的传承。只有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现代城市与城市居民紧密联系，才能将历史文化赋予新的活力，“文物”才能真正成为“文化”，历史文化遗产才能真正走进市民的内心，成为现实的、活生生的文化，成为能够产生向心力、归属感、认同感和共同行动的文化。
　　也只有这样，现代城市才能成为历史文化遗产真正的家园，历史文化遗产才能成为城市文化的内核与灵魂。

　　上海世博会展示了不少城市最佳实践，从利物浦古城历史价值的挖掘，到威尼斯历史伤痕的修复，从苏州古城新城的相得益彰，到澳门遗产保护的“草根途径”。这些实践为城市历史文化保护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思路，值得深入学习和研究。

　　火红色的利物浦馆是球迷的乐园，馆内最受欢迎的是体验区的“点球游戏”。参观者可以选择埃弗顿或利物浦两支球队中的一支，用充气足球对着屏幕射门。

　　利物浦是披头士4人合唱团的故乡。在利物浦馆，游客可以带上耳机，任选披头士的音乐，随着节奏敲击乐器，体会40年前的音乐疯狂。

　　利物浦案例馆总监奥利佛·早川告诉记者，他们希望用这些有趣的游戏，让来到展馆的游客能玩得快乐，并在获得乐趣的同时，认识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个主题不仅仅是指硬件上的重建，更是文化复兴的革命，“我们希望通过文化、艺术、交通、教育等多种方式来提升市民的城市生活质量。”

　　20世纪初期，利物浦是英国最兴旺、最大的一个海港。二战期间，利物浦港口设施2/3遭受破坏。上世纪80年代，船坞和传统制造业的急剧衰落，利物浦不得不面对转型的严峻挑战。

　　据奥利佛·早川介绍，文化是助推利物浦复兴的新引擎。利物浦大力投资博物馆类的文化资产，通过音乐、艺术等活动在社区中培养创造型人才。同时，利物浦重新翻修了阿尔伯特船坞，挖掘其文化内涵，将其发展成为英国最受欢迎的旅游胜地之一。

　　城市活力的重现吸引了大量投资，现在的利物浦拥有了活跃的高新技术产业区、发展迅速的科学产业园区、世界顶级健康生命科学研发企业以及医学院等，已成为惠及周边200万人的区域经济中心。

　　“要充分利用历史财富，它们是城市的奠基石。”奥利佛·早川说。

　                    　2　采取哪些保护模式？
　　当前，一些文化遗产往往因找不到合适的保护方式而被迫退出人们的视线。政府、民众、商人如何有机结合，为文化遗产保护构建出一套稳定有效的模式？

　　澳门案例

　　一座主调为灰白色的3层旧式建筑，“德成大按”四个大字格外醒目，这就是澳门案例馆。
　　德成按建于1917年，原为澳门富商高可宁的物业，曾经是澳门最大的当铺，1993年结业后一直空置。2001年，澳门文化局出资140万澳元将这座私人产业复原，建成“文化会馆”和“典当博物馆”。

　　200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这座百年当铺颁发了“亚太文化遗产保护奖”。

　　这是澳门第一个由政府与民间合作建成的行业博物馆。其管理方式为:私人物业由政府出资修复、民间协会策划利用方案、企业实施管理、依靠自身经营。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澳门文化遗产之树常青的奥秘就在于“一体化社区发展和通过地方努力实施文化遗产保护”的策略。

　　澳门历史城区于2005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31处世界遗产，被称为“澳门历史建筑群”，共12座。而事实上，这12座建筑，若单论规模、年头、文化含量，哪个都不足以登上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在澳门这座人口稠密、发展迅速的城市中，保护文化遗产并非易事。澳门文化局将遗产管理方式由集中管理变为社区管理，由少数精英管理变为民众普遍参与，为遗产保护工作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澳门社区在积极承担起对遗产的专业管理的同时，也被授权以一种负责、可盈利、可持续发展的方式来开发遗产，其积极性被大大调动。这套方案被称为“草根途径”。

　　3　旧瓶怎么装上新酒？
　　很多城市都有难以言喻的历史伤痕，改造原有环境、发展新的产业，无疑成为这些城市面临的挑战。如何让被遗弃的角落重新绽放出新的光彩？

　　1966年，威尼斯在一场凶猛的洪水中濒临毁灭。即使在今天，抵御洪水仍然是威尼斯的头等大事。为此，威尼斯修筑了摩西系统。摩西系统可以保护威尼斯及其泻湖免受洪水冲刷，并有效抵御海平面上涨60厘米的威胁。

　　对马尔盖腊港口的改造是威尼斯改变发展思路、改造环境、寻求可持续发展的典型。作为欧洲最大的沿海工业区之一，马尔盖腊港口污染非常严重，于1998年被列入国家环境高危地区，于2004年开始执行污染区域整治总体规划。规划实施了对港口被污染沉积物的清除，为对保证港口的生命力及工业的成功转产创造了条件。

　　威尼斯重新评估了很多废弃空间，并根据其历史和建筑价值进行了重新规划，SanServolo岛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据蒂娜介绍，SanServolo　岛位于南部泻湖的中心，面积约6公顷，在近一千年的时间里，岛上一直建立着各种各样的修道院。1715年，威尼斯共和国将其作为军队医院，随后又作为精神疾病人员收容所。

　　上世纪90年代，威尼斯启动了SanServolo岛城市恢复工程。现在，其接待力量包括:193个床位、会议室、食堂、酒吧、健身房和超过4万平方米的公园，并且成为了威尼斯国际大学的主要教学地，长年开展多项博士和硕士培养项目。可以说，SanServolo岛已经成为威尼斯开展文化、教育等交流活动的重要场所。

　　威尼斯馆的标志中赫然写着“温故而知新”这句《论语》中的经典语录。威尼斯正是用实际行动诠释着这一理念。

                　　4　旧貌新颜如何并存？
　　不少城市都保留有较为完整的古城风貌，但是在新城发展中，不少古城正面临着消失的威胁。如何做到让古城与新城和谐相处、相得益彰？

　　苏州馆馆长邱晓翔笑着说:“现在的苏州，古城风貌依旧，小桥流水人家，风光优美，古意盎然，‘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双棋盘格局保存完好。网络、污水管道等现代文明的产物也让苏州人在古韵中享受着高效的沟通和清洁的环境。昆曲、评弹、水乡舞蹈、现代舞、琵琶弹唱等艺术自然贯穿于苏州人的日常生活中。”

　　为保护古城风貌，苏州市规定在古城区除了适当拓宽几条干线外，不准拓展道路；在交通高峰时限制小汽车进城，鼓励市民公交出行。

　　据邱晓翔介绍，苏州古城区建筑高度控制在24米以下，一般民居限高7层，商厦限高8层。鉴于古城的建筑都是粉墙黛瓦，苏州规定，城市的总体色彩依然保持黑、白、灰3种基调。

　　邱晓翔说，苏州还建立了昆曲博物馆和研究所，开办评弹学校、说书场，让古老的苏州文化焕发生机。苏绣、玉雕、核雕、明式家具等通过保护生产、完善产品和刺激需求等方法进行生产性保护，已经探索出了适合市场规律的经营模式，并逐步形成了文化创意产业。

　　在古城外，苏州积极拓展新的空间，于东西两翼开发了苏州高新区和工业园区，并在南北两部建设了新城区，形成了古城居中、组团发展的城市构架。这既为古城保护赢得了空间支持，又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进而反哺古城。依托现代园区，苏州已经发展成了我国第二大制造业城市。

　　　记者观察　　　　　　　　　　　　　　　　　　　　　　　　　　　　　　　　　　　　　　　　　　　　　　　　　　　　　　　　　　　　　　　　　　　　　　　　　　　　　                      怎样让古城焕发新春？

                                       李莹

　　在现代化大都市崛起的现代，古老城市却日渐步入暮年。古城经历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沧桑岁月，正面临着老龄化的困境:城市在发展，城市的空间却未增加；激增的人口在城市规模、容量和结构等方面对城市产生了巨大压力；此外，不少传统型工业古城还面临着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怎样发展古城，才能让生活更加美好？

　　上海世博会上利物浦、澳门、威尼斯、苏州4个案例馆就以利物浦港口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澳门百年老当铺“德成按”的修复与利用、威尼斯历史遗产保护和利用以及苏州古城的保护与更新为主题，结合各地实际，为破解古城发展这道难题提供了启示。

　　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不断沉淀与积累的过程。每个城市都是一个生命体，每一座城市都具有自己独特的灵魂，城市的灵魂就是一座城市的精神品质，它源自城市的文化传承、地域滋养、魅力独具和多元共生。

　　在物质文化遗产中，最为典型的是城市的建筑形式、施工方法和用材标准，它们直接反映了这一地域的艺术进步和美学成就。同时形成的社会风俗、礼仪、节庆、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研究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史料。

　　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记忆的积累，是历史的见证，是岁月的活化石。它承载着一个城市的文化，记录着一个地区的文明。毋庸置疑，历史文化遗产是人类的宝贵财富，值得人们保护和传承。正如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写的:“老建筑对于城市是如此不可或缺，如果没有他们，街道和地区的发展就会失去活力。”

　　历史文化遗产不仅仅是博物馆的珍宝，更可以推进与提升城市生活的品质与水准。在世博会最佳实践区，记者看到，古城发展当前有以下几种思路:保护古城的原貌，在古城周边开拓新城，让保护与开发并行不悖；合理地重新利用古老建筑，在保持古老建筑外观的同时，更新内部陈设，让它重新找到用武之地；调动公众的积极性，让保护古老建筑成为每个人的行动；让历史文化遗产成为一种财富，推动城市的发展。

　　虽然各地有各地的实际情况，几个案例不是解决古城发展问题的万能钥匙，但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做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平衡，才能真正让古老城市活起来，让生活更美好。
　　本版案例由中国环境报记者 李莹 蔡新华 冯永强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