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乡曲钢琴伴奏视频:城市化速度多快才合理？

    ◆1978年城市增加到193个，城市化率为17.9％。2009年底，我国建制市已经达到668个，比1978年增加了475个，城市化率达到46.6％，比1978年提高了28.7％，我国用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城市化历程，实现了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

　　◆未来15年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需要新增城市用水量32亿立方米，是过去30年全国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需新增的城市用水量的1.88倍，取水难度将更大，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用水保障形势将十分严峻。

中国城市化进程曲线

◆中国环境报记者 刘晓星

　　目前，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进程已经进入了国际公认的加速发展时期。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已超过47％；2020年，城市化发展水平将达到58％左右。

　　在如此快速化发展的进程中，如何才能保证城市发展的健康和可持续？如何继续保持城市化发展势头？如何在保持城市GDP健康增长的同时，实现城市的合理发展？在前不久召开的首届中国城市管理高峰论坛上，与会专家表示，中国的城市化能否切实贯彻生态化发展理念和低碳发展模式，将成为中国发展模式能否成功转型，中国发展能否对扭转全球生态格局产生积极影响的关键。

    城市化进程伴随诸多城市病
    布局重复，产业雷同，交通拥堵，传统消失

　　许多国外学者都把“中国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并列为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中国的城市化决定着中国的未来和世界城市化进程，而中国的资源环境保障程度又直接影响着中国城市化的速度与质量。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尹中卿透露了这样一组数据:我国用了近47年的时间完成了城市化发展的起步阶段，从1996年开始进入城市化发展中期的快速成长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后，全国的城市化开始起步，1949年当时称得上城市的只有132个，城市化率不到10％，1978年城市增加到193个，城市化率提高到17.9％，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城市化率不断提高。相关数据显示，2009年底，我国建制市已经达到668个，比1978年增加了475个，城市化率达到46.6％，比1978年提高了28.7％，我国用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城市化历程，实现了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

　　对于如此快速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认为，中国处于城市化发展最快的时期，从中国的国情来说，改革开放的最近5年~10年，城市化率的提高速度，相当于新中国成立以来30年的速度。根据他们的研究，国际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期是30％~70％，也就是到70％以后城市化才能稳定下来，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增速最快的时期。

　　中国城市化进程同世界上所有国家一样，基本符合城市化发展的“S”曲线规律，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地区差异性、不平衡性、滞后性和曲折性等基本特点。提起城市人们脑海中会浮现鳞次栉比的摩天大厦，川流不息的人群，车水马龙的繁华街道。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规模无限制扩大，城市人口迅猛增长，人口和经济活动过多地在城市中心区集聚，也引发了诸多城市病。

　　尹中卿坦言，我国很多大城市是在中小城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小城市又是在乡镇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传统的城市以城镇核心为中心，从中间向四周摊大饼式发展。许多老城区改造拆字当头，历史文化古迹和老建筑被野蛮拆除，城市失去了独特风貌和传统文化，盲目扩张背后是大量农田和自然土地被低密度开发，许多城市重复布局，产业雷同。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化道路总体上朝着健康方向发展，但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也不可避免地衍生出了一系列资源环境剥夺问题和资源环境保障问题。相关数据显示，通过对城市用水和建设用地保障程度变化机理与规律的分析发现，过去30年全国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需新增城市用水17亿立方米(其中需增城市生活用水9.4亿立方米，需增城市工业用水7.6亿立方米)。

　　基于1950年~2006年的统计数据，通过分析建国60年来城市化水平与生态足迹、生态足迹强度、生态盈亏和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等表征资源利用总量、资源利用效率、生态承载能力和生态可持续发展能力指标之间的定量关系发现:在过去60年里，我国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需要增加总量生态足迹1.15亿公顷，增加人均生态足迹0.08公顷，生态足迹强度降低1.15公顷/元，生态盈亏下降6.72％，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下降为0.0073。

    资源与环境保障形势严峻
    城市化水平每增加1％，生态超载将增加5.68％

　　现代化的标志之一是国家的城市化水平，目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在采访中，专家对于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一个基本相同的预测是:“十二五”乃至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城市化仍将保持快速发展的态势。如果中国每年有1000万以上的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这就意味着城市化率每年需要至少增长1％左右，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城市化率有可能提高到70％以上。

　　在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过程中，我国的资源环境保障程度直接影响着城市化的速度与质量。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在《2050中国能源和碳排放报告》中关于我国城市化战略的低碳之路课题中指出，我国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必须面对能源超常利用和生态环境改善的压力。从现在起到2050年，我国城市要全面达到资源和能源消耗速率的“零增长”和“负增长”要求，要实现联合国提出城市“四倍跃进”的目标(即能源消费总量在2000年的水平上降低一半，而GDP要在2000年的基础上增加一倍)，要全面达到城市的能源清洁化并逐步将能源结构中煤炭所占75％的比重下降到40％以下，这些都是对城市化的严峻挑战。同时，我国城市的环境形势目前仍然处于局部有所改善、整体依然严峻的状态。

　　中科院地理所城市地理与城市发展研究室主任、区域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方创琳分析认为，未来30年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资源与环境保障形势严峻。数据显示，未来15年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需要新增城市用水量32亿立方米(其中需增城市生活用水22.4亿立方米，需新增城市工业用水9.6亿立方米)，是过去30年全国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需新增的城市用水量的1.88倍，取水难度将更大，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用水保障形势将十分严峻。通过对城市用水变化机理与规律的分析发现，2020年全国城市可供水量为950亿立方米，而2020年城市需水总量为870亿立方米，如果包括生态用水需求，则到2020年全国城市发展将至少缺水150亿立方米。

　　在未来几十年里全国城市用水保障程度不断降低，并呈现出由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逐渐降低的趋势，越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对水的需求量越大，用水保障程度越低。在未来的40年里(到205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总量生态足迹增加1.05亿公顷，建设用地生态足迹将增加0.002亿公顷，人均生态足迹将增加0.11公顷，生态足迹强度将下降0.06公顷/元，生态超载将增加5.68％，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将下降0.0064。即到2050年，在现有的城市化发展模式下，生态超载将更加严重，生态环境质量将持续恶化。改变现有的城市发展模式、构建合理的产业结构、建立集约的资源利用体系、积极寻找替代资源缓解资源压力、改善生态环境是中国城市化进程面临的严峻任务。

    科学估算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我国城市化水平年均增加0.8％为宜

　　一方面是城市化的美好前景，一方面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病”，城市化之路究竟在哪里？

　　方创琳认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不能超出区域的资源与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建议国家及全国各城市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科学估算当地城市化进程中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量力而行，不要脱离当地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而过分地追求城市化发展速度，或者以剥夺其他地区的资源环境为代价提升自身的城市化水平。在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过程中，必须以城市资源承载能力和生态环境容量为前提，以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城市为总体指导思想，确保以低资源消耗、低环境代价换取高城市化质量。

　　城市化进程过快会超出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引发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故要限制因进程进一步加快而形成的过度城市化；但进程过慢，虽从某种程度上保护了生态环境，但也会限制工业化与经济发展，形成低度城市化。这就要求在城市化进程中，坚持循序渐进原则，科学核算与我国工业化及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的城市化水平，据此将我国城市化水平年均增长速度确定为0.8％为宜。同时，东、中、西部地区，不同主体功能区等不同区域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应有所差异，严防脱离实际的比指标和比速度。

　　在国家“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规划城市规模与布局，要符合当地水土资源、环境容量、地质构造等自然承载力，并与当地经济发展、就业空间、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相适应”的基础上，国家在‘十二五’规划中又强调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城镇化率从47.5％提高到51.5％，完善城市化布局与形态，不断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受资源与环境条件的限制，城市规模不能“没有极限地增长”，当城市集聚效益与外部成本之差最大时，城市就处在最佳规模或合理规模之上。因此，城市人口规模一定要根据当地的资源禀赋和环境基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规模收益等进行合理确定，因地制宜地推进适度规模和适度体量的城市化发展模式。

　　同时，国家“十二五”规划及中长期规划中应淡化城市化水平的增长指标，突出城市化的资源环境约束指标，要把单位城市化水平的能耗、水耗、建设用地消耗以及污染物排放量作为约束性指标，同单位GDP能耗、水耗、污染物排放量一样纳入削减目标，提出明确的削减比例，并将其纳入城市“十二五”规划目标考核评估和城市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指标，把城市化的资源环境约束指标作为衡量城市化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准。各地城市政府要制定出单位城市化水平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考核办法，实行动态考核制度，逐步提高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资源环境保障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