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早教机:求变将是中国种业的趋势 | 农资与市场 - 中国农资人论坛 - 农资第一互动媒体

求变将是中国种业的趋势
内容摘要: 记者走访发现，我国种业研发投入方式、品种审定及评价机制存在很多“梗阻”，育种科研体制改革并未实现真正的产学研结合。2006年，中国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列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
陕西渭南市三张乡薛家村农民王占和去年种了5亩玉米。夏天持续的阴雨天气曾经让他非常担心收成，但收获时他乐不可支――亩产959斤，比村里其他人家要多打200来斤！主要原因，是他用了“先玉335”这个新品种。
这个“洋种”就是美国杜邦集团先锋良种国际有限公司花了20多年时间，专门针对中国市场培育的。
先锋良种国际有限公司中国区原总裁刘石算过一笔账：“先玉335”在国内种植面积已达1900万亩，按每亩平均增产170斤计，实际带来增产32.3亿斤。如果按市场平均售价每斤0.62元计，因种植这个品种玉米给农民带来的增收额达12亿元。
然而，面对转基因玉米这个天外来客，中国的玉米专家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目前在水稻、小麦、玉米这三大粮食作物中，玉米种业面临的外资竞争压力最大。
“双轨制”困境
是什么原因让中国的种业与国外差距如此之大呢？
记者了解到，目前，困扰国内种子企业与外资竞争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内讧，而内讧的根本原因即是国内种业的双轨制困境。
双轨制带来的是国内育种的非完全市场化和非完全产业化。在双轨制的种业研发机制下，公共研发机构和私营育种企业之间矛盾频发。
先锋中国区原总裁刘石说，作为公共机构（科研院所、大学），它主要应该做的工作是基础研究、教育和技术推广，但是现在将一部分资源投入到应用技术方面的研发，造成的结果是种业的非完全市场化和非完全产业化。
非完全市场化是指销售过程中，因为消耗的是公共资源，可以卖得便宜点，只要赚了钱，就都是个人的，从而造成市场价格混乱；非完全产业化是新品种研发完以后，自己再繁育或请人代繁育，往往卖出去以后什么都不管了，没有进行有效的售后和技术服务支持，造成了公共研发机构和私营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
而且双轨制下，种子研发机构众多，不乏仿制、种子品种侵权事件的发生，造成公共研发机构和私营育种企业之间矛盾的爆发。
记者走访发现，我国种业研发投入方式、品种审定及评价机制存在很多“梗阻”，育种科研体制改革并未实现真正的产学研结合。
大学教授、科研人员办企业、做商人是不正常的产业现象。专家认为，我国现行种业研发投入方式、品种审定及评价机制，客观上造就了科研队伍与企业并存的“双重利益集团”，大学院士办公司表面上是产学研结合了，但因其成果不能流动，实际上反而强化了产学研的分离。
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大和说，我国种业体制改革到现在还没有进行彻底，全国县一级、市一级种子公司约一半仍是事业单位，县市级以上种子公司，目前有财政供给的，有差额供给的，有自收自支的，实际上是一个多元化的体制，导致各类型企业在市场上没有同一个起跑线，没有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造成市场混乱价格大起大落。他说，“我们每年用于种业研发的费用大致在1000万元左右，与国家给科研单位投入的巨额经费相比，人家相当于零成本和我们竞争。”
辽宁联达种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许云岱说：“三年前的时候，种子行业打官司的数量最多，一年打200多起，都是种子侵权的案子，既有种子公司之间的，也有种子公司和科研院所之间的，自己人互相掐，内耗巨大。其实说到底，新品种不还是用国家的钱研制出来的，有什么争的？”
据中国农科院农经所调查，目前全国450多家科研院所创办了3000多家种子公司。科研单位利用国家投资选育出品种后，要么自己办企业生产经营，造成种子企业数量增加；要么高价转让给一家甚至多家企业，致使企业获得品种具有不确定性，影响了企业发展的后劲，难以持续发展。
农业英才网专家范洋认为，中国种业要做大做强，应探索国家与市场共同投入“双轨制”研发方式，通过真正的市场竞争推动市场重新洗牌，从整体上提升国内种业核心竞争力，并联合国内优势科研单位和优势种子企业，按照种业生产的相互关系，在种业的上中下游形成链条，上游以整合优势科研单位力量为主，中游以整合国家和省级种子企业力量为主，下游以整合主产县的经销商和基层推广队伍为主。
农业部种植业司负责人透露，目前我国种子研发、生产单位有7000多家，种子零售商超过10万家，种子研发力量分散、规模有限，导致重复研究，资源白白浪费。
北京联创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彭泽斌表示：“国内育种规模普遍小，以玉米为例，很多育种单位每年组配的组合只有1000~2000个，与西方大企业比规模实在是太小太小，组配上万个的单位不是很多。”
与国内种子研发力量小而散相伴生的是研发投入的不足。国外大型种子企业每年将销售收入的10%投入研发，有些甚至高达15%。2006年，在国际六大农业巨头中，巴斯夫用于研发的资金占到销售收入的14%，先锋和拜耳占到11%，先正达、孟山都、陶氏各占到10%，其中先正达2006年投入研发的费用在六大巨头中居首，达到7.96亿美元。
在国际种业巨头雄厚的资金、技术背景和先进的管理理念面前，国内的种子企业显得“弱不禁风”。据农业部统计，目前全国持证种子企业多达8700家左右，注册资本在3000万元以上的只有200多家。与种业发达国家相比，国内种子企业“多、小、散”，自身积累少，实力普遍较弱。
我国转基因先驱人物、80岁的著名科学家范云六院士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在转基因研发上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差距很大，主要表现在：一是我国种业公司处于成长期，小而散、多而乱，地方保护主义较为严重，规模化经营水平低；二是种子研发、创新能力较弱，生产、销售和研发严重脱节，缺乏种业国际核心竞争力；三是产学研结合松散，研究成果不能快速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以产品为导向的研发目标不明确；四是转基因技术综合创新能力不足。
一些转基因专家还提出，应当考虑如何从国家长久利益出发，积极扶持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研发能力不足，已成我国转基因科学界的共识。
部分农业科学家认为，我国种业虽还未到“灭顶之危”的地步，但的确已经到了要“捏把汗”的时候了。其主要原因，是企业研发能力差。据调查，在8700多家种子企业中，育繁推销一体化企业仅有95家，大部分企业没有自主研发能力，88%的品种出自科研单位。而美国的科研院校仅作基础性研究，95%的品种出自种子企业，企业工厂化式育种大大提高了育种水平和效率。
张世煌说，即使有研发能力的企业也投入不足。大多数企业都“只买不研”，有些甚至只向研究机构买新品种审定的批号，投入市场的却是传统而可靠的品种。对于已具备商业化育种基本条件的农作物，大多数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额的比例仅为2%至3%，而跨国公司一般科研投入占销售额的10%左右。
而大多数研发单位又是“只研不产”，产业化进程太慢，“从八十年代开始，我们在转基因研究上虽然走出了一步，但是却没有很好地应用于产业实践，在粮食作物上的产业化速度太慢，从1998年到2008年，国家没有批准一粒转基因粮食作物的产业化。”农业科学家、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原所长黄大昉说。
“好的技术你挡不住。”黄大昉还强调，“所以，中国打破垄断的根本在于发展自身的转基因技术，提高自主研发能力。”
据此，先锋中国区原总裁刘石建议，国内种子企业应该加速整合、重组。张孟玉说，中国种子集团公司并入中国中化集团公司，目的就是希望成为国内种业中的“麻雀头”，有实力与跨国公司互动。
刘石的观点与范云六、黄大昉、郭三堆等科学家不谋而合，产业集约化，已成为科学界和产业界的一致呼声。
“未来中国的玉米种子产业，应该形成以3-5个龙头企业为领军，20-30个地方中型企业为中坚，200-300个小企业为补充的中国种子产业的格局，其余的将会专门从事销售，推广和服务的公司。”中国转基因科学奠基人、著名科学家范六云在接受农业英才网记者采访时说。
面对全球跨国种业巨头转基因技术的垄断局势，中国意识到了粮食危机问题的严重性，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了政策提速。
80年代中期，我国将生物技术列入国家高技术发展计划——863计划，与此同时，农业部也启动了相应的计划开展转基因作物研究。
为应对日趋激烈的农业生物技术国际竞争，加快我国转基因植物研究与产业化的步伐，中国于1999年开始正式启动实施了“国家转基因植物研究与产业化专项”。差不多同时间，国家启动了“973”计划。
“上述三个国家高新技术计划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在转基因植物领域的研发能力，与其他领域相比，我国植物转基因技术的研究能力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相对较小。”转基因科学奠基人范云六对本刊记者表示。
但由于那时我国转基因安全管理工作尚未起步，相应的法规、条例等尚未出台，没有对转基因植物进行详细充分的安全性评价，因此其商品化种植停顿了下来。
但是我国转基因研究的步伐不但没有慢下来，而且在近几年特别是国家转基因重大专项实施以来，呈明显的加速趋势，不但国产抗虫棉已经大面积推广并在和国外的抗虫棉竞争中取得了胜利。
2006年，中国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列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
然而自此以后，这个规划纲要就陷入了无休止的反复讨论和修改之中。
2008年7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该专项的资金来源于中国科技部的专项经费，拟投入资金约240亿元人民币，其中国家直接投入120亿元，课题承担单位配套120亿元。资金将主要投入到转基因工程的研发当中。消息一经传出，各种声音纷沓而至，占主流的声音认为这个专项的通过能够掀起中国日后农业发展路线的轩然大波。事实上，转基因科技在中国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可谓经历了千辛万苦。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表示，“此次转基因重大专项的通过经历了不计其数的讨论和修改。”而目前中国政府的态度是：一边实施，一边完善。
随后，2009年6月，国务院发布《促进生物产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提出“加快把生物产业培育成为高技术领域的支柱产业和国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2010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继续实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抓紧开发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功能基因和生物新品种，在科学评估、依法管理基础上，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
范云六表示，由于我国先后启动了“863”计划、“973”计划和“转基因重大专项”等国家重大科技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具有相当研究实力的单位都积极参与其中，一批从事生物学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参与到农作物生物育种研究中来，有力地加强了研发实力，提升了研发水平，例如在水稻功能基因发掘等方面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一流水平。
据悉，农业部目前正会同科技部、发展改革委等10个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领导小组成员单位，遵照中央和国务院的总体部署，遵循“强化自主创新，突出战略重点，创新管理机制，培植生物产业”的总体思路，坚持以产品和产业为导向，上中下游紧密衔接、多部门多学科联合协作、产品研发与安全评价协调推进和分类分步推进产业化的基本原则，从而使科研成果更快更好地转化为生产力，加快实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努力获得一批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培育一批抗逆、抗病虫、优质、高产、高效的转基因生物新品种，为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为了加快产业化进程，农业部还于2009年8月17日依法批准发放了转植酸酶基因玉米“BVLA430101”、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及杂交种“Bt汕优63”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
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我国的转基因技术自主研发能力得到明显提升。范云六不无兴奋地表示，我国是世界上继美国之后，第二个自主研制成抗虫棉的国家，转植酸酶基因玉米、转基因水稻研制已处于世界前列，并开发出包括具有抗病、抗逆、抗除草剂、耐旱、氮磷肥高效利用、产量提高、品质改良等性状的多种转基因作物新品系。